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明刻本《大明萬家詩山》五卷（以下簡稱《詩山》），上下兩册，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單邊，雙黑魚尾，版心上鐫“萬家詩山”，卷一卷端題“江西萬年縣上陽春江汪炎孔編輯、弟對峰汪近德校正、弟見江汪本澄精選、門人趙應奎字號”，卷二、卷四題“見江汪本澄精選”，卷三題“對峰汪近德校正”，卷五題“江西萬年縣春江汪近孔編輯、弟對峰汪近德校正、弟見江汪本澄精選”。卷首佚名序云：“是詩也，春江汪先生之所傳聞，而門人之所述之也。”[1]據卷端題名、卷首序及書中“汪近孔”、“汪炎孔”、“汪春江”一人三名混用的情况，當是汪近孔策劃或初纂，具體編選由汪本澄負責，弟子趙應奎編寫詩歌作者與詩題中涉及人物之字號、籍貫、簡介，今姑按慣例簡稱汪近孔等編。
編者汪近孔（又作汪炎孔）字學大，號春江；汪近德字敦夫，號對峰；汪本澄字汝源，號見江；兄弟三人均是饒州府萬年縣上陽人。趙應奎字文瑞，號少山，饒州府餘干縣魚池塘長山人，其餘生平不詳。據卷三汪本澄《賀表兄趙東湖配姻》云“嘉靖龍飛甲子春”，可知《詩山》成書至少在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之後。又序中提及“吾友翰林院侍講張春、編修王希烈，都給事中藍璧，左給事中李東承、江一川”，其中王希烈卒于萬曆五年（1577），知《詩山》當成書于嘉靖末萬曆初。若此序爲僞託，成書時間或可稍微後延。書中“大明”頂格，其字體特徵亦符合嘉、萬間建陽府坊刻風格。
《詩山》五卷共收録297位作者詩歌688首[2]，以七言律詩爲主，偶有五律與七絶；以人繫詩，作者名下注明字號、籍貫。其中亦偶有評點，如評王陽明《自感書懷》云：“佳言殊出，盡有道氣，非道明德立者不能如此形容。觀此令人悵然自得。”評王陽明理學詩又曰：“前後詩詞，或發明身心之藴，或推廓道體之妙，或伸言抱負之志，各有攸寓也。讀者不可忽之。”[3]評胡儼之詩：“胡公之詩二十四律，字字洗練，句句清新，真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誦之朗然精金美玉，世亦爲之罕得者也。”[4]不知是編者所評，還是所録底本原有之評語。作爲一部明人編選的明詩總集，《詩山》有明顯迥異於其他總集之處，本文試從編選原則、文本來源等角度加以論述，並參照對比日用類書中的《皇明詩選》《萬家詩集》，揭櫫其商業出版特徵。
與諸多明詩選本一樣，《詩山》收録作者甚廣，從時段分佈來看，從明初至嘉靖間的作者均有入選；從作者身份來説，上至館閣翰林，下及釋道閨秀，都未遺漏。表面看似是一部全國性的詩歌總集，但細讀之下可知，《詩山》更多是一本江西地域詩集。首先，《詩山》中明確註明江西籍之作者有92位，占全部作家的三分之一强，這其中饒州府籍詩人又占四分之三。由於《詩山》編刻相對粗疏，其中還有諸多署作“馮先生”、“詹先生”、“許先生”、“羅先生”者，不言作者籍貫。其中“吴先生”注明是東崗山人，屬于饒州府餘干縣，逆推其編選體例與編刻動機（詳見下文論述），這些未署具體姓名之人應是編者好友、當地文人，因過於熟悉暫未録入姓名。因此江西籍作者約占全書半數。
其次，作者仕宦江西。《詩山》中明確註明官職的就有饒州兵備副使范輅、饒州知府李鎰、江西巡撫都御史周相、奉新知府潘相、江西儒學提舉楊維楨、江西監察御史胡金、饒州府樂平縣典史翁嶽、江西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江西監察御史徐岱、江西都御史張元冲等十餘人，另如“儒學教諭吴傑”、“教諭李善”、“縣丞陳文”、“知縣林建邦”等未具體指明仕宦地點，今覈《（同治）萬年縣志》職官之“縣令”：“林建邦，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三年任。”[5]可知《詩山》中的“知縣林建邦”即萬年縣知縣林建邦。其餘數人雖暫不可考，按其例亦應是江西地方官員。
