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詩人邢允中辨誤
王建勇
提要：職官制度對古籍整理與研究意義重大，《剡川詩鈔》直至《全唐詩續拾》相繼製造的“唐元和詩人邢允中”，即因未及究細北宋武階官左班殿直，而將北宋邢允中誤作唐人。歷代學者未能詳繹虞世美《護國院記》碑形成的三個不同歷史時間（這通刻立於南宋嘉定十一年的紀念碑，保存了一篇唐代佚文《護國院記》），從而導致這一錯誤知識的産生、流傳。
關鍵詞：《全唐詩續拾》 邢允中 左班殿直 《護國院記》 宋代官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曾參照清代乾嘉學者的意見，提出研治史學的四把鑰匙：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和目錄學[1]。直到今日，這“四把鑰匙”仍是中國古代文史研究者的基本素養和要求。其中，歷代職官制度尤爲繁難專精，而且已經給文史研究帶來不少困難，也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錯誤。所謂“唐元和詩人邢允中”論斷的形成過程，主要就是緣於清代以來的學者未能注意北宋職官“左班殿直”而導致以誤傳誤。今不揣谫陋，試辨之。
一、“左班殿直”考
《全唐詩續拾》卷二三根據清咸豐間董慶酉輯《四明詩幹》卷中，收有一位詩人名邢允中者，小傳曰：“邢允中，明州奉化人。元和中官左班殿直監鹽酒商税務。”[2]其後存詩二首，一爲《洗鉢潭》：“潭水澄初地，長爲洗鉢供。已能降虎豹，不問攬魚龍。濺沫溪莎碧，疏流石瀨重。此中清淨理，繼跡有禪宗。”二爲《駐錫峰》：“高峰常駐錫，靈異見當年。卓立驚沙界，光輝動梵天。鶴飛青靄外，龍護赤嵐邊。丈室仍相對，重來果夙緣。”詩後復以小注形式提示二詩是“承張靖龍同志錄示”，而張靖龍《部分浙江方志中的唐五代佚詩》一文確已輯錄[3]。後來，陳尚君先生作《唐詩人占籍考》更明確唐代明州奉化籍詩人有邢允中[4]。自此之後，各種唐代文學辭典如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5]、張忠綱主編《全唐詩大辭典》[6]、周勛初主編《唐詩大辭典（修訂本）》[7]等，均據之列有詞條介紹邢允中其人其詩。
查《四明詩幹》卷中，於《洗鉢潭》《駐錫峰》詩後加小注云：“《剡川詩鈔》：左班所傳《西山景》詩，題贈宗印云云。明萬曆間，邢宗道讀書山寺，得之老僧廢經簏中。詢所由來，云其師祖鋤地得石鎸詩其上，因爲錄存。”[8]知《四明詩幹》實本於清康熙間舒順方、董彦琦編纂的《剡川詩鈔》。是書卷九《顯名諸公詩》下的確收有邢允中二詩，前有小傳：“邢允中，唐元和中人，官左班殿直、監鹽酒商税務。所傳《西山景》詩，題贈宗印。明萬曆間，邢宗道讀書山寺，得之老僧廢經簏中。詢所由來，云其師祖鋤地得石鎸詩其上，因爲錄存。詳見宗道所記詩後。”[9]作爲奉化地方歷代文人詩歌總集的《剡川詩鈔》，首次披露《洗鉢潭》《駐錫峰》及二詩總題《西山景》（然諸書均未錄此總題），並認定其係唐元和間人邢允中所作。而後經《四明詩幹》《全唐詩續拾》等相繼承襲、傳播，遂演變成學界共識。
事實上，諸書所列邢允中官銜“左班殿直”之“殿直”名，始見於五代後梁開平（907-911）間[10]。《五代會要》卷二四《皇城使》：“梁開平三年七月敕：'……逐日諸道進奉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擡至內門前，令董門殿直已下舁進。’”[11]後晉天福五年（940），更改稱殿前承旨爲殿直。《舊五代史》卷七九《晉書·高祖紀五》：“（天福五年四月）丙午，詔曰：'……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12]北宋初沿置殿直，並分左、右班，屬三班小使臣階列，乃有“左班殿直”之稱。葉夢得（1077-1148）《石林燕語》卷八：“國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後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後，分供奉官爲東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職，皆領於三班院，而仍稱三班，不改其初。”[13]左、右班殿直敘遷，分別轉右侍禁、左班殿直[14]。