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倪博洋老师授权发布！
清末四川韵书《四音辨要》的音系性质
倪博洋
提要：清末四川状元骆成骧编纂的韵书《四音辨要》学界研究较少，其音系特征与现代的成都、资中、重庆方言音系，清末传教士著作记载的成都、重庆音系相比都不尽同。传教士著作记录了不同口语的雅音与俗音特征。《四音辨要》则是读书音音系，特点是：（1）接近成都、重庆口语俗音的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综合性。（2）通过折合古代反切来注释经典中的单字音。（3）折合切语时偶尔失误，如全浊上归上、次浊平归阴平等，使其音系呈现一定的人工面貌。
关键词：《四音辨要》；四川官话；《西蜀方言》；读书音；方言变体
《四音辨要》是清末四川状元骆成骧编纂的一部韵书，之前学界关注较少，只有粗略的书目记载与介绍文章。如《中国版刻综录》（杨绳信，1987：438）著录有：“《四音辨要》，四川资中骆氏清明纪念会 一九〇八 （光绪三十四）刊四音辨要 清骆成骧辑。”周赛华（2013）对其音系特点作了简要总结。最新的研究则是罗妮（2018）对作者身世、版本、音系性质做了初步的梳理，但一些重要的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比如当前学界对于《四音辨要》记载的音系性质认识并不统一，周赛华（2013）根据“《四音辨要》的声母系统跟十九世纪末的成都语音——《西蜀方言》音系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成都语音基本一致”认定该书“在成都话语音史上标志着现代成都音的形成”。罗妮（2018：8）比较了成都、重庆、资中三地方言的音系特点，认为“骆氏语音当属以重龙镇为代表的资中话”。可见这一分歧仍有必要讨论。而当前近代方言韵书的研究有三种需要深思的研究模式：一是A地籍贯的作者若未明言，且该书音系与A地差距不大时，则默认为是当代A地方言的直接祖语，可简称为某地人编某地音。二是在比较某几个可能的方言音系时，不分别滞后特征与创新特征，只追求音系面貌一致，而不关注语音史的发展可能。三是把韵书等同于当代的“方言调查报告”，只关注音系、胪列字表，忽视了由编纂思想、编写体例可能带来的重要信息。这三点与《四音辨要》的音系性质都有关联。
一、《四音辨要》概说[1]
骆成骧青中年时期分别在资中、成都度过，从今存一些诗作看，其文风拗折排奡，想象宏肆瑰奇，体现出与状元身份相符的文学素养。《四音辨要》的体例是，全书共分四卷，以韵母为纲，每韵内收字以声调为序，阴平居首，依次序以上、去、入（含阳平）三调，阴平首识以◎，他调则以☯作区别，第一个韵部“一东”前四个小韵分别为“通童痛同”，四声相承，视为一组。全书无切语，若某字有异读则以直音法表示，如偈小韵[2]的“汽”字下小字注即有“又音七”。
该书在具体的版本记载上有龃龉之处。周赛华（2013）、杨绳信（1987：438）都指出刊于1908年的为“清明纪念会刻本”，罗妮（2018：9）另指出还有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庆文华堂刻本”。究其原因，在于笔者目验的今存所有版本都只有骆氏自序，而没有他人再版序，故无法理清诸本源流。该书今存世者至少有扉页题词分别为“文华堂发兑”“版藏治国堂”“渝城祥荣生每部制钱二百四十文”“清明纪念会梓行”等四个刻本，并有少数抄本。笔者所据为自购“清明纪念会”本，经与“孔夫子旧书网”提供的“渝城祥荣生”本书影对比，二书字体完全一致，且部分断纹如“自序”第二行“下”“原”之间的右侧栏线，最后一行“文”“以”之间的左侧栏线的断纹均相同，说明两书用的是同一套底版。[3]进一步比较不同版本字体，“文华堂本”“治国堂本”字体更为精美生动，且校勘问题较少，如“通”小韵为阴平，本来符号应为◎，“治国堂本”不误（书影见罗妮，2018：9），但“清明本”（“祥荣生本”）刻工误为☯。总结来看，“清明本”与“祥荣生本”底板相同，讹误较多，说明刊刻时间较晚，不会是1908年的初刻本。
尽管限于条件，我们不能完全梳理清楚版本源流，但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一）笔者目验的版本，版式行款均一致，说明都是根据初刻本的形制直接翻刻，该书不乏坊刻本，可能是书商为获利径行刻印（盗印？），因而除了作者“自序”就没有别人的翻刻序言，各刻本的具体刊刻时代也就难以判断。
