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歌
近代中国报刊业的兴起与繁荣，推动了报刊种类的多样化和受众群体的专业化。专门以绘画、图片等形式传播新闻、科学知识的画报，逐渐占有一席之地，针对识字水平有限的儿童编辑出版的儿童画报，也日渐发展和繁荣。近年来，关于儿童画报的研究开始走出历史尘埃进入研究者视野，学者们除了开展个案研究外，还立足于各自专业，从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专题性分析。如陈平原、陈恩黎等[1]从文化教育的视角，讨论了儿童画报与儿童观的生成、变迁等问题。郭舒然、吴潮等[2]从文献视角对三份同名的《小孩月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并着重对范约翰主编的《小孩月报》的特点进行分析，加以评价。傅宁、陶虹、李萌等[3]从新闻传播史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儿童报刊产生的背景、源流与发展演变过程，以及画报的“语图互文”关系。张梅、姚苏平等[4]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了儿童期刊上图像对儿童文学产生的影响。但出于资料的限制，研究者多纠结于几种儿童画报的个案分析，如《儿童画报》《花图新报》《启蒙画报》等，而缺乏对同时代儿童画报的整体性认识，比如对“近代中国儿童画报的编撰特点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廓清。
虽然近代儿童画报从萌芽到发展，亦步亦趋，历经磨难，但仍然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在教育、艺术和文化上，为近代儿童教育、文化传播、艺术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画报，严格意义上来说，多是报纸和杂志的混合型。在出版周期上，它们很少每天出刊，以半月刊、月刊的形式居多，自然降低了时效性、新闻性，更多体现的是杂志的特点。在形制上，有报纸式和书册式两种，比如福州出版的《小孩月报》，依然沿袭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线装书本形制，而上海出版的画报，多是单行本的形式，北京的画报则是报纸式的8开4版。在办报宗旨、栏目设置、内容编辑、图像绘制、语言选择、情感主线上，既深受西方画报的影响，也带有中国本土的特征，同时贯穿着画报编撰者独有的文化情怀。
中国儿童画报的创刊，开始于1874年由普洛母夫人（Mrs. Plumb）、胡尔巴夫人（Mrs. Hubbard）在福州创办的《小孩月报》（THE CHILDEN NEWS），这比中国第一份儿童日报《童子世界》（1903年诞生于上海）早了近30年。之后又陆续有《小孩月报》（THECHILD’S PAPER，有广州嘉约翰主编、上海范约翰主编两种版本）、《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等儿童画报创刊，这些画报有一个共同而鲜明的特征，即都是由西方教会或者传教士组织编写。庞玲在研究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主编的《小孩月报》时，曾将其形容为“像是带着纯正的'西方’血统的舶来品，被传教士引入中国。”[5]之所以晚清时期传教士们热衷于在中国创办儿童画报，是因为他们把报刊作为传播福音的途径，企图从儿童着手，率先向中国孩童灌输宗教和文化知识。
《小孩月报》[6]的创办人是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他在清心两级中学七十周年校庆的文章中道出了原因：“吾长老会之初来华也，其境遇之困难，诚有过于此而无不及也。盖当时非惟无可用之传道人，即寻常教友，亦不可得，必经十载而得一人可以襄理教务，而即此一人，亦学问浅薄，未可以肩重任也。凡人达壮年而始悔罪信道者，固未尝不可为笃诚之信徒，然外教之积习既深，一旦而欲扫除纯尽，盖亦难矣。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事业，布道一端，何独不然。今教会中既不可得，则请谋其次焉。集多数之童子，使之受教会学堂之教育，则其间亦当不乏可任教之人，所以兴学之不可以一日缓也。”[7]也就是说，是因为初期在中国传教的艰难环境，迫使传教士们想到了利用编撰儿童画报的方式，在中国储备宗教人才，这也就注定了中国早期的儿童画报具有明确的传播西教的任务。