神宗元豐改制，定二者官階均爲正九品。《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四：“正九品曰承事、承奉郎，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畿、赤縣主簿。”[15]政和二年（1112）九月二十五日《改武選官名詔》，易左班殿直階名爲成忠郎、右班殿直爲保義郎[16]。該詔復改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爲左班殿直、內侍高班爲右班殿直[17]，但持續時間不久，《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二二載靖康元年（1126）二月即復舊稱內侍高品、內侍高班[18]。另外，從紹興、淳熙、慶元三朝官品令與合班之制來看，宋室南渡後已無左、右班殿直之稱，而代以成忠郎、保義郎[19]，且遍檢南宋以來典籍均未見用例。由此，可以肯定，左、右班殿直這一職官名稱止存在於北宋百餘年間的歷史中。
爲收藩鎮之利權歸於中央，同時又爲避免中央機構過於專權，宋廷自北宋初年始就選派或薦舉京朝官、選人、大小使臣、無品文武階官等擔任監當官[20]，“掌茶、鹽、酒、税、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21]，並在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形成制度[22]。包括左右班殿直、左右侍禁等在內的三班使臣，原是下級武官的加銜，後來逐漸成爲武官的寄祿官階[23]。《宋史·選舉志四·銓法上》曰：“凡三班院，二十以上聽差使，初任皆監當，次任爲監押、巡檢、知縣。”[24]而以正九品武散官階左、右班殿直兼管州縣鹽酒税務，則是北宋時期的常態，茲舉數例證之：歐陽脩（1007-1072）《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稱胥致堯在宋仁宗即位後“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税”[25]，司馬光（1019-1086）《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謂傅寶臣“累遷至右班殿直，初監澶州酒税”[26]，張耒（1054-1114）《王夫人墓誌》云王夫人季子晏銍“左班殿直，監黄州酒税”[27]。《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一一：“仁宗天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知漣水軍、都官員外郎鄧餘慶，永興軍興平縣監酒税、殿直何承勛，鎮南軍監進賢鎮鹽酒務、殿直易著明，秦州三陽寨主、供奉官、閤門祗候荆信，特貸命，決配遠處牢城。”[28]檢《文獻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征商》有云：“宋朝每克復疆土，必下詔蠲省。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之。”[29]宋代奉化爲望縣，其制與上縣同，故“專置官監臨”。邢允中以左班殿直階監奉化縣鹽酒商税務，是符合北宋監當官制度的。
通考唐代詩文、典籍，既無左、右班殿直之官名，更未形成監當官這一基層事務官僚體系。故從唐宋官制來看，邢允中必不得在唐憲宗元和間“官左班殿直、監鹽酒商税務”，而只能是宋徽宗政和二年前的北宋時期。既然左班殿直本屬北宋特有的武階官，卻不知爲何會出現在所謂“唐人邢允中”的履歷之中。要想解答這個疑惑，須從一篇新見唐代佚文説起。
二、虞世美《護國院記》碑
今浙江省奉化區大橋鎮西溪村西山寺內，立有一通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由虞世美撰寫的《明州奉化縣西山護國院記》碑，是解開前述疑團的關鍵鑰匙。該碑高135釐米、寬73釐米、厚11釐米，碑額篆書“護國院記”，碑文正書。此記不見收於清編《全唐文》、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等，是一篇長期被遺忘的唐代佚文。章國慶編著《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載有全篇錄文[30]，然間有錯訛，且闕文略多，乾隆《奉化縣志》卷一四《雜志·逸事》[31]、光緒《奉化縣志》卷三九《雜記》[32]則僅存數十字撮述，非爲完帙。考慮到該記的重要價值，今姑據朱永寧《西山寺的〈護國院記〉碑》[33]所附碑石圖片予以輯錄。