（二）所有刻本皆半页八行，每行最多收五个字头，小字注与字头间隙较大。可以称得上版面疏朗，字大行稀。而全书又都是写体上版，不乏特殊符号，可以看出刻书时不计成本，作者此时殆不乏经费。
（三）该书不止在资中一地传播，至少重庆的书店已出于获利目的按原版式重刻，说明该书的音系具备大范围的适用性。“以重龙镇为代表的资中话”能否如此通行值得思考。
二、《四音辨要》的音系特点
罗妮（2018）已经总结了《四音辨要》的主体音系特点，该书特点是不立声母，韵母分东、都、之、基、皆、清、香、奢、飞、多、家、羞、天、高十四韵，大体可以认为每一韵部内的各小韵韵基相同，而声母、介音存在差异。其形制与传统韵书相同。该书一共20个声母：
表1、《四音辨要》声母表[4]
韵母共36个[5]，下面按开齐合撮顺序列出韵母表，并在最右附上韵目以供比较：
表2、《四音辨要》韵母表
《四音辨要》的十四个韵目严格按照开齐合撮的互补环境归纳音位，ɿ韵母虽然与er都是开口呼，但由于声母互补，所以也合在一个韵内。罗文比较了成都、资中、重庆方言，认为《四音辨要》与其区别在于：①声母上，《四音辨要》“与现代成都话和资中话无异”（罗妮，2018：45-46），与重庆话的差异是《四音辨要》在细音前l-、n-有别。②韵母上，“现代组的韵母差异不大，仅体现在[yu]、[iɛi]两个韵母上。现代重庆话中都含有这两个韵母，而现在资中话中都没有[6]，现代成都话同代表近代成都话的《西蜀方言》一样都没有韵母[yu]”（罗妮，2018：52）。资中阴声韵部分字变为阳声韵：健=介，但《四音辨要》中“介”在皆韵，“健”在天韵。③声韵配合上，《四音辨要》与成都、重庆相同，晓匣母与轻唇音只在单元音u前混，资中则扩展至u介音。尽管以上四条差异，重庆、成都各只有一条不符，资中则多至三条，但罗文仍认为《四音辨要》记录的是资中方言，并认为这三条差异都体现了语音史的演变，即“《四音辨要》音系仍处于过渡阶段”（罗妮，2008：56）。
实际上这种比较的价值并不大，这里详细讨论几个参照项在方言与文献记载中的表现。我们选择杨时逢（1984，下随文简称为“调查报告”）等人于1940年调查的成都、重庆（巴县）、资中的音系作为参照，因为其语音面貌更早，所反映的情况更有典型性。f/x合并情况如下：
表3、《四音辨要》f/x分混比较表
尽管今天成都方言fu/xu合流，但是在当时仍有对立，而资中则是发生了双向音变，f→hu，h→f/_u#。这样可以将三地方言系联为成都→重庆→资中的语音发展链。由于相对于成都而言，《四音辨要》xu→fu属于创新特征，那么靠此特点就能排除该点。
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方言调查材料外，我们可以利用的还有传教士记音材料。《四音辨要》的编纂时间至少在在1905年之前（作者提及该书为科举而作，见下文），而与其时代相近的还有以下传教士文献：
（1）英钟秀芝编《西蜀方言》，1900年出版，记录了成都的“口语雅音”。（曾晓渝2018）
（2）美狄考文编《官话类编》，我们用1900年修订本，“导论”（Introduction）部分附有重庆音字表，并有与北京音比较的简短音系说明。
在这几类材料中，成都和重庆的表现与“调查报告”不同，由于各字表选的代表字不同，我们分材料设置代表例字：
表4、传教士材料f/x分混比较表
在《西蜀方言》记载的成都音中，hu系统地并入fu，只有一个例外“核”，647页音节表部分hu音节只此一字，并注云“For words sometimes pronounced husee under fu”，可知“核”hu只是fu在少数词项中的滞后变体。《西蜀方言》时间比“调查报告”早，记录的f/x分混特征比“调查报告”要新，这一现象提醒我们，“成都音”这个概念也具有层次。与之相类似的，重庆音在《官话类编》中体现为fu/xu并见的过渡阶段，但也不能据此否认当时的重庆音一定没有全部读为fu的情况。
再来看所谓“在细音前l-、n-有别”的特征。四川官话特点是洪音来、泥相混，细音泥、疑合并，并在不同方言中与来分混有异：
表5、《四音辨要》n/ȵ分混比较表
讨论重庆的音系格局与成都相比是创新还是滞后，单靠逻辑演绎未免危险，而传教士文献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
表6、传教士材料l/n分混比较表
