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
抄本考述*
韩 宁、徐文武
摘 要: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在国内早已失传,现仅藏于日本,日藏抄本是唯一的完本。裴庾的生平资料很少,从他与陈氏家族交往的情况,可以大概推断出他生活的时间。日藏裴庾注本与另一传入日本的增注本关系密切,简单地说,增注本是假托裴庾而作,对裴庾注多有删减,也因此更适合读者阅读。裴庾注本有文献补遗和文献正讹的价值,同时通过参看裴庾注本可以梳理出其失传的大致时间;当然,裴庾注本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裴庾注本 《三体唐诗》 圆至注本 增注本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是周弼《唐诗三体家法》注本之一,此本在中国已失传,现仅见于日本。日本流传有南北朝刊本和室町抄本,南北朝刊本是现今可知的唯一刊本,仅存第三卷。室町抄本已知存有三种:一藏国立国会图书馆,为三卷足本,书写粗略,颇有损朽;一藏大东急纪念文库,保存较好,但缺少第三卷;奈良龙门文库亦藏有同种抄本一部。[1]本文所考述即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三卷足本。
1 裴庾生平考略
裴庾是宋末元初人,生卒年不详,字季昌,号芸山(一作云山),平阳人。民国《平阳县志》有传:
裴庾,字季昌,号芸山,与弟庚、同族若拙,皆居嘉峰。从瑞安陈兼善游,林正赠诗云:“南山高且深,竹深带流水。先生庐其中,迥若崆峒子。雪发覆两肩,深悟造化理。手注三体诗,名满四海耳。时以诗名家,亦来质疑似。我本浪得名,长挂春风齿。乃识先生心,非非还是是。”此足见其居处志行之概。庾尝注《三体唐诗》,又著有《井西秋啸集》。若拙,字贯道,咸淳四年右科进士,知河源县。庚,号药山[2]352。
裴庾居于山中,高蹈隐逸,以诗名家,所注《三体唐诗》,当时即闻名四海。
裴庾曾编《清颍一源集》,并作序。从序言及裴庾的交游情况,可以对其生平作一大致推断。序中称:“杏所陈翁及余先大父以来,世为结发交,少常侍典刑简轩先生授业于家。四方高弟来者如云,予亦执经以从,因得亲炙先生诸伯仲。”[3]1“杏所陈翁”是陈供,字居敬,号杏所[4]327。《清颍一源集》是瑞安陈氏家集,陈、裴两家是世交,且裴庾师从陈兼善(字简轩)。陈兼善《喜诸友人从游》题下注:“时裴药山、高梅庄、裴芸山、薛榆溆、裴贯道辈皆门生。”[5]280序言还称:陈氏一门颇多诗才,倡导“诗社”,“一时英俊更唱迭和”。“杏所翁之曾孙士原,殆恐源远未分,后之述者文献无征。辄于视膳之馀,录自乃翁而下若干诗,总而成帙,命余重选。”“曾孙士原”是陈冈,字士原,号石池。此集是裴庾受陈冈所托,重新编选而成;序作于元延祐三年(1316)。
裴庾与陈氏四世皆有交集,序末言:“予老矣,及见陈氏一门四世之盛,斯文遗泽,绵绵未艾,有嗣而辑之,虽百世可知也。”第一世是陈供,裴庾父辈与陈供“世为结发交”。第二世是陈兼善,裴庾乃其门生。第三世有陈昌时、陈可时,陈昌时作《寄裴处士庾》《和答仙峰裴十二山人》诗,中有“泉石磊落君心胸,草木秀丽君英雄。书月玻璃照天户,名老文坛执牛耳”[4]354句,对裴庾的品性和文坛地位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陈可时亦有《送裴十二山人》诗。第四世即陈冈,乃是南戏《琵琶记》作者高明的内兄,曾作《访芸山翁》诗,有“远来吟君诗,口外春风湿”[4]368句表达了对裴庾诗歌的喜爱。
裴庾一生未仕,在山中过着隐逸生活,其具体生卒年代无法确定,从他所说“见陈氏一门四世之盛”中第一世和第四世的生卒年,可以作一大概推断。陈供的生卒年是1207—1274,陈冈的生卒年不详,而其妹婿高明的生卒年是约1305—约1371,由此可知,裴庾应该是生活在十三世纪下半叶至十四世纪初叶。
