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
抄本考述＊
韩 宁、徐文武
摘 要：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在国内早已失传，现仅藏于日本，日藏抄本是唯一的完本。裴庾的生平资料很少，从他与陈氏家族交往的情况，可以大概推断出他生活的时间。日藏裴庾注本与另一传入日本的增注本关系密切，简单地说，增注本是假托裴庾而作，对裴庾注多有删减，也因此更适合读者阅读。裴庾注本有文献补遗和文献正讹的价值，同时通过参看裴庾注本可以梳理出其失传的大致时间；当然，裴庾注本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裴庾注本 《三体唐诗》 圆至注本 增注本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是周弼《唐诗三体家法》注本之一，此本在中国已失传，现仅见于日本。日本流传有南北朝刊本和室町抄本，南北朝刊本是现今可知的唯一刊本，仅存第三卷。室町抄本已知存有三种：一藏国立国会图书馆，为三卷足本，书写粗略，颇有损朽；一藏大东急纪念文库，保存较好，但缺少第三卷；奈良龙门文库亦藏有同种抄本一部。[1]本文所考述即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三卷足本。
1 裴庾生平考略
裴庾是宋末元初人，生卒年不详，字季昌，号芸山（一作云山），平阳人。民国《平阳县志》有传：
裴庾，字季昌，号芸山，与弟庚、同族若拙，皆居嘉峰。从瑞安陈兼善游，林正赠诗云：“南山高且深，竹深带流水。先生庐其中，迥若崆峒子。雪发覆两肩，深悟造化理。手注三体诗，名满四海耳。时以诗名家，亦来质疑似。我本浪得名，长挂春风齿。乃识先生心，非非还是是。”此足见其居处志行之概。庾尝注《三体唐诗》，又著有《井西秋啸集》。若拙，字贯道，咸淳四年右科进士，知河源县。庚，号药山[2]352。
裴庾居于山中，高蹈隐逸，以诗名家，所注《三体唐诗》，当时即闻名四海。
裴庾曾编《清颍一源集》，并作序。从序言及裴庾的交游情况，可以对其生平作一大致推断。序中称：“杏所陈翁及余先大父以来，世为结发交，少常侍典刑简轩先生授业于家。四方高弟来者如云，予亦执经以从，因得亲炙先生诸伯仲。”[3]1“杏所陈翁”是陈供，字居敬，号杏所[4]327。《清颍一源集》是瑞安陈氏家集，陈、裴两家是世交，且裴庾师从陈兼善（字简轩）。陈兼善《喜诸友人从游》题下注：“时裴药山、高梅庄、裴芸山、薛榆溆、裴贯道辈皆门生。”[5]280序言还称：陈氏一门颇多诗才，倡导“诗社”，“一时英俊更唱迭和”。“杏所翁之曾孙士原，殆恐源远未分，后之述者文献无征。辄于视膳之馀，录自乃翁而下若干诗，总而成帙，命余重选。”“曾孙士原”是陈冈，字士原，号石池。此集是裴庾受陈冈所托，重新编选而成；序作于元延祐三年（1316）。
裴庾与陈氏四世皆有交集，序末言：“予老矣，及见陈氏一门四世之盛，斯文遗泽，绵绵未艾，有嗣而辑之，虽百世可知也。”第一世是陈供，裴庾父辈与陈供“世为结发交”。第二世是陈兼善，裴庾乃其门生。第三世有陈昌时、陈可时，陈昌时作《寄裴处士庾》《和答仙峰裴十二山人》诗，中有“泉石磊落君心胸，草木秀丽君英雄。书月玻璃照天户，名老文坛执牛耳”[4]354句，对裴庾的品性和文坛地位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陈可时亦有《送裴十二山人》诗。第四世即陈冈，乃是南戏《琵琶记》作者高明的内兄，曾作《访芸山翁》诗，有“远来吟君诗，口外春风湿”[4]368句表达了对裴庾诗歌的喜爱。
裴庾一生未仕，在山中过着隐逸生活，其具体生卒年代无法确定，从他所说“见陈氏一门四世之盛”中第一世和第四世的生卒年，可以作一大概推断。陈供的生卒年是1207—1274，陈冈的生卒年不详，而其妹婿高明的生卒年是约1305—约1371，由此可知，裴庾应该是生活在十三世纪下半叶至十四世纪初叶。
