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淦《歷代石經考》指瑕
姚文昌
摘要：張國淦《歷代石經考》一書是我國傳統石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學者從事石經研究的必備之書。然而，該書並非盡善盡美之作。本文從成書、引書、立論等方面指出該書存在的瑕疵，旨在客觀揭示該書的文本面貌和學術價值，便於學者研讀和使用。
關鍵詞：《歷代石經考》；成書；引書；立論；指瑕
自清初顧炎武著《石經考》，其後陸續出現了萬斯同《石經考》、杭世駿《石經考異》、翁方綱《漢石經殘字考》、吳騫《蜀石經毛詩考異》、桂馥《歷代石經略》、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嚴可均《唐石經校文》、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馮登府《石經補考》、劉傳瑩《漢魏石經考》、魏錫曾《開成石經圖考》等一系列的石經學專著。這些專著或考一朝石經，或考歷代石經，但研究者往往側重於石經刊刻或文字的細節考察，均无意對歷代石經進行概括性論斷。這種情況直到民國間張國淦《歷代石經考》的出現才得到改善。
《歷代石經考》一書取材廣博，按斷精審，是傳統石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刊行以來受到學界的廣泛讚譽，也成爲後來石經研究者的案頭必備之書。與此同時，書中也存在一些瑕疵，在此指出，有志於石經研究者或願一顧。
一、《歷代石經考》的成書問題
《歷代石經考》於民國十九年（1930）由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鉛排印行，也是該書現存唯一的版本。作者張國淦，字乾若，號石公，湖北蒲圻人。生於清光緒二年（1876），自光緒三十年（1904）考取內閣中書起，長期在政府擔任高職。民國十五年（1926），卸任國民政府內務總長。自此遠離政界，潛心學術。著有《歷代石經考》《漢石經碑圖》《中國古方志考》《辛亥革命史料》《潛園文稿》等。
《歷代石經考》是張氏棄政從文後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據《歷代石經考例言》：“計茲《考》成於丙寅（1926），迄今四載，偶得一書稿，輒更易其所未見者，正復不知凡幾。”[1]儘管如此，《歷代石經考》也並非一部完整的著作。《例言》：“茲《考》别爲第一、二編，第一編考原流，第二編考文字。原流以朝代爲次，文字以正經爲次。”[2]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歷代石經考》是以朝代爲次的“考原流”部分，《目録》題作“歷代石經考第一編目”，而並無“第二編”的“考文字”部分[3]。
《歷代石經考》之外，張國淦還有一部傳世的石經研究專著《漢石經碑圖》。“《碑圖》全書分爲兩部分，前部分爲復原'碑圖’，依所見殘字拓本（含《隸釋》《隸續》殘碑及新出漢石經殘字）復原漢石經碑圖九十六幅。後部分則爲'圖説’，詳釋碑圖所載古今異文。”[4]《歷代石經考·漢石經考》注五十八按語有“詳第二編《漢石經〈魯詩〉碑圖》”“詳第二編《漢石經〈論語〉碑圖》”云云[5]，似乎《漢石經碑圖》即是“歷代石經考第二編”。
然而，據張氏所云“第二編考文字”“文字以正經爲次”，玩其文意，“第二編”似應以經爲綱，通考歷代石經文字。《漢石經碑圖》僅涉及漢熹平石經，即使屬於“第二編”，也絕非“第二編”之全部。張國淦另有《周易》《尚書》《詩》《論語》等諸經異文考存世，頗有涉及石經文字者。其中《詩異文考》則全係校勘石經文字，分列漢石經、唐石經、南宋石經、清石經文字異同，後附考辨文字，甚至可以將其看作張氏“歷代石經考第二編”分經考文字的《詩經》部分[6]。
此外，《例言》有注云“《考》後附《引用書目》，儻欲知原本云云，自可檢閲”[7]，《漢石經考》注九按語也有“詳《引用書目》”字樣[8]，可知《歷代石經考》後當附有《引用書目》，而不見於刊本。
民國十九年刊行的《歷代石經考》雖然並沒有完成張國淦最初的構想，但作爲考察石經源流的一部專著，《歷代石經考》在文本結構上仍然是完整的。且刊本題簽及版心均徑作“歷代石經考”，至少經過張氏應允。《漢石經碑圖》刊於《歷代石經考》刊行之次年，其《敘例》云：“曩編《歷代石經考》，漢石經行數，依王氏説，定爲三十五行。”[9]張氏此處所謂“歷代石經考”，已經專指“考原流”之刊本了。
二、《歷代石經考》的引書問題
