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增卒年新探
黄治国
清初江南吴县人徐增，是当时著名的诗歌选评家。其字子能，号而庵，别号梅鹤诗人。早年罹患足疾，无奈弃科举，一生未仕，转而埋首撰述，选评诗歌。著有《九诰堂集》《而庵说唐诗》《而庵诗话》《池上草》《灵隐寺志》，选辑有《元气集》《珠林风雅》等，享誉诗坛，才华很为时人认可。他的《而庵说唐诗》在清中叶以前是风行海内、脍炙人口的唐诗选本，甚至后出的《唐诗三百首》亦深受影响。徐增在清初顺康间广交名士，他对钱谦益执弟子礼，同时与王铎、张采、陈名夏、万寿祺、吴伟业、周亮工、曹溶、龚鼎孳、屈大均等名流皆有交谊，尤以解数论诗与金圣叹相契。可以说，徐增是清初较为重要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
但因徐增终生未入仕途，属一介寒士，虽负隽才，身后声名亦日渐消散，不为人知。乃至其基本的生平，也已模糊不清。关于徐增的生年，学界已有确切的认知，即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九日［1］。而关于徐增的卒年，则歧见纷纭。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徐增康熙十年尚在世，时年六十，其根据为徐增自述或其友人的赠诗所述［2］。这是此前文献中能够看到的关于徐增活动事迹的最晚记录。不过，如果对此前学者经眼的文献细加检讨，倒是可以对徐增的卒年有新的发现，足以突破康熙十年这个活动下限。
一、周亮工抑或濯林冬杲：“白下亮老人”之序的作者究竟为谁
2016年，陆林先生在《文史哲》发表了《徐增与金圣叹交游新考》一文，集中探讨了徐增生平及其与金圣叹的交游，对前人认识多有匡补。文中第一节“徐增生平补说”之末提到，徐增有另一部诗歌评点著作《匏潜子四时四声山居草》。该诗集“各卷大题下双行署：'东吴而庵徐先生拈阅，晋陵可园许先生评颂’。……每卷之末，均有两人评语”［3］。陆林先生认为，该集作者释上暎，是明末常州宜兴人，并根据卷首自序署款“岁在壬申夏仲后荆溪上暎书于白屿砚寿斋”，认为序写于“崇祯五年”。且提及该集卷首尚有严我斯、史夏隆、周亮工三人之序。根据文中惠示的该书现藏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笔者秉文献数字化的便利，在“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找到了这部古籍［4］。
该集卷首有他序三篇，自序一篇。严我斯、史夏隆之序，落款均直署其名。而第三篇序落款署“白下亮老人书于荆溪濯林轩中”，旁有印鉴两方，其一篆书“元亮之印”。或是因此，陆林先生断为周亮工（字元亮）作序。但是，通观此序全文，可以发现，其口吻全出乎释家，如云：“我出家辈乃方外人也，其门庭曰山门，栖息曰山居。……匏潜长老是余之入室真子也。”显示作序之人，不仅是位僧人，且为匏潜子（上暎别号）之师。而序末署款之侧的另一方印鉴，篆书“冬杲”二字。联系周亮工的生平，他并未有皈依佛门的经历，遑论法嗣传承，也从未在文献中见到其有“冬杲”之类的字号。同时，从时间上来看，周亮工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至崇祯五年（1632），时年二十一岁。即或周亮工曾出家，如此年纪亦不太可能有其佛门法嗣。那么，此序作者是否为周亮工，是大可怀疑的；抑或是对作序时间的判断出了问题。
而我们联系前面严我斯之序，可以确定此序真正的作者。严我斯序中云：“庚午冬，有临陶大师别号匏潜者，乃荆邑濯林冬杲和尚之高弟也，遇予于龙华山房。……又出《四时四声山居草》一集……”可知，此诗集的作者上暎，是濯林冬杲的弟子。据《五灯全书》卷八七的记载，冬杲，法名元亮，依退翁弘储受法，住荆溪南池。荆溪、荆邑均为宜兴的古称。而上暎，字临陶，别号匏潜子，宜兴人，能诗，《晚晴簃诗汇》卷一九七收录其诗一首［5］。又，该集卷末吴庆期的跋云：“白屿临陶大师者，乃临济三十四世南岳退翁之嫡孙，我邑濯林冬和尚之长嗣也。”也与上述文献记载相合。至此，可以推定，第三篇序的作者为冬杲，“元亮”正是其法名。
二、“庚午”在何时：严我斯序的大致作年
再看诸序作年的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四时四声山居草》的撰著时间。据上暎自序所云：“迩来卓锡山林，萍泊阎闾，于火种刀耕之暇，复展旧业，以四时四声次第歌咏，……拟韵部勒成五卷。”并自署“岁在壬申夏仲后荆溪上暎书于白屿砚寿斋”。可见，作序时间距诗集撰著时间不远。于是，“壬申”究指何年，就成了破解问题的关键。
先看第一篇，严我斯之序。落款未提作于何时，但序中却交待了“庚午冬”与匏潜子相交且获观其《山居草》一事，这是严氏对于作序缘由的说明。据此可以推定，严我斯撰序时间在庚午年或此后不久。严我斯，字就斯，号存庵，浙江归安人，是康熙三年甲辰科状元，官至礼部左侍郎。《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载其生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依据的是严氏《尺五堂诗删》卷三《哭仲弟诗》之自述：“仲也降壬申，少于予三岁”［6］，可以坐实其生年。卒年阙如。我们根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四《舆地略》记载“严我斯墓在六区黄龙洞鱼湾村，康熙三十九年赐祭葬”，卷七十《人物传》载其“年七十余卒，赐祭葬，崇祀乡贤”［7］。大体可判断，严我斯卒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左右。推知了生卒年，则严我斯序中的“庚午”不可能为崇祯三年庚午（1630），而只能是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
三、“壬申”何所指：《明史》之误与史夏隆序之作年