最後，作者既非贛籍、亦未仕宦江西，但詩歌内容與江西有關。如江蘇泰興人茅大方《憶顔伯瑋死忠》，顔伯瑋是江西廬陵人，在靖難之役中遇害，是詩盛讚其忠義氣節。再如應天府汪九鰱《哭翰林學士陳文》，題下注曰：“（陳）文附李賢，因羅倫奏賢奪情事，而羅倫貶官。時則汪九鰱作此挽章親吊以哭之，遺此詩在香臺上，其實譏之也。”[6]此詩涉及陳文、羅倫之間的政治鬥爭，二人俱爲江西吉安府人，陳文官至内閣首輔，羅倫是成化二年（1466）狀元。再如卷四魏奇《讀文天祥傳》，歌頌文天祥殉國大義；卷五程梅岩《題饒娥廟》，述饒娥孝烈之節。作者魏奇、程梅岩籍貫不詳，但詩中文天祥、饒娥均是江西人。或者是在江西所作，如陶安《寓饒州府秋節述懷》、夏寅《過陳友諒故都而作》、汪廣洋《題康山韓晟（成）忠廟碑》等。《詩山》所收詩歌更多是以上數種情况交融，可知這是一部明代江西人編選、以江西地域爲主要内容的詩歌總集，收録江西之人與詩是其潛在的核心編選原則。
現存明詩總集中地域選本並不少見，“地域性”甚至成爲明詩總集的一大特色[7]，如浙江有《四明文獻》《吴興藝文補》，福建有《閩中十子詩》《晉安風雅》，廣東有《嶺南文獻》《廣中五先生詩集》等。江西也有代表性詩歌選本，如景泰間韓陽編《皇明西江詩選》，明末舒曰敬編《皇明豫章詩選》，均以選録江西籍詩人爲主。明人編選全國性的明詩總集，如俞憲編《盛明百家詩》、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明詩部分）、陳子龍等編《皇明詩選》、錢謙益編《列朝詩集》等，雖收詩數量多寡不一，作者地域之分佈或有差異，但總體來説是全國範圍内平衡分佈，而非專選一省乃至一府之作[8]。像《詩山》這種以“大明”爲題而又以江西地域爲主的總集，極爲少見。
一般來説，編選詩歌總集，或是爲述存一代詩史，實現“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之目的，或是通過選詩顯示編者的文學主張，達到“删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之效果[9]。總集編選者一般都是士人階層，能獲得較多的詩歌文本資源，且具有較高的甄選鑒賞水平。但《詩山》之編者名不見經傳，編選也較爲粗疏，其編刻更多是出於謀利爲主的商業目的。
首先，總集都有一定的編選原則與宗旨，會在序跋或凡例中清楚展示。《詩山》没有凡例，且卷首不具署名之序，看上去似乎是拼凑而成，或大段論述大明之盛世：“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天錫勇智，訊掃胡元，復帝王已淪之土宇，植中國既墜之綱常。惟賢是任，惟能是舉。不以科爲限，而治化之隆盛，真足以邁唐宋而媿美於商周者矣。及我成祖文皇帝繼承大統，虎躍北平，中土有於變之風，四夷有來王之念。自是聖子神孫，授受一道。至我皇上，益光大之。嗚呼盛矣，不能贊一詞矣。”或將詩歌附會於陰陽術數：“七言四句者，字則北斗之數，而句則合乎四時也；八句者，八卦之象也。五言者，字則合五行之數，而句則亦猶是也。”或虛張聲勢誇大其詞：“自明良之歌作，而《三百篇》於是乎托始焉……求其興《三百篇》而繼其盛者，亦惟其《大明萬家詩山》而已矣。”[10]將《詩山》直接置於《詩經》之後的位置，卻隻字未提編者所注重的江西地域之編選原則。且全書並未有一以貫之的編選體例，導致《詩山》顯得較爲雜亂。如雖是“以人繫詩”，但或因各卷編者分工不同，同一詩人在不同卷中反覆出現：程楷卷一載《登試入翰林説幼年夢意》，卷三又收其《雁》《樵》；王守仁甚至重複出現4次，卷一有《自感書懷》等4首，卷三又存《題草萍驛》及無題詩各1首，卷四再録《收復作反甯王宸濠》，卷五又載其理學詩2首。而編選中“大明”之體例也未能嚴格執行，或因尊崇理學，多次收録宋代朱熹之詩；或因着眼地域，收録江西籍宋人馬廷鸞之詩，均與“大明”之預設原則相悖離。