裴庾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际,其诗歌创作明显具有遗民之风。他与陈氏家人、林景熙、林正、曹许山等人,多有诗文往来。《清颍一源集》陈则翁小传云:“因厓山之变,弃官归里,迁居柏树桥,建集善院,奉宋主龙牌,朝夕哭祭。日与林德旸、裴季昌、林旻渊、曹许山辈以诗文往来,私相痛悼。作为诗歌,离黍之悲,溢于言外。”[3]5他们留恋旧主,结社赋诗,抒发心中悲痛,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遗民诗歌创作团体。裴庾是其中重要的一员。《清颍一源集》收有裴庾《聚远楼会饮》诗:“绕舍霜筠数百竿,清风留为拂尘冠。秋归陶径人思菊,春满谢阶家有兰。蜡蚁吞湖肝肺热,剑鱼嚼血齿牙寒。论诗未了东西去,一夜匡床梦不安。”[3]133诗中前半段描写自己隐居生活的悠闲安逸,后半段“蜡蚁吞湖肝肺热,剑鱼嚼血齿牙寒”句却是金刚怒目式的热血与愤恨,再加上一夜的“梦不安”,让人不得不与家国仇恨联系在一起。
虽然裴庾的诗作流传极少,但其诗才和注释《三体唐诗》的成就一直很受推崇。生于明嘉靖年间的陈挺,曾作《寄裴柳塘》诗,裴柳塘是裴庾的后人,“裴芸山公老儒雅,峡水词源倒倾泻”,“芸翁心法妙相传,郢曲惟惊和者寡”[6]491,诗中对裴庾依然赞誉有加。
2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抄本的版本特点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以下简称“裴庾注本”)三卷,三册,室町中期抄本。室町中期大概相当于明朝初期。此本书页高30.8厘米,宽23厘米。每叶九行,注释小字双行。卷首有至大二年(1309)裴庾序、大德九年(1305)方回《至天隐注周伯弜三体诗序》。正文首行顶格题“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卷之一”,二、三、四行空格,依次题“汶阳周弼伯弜编选”、“东嘉裴庾季昌集注”、“高安释圆至天隐增注”。卷一为“五言体”,卷二为“七言体”,卷三为“绝句体”。
首页钤有“龟田文库”、“帝国图书馆藏”和一枚圆形印鉴,圆心刻“帝图”,围绕圆心刻“昭和十八·三·一五·购入”。此三方印,见于每册卷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所收汉籍,龟田次郎的“龟田文库”旧藏是其主要来源之一。[7]龟田次郎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此本在其去世前一年,被国立国会图书馆购得。
书中有朱笔圆点和专名号竖线,集中标于第三卷,第一卷无,第二卷前半有、后半无。朱笔专名号竖线标于书名、地名、人名下,书名用双线,其余用单线。专名号最早出现在明代小说的刊刻中,普遍使用是在清初之后。此本中的朱笔标记,应为后人翻阅时所作,与原本无关。
在抄录的文字旁,还有日语片假名小字标注。片假名本因训读而产生,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和对应的日文意。此本中的片假名有注音和注义两种,如:壇(ダン)、窦(トン)、椀(ワン)、元稹(ゲンシン)、罗隐(ライン)等是注音,蝴蝶(コチョウ)、舌(シタ)、駅(エキ)、百(ヒヤク)、赢(カチ)等是注义。总体来看,大多数是注音,注义的情况较少。
此本受损比较严重,曾遭水浸,手抄字迹经过水洇之后完全褪色,不留痕迹。第一册的序言部分和结尾几页有残缺和水洇,第二册比较完好,第三册水洇最为严重,书册的左上部被水浸,致使第三册中每一页的相应位置皆褪为空白。
一般认为裴庾注本是在圆至《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以下简称“圆至注本”)基础上增注而成。宋周弼辑《三体唐诗》一书,成书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原本已佚。元释圆至天隐为原书作注,大德九年(1305)方回作序并刊行,共二十一卷。方回作序的四年之后,裴庾注本成书。
裴庾注本出现在圆至注本之后,日藏抄本的署名却是“裴庾季昌集注”在前、“释圆至天隐增注”在后,甚为不解。究其原因,可能与裴庾注本在日本的传入有关。据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研究,日本的南北朝时期(1336-1392),中岩圆月等入元僧将《唐诗三体家法》裴庾、圆至等人的注本带回日本。而且裴庾注本最先传入日本,圆至注本最晚传入,多为明刊本。[8]圆至注本是二十一卷本,按照实接、虚接、用事、前对等二十一格,将周弼原书的三卷析为二十一卷。对于裴庾注本的抄者来说,若作简单对比,则裴庾注与圆至注多有相似之处;按照传入先后顺序,以及卷数的增加,很容易将圆至注本定为“增注”,因此出现署名“裴庾集注”在前、“圆至增注”在后的情况。
