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發表於《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7輯（廣陵書社2021年11月），此爲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原刊爲準。感謝熊少聰授權發佈！張守節行實考＊
熊少聰
摘 要：張守節行實有《史記正義序》與《册府元龜》中的三條材料可資考證。其中《册府元龜·總録部·退迹》一條，涉及張守節爵里、師承、出處、生年等信息，依明鈔本異文與其他材料看，本當作“張守節”，卻因在明刻本中誤作“李守節”而尚未有學者關注。今知張守節爲蘇州吴縣人，生於高宗開耀二年（永淳元年）（682）前後，與司馬貞俱在吴中受學於張嘉會。玄宗天寶元年（742）或二年（743）登高道不仕科入仕，肅宗上元元年（760）致仕。開元二十四年（736）撰成《史記正義》時張守節在五十五歲上下，尚未入仕，撰書條件不及司馬貞便利，參照《史記索隱》，《史記正義》表現出見書不廣的特點。張守節與張嘉會當同爲吴郡張氏，張嘉會未注《史記》，但其學今日可謂雖絶猶存。
關鍵詞：張守節 册府元龜 史記正義 張嘉會 司馬貞
唐人張守節，撰有《史記正義》。因兩《唐書》無傳，長期以來，學者主要就《史記正義序》對張守節行實作極為有限的考察，《四庫全書總目》謂：“守節始末未詳。據此書所題，則其官爲諸王侍讀率府長史也。”[1]今檢《册府元龜》，得張守節行實相關材料三條。其中卷六〇六《學校部·注釋二》、卷八九九《總録部·致政》的兩條材料，黄約瑟已有關注，並根據張守節肅宗上元（760-761）初致仕推論其武周朝已經出生。[2]其後，李德輝在《全唐文作者小傳正補》中將兩條材料輯出，又對《史記正義》卷數稍加按斷。[3]但可能因爲都並非專門討論這一問題的論著，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學者仍多沿襲舊説。[4]同時，卷八一三《總録部·退迹》中，有涉及張守節爵里、師承、出處、生年等信息最爲重要的一條材料，卻因在流傳較廣的明刻本中誤作“李守節”而愈發汨没不見。
一、明刻本《册府元龜·總録部·退迹》“李守節”條考辨
張守節最爲學者熟知的生平信息見於《史記正義序》，今略引如下：
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鋭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祕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
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5]
結銜爲“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6]
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册府元龜》有涉及張守節行實的兩條材料（以下簡稱“注釋條”、“致政條”）：
張守節少集《詩》、《禮》，尤精史義，注《正義》四十卷。[7]
張守節爲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肅宗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鄉。以穎王傅致仕。賜手詔曰：“卿父子相從，大膺儒術，既精且博，其道可師。出入禁庭，勤勞侍讀。歲月滋久，弘益頗多。今以暮年，俾令致仕，仍加子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賜絹三百疋。”儒者爲榮。[8]
明刻本《册府元龜·總録部·退迹》“李守節”條（以下簡稱“退迹條”）又可見：
李守節，蘇州吴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少習《詩》、《禮》，尤精《史記》，年六十，不求仕，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宫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於衡泌之下。既辭闕庭，便謝朝舊，不言發期，潜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莫不嗟歎焉。[9]
關於此條材料，更檢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册府元龜》（以下簡稱“國圖本”、“台圖本”），“李守節”有異文，兩鈔本並作“守節”，“守”上闕一字，不頂上闌。[10]則知明鈔本此條已有脱文。今刻本作“李守節”者，雖全其姓氏，但是否猶存舊本原貌，實須商榷。
稍依此異文，使“退迹條”與《史記正義序》比對，易見“李守節”除姓名與張守節接近、同樣精於《史記》外，仕宦經歷中的“東宫率府長史”、“諸王侍讀”也相重合。[11]不僅如此，“退迹條”涉及的“張嘉會”，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後序》中同樣有提到，並自謂“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12]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中便推斷張守節和司馬貞同師張嘉會：
愚按：《索隱後序》云：“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注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此小司馬師張嘉會也。《梁孝王世家》“郎中尹霸等士通”辭，《正義》云：“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文，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匈奴列傳》題下《正義》云：“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張守節不名其師。筆迹所存，一朱點且不敢忽之，其尊師重史誠可尚也。所謂張先生，無乃《索隱》所謂張嘉會乎，則馬、張二人同師也。[13]
因爲《史記正義》出現了“張先生舊本”、“先生舊本”，細繹其言，張守節蓋受學於“張先生”。一般認爲，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時代接近，張氏稍晚（詳下），故而瀧川資言推斷“張先生”可能即指張嘉會。可見“李守節”與《史記正義序》中張守節的生平信息不僅毫無矛盾，甚至暗合了張守節注文中的内容。
再看“注釋條”，顯然即指《史記正義》撰者張守節，只是内容簡短，有價值的史料並不多。且細考辭意，所謂“尤精史義”尚勉强可通，“少集《詩》、《禮》”則令人費解。但若能注意到“退迹條”，推斷“李守節”即爲“張守節”之誤，比校兩條材料，考諸他書，可知“少習《詩》、《禮》”本爲唐五代人所習用，《唐文拾遺》等書中屢見，[14]《册府元龜·宗室部·將兵》中更有“少習《詩》《禮》，長喜兵法”之語，[15]並可證“集”本當作“習”字，蓋因音近而訛。[16]同時，“記”當因涉下文“《正義》”産生訛誤。檢“台圖本”，此條作：“張守節，少集《詩》《禮》，尤精《史記》，注《正義》四十卷”，[17]“國圖本”除“尤”、“禮”二字誤倒，且“注”作“著”外，餘同。[18]可見作“《史記》”不誤。[19]更佐證了“少集《詩》《禮》”一句與“退迹條”也本當同源，後有訛誤，故而稍異。同樣地，“致政條”雖然只有“勤勞侍讀”可與《史記正義序》聯繫起來，但因“太子右諭德”一官能與“退迹條”互證，不僅可以確定“致政條”當指《史記正義》撰者張守節，“退迹條”本作“張守節”的推斷也因此添一切證。
合以上諸端，可證明鈔本“退迹條”雖有遺脱，但異文足珍，淵源有自。考當日情狀，蓋鈔手所據底本其姓氏已闕或不可辨識，故於“守”上俱闕一字。至遲於明黄國琦刻本此條已被妄補作“李守節”，更使其中信息趨於湮滅。其後數百年間，學者不可考見張守節生平大略，其中雖不乏瀧川資言等立論精湛者，但難有定讞。今依版本異文與涉及張守節行實的其他材料看，“退迹條”本作“張守節”殆無疑義。
今更在此基礎上對明刻本三條材料稍作校勘。“注釋條”明刻本除上舉異文外，所謂“注《正義》四十卷”，《全唐文作者小傳正補》“張守節”小傳謂：“原書四十卷，見《册府元龜》卷六○六。至宋以後則僅三十卷，今《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宋史》卷二○三《藝文志二》'正史類’所著録者，均三十卷。”[20]然《史記正義序》中已言“凡成三十卷”，則其書本即三十卷，不當採信《册府元龜》所載卷數。明刻本“退迹條”“不求仕”一句，兩種鈔本並作“不求仕進”，當從。另外鈔本亦存在一些訛誤，茲不贅述。[21]“致政條”則明鈔本、宋刻本亦舛誤頗多，明刻本字句更爲平順，今姑從之。[22]
《册府元龜》三條材料的發見，使張守節生平仕履始得條貫，略陳如下：
一者，張守節里籍、師承由此俱明，蓋“蘇州吴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
再者，由“年六十，不求仕進，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宫率府長史”數言，其生年、入仕始末稍得考見，而撰成《史記正義》一書實在未仕之時。