其次，從《詩山》具體内容來看，編者甚至並不需要用心搜集材料，一味照抄手頭所見總集。如卷二連續收録元代薛宗海、黄溍、傅與礪、張翥、余闕等24人的作品，當是據某元詩選本整體過録，甚至忽視了這是元代總集，而非明人所作。卷三開篇《李太白樓詩》，收録高臺、陳鳳梧等三十人同題唱和之作，同樣亦是從相關專題類總集中抄録。卷五《（館）閣諸公氣象》下注云“不及查名”，其後21首均未著作者姓名，顯露出自某書整體移録之痕跡。編刻亦訛誤甚多，如黄湜《聞李景隆敗績紀事》誤作“授翰林院修撰有感而作”，作者韓成誤作“韓晟”、姚廣孝誤作“姚廣漢”、董旻誤作“董昊”、姜子奇誤作“姜子牙”，方豪號棠陵誤作“棠陵人”，鐵鉉是色目人誤作“鐵鉉，字色目”，李東陽字賓之誤作“字汝明”，胡儼字若思誤作“字畏之”，且云胡儼是“江西饒州府人”，其實胡儼是臨江府新淦人，後徙南昌，故又作南昌人，但絶非饒州府人。《詩山》編刻之匆忙與粗疏如此，與編選嚴格、刊刻精良的傳統詩歌總集相差甚遠。
最後，是書命名爲“萬家”，也有着明顯的商業廣告氣息。據相關統計，目前所見明人編纂的明詩總集大約有五百多種[11]，覈《中國古籍總目》未見有以“萬家”命名者。是書收録297位作者詩歌688首，平均每位詩人不到3首。對比一下其他明詩總集，可以明顯看出其差異：同樣是江西地域選本的《皇明西江詩選》收録89人詩歌1190餘首，而全國性總集如《皇明詩選》收185人詩1205首，《盛明百家詩》收321人詩歌32439首，《列朝詩集》收1773人詩歌23606首，平均每人10餘首乃至近百首，像《詩山》這樣人均不到3首的總集較爲少見[12]。且選本多選“名家”或“名集”，如顧起綸編《國雅》所云：“余就故篋中手筆諸名家愜意詩若干卷，并平生所積名集，得商略而采之。”[13]但《詩山》所選詩人之中，寂寂無名者佔了大多數，以《詩山》所收江西籍詩人爲例，僅胡儼、費宏、嚴嵩、解縉、夏言、桂萼、吴與弼等數人堪稱名家，絶大部分作者與編者汪近孔一樣，皆名不見經傳，其詩歌水平也非常一般。
與純粹謀利不同，《詩山》同時還有“求名”的動機。編者將自己及友人的大量詩篇收入在内，既有擴大篇幅以謀利的考慮，亦有刻意留名以傳世的念頭。如卷一收汪春江理學詩11首，卷五又收七絶10首；卷三收汪本澄《賀表兄趙東湖配姻》，卷四又收《挽雷隱人》《挽趙隱人》《賀人創屋》《偶成》等詩；汪近德、趙應奎也有多首收録。卷一收柯珮《寓四川柳子驛懷汪春江》、卷五又收其《懷汪春江偶成》，均是懷念編者之作，題下註明柯珮是饒州萬年縣錫嶺人，當是編者的同鄉友人。與絶大部分詩人僅入選一兩首相比，編者汪春江與其餘干縣友人甘彦初均收入21首，數量在全書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館閣重臣胡儼。編者亦試圖將自己與友人的詩歌憑藉《詩山》得以遠播，達到“以詩存人”之目的。有學者指出：“把許多没有名氣的人列在名録中目的大約有兩個。一是爲了聚攏人氣，製造聲勢。……二是把列名者作爲回報出版資助者的一種方式。這種回報，就是讓資助者及其親友的名字隨着書籍的流通而廣爲流傳。”[14]《詩山》大量收録甘彦初之詩，亦有可能存在這種“投資回報”的情况。
詩歌總集之編選來源，多以作者别集爲主，如天順間懷悦編《士林詩選》曰“其於鄉先生所爲詩歌，求録其稿而珍藏之”[15]，隆慶間俞憲編《盛明百家詩》云“收采之豐約，隨本集之多寡”[16]，崇禎間陳子龍等編《皇明詩選》“閲名家文集四百一十六部”[17]。無論是“録其稿”還是閲其“本集”或“文集”，均選自較爲可靠的一手資料。但《詩山》來源比較複雜，除同時代饒州府地方文人之作外，其餘詩歌多出自總集或小説中。以入選詩歌最多的胡儼爲例，卷一兩次收録胡儼之詩，首次題“北京國子祭酒胡儼”，收《甘露》《别親友同學人》《會試》《廷試》《瓊林宴》《除授》6首臺閣體詩。相隔63首之後又有“祭酒胡儼”，收《登多景樓》《金山寺》《采石江》《忠宣廟》《小姑山》等遊覽詩24首。這30首詩均不見於胡儼現存别集《頤庵文選》《胡祭酒文集》《胡祭酒集》《胡祭酒頤庵集》《頤庵集》中[18]。其中《金山寺》四首見于錢福《錢太史鶴灘稿》[19]，當是錢福之作。其餘詩歌來源暫不可考，或部分是胡儼之作。編者應是從某遊覽詩選本中鈔録，卻全部署在胡儼名下。
《詩山》最具特色之處，在於其中大量詩歌選自小説或筆記。如開篇爲朱元璋與徐達、馮國用、李善長、孫炎唱和《采石賡歌》五首，全録如下：
采石賡歌