不过,裴庾注本前有裴庾序和方回序,两篇序言明确标明时间,裴庾序显然作于方回序之后,然抄者何以仍将裴庾署名于前?此点缘于传入日本的圆至注本多为明刊本,而部分明刊本中并无方回序,明瞿佑《归田诗话》“唐三体诗序”条录方回序全文后云:
按此序议论甚正,识见甚广,而于周伯弜所集三体诗,则深寓不满之意。书坊所刻皆不载,而独取裴季昌序。近见唐孟高补写三体诗一帙,书此序于卷首,故特全录于此,与笃于吟事者,共详参之[9]1236。
瞿佑所见明刊本皆无方回序,那么,传入日本时可能亦无序。另外,裴庾“手注三体诗”时,也许并未见过方回序。现存文献中裴庾从未提到过方回,而且,方回序仅比裴庾序早四年,裴庾一生隐居山中,未见过方回序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日藏裴庾注本确实录有方回序,这就涉及到传入日本的另外一个本子《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此本前有方回序、裴庾序等。那么,现存抄本的成书,可能并非单一来源,而是以裴庾注本为主,同时参考了圆至注本和增注本,且补入方回的序言,并将圆至署名于后。
3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与《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的关系
《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以下简称“增注本”)三卷,署名“汶阳周弼伯弜选”、“高安释圆至天隐注”、“东嘉裴(斐)庾季昌增注”,国家图书馆藏有日本刻本,是李盛铎、郑振铎旧藏。卷一“绝句体”,卷二“七言体”,卷三“五言体”。此增注本在中国失传,现仅见于日本。《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与《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即裴庾注本和增注本,同署名“裴庾”,二者不无关系。
首先,裴庾注本和增注本都出自圆至注本。周弼辑《三体唐诗》,原书按诗歌法式立格,下选诗作,但诗歌无注释;释圆至将注释附于诗间,有题注、夹住、尾注三种,注释字义出处并释意。裴庾注本对诗歌的注释更为详细,但明显以圆至注为基础。如在每一格下的注解中都以“天隐周弼曰”开头,诗注中也多引圆至注释,例如:
天隐:柯亭有山隐县。(《宿宣义池亭》)
天隐:铎,征车上铃也。(《商山早行》)
天隐:明河,天汉。(《早春寄未放》)
天隐:刘良曰,别业,别居也。(《南溪别业》)[10]
增注本与圆至注本的关系也很密切。增注本的编次与圆至注本一致,皆为绝句体、七言体、五言体的顺序,裴庾注本则为五言体、七言体、绝句体。且增注本中的注释,除了标明“增注”部分外,几乎与圆至注本完全一致。
其次,增注本应该并非裴庾所作,“此本只是草草地将圆至注本和裴庾注本合编在一起”,卷目混乱,“不太可能是裴庾注本人所为,更像是书坊作派”。[8]除了卷目,增注本署名裴庾的“求名公校正咨目”,也不似裴庾作,如:
圣主之所加意,盖美刺形于歌咏。
幸大道之惟公,喜微言之不泯,行吟向曝思献。天子之尊,伫俟观风。愿陈民俗之厚,拳拳尺素,耿耿寸丹[11]。
裴庾是由宋入元之人,一生未仕,与陈则翁等人诗歌唱和,抒发遗民之志,怎么可能写出对当今君主如此恭敬阿谀的文字?这不符合裴庾的实际情况。而且此“咨目”的内容都是些空话和套话,没有创作特色,冠名何人皆可,可以确定是伪作。裴庾现存两篇序言,一是《清颍一源集》序,一是《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序,现录其开篇如下:
言之精者为诗,声之谐者为韵。方其未有诗若韵也,岂无言若声哉?《康衢》《击壤》,以逮夫变风续楚,情有感发,流自性真,吟咏歌讴,音节完协,皆农贩渔樵之所能道、童孺妇女之所能为者。(《清颍一源集》序)[3]1
