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佛学研究》2021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周渊老师授权发布。
内容摘要：宋刻、元补、明递修的《碛砂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影印出版，为学界广泛使用。百余年来，研究这部藏经的论著层出不穷，共检得353条，编、著者208人。本文整理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不仅梳理了研究简史，也从9个方面介绍学界的成果，分别是现代收藏、与其他藏经的关联、目录、刻工、刊刻地点与相关人物、扉画与刊记、随函音义、校勘、影印本。
关键词：普宁藏 延圣院 刻工 藏经
《碛砂藏》是始刊于南宋平江府陈湖中碛砂延圣院的一部藏经，刊刻地点在今天的江苏苏州吴中区，刊刻时间始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完成于元至治二年（1322）。此藏刊刻时间较长，前后绵延百余年，历经多任主事者。
从版本传承来看，《碛砂藏》比刊刻时代更早的《福州藏》《思溪藏》新增了不少经典，其内容及版式又影响了后来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从史料价值来看，卷末拥有丰富的刊记，可以作为管窥宋元佛教史、社会史的重要材料。从使用情况来看，有赖影印本的出版，这部早期的刻本流传广泛。一个多世纪来，对这部藏经的研究层出不穷。目前（2020年3月29日）共检得论著信息353条，编者、著者等共208人。
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碛砂藏》，也可以让我们认识佛教经典传播与演变的历史。以下首先简述百年来的研究史，再逐一介绍各个方面的主要成果。
研究《碛砂藏》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民国影印本出版之后，但是在此之前，其实学界已经有不少人予以关注。以下按时间顺序简述。
1881年，杨守敬赴日本使馆就职，之后开始大量收购中国古籍，买到了一部《思溪藏》。他将购买的经过记载在大藏目录的卷后，后来又收录于《日本访书志》卷十五。在那个时代知道《碛砂藏》的人不多，其实杨守敬所买的这套《思溪藏》中的《大般若经》部分正是以《碛砂藏》配补的。[2]
1913—1914年，常盤大定在日本《哲學雜誌》上连载其长文《大藏經雕印考》，这是目前所见对刻本藏经最早的系统论述。其中专章介绍了“碛砂藏版”，不过应该是因为材料有限，这一章只有简短介绍，不像讨论其他藏经一样涉及具体的刊刻年代、收录卷数等问题。常盤大定主要依据的材料是明王世贞《楞严寺刻大藏缘起序》及冯梦祯《刻大藏缘起》中的只言片语，并大致推断出《碛砂藏》是宋元时期的成果，且与弘道尼有关。[3]
1914年，常盤大定、境野黄洋等人举办了第一届东京“大藏会”，[4]展览佛教的古经卷。同年，日本《新佛教》刊载了此次展品的目录，其中常盤大定展出了川越喜多院所藏带有“碛砂延圣院”刊记的佛经，并题名为“宋本（碛砂本？）”。[5]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展出《碛砂藏》并定名的记载。
1915年，“仏教各宗学校连合会”开始举办京都“大藏会”。从后来结集的《大蔵会展観目録：自第一回至第五十回》可知，在1936年影印本问世以前，日本展出了大量《碛砂藏》的零本。比如第一回即设“元代延圣寺藏经版”，收录了善福寺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内藤湖南藏《发智大毗婆沙论》卷百五十一等；第二回设“碛砂延圣寺版”，收录了南禅寺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五。[6]
大藏会的成果影响广泛。1922年，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即以上述三部经典的刊记，介绍“延圣寺大藏”的布施者朱文清、补雕者管主八等。[7]同年，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同样利用了大藏会的展品讨论河西字大藏经，他使用的是《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末管主八的题记。[8]
另一边发生的事情是，1915年，开元寺所藏经卷移送至卧龙寺。1923年，康有为在卧龙寺看到经册堆积，且布满尘埃，于是与住持达成协议，交易这套藏经。后来由于运输过程中发生纠纷，越演越烈，社会各界传闻康有为想要在西安“盗经”，因此交易一事取消。1928年，省教育厅长黄统奉省主席宋哲元令，将卧龙寺经卷移至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即今陕西省图书馆。[9]
虽然陕西本已经被发现，但是由于没有整理出版，因此这个时期对《碛砂藏》的研究偏于介绍，而少有新的进展，如深浦正文1924年的《佛教聖典概論》即是如此。[10]1930年梅光羲所撰《佛典略说》甚至认为碛砂版几乎“散失不传”了。[11]
事实上，约在1926—1927之间，美国人吉礼士（I.V. Gillis）[12]买到了原藏于北京大悲寺的一部《碛砂藏》，1929年运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后来又辗转卖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只是相关的整理工作也没有展开。[13]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成果是，1929年出版了《大正藏》的《昭和法宝总目录》第1册，收录了《碛砂藏》刊刻时的宋本目录《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等目录》。[14]
1930年，内藤湖南在影印本《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的跋文中比对了《碛砂藏》和《圆觉藏》的目录，发现二者在函号和卷数上完全一样，[15]这个发现证实了两部藏经之间的关联。
1936年，小野玄妙的《佛教经典总论》介绍了历代藏经，文中约略提及了《碛砂藏》的宋本目录，并且以该目录刊刻的时间为节点，来推断全藏的完成情况。小野玄妙的材料有限，只能依靠零星的题记做研究，但是大体指明了《碛砂藏》宋刻元补的史实。相比起他得出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他介绍了《碛砂藏》在日本的收藏概况。[16]
1933—1936年，上海影印自陕西省图书馆的《碛砂藏》陆续出版。首册之一，收录了释印光、释虚云、欧阳渐、蔡元培、朱庆澜等人的序跋，详载此书影印的价值等。首册之二，有叶恭绰的《碛砂延圣院小志》以及蒋维乔的《影印宋碛砂藏经始末记》；前者应是研究《碛砂藏》的第一篇长文，后者则记载了陕西本《碛砂藏》发现的经过及影印时的艰苦过程。
陕西本《碛砂藏》的价值自不待言，在其影印本公布4年之后，其实国内又有一套近乎完整的《碛砂藏》被发现。1940年酒井紫朗、吉井芳純二人发现了山西崇善寺藏有《碛砂藏》。[17]1941年，小川貫弌亲眼见到了寺内藏本，并且做了调查。[18]崇善寺本较少配补，因此可以成为比对他处藏本的依据。[19]
