作者 ▏刘建军
此文根据“森”口述整理。
所谓吃“趟趟饭”就是那种在饭馆里吃了饭，又不想付饭钱的逃单食客。这种逃单行为，在古时有之，在今日之社会也是不胜枚举，无疑应受到公法的惩戒和道德的遣责。
通常起这种“打猫心肠”的食客在酒足饭饱后会采用这样的惯用伎俩：一种是趁饭馆老板和店小二不注意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拔腿就跑，让其鞭长莫及；另一种是正儿八经的给饭馆老板扯起“躲子（扯谎的意思）”，让其信以为真，然后再大摇大摆的逃之夭夭；再另一种就是，“月亮底下耍大刀———明砍（侃）”，“老板，今天多有得罪，兄弟我4个包包一样重（意思是衣裤兜里都没有钱），要打要骂，悉听尊便。”
饭馆老板对逃单的白吃食客最上肝火，也百般无奈，要么罚做苦役，让其筋骨受到折磨；要么暴打一顿，然后再扭送到派出所由公安同志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置。
我曾有过吃“趟趟饭”的劣迹。
那是在我“插队”的第一年，是一个进入浅秋的季节。屋外老是小雨绵绵，不能下地做农活，就只好躺在床上扎雨班。那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屋外“咚咚咚”的敲门声，“小老乡，还在睡嗦？快起来，今天逢场，我带你去县城赶场。”我一听是“眼镜”的声音，就急忙下床为他开了门。
在我到来之前，“眼镜”是全大队唯一个“知识青年”，他已在这里“扎根”三年了，在贫下中农当中有着不错的口碑。我能在这个偏远的乡村里结识“眼镜”，不得不说是种缘份，这不单单他是成都知青，更巧合的是，他与我还同为十六中的校友。他是老三届的，比我大3岁。
虽然不在同一个生产队，但有这些人生奇缘做铺垫，足以让我们的关系走得更近。他在生活上也很关照我，隔三差五总会带一些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送给我。这让我这个远离父母身边，第一次来到这个偏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在精神上也稍稍舒缓了内心的郁闷。必定“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亲近之人为伴，彼此都可以有个照应。
“钱都不得，赶啥子场哦。”我一边打开房门，一边对他说道。
他走进屋里，点燃一支烟笑着对我说，“你只管跟到我耍就行了，今天中午打（进）馆子算我的。”
反正在家扎雨班闲着没事做，况且我来到这个穷山僻壤都快半年了，还没有去过县城哩，那就跟着他去赶回场耍吧。
我穿好衣服，蹲上鞋，也顾不上弄早饭吃，就冒着小雨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朝着离县城20多里的方向走去。
我所在的生产队属低矮山丘。虽然离县城只有20多里路，但乡村小路蜿蜒崎岖，坡坡坎坎，小型的机动车都开不进山里，进不了村。村民们要走出偏僻的山村去看外面的世界着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一路上我们俩先是有说有笑有唱的，可是走着走着就被彼此的喘息声给代替了。我俩都没有手表，也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到了县城。
这时的集市已开始散场了，人们拿着自己换购来的生活用品和生活资料纷纷离开集市。反倒是街上的饭馆里打起了拥堂，叫喊声，吆喝声响成一片，呈现出一派门庭若市的热闹景象。最让嗅觉挡不住诱惑的是，从那馆子里弥漫到街上的各种炒菜、烧菜、炖菜混合在一起的油香味。我马上意识到现在已是正午了，人们忙着吃晌午饭哩。也许是条件反射，顿觉脑壳玄晕，饥肠辘辘。
此时，我和“眼镜”的双脚不是朝着集市的方向走去，而是顺着漂溢香味的地方缓缓的移动。站在饭馆的窗户边，我俩的眼睛不约而同的朝里面看过去，两只眼睛似乎都掉进油卤卤的肉汤里了。这一看不打紧，我嘴里早已盛满的清水，不知不觉地从嘴角缝里流了出来。与此同时，我也看到“眼镜”的喉结处有慢慢吞咽的动作。“走，先进去把饭吃了再说。”还是“眼镜”这句话来得及时，要不然，我耽怕饿得都要往地上梭了。
饭馆里摆有10多张四方桌，每张桌子配有4根木条櫈，桌子的中央放了一个插筷子的竹筒。饭馆堂子看起来不算很大，但吃饭的人却不少。我和“眼镜”好不容易在堂子的旮旯处找到了一个跟别人拼成的座位。“眼镜”向吆喝的服务员点了一个“炒白菜”、一碗豆腐汤和两个半斤米饭。我问“眼镜”，在成都一般都是先买牌子，然后再凭牌子上饭菜。他只是诡谲的朝我眨了一下眼睛，“这地方是先吃饭后付钱”。
不一会儿的功夫，服务员就把饭菜都端上来了。也许是早上出门没有吃早饭，再加上饿起肚子走了那么远的路，这时我看到白花花的米饭早已是饥饿难耐了。我从竹筒里抽出筷子，菜没有往碗里拈，也没有等请我吃饭的“眼镜”来句开场白，土巴碗里被垒成尖尖的米饭，已被我锋利牙齿削去了一大截。