像《小孩月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等都是由传教士及其亲属、学生编撰，在年代纪事时，多是西历和大清年号并用，并专门设有宗教栏目，以宣传西方教义，附刊评论、故事、诗词、新闻等。如范约翰夫妇编撰的《小孩月报》，除封面上用醒目大字印有“小成孩子德，月朔报嘉音”的宗教宣传语外，还设有“圣经古史”栏目，专门选登圣经故事。从1876年第13号开始，经常在刊物尾页刊登教会曲谱诗，如第20号印有《福有诫守》、第三年第一卷（1877年5月）有《昃日幕时》、第三年第四卷（1877年8月）有《主的故事》、第六年第八卷（1880年12月）有《十字架》等词谱。为了进一步扩大传教力度，从第六年第一卷（1880年5月）开始，还增设“请对圣书问”栏目，针对14岁以下儿童开展宗教知识有奖征答活动。他们还仿效伦敦圣经会的做法，在上海也设立小孩圣经会，并于第六年第六卷中登出了招纳会员的启示：
“本馆谨启
……
如有 贵门人，暨 令郎 令爱等，愿入此会而依小孩月报每月所定之圣经而诵读者，可按后所列之单，填年岁、居处、姓名，而托各西教士代致于上海管理支会事宜之代尔齐尔先生可也。”[8]
除了传播宗教以外，早期儿童画报的另一个宗旨是启迪童蒙。创办画报的传教士们，来华之前的职业有教师、医生、编辑、牧师等，受西方儿童画报和中国儿童教育现状的影响，他们自然而然的将科学文化知识融于画报中。例如范约翰在来中国之前是教师，纽约长老教会于上海创办学校“清心书院”后，聘请他担任院长24年。在谈及创办《小孩月报》初衷时，他说：“仆航海东来，客华已十余载矣。中土人情，颇能领略，华邦文艺，尚未精详。然性质虽疏，未尝学问，而裁成有志，愿启童蒙”[9]，并认为，“予以童年初基，首在器识，文艺次之，故以二者兼而行之。颜曰小孩月报志异，俾童子观之，一可渐悟天道，二可推广见闻，三可辟其灵机，四可长其文学，即成童见之，亦非无补”[10]。有学者认为，《小孩月报》对西方医学和人体解剖知识的介绍，是他编撰内容上的最大特色。[11]该报曾连续多期开设“省身直掌”、“保身良法”栏目，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中国儿童介绍人体器官、生理机能、卫生常识等。这在几千年惯行中医文化的国度，是大开国人眼界的。费毓龄等人曾评价说：“《小孩月报》把世界各地见闻一一展现在儿童们面前，纵观上下，世界之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确给人们以'眼界时新’的感觉。这种启蒙教育，完全不同于脱离现实生活，以复古尊古为目标的封建旧教育，因而具有新的生命力。”[12]
近代儿童画报作为报纸和杂志的混合体，栏目多样，内容丰富是一个不争事实。上海清心书院发行的《小孩月报》，从第三年第一卷（1877年5月）开始，每期都有8个以上栏目，并将目录清晰标注在了封面上。如第三年第二卷有鹿、省身指掌、游历笔记、宜慎其终、大花王、续天路历程、圣经古史、胎瞎寓言、狐骂葡萄、论画浅说、曲谱诗等。1900年以后，儿童画报蓬勃发展，不仅国人创办的报纸日益增多，而且为了吸引读者，提升销售量，办报者想方设法丰富栏目，增加画报的知识性、趣味性。1922年创办的《小朋友》画报，在创刊第1期即设有歌曲、文艺画、儿歌、故事、趣诗、笑话、滑稽画、谜语、剧本、故事诗、长篇小说、小时历史等12个栏目，以简单的形式阐述庞杂丰富的内容，专供低龄儿童阅读。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儿童画报》，从第1期开始也仿效《小朋友》设置了歌谣、游戏、笑话、新诗、新谜语、滑稽、动物知识等栏目，既贴近儿童生活，又传播了知识，增加了阅读趣味。40年代创刊的《儿童乐园》也是如此，除设有连环漫画、游戏画、名人画传、长篇漫画、军器图说等绘图专栏外，还不忽略画报的知识性、娱乐性功能，同时设有地理知识、生活知识、历史、笑话、游戏、故事、小工艺、诗歌、民国儿歌、卫生、看图识字等栏目。[13]
