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2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欢老师授权发布！
刘国钧陈裕光往来书信八通考释[*]
谢 欢
[摘要]：陈裕光、刘国钧是金陵大学历史上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文章对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金陵大学时期刘国钧与陈裕光的往来书信八通进行了考证，这八通书信分别是：（1）1929年10月刘国钧致陈裕光；（2）1941年2月17日刘国钧致陈裕光；（3）1941年3月25日刘国钧致陈裕光；（4）1941年5月5日刘国钧致陈裕光；（5）1941年9月15日刘国钧致陈裕光；（6）1941年11月3日陈裕光致刘国钧；（7）1942年3月6日刘国钧致陈裕光；（8）1942年12月10日刘国钧致陈裕光。这些书信内容主要涉及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文学院人事问题。
[关键词]:刘国钧；陈裕光；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史
1引言
陈裕光，字景唐，1893年3月8日出生于江苏南京，1905年进入南京汇文书院接受西式教育，1910年汇文书院与南京另外两所教会学校基督书院、益智书院合并组建成金陵大学（Universityof Nanking）。1911年，陈裕光升入刚成立不久的金陵大学学习化学，1915年毕业。1916年9月赴美入读克司工业大学（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化学工程专业，1917年转学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研究所，1922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陈裕光归国后，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过北师大化学系主任兼总务长、代理校长等职。1925年秋，返回母校金陵大学任教，1926年任金大文理科科长。1927年被推选为金陵大学校长，在金大校长任上一直工作至1951年3月。陈裕光不仅是金陵大学历史上首位华人校长，还是中国政府认证的第一位教会大学华人校长（金大于1928年向当时国民政府大学院呈报立案申请并获得批准，是第一所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的教会大学），对于金陵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裕光卸任金大校长后移居上海，先后担任过华东教育部图书仪器清理室主任、上海私营工商贸易行化学顾问、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1986年5月，回宁定居，受聘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发展顾问，1989年4月19日逝世[1]。
刘国钧，字衡如，1899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苏南京，1917年进入金陵大学文理科学习[2]，1920年毕业后留金大图书馆工作，1922年8月赴美，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哲学，同时在该校进修图书馆学，192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回到母校金陵大学任职，1927年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教授。1928年9月，受陈裕光之聘，担任金大文理科科长。1929年9月刘国钧北上，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1930年，金陵大学改组，将原来的农林科、文理科改建为农学院、理学院、文学院，同年秋，刘国钧返回金大，受聘担任金大图书馆馆长兼出版组主任一职[3]，1932年9月，刘国钧受聘担任金大图书馆馆长兼金陵大学秘书长[4]，1934年春，又兼任金大文学院院长[5]。1940年，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专修科设立伊始，由刘国钧担任主管（兼职）[6]，后由曹祖彬负责。1943年2月，教育部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刘国钧受聘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6月，担任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自此离开金陵大学。1946年曾短暂返回南京，担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7]，1951年7月，刘国钧调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教授[8]，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1980年6月27日逝世。
