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郭时羽老师授权发布。
郭时羽
今年是章培恒先生逝世10周年。前些时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封章先生写给顾廷龙先生的信。信不长，内容是邀请顾老出席《全明诗》工作汇报会，写于复旦大学信纸上，兹将全文照录如下：
起初拍下这封信，只是因为不愿章先生的信件流落在外，也想自己多存一份纪念。拿到信之后细看，其中提到《全明诗》，提到周林先生和程千帆先生，都是作为古籍所后学关心的内容，且岁月流转，寄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人物均归道山，有些信息已不那么容易找寻了。因此，我尝试就信中一些细节进行考察，并采访了数位相关前辈学者。随着探访的逐渐深入，那个时代的学界面貌，和章培恒先生更多的侧面速写，似乎从这封短短的信笺上升腾而起，展开为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第一个问题，是《全明诗》工作汇报会召开的确切时间。章先生的信中只写了5月3-6日，落款亦未写年份。信封上邮戳已经模糊，仅能看出是4月29日寄。那么，这里说的会议究竟是哪一年召开的呢？
在那个还需手写信件的时代，信息留存不似今日便利，会议记录亦没有直接的档案可查。不过，《全明诗》的许多信息是清楚的，由此可以划定一个大致范围。《全明诗》的编纂是古籍所创立之初的重点工作，自1984年开始进行，1985年古委会立项，1990年、1993年、1994年分别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第一、第二、第三册，顾廷龙、蒋天枢、姜亮夫等先生任顾问。则会议召开显应在这数年之间。既然寄信方没有线索，就来看看收信方吧。找出《顾廷龙年谱》翻阅。1984年4月条下，有记载“是月，复旦大学聘先生为该校中文系兼任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所成立于1983年，1983年至1985年间，章培恒先生任中文系主任，至1985年被正式任命为古籍所所长，则1984年聘任顾老，显系章先生手笔，信中言“为本所兼任教授”，当是章先生又聘顾老为古籍所兼任教授。然而除此之外，遍查《年谱》，四五月间均没有会议相关记录。沈津先生编纂《年谱》十分细致，如1989年4月24日王绍曾先生写信邀顾老参加在山东的会议等事均有著录，而此信未录，或是早已遗失、流落在外之故。
还是只能从会议本身入手。《全明诗》的工作会议，又有周林同志参加，在网上搜索关键词，感觉并非难事。果然，很快我便检索到1986年的5月7-10日，周林同志赴杭州出席《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第一次工作会议。章先生信中写的会议时间是5月3-6日，6日会议结束后从沪赴杭，时间不是刚好完美衔接吗？问题感觉可迎刃而解了。然而这毕竟只是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但有了1986年这个点，我知道当时贺圣遂先生任古籍所党支部书记，应参与了办会，便请教他是否记得此事。贺老师很快回复了我，说对会议印象很深，顾老之外，南大的周勋初，山大的董治安、袁世硕等诸先生亦出席。但出乎意料的，他记得的时间是1987年。贺老师在古籍所多年，后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工作能力之强，人所共知，他说出的时间，自然是很有可信度的。但这就与原先以为的1986年冲突了，究竟何者为确呢？
继续检索资料，安平秋先生写过悼念周林同志的文章《往事历历 思念深深──忆周林同志》，其中提到“1986年5月《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上马……我们再次向周老汇报，并建议由几个项目的负责人向他作一次全面汇报……在第二天的项目评议组会上，《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得以在古委会的科研规划中立项”。“1986年5月《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上马”，所指应即上述5月7-10日在杭州召开的工作会议，而在此后《全明诗》才汇报、立项，这样看来，确实不太可能在之前的5月3-6日召开工作汇报会。1987年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过，因为信中并没有写是第几次工作汇报会，如果是第二乃至第三次，则亦有可能在更晚的年份举行。