儿童画报栏目的多样化设置，使内容渐趋丰富和精细的同时，也不忘传播新闻的功能。1881年《小孩月报》更名后，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增加了新闻和时事内容，每期都有对国内或国际新闻的播报。如第七年第一卷中报道了福州的天花疫情，“福州自正月至今，天花之症，自城乡至村落，无处不有，染此患死者颇多，余为之惜焉”[14]，撰写人除了为疫死者惋惜外，还对中国医疗水平落后，许多乡村人口没有及时接种牛痘疫苗而感叹。1902年创刊的《启蒙画报》，初期以日刊的形式，编辑国内外新闻、历史地理、历史人物、自然科学知识、民风民俗、寓言故事、风趣笑话、小说等。虽然后来由于经费不足改成半月刊，但丝毫未降低新闻的比重，反而增设了“时闻”、“各国新闻”等栏目。1908年创办的《儿童教育画》，在第一册例言中说：“本书科目甚繁，每册必抽换一二以新阅者之目。其科目计二十二门列下：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手工、国画、体操、动物、植物、矿物、格致、卫生、音乐、歌谣、风俗、寓言、游戏、新器械、悬赏画、中国时事、外国时事。”[15]该期的“时事”栏目，播报了一则苏州神童的新闻，“苏州有一童子姓吴名斌忠，年方五岁，能写大字。曾游南京、上海，众人见之，无不称奇。”[16]1932年因日军侵犯上海被迫停刊的《儿童世界》，在同年10月复刊并改版，虽然出版周期延长，但内容增加一倍，“每期除原有的故事、童话、小说、诗歌、剧本、劳作、自然等栏目外，新添谈话、健康、儿童新闻和各地儿童通信等栏”[17]。新一号的“儿童新闻”栏目里，便报道了《义勇军进攻沈阳》《世界汽车统计》《喜马拉雅山探险》《民国以来中国经济的损失》《爱迪生的儿子发明消除机器震动器》等5篇新闻。特别是《世界汽车统计》一则，报道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世界总共有35263397辆汽车，其中美国最多，有25986353辆，平均每4人一辆，其次是法国和英国，而中国是平均11376人一辆，最后设问读者“你想中国有多少辆汽车”。[18]用这种新闻加知识的形式，既对当时中国汽车拥有量过少的现状进行了对比介绍，又通过问答引发读者好奇之心，增加对儿童算术能力的练习。
图像的绘制、图片的选择与画面内容的设计是画报编辑者的主要工作，儿童画报以表象简单，道理浅明易懂为基本原则。但由于早期的儿童画报多是出自西方传教士之手，所以受西方影响较深，在制图技术与视觉形态上多追随西方的潮流和风尚，呈现出洋化观感。范约翰曾经在《小孩月报》的“论画浅说”栏目对当时中西方绘画进行了比较，“现今的画胜于古人，近来中国西学大行，各省的机器、舆图都请西国画师教授，我想此法既行，将来西国的画必定能于中国盛行。”[19]该栏目还系统介绍了西洋绘画的透视原理、光学原理、色彩学、构图新法等西洋绘画理论和技法。当然，这些方法和技巧也体现在了他主编的《小孩月报》、《画图新报》中，“常用西方写实主义插图，配以简洁的文字，介绍各种动、植物的珍闻和有关知识”[20]。有读者阅读完二报后，专门写信赞扬说：“细观诸图，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形容逼真，实为珍品。凡我华人得二报，开拓胸襟，而饱眼福实多。若记声机，天文台、化学器、以及圣书遗迹、古人轶事、海外形胜、巨公小像，皆得致之左右，如见其人，如曾亲历以作卧游，胜听海客谈瀛洲也。”[21]
虽然这些画报里的图像画面黑白分明，轮廓清晰明朗，有诸多优点，但图中人物及穿着，多是西洋人形象，经常出现画面与故事情节不符的尴尬情况。例如韩丛耀先生就曾指出，在《小孩月报》第五卷第6期的《田家舂碓图》中，舂米本来是中国传统的农作劳动，但画面中劳动的妇女和男子却是西洋人的穿着打扮。[22]第24号（1877年4月）《农人救蛇》故事中，画面人物虽然是清朝农民形象，留着长长的辫子，但却是典型的西方人面部特征，高尖挺拔的大鼻子格外显眼（参见图1）。后来范约翰的中国学生参与了《小孩月报》的图画绘制，增强了中国风格，上述问题才有所改观，但在动物介绍、游历笔记、圣经古史等栏目里，图像仍然保持着西洋画法。