从上述陈裕光与刘国钧两人的简历不难看出，两人从1925年至1943年（除了1929年秋至1930年秋一年外）在一起共事长达17年。陈裕光作为金陵大学校长，刘国钧为金陵大学文学院长，都担任着金大非常重要的行政职务，由此也可窥见两人之交谊，金陵大学档案中保留了很多刘国钧与陈裕光就行政事务的往来通信。但后来，陈、刘二人似乎产生罅隙，程千帆在为沈祖棻1943年所作的《鹧鸪天（四首）·华西坝秋感》笺注到：“此四首，咏金陵大学文学院人事纠纷也。先是陈裕光景唐与刘国钧衡如两先生同学相友善，陈先生任校长颇倚重刘先生，任之为秘书长、图书馆长，后复兼文学院长。抗战中学校迁蜀，渐不协。刘先生乃于1943年秋离职，赴甘肃主持兰州图书馆，由某君继长文学院……”[9]程千帆夫妇时正任教金大，程先生的这段笺注或也指出了1943年刘国钧离开金陵大学的原因。
金陵大学档案中保存的陈裕光与刘国钧往来信札大多是关于行政事务，不少通信由于内容简单，且没有署明具体时间，给考证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本文先就其中经过考证、完成整理者公布如下，以为学界研究刘国钧、陈裕光及金陵大学所参考。
2刘国钧陈裕光往来通信
2.1 1929年10月刘国钧致陈裕光
金陵大学档案中有一通刘国钧致陈裕光的信，但该信未署时间，内容如下[10]：
景唐吾兄左右：
前贡寸笺计邀鉴及嗣奉命赴燕大参预典礼，适以事冗，而该校又远在海甸，诸多不便，是以仅于最后正式开幕之日，告假前往。校舍略为参观，金碧辉煌，煞是好看，但闻人云盖时太匆促，工料均有不甚道地处，迄今才二年，已需不少修理处矣。是日吴、司两校长均甚忙，未能谈及中国文物研究之事，此行殊无结果，实负使命。又各校多有礼物，吾校不知备就否？如未送，可补送也。迭接校中友人来信，知各事能顺利进行，不胜快慰之至。足见弟之去留无关大局也。此地兼课之风似较甚于前，每人每月七八百元之收入视为平常，若稍有声如翁文灏、钱玄同等月千余元。至寻常各级教员，月俸亦视吾校为高，拉人一层，恐非易。吾校将来为事实所迫，恐只有减人而加俸或于兼课一层，稍开方便之门，否实不易留住好人也。分科之事进行至何程度？预算度如何救济？甚以为念。弟在此无他善祗，任务稍轻无须对付，精神稍轻快，而秋高气爽与贱躯稍宜可。沈君宗瀚由此过，未能一晤为怅。余再白。即请
教安
弟 刘国钧 启
顿首
刘国钧虽没有写明具体时间，但是从信中内容来看，应该是在1929年10月初。从上文刘国钧的经历可知，刘国钧自1925年回国后一直在金陵大学服务，直至1943年离开，期间只有1929年秋到1930年秋一年的时间不在金陵大学，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除了这一年时间在北平外，据《金陵大学校刊》相关报道发现，刘国钧还有两次短暂的北平之行：一次是1931年1月因北平尚有事未处理完，加之神经衰弱而赴北平修养[11]，3月病愈便返回金陵大学[12]；另一次是1933年1月，刘国钧利用寒假时间至北平，开学前返宁[13]。刘国钧1931年、1933年两次去北平的时间都是寒假，与信中所提“秋高气爽”并不符合，但仅此判断该信写于1929年，还略显草率，还需要其他证据支持。
该信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刘国钧向陈裕光汇报参加燕京大学典礼事，刘国钧信中虽未明确说明是何典礼，但结合刘国钧参观校舍以及“燕大校舍修建两年”等信息可知是燕京大学1929年9月27日至10月1日举行的校舍落成典礼。此次落成典礼，燕京大学邀请了国内外有关团体代表，并请著名学者宣读论文，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之一，肯定也在受邀之列。陈裕光或许有事，故请正好在北平的刘国钧代其出席，刘国钧此前曾任金大文理科长，从职级来看，应该也是可以代表金陵大学的。根据燕京大学安排：9月27日来宾到校；9月28日上午来宾参观校园，下午举行运动会，晚上举行欢迎会；9月29日，上午献祝典礼，下午宣读宗教学论文，晚上举行圣乐大会；9月30日，上午宣读国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下午校友集会，晚上演剧；10月1日，上午宣读国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下午举行落成典礼[14]。刘国钧由于北平图书馆事务冗杂，应该只参加了10月1日的典礼。参观完典礼之后，刘国钧可能就给陈裕光写了上述信件，以汇报情况，这也是笔者判断该信写于1929年10月初的重要依据。
此外，上述信中还提及“分科之事”，这指的是1929年金陵大学根据有关规定计划将原有的文理科、农林科拆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之事。另外，刘国钧信中提及受陈裕光之命与吴司两校长谈中国文物研究之事，吴司两校长分别是指燕京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雷川以及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而中国文物研究事，应该是金陵大学想获得霍尔（Charles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开展中国文化研究。霍尔是美国铝业大王，1914年去世后曾留有1100万美元遗产，根据其遗愿，其中三分之一设立“霍尔教育基金”用于亚洲等地的教育事业，燕京大学最早获得霍尔基金的资助，而金陵大学最终也在1930年获得了霍尔基金的资助，并利用这笔基金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15]。