洪武二年，因征陳友諒，秋夜寓采石磯。天氣清明，星月皎潔，君臣有相悦之樂。太祖高皇帝自爲倡，有時則李善長、徐達、馮國用、孫炎群臣相與賡和，觀此真唐虞喜起之賡歌，而太平之氣象可見矣。
太祖高皇帝
素月澄澄斗轉移，銀河一派徹東西。風吹鼓角爭先應，鳥避旌旗不敢啼。志若明蟾清絶翳，心同碧漢淨無私。雄師夜宿同英武，氣概森森采石磯。
大元帥徐達
氣吐虹霓志不移，長驅甲士掃東西。金戈渡水月還正，鐵馬聲關雞未啼。常憶君恩圖委質，只全公道不容私。安民盡剪群雄亂，管取乾坤穩似磯。
保國公馮國用
節同宸極豈差移，水漸東流月漸西。細柳功成勞主敬，逍遥名震止兒啼。銀河有水難施渡，玉鑒無塵不染私。壯志勤王懷寶劍，肯隨慵懶伴漁磯。
韓國公李善長
水月澄清山不移，任教萬物轉東西。春來楊柳黄鶯語，月上梧桐杜宇啼。金屋榮華應有定，玉堂編纂自無私。今朝幸際明良會，月下賡歌采石磯。
泗國公孫炎
懷抱忠貞志豈移，平生氣貫斗牛西。筆操花月狐狸泣，劍擊山溪虎豹啼。報國赤心應有節，懸空旭日自無私。清風一掃煙塵淨，萬里山河穩若磯[20]。
是夕，屯兵於采石磯。時值新秋，月色如晝。眾將各歸本帳，惟有徐達、李善長、馮國用、孫炎在麾下共望玩月。太祖曰：“清風明月，真好良霄，恨無佳句以酬之。吾欲勉强一律，諸公勿哂。”徐達等曰：“願聞佳句。”太祖遂微吟之，李善長執筆以書，詩曰：“素月澄澄斗轉移，銀河一沠徹東西。風隨鼓角爭先應，鳥避旌旗不敢啼。志若明蟾清絶翳，心同碧海靜無私。雄師夜宿同英武，氣概森森采石磯。”太祖詩畢，徐達躬身曰：“臣雖不才，願和一律：氣吐虹霓志不移，長驅甲士掃東西。金戈渡水月還正，鐵馬升關雞不啼。常憶君恩圖委質，只全公道不容私。安民共剪群雄亂，管取乾坤穩似磯。”徐達詩畢，馮國用曰：“小臣亦有一律：節同辰極豈差移，水漸東流月漸西。細柳功成勞主敬，逍遥名震止兒啼。銀河有水難施渡，玉鑑無塵不染私。壯士勤王懷寶劍，肯隨慵懶伴漁磯。”馮國用詩畢，李善長曰：“臣亦有一律：水月澄清山不移，任教萬物轉東西。春來槐柳黄鶯語，秋後梧桐杜宇啼。金屋榮華應有定，玉堂編纂信無私。今宵幸際明良會，月下賡歌采石磯。”李善長詩畢，孫炎離座曰：“臣雖淺陋，亦敢效雄，勉成一律：懷抱忠貞豈變移，平生志貫斗牛西。筆揮花月妖狐泣，劍擊山溪虎豹啼。報國赤心應有節，懸空旭日自無私。清風一掃煙塵靜，萬里山河穩若磯。”……是夕盡歡而散[21]。
《皇明英烈傳》是一部以明朝開國歷史爲主要内容的通俗小説，傳爲武定侯郭勳爲鞏固權位、取悦皇帝而招攬門客所作，成書于嘉靖十八年（1539）。所謂“采石賡歌”，朱元璋較早的别集版本如明洪武初刻本、明嘉靖八年（1529）刻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均不收此詩，至明萬曆十年（1582）姚士觀、沈鈇編刻《高皇帝御製文集》始將此詩輯出，題作《采石磯新秋月色》，作爲“又續增七言律詩”收録[22]。而徐達等人未有詩文集傳世，無從考究。由於《高皇帝御製文集》刊刻時間晚於《詩山》，再結合詩題、小序及四人賡唱之順序，可知《詩山》並非出自朱元璋别集，更可能是選自《皇明英烈傳》或與其密切相關的筆記中[23]。
……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輒敢大膽如此！”[25]
亦有出自詩話者，如《詩山》卷五所收瞿佑、章彦復之詩：
國子監助教瞿祐
宋宗窗下愛高談，五德生成五彩毛。自是范張恩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已上《雞》詩。
福建檢校章彦復贈友人
瞿君有子早能詩，丰采英英玉自奇。天上麒麟原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
哭四川學正淩雲翰
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壁瘞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夜來[30]。
以上三首見於《歸田詩話》中《折桂枝》《鐘馗圖》兩則：