先要讨论《西蜀方言》l代表的音值。有学者怀疑“是钟秀之（原文如此，引者注）的听力无法辨认出来母字的鼻音成分，还是当时真的没有带鼻音成分的边音[l]，仅仅依据《西蜀》现在还无法明确判断”（千叶谦悟，2008：437）。钟秀芝是英国人，母语英语中存在l-/n-的对立：light：night，不应该“无法辨认出来母字的鼻音成分”。相反倒是n/ȵ的区别非母语者更可能“无法辨认”。另外《西蜀方言》“无字词”部分，603页从“朗”得声的记音字有一对异读“lang3 or nang3”，表现出l/n在洪音前对立，说明《西蜀方言》的l理应是边音，而并非作者“无法辨认”鼻音成分。艾约瑟（1864/2015：41）指出：“很多方言用l代替n作为声母，在南京是如此，在西部很多省份也是这样。在成都，n在i和ü之前不变，但是在其他元音前就要变成l。”艾约瑟认为成都泥母在细音前不变，洪音变为来母，音值与南京相同，今天南京话正是泥母归来读为l-。这样无论是音类归并还是音值描写，我们都应该根据艾约瑟等传教士记录的成都方言，认为当时泥来洪音声母主要读l-。[8]
在《标准方案》与《官话类编》记载的重庆话中，l/n不仅在细音前不混，在洪音前也存在对立，显示出音系的滞后面貌[9]，相比之下《四音辨要》记载的反而是创新特征。如果将《标准方案》与《官话类编》记载的重庆话当作成渝片l/n混合的起点，那么成都与重庆就是两个平行的音变模式。疑母*ŋ→n/_i与泥母合并，然后来母*l→n，推动成都泥、疑母腭化*n→ȵ/_[+front, +high]，重庆则未腭化与来合并，形成同一祖语下的两个平行模式：
这也提醒我们，子方言A、B、C固然从同一祖语源头发展而来，但彼此未必在同一条发展链A→B→C上。
再看罗文提到的韵母标准：通过“月”[ye]≠“药”[yo]≠“欲”[yu]可以排除成都方言，保留资中与重庆。罗文只利用了这三个字及其背后代表的音类进行判断，但如果再加上其他音类则结果又有不同，请看：
表7、《四音辨要》“月”“岳”“育”“玉”分混比较表
再加一个比较项“玉”情况又有不同，成都“岳”“育”同音，而资中“育”“玉”同音，重庆保留了更原始的音类对立。
重新回顾罗文列出的四条判断标准，则资中实际有三条不符合，差得最多：
表8、《四音辨要》记音地判断标准表
但即使面对这一比较结果，罗文仍认为其记录的是资中话，恐怕还是囿于“某地人记某地音”的思维惯性。“过渡阶段说”也因为同样适用于成都、重庆而缺乏说服力。当加入传教士文献时，情况则更为复杂，如《官话类编》记载的重庆话符合标准④，但同时由于不符合标准“l/n洪音合并：辣=拿”，而引出了新的问题。这种材料龃龉来自所谓“某地音”只是个相对概念，其既包括老派滞后特征与新派创新特征的区别，又包括中上阶层雅音特征与中下阶层俗音特征的区别。这种区别甚至无法用自然的语音演变链做出语音史解释。易言之，传统的用韵书、方言对比音系特征项来寻找记音地的办法，对于音系面貌极其相近的成都、重庆等地区并不适用。而如果考虑到更复杂的移民覆盖因素，则寻找基础音系更为困难了。
三、《四音辨要》的编纂思想
接下来我们转变思路，重新回到文本内部，分析作者的编纂思想。骆书有极强的目的性，据其“自序”所言是要“使其别立捷法，另造韵母，以统众字，入声同处，不计平仄，则后生小子，不待多历年所而文字易于明晰”，亦即是作为读书识字的入门课本。但是，与今天的识字课本不同的是，该书具有明显的正音意识与遵循经典的心态。所谓读书识字，实际只是为阅读“经传子史之文”服务，并冀以进一步匡补“事业”与“家务国政”，至于日常交流则尚属第二义。从该书“凡例”有“如科场所尚之正体何可苟简”的论述看，可能原稿写迄于清废科举（1905）之前，并有意为科举应试服务。
骆成骧在选录字头时有两条标准，一是以《字汇》《康熙字典》作为主要的文献依据，通过截取二书论述以作释义；二是对于没有文献记载的俗字大多不录。“故凡属经传子史之文，以及常用必需之字，昔遵《字汇》以摘要焉。其余无关于事业，无益于家务国政者，举皆割爱。”“至于杜撰臆度之字，虽为世俗之所常谈，必为《字汇》之所绝无，又何能上达官府，下传后生？故于书中略存数字，多有阙焉不录者。”作者究竟阙漏了哪些字，现在已经难以一一理清，但是“略存数字”则作了说明，比如：
掯，硍小韵，坑去声，“极力留□[10]，字书无此”。
帮，邦小韵，“今俗同幫，字书无此”。
赃，樟小韵，“同贓，音庄，字书无此”。
账，丈小韵，“今俗同帐，字书无此”。
礳，暮小韵，“俗谓礳子，字书无此”。
㮟，卡小韵，“俗音卡字平声，即受屈也，字书无此，故列㮟在上声”。
全书凡注有“字书无此”者共十一字，包括异体字与记录方言词的自造字，这些字有些使用广泛，成为今天简体字的来源，如“帮”“赃”“账”；有些记录的词日常使用频率极高，如“掯”“礳”，因而可以看出作者在选字时作了妥协。但是作者不惮辞费，一定要在每个字头下均注明“字书无此”，就是要提醒读者这些字属于“杜撰臆度”，由此亦可见其对于书中字头的态度绝不平等。