综合以上信息，笔者认为刘国钧此信写于1929年10月初。信末提及的沈宗瀚，1895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1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学，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金陵大学，是世界著名的农学专家。
2.2 1941年2月17日刘国钧致陈裕光函
1941年2月17日，刘国钧就金大图书馆职员聘请事致函陈裕光，函谓[16]：
敬启者：
顷奉一函，谅蒙垂览。兹将华贤文、王涵二君推荐书各三份附上，敬祈鉴核赐发聘书为荷。此上
陈校长
刘国钧 谨启
二月十七日
刘国钧上信并未注明年份，但根据1941年3月10日出版的第287期《金陵大学校刊》中“本校三十年春季新聘教职员”名录显示，图书馆新聘有华贤文、陆辉曾二人，其中华贤文毕业于南京私立钟英中学，曾任空军机械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四川省立图书馆干事，金陵大学拟聘其为图书馆期刊部管理员[17]。由此判断，刘国钧该信写于1941年。至于信中提及的王涵，相关信息有待进一步查考。
2.3 1941年3月25日刘国钧致陈裕光函
1941年3月25日，刘国钧因身体不适，致函陈裕光，请求能够自由掌控办公时间，该信内容如下[18]：
景唐校长吾兄道鉴：敬启者。
弟失眠之症近日愈演愈烈，虽无其他病征，而日间精神每觉疲惫异常，思想精力均不易集中，似宜稍加休息，藉便恢复。请准予自本日起，两星期内得不拘守到校办公时间，庶几易于治疗，早日就痊也。专此，奉达。伏希照准为盼，顺颂
铎安
弟刘国钧 敬启
卅·三·二十五
由上信可知，金陵大学规章制度之严格，陈裕光对于刘国钧此信的回复，有待进一步查考。
2.4 1941年5月5日 刘国钧致陈裕光
1941年5月5日刘国钧就图书馆职员聘任事致函陈裕光，函谓[19]：
景唐校长先生赐察：
本校图书馆流通部职员本学期迄未聘请足额，现在学期将届结束，工作渐繁，未便虚悬。查有涪陵葆灵遂宁联合女中高中毕业生方碧霞，中英文均尚通顺，人亦勤敏，可以胜任。业已约其到馆担任流通部助理员职务，月薪四十元，生活津贴照章发给，米贴亦照章办理，请即转知会计处于本月份起发给为叩至本学年为期，只有二月。方君是否须发给聘书，抑俟夏间发聘约时再发？仍乞酌定示知为感。专此，顺颂
道安
弟 刘国钧 手上
五·五
刘国钧上信并未注明年份，但从内容可以推断为1941年。通过查找金陵大学教职员名录发现，在《金陵大学一九四一年教职员名册》、《私立金陵大学卅年春季教职员名录》、《私立金陵大学卅一年春季教职员名录》等名录中都发现了方碧霞的名字，而且部分名录中写明了聘期是从1941年9月至1942年8月[20]。刘国钧上信中提及方碧霞于1941年5月已到校，但信末也请示陈裕光发聘约事宜，该信上有陈裕光的批注“发聘函并通知刘院长及会计处”。而职员名册上的聘期，应该是“夏间聘约”上所写明的时间（聘书与聘约为两类文件，前者通常只说明担任何种职务，后者除说明何种职务外，还会注明任职时长，聘约到期后通常会“双向选择”是否续聘）。而进一步查找《私立金陵大学卅一年度第二学期教职员名录》，发现已无方碧霞名字[21]，由此可以推断刘国钧此信写于1941年。
2.5 1941年9月15日刘国钧致陈裕光
1941年9月15日刘国钧曾就文学院鲍扬廷、周荫棠辞职事致函陈裕光，函谓[22]：
敬启者：
鲍扬廷先生辞意坚决，聘书未蒙接收，周荫棠先生业已离校他就，兹将鲍、周两位先生聘书退回。敬祈察收是荷。此上
陈校长
刘国钧 敬启
九·十五
上信没有写明年份，但是从鲍扬廷、周荫棠辞职事可以判定是1941年。1941年10月1日出版的第293期《金陵大学校刊》“文学院近讯”中有如下报道：“政治经济系政治组主任鲍扬廷先生因事辞职，遗缺已由校方函聘该组教授刘平侯先生代理组务”[23]。鲍扬廷，安徽合肥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员，著有《中国政府讲义》等书。接替鲍扬廷的刘平侯，1903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外交：组织与控制》（Chinese Foreign Affairs——Organization and Control）[24]。周荫棠，字汉南，1906年出生，安徽桐城人，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25]，曾在南京遗族学校、金陵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职，据周荫棠的著作《台湾郡县建置志》中序文所载，1941年4月周荫棠已任教湖南大学（符合刘国钧信中所述的“离校他就”）[26]，1946年2月，周荫棠乘船返家省亲时，船过浅滩，右臂撞伤，导致失血过多而亡[27]。
2.6 1941年11月3日陈裕光致刘国钧
1941年11月3日，金陵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书曾代陈裕光草拟致刘国钧函，内容如下[28]：
衡如吾兄大鉴：
附上朱永昌夫人所缮小楷一纸，书法端秀，适合图书馆缮写工作，闻馆中需要此项人才，谨此介绍，尚希设法录用为祷！顺颂
时绥
附一纸
弟 陈裕光 谨启