裴庾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际，其诗歌创作明显具有遗民之风。他与陈氏家人、林景熙、林正、曹许山等人，多有诗文往来。《清颍一源集》陈则翁小传云：“因厓山之变，弃官归里，迁居柏树桥，建集善院，奉宋主龙牌，朝夕哭祭。日与林德旸、裴季昌、林旻渊、曹许山辈以诗文往来，私相痛悼。作为诗歌，离黍之悲，溢于言外。”[3]5他们留恋旧主，结社赋诗，抒发心中悲痛，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遗民诗歌创作团体。裴庾是其中重要的一员。《清颍一源集》收有裴庾《聚远楼会饮》诗：“绕舍霜筠数百竿，清风留为拂尘冠。秋归陶径人思菊，春满谢阶家有兰。蜡蚁吞湖肝肺热，剑鱼嚼血齿牙寒。论诗未了东西去，一夜匡床梦不安。”[3]133诗中前半段描写自己隐居生活的悠闲安逸，后半段“蜡蚁吞湖肝肺热，剑鱼嚼血齿牙寒”句却是金刚怒目式的热血与愤恨，再加上一夜的“梦不安”，让人不得不与家国仇恨联系在一起。
虽然裴庾的诗作流传极少，但其诗才和注释《三体唐诗》的成就一直很受推崇。生于明嘉靖年间的陈挺，曾作《寄裴柳塘》诗，裴柳塘是裴庾的后人，“裴芸山公老儒雅，峡水词源倒倾泻”，“芸翁心法妙相传，郢曲惟惊和者寡”[6]491，诗中对裴庾依然赞誉有加。
2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抄本的版本特点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以下简称“裴庾注本”）三卷，三册，室町中期抄本。室町中期大概相当于明朝初期。此本书页高30.8厘米，宽23厘米。每叶九行，注释小字双行。卷首有至大二年（1309）裴庾序、大德九年（1305）方回《至天隐注周伯弜三体诗序》。正文首行顶格题“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卷之一”，二、三、四行空格，依次题“汶阳周弼伯弜编选”、“东嘉裴庾季昌集注”、“高安释圆至天隐增注”。卷一为“五言体”，卷二为“七言体”，卷三为“绝句体”。
首页钤有“龟田文库”、“帝国图书馆藏”和一枚圆形印鉴，圆心刻“帝图”，围绕圆心刻“昭和十八·三·一五·购入”。此三方印，见于每册卷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所收汉籍，龟田次郎的“龟田文库”旧藏是其主要来源之一。[7]龟田次郎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此本在其去世前一年，被国立国会图书馆购得。
书中有朱笔圆点和专名号竖线，集中标于第三卷，第一卷无，第二卷前半有、后半无。朱笔专名号竖线标于书名、地名、人名下，书名用双线，其余用单线。专名号最早出现在明代小说的刊刻中，普遍使用是在清初之后。此本中的朱笔标记，应为后人翻阅时所作，与原本无关。
在抄录的文字旁，还有日语片假名小字标注。片假名本因训读而产生，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和对应的日文意。此本中的片假名有注音和注义两种，如：壇（ダン）、窦（トン）、椀（ワン）、元稹（ゲンシン）、罗隐（ライン）等是注音，蝴蝶（コチョウ）、舌（シタ）、駅（エキ）、百（ヒヤク）、赢（カチ）等是注义。总体来看，大多数是注音，注义的情况较少。
此本受损比较严重，曾遭水浸，手抄字迹经过水洇之后完全褪色，不留痕迹。第一册的序言部分和结尾几页有残缺和水洇，第二册比较完好，第三册水洇最为严重，书册的左上部被水浸，致使第三册中每一页的相应位置皆褪为空白。
一般认为裴庾注本是在圆至《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以下简称“圆至注本”）基础上增注而成。宋周弼辑《三体唐诗》一书，成书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原本已佚。元释圆至天隐为原书作注，大德九年（1305）方回作序并刊行，共二十一卷。方回作序的四年之后，裴庾注本成书。
裴庾注本出现在圆至注本之后，日藏抄本的署名却是“裴庾季昌集注”在前、“释圆至天隐增注”在后，甚为不解。究其原因，可能与裴庾注本在日本的传入有关。据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研究，日本的南北朝时期（1336-1392），中岩圆月等入元僧将《唐诗三体家法》裴庾、圆至等人的注本带回日本。而且裴庾注本最先传入日本，圆至注本最晚传入，多为明刊本。[8]圆至注本是二十一卷本，按照实接、虚接、用事、前对等二十一格，将周弼原书的三卷析为二十一卷。对于裴庾注本的抄者来说，若作简单对比，则裴庾注与圆至注多有相似之处；按照传入先后顺序，以及卷数的增加，很容易将圆至注本定为“增注”，因此出现署名“裴庾集注”在前、“圆至增注”在后的情况。