三者，相較《史記正義序》僅見結銜“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又不具年月，《册府元龜》則載其“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宫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太子右諭德”、“爲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肅宗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鄉，以穎王傅致仕”。張守節仕履更備，且昭晰踰前。
二、生年與仕宦
關於張守節的生年，之前學者只能從序文的“守節涉學三十餘年”、“開元二十四年（736）八月，殺青斯竟”來推斷。雖然“開元二十四年”的成書時間很明確，但“涉學三十餘年”語焉不詳，“涉學”的年齡和“三十餘年”的具體數目都不得而知。在所見材料不足的情況下，除《四庫全書總目》輒謂“守節始末未詳”外，錢大昕亦只肯推言大概：
案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新、舊《唐書》皆無傳。守節《正義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小司馬兩序不載撰述年月。以此注驗之，其與賈、徐諸公談議，當在中、睿之世。計其年輩，似在張守節之前也。[23]
程金造、袁傳璋則立論更爲具體，程金造言：“這是到開元二十四年他已涉學三十多年。推想其生年，大約在武后'天授’（按：690-692）以後。而其涉學之年，當在'長安’（則天）（按：701-704）之際。到開元二十四年，其年約在五十歲以内。”[24]袁傳璋認爲：“則其時年齡必在55歲上下。由此年上推，當生於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前後。”[25]
今“退迹條”中數句則爲推算張守節生年提供了更多依據。
關於“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宫率府長史”的具體所指，可從岑參《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的詩題中得到綫索。[26]《登科記考》將詩繫於天寶元年（742）：“岑參《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詩》云：'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是此年有道舉。”[27]傅璇琮亦言：“詩作於天寶元年，岑參在關中，因見朝廷有道舉之徵召，就特地寫了這一首詩”，[28]因爲詩題中月、日具詳，“天寶初”確實即等同於天寶元年。但是認爲“高道舉徵”即爲道舉，卻並不正確。
唐代科舉有常舉和制舉之分，常舉定期舉行，制舉不同，“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29]若道舉即爲常舉，在天寶時年年舉行，[30]《新唐書》載：“（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31]
但唐人言“高道”者，多與其人無仕宦經歷有關，比如《舊唐書·苗晉卿傳》有：“祖夔，高道不仕，追贈禮部尚書。”[32]具體與“舉徵”聯繫起來，則是在制舉中有高道不仕科。關於制舉科目，《通典》謂“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33]《容齋續筆》“唐制舉科目”條云“唐世制舉，科目猥多”，[34]可見制舉不但無固定舉行時間，科目也較繁雜。唐時，“高道不仕”也多寫作“高蹈不仕”，比如孫逖《天寶三載（744）親祭九宫壇大赦天下制》一篇，在《文苑英華》、《册府元龜》中都有收録，略引《文苑英華》此篇如下：
朕惟熙庶績，博訪逸人，豈唯振拔滯淹，以期於大用，亦欲褒崇高尚，將敦於薄俗，虚佇之懷，兼在於此。其有高蹈（原注：“一作道”）不仕，遁跡丘園，遠近知聞，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以禮徵送。[35]
《册府元龜·帝王部·求賢二》節略此篇，作“高道不仕”，《帝王部·赦宥五》作“高蹈不仕”。[36]
從岑參詩意來看，詩題所言“高道舉徵”即是指制舉的高道不仕科，“退迹條”中的“年六十，不求仕進，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宫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也只有放在這樣的語境下纔能準確理解其含義。全詩云：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蒼生今有望，飛詔下林丘。[37]
後二聯“嚴子”、“許由”皆爲古時隱迹山林的高士，“蒼生今有望”也是用謝安高臥東山的典故，[38]皆爲關合“高道不仕”而來，實與考察《老子》、《莊子》、《文子》、《列子》諸書的“道舉”無涉，[39]“高道舉徵”當然也並不是“道舉”的拆分。陳鐵民《岑參集校注》雖用前賢“道舉”之說，但已疑岑參詩“高道舉徵”可能指制舉的高道不仕科，又證以《職官分紀》引韋述《集賢注記》曰：“天寶二年（743），樊端應高道不仕試，拜家令丞同正，直集賢院，暴卒院中。”論甚是。[40]
天寶前四年都有與高道不仕科相關的史料，[41]除已舉天寶元年岑參所見詔書、《集賢注記》載樊端天寶二年登科與《天寶三載親祭九宫壇大赦天下制》外，另可見《安禄山事迹》載高尚登科授官事：“高尚……天寶初，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舉尚高蹈不仕……其年策試第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42]天寶四年（745）的史料見《册府元龜·帝王部·徵聘》：“天寶四年五月，引諸州高蹈不仕舉人見，詔曰：'……其馬曾、常廣心、賀蘭迪等三人，宜待後處分……。’還郡數日，增曾爲左拾遺，廣心、迪並爲金吾衞兵曹。”[43]
《天寶三載親祭九宫壇大赦天下制》頒布的具體時間是天寶三年十二月，[44]故而與天寶四年當爲同一次高蹈不仕科的兩道相關詔書，分别是下令舉行高蹈不仕科和公佈登科名單，不過最後授官三人，張守節並不在其中。天寶元年和二年的兩條材料因爲詔書已不可見，綫索不如天寶三年和四年分明。關於高尚登科，《舊唐書·高尚傳》載：“李齊物爲懷州刺史，舉高尚不仕。……天寶元年，拜左領軍倉曹參軍同正員。”[45]與上引《安禄山事迹》文句稍異，但高尚登高道不仕科並授官事在天寶元年甚明。則天寶元年與二年都有高道不仕科登科、拜官的記載，張守節入仕當即在此二年中。當然，天寶元年數條材料可相互發明，來源亦較爲可靠，天寶二年的材料則爲孤例，且是《職官分紀》引《集賢注記》之語，其間有無節略訛誤不可確知，[46]“退迹條”載張守節“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宫率府長史”，與岑參詩題言“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安禄山事迹》言“天寶初，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舉尚高蹈不仕”文句甚合，故而兩年之中，張守節又當以天寶元年登科可能性爲大。但確指其事實爲不易，今仍闕疑，輒謂張守節天寶元年或二年登科、拜官可矣。
張守節既在此二年間登高道不仕科，由“年六十，不求仕進，優游丘園”便可推其生年。只是“年六十”可能為約略而言，且亦難論定“年六十”張守節“優游丘園”之時，當繫在登科之年或是至少登科前一年。今暫由天寶元年或二年登科上推一年，即依開元二十九年（741）或天寶元年六十歲上下推算，張守節生年當在高宗開耀二年（永淳元年）或永淳二年（弘道元年）（683）前後。當然，由高宗開耀二年（永淳元年）算，張守節上元元年（760）致仕時已七十九歲（詳下），年齒頗高，故而即使存在約略的可能，生年上限亦不會前推太多。又因天寶元年登科可能較大，爲求簡潔，以下生年等推算權且准此。
張守節在開元二十四年撰成《史記正義》時當在五十五歲上下。
《史記正義序》中，張守節的結銜爲“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宣議郎爲文散官，從七品下階；[47]右清道率府長史爲職事官，正七品上階，[48]左右清道率府率“掌東宫内外晝夜巡警之法”，長史“掌判諸曹及三府五府之貳”；[49]諸王侍讀爲使職，無品秩，[50]雖然張守節是“兼”諸王侍讀，但並不意味著這一使職無關緊要，按照賴瑞和的觀點，“兼”某官職並不能簡單的理解爲“兼任”、“兼職”，而是指同時擔任兩種官職，有時甚至所兼使職其實纔是主要職務。[51]關於東宫官和諸王侍讀在玄宗朝的情況見《舊唐書》：
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内，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52]
玄宗限制諸王、太子參與朝政，令諸王居於“十王宅”，太子亦不得居於東宫。故而玄宗時東宫官實際多爲閒官，比如孫逖“（天寶）五載，以風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53]可見太子左庶子已爲散秩，張守節登科後的本官“右清道率府長史”也是如此。伴隨東宫官、王府官與太子、諸王聯繫的減弱，皇太子、諸王侍讀對宗室子弟的影響顯得更爲重要。諸王侍讀主要負責皇子教育，充任者皆爲飽學之士。玄宗朝以前，許叔牙“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54]李善也曾充任過沛王侍讀。[55]玄宗朝諸王侍讀的相關記載很多，比如《御注孝經序》列出不少儒官並謂其“鴻都碩德，當代名儒”，其中即有諸王侍讀郭謙光等五人。[56]玄宗任郭謙光等爲諸王侍讀的情況又可見《册府元龜》：