图1《农人救蛇》，《小孩月报》第24号（1877年4月）第4页
进入20世纪，中国报刊的图像形态渐趋由稚嫩走向成熟，儿童画报也以西方为蓝本，逐渐增加中国本土元素，中西绘图艺术走向合流。由彭翼仲、彭谷生主编的《启蒙画报》，作为国人自办的第一份儿童画报，1902年6月23日创刊时，便聘请我国著名画家刘用烺（字炳堂）绘图。他把宋人写实和元人淡雅之长，与西方绘画技巧融合在一起，运用到了儿童画报中。例如1903年第二册封面是一只仙鹤站立在假山旁的树下，回眸注视着窗户里两个清朝服饰打扮的孩童捧书论读的情景，意境真切，形象逼真。在中国，仙鹤被视作一等文禽，松鹤图又是中国传统字画中最常见的素材。1915年广学会主办的《福幼报》，现存的1918年第四卷，各期刊载的几乎都是关于宗教、耶稣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一册（1918年1月）的15幅图画中有10幅是特征鲜明的西洋画。但到第十二年第四册（1926年4月）时，不仅传教文章明显减少，18幅图画中只有3幅是特征较为明显的西洋画景。该期封面《春天到了》，展现的是长着蝴蝶翅膀的小女孩坐上枝头与鸟儿嬉戏的场面，将中西方传统元素有机融合在了一起（参见图2）。
图2《福幼报》第十二年第四册（1926年4月）封面
其实自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教会所办的儿童画报发展已经式微，新创刊的儿童画报基本都是国人创办，图画的本土化观感也更加浓郁。特别是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出于爱国情怀和新闻写实的需要，儿童画报对西方图像绘画艺术追随的脚步基本停止，所出版的《我的画报》《儿童比赛画报》《儿童常识画报》《儿童良友》《小朋友画报》《儿童健康画报》《小小画报》等，报中的图片基本都是中国风格。
儿童画报虽然是以图画为主，但始终未脱离语图互文模式，因此，文字作为对图画的解释和说明，在语言选择上依然非常重要。儿童画报编撰者充分考虑到“儿童”这一读者群体识字数量不多，理解能力不强，以及充满童真的特点，为了便于儿童更轻松的接受画报内容，他们采取了非常灵活的语言方式，并且紧随时代文化发展的步伐。
1874年，传教士家属普洛母夫人和胡巴尔夫人，计划在福州创办儿童画报时，便充分考虑到了当地受众群体的语言阅读习惯，所以福州的《小孩月报》“特用榕腔刻成，缘教中会友不识文理者多，若诸传道较之阅读是报，则易于识悟也”[23]。为便于儿童接受和理解，普洛母夫人创办的《小孩月报》（THECHILDEN NEWS）特以福州方言的形式出版，并发行了15年之久。1918年以前的中国，文言文仍然在文化界占有绝对地位，包括当时的报刊业，也多是使用文言文。但在儿童画报领域，却较早使用了白话文。1875年，范约翰在沪创办的《小孩月报》（THECHILD’S PAPER）发行不久，便收到了友人来信，信中对他使用文言文这种深奥的语言进行了批评。在《小孩月报志异》序语中，范约翰言：“此报（指《小孩月报》）前次刊印，文理少加润饰。兹奉诸友来信，嘱余删去润饰，倘能译成官语更佳，以便小孩诵读，余亦深然之。今后浅文叙事，辞达而已，阅者谅之。”[24]官语即北京官话，也就是白话。于是范约翰在朋友建议下，将《小孩月报》前两期重新以白话的形式出版，并冠名为《小孩月报志异》，与《小孩月报》1975年5月版同时发行。[25]并且从这月开始，《小孩月报》也都使用了白话文。1886年福斯特夫人在上海创办的《孩提画报》，也是采用官话的形式出版。通俗直白的语言不仅便于儿童阅读和接受，也让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有了更多读书览报的机会。1902年6月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启蒙画报》，可谓是北京最早的官话画报，他在首刊中声明：“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乃至多年后郭沫若先生回忆童年时，仍对《启蒙画报》的语言、文风赞不绝口，“文字异常浅显，每句之下空一字，绝对没有念不断句读的忧虑。每段记事都有插图，是一种简单的线画”[26]。白话文句法简单，结构均衡，能更好凸显故事的情节性和趣味性，增强感染力。