诗自《三百篇》以还,至唐而声律大备。今人作诗,以唐为法。唐诗盖数百家,虽不尽预四库之目,先贤犹虑其繁,欲便后学,乃选为《三体》《四体》《极玄》《又玄》《二妙》《英灵》《间气》等集。(《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序)[10]
以上两篇序言平易流畅,有明确的诗歌主张,从语言到内容,与增注本的“咨目”截然不同,由此则“咨目”系伪托裴庾应确凿无疑。
第三,增注本在编入裴庾注时,会对裴庾注作一定的删减。增注本将圆至注和裴庾注合编在一起,是显而易见的。但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将原文简单合并,而是会对裴庾注作出删减,如李商隐《锦瑟》,裴庾注极为详细,将“锦瑟”的几种说法都罗列了出来,增注本则精简得多:
《吴都赋》:“蚌蛤珠胎,与月亏全。”《前汉·地理志》:“蓝田山出美玉。”又许彦周《诗话》云:“李商隐《锦瑟》诗云云,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盖状四曲也。”或云,锦瑟令狐楚妾[11]。
增注本主要删去了裴庾注中“锦瑟之为器”的说法。“锦瑟为乐器”一说失之穿凿,与诗意有悖,删去较为允当。总的看来,裴庾注本的注释罗列诸说,过于繁复,增注本的删减基本上能够做到诗意通晓,并且不显芜杂。
总之,裴庾注本与增注本之间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尽管打着裴庾名号的增注本也许只是书坊出品,但是应该说增注本吸取了圆至注本和裴庾注本之长,从而精简完备,更适合读者阅读。其实,在增注本“诸例”部分,已显示其书坊刊行的事实,如以下条目:
一诗篇并依俗传刊本,或于元数无差,即非私意增损。
一《三体》诗多且格式最明,故首于诸集。
一唐贤履历,《三体》《四体》《二妙》并以诗之次第为先后,它集重名类之,于前明该已见其集,其馀则刊于后,遂不复依次。间有未详,姑俟明哲。
一诸诗或经先贤讲说,及诸诗话已尝辨析论者,各附载本篇之末[11]。
从“诸例”可见,与增注本同时刊行的还有《四体》《二妙》等,皆选取当时流行的本子,增注本刊于首,且对所刊诸本的释评作了一定的调整。书坊制作图书,有关底本的选择和格式的调整皆基于市场导向、读者需求,也因此,上述三个本子传入日本之后,裴庾注本和圆至注本逐渐被冷落,而增注本最为流行和普及。
4 裴庾《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抄本的价值
裴庾注本在国内早已失传,仅可见于日本,尽管日藏裴庾抄本书写粗陋,颇有缺损,但是目前可知的唯一完本,具有较高的文献和文学价值。
首先,国内藏《三体唐诗》多有脱漏,裴庾注本可补文献之缺、正文献之讹。圆至将周弼《三体唐诗》析为二十一卷,今元刻圆至注本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国内藏本皆为二十卷本,脱卷末“咏物”一体八首诗,及五言体“前虚后实”一格下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等二十五首。尽管脱漏的三十三首诗可据台湾藏本补齐,但三十三首诗中的裴庾注,则仅存于裴庾注本中。现录脱漏诗题如下:
前虚后实:
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孟贯《寄山中高逸人》、杜荀鹤《庐岳隐者》、僧虚中《寄司空图》、岑参《送成州程使君》、储光羲《汉阳即事》、严维《酬刘员外见寄》、严维《别至弘上人》、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谒使君叔》、綦毋潜《送章彝下第》、钱起《空寂寺悼元上人》、司空曙《送曹同椅》、韩翃《送金华王明府》、韩愈《和张侍郎酬马尚书》、张蠙《送董卿赴台州》、王维《过香积寺》、徐皛《送友人尉蜀》、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郑常《寄刑逸人》、刘长卿《吴明彻故垒》、皇甫冉《送普门上人》、李嘉祐《送樊兵曹潭州谒韦大夫》、羊士谔《西郊兰若》、贾岛《送耿处士》、周贺《晚春送人归觐》。
咏物:
储光羲《山中流泉》、孙欣《冷井》、张鼎《僧舍小池》、戎昱《闻苗》、姚伦《感秋林》、温宪《杏花》、崔涂《孤雁》、僧皎然《咏雨》[10]。