乃下詔曰：“修身貴乎慎始，篤學在乎自幼。朕諸子已各髫丱，須聞《詩》、《禮》，宜于儒官中選德行耆宿三五人入閣教授。”俄以常通、國子博士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讀。[57]
“鴻都碩德，當代名儒”實可看作諸王侍讀充任者的身份概括，儒士、“德行耆宿”爲其大要，張守節拜官稍晚，但學力、名望當與上舉諸人相頡頏。諸王侍讀也應視爲張守節拜官時的主要職務，只是因爲諸王侍讀並非傳統職事官，故而須帶右清道率府長史這一本官來充任。肅宗在張守節致仕時對他“出入禁庭，勤勞侍讀”特爲揄揚，也可看出這一使職的重要性。
張守節拜官後遷至“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於“肅宗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鄉，以穎王傅致仕”。肅宗“上元”這一年號僅用了兩年，[58]故“上元初”當即爲肅宗上元元年，時張守節七十九歲上下。太子右諭德爲職事官，正四品下階，[59]《唐六典》謂執掌同太子左諭德，即“諭太子以道德”、“其内外庶政有可爲規諷者，隨事而賛諭焉”。[60]集賢院待制爲使職，無品秩，《舊唐書》言同於古時“待詔金馬門”，[61]蓋備皇帝咨問而置。[62]穎王傅是肅宗爲示優渥所加，爲從三品職事官。[63]
依前所考，作張守節生平簡表如下：
高宗開耀二年（永淳元年）（682）前後，張守節生。蘇州吴縣人，師事同郡張嘉會。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八月，年約五十五。撰成《史記正義》。
玄宗天寶元年（742）或二年（743），年約六十一。[64]登高道不仕科入仕，官拜東宫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
肅宗上元元年（760），年約七十九。官任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辭職還鄉，以穎王傅致仕。
三、學術淵源
瀧川資言推斷司馬貞、張守節二人同受學於張嘉會，但因證據較少，多有學者不然其言。[65]今“退迹條”可證瀧川資言不誤，其考證精嚴由此益彰。同時，馬、張二人學術軌迹的分合，由《史記索隱後序》結合此條也稍得窺見。
《史記索隱後序》謂“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注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66]不少學者曾認爲司馬貞是在長安受學於張嘉會：“崇文館亦設在京城，爲皇太子東宫的學館，司馬貞曾師從崇文館學士張嘉會學習《史記》。”[67]但司馬貞注文中有“貞實吴人”之語，[68]程金造已經注意到，並認爲《史記索隱序》題銜“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内司馬貞”中的“河内”爲其族望。[69]今又知張守節爲蘇州吴縣人，[70]而關於張嘉會講學與里籍，除“退迹條”外更可見《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
公諱無量。……始吴興沈子山吴郡曹福授以經，次吴郡張嘉會授之史。……下制嘉辟，用超倫等，即拜成均直講。[71]
依文意，褚無量顯在吴郡、吴興一帶從沈子山、曹福、張嘉會諸人受學。[72]玄宗朝前，崇文館多教授東宫僚屬、其他高官及皇族子弟，弘文館、崇文館作爲介於門蔭與科舉間的入仕途徑，兩館諸生唐前期易於入仕、例早求官，[73]與張守節暮齒出仕不合。今見《舊唐書》載褚無量爲杭州鹽官人，[74]張嘉會、張守節同爲蘇州人，[75]司馬貞亦爲吴人，四人里籍相近。則張嘉會必曾講業鄉里，三人各於少日從其學史，司馬貞自謂“少從張學”即是此意。[76]司馬貞入仕後，得與同僚研討《史記》：“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貞時與賈膺復、徐彦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77]《宋高僧傳》載釋曇一“常問《周易》於左常侍褚無量，論《史記》於國子司業（司）馬貞。”[78]則司馬貞治《史記》當世已具名望，與之論《史記》者又不以公卿爲限。司馬貞開元七年（719）已爲國子博士。[79]唐代弘文館富有圖籍，曾名修文館、昭文館等，自開元七年九月，復名弘文館，[80]司馬貞兼弘文館學士自在其後。[81]除《史記索隱序》外，元行沖《御注孝經序》亦載司馬貞官國子博士兼弘文館學士，而考其生平的文章多未關注：
大唐受命百有四年，皇帝君臨之十載也。……乃敕宰臣曰：“朕以《孝經》德教之本也，自昔詮解。……宜集學士儒官，僉議可否。”……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及諸學官等，並鴻都碩德，當代名儒，咸集廟堂。恭尋聖義，捧對吟咀，探紬反覆。[82]
古勝隆一論明是《序》作於開元九年（721），[83]則司馬貞兼弘文館學士必在其前。[84]今《史記索隱》成書時間尚難考定，[85]但由其經歷看，撰成此書當得長安論學、藏書之便，[86]司馬貞所云“晚更研尋”即指這一時期。
相比之下，張守節雖與司馬貞同師張嘉會，但因六十歲前“不求仕進”，撰書條件不及司馬貞便利。張守節開元二十四年作成《史記正義》，卻是在出仕後纔奏進其書，學者多將張守節結銜誤認爲是開元年間的任職情況，[87]推測他撰書時在長安得近崇文館、弘文館人士，並有藏書之便，[88]更謂言馬、張“其所見書，宜亦大致相同”，[89]實則非是。相反，參照《史記索隱》，《正義》正表現出見書不廣的特點。孫星衍《括地志序》即言：“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不能博考書傳，獨恃此疏證古地名。”[90]王濤統計《索隱》引前人166家、書約420種，《正義》引前人94家、書約200種，[91]二者引諸家、諸書數量相差懸殊。注文引諸家、諸書體現的特點，固然與兩人學術興趣有關，[92]《史記正義》合刻後删削尤烈也會影響比較的準確性，但見書多寡確實是不容忽視的因素。當然，能在未仕的情況下撰成《史記正義》，可能正説明張守節在鄉里亦能接觸不少藏書。朱東潤謂《正義》得見徐廣、裴駰未見的《史記》闕文，又多保留古字，[93]可見張守節撰《正義》時有善本可依。今言張守節作《正義》見書不廣，只是相較司馬貞撰《索隱》的便利條件而言。
關於二家聯繫，另一重要問題是《正義》是否疏通《索隱》。邵晉涵《史記正義提要》云：“蓋積一生精力爲之，故能通裴駰之訓辭，折司馬貞之同異。”[94]程金造闡揚其説，主《正義》疏通《索隱》，[95]黄烈又有商榷文章，[96]茲不贅引。應三玉認爲當注意文本流布形成的《正義》與《索隱》的“相關假象”，[97]立論較通達。程、黄著墨較多討論的《正義》是否得見《索隱》問題，今日看來，因張守節實是天寶年間入仕，相較之前的推測，奏進《正義》前有更大可能得見《索隱》。但《正義》是否“疏通”《索隱》，問題關鍵似並不在此。張守節撰《正義》，蓋擇唐時已極爲流行的《集解》注本，[98]疏解《史記》白文和裴注，而《索隱》當時尚爲單書流傳，未散入《集解》注本下，[99]即使張守節確實曾見《索隱》，《索隱》亦當像其他諸家一樣，作爲《正義》稱引的範疇，“疏通”《索隱》其實本無從談起。既然錢大昕已言“是兩人生於同時，而其書不相稱引”，[100]《正義》單行本舊貌又已不可確知，很難論定《正義》曾受《索隱》的影響。[101]
從張嘉會的三位弟子看，司馬貞、張守節注《史記》有功自不待言，褚無量曾授業玄宗，名望更在馬、張之上，著有《史記至言》十二篇，[102]惜已不傳。張嘉會本人曾任崇文館學士，上引《宋高僧傳》載釋曇一論學長安，恰亦並舉張嘉會弟子，俱明其學力極高，見重當時。隋末唐初私人講學興盛，[103]即以《文選》一書的教授爲例，《舊唐書》謂：“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祕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104]其後李善注《文選》並講授其書：“李善者，揚州江都人。……嘗注解《文選》。……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105]不難想見，同曹憲講授《文選》至使其學大興於江、淮間一樣，吴中《史記》名家多出，張嘉會實導其先路。由姓氏和里籍推斷，張嘉會與張守節當同出吴郡張氏，爲南朝大族，唐代不衰。[106]相較於司馬貞治《史記》，明言“家傳是學，頗事討論”，[107]張守節可能更多受到張嘉會的學術影響，乃至於其師“筆迹所存，一朱點且不敢忽之”，則張嘉會固然未注《史記》，其學今日可謂雖絶猶存。[108]
餘 論
張守節於吴中未仕之時，爲此名山事業，見聞宜較司馬貞稍陋。惜今雖明馬、張同師，司馬貞成書又當稍早，[109]但二人有無交游，《正義》撰作中是否有《索隱》影響，猶難考定。獨開元間長安、吴中《史記》一學交通往來尚稍可鉤沉，庶補二人間交游、論學諸事之闕，並窺張守節與長安學術之關係。
顔真卿《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載殷踐猷：
曾祖聞禮，唐太子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父子敬，太常博士、吴令。……君即吴縣之元子。……博覽羣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説，至於陰陽、數術、醫方、刑法之流，無不該洞焉。……解褐杭州參軍。刺史宋璟，以相國之重，簡貴自居，無所推揖。……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祕書省學士，尋改曹州司法參軍麗正殿學士。與韋述、袁暉同修王儉《今書七志》及《羣書四録》。……開元九年秋七月九日……終於京師通化坊之私第。……公明，達者也，年纔四十八，而君壽與之齊。[110]