章彦復自福建省檢校回杭，過鄞，先君置酒待之。予適自學舍歸，彦復即席指雞爲題，命賦詩。予勉成四句以呈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誼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彦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詩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時予年始十四云。
鄉丈凌彦翀，名雲翰，號柘軒……到京授四川學官，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舉，謫南荒以卒，歸骨西湖。 予送之葬，有絶句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璧瘞蒼苔。酒朋詩友雕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蓋感知己也[31]。
《歸田詩話》是瞿佑晚年致仕歸家所作，《折桂枝》中回憶自己十四歲時即席所賦《雞》詩，《詩山》編者將其選入，或是匆忙只寫了作者名而忘記標題，只好在詩末小字注“已（以）上《雞》詩”；章彦復之讚許詩，被編者擬以“福建檢校章彦復贈友人”之題隨後收録。《锺馗圖》載瞿佑之詩，擬之“哭四川學正淩雲翰”爲題，概括倒也準確，只是瞿佑兩詩之間穿插一首章彦復之作，體例略乖，但正是如此可以確定其選自《歸田詩話》無疑。由於《歸田詩話》屬於“資閒談”類詩話，多收野史佚聞，亦可與筆記同觀。
上囚車途中自歎
脱落羅衣上木籠，木籠底面甚難容。鐵門兩扇時時閉，金鎖三重夜夜封。得酒放懷權度日，隔船傳令叫巡風。乾坤我有一大半，今日難歸掌握中。
途中九日寫情
漸覺西風枕簟涼，今朝倏覺是重陽。林空葉落山形瘦，江闊雲拖雨腳長。緑酒且由今日醉，黄花不似去年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卻被當心小卒將。
自述以知伍知府
懶與乾坤躭此憂，干戈落落起洪州。清風明月人三個，荒草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皆是夢，愁來愁去總成愁。從今别卻江西去，不管人間春復秋[33]。
是詩以寧王口吻自述，細緻刻畫了其反叛後被囚後的心態，顯然不是朱宸濠所作，更多是小説家言，或出自某戲劇之唱段。
上述詩歌出自小説或筆記無疑，但“作者”——也就是詩中的主人公——都是明代人，所以收入“大明”萬家詩山也屬正常。但明代流行的小説中非本朝人“代言”之詩也收入到《詩山》中，就會略顯突兀，以卷五《邵康節譏董卓》《孔明梁父吟》爲例：
邵康節譏董卓
董卓無端擅大權，焚燒宫闕廢陵源。兩朝帝主遭磨障，四海生靈盡倒懸。力斬亂臣憑吕布，舌誅逆賊是貂蟬。世間造惡終須報，上有無窮不老天。
孔明梁父吟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却山川舊。仰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鬥。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天漏。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34]。
《詩山》中類似例子還有署名李白的《代唐玄宗回蕃詩》：“萬國中華帝德高，均天同樂極逍遥。文經宇宙諸邦順，武鎮乾坤萬國朝。溝壑豈交龍取水，坑潭安許虎奔巢。邊夷小國如殘雪，日影纔高徹底消。”[37]由於“詩仙”之盛名，筆記中關於李白的傳奇逸事也多被編排成其“所作”之詩，此首即選自當時流行的李白故事，按其内容似與《警世通言》中《李謫仙醉草吓蠻書》情節相類[38]。按照《詩山》的編排體例，已是將邵雍、諸葛亮、李白等人視爲“作者”。《詩山》編者汪近孔等人雖是下層地方文人，也應知道李白等人並非“大明”人，但他們認爲明人所編筆記、小説中的詩歌，也屬於“明詩”的範疇；不管故事背景是否是明代，都可以編入總集之中，這是其對入選“作者”的基本定位。