不过，裴庾注本前有裴庾序和方回序，两篇序言明确标明时间，裴庾序显然作于方回序之后，然抄者何以仍将裴庾署名于前？此点缘于传入日本的圆至注本多为明刊本，而部分明刊本中并无方回序，明瞿佑《归田诗话》“唐三体诗序”条录方回序全文后云：
按此序议论甚正，识见甚广，而于周伯弜所集三体诗，则深寓不满之意。书坊所刻皆不载，而独取裴季昌序。近见唐孟高补写三体诗一帙，书此序于卷首，故特全录于此，与笃于吟事者，共详参之[9]1236。
瞿佑所见明刊本皆无方回序，那么，传入日本时可能亦无序。另外，裴庾“手注三体诗”时，也许并未见过方回序。现存文献中裴庾从未提到过方回，而且，方回序仅比裴庾序早四年，裴庾一生隐居山中，未见过方回序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日藏裴庾注本确实录有方回序，这就涉及到传入日本的另外一个本子《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此本前有方回序、裴庾序等。那么，现存抄本的成书，可能并非单一来源，而是以裴庾注本为主，同时参考了圆至注本和增注本，且补入方回的序言，并将圆至署名于后。
3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与《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的关系
《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以下简称“增注本”）三卷，署名“汶阳周弼伯弜选”、“高安释圆至天隐注”、“东嘉裴（斐）庾季昌增注”，国家图书馆藏有日本刻本，是李盛铎、郑振铎旧藏。卷一“绝句体”，卷二“七言体”，卷三“五言体”。此增注本在中国失传，现仅见于日本。《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与《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即裴庾注本和增注本，同署名“裴庾”，二者不无关系。
首先，裴庾注本和增注本都出自圆至注本。周弼辑《三体唐诗》，原书按诗歌法式立格，下选诗作，但诗歌无注释；释圆至将注释附于诗间，有题注、夹住、尾注三种，注释字义出处并释意。裴庾注本对诗歌的注释更为详细，但明显以圆至注为基础。如在每一格下的注解中都以“天隐周弼曰”开头，诗注中也多引圆至注释，例如：
天隐：柯亭有山隐县。（《宿宣义池亭》）
天隐：铎，征车上铃也。（《商山早行》）
天隐：明河，天汉。（《早春寄未放》）
天隐：刘良曰，别业，别居也。（《南溪别业》）[10]
增注本与圆至注本的关系也很密切。增注本的编次与圆至注本一致，皆为绝句体、七言体、五言体的顺序，裴庾注本则为五言体、七言体、绝句体。且增注本中的注释，除了标明“增注”部分外，几乎与圆至注本完全一致。
其次，增注本应该并非裴庾所作，“此本只是草草地将圆至注本和裴庾注本合编在一起”，卷目混乱，“不太可能是裴庾注本人所为，更像是书坊作派”。[8]除了卷目，增注本署名裴庾的“求名公校正咨目”，也不似裴庾作，如：
圣主之所加意，盖美刺形于歌咏。
幸大道之惟公，喜微言之不泯，行吟向曝思献。天子之尊，伫俟观风。愿陈民俗之厚，拳拳尺素，耿耿寸丹[11]。
裴庾是由宋入元之人，一生未仕，与陈则翁等人诗歌唱和，抒发遗民之志，怎么可能写出对当今君主如此恭敬阿谀的文字？这不符合裴庾的实际情况。而且此“咨目”的内容都是些空话和套话，没有创作特色，冠名何人皆可，可以确定是伪作。裴庾现存两篇序言，一是《清颍一源集》序，一是《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序，现录其开篇如下：
言之精者为诗，声之谐者为韵。方其未有诗若韵也，岂无言若声哉？《康衢》《击壤》，以逮夫变风续楚，情有感发，流自性真，吟咏歌讴，音节完协，皆农贩渔樵之所能道、童孺妇女之所能为者。（《清颍一源集》序）[3]1