很显然，作为当时的主事者，安平秋先生对情况一定是最清楚的。因此，尽管心中十分不安，生怕打扰了安先生，但犹豫再三，为确保万无一失，还是鼓起勇气向安先生请教，也借此机会汇报发现了章先生的这封信件。安平秋先生对章先生的事，总是特别关心的。说到会议，他冥想一阵，从回忆中确认是1987年，还补充说在大会上致辞的有鲍正鹄先生与复旦大学副校长邹剑秋。后来我翻找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编写的《辉煌十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就》，找到一张“古委会主任周林同志和部分专家参加《全明诗》审稿会”的照片，虽亦未标明时间，却可证安先生记忆的准确。他还请曹亦冰先生专门查了相关资料，告知《全明诗》“于1985年7月18日经评议立项为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我查到的1986年5月6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及安先生文章中所言立项，是指“将《全宋诗》、《全宋文》立项并同《全明诗》一起列为古委会重大项目”。
照片翻拍自《辉煌十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就》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图中从右到左
依次为邹剑秋、周林、鲍正鹄、蒋天枢、庄锡昌。
但是，安先生的记忆中，会议是四月份召开的。他特地找出1988年撰写的《在全国高校古委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拍照赐示，上面确实写着“1987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全明诗》审稿会”。那么，会不会是4月、5月连续开了两个会呢？
果然，还是安先生拍来的照片提供了线索。在工作报告下一页写到：“《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1987年5月和7月分别在上海、北京开了两次审稿会。”也就是说，1987年5月确实是有一次大会的，很可能就在这次会上一起兼办了《全明诗》的工作汇报会。
章先生的信中提到程千帆先生亦将参会，于是，我又查找了《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结果很有意思，《年谱长编》根据程先生的日记，逐日记载了到上海开会之事：
5月2日，“'和勋初同赴上海’开会”。
5月3日，“上午大会开幕，中午会餐，下午去五角场闲游”。（按：五角场就在复旦大学旁边）
5月4日，“上午开讨论会”。
5月6日，“上午会议讨论并闭幕”。
千帆先生的日记，时间和地点上均完美印证了1987年5月3日-6日的这次会议，但没有写下具体的会议名称，若非这样一路寻去，径看《年谱长编》中此段，恐怕不知究竟何指；如今有了这封信的佐证，日后再版，或可将此信息补上了。
确定了会议召开时间是1987年之后，回看《顾廷龙年谱》，载顾老是年4月8日下午赴杭州，10日在绍兴参加首届中日兰亭书会，未明载返沪时间。章先生信中写到“此事本应早日奉陈，后知先生外出，是以迁延至今”，外出事或即指此。该年5月《年谱》记载极简，仅收到《大金国志校正》一条。章先生来信及参与复旦大学古籍所《全明诗》工作会议事，当可补入。
章先生信中，请顾廷龙先生“于会议期间寓居复旦大学外宾招待所，以省往返之劳”。严格来说，复旦大学是没有一个叫做“外宾招待所”的机构的，那这究竟是哪里呢？
贺圣遂老师回忆，说当时住在“八招”——第八招待所，其实就是复旦大学招待所，在国年路270弄，旁边就是复旦大学第八宿舍，所以经常被称为第八招待所（然而并没有第一到第七招待所）。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强调安平秋先生对老同志的尊重与细心：当时周林同志的房间在4楼，还没有电梯，安先生提前到达，把楼梯走一遍，房间里每个灯都检查过，确定安全无虞，才算放心。由此我想起另一次章先生办会时，原拟订四平路某酒店，他亲自去该酒店检查房间，发现地毯久未清洗，藏污纳垢，便果断退订，改去了别家。这些一丝不苟、周到细心的作为，都是在人后进行的，从未在人前刻意显露。很显然，无论章先生还是安先生，他们如此作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心里的标准和坚持而已。
说回会议地点的事，与贺圣遂老师的记忆不同，安先生记得开会是在第八招待所，但住宿则是在南苑专家楼——这也是日常口头的说法，有时叫外国专家楼，和章先生信中所写的外宾招待所指的是同一个地方，现在正式名称是复旦大学外聘专家公寓，坐落于国福路30弄1号，在当时属于条件比较好的一个住处，但可能没有合适的会议室，所以开会仍然走去八招。与贺老师讨论后，他认为安先生的记忆是对的，4月和5月份的两个会议，应是分别住在第八招待所和南苑专家楼。