《詩山》中近百首詩歌摘鈔自當時流行的小説、筆記，其或將基本故事情節與内容概况壓縮成詩題與小序，或將一個短小的故事較爲完整地呈現出來，或將長篇小説的章回段落複寫。編纂中雖然有“選”的因素，但更多是一個文本再生成的過程，筆記或小説中原來占次要地位、僅僅是推動情節發展的詩歌，演變成總集中的主體；而原來佔主要地位的情節叙事，反倒變成輔助性的標題與小序。從小説到詩歌，或是爲了迎合讀者的興趣口味，或是編刻粗疏照録手頭所見的任何資料。但無論如何，都顯示出商業出版下《詩山》編纂的文本特質與謀利的刊刻動機。
綜上可知，《詩山》凸顯江西地域的編選原則、謀利與求名的編刻動機及其收録詩歌多取自筆記小説等特徵，都與我們常見的明詩總集有較大差異。總集的編者與讀者多屬於精英文人階層，而以謀利爲主的《詩山》編者及預設讀者更多是下層文人。與其較爲類似的是當時頗爲流行的日用類書中的明詩選本，以《博笑珠璣》中的《皇明詩選》爲例，同樣以朱元璋詩開篇，都意圖在“皇明”或“大明”爲題的選本中凸出“江西”。《皇明詩選》共收詩58首，其中署名者僅18首。這18首中除去帝王外，多與江西有關，或是江西籍文人，如才子解縉（《解縉題中秋》）、狀元舒芬（《題望夫石》《舒狀元遊春》）、武將毛伯温（《嘉靖贈毛伯温》《上知府毛伯温》）、名臣桂萼（《桂閣老送友》）等；或仕宦江西者，如分封南昌的寧王朱宸濠（《寧王題鞋山》《寧王自歎》）、江西巡撫韓雍（《韓都題鶯》）等；或涉及江西之人事，如與江西密切相關的許真君信仰（《許真君詩》《續韻》）[39]、江西地域風土人情（《吉安九縣》）等。此外一些詩題看似與江西無關，但據其内容亦可判定爲本地域者，如《父送子試》：“老夫翹首西江望，願汝今秋折桂回。”可知是送江西士子應試。與《詩山》序中故意强調“大明”而書中多選江西之詩一樣，篇幅短小的《皇明詩選》也在有意無意地突出“大明”與“江西”的對比：
相遇玉皇如有問，絲綸盡屬大明收。（《正德尊號》）
從個别去江西去，不管人間春復秋。（《寧王自歎》）
正統再添新氣象，大明重塑舊山河。（《徐尚書致仕》）
身在江西嫌地窄，氣冲斗北恨天低。（《韓都題鶯·自喻》）[40]
《皇明詩選》的編者已經不可考，但可以推斷同樣是江西文人所爲。如《韓都題鶯·自喻》一詩，主人公“韓都”即韓雍，曾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故江西人多稱其 “韓都”或“韓都堂”，是詩即寫韓雍自江西升遷至廣西之事。可見《詩山》與《皇明詩選》都是江西人所編，在以“大明”或“皇明”爲題的詩歌選本中凸顯“江西”之策略也較爲一致。
《皇明詩選》所收58首詩歌，多出自類書甚至民間故事，其中“作者”既有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如解縉、舒芬、毛伯温，亦有民間傳説中的人物如饒愛英、吴夢舍，甚至是鬼怪神靈如江中尸、吕洞賓、許真君，當然也不會局限於“皇明”，如唐代李白（《太白題花》）。但無論何種情况，均是虛構的“代言體”，並非真實作者。這些在明代筆記中頻繁出現的内容，進入民間話語系統之後演變成更爲通俗與荒誕的“打油詩”，在下層文人中廣泛流傳，又被編者拼凑成一部微型的“明詩”總集，其詩歌内容風格也更契合作爲通俗讀物的日用類書。《皇明詩選》作爲坊刻日用類書的一部分，其謀利的意圖不言而喻，與《詩山》一樣編刻粗糙，編選過程中同樣存在密集抄録某書的情况，如最後10首《美人春睡》《美人踢毬》《題楊貴妃眠起》《楊妃背身圖》《楊妃半身圖》《楊妃錦襪圖》《明皇幸蜀圖》《楊妃赤身圖》《書生戲婦》《婦答書生》均是香艷主題，中間連續6首又均是楊貴妃題材，或是從某種楊貴妃專書中集中抄録。
與《皇明詩選》相似的還有《萬寶全書》中所收《萬家詩集》。同樣以署作朱元璋的《太祖曉行》開篇，共收詩歌76首，與《皇明詩選》有16首重複。《萬家詩集》也有明顯的江西地域傾向，除《皇明詩選》中原有的江西人物外，還新增了淮王（原封韶州府，正統元年[1436]移饒州府）、張天師（廣信府龍虎山）及多首“韓雍”之作。值得注意的是，《皇明詩選》《萬家詩集》中多有饒姓作者，如《饒愛英寄夫》《饒先生春風》之類，雖不知其籍貫，但江西是饒姓第一大省，或與此有關。有趣的是，《萬家詩集》選詩雖以明代爲主，但“作者”也不局限於大明，唐代李白、宋代邵雍的詩歌亦有選録：