因为文言文在语法、逻辑、词汇等方面与白话文截然不同，由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写作，对于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编辑们来说，可谓是增加了工作难度。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姚鹏图在《论白话小说》中曾对白话文写作的难度进行过描述，他说：“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27]但这丝毫没有阻挡住画报编撰者积极迎合儿童语言习惯需要，在语言选择上与时俱进的步伐。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摒弃文言文，以通俗简单的白话语言向孩童讲解图画义理成了儿童画报的新风尚。
不仅如此，为了便于儿童理解、记忆，画报在选编国内外名著时，还把难记、拗口、不适合儿童口味的内容中国化了。如《儿童乐园》设有连环漫画栏目，连载一些名著故事，在第5期开篇，编辑就对该期的连环漫画栏目进行了说明，“连环漫画《苦儿努力记》是世界有名的文学作品，为了更加适合读者的口味，我们把它的人名、地名和情节都中国化了。”[28]
虽然早期的儿童画报多出自洋人之手，带有传播宗教的目的，但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依然引起了他们对时局的关注，对中国前途未卜命运的思考。而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画报，许多画报编撰者本身就是有识之士、社会精英，他们有意无意间把时局的发展与画报的编写、情感的灌输密切结合了起来，使画报具有了浓烈的家国情怀。
前文提到《小孩月报》更名为《月报》后增加了新闻内容，这不仅体现出了画报新闻功能的提升，其实也反映出了编者对时局的关注。在宣统二年（1910）的《月报》中，有一则谈论世界海上航运进步的短文，“论到海军的事，各国又造了许多战舰，安置远快的炮，能在三十里外攻毁城池”，之后列数了英、美、法、德、日五国战舰数量，“中国现在也热心的预备，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万国不都是说要保守和平吗？咳，世界越有进步，人心越是危险，安得人人都说和平的福音哩”。[29]各国海军实力的扩充、战舰的增加，引起了撰稿者注意，文章明显表露出了对未来世界和平的担忧，果不其然，四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该文之后还有一则《中国人恶习》，介绍了1907年英国歇非尔城教会赛会上所展出的中国物品和民间恶俗，指责中国人吸食鸦片、女人缠足、男人留辫等恶习，并附评价说：“岂止这几样恶俗要去吗？第一，中国要去骄傲自大的心，多受文明国的教育，不然虽是今日说立宪，明日说立宪，不过是专制的一点子变相哩”[30]，实则是对清末新政的关注，对预备立宪、皇族内阁的批评和讽刺。
20世纪初期国人自主创办的儿童画报，更加回归中国现实，他们往往立意国家观念，在编撰主旨、情感议题上体现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对民族自强的呐喊。例如中国报业先驱彭翼仲先生，出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亲身经历了1860年以来的种种磨难，认为落后守旧、残破不堪的中国唯有维新变革才有发展出路，由此立下维新救国之志，并自己出资，五年连创三报，以求唤醒民心。他在《启蒙画报》创刊号上首推《小英雄歌》插图，并附文曰：“小英雄，慧且聪，风姿豪迈天骨冲。英雄本原有二事，为子当孝臣当忠”[31]，将中国美好明天的希望寄托在孩童身上，希望孩童阅报开智，从小树立英雄之志。《启蒙画报》每册有“地舆学”或“本国地舆”栏目，绘制了全国图、分省图、军事要地、矿物图等，并配以文字对祖国河山和丰富物产进行介绍，又通过文字对中国危机四伏的险境进行说明，由此激发小读者们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信念。在“时闻”栏目里，也经常报道国土危机的新闻。如第二年第三期上半期（1903年10月）有《喧宾夺主》一文，阐述了俄国从1900年开始对中国东三省的领土扩张情况，并介绍了普法交战时普鲁士人民同仇敌忾，誓死不降，最后终于击败法国的事例，以此鼓励读者说：“可见国势的强弱，全在民心。我中国四万万人，都是同种，人数之多，那一国也比不上。但愿后期的学生，人人立志，个个同心，刻苦向学，功课完的时候，限时操练身体，日日以报仇雪耻为念。我作报的人，当洗干净了笔墨，替众位学生撰纪功的碑文。”[32]