《歷代石經考》一書“博引史傳中有關石經之記載，旁及雜書中各學者論及石經之文字與言論，又廣收諸家拓本”[10]。據初步統計，《歷代石經考》引書計190餘部，獨立引文條目多達1100餘條。對於如此大規模的引用文獻，張氏自謂：“考證之學，非可憑空結撰。石經除有專書外，其散見於諸家論著者，異同得失，皆足互證。茲《考》擬一一蒐集，就編次體例各爲段落，求其根據，至不得不刪節原文重複語句，以明其所自來。”下注云：“《考》後附《引用書目》，儻欲知原本云云，自可檢閲。”[11]張氏在引用文獻時，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對引文語句進行了適當的刪節。同時爲了便於學者覆核原文，張氏擬在書後附《引用書目》以標明引文具體出處。如前所述，《歷代石經考》最終並未附録《引用書目》，我們對《歷代石經考》引書來源的考察只能從該書的文本特徵入手。
爲數不少的衍脱訛倒文字，是民國鉛排書籍的普遍特徵。《歷代石經考》也不例外，書中如“陸機”倒作“機陸”[12]“劉寬”誤作“劃寬”[13]“裴頠”誤作“斐頠”[14]等，多係排印所致。
除此之外，書中還有一些錯訛文字另有來源，下面以《漢石經考》注九引酈道元《水經注》的一段文字爲例：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禄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别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説、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中門。”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同憮焉。[15]
陳橋驛《水經注校證》一書以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清武英殿刻本爲底本，是目前較爲通行的整理本。現將上述文字與《水經注校證》文字[16]對校，異文如下：
1.“漢靈帝”，《水經注校證》作“東漢靈帝”。
2.“光禄大夫”下，《水經注校證》有“楊賜諫議大夫”六字。
3.“三字石經”下，《水經注校證》有“古文出于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母敬又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説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説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于秦”二百三十四字。
4.“魏文帝”，《水經注校證》作“魏明帝”。
5.“高堂谿”，《水經注校證》作“堂谿典”。
6.“在外中門”，《水經注校證》作“在外門中”。
7.“陽嘉八年”，《水經注校證》作“阳嘉元年”。
8.“陽嘉八年立”下，《水經注校證》有“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脩太學刻石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鏤字”五十八字。
9.“諒同憮焉”，《水經注校證》作“諒用憮焉”。[17]
今檢武英殿本《水經注》卷十六“穀水”一節，“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下有按語云“近刻脱'楊賜諫議大夫馬日’八字，又'磾’訛作'彈’，'馴’訛作'訓’”；“魏明帝”下有按語云“近刻訛作'文帝’”；“堂谿典等名”下有按語云“近刻訛作'高堂谿等名’”；“陽嘉元年”下有按語云“'元’，近刻訛作'八’”。
據陳橋驛《水經注校證》“整理説明”，武英殿本《水經注》係戴震以朱謀㙔《水經注箋》爲底本校訂成書[18]。今檢明萬曆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本《水經注箋》卷十六“穀水”一節，“光禄大夫”下無“楊賜諫議大夫馬日”八字，“磾”作“彈”，“馴”訛作“訓”，下有按語云“《漢書》，光禄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而“魏文帝”“高堂谿等名”“陽嘉八年”皆與《歷代石經考》引文及武英殿本所謂“近刻”者同。所不同者，“漢靈帝”之省以及“三字石經”下、“陽嘉八年立”下之刪節，與《歷代石經考》引書體例相合，而“在外中門”“諒同憮焉”皆無義，似有倒訛。