骆氏对于字音的态度与字形一样，都是追求雅正。该书用“本音”“俗音”等字样来进行正音。《四音辨要》的特点是收录了大量的“又音”，内容分以下三种：
一是严格区分“本音”“俗音”如：
嬖，觱小韵，注明“本音贝”。
庄，莊小韵，注云“今俗同莊，又本音旁”，从字形与字音两方面作了雅俗的界定。
纨，萑小韵，注云“本音桓”，无释义。又该字收于环小韵，注为“结也，素色也，又音完”。可见二音不别义。
拴，泉小韵，注云“揀也，俗音酸”。同时又见于拴小韵，注文曰“俗云拴系，本音全”。从注文可以看出“本音”与“俗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
有些本音能够看出语音史的发展，如皱，仲小韵，“蹙文也，本音溱（“溱”当为“湊”讹，引者注）”，记载了四川方言中流摄部分字转入通摄的现象。有些则或者记录通假，或者从正音（反切）角度“纠正”俗读。如蔷，墙小韵，“通蔃字，本音色”是破通假。再如貏，彼小韵，“貏豸，渐平之貌。又俗音米去声”，又见于貏小韵，注云“米去声，俗作猫貏，本音比”。汜，四小韵，“俗音起”。又启小韵，“本音士”。这两例就是纠正声母误读，并透露出一些生僻字在四川口语中的语音信息。
二是记录多义词，主要是口语义与书面义的异读，请看：
（1）屎，私小韵，注云“呻吟曰殿屎，又音死”。按“殿屎”出《诗经》，“毛传”释为“呻吟”，这一音义记录的正是前言所谓“经传子史之文”。
（2）痒，庠小韵，“病也，又音羊”。又见于羊小韵，“病也，又音祥”。按，《四声辨要》别有“癢”，养小韵，“肤欲搔也”，与“痒”字形不同。“痒”《集韵》有“余章切”“《说文》：'头创也’”，“徐羊切”“《说文》：'瘍也’”二音义，此处所收显为书面义。
（3）衣，除了收在平声的衣小韵，还注云“音易”，收去声一读，表示去声穿衣服，此记录的是著名的“四声别义”情况，自非口语。
（4）治，志小韵，注云“所驻之比平也，音尺”。又见于赤（阳平、入声同韵）小韵，“督理也，又音自”。治的阳平一读也是“四声别义”一例。
从全书来看，这类兼录口语与书面音义的情况并非零星孤例，而是大批量、成规模地出现。
三是不别义或基本不别义的异读，反映的是读书音与口语音的区别：
（1）家，家小韵，注云“又音姑”。按，此为叶音说者所创造的著名读书音。
（2）下，下小韵，（虾上声，引者注）注云“底下也，又音虎，音夏”。又收入下小韵，（与上声同代表字，虾去声，引者注），注云“下贱，底下，降下，又音虎，音上声”。按，此三个异读不辨义，体现了三个读音层次：时音（“音夏”）；折合中古反切得到的读书音（“音上声”，按此忽略了浊上变去，见下文）；根据叶音说得到的上古韵文押韵时的读书音（“音虎”）。
（3）他，他小韵，注云“又音拖”。按，“他”为歌韵字，今天绝大部分方言都读入麻韵（主元音与麻韵一起变化，未必是a），“又音拖”显然不是口语音。
（4）英，秧小韵，注云“此读韵，本音因”。按，所谓“读韵”，大概指“英”上古为阳部字，在上古韵文中凡与中古的唐、阳韵字相押时要改读为“央”。《集韵》“英”有又音“於良切”，“稻初生未移者”，与此义不合。可知收于“秧”小韵的“英”是专为读韵文时生造出的读书音。
（5）车，砗小韵，（策阴平，引者注），“音居，音差”。又见于差小韵，（察阴平，引者注）注云“本音居，又音砗”。按，麻三昌母之“车”在《中原音韵》中已与非卷舌的麻三一起归入“车遮”韵，与原麻二保留a元音者韵腹不同，无法协韵。此处“音差”也是吟诵诗文时的叶音变读。
观察这些异读，可发现其共性是：一、不别义；二、主要目的为叶音押韵；三、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语音特征。显然不是口语中存在的实际读音。
总结上论，骆氏该书的编纂宗旨是以教人识字为目的，但不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而是为了有益于“家务国政”而向开蒙童生（“后生小子”）提供识字教材，来为诵读儒家经典打基础。所以俗音、俗字或加以说明，或“阙焉不录”，这种语言观上的保守性就决定作者不可能采取某种不具权威性的方言如资中话作为审音依据。
四、骆成骧的语言学素养