该信由校长办公室秘书代陈裕光草拟，草拟时间为1941年11月3日，按照金大行政效率，通常在11月3号当日或者4号便能由陈裕光发出，但具体时间有待进一步查考，信中所提朱永昌为金大行政人员，曾任金大校务委员会委员，而刘国钧收到陈裕光的介绍信后如何安排，有待进一步查考。
2.7 1942年3月6日刘国钧致陈裕光
1942年3月6日，刘国钧因金大图书馆人事聘用事致函陈裕光，函谓[29]：
景唐校长吾兄赐鉴：
图书馆流通部助理员陆辉曾君早已抱病，照常办公，现经医生检验，发生肺部出血，请求辞职，自应照准。其遗职现拟聘于毓学君继任，兹将于君推荐书三份奉呈察核，即请发给聘书为荷。专此，祇颂
道安
刘国钧谨启
三月六日
刘国钧此信并未注明年份，但是通过其内容大可以推断为1942年。据1942年4月1日出版的第303期《金陵大学校刊》中“本学期新聘教职员”名录显示，金大图书馆新聘于毓学担任图书馆流通部助理员，据介绍于毓学毕业于国立第六中学第一分校师范部[30]。
2.8 1942年12月10日刘国钧致陈裕光
1942年12月10日刘国钧就文学院讲师高钟润（又名中润）参加“国父实业考察团”一事致函陈裕光，函谓[31]：
此事经与有关各方详商，愈以为高君此行可以增高学校对边疆问题之兴趣，代搜买关于西北之资料、标本，并可为政治及社会学系开设边疆课程之准备。惟由本校担负其薪津，亦尚值得。至于课程方面，因春季学期招生不多，故尚无大妨碍，应请准其参加，是否有当，仍乞校长核定祇遵。此致
陈校长
刘国钧 上
十二·十
此信刘国钧并未注明年份，但是从内容可以判断是1942年。1942年国民政府为掌握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政治、经济的第一手资料，特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以及国父实业计划研究考察团，并定于1943年上半年出发，其中国父实业考察团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担任团长[32]，同时在全国征调相关人员充实考察团。
金陵大学对于边疆问题素有研究，自社会学系成立以后，就一直将边疆问题作为该系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1934年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下，金陵大学文学院设置了边疆史地讲座，1941年又增设边疆社会组，专门研究西南、西北、东北等边疆问题，该组由徐益棠负责，另有教员卫惠林、许致志，研究经费仍由教育部资助。除了专门的研究组之外，还编辑出版有《边疆研究通讯》等刊物，并先后于1935年、1938年、1940年组织了对广西瑶山、西康、四川凉山等地进行了专题考察，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33]。
当国民政府准备组织国父实业考察团时，自然会想到金陵大学师生，于是通过中国边疆研究会于1942年11月28日发函，邀请中国边疆研究会理事，时为金陵大学政治学系讲师的高钟润加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第一考察团，并担任该团秘书，同时负责考察团地理考察事项。金陵大学在收到该函后，由倪青原批复“送文院签署意见”，作为文学院长的刘国钧得知此事后，应该与有关人员进行了商谈，最后的结论应该就是上信的内容。陈裕光在接到刘国钧的函件后，也召开会议讨论了此事，最后同意派高钟润参加考察团，并于1942年12月6日向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发出了同意函[34]。
高钟润在金大授意之下，乘坐甘兰油矿局专车于1943年1月12日抵达兰州，并在兰州集结，准备于1943年3月底出发考察新疆、蒙古、青海、宁夏等地。抵达兰州后不久，高钟润就向陈裕光写信汇报了有关情况，信中还提及“承衡如师面嘱，沿途搜集古代之物……”[35]，由此也可以推测，在高钟润离开成都前，曾与刘国钧有过会面，刘国钧也将上述信中关于搜集西北文物资料事交待于他。
3 结语
本文就金陵大学时期刘国钧与陈裕光往来书信八通进行了考证，除一通写于1929年之外，其余都写于抗战时期，内容主要关于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文学院人事，这些内容对于研究金陵大学图书馆史、金陵大学文学院史、金陵大学史以及陈裕光、刘国钧本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国钧与陈裕光往来书信非常多，本文仅仅整理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谓“冰山一角”，也期待更多的整理成果早日问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刘国钧全集》编纂”（项目编号：20&ZD33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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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欢，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系主任。研究方向：图书馆史、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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