1956—1962年，吕澂为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撰写词条，其中的《碛砂版藏经》《元刻普宁寺版藏经》《明初刻南藏》《明再刻南藏》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碛砂藏》的刊刻背景及与其他藏经之间的关联，并且提到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评价：“在宋、元各种大藏经刻版中再没有像碛砂版这样关系复杂的了。”[20]
1964年，为了庆祝京都“大藏会”成立50周年，小川貫弌等人组织出版了《大蔵経：成立と変遷》。书中也对《碛砂藏》做了概述，值得注意的是，提到了在刻工、扉画等方面与管主八所主持之西夏文大藏经的关联。[21]
1992年，日本奈良县教育委员会发行了《奈良県大般若経調査報告書》，记录了西大寺藏《碛砂藏》信息，由此世人始知此藏最早的刊刻年代是南宋嘉定九年（1216），最开始是比丘了懃个人发起的行为，组织刊刻了十二卷《大般若经》。
1994年，中村菊之進在《密教文化》第184—186期上连载其长文《碛砂版大蔵経考》。此文主要利用中日藏品中卷末的刊记，集中讨论了《碛砂藏》在宋元不同时期的布施者、组织者乃至寺院的住持和僧侣，还原了刊刻过程。
2003年，何梅在《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中负责第七章《宋元版〈碛砂藏〉研究》，详细阐述了存本、刊刻地点、刊刻始末，并且提到了28函秘密经及最后3函《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中待解决的问题。[22]
2015年，野沢佳美《印刷漢文大蔵経の歴史：中国·高麗篇》针对中日两地的藏品揭示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比丘了懃主持的成果不论在板木的长度还是在音释的内容上，都与其后赵安国所组织的有所区别。[23]
2016年，Lucille Chia（贾晋珠）所撰“The Life and Afterlifeof Qisha Canon (Qishazang 碛砂藏)”与中村菊之進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作者藉助其对中国版刻历史的充分了解，将《碛砂藏》的刊刻还原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同时也利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藏品进行研究。[24]
此外，尚有两部论文集值得关注。一部是2007年李际宁所著《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25]收录了作者自1995年来发表的多篇与《碛砂藏》相关的论文，如《关于北京图书馆新发现的〈碛砂藏〉》、《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与〈碛砂藏〉》等。作者使用了国图内原柏林寺所藏本，有较丰富的材料基础，且从宋刻、元补、明递修的角度分析了《碛砂藏》的刊刻历史。
另一部是2016年孙中旺主编的《〈碛砂藏〉研究论文选辑》。这是为了庆祝《碛砂藏》始刊800年及影印出版80周年而编辑，收录了十余篇重要的论文，如杨绳信《论〈碛砂藏〉》、王菡《在美国所读〈碛砂藏〉》等。
1. 陕西开元、卧龙寺藏本
根据姜妮《根据普查结果，再探镇馆之宝〈碛砂藏〉》可知，陕西本共 5646卷，计5127册，存经1396部，始天字函，终烦字函，今存陕西省图书馆。[26]
需要注意的是，杨居让指出陕西省图书馆所藏其实有千余卷并非来自开元寺、卧龙寺。[27]而胡适、何梅先后提到，陕西原本很可能已经使用《普宁藏》配补过了。[28]另外，学界一贯以开元、卧龙寺本来指代这套《碛砂藏》，但却罕有人提及两个寺院收藏的不同情况，其实早在1932年费师洪、卢美意即撰有《整理〈碛砂藏〉目录》，注明二寺各自的存阙情况。[29]
目前亲眼见过原本而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姜妮、杨居让、杨绳信三人，比如杨居让即指出宋元所刻和明洪武所刻在纸张上有厚薄、颜色的差异，[30]这是在阅读影印本时无法发现的。此藏部分彩图可见《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2014—2015）。
2. 山西崇善寺藏本
根据何梅《山西崇善寺藏〈碛砂藏〉本的价值》，崇善寺本约551函1249部5418卷，从地字函《大般若经》到弊字函《中峰广录》，较少配补，且寺内整理有实际存经的目录。[31]
最早发现此本的是日本吉井芳純、小川貫弌等人，当时即发表了相关文章。2017年起，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陆续公布了西厳寺藏“小川貫弌资料”，并做了调査报告，可以借以了解当时的成果。
3. 北京柏林寺藏本
根据李际宁《关于北京图书馆新发现的〈碛砂藏〉》可知，国图所藏北京柏林寺本始玄字函《大般若经》终烦字函《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为明初补刊本，明宣德七年（1432）由北京居民董福成请印；1966年在柏林寺大殿被毁佛像中发现，后存入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1992年在方广錩指导下，清理出2000多册。[32]需要注意的是，国图尚有来自各方的散藏零本，如杨守敬所购《思溪藏》中配补的《大般若经》、胡适原藏的《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33]、《国家图书馆西谛藏书善本图录》[34]所载原郑振铎的藏品等。
柏林寺本尚未全部公开，主要的成果可见李际宁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收有据此本发现崔法珍刊雕《金藏》记载的《〈金藏〉新资料考》、指出所谓的《武林藏》其实就是《碛砂藏》的《“武林藏”之我见》等文章。
目前可以通过《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35]见到柏林寺本部分书影。
4. 零散收藏
根据何梅描述，大陆尚有北京文物局、北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西园寺、四川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院图书馆、四川博物馆、辽宁图书馆、旅顺博物馆也存《碛砂藏》的零本。[36]我们参考2005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以及“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可以看到还有其他收藏地，如首都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37]