顾廷龙先生出生于1904年，章培恒先生出生于1934年，二人年龄差整整有30岁，但交往颇为密切。章先生对顾老的学问十分敬重，故礼聘他为复旦大学古籍所兼任教授、《全明诗》顾问，从信中措辞来看，执礼甚恭又不失亲近。而顾老也给古籍所学生讲过课，为《全明诗》的编纂提供帮助，并题写了扉页书名。
1998年，顾老去世。2004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了诞辰100周年追思会。这基本是一个内部会议，据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教授回忆，非上图的发言嘉宾仅有来自复旦大学的章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章社长和严老师自己。严老师自1973年进入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即受顾老教诲，曾专门撰写过《如何做学问，顾老是我的引路人》的回忆文章。那次会议上，章先生的发言情真意切，谈到顾老对复旦古籍所的种种帮助：有一位日本高级进修生高桥智，章先生认为其学术兴趣更偏向传统目录版本学，便委托顾老作为兼职教授对他进行培养，顾老慨然应允（《年谱》亦著录颇多顾老与高桥智的通信）；顾老对古籍所其他学生也多有指导，1983级的研究生还曾到上图或他家中听课。
因上海图书馆这次会议主要为内部纪念，严佐之教授考虑再办一个大型学术会议纪念顾老。他托吴格教授与章先生讲了这一想法，章先生一口答应，且建议联系北京大学古文献中心，三家合办。邀请嘉宾的名单，也是章先生、安先生与严佐之教授共同商量拟定的。为此，严佐之教授和章先生的弟子陈广宏教授一起，专程坐了一夜火车，赶到北京去向安先生汇报情况。
2005年11月13日至15日，“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暨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101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这个主题正是章先生建议的，于此展现20世纪以来以顾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对于古典文献学发展的贡献。开幕式亦由章先生主持。严佐之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2005年，我同当时复旦古籍所的章培恒先生联合举办了一个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讨会，探讨顾老在古籍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我们一致认为，古籍事业的传承，人是第一位。我们这一辈人，很少没有受到过顾老教诲的，只不过多一点少一点。”
最后，想补充介绍两件事情。前面言及章先生给顾廷龙先生的信中礼仪周到，以及对老先生们的种种执礼甚恭，思虑周全，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对前辈和地位高的人才如此客气？这两件事或许可以解答这个疑问。2005年纪念顾老的会议在华师大附近的金沙江大酒店召开，酒店方为表谢意，赠送了2个高级套房。会务组原想安排章先生和安先生入住，无论从年龄还是职务来说，显然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但两位先生坚决不肯，最后将套房让给了从外地远道赶来的学者，他们自己仍然住普通的标间。另一件事更早些，大约在1990年代吧，外地有一所高校的几位老师，到上海来想找章先生帮个忙。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拜会了另一位学界前辈，这位先生态度不坏，说我一般不出去吃饭，但你们这样诚意邀请，那就到xx饭店吧。xx饭店是当时全国最好的饭店之一，在那个没有微信和支付宝，甚至信用卡都不怎么用的年代，那几位老师紧急打电话四处筹钱，拿着送来的现金才结了帐。所以当他们找到章先生时，实在相当紧张。结果，章先生把他们带到上海一家很不错的餐厅，吃完饭，章先生说：“单我已经买好了。你们远来是客，哪有让客人请的道理？”然后帮他们把该办的事都办了。这就是章培恒先生的侠气与风骨。
本文的撰写，承蒙安平秋、曹亦冰、贺圣遂、严佐之等诸位先生的帮助，卢康华、宋健二兄提供了资料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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