诗自《三百篇》以还，至唐而声律大备。今人作诗，以唐为法。唐诗盖数百家，虽不尽预四库之目，先贤犹虑其繁，欲便后学，乃选为《三体》《四体》《极玄》《又玄》《二妙》《英灵》《间气》等集。（《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序）[10]
以上两篇序言平易流畅，有明确的诗歌主张，从语言到内容，与增注本的“咨目”截然不同，由此则“咨目”系伪托裴庾应确凿无疑。
第三，增注本在编入裴庾注时，会对裴庾注作一定的删减。增注本将圆至注和裴庾注合编在一起，是显而易见的。但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将原文简单合并，而是会对裴庾注作出删减，如李商隐《锦瑟》，裴庾注极为详细，将“锦瑟”的几种说法都罗列了出来，增注本则精简得多：
《吴都赋》：“蚌蛤珠胎，与月亏全。”《前汉·地理志》：“蓝田山出美玉。”又许彦周《诗话》云：“李商隐《锦瑟》诗云云，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盖状四曲也。”或云，锦瑟令狐楚妾[11]。
增注本主要删去了裴庾注中“锦瑟之为器”的说法。“锦瑟为乐器”一说失之穿凿，与诗意有悖，删去较为允当。总的看来，裴庾注本的注释罗列诸说，过于繁复，增注本的删减基本上能够做到诗意通晓，并且不显芜杂。
总之，裴庾注本与增注本之间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尽管打着裴庾名号的增注本也许只是书坊出品，但是应该说增注本吸取了圆至注本和裴庾注本之长，从而精简完备，更适合读者阅读。其实，在增注本“诸例”部分，已显示其书坊刊行的事实，如以下条目：
一诗篇并依俗传刊本，或于元数无差，即非私意增损。
一《三体》诗多且格式最明，故首于诸集。
一唐贤履历，《三体》《四体》《二妙》并以诗之次第为先后，它集重名类之,于前明该已见其集，其馀则刊于后，遂不复依次。间有未详，姑俟明哲。
一诸诗或经先贤讲说，及诸诗话已尝辨析论者，各附载本篇之末[11]。
从“诸例”可见，与增注本同时刊行的还有《四体》《二妙》等，皆选取当时流行的本子，增注本刊于首，且对所刊诸本的释评作了一定的调整。书坊制作图书，有关底本的选择和格式的调整皆基于市场导向、读者需求，也因此，上述三个本子传入日本之后，裴庾注本和圆至注本逐渐被冷落，而增注本最为流行和普及。
4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抄本的价值
裴庾注本在国内早已失传，仅可见于日本，尽管日藏裴庾抄本书写粗陋，颇有缺损，但是目前可知的唯一完本，具有较高的文献和文学价值。
首先，国内藏《三体唐诗》多有脱漏，裴庾注本可补文献之缺、正文献之讹。圆至将周弼《三体唐诗》析为二十一卷，今元刻圆至注本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国内藏本皆为二十卷本，脱卷末“咏物”一体八首诗，及五言体“前虚后实”一格下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等二十五首。尽管脱漏的三十三首诗可据台湾藏本补齐，但三十三首诗中的裴庾注，则仅存于裴庾注本中。现录脱漏诗题如下：
前虚后实：
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孟贯《寄山中高逸人》、杜荀鹤《庐岳隐者》、僧虚中《寄司空图》、岑参《送成州程使君》、储光羲《汉阳即事》、严维《酬刘员外见寄》、严维《别至弘上人》、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谒使君叔》、綦毋潜《送章彝下第》、钱起《空寂寺悼元上人》、司空曙《送曹同椅》、韩翃《送金华王明府》、韩愈《和张侍郎酬马尚书》、张蠙《送董卿赴台州》、王维《过香积寺》、徐皛《送友人尉蜀》、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郑常《寄刑逸人》、刘长卿《吴明彻故垒》、皇甫冉《送普门上人》、李嘉祐《送樊兵曹潭州谒韦大夫》、羊士谔《西郊兰若》、贾岛《送耿处士》、周贺《晚春送人归觐》。
咏物：
储光羲《山中流泉》、孙欣《冷井》、张鼎《僧舍小池》、戎昱《闻苗》、姚伦《感秋林》、温宪《杏花》、崔涂《孤雁》、僧皎然《咏雨》[10]。
以上仅补诗题，诗中还有大量的裴庾注。