早在1958年，周泳先即指出云南大理凤仪县北汤天所发现经卷中有200余册《碛砂藏》，但由于此批经卷并未公开，因此学界暂未展开研究，目前仅见何梅、侯冲约略讨论了此藏传入云南的时间。[38]
辽宁省图书馆的藏品也颇为丰富。《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著录有宋刻、元补、明递修朱家经坊印本《碛砂藏》342册，存342卷。[39]馆内的这些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目前仅见根据馆藏而出版的图录《碛砂藏经眼录》。[40]
需要注意的是，古籍普查较为复杂，而《碛砂藏》又容易与《普宁藏》相混，因此上述馆藏仅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具体情况，还需实地调查。比如内蒙古图书馆藏至元三十年（1293）张遵诲出资为五台山金界寺刷印的《维摩诘所说经》卷中，但何远景根据刷印年代认为有可能是《普宁藏》本。[41]
上述藏品，基本没有完整的出版物，不过可以在各地的古籍图录以及一到五批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看到部分书影。
以上零本大体是公家收藏，其实私人藏品也为数不少，我们可以从历年的拍卖会窥见大概。当然，这些展品是否真的是《碛砂藏》，还需要进一步鉴定。可喜的是，拍卖会常会展示藏品的高清彩色图片，可供研究者判断，如“雅昌拍卖网”[42]。
现存藏品的整理，也不应忽略残片。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汉文佛典中，有十余件刻本藏经的残卷。竺沙雅章比对图版发现，其中的《增一阿含经》《善见毗婆沙律》等正是《碛砂藏》残片，且部分与影印本存在差异。[43]
1. 大阪杏雨书屋
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所属杏雨书屋所藏《碛砂藏》，共有4962卷，4548册，从天字函《大般若经》到感字函《宗镜录》，最早是韩国庆尚道天德寺信徒团体“天德社”捐赠的，在日本享德元年（1452年）由对马领主宗氏供奉在伊津八幡宫，后因明治以来辖区的变迁，而变成现在的样子。[44]
目前此本暂未公开，但1982—1985年《佛教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年报》第1到3期公布了《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图录，1998年、2009年武田科学振兴财团分别编辑了周年纪念的《杏雨書屋図録》，都可以作为参考。另外，2019年九州国立博物馆举办了《版経東漸：対馬がつなぐ仏の教え》的展览，并出版有同名图录，不仅展出了《善思童子经》等经典，还展出了《碛砂藏》的经签、経箱等。[45]
值得参考的是，从2017年2月至2020年10月，由古泉圆顺执笔，武田科学振兴财団杏雨书屋编辑了《磧砂版大蔵経目録：杏雨書屋蔵》9册，详载各部经典的经名、音义、尾题等信息。此外，古泉圆顺还撰写了两篇文章讨论此藏刊记。[46]
2. 零散收藏
日本藏品之丰富，已为学界所熟知。如上所述大藏会活动，即常有展品。日本学界探访《碛砂藏》散藏的活动，也不绝如缕。如小野玄妙自述，自大正十一年（1922）起，他参与了校勘《大正藏》的工作，后来又在高楠顺次郎以及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帮助下，调查日本各大寺院所收的藏经，因此能够见到较为丰富的原始材料。小野玄妙指出，日本寺院收藏的藏经，多以混合藏的形式存在，比如川越喜多院的宋藏，主体是《思溪藏》，但其中又有嘉熙年号前后的《碛砂藏》乃至元本《普宁藏》。[47]
目前所见，对日本刻本藏经收录最为齐全的当属梶浦晋，[48]以下在他的基础上补充参考资料及部分条目，列表格呈现。
散藏日本各地的《碛砂藏》很可能有某些共同的来源。比如1938年小野玄妙即指出西大寺、唐招提寺所藏其实是源自法华寺。[49]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常可以在上述经卷中看到“清音寺”、“下野国尾羽寺”“一切经南都善光院”的藏书印。这可以为我们梳理《碛砂藏》的日本流传史提供重要依据。此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谷大学藏《正法念处经》卷末的牌记表明，此卷乃高丽国朴氏施财印刷，反映了《碛砂藏》在高丽国的流通情况。[50]
日本所藏，太过丰富，因此想要列出各地所有藏品，恐怕较为困难。比如梶浦晋搜罗的范围已经足够全面，但并未提及南禅寺藏本。另，中村菊之進提到，大东急纪念文库、龙谷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图书馆、坂本竜门文库亦有部分散藏。[51]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1.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
由胡适、屈万里的统计可知，馆内所藏有1479种，6014卷，5359册，561函，其中宋本698册，元本1632册，用以配补的明南藏本及天龙山本868册，十六世纪末年明抄本2161册。[52]
《碛砂藏》所在“葛思德东方书库”经过多次编目，可以成为了解整套藏经的参考依据，历年编目如下：
1941年，吉礼士给收购的书籍编写了《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Title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在北京刊印。1975年，屈万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出版，此中详细著录馆藏《碛砂藏》的数量。1990年，昌彼得、吴哲夫等人在屈万里的基础上主持编撰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
2017年，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马丁先生在屈万里、昌彼得等人的成果上，编撰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书中提到馆内所收《碛砂藏》尚有三个附录，第一件是吉礼士等制的表1册，有胡适、屈万里的手记；第二件是依照《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目录》与馆藏子目的核对1册，有屈万里1965年手记；第三件馆藏有图及年代记录的14页文件。[53]
以上资料可以作为实地访查馆藏《碛砂藏》时的预先准备。
关于此藏的研究成果，除了胡适以外，汤一介认为此中所藏最早的是绍定五年（1232）刊刻的《四十二章经》，[54]但当时他认为《碛砂藏》的始刊时间是1231年，故有此说。如果知道始刊时间是1216年，或许还可以看看是否有年代更早的经卷。另外，也有具体讨论此本版本问题的作品，比如释法贤从个案出发，推断这套藏经所收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可能是白纸钞补本。[55]值得注意的是，王函提到，纽约公共图书馆还藏有一些《碛砂藏》零本，也是吉礼士从中国购回。[56]