殷踐猷既精《史記》，其父又宰吴縣，論開元間吴中《史記》一學，當稍及二人。史睿言:“顔、殷兩家世代聯姻，自顔之推起，六世娶於殷氏，殷氏至少有三代娶於顔氏，最晚從顔思魯、殷嶠（開山）一代始，同居通化坊。”[111]顔氏一族中，顔游秦、顔師古治《漢書》名最著。殷踐猷父子敬，學術根柢雖未明，但殷子敬同輩中，殷仲容、顔昭甫二人齊名，俱見賞於顔師古，殷子敬曾嫁女顔昭甫子惟貞，可證關係往來甚密。[112]又見殷子敬祖聞禮曾與修魏史。[113]是其祖聞禮有治史之能，同輩見賞於顔師古，子踐猷又精《史記》、《漢書》，其間學術脈絡可繹。殷子敬既較其子距殷聞禮、顔師古年輩更近，又爲太常博士，亦當精《史記》、《漢書》。殷氏子弟多有書名，稍異者，殷踐猷以博學聞世，[114]推其由，知非偶然，蓋得其父家學。《新唐書》亦謂殷踐猷子殷寅擅譜學。[115]殷踐猷孫殷亮，“尤明《史》《漢》及百家氏族”、“世傳譜學”，[116]承續可謂甚明。
開元九年七月，殷踐猷年四十八，卒於長安。推其生年，在咸亨五年（高宗上元元年）（674），與馬、張相近。《舊唐書》載宋璟任杭州刺史在景龍四年（景雲元年）（710）中宗崩前，[117]則殷踐猷在其前已爲官杭州參軍。而“舉文儒異等，授祕書省學士”任職長安，在開元五年（717）後。[118]顔真卿四歲喪父，[119]少日當曾寄居舅父殷踐猷處。[120]開元九年，殷踐猷卒，顔真卿年十三。[121]黄本驥由顔真卿詩推論其年十四上下曾至吴縣，並謂其時殷子敬正宰吴縣，顔真卿蓋從外祖居此間。[122]殷子敬由太常博士出爲吴縣令，並以此爲終官。[123]由其出宰，長安、吴中《史記》學術得以交通。且殷既宰吴縣，影響當地學術又當較一般往來者爲甚。《殷踐猷墓碣銘》言殷踐猷於通化坊有私第，由前所論，知爲其祖宅。其父又曾在京爲官，殷踐猷當長於長安。後爲杭州參軍，與蘇州不遠，歷年既久，可能曾到往其間，[124]使蘇州《史記》學術得廣長安見聞，至自杭歸京，關於吴中《史記》學術的見聞可能亦由其帶入長安。
《册府元龜》新材料的發見，使馬、張分合問題的討論産生了更多可能。較著明者，是二人同師張嘉會一事。同時，開元間二人撰書之時，長安、吴中《史記》學術的往來情況，則實爲另一線索。由殷子敬父子生平，可稍窺其時長安、吴中《史記》相關學術見聞溝通之一端，從而為探討司馬貞、張守節是否知道對方著書、張守節著書時與長安《史記》學術關係疏密等問題拓寬不少空間。不難想見，當時若殷氏父子者尚多，只二人事跡稍顯，猶得考稽。當然，開元年間與稍前尚有許子儒、王元感、徐堅、李鎮等人的《史記》注本産生，[125]四人中僅見司馬貞於《史記索隱後序》稍及許子儒，且曰“不覩其書”。[126]蓋其時治《史記》者不少，司馬貞、張守節不僅不相論及，亦絶少言及他家，則又不必因今日二人著作獨存，推求其撰書關係等事至於太深。
＊陳鐵民、趙生群、蘇芃諸先生與范雲飛、周浩賢二兄曾對本文提出修改意見，其中蘇芃教授教正尤多，紉佩何涯。王天華兄、周天豪兄在大疫居家期間爲檢索資料提供不少便利，並伸謝悃。[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正史類一·史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本，1965年，第399頁。參見〔清〕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一《史記·高祖本紀》，〔清〕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附録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75-1376頁；〔日〕瀧川資言：《史記總論·司馬貞張守節事歷》，〔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卷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46-4447頁；朱東潤：《史記考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4頁。[2]黄約瑟：《武則天與日本關係初探》，《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249-252頁。[3]李德輝：《全唐文作者小傳正補》卷三九七“張守節”小傳，瀋陽：遼海出版社，2011年，第406-407頁。[4]參見楊海崢：《漢唐史記研究論稿》，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第159頁；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209頁；王濤：《元前〈史記〉詮釋文獻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14年，第107頁；袁傳璋：《宋人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及相關問題討論》，《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364-377頁。[5]〔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附録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057-4058頁。[6]〔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附録三，第4057頁。[7]〔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注釋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1960年，第7278頁。下凡引《册府元龜》，略依點校本斟酌句讀，見〔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册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8]〔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九九《總録部·致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10648頁。[9]〔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一三《總録部·退迹》，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9679頁。[10]〔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一三《總録部·退迹》，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書號：19531），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網站，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32776；〔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一三《總録部·退迹》，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明等身書舍藍格鈔本（書號：07831），台灣“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站，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6d4adb8b0b7a4f36820939fa6e88de6cfDc0MDEx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材料發現之初，向蘇芃教授請教，即告知《册府元龜》版本情況並建議查檢明鈔本影像，恭展謝悰。[11]“右清道率府”爲東宫武官十率府之一，故而“右清道率府長史”又可稱“東宫率府長史”，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卷四四《職官志三·東宮武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783、1912-1913頁。[12]〔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附録二，第4046頁。[13]〔日〕瀧川資言：《史記總論·司馬貞張守節事歷》，〔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卷末，第4447頁。