以上仅补诗题,诗中还有大量的裴庾注。
裴庾注本成书时间较早,书中有些收录与国内文献记载不同,可以正讹,或备一说。如卷一“五言体”收录徐皛《送友人尉蜀》一首,徐皛,《全唐诗》作“徐晶”,小传云:“徐晶,与胡晧、蔡孚同时,官鲁郡录事,诗五首。”[12]817《全唐诗》所收据唐人选唐诗《搜玉小集》和《国秀集》,查看两书现存宋刊本和明刻本,皆作“晶”。裴庾注本不仅写作“皛”,且用片假名小字注音“ギヤウ”,即xiao音,因此并非抄写错误,而是确定为“皛”。裴庾注本之后,明刻本《唐诗品汇》亦作“徐皛”。徐晶生平事迹皆无记载,但也并非无闻,谢榛《四溟诗话》指出徐晶“翡翠巢书幌,鸳鸯立钓矶”(《同蔡孚五亭咏》)句与子美“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句意相类,子美自优”[9]1175。不过,相比其他诗人,有关徐晶的记载还是太少,胡应麟《诗薮》评计有功《唐诗纪事》收录之失曰:“至如蒋奇童、薛奇童、徐晶、郑鏦、太上隐者、君山父老诸家,所选脱轶颇繁,盖著述之难如此。”[13]161限于文献匮乏,是徐皛还是徐晶,已无法辨正,姑且聊备一说。
其次,《三体唐诗》版本的流传情况比较复杂,通过参看裴庾注本可以厘清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的时间。裴庾注本和增注本现仅见于日本,国内早已失传。失传的时间有认为是在元代,[1]有认为是在明代。[8]将现有文献记载与裴庾注本相对照,基本可以确定,裴庾注本的失传是在明代中后期,增注本应该更早。最早提到裴庾注本的是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唐三体诗》裴庾注云:“《广州记》,卢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为壶橘,又曰卢橘。”[14]324
此注见于裴庾注本卷三“绝句体”戴叔伦《湘南即事》。此后,明杨慎《升庵诗话》中多次言及《三体唐诗》,如:
杜审言《早春游望》诗,《唐诗三体》选为第一首是也。(“杜审言诗”条)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宋周伯弜《唐诗三体》以此首为压卷第一。(“杜常华清宫”条)[9]735、738
从以上两条基本可以断定,杨慎所见为裴庾注本。《三体唐诗》流传的版本中,只有裴庾注本的第一首诗是杜审言《早春游望》。裴庾注本诗歌的编排顺序与圆至注本和增注本不同,裴庾注本将五言体排在前,圆至注本和增注本将绝句体排在前,五言体《早春游望》排在裴庾注本的第一卷第一首。杜常《华清宫》是绝句体的第一首,位于裴庾注本的最后一卷,因而才能称为“压卷第一”。“压卷”本意是最后一卷第一篇。此外,《升庵诗话》“韩滉晦日呈诸判官”条云:
滉又有《病中遣妓》一首,见《三体》,姓名误作司空图。图,王屋山隐士,岂有妓可遣乎?[9]921
此诗在诸本中皆作“司空曙”,杨慎所言有误。但圆至注本和增注本多“此诗《文苑》又为韩滉作”句,独裴庾注本无,可证杨慎所见为裴庾注本。另,《升庵诗话》“薛能柳枝词”条云:“'和花香雪九重城,……’本集作'和花烟絮’,赵松雪作'和花香雪’。《唐诗三体》作'和风烟雨’,非也。”[9]914亦与裴庾注本收录情况相符。可见,杨慎所见是裴庾注本无疑。
杨慎生活于明中后期,其后有关《三体唐诗》的文献记载中已不见裴庾注本踪迹。明刘若愚《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记录了内府图书被损毁的惊人内幕,并列出内府有板之书:
皇城中内相学问,读《四书》、《书经》、《诗经》,看《性理》、《通鉴节要》、《千家诗》、《唐贤三体诗》,习书柬活套,习作对联,再加以《古文真宝》、《古文精粹》,尽之矣。……此皆内府有板之书也。……除古本、抄本、杂书不能开遍外,按现今有板者,谱列于后,即内府之经书则例也[15]3044。
后列有板书目,包括“《唐贤三体诗》(二本,一百七十二叶)”。刘若愚是宦官,《酌中记》记录了万历朝至崇祯初年的宫廷事迹。内板《唐贤三体诗》应为圆至注本,非裴庾注本。圆至注本最早名《唐三体诗说》,后元刻本出现了《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一名,多出“唐贤绝句”,此书名一直沿用至明刻本。增注本的题名比较混乱,书名中有“唐贤”二字,而卷名中时有时无。裴庾注本全名为《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无“唐贤”二字。从书名来看,明末内府板的《唐贤三体诗》应为圆至注本。此本一直保存至今,现藏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书籍总目》载:
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二十卷 宋周弼编 元释元至注 明内府刊本 二册[16]1206
此本即《酌中记》所列内府板,乃圆至注本,非裴庾注本。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许浑”条提及《三体唐诗》: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尝见宋僧圆至注周弼《三体唐诗》,引《湘州记》“零陵有石燕,遇雨则飞”解此句,大谬。金陵有燕子矶俯临江岸,此专咏其景耳,何暇远及零陵![17]377
此句裴庾注本与之不同:“《六帖》:零陵有石燕,风雨则飞翔如真燕,风雨止,还为石。”贺裳所见非裴庾注本。
另有一些记载,过于简略,无法判断版本,如:
次则周伯弜《三体》,但其分体于细碎,而二书皆有不必选者。(李东阳《麓堂诗话》)[9]1376
至周《三体》,牵合支离。(胡应麟《诗薮》)[13]191
周伯弜辑《三体诗》,局小识短不足言。(潘德舆《养一斋诗话》)[17]2049
周伯弼之《三体诗》,具有规则,而惜其体裁不备。(阮葵生《茶馀客话》)[18]331
总之,杨慎《升庵诗话》是最后记录裴庾注本的文献,明末直至清初的记载中已不见裴庾注本身影。以杨慎的生活时间来看,最早在明代中后期,裴庾注本逐渐失传。至于增注本,明清时期文献更无星点记载,若以入元僧人带入日本的时间来看,大概元末即已失传。
第三,作为一部诗集注本,裴庾注本的文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裴庾注有些繁琐,但也胜在详细全面,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题下圆至注曰:
齐山,在池州贵池县南五里。王哲《齐山记》曰:“山有十馀峰,其高相等,故名'齐山’。”杜牧尝守池[19]。
裴庾注本在圆至注之上增注曰:
《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急令家作绛囊盛茱萸系臂登高山,饮菊花酒,可免。”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曰:“代之矣。”今人每至九日,登高饮酒,盖起于此[10]。
圆至仅仅注释了“齐山”的地理位置,裴庾注则将登高的来由也加以诠释,让读者能深刻理解诗意。再如,刘长卿《感怀》“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句,圆至仅注释了“招魂”,裴庾加注了“卜命”:
《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10]。
裴庾将“卜命”注释之后,更有助于体会刘长卿悲秋感伤、顺性认命的心怀。
总体而言,裴庾注本作为《三体唐诗》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注本,因国内早已失传,日本藏本则更显珍贵。相信对裴庾注本加以利用和研究,可以为唐诗传播和唐诗选本流传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
参考文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74)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韩宁,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徐文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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