再看第二篇，史夏隆之序。史夏隆，字趾祥，号谯岩，宜兴人。太仆卿史孟麟之子。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进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北京，史夏隆自京中潜遁得出。顾炎武《明季实录》载：“新进士史夏隆，宜兴人，扮乞丐逃。”［8］此后史氏顺治二年曾于江西拥益王朱由本起兵，拒守建昌抗击清兵，城破后，史籍多云其被执而死。如《明史》卷二七八记载：“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巡抚旷昭弃南昌遁。……（王）养正乃与布政夏万亨、知府王域、推官刘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阅三日，有客兵内应，城即破。养正等被执，械至南昌，与万亨等同死。……允浩，掖县人。夏隆，宜兴人。皆崇祯十六年进士。时同死者六人。”［9］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亦载：“史夏隆，宜兴人。……官南昌推官，……与夏万亨等械至武昌，同斩于市。”［10］
然而清代文献中亦不断有关于史夏隆至康熙间仍在世的记载。首先，与史夏隆为乡党的人物，其文集中述及史氏尚存。清初邵长蘅《邵子湘全集·青门剩稿》卷六有《杨隐君家传》一文，系为明亡后守志不出的宜兴人杨湛露而作，传中云：“康熙间，中丞赵公檄郡县讲学，令欲得隐君主讲席博士，徒步造请至再。……后以寿终，年九十。”传末提及杨氏契友：“休宁汪宝皋、同邑史夏隆，皆遗民，与隐君相友善，年皆八十余。”［11］生活在雍乾年间的史凤辉有《藕庄文钞》一集，其中《书〈明史〉家谯年公传后》一文，即专门指出史夏隆卒于康熙年间：“予家有嫡高叔祖名夏隆，字紫翔，号谯年。崇祯癸未进士，除江西南昌府推官。抵任未久，闻北都不守，遁归。弘光立南都，复授监察御史，未赴召，优游林下，寿跻大耋，举乡饮大宾。届国朝康熙丙子冬，年八十余，卒于家。”并辨析其实为“国变后归田四十余年之遗老”，非“抗节死义之臣”，乃“避难高蹈之人”［12］（《藕庄文钞》不分卷，共两册，清乾隆二十年胡鸣僖刻本，首页钤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为海内孤本，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乾隆时常州人汤修业，以“尤悉故家遗事”，被目为“毘陵文献”［13］。其《赖古斋文集》卷二《钱铸庵先生东林纪事序》以《明史》为例，论作史之难，亦举史夏隆之事为证：“《明史》经数十巨公之手，参订数十年，与《元史》数月而成迥异。……而荆溪史南如司马著《藕庄文钞》辨其族祖史夏隆于康熙丙子卒于家，年近九十，而《明史》则载其死节。萧山张君风林《螺江日记》亦驳正《明史》数条。由是推之，儒臣局于见闻，未暇核实，虽名家不能保其毫无谬误也。”［14］邵长蘅、汤修业均为常州人（清代宜兴为常州府辖县），史凤辉（字南如）更是史夏隆玄侄孙，他们所说当较通行的史籍更为准确。
其次，约略与史夏隆同时的士人，入清后，集中也常出现史夏隆的身影。如方文《嵞山集·前集》卷五有《送史趾祥归宜兴，兼寄陈定生、周颖侯》三首：
江上怀君久，相逢未有期。入门先一拜，忍泪复双垂。
国破家亡日，风飘雨散时。何缘得把臂，虽喜不胜悲。（其一）
昔奋投金瀬，今藏善卷山。不知谁玉历，自分老柴关。
学稼仍艰食，求人每汗颜。荒城来几日，拂意又空还。（其二）
平生所师友，多在孝侯台。乱后鱼书阙，山中羯鼓催。
素心知不易，碧血更堪哀。君去叮咛语，须留有用才。（其三）［15］
在依照时序编次的方文诗集中，此诗列于收录“戊寅（1638）至丙申（1656）”诗作的“前集”中，显然是表达的是明亡之后与老友惺惺相惜，相约归隐不出、善自珍摄之意。钱澄之《田间诗集》亦有《与史趾祥别二十八年矣，临发武水，趾祥忽至，悲喜之余，遽尔分手，短述言怀》：“挥手三衢廿载余，白门才附数行书。如何旅舍惊逢日，又值游踪欲去初。述汝静功应有得，疑予豪气未全除。同时兄弟今谁在，已似晨星可更疏。”［16］此诗列于收录壬子年（康熙十一年，1672）诗作的第十八卷。从诗中可见，阔别多年后，生逢史夏隆，钱澄之实感意外。陈维崧撰《迦陵词全集》卷六有《后庭宴》一词，小序曰：“春日同仲震过谯岩先生斋看牡丹，斋名壶天。”［17］此“谯岩”即史夏隆，“壶天”的斋名也见于《匏潜子四时四声山居草》史夏隆之序的落款中：“滆滨［“滆”即滆湖，南接宜兴］八十一老人史夏隆题于壶天书室。”可见，史夏隆入清后并未死节，而是活到了康熙年间。
在史夏隆的这篇序中，他说道：“壬申，冬公［指冬杲］以诗卷投曰《四时四声山居草》，问序于余。因评曰：……”史夏隆的作序之年应即“壬申”，或此后不久。这个“壬申”为何年，有两种可能，一为崇祯五年壬申（1632），一为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而史夏隆落款指出自己时年八十一岁，基本就可以排除第一个可能了。那么，顺带的，史夏隆的生年问题，也可据以解决，即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
四、余话：关于徐增卒年的新认识
现在可以看出，不管是《山居草》的自序署款所云之“岁在壬申”，还是史夏隆之序所云之“壬申”，均指的是康熙三十一年，此乃二序之作年。而严我斯之序提到庚午年匏潜子出示其《山居草》，则该集撰成的时间下限当不超过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且应距离此年不远。由此，《山居草》的撰著年代大体可以确定。那么，徐增点评诗集的时间亦可推断在这一时段附近。
我们还应注意到，《山居草》共五卷，每卷大题下双行署“东吴而庵徐先生拈阅，晋陵可园许先生评颂”，卷末均有两人评语，一散一韵并列。陆林先生已经指明，晋陵为常州古称，可园为许之渐之号。此外，他的论文《金圣叹与武进许氏兄弟交游考》中亦有对许之渐生平事迹的专门考辨［18］。我们知道，许氏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卒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生年仅晚徐增一年。去职后家居数十年，为邑中耆宿，诗名亦著。释上暎奉其诗卷请乡前辈许之渐点评，是很正常的。而家居距常州不远，几乎是隔太湖相望的另一位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徐增，当然也是进呈请益的对象（况且徐增晚年向佛，以居士自称，尝致力于选评僧诗，《珠林风雅》的辑选即是一例。见陆林《徐增与金圣叹交游新考》）。联系《山居草》的作年来看的话，徐增的点评应是与许之渐大略同时而作的。由此，在徐增的卒年问题上，不难获得新的认识：徐增在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左右尚在世。徐增的活动时间下限相较学术界原有的认识（康熙十年）延后达十九年之久。在这一较为漫长的晚年生活中，徐增的生活、思想状况如何，诗论是否有变化，都是值得挖掘、研究的。这对于了解徐增及清初诗学观念的发展都将是一种必要的深化和补充。