似乎我们会下意识认为，既然能够编纂韵书，作者当然具备一定的传统语言学水平，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如鲁国尧先生（1994：137）就指出词韵学家“音韵学造诣却很浅”。骆成骧的语言学素养如何，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应注意，作者对“阴平”“阳平”两个概念与通行韵书如《中原音韵》恰好相反，作者在“凡例”“三入声共列条”说：
每韵之字，必有音同而字不同，而平仄仍不同者，非讲五音而分阳平、阴平不得也。夫阳平者，平声之平，必有一定之平而无仄也。阴平者，入声之平，或无一定之平而有仄也。譬如“时”平“食”仄，“池”平“尺”仄之类。
从举例“时”“池”二字看，“阴平者，入声之平”指的正是《中原音韵》以来的所谓“阳平”。此外作者又在“凡例”“六翻阅每字”下言及：“欲求某字，必略其阴平，求其阳平，以叶韵母则得也。譬如查一'奉’字，求其阳平，必读之曰'风’。”然而“风”正是阴平字。骆氏可能混淆了“阴平”“阳平”这对概念。
其次，作者使用训诂、音韵术语不专业。如在其著作中“又音某”与“音某”没有区别，均表示又音，因而会产生混淆。如“咆”：“咆哮，熊虎怒声，音庖。”根据一般注音通例，很容易让人理解为“音庖”指的是“咆哮”这一义项之“咆”的读音。其实“咆哮”这一义项的注音由其所在的小韵“包”小韵表示，“音庖”指的是另一个又音，至于其音是否别义则不做交代。再如素小韵下“素”字注文为“白也，本也，又姓，音勺”，容易让读者以为“素”字有一个“音勺”的异读表示姓氏，实际上根据该书的体例，凡注云“又姓”者，均为所在小韵的义项，后面“音勺”的异读是何义项不于此处出现。传统辞书对于“音”与“又音”分别较为清楚，骆氏不分两类注音术语有违通例。再如“𨉖”字注“隐入曰𨉖，古未详音”，“古未详音”的说法并不符合注疏家的语感，“详”作谓语时一般不接直接宾语，更通顺的说法是“古音未详”。如“𨉖”在《康熙字典》释作：“《字汇补》：'隐入也，今官牒多用此字。’音未详。”再如“貏”字注“俗作猫貏，本音比”，该小韵唯此一字，为“米”小韵相配之去声，注文的“俗作某”是古代注家说明俗字的用语，如《玉篇》“齔”字注“俗作齓”，《广韵》“堧”字注“俗作壖”，显然与这里的用法不符。“貏”为训读字，通行词形为“猫咪”，故按注家体例，应称“俗谓猫曰猫貏”，犹《广韵》“𥥍”字注“俗謂深黑為窨𥥍”。
再次，作者在“古今文字变体解说”中“蝌蚪字”一节中说：
轩辕黄帝氏之史官苍颉观鸟迹而造字，其书字有六体：一曰象形，如“日”“月”“山”“水”之类，皆象其形体；一曰假借，如“令”“长”“好”“恶”之类，皆一字两用；一曰指事，如“上”“下”“左”“右”之类，皆各得其处；四曰会意，如“文”“武”“忠”“信”之类，皆各有取义；五曰转注，如“考”“老”“手”“毛”之类，皆左右相转；六曰谐声，如“江”“淮”“河”“汉”之类，皆叶其水声。
这段话对六书的定义与举例只有“象形”“谐声”没问题。从其他四书的定义看，有些说明过于简略，如称“假借”为“一字两用”，可能混淆了造字的假借与古书的通假；而有些则显为谬误，如称“转注”为简单的“左右相转”，可能只是参考了《广韵》书末“六书”对转注的说明：“左转为考，右转为老是也。”无视了前人如段玉裁、朱骏声等研究“转注”的杰出成就。此外再从举例看，“左”“右”是从象形的手符派生的区别字，当代学者多认为是形声，而非指事。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来衡量，则会发现其例字也有不符之处。如“好”段注谓“会意”，是；骆氏则以为假借，抹杀了“女”“子”字形的联系。又“文”许书、段注都认为是象形，虽然其指出的所象之形与今人认识不同，但造字方法一致；骆氏则认为是“会意”，难以解释。至于“忠”许书已指出为“形声”，骆氏则以为是“会意”，此说似乎还可以用“忠”指“内心中正”来说解；但骆氏认为“手”“毛”是一对转注字，则不知有何出典，仅能从“左右相转”的定义来理解了。从这些错误来看，骆氏并未专门留心过乾嘉诸家的著作，对于文字学理解较浅。
最后，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也有一些注音失误，如下面几个例子：