[14]見〔唐〕王頊：《唐故頴川陳夫人墓誌銘》，〔清〕陸心源編：《唐文拾遺》卷三一，〔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後影印《潛園總集》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嘉慶内府刊本，1983年，第10728頁；《唐故處士張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按：作者闕），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2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11-212頁；〔唐〕陳翃：《大唐京兆府美原縣丞元府君（復業）墓誌銘》、《大唐故游擊將軍上柱國行原州都督府三郊鎮副楊府君（履庭）墓誌銘》（按：作者闕），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4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53-54、404頁；〔唐〕崔鉅：《唐故比部郎中博陵崔府君（鎮）墓誌銘》，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第417頁。[15]〔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二六九《宗室部·將兵》，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3194頁。[16]《廣韻》“集”“習”同屬緝韻。見《宋本廣韻》卷五，北京：中國書店影印張氏澤存堂本，1982年，第511頁。[17]〔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注釋二》，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明等身書舍藍格鈔本（書號：07831）。[18]〔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注釋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書號：19531）。[19]黄約瑟已疑“史義”當作“《史記》”，但未有確證。見黄約瑟：《武則天與日本關係初探》，《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第252頁。 [20]李德輝：《全唐文作者小傳正補》卷三九七“張守節”小傳，第407頁。[21]除上舉異文外，明刻本“寶”，“台圖本”作“保”；“諸王”，“國圖本”作“諸泌王”，“台圖本”作“讀王”；“恩”，“台圖本”作“思”；“衡泌之下”，“國圖本”脱“下”字；“發”，“台圖本”作“法”；“嗟”，“台圖本”作“磋”。見〔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一三《總録部·退迹》，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書號：19531）；〔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一三《總録部·退迹》，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明等身書舍藍格鈔本（書號：07831）。[22]明刻本“待”，“國圖本”作“侍”；“肅宗”，“國圖本”脱“宗”字；“卿”，“台圖本”作“鄉”；“博”，“國圖本”、“台圖本”作“傅”；“師”，“台圖本”作“歸”；“庭”，“國圖本”、“台圖本”、中華書局影印宋本作“中”；“久”，“國圖本”、“台圖本”、中華書局影印宋本作“人”；“今”，“國圖本”、“台圖本”、中華書局影印宋本作“矜”；“百”，中華書局影印宋本作“十”。見〔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九九《總録部·致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書號：19531）；〔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九九《總録部·致政》，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明等身書舍藍格鈔本（書號：07831）；〔宋〕王欽若等編：《宋本册府元龜》卷八九九《總録部·致政》，此部分據靜嘉堂文庫藏宋刻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519頁。[23]“以此注驗之”指其前謂：“《索隱》云：'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貞與賈膺復、徐彦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嘆’。'膺復’當作'膺福’，先天二年（713）爲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見《唐書·公主傳》）。今河内縣有大雲寺碑，即膺福書也。徐彦伯卒于開元二年（714）（見《唐書》本傳）。”見〔清〕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一《史記·高祖本紀》，〔清〕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附録一，第1375-1376頁。[24]程金造：《史記正義、索隱關係證》，《文史哲》1962年第6期，第28-36頁。[25]袁傳璋：《宋人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及相關問題討論》，第364-377頁。[26]此首詩題下有校注：“天寶元年（七四二）七月自長安東行途中作。……詩題宋本、明鈔本作'七月三日在内學見有高近道舉徵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宋本'近’下注'一無近字。’底本作'宿關西客舍寄山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高道舉徵’。此從《全唐詩》。《文苑英華》同《全唐詩》，唯缺'内’字。”見〔唐〕岑參撰，陳鐵民、侯忠義校注，陳鐵民修訂：《岑參集校注》卷一《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2頁。[27]〔清〕徐松撰，趙守儼點校：《登科記考》卷九《唐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天寶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00頁。《唐詩矩》在此詩下亦言：“開元二十九年（741），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四子，亦曰道學。”按“道學”校以下引《新唐書》，當爲“道舉”之誤。見〔清〕黄生：《唐詩矩》之《五言律詩二集·七月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評語，〔清〕黄生撰，諸偉奇主編：《黄生全集》第4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1頁。[28]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頁。[29]〔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59頁。[30]吴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5-37頁。[31]〔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第1164頁。[32]〔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一三《苗晉卿傳》，第3349頁。[33]〔唐〕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卷一五《選舉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57頁。[34]〔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二《唐制舉科目》，〔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66頁。[35]〔唐〕孫逖：《天寶三載親祭九宫壇大赦天下制》，〔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四二五《赦書·禋祀赦書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6年，第2152頁。[36]〔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六八《帝王部·求賢二》、卷八六《帝王部·赦宥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764、1019頁。[37]〔唐〕岑參撰，陳鐵民、侯忠義校注，陳鐵民修訂：《岑參集校注》卷一《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第41頁。[38]參見〔清〕黄生選評，朱之荊增訂：《唐詩摘鈔》卷一《五言律·七月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徴宿關西客舍寄嚴許二山人》朱之荊補評，〔清〕黄生撰，諸偉奇主編：《黄生全集》第3册，第35頁。