“是……是成都知青吧？”同桌的青年男子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胀着通红的脸，不间断地打着刺鼻的酒饱嗝，结结巴巴地问我。
我微微地抬了下一头，一看就是县城的操哥，也没有搭理他，只顾一个劲的往嘴里刨饭。
“多久没有吃肉了？到县城来，撇死也要整一盘回锅肉噻，也好打一回劳（解馋的意思）嘛。”
听到那“县操哥”还在用轻蔑的语言挑衅我俩，我那张正在咀嚼的嘴瞬间就不动了，一直埋在土巴碗里刨饭的脑壳也猛然地抬了起来，“各吃各的饭，有你锤子相干呢？”
“县操哥”立马被我一脸的怒气给唬住了，他再也没敢吱声。“眼镜”急忙用手靠了我一下，把我给劝住了。
这时，“眼镜”叫我把端在手里的饭碗放下，然后他叫过服务员又重新要了“凉拌心舌”、“回锅肉”、“鱼香肉丝”、一盘油酥花生，还要了一斤高梁酒。
我急忙拦着他，没必要跟“县操哥”斗气。因为这样的饭菜，仅凭我俩的经济实力是吃不起的。况且“眼镜”跟我一样都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无产者”。
这时，我看到“眼镜”一脸的无所谓，他又在镜片后面诡谲的朝我眨了眨眼睛，笑道，“喊你吃，就吃吧。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我确实不胜酒力，才抿了几口，我已周身通红。“眼镜”见状后就把我碗里的酒折在了他碗里，然后他又浅浅的咂了一口，小声地问我，“小老乡，今天出来巴不巴适？”
“吃得这么好，花了你那么多钱，咋个不巴适呢。”我红着脸回答道。
“我现在还要在这里等外公社的知青朋友，就不能与你同路回队上了，你就先回去。但要记住，千万不要在县城里逛，也不要回头来找我，直接回到家里等我就是了。”“眼镜”对我轻轻的耳语道。
他叮嘱的口气中显得有些凝重。当时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那些事，就照着他说的并带着几分微熏直接回家了。
自从前两天在县城的饭馆与“眼镜”分手后，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这让我有些担心起来。
那天下午，收了一个早工，我想吃过晚饭去“眼镜”家看看他。就在这时，大队广播站的喇叭里响起“翠花”的声音，她那一腔本土的普通话着实让我捧腹。她十分郑重地报播，今晚大队书记有重要指示要给社员同志们传达。
我坐在夜幕下，望着挂在屋檐下那只扑满尘土的矿石喇叭，静候大队书记的“指示”。不一会儿，喇叭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都解放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听说过在馆子里吃了饭不给钱的，还扯起一趟子想跑人，结果被人民群众抓住了，然后绑起送到了人保组（派出所）去了。这哪里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嘛，简直就跟蒋介石手底下的土匪地痞差不多。”
听到这里，我猛然想起了“眼镜”，莫非是他出事了？这时有几个社员路过我的家门口，其中一个跟我较熟悉的对我说，“你们那个戴眼镜的知青遭了，他在县城的馆子里吃了饭不给钱还想跑，被人逮到后遭打腾了，还让书记去领人，现住在县医院里。”这下我可以基本确认书记说的那个人就是“眼镜”了。
此时，我内心有一种莫大的内疚感。如果当初我不为那点小事与那个“县操哥”发生争执，“眼镜”就不会点那么多菜为我（或为我们知青）争脸面，也许现在就不会发生那些丢人现眼的事，他也不会遭受皮肉之苦，这些都是因我而起的，是我的错呀。
第二天早上，农民家的鸡还没有打鸣，我就偷偷的进了县城去了医院。
“眼镜”的脑壳和右手臂缠着绷带，一个人无精打采的靠在床挡头。一看到我出现在他的面前，既惊奇，又高兴。当他看出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时，他急忙用左手拍了拍我的手臂说，都过去了，没事了。他还总结式的讲起了那天我离开后发生的事。
其实，那天“眼镜”并没有等人，而是想我们两个在一起目标太大，于是先把我支走，他再伺机跑人。哪晓得，那个“县操哥”一直盯着他。只要“眼镜”一起身，“县操哥”就问，“吃完了，要结帐了哇？”眼看自己已无法脱身，就只有硬着头皮跑。当“眼镜”还没有跑出饭馆，就被“县操哥”和一干群众挡下，然后扭送到了人保组。当然，在扭送的路上“眼镜”遭到的是一顿群暴。
听完“眼镜”的讲述，他显得格外的平静，脸上没有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而我却深深地陷入了自责，一种良心和道义的自责。
今年春节，我去了“眼镜”家。他已是儿孙满堂，生活也很殷实。在酒桌上，一提及当年那件荒唐事，他不住的哈哈大笑，他的笑声仿佛又勾起了我对那顿“趟趟饭”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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