護國院在西山之巔，山勢環立，高峻屏列，而前別有一峰，下臨大溪。傳者謂其山多猛獸，而人不敢往。唐元和初，溪流泛漲，人見有僧持錫浮杯而渡，步入山中，遂常有光彩晝見，異香聞數里間。人皆神之，遂往瞻禮，見有數虎跪伏相向，僧方洗鉢於澗下，即今所謂洗鉢池。復坐石上，衆既禮之，僧忽不見。視石上，乃有足跡，即今所謂羅漢跡。其錫自然飛起，閃若電光，卓立前峰，即今所謂駐錫峰。上百步間，石罅有泉，色白味甘，人有痼疾飲之輒差，即今所謂應供泉。由是，鄉人敬信，祈禱必應。
元和九年，宗印大師慧覺自天台來，指謂人曰：“此乃第四尊者成道之地，常有伽藍神護持。吾當居此，結草成庵。”有僧來問曰：“如何是庵前景？”師曰：“岩上月明雲弄影，溪邊風靜水無波。”僧再問曰：“如何是景中人？”師曰：“徒教多虎豹，獨自臥煙霞。”師乃升座曰：“諸法無生滅，生滅本因緣。去因緣則諸法通，通諸法則佛性見。是故種種塵勞，皆是虛妄。若人見真實，相□□□來。”由是，十方聞師了悟，海衆雲集。
至十三年，有鄉人陳元弼、邢處躬者，施財重建殿宇。歲間院成，師升座謂衆曰：“道有污隆，時有盛衰。後百年，吾道必衰，當有誣人爲我敗壞。又百年後，吾道必盛，當有賢侯爲我嗣興。”舉手示衆，曰：“任去來，真消息。昨夜東風到嶺頭，珍重江南好春色。”言訖端坐而上，實二月二日也。遂命通悟承嗣。其徒來求予記，予與師有道契，因書之。
時大唐元和十四年六月四日，左拾遺、弘文館學士虞世美記。
延祐《四明志》卷一七《釋道考·奉化州》：“西山資國禪寺。州西南五里。舊名護國，唐元和間創。宋治平初，賜今額。唐左拾遺、宏文館學士虞世美爲記。有洗鉢池、羅漢跡、駐錫峰、應供泉，乃天台第四尊者成道之地。上有樂亭，至和中縣令郟修輔爲記。”[34]延祐《四明志》的編纂者是鄞縣人袁桷（1266-1327），“尤熟於鄉邦掌故”[35]，對鄰縣奉化的風土人情也很熟悉，曾親見或聽聞西山資國禪寺有虞世美記文，並首次將洗鉢池、羅漢跡、駐錫峰、應供泉四個傳説收進方志之中[36]。此後，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六《碑碣二·寧波府》“西山資國禪寺記”[37]、光緒《奉化縣志》卷一五《寺觀下·南》“西山禪寺”[38]都有著錄虞世美撰記一事。元和十四年，爲紀念宗印大師慧覺（？-819）創立護國院的功績，虞世美特應請作記並銘諸石。然現碑並非唐代原刻，而係後人重立，碑題下“住持、賜紫沙門安期重立石”即可爲證，惟不能確定年代。近年經朱永寧先生實地考察，發現碑石側面刻有四行小字標注寺産土地等內容，末尾“有租契簿書可照。時嘉定戊寅□□，常策□□記”十數字尚能辨識清楚，因此斷定現碑立於南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39]。至於立石者，應該就是時任住持、賜紫沙門安期。碑末另有“許□刊”三字，提示當時的刻工是許□。
該碑除錄有虞世美記文外，還低數行書：“師錄古碑敘記甚詳，誠名藍也。其間字多訛舛，因沿正之。令成公佐題。”落款處題寫當時共同立碑之人：“將仕郎、守縣尉俞絳，朝散郎、行主簿邵齊，左班殿直、監鹽酒商税務邢允中，承務郎、大理評事、知明州奉化縣兼監鹽酒商税務成公佐。”但是，刻立現存碑石的南宋住持安期，與成公佐等並非同時人。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四三載，自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四月開始，知縣定以三年爲任期[[40]]。嘉靖《奉化縣圖志》卷七《職官題名志·宋》[41]與光緒《奉化縣志》卷一六《職官表上·宋縣令》[42]所列嘉定間奉化縣令依次爲：嘉定四年馮多福、七年孫顯懿、十年黃廡、十三年趙希觀、十六年趙約，成公佐既不得在此間知奉化縣，更不能於嘉定十一年樹立碑石。更何況從碑誌義例來看，通常也不會在同一碑石前後都鎸刻立碑者的姓名，安期、成公佐非同時人甚明。前文已從官制入手考證邢允中爲北宋人，成公佐等自然也與之同時。根據光緒《奉化縣志》的記錄，南宋建炎至嘉定間的歷任奉化知縣都能明確考得[43]，則成公佐的任職應在宋室南渡之前，這也從側面證明邢允中的生活時代。看來早在北宋年間，護國院就已進行過一次規模較大的立碑活動，可惜年月未詳。當時是由縣令成公佐牽頭領事，三位同僚從旁襄助，刻石前還對唐碑的舛亂文字加以校正，態度比較謹慎。到嘉定十一年，住持安期又仿舊重新刻立碑石，只在題下、碑側略微提示自己的功德，其餘則照搬舊碑（或抹去前碑刻立時間）。從此，這通樹立在西山寺大殿之前的紀念碑，既承載着虞世美的記文、北宋和南宋的兩代刻碑者，還融合三個不同的時間點於一體，成爲呈現唐宋護國院歷史的特殊物質載體。但正是因爲不同時間的參錯雜糅，卻給後人的解讀造成難以消磨的誤會。