2. 零散收藏
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佛说伏婬经》等三经同卷，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有《大威德陀罗尼经》及《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及《说无垢称经》等，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有《阿毗昙论》及《阿毗昙毗婆沙论》等。[57]以上皆是零卷，并未有大部头藏品。其中，部分图书馆的馆藏已经全文黑白影印出版了，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2014），可资参考。
以上所述仅涉及了几个主要的国家，其他地区的散藏亦不在少数，且多收有一些珍贵的材料。如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藏有4种《碛砂藏》的零卷，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善见毗婆沙律》等。谢辉即指出二经同卷的《沙弥尼戒经》与《舍利弗问经》卷末有“南阳郡妇人朴氏”的题记，与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正法念处经》略同，很可能都是高丽国金禄施财刻印的；此外卷内有“清音寺”“宝玲文库”等钤印，可见是最先藏于日本。[58]
南方系诸部藏经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福州藏》影响了《思溪藏》，《思溪藏》又影响了《碛砂藏》与《普宁藏》。因此研究《碛砂藏》可以从与其他藏经的关系入手。
首先是与《福州藏》。《碛砂藏》约、法函收录契嵩编修的12卷《传法正宗记》，卷首有延祐二年（1315）题记：“平江路碛沙延圣寺大藏经局今依福州开元禅寺校定元本《传法正宗记》，重新刊板流通。”中村菊之進据此指出《福州藏》对《碛砂藏》的影响。[59]
其次是与《思溪藏》。早在1936年，叶恭绰即指出《思溪》《普宁》《碛砂》三藏刊刻的时间、地点相近，因此彼此自然会有关联，并且指出《思溪藏》和《碛砂藏》的字体区别是“一较肥，近欧；一较瘦，近柳”。[60]
再次是与《普宁藏》，由于《碛砂藏》元刻本以《普宁藏》为底本，因此很多《普宁藏》特有的信息，也保存在了《碛砂藏》中。吴敏霞、何远景指出《碛砂藏》照录了《普宁藏》的十四条题记。[61]
最后是与《洪武南藏》。1934年，支那内学院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了《洪武南藏》。1938年，吕澂即指出，其中五百余函的版式、字体与《碛砂藏》一模一样，甚至连错简衍文也一一吻合。《碛砂藏》所存《普宁藏》题记以及得到妙严寺本补板的情况，也保留在了《洪武南藏》中。此外，吕澂也提到了二者的差异，比如《洪武南藏》有补足《碛砂藏》经题的痕迹。[62]何梅进一步指出了二者的差异，比如《洪武南藏》新刊的部分字体会有较大变化，收录的经典数量和顺序仍有细微的区别，且在版式上把《碛砂藏》的宋元版式全部调整为元刻本的版式。[63]
另外还有与《弘法藏》[64]的关联。一方面，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抽出《弘法藏》中的28函秘密经文，在杭州进行雕版，收入正在刊刻的《碛砂藏》和已经完刻的《普宁藏》。另一方面，《碛砂藏》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破损，元代湖州妙严寺搜罗众本进行补板，其中即使用了《弘法藏》。[65]因此，欧阳渐即指出现存《碛砂藏》不仅有南方诸藏的特色，也受到了北方藏经的影响。[66]
需要说明的是，《碛砂藏》的刊记保留有很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可用以了解其他藏经的刊印历史。比如早在1922年罗振玉即指出《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题记有管主八组织刊印西夏文大藏经的记载。[67]另外，学界猜测《赵城金藏》的刻经主持者是崔法珍，但缺乏较为有效的证据。李际宁指出，国图所藏《碛砂藏》保留有两份珍贵的题记，刊雕在明代鲍善恢主持的补板中，题记收录了1199年赵渢书写的碑文，表明《赵城金藏》即崔法珍所刻印。[68]
《碛砂藏》与其他藏经的关联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总体而言，现有的成果尚有不少值得深入的地方，尤其是其他藏经对《碛砂藏》的影响，还没有较全面的研究。
《碛砂藏》的板片由于长期使用，有所损坏，因此后来出现了用其他藏本配补的情况。
元代的配补，比如陕西本《碛砂藏》有相当一部分是元湖州妙严寺本补足的，此可在《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中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小川貫弌、张新鹰均指出这是对校了五种大藏经后才付刻的版本，用字相当精审。[69]
明代的配补，比如李际宁根据国图藏原柏林寺本指出，杭州僧人鲍善恢于明永乐年间补刊的事迹，并且指出鲍善恢补刊的经板，一般字体较软，较扁阔。这个补刊的部分，每册卷首都有扉画，卷尾有韦陀形象大小不同的两种牌记。[70]
明代的补板，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胡适、李际宁相继讨论了以“天龙山藏经”配补八十《华严》的情况，[71]不过高山杉认为，所谓的“天龙山藏经”并不存在，只是天龙禅寺僧人行满募缘重雕了一部《华严经》，后人用以配补《碛砂藏》。[72]
《碛砂藏》有一个两卷本的目录，题为《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等目录》。两卷的末尾均有端平元年（1234）的刊记，因此又可称这个目录为《端平目录》。
最早记录《端平目录》的人是小野玄妙。1930年，小野玄妙提到承蒙藤堂祐範的美意，去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参观，看到了《资福藏》和《碛砂藏》的目录，因此后来将这两个目录都收录到了《昭和法宝总目录》第1册中。[73]
1941年，鈴木宗忠进一步考察了目录的来源。他到京都帝国大学考察发现，这个本子是写本而非刊本，且来自京都藏经书院，是当初书院负责人中野達慧编辑藏经的时候从寺院搜集来的。他根据卷末的题记去东福寺山内的大机院看到了原件，结果发现原件同样是写本，也不是刊本，而且从注释可见，是日本元文元年（1736年）大机院的住职守泽在常乐院抄写的。
由于他亲自到寺院里面看到了写本的原卷，因此发现在封面内写有“圣一国师将来/大藏目录写”几个字。根据这个信息，鈴木宗忠指出，东福寺本《端平目录》最早是由该寺开山圣一国师从中国带来的。核对时间，《端平目录》在端平元年（1234）刊刻，而圣一国师在端平二年（1235）入宋，淳祐元年（1241）回国，时间相符。[74]
1. 目录的真实性