裴庾注本成书时间较早，书中有些收录与国内文献记载不同，可以正讹，或备一说。如卷一“五言体”收录徐皛《送友人尉蜀》一首，徐皛，《全唐诗》作“徐晶”，小传云：“徐晶，与胡晧、蔡孚同时，官鲁郡录事，诗五首。”[12]817《全唐诗》所收据唐人选唐诗《搜玉小集》和《国秀集》，查看两书现存宋刊本和明刻本，皆作“晶”。裴庾注本不仅写作“皛”，且用片假名小字注音“ギヤウ”，即xiao音，因此并非抄写错误，而是确定为“皛”。裴庾注本之后，明刻本《唐诗品汇》亦作“徐皛”。徐晶生平事迹皆无记载，但也并非无闻，谢榛《四溟诗话》指出徐晶“翡翠巢书幌，鸳鸯立钓矶”（《同蔡孚五亭咏》）句与子美“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句意相类，子美自优”[9]1175。不过，相比其他诗人，有关徐晶的记载还是太少，胡应麟《诗薮》评计有功《唐诗纪事》收录之失曰：“至如蒋奇童、薛奇童、徐晶、郑鏦、太上隐者、君山父老诸家，所选脱轶颇繁，盖著述之难如此。”[13]161限于文献匮乏，是徐皛还是徐晶，已无法辨正，姑且聊备一说。
其次，《三体唐诗》版本的流传情况比较复杂，通过参看裴庾注本可以厘清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的时间。裴庾注本和增注本现仅见于日本，国内早已失传。失传的时间有认为是在元代，[1]有认为是在明代。[8]将现有文献记载与裴庾注本相对照，基本可以确定，裴庾注本的失传是在明代中后期，增注本应该更早。最早提到裴庾注本的是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唐三体诗》裴庾注云：“《广州记》，卢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为壶橘，又曰卢橘。”[14]324
此注见于裴庾注本卷三“绝句体”戴叔伦《湘南即事》。此后，明杨慎《升庵诗话》中多次言及《三体唐诗》，如：
杜审言《早春游望》诗，《唐诗三体》选为第一首是也。（“杜审言诗”条）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宋周伯弜《唐诗三体》以此首为压卷第一。（“杜常华清宫”条）[9]735、738
从以上两条基本可以断定，杨慎所见为裴庾注本。《三体唐诗》流传的版本中，只有裴庾注本的第一首诗是杜审言《早春游望》。裴庾注本诗歌的编排顺序与圆至注本和增注本不同，裴庾注本将五言体排在前，圆至注本和增注本将绝句体排在前，五言体《早春游望》排在裴庾注本的第一卷第一首。杜常《华清宫》是绝句体的第一首，位于裴庾注本的最后一卷，因而才能称为“压卷第一”。“压卷”本意是最后一卷第一篇。此外，《升庵诗话》“韩滉晦日呈诸判官”条云：
滉又有《病中遣妓》一首，见《三体》，姓名误作司空图。图，王屋山隐士，岂有妓可遣乎？[9]921
此诗在诸本中皆作“司空曙”，杨慎所言有误。但圆至注本和增注本多“此诗《文苑》又为韩滉作”句，独裴庾注本无，可证杨慎所见为裴庾注本。另，《升庵诗话》“薛能柳枝词”条云：“'和花香雪九重城，……’本集作'和花烟絮’，赵松雪作'和花香雪’。《唐诗三体》作'和风烟雨’，非也。”[9]914亦与裴庾注本收录情况相符。可见，杨慎所见是裴庾注本无疑。
杨慎生活于明中后期，其后有关《三体唐诗》的文献记载中已不见裴庾注本踪迹。明刘若愚《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记录了内府图书被损毁的惊人内幕，并列出内府有板之书：
皇城中内相学问，读《四书》、《书经》、《诗经》，看《性理》、《通鉴节要》、《千家诗》、《唐贤三体诗》，习书柬活套，习作对联，再加以《古文真宝》、《古文精粹》，尽之矣。……此皆内府有板之书也。……除古本、抄本、杂书不能开遍外，按现今有板者，谱列于后，即内府之经书则例也[15]3044。
后列有板书目，包括“《唐贤三体诗》（二本，一百七十二叶）”。刘若愚是宦官，《酌中记》记录了万历朝至崇祯初年的宫廷事迹。内板《唐贤三体诗》应为圆至注本，非裴庾注本。圆至注本最早名《唐三体诗说》，后元刻本出现了《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一名，多出“唐贤绝句”，此书名一直沿用至明刻本。增注本的题名比较混乱，书名中有“唐贤”二字，而卷名中时有时无。裴庾注本全名为《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无“唐贤”二字。从书名来看，明末内府板的《唐贤三体诗》应为圆至注本。此本一直保存至今，现藏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书籍总目》载：