然《水經注箋》“光禄大夫彈議郎張訓”及下按語“《漢書》，光禄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以張氏引書體例，當徑録不改。《歷代石經考》作“光禄大夫馬日磾”，與張氏引書體例不合。《歷代石經考》引《水經注》文字似另有出處。又《水經注》文本，“有明一代，以朱謀㙔所校《水經注箋》爲勝，常爲清初學者所參照”[19]。通過查檢張氏所引書目，發現朱彝尊《經義考》亦引此段《水經注》文字[20]。以《歷代石經考》相校，二者不但所引文字完全一致，連同刪節之處亦如出一轍，可知張氏《歷代石經考》此處引文，實從朱彝尊《經義考》轉引而來。
不僅是上述引文，《歷代石經考》存在大量標明他書的引文出自《經義考》。多數情況下，轉引文獻只會造成個別文字的訛誤，無傷大體。而個別時候，使用二手文獻甚至會導致觀點性的錯誤。例如，《漢石經考》注三十下引婁機《漢隸字原》：
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21]
其下又引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
其記字數之多寡，洪氏之外，惟婁氏言之。洪有《尚書》五百四十七字，婁云“一百三十九字”。洪有《魯詩》百七十三字，婁云“一百四十字”。洪有《儀禮》共一百一字，婁云“一百四十一字”。洪有《公羊》三百七十五字，婁云“一百四十二字”。洪有《論語》九百七十二字，婁云“一百四十三字”。內惟《儀禮》之字，婁多於洪。恐婁云“一百四十一字”，實“一百一字”之譌也。而董廣川亦計《尚書》《論語》字數，云“《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論語》三百五十七字”，皆不及洪氏所載之多矣。又宋胡宗愈亦嘗重刻漢石經於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之云：“合諸家所藏，得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鑱諸石。”今合洪氏五種殘字計之，祇二千一百六十八字，是僅有胡氏之半耳。[22]
據張國淦引《漢隸字原》文字，則《尚書》《魯詩》《公羊》《論語》，漢石經各經殘石遞增一字，未免過於巧合。今檢婁機《漢隸字原》文字如下：
一百三十八 石經《尚書》殘碑。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六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于鄴都，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
一百三十九 石經《魯詩》殘碑。
一百四十 石經《儀禮》殘碑。
一百四十一 石經《公羊》殘碑。
一百四十二 石經《論語》殘碑。《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23]
據上，婁機《漢隸字原》“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云云，乃婁氏書中碑次編號，而非殘碑字數。《歷代石經考》引文誤編號爲殘字。瞿氏中溶更以此與洪适《隸釋》所記殘字相較，並論其多寡，可謂荒謬殊甚。然瞿氏《漢石經考異補正》成書在前，張氏《歷代石經考》成書在後，瞿氏斷不爲張氏所誤。檢朱彝尊《經義考》，果有此段引文：
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于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24]
蓋誤婁氏《漢隸字原》碑次編號為石經殘字，始於朱彝尊《經義考》。張氏《歷代石經考》引文較朱氏《經義考》，又省“在西京”下“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于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一百二十三字。瞿氏《漢石經考異補正》所謂婁氏云云，亦出自朱氏《經義考》。張氏撰《歷代石經考》，先引朱氏《經義考》，未曾有疑，又見瞿氏《漢石經考異補正》云云，益信朱氏所引之文。謬種流傳之失，可爲一歎。
石經一目，兼涉乎經籍、金石。有清一代，搜討前人考説之盛者，於經籍首推朱彝尊《經義考》，於金石則首推王昶《金石萃編》。故張國淦撰《歷代石經考》，《經義考》之外，轉引他説自《金石萃編》者亦多有之，於王氏《金石萃編》引文之訛，亦多沿襲不察。試舉一例，《漢石經考》注三十九引方勺《泊宅編》：
吾友鄧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靳然寶之如金石，而予又從而考之。[25]