《世説新語》載謝安事：“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又載殷浩事：“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見〔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説新語箋疏》卷中之上《識鑒》、卷下之下《排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475、941頁。[39]黄生解“内學”作“京師所立之玄學”，陳鐵民等亦謂：“內學：道家以道學為內學。……這裏指崇玄學。”“内學”當即岑參所見詔書榜示之處，但具體所指疑非如二家之言，待考。見〔清〕黄生：《唐詩矩》之《五言律詩二集·七月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評語，〔清〕黄生撰，諸偉奇主編：《黄生全集》第4册，第51頁；〔唐〕岑參撰，陳鐵民、侯忠義校注，陳鐵民修訂：《岑參集校注》卷一《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校注，第42頁。[40]參見〔唐〕岑參撰，陳鐵民、侯忠義校注，陳鐵民修訂：《岑參集校注》卷一《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學見有高道舉徵》校注，第42頁；〔唐〕韋述《集賢注記》，〔唐〕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一五《直集賢院》引，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文淵閣本，1988年，第382頁。[41]因爲不能明確“退迹條”的“天寶初”是如岑參詩一樣即等同於天寶元年，或只是泛言天寶初期，故仍須對四年的相關史料一一梳理。[42]〔唐〕姚汝能撰，曾貽芬點校：《安禄山事迹》卷中，中華書局，2006年，第94頁。此條材料經周浩賢兄提示，謹致謝忱。[43]〔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九八《帝王部·徵聘》，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1173頁。[44]〔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八六《帝王部·赦宥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1018頁。[45]〔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〇〇上《高尚傳》，第5374頁。[46]韋述《集賢注記》原書已佚，《職官分紀》引書可能存在節略。同時亦稍疑“天寶二年，樊端應高道不仕試”中“二”字爲“元”字之訛。另有孫逖《處分高蹈不仕舉人敕》，《唐大詔令集》繫於開元三年（715）和開元二十九年兩詔令間，見〔唐〕孫逖：《處分高蹈不仕舉人敕》，〔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〇六《政事·貢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49-550頁。[47]〔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從第七品下階》，第1799頁。[48]〔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正第七品上階》，第1797頁。[49]〔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東宫武官》，第1912-1913頁。[50]〔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王府官》，第1305頁。關於“使職”，賴瑞和認爲“舉凡没有官品的實職官位，都是使職”，參看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9-52頁。[52]〔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〇七《玄宗諸子傳·涼王璿傳》，第3271-3272頁。[53]〔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傳中·孫逖傳》，第5044頁。關於東宫官在玄宗時成爲閒官，可參任士英：《唐玄宗時期東宫體制非實體化考述——以東宫職員的設置變化爲中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79-95頁。[54]〔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許叔牙傳》，第4953頁。[55]〔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李善傳》，第4946頁。[56]〔唐〕元行沖：《御注孝經序》，〔唐〕李隆基：《唐開元御注孝經》，〔清〕黎庶昌輯：《古逸叢書》上册覆卷子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影刊本，2002年，第212頁。[57]〔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七〇八《宫臣部·選任》，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8440頁。[58]肅宗上元二年下詔：“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舊唐書》於“（肅宗）上元三年正月”下云“時去上元之號，今存之以正年”，故上元實無三年。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〇《肅宗本紀》、卷三六《天文下》，第262、1325頁。[59]〔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正第四品下階》，第1793頁。[60]〔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六《太子左春坊·太子左諭德》、《太子右春坊·太子右諭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665、671頁。[61]〔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二·中書省》，1851-1852頁。[62]〔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一六二《獨孤及傳》，第4991頁。[63]〔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從第三品》，第1792頁。[64]前已敍及，張守節天寶元年登科可能性較大，生年等推算准此，但登科時間仍保留天寶二年。[65]參見朱東潤：《史記考索》，第165頁；程金造：《從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遷的生年》，《文史哲》1957年第2期，第1-7頁；〔日〕水澤利忠：《史記正義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平成六年（1994），第26-27頁。[66]〔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附録二，第4046頁。[67]趙望秦、王璐：《論史記索隱的成書及版本流傳與遞嬗關係》，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3輯》，揚州：廣陵書社，2019年，第198-217頁。另程金造言：“那末張嘉會爲學士，當在高宗儀鳳（按：676-679）以後了。那時司馬貞從張學《史記》，其年想在二十歲上下。”李梅訓言：“司馬貞自云'少從張學’，則其師從張氏之年，必在弱冠之前，假設爲十八歲入文館就讀，則司馬貞之生當在高宗儀鳳（676-679）末年。”見程金造：《史記正義、索隱關係證》，第28-36頁；李梅訓：《司馬貞生平著述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第109-111頁。[68]〔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卷一〇《吴太伯系家》，《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第1輯史部第 2 册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年，第 27頁。“貞”有異文作“真”者，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史記》斷句爲：“蕃離既有其地，句吴何總不知真實？吴人不聞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校勘記云：“'真’，耿本、黄本、彭本、《索隱》本、柯本作'貞’，疑爲司馬貞自稱，'貞實’二字當屬下。”見〔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下《索隱》並校勘記，第1748、1782頁。[69]參見程金造：《史記索隱引書考實》卷首《自敍》，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頁；〔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序》，〔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附録二，第4043頁。