（1）漫，漫小韵，慢阴平，释义为“汗漫渺茫之貌，又漫漫，平也，又音慢”。此字又见于慢小韵，释义仅为“又音平声”，可见是一对不别义的异读。今按，“漫”小韵唯“漫”一字，次浊归阴平，与语音史发展通例不合。“漫”今通读为去声，其平声一读当为读书音。此读在平分阴阳之后的文献如《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中均与“瞒”同小韵，当视为阳平读法。此处归阴平可能是因为此书重要文献来源，《康熙字典》注音作“又《集韵》《韵会》《正韵》并谟官切”，《广韵》作“母官切”，切下字都是“官”，或许作者本人或其所接触的相关读书人群体，误据此切为阴平字。古代大众读书人尤其是不治小学者未必如我们想象中精通反切。如清人谢元淮在《碎金词韵·论例》里说：“反切之法，上字从母，下字从声。声有阴阳，必须以阴切阴，以阳切阳，方为合法。即如东字，诸书皆注德红切，东是阴声，红是阳声，以阳切阴，声不归押，便乖切例。”从“东是阴声，红是阳声，以阳切阴，声不归押”的论述看，这里的阴阳明显指的是声调。谢元淮用“便乖切例”这一说法，可以认为在其心中，“德红切”这一切语之所以不谐和，不是因为语音史变化，而是因为违反（“乖”）了反切的通例。江永在《音学辨微》“九辨反切”一章中特意告诫“以清切清，以浊切浊，固为亲切，明者观之，正不必如此”，可反推“不明者正是如此”。故当他们“必须以阴切阴，以阳切阳，方为合法”，那么在折合读书音时，对于“谟官切”这一切语当然只能切出阴平。
（2）弟，悌小韵，低上声，释义为“善事兄也，通悌，音底”。按，《广韵》“弟”“徒礼”“特计”二切，都不会切出“底”音，《字汇》音“待礼切”，《康熙字典》注云“第上声”，作者既于“自序”称“悉遵《字汇》”；于“凡例”称“悉本于《康熙字典》”，很可能是直接将二书的注音按今音折合，忽略了“待”“第”是全浊声母，浊上未变去。
（3）望，汪小韵，“仰观也，又音旺”，又望（去声）小韵，“又视也，又音汪”。
按，“望”平声一读在《康熙字典》中不别义，注音云：“又《广韵》《集韵》《韵会》'武方切’，《正韵》'无方切’。”“望”为微母字，折合后当音阳平，应收入忘（阳平调）小韵，此处收入阴平，可能是误切书面反切。但“忘”字平声一读《康熙字典》也是引诸韵书作“武方切”，为何没有误切为阴平呢？因为“忘”的阳平一读在当代成都音被保存下来，而“望”只有去声一读。因此即使中古切语一样，由于“望”的阳平未保留在口语，所以其在读书音中就误归为阴平。
（4）攲，妻小韵，“不正也，本音七”。
（5）匙，私小韵，“又音十”。十小韵，“同鍉字，本音司”。
（6）鍉，私小韵，“牝受曰锁，牡入曰鈅，七启曰鍉，又俗音十”。十小韵，“又本音司”。
这三个例子可归为一组，即用“本音”纠正“俗音”。从本音、俗音对比来看，攲本音为阳平“七”（入声归阳平），俗音为阴平“妻”，但是“攲”《广韵》“去奇切”，溪母字理应切出阴平。“匙”（“鍉”）本音为阴平“私”，俗音为阳平“十”，但是《广韵》“匙”音“是支切”，全浊字“是”理应切出阳平。为何在骆氏的心目中，与《广韵》切语阴阳调相符的是“俗音”，不符的是“本音”呢？我们认为与“漫”的情况相同，作者或所在读书人群体“以阴切阴，以阳切阳”，误用切下字“奇”（奇怪）切出阳平调的“攲”；切下字“支”切出阴平调的“匙”，并以之为据纠正符合反切规律的口语。这就属于正字法的矫枉过正。
（7）楯，春小韵，“木名也，又音瞬”。此字又见于盾小韵，（“顺”上声，引者注）“纵者曰栏，横者曰楯，又干也，通盾，又音春”。
按，《四音辨要》春小韵下“楯”注云“又音瞬”，然“瞬”在顺小韵，属去声，该小韵无“楯”字。该书盾小韵凡三字，“盾”“楯”“蜃”，皆船禅母字，依浊上变去例应变作去声，但是却被作者安排在阴平、去声之间，视作上声。查《康熙字典》注音，则“盾”字注云：“《唐韵》食尹切，《集韵》《韵会》竖尹切，并犉上声。”那么《四音辨要》的“盾”小韵整个小韵可能都来自错误折合韵书切语，人为生出一个全是异读字的上声小韵。
以上七个例子可以分为两类：（1）（2）（3）是折合书面反切时失误。（4）（5）（6）（7）更进一步，或者用错误的、人造的书面音来矫正符合历史音变的口语音；或者在折合读书音时窜乱音系结构。这几个例子的错误原因一致，都是在反切时不分清浊声母，声调出错。当然这些错误未必源自作者本身，也可能是某个士人圈约定俗成的“误用”。但可以看出，以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在折合切语时未必十分精准，故其得到的读书音可能存在无法用语音史解释的情况。
这类读书音的特点是用口语读法折合古书反切，其既与借自其他方言的文读音不同，又与词汇扩散的滞后音不同。其中既有折合出错，产生无法用语音史解释异读的例子；又有折合结果恰好与口语其他层面的语音形式相同，所以容易形成淆乱的情况。如“娃”，见于哇小韵（阴平），注云“美女也，俗音袜”。又见于袜小韵（阳平），“美女也，本音哇”。“娃”今成都话单字音为阳平，即“袜小韵”，而在叠词“娃娃”中后字变调为阴平，似乎《四音辨要》作者收录的是本调与变调层面的读音。但是注意《四音辨要》特意注明阳平（本调）是“俗音”，阴平（变调后）是“本音”，故我们认为这里记载的是口语音与读书音，与叠词的语流变调是两个层面的现象。“娃”《广韵》“於佳切”，折合后正是阴平读法。其与叠词变调读音相同只是一个巧合。可见离析读书音层次是有必要的。