3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侵略加剧，画报编辑者不断通过图文形象深刻的向中国孩童介绍前方战事情况，呼唤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抵御外辱”。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突袭十九路军，这极大刺激了国人和上海的报刊舆论界。上海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的《儿童画报》分两页专门绘图报道“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攻打我国上海的闸北，我国十九路军极力抵抗！”、“东方图书馆也被日本人放火烧掉了”的新闻，[33]以此激发中国儿童奋力向学，报效祖国的志向。
1936年的《儿童常识画报》，在“寓意文”栏目中，刊发了《中国的危机》一文。作者将中国比作是一个香油瓶，而东面的日本就是偷油的老鼠，“他爬到瓶口，得寸进尺吸收。但是这主人却说，他吸尽瓶口不再求。老鼠将瓶口的油吸尽了，是不是还要向里探头？”[34]既生动形象地向读报儿童展示了日本如鼠般贪婪无耻的本性，也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表示出强烈不满，希望国人增强忧患意识，尽快警醒。该期“国耻讲话”栏目《四年来的失地》一文则指出：“我们的国家，最近是到了非常时期了，小朋友们是不是早已听到这样的话，或者在报章上看到这样的文句吗？所谓非常时期，就是非常危险的时期，我国近年来受着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和压迫，领土一天缩小一天，主权一天丧失一天，当然是到了非常危险的时期了。”[35]之后细数了从1931年9月到1935年华北自治，中国丢失了800多万方里的土地，比前清丧失的还要多150多万方里。撰文者还拿丢失的土地与各省、世界各国领土进行比较，以便于读者加深对丢失领土大小的认识。最后号召小朋友们“要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要起来洗雪这最大的国耻，要起来恢复在最近四年内丧失了的国土！”[3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儿童画报是集时代性、知识性、新闻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重要儿童读物，画报编撰者们冲破传统等级森严的文化壁垒，打开了中国儿童眺望世界的窗口，并逐渐呈现出了独有的发展特色：早期由洋人创办，重在传播西教；以启蒙开智为目标，推进了近代儿童教育的发展；以图文叙事为方式，引领着儿童对事物本质的探寻；以丰富的栏目和直白的语言，推动了近代儿童综合素质的提高；以时局为主线，唤起了中国儿童乃至中华民族儿女保家爱国的热情。
近代中国儿童画报的发展和编辑特点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华精神的回归和重塑过程。而今天中国儿童的成长，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儿童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并一代代传承下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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