[70]〔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三·江南東道》，第1586頁。[71]按“嘉辟”本作“家辟”，“家”下原注“一作'嘉’”。見〔唐〕蘇頲：《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八九六《碑·神道一四》，第4716-4717頁。[72]吴興即爲湖州，褚無量爲杭州鹽官人（詳下），湖州、杭州、蘇州相近，唐時同屬江南東道。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三·江南東道》，第1586-1589頁。[73]《唐會要》載：“顯慶元年（656）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弘請於崇賢館置學士，并置生徒，詔許之。始置二十員，其東宫三師、三少、賓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衞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子孫，亦宜通取。”李錦繡、林生海並認爲，前期崇文館諸生範圍亦不限於此，兼有其他高官及皇族子弟。參見〔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卷六四《史館下·崇文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953頁；李錦繡：《試論唐代的弘文、崇文館生》，《文獻》1997年第2期，第71-85頁；林生海：《唐代弘文崇文兩館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北京，2011年，第47-50頁。[74]〔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〇二《褚無量傳》，第3164頁。[75]唐代罷郡置州、諸州改郡多次，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卷九《玄宗本紀下》、卷四四《職官志三·州縣官員》，第6、215、1917頁。蘇州曾稱吴郡，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三·江南東道》，第1586頁。[76]參見牛巧紅：《司馬貞生平考辯》，《殷都學刊》2016年第1期，第117-120頁。[77]〔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卷三《高祖本紀》，《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第1輯史部第 2 册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第10頁。參見〔清〕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一《史記·高祖本紀》，〔清〕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附録一，第1375-1376頁。[78]〔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一四《明律篇一·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52頁。原作“論《史記》於國子司業馬貞”，然開元間國子監官員無名馬貞者，此當涉上文脱“司”字，司馬貞是否曾任國子司業則待考。郭紹林《唐代士大夫與佛教》已徑稱釋曇一與司馬貞研討《史記》，但其後考證司馬貞行實能利用此條材料者不多。見郭紹林：《唐代士大夫與佛教》，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30頁。[79]〔宋〕王欽若等編：《册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第7247-7250頁；〔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卷七七《貢舉下·論經義》，第1204-1208頁。《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載司馬貞官國子祭酒，李梅訓認爲當屬誤稱，已有所論證，今又見元行沖《御注孝經序》中司馬貞仍官國子博士（詳下），則開元七年稱國子祭酒者必誤。見李梅訓：《司馬貞生平著述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第109-111頁；〔唐〕元行沖：《御注孝經序》，〔唐〕李隆基：《唐開元御注孝經》，〔清〕黎庶昌輯：《古逸叢書》上册覆卷子本，第211-212頁。[80]〔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卷六四《史館下·弘文館》，第950-951頁。[81]參見〔清〕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一《史記·高祖本紀》，〔清〕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附録一，第1376頁。[82]〔唐〕元行沖：《御注孝經序》，〔唐〕李隆基：《唐開元御注孝經》，〔清〕黎庶昌輯：《古逸叢書》上册覆卷子本，第211-212頁。[83]〔日〕古勝隆一：《日本所藏御注孝經略説》，《經學研究論叢》第9輯，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第282頁。[84]《四庫全書總目》謂“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迨時閲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牛巧紅襲其言，推斷開元間玄宗御注頒行前司馬貞已出爲潤州别駕。見〔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二《孝經類·孝經正義》，第263-264頁；牛巧紅：《司馬貞生平考辯》，《殷都學刊》2016年第1期，第117-120頁。然《四庫全書總目》實將《石臺孝經》與開元年間御注混淆，玄宗開元年間首注《孝經》，天寶年間又重注，並於天寶四年勒石，即爲今西安碑林的《石臺孝經》，且《石臺孝經》署名者當爲四十五人。見〔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卷三六《修撰》，第566頁；〔清〕王昶：《金石萃編》卷八七《唐四七·石臺孝經》，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21年掃葉山房本，1985年，第1頁a-第2頁b。[85]關於《索隱》撰成時間上限，李梅訓論證，《舊唐書·經籍志》襲《古今書録》來，未收《史記索隱》，而《古今書録》成書於開元九年後，則《索隱》亦當成書於開元九年後。可備一説，但《古今書録》亦未必盡收當時之書。見李梅訓：《司馬貞生平著述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第109-111頁。撰成時間下限，當在開元二十三年前，參見〔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五《伯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89頁。[86]參見趙望秦、王璐：《論史記索隱的成書及版本流傳與遞嬗關係》，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3輯》，第198-217頁。[87]《全唐文》“張守節”小傳云：“開元時官諸王侍讀，守右清道率府長史。”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三九七“張守節”小傳，第4053頁。另經周浩賢兄提示，《史略》於“張守節《正義》”下云“開元中諸王侍讀”，見〔宋〕高似孫：《史略》卷一《史記雜傳》“張守節《正義》”條，〔清〕黎庶昌輯：《古逸叢書》中册影宋本，第603頁。[88]參見程金造：《史記正義、索隱關係證》，第28-36頁。[89]吴汝煜：《史記論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90頁。[90]〔清〕孫星衍：《括地志序》，〔唐〕李泰等撰，〔清〕孫星衍輯：《括地志》卷首，《叢書集成初編》第3096册影印岱南閣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頁。[91]王濤：《元前〈史記〉詮釋文獻研究》，第111、113頁。[92]錢大昕謂：“司馬長於駮辯，張長於地理，要皆龍門功臣，難以偏廢。”見〔清〕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卷五《史記五·正義序》，第89頁。[94]〔清〕邵晉涵：《南江文鈔》卷一二《史記正義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第1463册影印道光十二年胡敬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9頁。