花正開時月正明，花開如錦月如銀。團上月照花千朵，灼上花前月一輪。花下看花花富貴，花前賞月月精神。可憐月落花無語，愁殺花前月下人。（《萬家詩集》之《李白花月詩》）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榮枯消得幾何功。（《萬家詩集》之《邵康節先生安樂窩吟》）[41]
商業出版的主要類型有通俗文學、日用類書、蒙學以及科舉考試用書等，詩歌總集作爲傳統意義上精英文人的編纂與閲讀領域，很難與商業出版的通俗讀物聯繫起來，其主要原因在於市場太小，讀者群遠不能與通俗文學等書相比。但隨着出版業的發展，在《詩山》編刻的嘉靖、萬曆間，全國性明詩總集——即冠以“皇明”、“明詩”爲題者——大量湧現，如狄斯彬《皇明律詩類鈔》、范惟一《明詩摘鈔》、盧純學《明詩正聲》、李騰鵬《皇明詩統》等，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明詩热”[42]。這些明詩總集既有編選刊刻精良的官刻與家刻，也有以謀利爲目的的書商坊刻，如汪萬頃編《明千家詩》即是仿照元代以來流行的《千家詩》，按“春夏秋冬”主題收録150位作者詩歌205首，並配以精美插圖，堪稱商業出版下明詩總集的代表[43]。商業出版下的總集也有其不足，清代四庫館臣曾批評晚明總集云：“末學循聲，主持過當，使方言俚語俱入辭章，麗製鴻篇橫遭嗤點……至明萬曆以後，儈魁漁利，坊刻弥增，剽竊陳因，動成巨帙，並無門徑可言。”[44]可見在當時總集已成爲一種常見的商業出版品種，其質量也多爲學者所詬病，《詩山》正是這股風潮下的産物。
日用類書起源於宋代，將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類知識分門别類加以編排，是爲大眾的日常生活和交際提供指南與參考的工具書。明代刊刻日用類書蔚然成風，尤其是萬曆以後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消費社會的興起而受到士農工商各階層的青睞，據統計明代日用類書多達二百餘種[45]。已有學者指出，宋元時期的日用類書“在明代前期、中期一再翻刻，流傳頗廣，但仍偏重上層社會文人雅士日常行事之用；真正供四民大眾普遍適用的民間日用類書，出現于萬曆年間，内容、書名、旨趣、編排方式、遣詞用字、刊刻品質、行銷範圍等均與以往不同，而自成一類，往往用紙粗糙，版刻不佳，印刷低劣，内容雷同，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啓蒙和消費商品”[46]。相較於宋元時期，明代的日用類書内容包羅萬象，更偏重于實用與流行之文類。全明詩選本的流行，也逐漸影響到日用類書的編選，日用類書中開始收録“微型”總集——如上舉《皇明詩選》《萬家詩集》之類——既爲了迎合市場，也是當時總集流行的證據之一。而日用類書的流行，又反過來影響明詩總集的編刻，如《詩山》從編選原則到文本來源，都有所借鑒。雖然從筆記中輯録前代詩歌編入總集並不罕見，但從小説、筆記中摘取詩歌編選本朝人的詩歌總集並無必要，之所以這樣做，一則是降低成本，不需要費力搜集各家别集；再則通俗“接地氣”的詩歌内容可以吸引更多下層讀者。
商業出版的發展，不僅帶來戲曲、白話小説等通俗文學的大量刊刻傳播，還出現了各種小説選本與戲曲選本，如《繡谷春容》《國色天香》《風月錦囊》《詞林一枝》《玉谷新簧》之類。小説中既有文人間故事，又有民間傳説，同時也收詩詞歌賦等文體。孫楷第評《國色天香》云：“此等讀物，在明時蓋極普通。諸體小説之外，間以書翰，詩話，瑣記，笑林，用意在雅俗共賞。”[47]曲集在收傳奇或折子戲之外，也會録散曲、酒令、燈謎、俗語甚至地理名稱、江湖方言等。這些小説集或者曲集皆以詩、詞、笑話、小曲等爲增飾，以謀利爲動機，以粗通文墨的市民階層爲讀者主體，不僅與日用類書共享原始材料，還有共同的編者、刻工或刊行者，甚至形製上都極爲類似，都分爲上下兩欄或者上中下三欄。