《端平目录》末尾有当初刊刻的愿文，愿文中出现了碛砂延圣院“藏主法忠”“住持释法音”等，是很珍贵的资料。但杨绳信对愿文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因为这个资料只见于日本，而在我国却没有发现，且愿文中出现藏主法忠的名字，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见过，与多次出现的赵安国、管主八等形成了对比。[75]张新鹰则指出，“藏主”其实是寺院里的图书馆管理人员，负责掌管经藏目录，因为总目录只刊刻过一次，所以名字在其他地方不再出现。[76]
目前学界尚未发现《端平目录》的刻本，只存后世的抄本，因此目录的真实情况如何，可能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在此之前，目录卷末的刊记依然是很有价值的材料，比如中村菊之進以此推断释法音乃延圣院第二任住持，并借此做出了历任住持的年表。[77]
至于目录的地位，蔡运辰认为《端平目录》是宋代刻藏的目录，但根据各经题记来看，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目录刊刻。[78]何梅比对崇善寺本发现，《端平目录》主要是在《碛砂藏》的宋代刊刻中发挥了实际作用，且认为目录的开雕是为了便利施主选择布施的经典。[79]
2. 与其他目录做比较
研究《端平目录》，主要是将其与《思溪藏》《普宁藏》乃至《碛砂藏》自身实际收经的情况做比较。从蔡运辰、何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端平目录》基本沿袭《思溪藏》，但并不完全相同；另一方面，《碛砂藏》实际收录经典的情况，也并非全然与《思溪藏》或《普宁藏》相同，可见刊刻过程中做了调整。[80]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陕西本《碛砂藏》在进行影印时，编辑者根据千字文编号发现还有11卷缺失，但是不知道缺失的到底是什么经典。这11卷处在元代管主八续补部分，因此宋代的《端平目录》《圆觉藏》目录，都无法借以参考，而元代《普宁藏》的目录，仅写着“武至遵计二十八号秘密经另有目录”[81]，也无法参考。
1959年，胡适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收藏，发现了其中七卷。[82]2003年，何梅书根据《碛砂藏》覆刻本《初刻南藏》的收经情况指出，西大寺藏二卷本《大阿弥陀经》，正是《碛砂藏》缺失的经本。[83]2013年，何梅发现影印本缺失的其实不止11卷，因此她不仅补入崇善寺本《佛说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一卷，又补入了元代沙啰巴翻译的5部6卷经。[84]如此则《碛砂藏》全藏之经典，皆可知其大概了。
刻工活跃的时间、地点相对固定，因此是判断版本的重要依据。《碛砂藏》的版心收录了大量的刻工，学界已有不少成果来统计这些人名。
最早记录刻工名的是1936年叶恭绰的《碛砂延圣院小志》，共录得陕西本刻工423名。[85]但同样是陕西本，后来杨绳信声称录得刻工677人，[86]而姜妮则称有689人。[87]
著录刻工时，最要紧的是排除其他版本的干扰，特别是像《碛砂藏》这样，原版、影印版都有不同程度配补的藏经，更需要小心。比如何梅即指出叶恭绰所录刻工中，其实包含了妙严寺本及《普宁藏》的刻工，需要排除。何梅共录得《碛砂藏》刻工姓名383人，妙严寺本刻工40人，28函秘密经中的刻工18人。[88]
此外，2006年李国庆部分公布了《宋元刊〈碛砂藏经〉雕版刻工表解》，其中“单经细目及刻工题名表”不仅列刻工名，而且也列所在经典名，甚至还列出了部分卷次末尾补板题记，颇便使用。[89]
以上主要是针对陕西本的刻工表，且大多基于影印本，只有一个来源，无法交叉验证。日本收藏《碛砂藏》的单位较多，也各自出版了丰富的调查报告，如1992年的《奈良県大般若経調查報告書（一）資料篇1》即记载了西大寺《大般若经》的刻工情况。[90]2000年，野沢佳美大量使用了日本各收藏机构所制作的调查报告书，因此收录的刻工名较上述成果有所不同，而且将不同地点所藏《碛砂藏》的刻工进行了比对。他将《碛砂藏》的刻工分为宋元两期，并且注出了刻工名的不同书写方式以及不时出现的籍贯。[91]
不可否认的是，藏经的刻工和外典的刻工一样，书写的方式大多较为随意。姜妮指出，有的刻工有名无姓，有的刻工有姓无名，而且刻工在留名时并不规范，比如很难判断陈一清和陈一青是不是同一个人。[92]野沢佳美强调，收罗刻工，应该首先分清哪些是原刻，哪些是后世的续补，比如同是日本藏的《大般若经》，西大寺本、野藏神社本所载乃宋代刻工，但法华寺本则混有有元代补板时的刻工；又比如，西大寺本较增上寺本多出来的刻工，很可能是后来补刻的，因此需要仔细甄别。[93]
举例来说，上海古籍出版的《经律异相》以影印本为底本，但是却没有注明影印本的配补情况。北村高以此本为例，将随意、散乱的刻工名与有明确纪年的尾跋联系在一起，由已知求未知，从而确定各部分的版本情况。[94]这启发我们，完整的刻工表不只是罗列人名，也要注明各个刻工所刊刻的经卷、与谁一起刊刻了同一部经卷。收罗刊记，要列出拥有同一年代刊记的经卷是哪些，还要列出都是有哪些人刊刻的，才有利于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经卷上不止有刻工的姓名。杨绳信提到刻工会将写工留下的记录一并刊刻下来，比如《碛砂藏》公八末：“比丘志开书，此卷计七千五百字。”[95]何梅共记录有书写《碛砂藏》经文的61人的姓名，比如比丘法云、慧彻、志开等，居士陈道厚、朱元等。[96]
《碛砂藏》的刻工名，不仅会略写、用同音字，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用非汉字文字。
根据《大蔵経：成立と変遷》可知，大德六年（1302），管主八开始在大万寿寺组织雕造西夏文大藏经；大德十一年（1307），管主八取大都弘法寺的秘密经在杭州雕刻出版，后续入《碛砂藏》。由此可知，有部分刻工既负责雕刻了西夏文大藏经，同时也在负责《碛砂藏》的这些秘密经。因此，元代刊印的《碛砂藏》，在板木空白处会有西夏文字。[97]
1991年，北村高指出，在元版碛砂藏版心应该记录刻工名的位置，出现了6例八思巴文字以及4例西夏文和回鹘式蒙古文等其他文字。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非汉字文字并非贯穿某部经的整卷，而只是在个别叶面中出现。因此，北村高得以将这些文字和其他页面的汉字进行比对。比如“资三”《十住毗婆沙论》卷三第二叶版心分左右两列出现了
可惜的是，这些文字与汉字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一个八思巴文对应很多汉字，因此大部分时候，仅凭版心的零星记载，很难推知这些非汉字文字记录的是刻工的名还是姓，更不用说比对出具体是哪位刻工。另外，北村高所依据的，主要还是影印本《碛砂藏》，因此如果能走访世界各地藏品，或许可以找到更多这种非汉字文字，并且找出刻工使用这些文字的原因。
庞大的刻工名间，也可以找出规律。
杨绳信指出，其中有同姓合刻的现象，比如游和与游谦、胡昶与胡垲等；而且在刻经次序上，老刻工往往刻各函的前几卷，但是新手则刻后几卷；另外，作者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即推算宋元刻工的工价。他将布施者提到的总金额除以该经的字数，从而取得单字的工价，结论是，南宋末年每个字工价是1文钱，元大德年间，刻工工资的购买力基本持平，可是到了元末，刻工能够得到的，就只有大德年间的三分之一左右了。[99]