[95]程金造：《從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遷的生年》，第1-7頁；程金造：《史記正義、索隱關係證》，第28-36頁。[96]黄烈：《關於史記三家注的關係問題——讀程金造先生“從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遷的生年”一文以後》，《文史哲》1958年第4期，第34-38頁。[97]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第285-288頁。[98]關於唐代《史記》流行的鈔本爲《集解》注本，參見賀次君：《史記書録》，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47頁；陳侃理：《史記集解爲注體説》，《文史》第12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87-288頁。[99]關於《索隱》唐宋時單書流傳及散入《集解》注本下情況，參見賀次君：《史記書録》，第47-48頁；趙望秦、王璐：《論史記索隱的成書及版本流傳與遞嬗關係》，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3輯》，第198-217頁。[100]〔清〕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卷五《史記五·正義序》，第89頁。[101]程金造認爲《正義》是因爲“作者盛名之下，其書流行”而不及其名，並舉《禮記子本疏義》、《尚書古文冤辭》爲證。見程金造《史記正義、索隱關係證》，第28-36頁。但《史記正義》與《尚書古文冤辭》體例絶異，馬、張二人關係亦與鄭灼師皇侃不同，當不能循上舉例證推言《索隱》、《正義》二書聯繫。[102]〔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傳下·褚無量傳》，第5687-5690頁。[103]參見唐曉濤、吴爭春：《唐代私學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玉林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第38-40頁。[104]〔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曹憲傳》，第4945-4946頁。[105]〔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李善傳》，第4946頁。[106]〔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第2708-2710頁。[107]司馬貞曰：“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見〔唐〕司馬貞：《補史記序》，〔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附録二，第4048頁。[108]梁玉繩：“《後序》謂隋柳顧言善此史，劉伯莊先人常從受業，隨手記録，伯莊緣以作《音義》，張嘉會亦善此史，小司馬少從之學，因成《索隱》，柳、張二公之旨，殆絶而不絶矣。”見〔清〕梁玉繩撰，賀次君點校：《史記志疑》卷三六《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489頁。[109]參見〔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五《伯夷列傳》，第489頁。[110]〔唐〕顔真卿撰，〔清〕黄本驥編訂，〔清〕蔣瓌參校：《顔魯公文集》卷一一《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中國基本古籍庫”收清《三長物齋叢書》本圖版，第8頁a-第9頁b。[111]史睿：《唐代長安通化坊江南士族的書學傳承與法書收藏》，吕建中、胡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研究（續一）》上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7頁。殷氏世系表見朱關田：《顔真卿年譜》，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12頁。殷氏、顔氏世系與婚姻表見李芳瑶：《殷仲容墓誌研究》，《文獻》2017年第5期，第79-88頁。[112]顔師古女嫁殷仲容，顔昭甫爲顔師古弟勤禮子，多參定顔師古注釋，二人齊名。殷仲容與殷子敬爲從兄弟。顔真卿父惟貞、伯元孫，祖昭甫，惟貞、元孫少孤，二人母爲殷仲容姊，故殷仲容以舅父養二人於其家。參見朱關田：《顔真卿年譜》，第10-13頁；史睿：《唐代長安通化坊江南士族的書學傳承與法書收藏》，吕建中、胡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研究（續一）》上册，第224-225頁；李芳瑶：《殷仲容墓誌研究》，《文獻》2017年第5期，第79-88頁；陳尚君：《殷亮墓誌考鏡》，《貞石詮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41-243頁。[113]唐高祖詔曰：“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見《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八一《政事·經史》，第467頁。另見《舊唐書》載其“爲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李芳瑶認爲“修梁史”爲誤載。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五八《殷嶠傳》，第2312頁；李芳瑶：《唐長安通化坊的書家》，劉正剛主編：《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21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頁。[114]參見李芳瑶：《唐長安通化坊的書家》，劉正剛主編：《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21輯，第12頁。[115]〔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一九九《儒學傳中·柳沖傳》，第5680頁。另顔真卿言其曾著《姓略》，見〔唐〕顔真卿撰，〔清〕黄本驥編訂，〔清〕蔣瓌參校：《顔魯公文集》卷八《祕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顔公神道碑》，第6頁b。[116]殷亮墓誌今已出土，見田熹晶：《新出土唐殷亮墓誌考釋》，《書法》2014年第1期，第34-39頁。陳尚君有録文，見陳尚君：《殷亮墓誌考鏡》，《貞石詮唐》，第234-236頁。關於殷亮學術情況，得同刊周浩賢兄論文提示，謹致謝忱，唐時《漢書》與《史記》學術的關係，亦可參見其文。[117]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卷九六《宋璟傳》，第150、3031頁。[118]《登科記考》繫殷踐猷舉文儒異等在開元五年，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時亦在開元五年。見〔清〕徐松撰，趙守儼點校：《登科記考》卷五《唐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開元五年》，第189頁；〔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〇二《韋述傳》，第3183頁。[119]爲太極元年（先天元年）（712），參見朱關田：《顔真卿年譜》，第18頁。[120]《殷踐猷墓碣銘》謂：“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奬，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見〔唐〕顔真卿撰，〔清〕黄本驥編訂，〔清〕蔣瓌參校：《顔魯公文集》卷一一《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第8頁b。[121]朱關田：《顔真卿年譜》，第24-25頁。[122]顔真卿詩：“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見〔唐〕顔真卿撰，〔清〕黄本驥編訂，〔清〕蔣瓌參校：《顔魯公文集》卷一二《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並黄本驥按語，第2頁a、第5頁b。[123]參見朱關田：《顔真卿年譜》，第25-26頁。殷亮墓誌云：“曾祖子敬，太常博士，出爲吴縣令、朝散大夫”，見陳尚君：《殷亮墓誌考鏡》，《貞石詮唐》，第234-236頁。[125]〔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第1456-1457頁。[126]〔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附録二，第4046頁。熊少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秦汉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