今檢方勺《泊宅編》原文如下：“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靳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26]則張氏《歷代石經考》引文誤“鄧人董堯卿”爲“鄧堯卿”，誤“金玉”爲“金石”。再檢《金石萃編》，“鄧人董堯卿”亦誤作“鄧堯卿”，而“金玉”不誤[27]。以是知“金石”之誤始於張氏，而“鄧堯卿”之誤則襲自《金石萃編》。《漢石經考提綱》云“宋時，鄧堯卿有洛陽拓本”[28]，注四十三下按語有“如鄧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事”[29]云云，其誤皆由此出。文獻轉引之誤人如此，足資鏡鑒。
三、《歷代石經考》的立論問題
張氏《歷代石經考》一書雖彙有衆家之説，而其立論最爲謹慎，“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以漢石經所據底本問題爲例。張國淦引新出土漢石經《後記》殘字及陸德明、孔穎達、黃伯思、姚寬、洪适、黃虞稷、萬斯同、王昶、瞿中溶、劉傳瑩、王國維諸家之文，而後加按語：“新出漢石經殘字，《魯詩》校記有'齊韓言’，《公羊傳》校記有'顔氏’，《易》《書》《禮》未見，僅《後記》有'易梁施氏尚書小夏侯’字，未知以何一家本爲主，亦無從得諸家異同之説，未敢以臆推斷也。”[30]張氏以無確證，不定《易》《書》《禮》諸經之底本。
幾乎與張氏《歷代石經考》刊行同時，馬衡撰有《漢熹平石經〈周易〉殘字跋》一文，以新見殘石文字定漢石經《周易》用京氏本[31]。嗣後，馬氏撰《從實驗上窺見漢石經之一斑》長文，更申其説[32]。其後馬氏又有《漢石經〈易〉用梁丘本證》一文，據新出石經拓本云“《校記》雖僅二十餘字，而兩見孟、施、京氏字，是可證《易》用梁丘，正可糾正前此之誤”[33]。馬氏善斷而不文過，自無愧真學人，張氏集思而不輕言，亦不失爲智者。
張氏《歷代石經考例言》云：“邇聞徐氏鴻寶、馬氏衡、吴氏寶煒又有所得，擬仿《集拓》本賡續印行。洛陽殘石，尚時有發見者，皆未能寓目，惟有於異日續編增入之，非茲《考》之所能罄也已。”[34]《歷代石經考》刊於民國十九年，正值漢魏石經殘石層出之時。儘管張氏謹慎立論，隨著新的石經殘字的出現，《歷代石經考》中的一些觀點仍可以進一步完善。張氏《漢石經碑圖敘例》云：“曩編《歷代石經考》，漢石經行數，依王氏説，定爲三十五行。覈以新出殘字行數，幾於各碑不同。”[35]張國淦撰《歷代石經考》之時，漢石經行數依王國維説，定爲每碑三十五行。逮其撰《漢石經碑圖敘例》，則據所見殘石言漢石經行數之參差不一。
時至今日，敦煌文獻、唐宋寫刻本以及檔案資料等稀見文獻的挖掘，爲石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
以清石經研究爲例。《清石經考提綱》云：“清石經，刊始於乾隆五十六年，畢工於乾隆五十九年。”[36]其中“畢工於乾隆五十九年”之説來源於王先謙《東華續録》引乾隆五十九年九月諭旨“石經館總裁等校勘石經，見在將次完竣”云云[37]。然所謂“見在將次完竣”，蓋石經尚未刻成。現有《石經告成表文》一碑，落款爲“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一日”[38]，則清石經刊刻完成當在乾隆六十年。
又《清石經考提綱》據馮登府《國朝石經考異》云：“《周易》用朱子《本義》本。《尚書》用孔傳本，《書序》列經後，用馬、鄭本。《詩》用今本，《詩序》列經後。其餘諸經，俱用今本。”[39]此説過於模糊。經過研究，清石經所用經本，《周易》並非通行的四卷本或十二卷本《周易本義》，而可能是《本義》系統的《御纂周易折中》，《詩》用《詩集傳》，《書》用《書集傳》，同爲理學系統的文本，又考《儀禮》，則用明崇禎間葛氏永懷堂刊刻《十三經古註》本，實出經注疏系統[40]，可知清石經各經底本並不統一，需以單經爲單位進行考察。
又《清石經考提綱》據王昶《金石萃編》、馮登府《國朝石經考異》云：“嘉慶八年，曾磨改。”根據嘉慶朝上諭檔以及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和珅《欽定石經考文提要舉正》、蔡賡年《奏修石經字像冊》等論著的對比研究，可知清石經的磨改發生在石經刊刻後不久，而非學界過去所公認的嘉慶八年[41]。
以上種種，皆張氏《歷代石經考》一書有待完善之處。然而，我們無法以今天的研究條件和成果去苛求前人。張國淦《歷代石經考》對歷朝石經的研究系統而深入，幾乎涉及到了石經研究的所有層面，尤其是書中對前人研究成果窮盡式的搜集，極大地方便了後來學者的石經研究工作。儘管書中存在些許的瑕疵，直至今日，《歷代石經考》仍然是我們了解、研究石經的首選閲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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