由于刊刻的时间和地理位置相近，几部藏经之间其实也有共通的刻工，比如野沢佳美指出，《碛砂藏》和《后思溪藏》共用的刻工9名，和《普宁藏》的是49名。此外，野沢佳美以西大寺《大般若经》为例说明，《碛砂藏》宋刻中出现了不少冠有建安、武夷等福建地名的刻工，其中也有人参加了《后思溪藏》的刊刻，由此可见南宋中后期浙西和福建之间刻工的移动情况。[100]值得注意的是，内典刻工也同时刊刻了外典，Lucille Chia即列出了元本《碛砂藏》刻工同时刊刻《礼记正义》《史记》《后汉书》的例子。[101]
与《碛砂藏》相关的地点、人物均值得关注。
首先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
平江府是刻书的重要地点。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平江府刻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102]另外，此地尚刻有《嘉泰普灯录》《韦苏州集》等书。[103]宿白指出，平江紧邻北宋以来两浙的雕印中心临安，两地多有互见的刻工，但是在嘉定以后，平江本地的刻工开始增多，这也是能够刊刻《碛砂藏》的一个原因。[104]
至于延圣院，叶恭绰根据元僧圆至所撰《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记》等指出，延圣院最早是南宋乾道八年僧寂堂获赠陈湖中的碛砂洲后所建，且寂堂曾学于水菴一公与密菴杰公两位禅师。[105]田海发现，《碛砂藏》的刊记中，出现了大量使用白莲运动教名“普”“觉”的居士。这些居士没有用本名来称呼自己，与宋元时期兴盛的白莲运动密切相关，而正是建立延圣寺的和尚寂室，极大地推动了白莲运动的发展，并且强调要反复念诵佛名。[106]
其次是弘道比丘尼。
崔法珍比丘尼组织刊刻《赵城金藏》，但自明代冯梦祯开始，相传为了促成《碛砂藏》的完工，有位弘道比丘尼也做过断臂募缘的事。李际宁专门论述了这个事情，他认为崔法珍的事情是最原始的记载，其他的则是以讹传讹，未必可信。[107]其实，早在1973年，《望月佛教大辞典》“磧砂板大藏經”条目就记载，崔法珍比丘尼受戒的地方是在燕京圣安寺，而根据《元一统志》，这个寺院曾被赐名为“大延圣寺”，和《碛砂藏》的刊刻地平江府延圣寺刚好同名，因此后人会把弘道比丘尼和崔法珍混同。[108]
再次是元僧释圆至的《牧潜集》。
目前所见关于碛砂寺的最早描述来自《牧潜集》，国图及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此书元大德年间刊本。[109]
至于作者释圆至，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一位诗僧，且与碛砂禅寺关系密切。如查屏球指出，圆至与碛砂寺有临济宗内的宗派关系，他曾在寺内暂住，且与僧人魁天幻过从甚密。此外，圆至还给宋代周弼的《三体唐诗》做过注，此书今有元刊本存世。[110]
圆至的《牧潜集》及其注本《三体唐诗》，都与碛砂寺关系密切，且刊刻时正值寺内刻佛典之时。因此，将这两部书与《碛砂藏》做比较，应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课题。
另外是管主八与二十八函秘密经。
管主八与《碛砂藏》关系密切，一方面，管主八在大德十年（1306）已经成为续刊《碛砂藏》的负责人，另一方面，管主八一家募资刊刻独立于大藏经之外的“秘密经”经板。这些秘密经经板刻成之后，一直由管主八一家保存，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才由他的儿子管辇真吃刺舍入碛砂大藏经坊。[111]
张新鹰认为管主八在大德十年接手刻经时，有意识地让整个活动带上官方色彩，比如自己是“行宣政院所委”，此外还有刻藏的“劝缘都功德主”张闾是“行宣政院荣禄大夫”。正因为如此，刻藏事业才能顺利进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完成千余卷。另外，张新鹰指出，这些秘密经其实是“几种佛藏共有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组织部分”。[112]2016年，李际宁比对国图藏《碛砂藏》和日本奈良西大寺藏《普宁藏》，从实际材料证明两部藏经所收秘密藏出自同一批板片。[113]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以来都称管主八负责的这28函为秘密经，但是李富华指出，这28函大部分是源自大都弘法寺所存《金藏》中的秘密经印本，不过其中并非全是秘密经，还有翻译经论及著述，而且也并非全部源自弘法寺，比如管主八自己新收录的单行本《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14]
最后是朱家经坊与杨家经坊。
一直以来学界多从刊刻的角度讨论《碛砂藏》，李际宁则指出藏经流通中存在雕刻、印刷、及流通的制度，分别对应寺院、经坊、请印者，即碛砂延圣寺是经板的所有者及收藏地，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与朱家经坊等是印刷装帧的商业单位，而向经坊请印藏经的人，则是请印者。[115]由此可知经坊在藏经流通中的作用。
《碛砂藏》有多种扉画，在现存版刻藏经中，种类最多。目前世界上共有多套较为完整的《碛砂藏》，但罕有研究统计其中的扉画总量。姜妮指出，陕西藏本共有扉画3759幅，共计10种，常见之8幅扉画都是4个折页，除了其中3幅外，均在左或者右下版处录有画工、刻工，其中唯一可确定的画工是陈升，而刻工则有陈伯恭、袁玉、孙祐、陈宁等。[116]
首先，这些扉画产生的背景尤其值得关注。
周心慧指出，元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且重视佛教图画的创作，因此为佛教版画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17]黄士珊认为，之所以元代杭州印刷了参照西夏模板的佛经版画，与西夏灭亡后移居江南的西夏人有关，比如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等。[118]
此中尤需要强调的是管主八的作用。海瑟·噶尔美（Heather Karmay）、宿白、葛婉章等根据《大宗地玄文本论》所附愿文中“刊施佛像图本”等文字指出，主持续雕《碛砂藏》的西夏人管主八曾经施财刊刻画像，因此很可能也是管主八主持雕印了《碛砂藏》的扉画，所以这些扉画才带有明显的西夏所刻藏传佛教版画的风格。[119]邓葶涓进一步指出，《碛砂藏》扉画中西藏与密教的元素，受到了管主八自身信仰及刊雕秘密经的影响。[120]
其次，这些扉画也与西夏文大藏经关系密切。
一方面是刻工。《大蔵経：成立と変遷》指出管主八于大德六年（1302）开始主持雕刻西夏文藏经，而这些雕刻西夏文藏经的刻工，同时也在雕造《碛砂藏》的未刻经。因此，《碛砂藏》扉画的风格与与杭州大万寿寺版的西夏文大藏经的扉画相同，受到西藏与西夏佛敎美术的影响很大。[121]
另一方面是经坊。海瑟认为《碛砂藏》和《西夏藏》图画有同样的风格，是因为在杭州同一个作坊中创作的。[122]葛婉章推测在管主八大德十一年（1307）在杭州设立“印经局”之前，河西人、西藏人、汉人等各民族的雕版工匠已经在此聚集了，故可以雕刻汉式和式的图像，雕刻工艺高超。[123]周心慧的观点是，这8幅图很可能是扉画刊记中的孙祐、陈宁、陈升等人通力合作完成的，否则风格不会如此一致。[124]