以上我们从“阴平”“阳平”术语的混淆、注释语感的缺失、“六书”概念的误释、书中音义的误配四方面指出骆氏小学学养并不深厚，但骆氏的失误或许能进一步反映后代士人的语言心态，代表士阶层在折合读书音时的某些方法论共性。
五、《四音辨要》的音系性质
曾晓渝（2018，2019）指出，方言口语中存在雅俗之别，《西蜀方言》就是成都口语雅音的代表。前面引用的三部传教士文献在音系表现上与后代方言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就是语体雅俗之别，进一步比较如下：
表9、传教士文献雅俗音特征标准表
《标准方案》“有入声”一行的“？”表示由于记音不记声调，所以无法判别。《官话类编》“±”表示有不同的读音，狄考文在提及该字表记音来自重庆的传教会，但和其人所闻相比有以下区别：一，字表平翘并存，如债chai/tsai，但他听到的重庆话已经都平舌化了；二，来母l/n可自由交替；三，重庆话“惹”“舍”的韵母字表拼作ei，“热”“舌”拼作ê（有入声韵），但口语可用声调区别（无入声韵）。说明《官话类编》实际也记录了两套音系特征。以上给我们的启示是，所谓“雅”“俗”并非是统一的音系概念，而是某一音系特征概念，某一社会群体的口语既包括“雅”的特征，也可能包括“俗”的特征，并不能截然分清。比如《标准方案》分尖团，《官话类编》不分尖团，但不能据此判断《官话类编》记录的是“俗”音系。耿振生（1992：126）指出：“'正音’是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标准音，它纯粹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没有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因此，它只存在于理论上，而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作者为这个抽象物寻找客观依据时就把它和不同的语言实体联系起来，设计出不同的体系。”这对于传教士文献的雅俗之分也具有概括性。或许有学者会问，既然骆成骧音韵学素养本不高深，那么其是否具备折合出一套系统读书音的能力呢？从全书看，骆成骧仍是立足于成都、重庆的实际音系，其折合也大体不出两地既有音系特征之外。而所谓读书音，往往具有群体性，应视为社会方言之一种。当骆成骧在士人圈展开学术交际时，彼此会互相强化映证，形成通行的读音观念。试比较中古士人将麻韵叶音为遇摄（麻韵u→a）来吟诵上古韵文，恰好与语音史实际发展相反（鱼部a→u）。而近代北京士人将入声字通读为去声，也未必有语音史依据。这种叶音并非某人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是带有群体趋同性与强制性；虽然与语音史实际发展不同，但是其中涉及的音类分合大体无误。那么骆成骧的分韵记音或许也存在这种群体层累的要素。再类比京剧对于“上口字”要求区分尖团，而当有经验的老演员在传授这些尖团音时，即使其不明白背后的语音演变，所涉及的见精组区别也大体无误。看来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师弟授受，在音韵学研究中应该引起重视并深化讨论。
据此总结《四音辨要》的音系特征，从其音系面貌看，和当代的方言以及当时的传教士文献都不尽相同，难以截然从语音特征判断记音地。从编纂思想看，其目的是“匡谬正俗”，通过传授蒙生诵读经典的读书音为进一步的儒学教育打好基础，因此不会选用某一方言音系。其读书音音系特点是：（1）、接近成都、重庆口语俗音的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综合性。（2）、通过折合古代反切来注释经典中的单字音。（3）、折合切语时偶尔失误，如全浊上归上、次浊平归阴平等，使其音系呈现一定的人工面貌。
《四音辨要》给我们以下启示：
（1）方言韵书会带有正音意识，其音系面貌并不是简单的某地方言实录，用音系特征来判断多个音系面貌相近的记音地时未必有效；