诗文集序跋中包含的评论文字，既有助于作品的研究，又体现出撰序者的文学思想，向来是古典文学理论研究者所取资的对象。同时，这些序跋常述及撰序之人与诗文集作者的交游，连带出丰富的作家生平信息。加之不少诗文集往往不止一人作序（甚或有选评家的评语），不同的作序者（评论者）之间也就形成了呼应关系，共组为一个人际网络，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辨来说，是足资取材的资源。借助《匏潜子四时四声山居草》的序跋来重新认识徐增的活动年代，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必须承认的是，这一认识上的推进，首先得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反思知识更新的过程，也不禁令人心生感慨。一次偶然的考辨疏失，却包蕴着另一次发现的契机。考据工作环环相扣的特点，亦在这样的过程中显露无遗。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我们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知识的更新和完善，补前修之未密，这或许正是文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吧。
［1］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明清文学论薮》，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2］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明清文学论薮》，第56页；李玉《徐增及其诗学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第18页。
［3］陆林《徐增与金圣叹交游新考》，《文史哲》2016年第4期，第113页。
［4］释上暎《匏潜子四时四声山居草》，载“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网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8126&page=1，访问时间：2019－11－29。亦影印收录于徐永明、乐怡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代善本别集丛刊》第2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一九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册第9041页。
［6］严我斯《尺五堂诗删》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7］宗源瀚等（同治）《湖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8］顾炎武著，严文儒、李善强校点《明季实录》卷三《潜身诸臣考》，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册第163页。
［9］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七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册第7126页。
［10］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7页。
［11］邵长蘅《邵子湘全集·青门剩稿》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99－200页。
［12］史凤辉《藕庄文钞》不分卷，清乾隆二十年胡鸣僖刻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13］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三九，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84册第59页。
［14］汤修业《赖古斋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15］方文《嵞山集·前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16］钱澄之《田间诗集》卷十八《客隐集》，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78页。
［17］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中册第1083页。
［18］陆林《金圣叹与武进许氏兄弟交游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1期，第43－47页。
黄治国，河南焦作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清诗文献及清代中州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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