再次，这些扉画的艺术特点也值得注意。
早期的学者，比如小川貫弌、罗樾（Max Loehr）即指出了《碛砂藏》这些常见的扉画带有浓烈的藏族风格。[125]根据葛婉章所举例子可知，《碛砂藏》版画中重复出现的“金刚宝座”正是藏传佛教艺术在多地最具普遍性的共同图像。[126]黄士珊进一步说明，带有浓厚的藏式风格的《碛砂藏》扉画，显示了对西夏艺术的沿用，比如某些版画中出现了以鸟首装饰的宝座顶部，有三角形头冠的菩萨等，显示了西夏佛经版画艺术中的藏式风格。[127]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藏族风格的版画，其实也融合了汉族的风格。
宿白推测扉画主要部分来自萨迦，但经汉族画工、刊工重摹雕木时，有增改，因此有汉装人物。[128]熊文斌指出常见的8幅作品由藏汉两种风格构成，中心人物是藏式风格，而眷属则是汉式风格，画面不仅出现了诸佛、菩萨、弟子，还出现了汉装官服人物乃至道家人物。[129]黄士珊亦指出，西夏和元代杭州的藏式风格，其实也有不同，前者人物瘦长、细腰、薄衣，而后者由于使用了汉族的画工和刻工，更多出现了圆脸、稍厚重的服饰。[130]
另外，这些扉画和《普宁藏》也有关联。
葛婉章指出曾过目十种《碛砂藏》版画，此中除了常见的8种之外，尚有2幅和《普宁藏》属于同一稿本。根据她的描述来看，其中一幅是万寿殿译经图，一幅是释迦摩尼说经处图。[131]
学界针对万寿殿译经图的讨论较多。比如赖天兵根据杨琏真伽任都总统的时间判断，指出《普宁藏》中的扉画属于原配，而《碛砂藏》中的则属于移版。[132]黄士珊认为此版画的内容与《西夏译经图》类似，顶点处有译主，而僧人分居两排；版画有较明显的汉式风格，和《普宁藏》《碛砂藏》《河西字大藏经》中反复出现的藏式风格形成对比。[133]
最后，有研究指出了扉画和经文的关系。
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只能根据图录来研究扉画，这就导致了研究者无法把握纸张的真实状态。海瑟指出，扉画和经文刊印在截然不同的纸上，因此她认为扉画刊刻的时间未必等同于经文刊刻的时间。[134]姜妮根据扉画上出现的刊记以及扉画纸张与经文纸张的不同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135]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会参考影印本《碛砂藏》，但此本所附扉画，乃编辑者重新排列后的结果，未必是《碛砂藏》原貌。海瑟根据实物说明，《碛砂藏》的扉画是放在经典的开头，但是影印本则放于每册的开头，而且在同样的位置上，二者扉画内容也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影印本重新编排了扉画的位置，不能将其视为原本的排列状况。[136]
《碛砂藏》卷首有扉画，卷末有丰富的刊记。姜妮统计陕西本指出，共有刊记583条，其中宋元部分330条，明清194条，无年代的59条。[137]
早在1936年，的屋勝便摘录出民国影印本的刊记，制作成《影印宋磧砂蔵経尾跋集》，并且以圈点的方式注明原版或后人配补，颇便学界使用。[138]如田海、游彪等都利用了这份资料集来探寻宋元时佛教史、社会史等等。[139]
此书仅收录陕西本的尾跋，需要补齐其他地方的藏品，才能收录得更为齐全，比如辻森要修1929年所编辑《南禪大藏跋文蒐錄》即收录了南禅寺所藏《碛砂藏》的部分跋文。[140]目前所见，中村菊之進、Lucille Chia分别利用了日本和美国藏本中的刊记，丰富了研究内容。[141]
需要注意的是，陕西本有相当部分并非碛砂原版，因此所收未必都是《碛砂藏》的题记，如吴敏霞、何远景即指出陕西本有多条刊记属于《普宁藏》。[142]另一方面，一般多以刊记的时间来判断经文刊刻的时间，但杨绳信认为，写版和刻板的时间有区别，间隔的时间可长可短，而这些刊记，既有可能是写版的时候写的，也有可能是刻版后刻的，因此从刊记所载的时间未必能当成断代的依据。[143]
《碛砂藏》卷末附有丰富的音义，是研究汉语史的宝贵材料。如李广宽、谭翠两位学者即从多个角度发表了系列论文。
谭翠认为这些材料有“探知时音变化，辨析异体俗字，提供丰富释义，纠正传本讹误的价值”。[14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碛砂藏〉随函音义所见宋元语音》，就是体现其理念的作品。[145]又比如李广宽根据这些材料指出“有九类音切反映的音变与宋代福建四川等地的方音相合”，并推断这些音切反映的是宋代的福建方音。[146]李广宽的《〈碛砂藏〉随函音义止蟹二摄的合流》《〈碛砂藏〉随函音义开口二等喉牙音字的演变及相关问题》[147]等均是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
除语音之外，亦可关注到从词汇、俗字进行的研究，如胡佳慧《基于〈碛砂藏〉随函音义中魏晋南北朝译经词汇新词新义专题研究》、赵文思《〈碛砂藏〉随函音义俗字研究》等，[148]此不备举。
《思溪藏》与《碛砂藏》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点在随函音义也有所体现。李广宽指出《碛砂藏》对《思溪藏》随函音义音切的修订参照标准是《广韵》音系及通语音变。[149]谭翠则在这种传承中指出，随函音义呈现出词条数目递减和反切用字及释义简单化的趋势。[150]
也有有学者提及与《可洪音义》的关联。黄耀堃指出《碛砂藏》随函音义对《可洪音义》的引用，并且认为前者所称引的“洪师”“应师”分别指的是可洪与玄应，于是列出了《可洪音义》中一致的条目。[151]谭翠在元本《碛砂藏》的《大宝积经》《大哀经》随函音义中又找到了更多引用《可洪音义》的材料，并且发现二者的区别大多是由于随函音义的刊刻疏失造成的。[152]
关于《碛砂藏》随函音义产生的年代，李广宽的研究表明，《碛砂藏》的随函音义继承自福州的《崇宁藏》，其主体部分截至《崇宁藏》收录公元999年前的新译经后不久，且在《广韵》颁行之前。[153]
值得注意的是，《碛砂藏》的随函音义与《思溪藏》《福州藏》的随函音义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不少针对《碛砂藏》随函音义的探讨，其实都可以在《福州藏》中找到更原始的材料。相信随着宫内厅藏《福州藏》影像档的公布，此类研究会更加坚实。
《碛砂藏》的音义其实还有一种情况，1992年梶浦晋在《奈良県大般若経調査報告書》中指出西大寺藏碛砂版《大般若经》前十二卷，附有行瑫的《内典随函音疏》。[154]根据高田时雄可知，目前收录《内典随函音疏》的藏经中，《高丽藏》和金粟寺版一致，将音义汇集，置于各帙之后，而碛砂版则将音义分割，置于各卷之后。作者的结论是，这种编排方式很可能承袭了《思溪藏》。[155]
一般认为，《内典随函音疏》在国内已经失传，但谭翠发现《碛砂藏》有八个零卷的随函音义比较特殊，如注音方式采用“某某切”“某某乀”、异体字或误字用“非”来注明、异体字并列在一起而不加判定，因此认为这些特殊的音义正属于国内不传的《内典随函音疏》。[156]