（2）“某地音”是个宽泛的概念，内部存在新旧、雅俗变体，这种变体体现在单项音系特征，而不存在截然两分的音系系统；
（3）大多数传统士人的音韵学素养并不深厚，所谓乾嘉韵学成就只体现于极少数的“鸿儒”，中下层知识分子未必高过前人，其编纂的音韵学著作也不宜神化。
参考文献：
[英]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64/2015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
鲁国尧 1994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罗 妮 2018 《<四音辨要>语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千叶谦悟2008 《西蜀方言》与一百年前的四川方言音系，姚小平主编《海外汉学探索四百年管窥：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杨绳信 1987《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
杨时逢1984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曾晓渝2018 《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方言》第3期。
曾晓渝2019 中国传统“正音”观念与正音标准问题，《古汉语研究》第1期。
周赛华 2013清代几种巴蜀方言韵书述要，《长江学术》第2期。
[美]狄考文（C. W. Mateer） 1900/2017 《官话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英]钟秀芝（Adam Grainger） 1900/2016 《西蜀方言》，上海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EducationalAssociation of China，1904 the Standard System of MandarinRomanization,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注释：
[1]该节涉及的断纹、字体受到南开大学杨洪升先生、河北工业大学“忽悠社社长”（微信名）先生、武汉大学“勉之”（微信名）先生的帮助，这里谨致谢意并自负文责。
[2]小韵代表字为首字，该书“四音目录”已列出全书所有的小韵代表字。我们在行文中需要交代韵字音韵地位者采用“猁，莅小韵”的格式。有些小韵代表字或者是多音字，或者以同一字兼作不同音韵地位的代表字，我们在括号中加以分别，如“下”分别为“虾”小韵对应的上声、去声代表字，写作“下，下小韵，（虾上声，引者注）”。
[3]网址http://book.kongfz.com/244407/1547794914/。
[4]《四音辨要》作为传统韵书，只能记录音类，不能完全反映实际音值，故表中音标为笔者构拟。来母与泥母、疑母在细音上的对立我们写为l/n。
[5]“飞”韵唇音字韵母我们音位化为uəi，从而避免设立两个分布环境互补的韵母əi/唇音、uəi/非唇音。
[6]罗文认为资中的“欲”读[y]是[yu]的进一步演变，故不能靠此排除资中话，但从下文看显非如此。另外[iɛi]韵母即我们韵母表中的iai。
[7]根据体例说明，前者la为成都音，后者na为重庆音，下同。
[8]过去将四川官话简单描写为“l/n不分”，但在究竟是读l还是n可能有社会方言变体的区别，如根据笔者自己的调查，成都城区发音人表示只能读为l，而郊县认为只读n。（2人，样本过少）钟秀芝记录的成都话只有一例有n异读，杨时逢（1984:13）描写的成都话却是“大半都读n”，可能老派与中心城区的雅音阶层倾向读l，俗音阶层倾向读n，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考察。
[9]狄考文（2017：前言第53页）说明l/n在口语中可交替（interchangeable），我们认为是语体区别，见下文。
[10]□，刻板漫漶无法辨认。
倪博洋，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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