《詩山》延續了流行的日用類書與小説戲曲選本中的“選詩”風格，其文本生成與類書、小説戲曲選本密切相關，是三者雜糅的産物，也爲我們了解明代嘉靖、萬曆間下層人文的閲讀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總集大量收録小説筆記中的詩歌，可再舉陳耀文《花草粹編》一例。成書于萬曆十一年（1583）的《花草粹編》——約與《詩山》同時——共收詞人五百餘家詞3702首，是明人所編詞選中規模最大的一部。其來源不僅有詞選、詞話，還有别集、史書、方志，同樣也選自眾多的小説與筆記，如《清湖三塔記》《小説》《張老小説》《山亭兒》《水滸傳》《雲娘傳》《西山一窟鬼》等小説近十種，涉及的筆記如《雲溪友議》《北夢瑣言》《洞微志》等更是多達80種，其中《夷坚志》《能改齋漫録》《耆舊續聞》等均徵引十餘次[48]。與《詩山》一樣，《花草粹編》所收亦頗爲“淆雜”，詞調不僅有樂府體詩、民間歌謡、散曲，野史筆記中的俳諧打油之作也照收不誤，甚至亦有神仙鬼怪之作（如吕洞賓、琴精、狐仙妙香、女鬼王麗珍等）。但與《詩山》編者迥異，《花草粹編》編者陳耀文不是最下層的地方文人，而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歷官中書舍人、刑科給事中、寧波同知、蘇州同知、南京户部郎中、淮安兵備副史、陝西行太僕寺卿等職，且博學多才，《花草粹編》外還有《天中記》《學圃萱蘇》《正楊》《經典稽疑》《學林就正》等多種著述，四庫館臣曾將其與楊慎相比：“有明一代，稱博洽者推楊慎，後起而與之爭者，則惟耀文。”[49]陳耀文屬於典型的士大夫階層，而《花草粹編》也不是出于盈利爲目的的商業出版物，是編者欲“備一代之典章”而“漁獵剪耘，殆逾二紀”之作[50]，四庫館臣對其讚譽甚高，稱其“捃摭繁富”，“裒輯之功實居二家（指萬樹《詞律》、朱彝尊《詞綜》）之前”[51]。商業出版使得原來精英壟斷的文化知識轉變爲大眾傳播的通俗讀物，而謀利的坊刻讀物同時又反過來影響了士人階層，從不署作者之日用類書到下層文人所編《詩山》再到傳統士大夫所編《花草粹編》，商業出版下的總集編選體例及文本來源如何一步步滲透影響到精英階層，其中的演變過程值得我們關注。
《詩山》中凸顯出的江西地域，同樣值得關注思考。雖然明代江西經濟發展尚不如江浙，但科舉業卻甚爲發達，以致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稱[52]。士子多而講學盛，萬曆間王士性曾云：“江右講學之盛，始于朱、陸二先生，鵝湖、白鹿，興起斯文。本朝則康齋吴先生與弼、敬齋胡先生居仁、東白張先生元禎、一峰羅先生倫，各立門墻，龍翔鳳起。最後陽明先生發良知之説，左朱右陸……其在于今，可謂家孔孟而人陽明矣。”[53]江西較周邊的閩、粵、湘、鄂等地文化更爲繁榮昌盛，景泰間韓陽編選江西地域詩集《皇明西江詩選》，專收朝中“大佬”、地方“耆宿”就得詩歌千餘首，所謂“乾坤正氣之鍾毓，醇儒碩輔之挺生，大江以西號稱最盛”，“西江實海内名邦，文獻爲東南之最”[54]。這也是江西編者得以大量選録當地詩作的文化資源。晚明出版業在南方有金陵、蘇州、建陽、杭州、徽州等幾個出版集中地區，其中建陽尤以商業出版聞名。《詩山》作者密集集中的饒州府，與建陽府距離不遠，當地又盛産紙張[55]，所以形成了密切的合作關係，《詩山》與《皇明詩選》就是其中的代表。學界已經關注到江西文人與建陽書坊合作編刻戲曲選本的情况[56]，但目前研究重點多集中在建陽坊刻，對江西商業編纂與出版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57]。江西人編纂書籍中“大明即江西”的意識，很難在其他地域中找到，這種“文化自信”與商業出版結合所催生出來的書籍刊刻與閲讀體驗，亦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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