《碛砂藏》在不少经典上有独特的版本价值，因此不少学者在进行古籍整理时，便以此作为底本，常见的有中华书局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系列，如中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1987），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1995），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2014），富世平点校《开元释教录》（2018）等。
以《碛砂藏》本作为参校本的古籍整理成果，也有很多，大部头的比如上百册的中华书局版《中华大藏经》、佛光出版社持续编修的《佛光大藏经》乃至电子化的CBETA；具体经典比如王建伟和金晖的《〈杂阿含经〉校释》（2014）、董志翘和刘晓星的《〈经律异相〉校注》（2018），不胜枚举。
这些作品罗列、比对了相当丰富的异文资料，是研究《碛砂藏》版本的重要参考。
古籍整理很难十全十美，总会有错漏、讹误之处，因此针对上述成果，亦有不少商榷性的文章，比如针对《宋高僧传》的点校本即有不下7位学者发文讨论。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志飞指出，《宋高僧传》现存诸本中，《碛砂藏》本因传刻而导致的疏失，有百余处之多，甚至不如晚出的《永乐北藏》《龙藏》本精审，因此并不适宜作为底本。[157]这让我们在面对宋元明清不同藏经的版本价值时，有了更加全面的判断。
单一经典的校勘，往往能为《碛砂藏》的版本研究增添更多实例。比如宮崎展昌以《普超三昧经》为例指出，《普宁藏》大幅调整了《思溪藏》的段落和分行，而《碛砂藏》及《洪武南藏》基本上沿袭了《普宁藏》的这种改动。直到《永乐北藏》，才消除了这些后起的段落和分行。[158]
徐时仪将《玄应音义》分为《高丽藏》系与《碛砂藏》系，认为二者的不同主要来自《开宝藏》和《契丹藏》所据写经底本的不同。[159]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讨论两个种传本《玄应音义》的系列论文，可资参考。[160]
总之，学界已经从外部材料对这部藏经刊刻、流通的历史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因此未来值得期待的是，从内部的文字比对来判断此藏的版本价值。这项工作繁重，但却很有必要。
《碛砂藏》最早发现于陕西开元寺、卧龙寺，目前共可见四种影印本。
1. 民国本
1933—1936年民国时期，陕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制成60函593册的《影印宋碛砂藏经》。民国本影响广泛，后起诸本均源自此。使用民国本时，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陕西《碛砂藏》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残损，所以民国本编辑者使用了其他藏经来配补，比如北平松坡图书馆藏宋本《思溪藏》、康有为藏元本《普宁藏》、陕西第一图书馆藏明本《永乐南藏》等。编辑者非常详尽地把这些配补资料，都记录了下来，放在首册的《补页表》中。因此使用民国版《碛砂藏》，需核对此表。
这几十页的补页表，收录了补板的册次、经名、补页位置、版本、收藏地，因此胡适认为“最合于校勘学的原则”[161]。
第二，民国本是现代整理的影印本，编辑过程中，不免出现与原本不一致的地方。朱庆澜为此本写的序中提到“原本有黄闇污渍者，必加工修净”[162]。
杨绳信比对原本与民国本指出，这种加工有时候改动了原文的信息，比如删去了《解脱戒本经》末的愿文、牌记，又比如改《佛遗教经》愿文中模糊不清的纪年“淳祐”为“延祐”。[163]张新鹰、何梅也相继指出了这种修版致误的问题。[164]
这都是我们在利用民国本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2. 中华本
1956年起台湾地区组织编撰的《中华大藏经》第1辑，影印了民国本及《宋藏遗珍》。编委会并非单纯影印，而是在阙本配补、编目、排序上，对民国本多有订正。在最终的收经上，还配补了胡适影印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两部经典。另外，中华本由于册数、页数调整，还根据原《补页表》重新制表。[165]
3. 新文丰本
1987年，新文丰出版公司据中华本制作成40册精装的《宋碛砂大藏经》，其中1至37册为《碛砂藏》，37至40册为《宋藏遗珍》。
新文丰本不仅于目录册[166]中附有新制作而成的补页表，更难得的是凡正文有补板的页面，都加注*号，并在栏外详注版别及珍藏地，省去读者来回翻检的繁琐。
4. 线装书局本
2004年，线装书局出版了120册的《（影印宋元版）碛砂大藏经》。此本于大陆流行较广，首册卷首于友先的序言称“底本是根据陕西的藏本，又以他本与零本参校”[167]。除此之外，相关介绍一概阙如，亦无其余影印本均有的补页表，使用时尤其需要注意。
以上说明了《碛砂藏》的研究简史，又从9个角度概述了学界现有的成果。纵观百余年来研究《碛砂藏》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材料的公布永远是推动藏经研究的最大动力。
对于这样一部古老的藏经，一方面我们会希望已有的材料能更为准确，比如原卷以更为高清的形式公布，使读者免受影印本讹误的困扰；另一方面，我们会希望那些还没有公布的材料，比如大陆云南、辽宁以及日本杏雨书屋等地的藏品，能尽快揭下神秘的面纱，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更为全面。值得参考的是，近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网站公布了六千多卷《福州藏》的高清图档，颇为便利。收藏《碛砂藏》的各大单位，如果也能有类似的举措，相信对此藏的传播当更为有益。
有更为全面的材料，则目录、刻工、扉画、刊记、随函音义等方面的研究，势必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研究藏经，不只是局限于这部藏经本身，同时也需要厘清文献的来源与传承，因此与《福州藏》《思溪藏》《普宁藏》《洪武南藏》等其他藏经的比较，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只是由于材料太过庞大，我们在上述论著中，较少看到这样立足于藏经史的全盘研究。
一部大藏经有数千卷的经文，体量相当庞大，逐一和其他藏经做比较，显然是不大现实的。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可以利用的成果，比如中华书局本《中华大藏经》以及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对单一经典的精校本，均取《碛砂藏》作为对校本，罗列了丰富的校勘记。这些校勘记未必准确，但却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字的异同中看出版本的关联。与此同时，伴随着藏经电子化技术的发展，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比对庞大体量的经文，也可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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