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二十卷 宋周弼编 元释元至注 明内府刊本 二册[16]1206
此本即《酌中记》所列内府板，乃圆至注本，非裴庾注本。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许浑”条提及《三体唐诗》：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尝见宋僧圆至注周弼《三体唐诗》，引《湘州记》“零陵有石燕，遇雨则飞”解此句，大谬。金陵有燕子矶俯临江岸，此专咏其景耳，何暇远及零陵！[17]377
此句裴庾注本与之不同：“《六帖》：零陵有石燕，风雨则飞翔如真燕，风雨止，还为石。”贺裳所见非裴庾注本。
另有一些记载，过于简略，无法判断版本，如：
次则周伯弜《三体》，但其分体于细碎，而二书皆有不必选者。（李东阳《麓堂诗话》）[9]1376
至周《三体》，牵合支离。（胡应麟《诗薮》）[13]191
周伯弜辑《三体诗》，局小识短不足言。（潘德舆《养一斋诗话》）[17]2049
周伯弼之《三体诗》，具有规则，而惜其体裁不备。（阮葵生《茶馀客话》）[18]331
总之，杨慎《升庵诗话》是最后记录裴庾注本的文献，明末直至清初的记载中已不见裴庾注本身影。以杨慎的生活时间来看，最早在明代中后期，裴庾注本逐渐失传。至于增注本，明清时期文献更无星点记载，若以入元僧人带入日本的时间来看，大概元末即已失传。
第三，作为一部诗集注本，裴庾注本的文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裴庾注有些繁琐，但也胜在详细全面，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题下圆至注曰：
齐山，在池州贵池县南五里。王哲《齐山记》曰：“山有十馀峰，其高相等，故名'齐山’。”杜牧尝守池[19]。
裴庾注本在圆至注之上增注曰：
《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急令家作绛囊盛茱萸系臂登高山，饮菊花酒，可免。”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曰：“代之矣。”今人每至九日，登高饮酒，盖起于此[10]。
圆至仅仅注释了“齐山”的地理位置，裴庾注则将登高的来由也加以诠释，让读者能深刻理解诗意。再如，刘长卿《感怀》“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句，圆至仅注释了“招魂”，裴庾加注了“卜命”：
《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10]。
裴庾将“卜命”注释之后，更有助于体会刘长卿悲秋感伤、顺性认命的心怀。
总体而言，裴庾注本作为《三体唐诗》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注本，因国内早已失传，日本藏本则更显珍贵。相信对裴庾注本加以利用和研究，可以为唐诗传播和唐诗选本流传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
参考文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74）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韩宁，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徐文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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