北宋成公佐組織的刻碑活動，其中一位參與者是“左班殿直、監鹽酒商税務邢允中”，這便是《剡川詩鈔》所題邢允中官銜的由來，而《四明詩幹》《全唐詩續拾》等未及察考，遞相沿襲。清人彭祖訓康熙四十七年（1708）所撰《剡川詩鈔序言》透露，《剡川詩鈔》詩篇以董彦琦搜購之力居多，並由舒順方“一一繫以小傳”[44]。舒順方和董彦琦都是一直居於奉化的塾師儒生，對當地名藍西山禪寺自然知之甚詳。舒氏在撰寫邢允中小傳時，顯然就是參考的《護國院記》碑，並一字不落地迻錄碑上的落款。彭祖訓《序言》還曾詳述《剡川詩鈔》的材料來源：“此皆從來未經刊行之書。間有刊者，與斷煙荒草相散軼，誰過而問之？乃舒、董二子多方購求，出之於蠹蝕鼠餘及廢版殘碣、扇頭壁間、山衲經麓、田媼織筐中，誠費盡苦心哉！”[45]這其中不僅包括歷代詩篇的搜羅途徑，自然也涵蓋詩人小傳的寫作依據。前引《剡川詩鈔》邢允中小傳云：“所傳《西山景》詩，題贈宗印。明萬曆間，邢宗道讀書山寺，得之老僧廢經簏中。詢所由來，云其師祖鋤地得石鎸詩其上，因爲錄存。”[46]《洗鉢潭》《駐錫峰》最初由明代西山寺老僧的師祖從鋤地拾取的殘石上錄存，後經萬曆間邢宗道收藏並書寫題跋，輾轉而爲清康熙間董彦琦等人所得。祖師當時必是從殘石上所刻“邢允中”之名而得知作詩者，並發現二詩還有一個總題《西山景》（懷疑邢允中所作子詩還有《羅漢跡》《應供泉》，惜未能流傳下來）。舒順方已據虞世美《護國院記》末署“時大唐元和十四年六月四日”誤斷邢允中是唐元和中人，更理所當然誤以《西山景》詩爲其贈宗印大師之作。就《洗鉢潭》《駐錫峰》的書寫內容而言，乃是分別概括《護國院記》記錄的兩個傳説“洗缽池”與“駐錫峰”，而且《駐錫峰》“靈異見當年”“重來果夙緣”兩句明顯出自後人口吻，無從有題贈之意。如此，《洗鉢潭》《駐錫峰》自是北宋邢允中詩，小傳中“題贈宗印”句則爲《剡川詩鈔》的編集者舒順方誤判[47]。
無獨有偶，嘉靖《奉化縣圖志》卷七《職官題名志·唐》[48]、乾隆《奉化縣志》卷八《秩官志·唐知縣》[49]、光緒《奉化縣志》卷一六《職官表上·唐令》[50]等亦誤讀碑文，均將成公佐列於元和十二年（817）任職的趙察之後。前引碑石落款處所題成公佐職銜爲“承務郎、大理評事、知明州奉化縣兼監鹽酒商税務”，明顯也非唐代的職官制度。而寶慶《四明志》卷一四《奉化縣志·縣令》載：“趙察。唐元和十二年。鑿縣北河，邑人德之，因名趙河。十四年，開白杜河，凡溉民田一千二百餘頃。”[51]趙察元和十四年仍官奉化令，北宋人成公佐必不能在此年六月取而代之。
綜上所述，清代奉化籍學者舒順方因不及詳考北宋職官“左班殿直”，從而誤讀南宋刻立的唐虞世美《護國院記》碑。加上未能細繹碑石暗藏的三個不同歷史時間：元和十四年、北宋某年、嘉定十一年，以致錯把原本生活在北宋時期的邢允中當作唐人對待，《洗鉢潭》《駐錫峰》二詩的創作時間也被迫從北宋穿越到唐代元和間。兩種清編地方詩歌總集《剡川詩鈔》《四明詩幹》的錯謬，原本只是作爲地方記憶長期沉寂在奉化、寧波等地區，卻“幸運”借由今人所輯《全唐詩續拾》的轉錄、傳播，得以成爲學界普遍接受的錯誤知識。透過此例的梳理、考辨，不僅可以觀察古代職官制度對於文獻整理、古籍輯佚的重要意義，也提示我們在處理前人成果時不能一味接受，而應細加甄別，避免以誤傳誤。
附記：本文原爲兩則短札，初蒙匿名審稿專家提供修改意見和寫作思路，復承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尹富教授、南京大學文學院趙庶洋老師指正，謹致謝忱！
王建勇，1990年生，苗族，重慶彭水人。文學博士，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爲唐宋文獻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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