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概念及抄录方式
古代抄本可以分为一般抄本与影抄本两种。比较而言，无疑影宋、影元抄本更为珍贵，价值更高。在诸家书目及题跋中，对汲古阁毛氏影抄本评价是最高的。《天禄琳琅书目》云：“明之琴川毛晋，藏书富有，所贮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以资鉴赏，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1]孙从添《藏书记要》称：“书之所以贵钞录者，以其便于诵读也，历代好学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钞本、有底本。底本便于改正，钞本定其字划。于是钞录之书，比之刊刻者更贵且重焉。况书籍中之秘本，为当世所罕见者，非钞录则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惟汲古阁印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所钞甚少。”[2]段玉裁校《集韵》云：“毛子晋影钞宋本，每叶版心之底，皆有某人重开、某人重刊、某人重刁，某人者，刻工姓名也。每误处，用白涂之，乃更墨书之。”[3]而对个案的称赞亦不胜枚举，如缪荃孙曾得“毛钞影宋本”《松陵集》十卷，云“近时重毛钞过于麻沙旧刻，荃孙止存此种，真工绝也”[4]。可见毛氏影抄本举世公认。学者对毛氏影抄本的评价是综合性的，既有书写上的逼真性，亦有用纸、用墨的精良。然学者赞誉毛氏影抄本时，并未具体指出毛氏是如何影抄的，孙从添的“皆用此法”亦未详细交代。考察发现，人们对毛氏影抄宋元刻本的具体方式并非完全了解。那么毛氏究竟用何种方式影抄、其操作过程如何？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需要首先弄清“影抄”一词的具体含义，方可进一步讨论该问题。
2014年发布的国家标准《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1部分：古籍》对影抄本的定义是：“依据某一底本覆纸影摹其图文及版式而成的古籍传本，又称影写本。”[5]“覆”即覆盖之义。一般而言，“影抄”是指将薄纸覆于原本上，照着原样描摹勾画，其字体笔画、标点、行款、版框尺寸甚至边栏等格式与原本完全一样，无毫厘之差。如将白纸覆盖于宋、元、明刻本上，依样描画，所得则称为影宋抄本或影元抄本或影明抄本。这样的本子不仅文字上丝毫无差，且格式形式亦无两样，因此在保留底本原貌上，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影抄本即可一览原本之面貌，故为后人所追捧效法，誉称“下真本一等”。关于“影”字，本作“景”，从日，京声。《说文解字》：“景，光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日月皆外光。而光所在处，物皆有阴。光如镜，故谓之景。”“后人名阳曰光，名光中之阴曰影。”故“景”有两层意思：一是日光，二是指物体的形影、阴影，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第二个字义可引申为依样描绘、描摹。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已与前揭影抄者将纸蒙在底本上描画不同。此摹写者则指将底本与仿写纸分开，不接触原本，一边看记原本文字及格式，另一边靠记忆重新在另一纸上仿写临录下来，而不是蒙纸覆写。当然这种仿写在格式上亦与底本相同，但在字形等仿真度上与覆写本相比，已大打折扣。因此，从字义及习惯用法上，影抄者实有两个含义，为区别两种之不同，称前者为覆写，后者我们姑称之为仿写或临对（亦有称对临者）。显然，仿写本远不如覆写本逼真。覆写之要求甚高，必须满足一个必备条件，即抄纸必须很薄，透过抄纸能够清晰地看到原本上的字，否则因纸厚看不清原本之字，则无法影抄描摹。当然，透写对原本的损害也是很大的，因纸薄，墨迹很难不洇湿原本，再加覆写时反复揉搓，原本肯定会“惨遭蹂躏”。如果同一原本覆写多部，原本肯定会面目全非。宋元刻本如此稀缺，谁会舍得如此摧残？而仿写则无须考虑纸张厚薄。可想而知，这样的覆写本如果有，亦是极为稀少罕见。从现存大量所谓影抄本中，几乎全为仿写本，覆写本很难见到。但既然早在明末已有“影抄”这一概念，覆写本肯定已经有了，只是由于特殊的薄纸覆写难度大，保存下来更难一些，因此今存者少之又少。据说有一种透明的油纸，可以覆写，但今亦未见，有待继续考察。
毛氏曾收藏多部影宋抄本，仅《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就著录二十五部“宋板影抄”或“影宋板旧抄”，两部“元人抄本影写”。如著录“《广陵先生集》三本，影宋版旧抄，吴方山藏，前有王履吉印”。此本由明嘉靖间吴岫、王宠旧藏。又著录“王黄州《小畜集》三十卷八本，影宋板抄，十八卷副页有钱宗伯朱笔字，二十三卷后有赵清常题识”。此本由万历间赵用贤旧藏。毛氏一定是从所藏前贤影宋抄本中受到启发，影抄了大量宋元本，而今见诸各家所藏及著录为毛氏影抄本者一百余部。目验这些存世毛氏影抄本，发现并非覆写，实皆为仿写本。其理由如下：第一，纸张几乎皆为白纸，较厚，并不透明，根本看不到底本之字，有的稍薄一点，字迹亦非常模糊，无法满足透写覆写要求。天一阁藏有一部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被阮元称为“稀世之珍”，据该馆古籍部李开升老师目验，似为较厚的开化纸，根本无法透写。笔者曾赴日本静嘉堂文库，查看所藏毛氏影抄本二十余种，皆为白绵纸，质地良好，但无法透写。第二，字体不同，经与现存原本对勘，字迹有异，或整体风格不同，或字画稍变。第三，毛氏影抄本中多有异体字，有的甚而有一些形近的误字，有的则以朱笔或白粉涂改，然后再在涂处、行间或天头改回原字，或以朱墨笔径在原字上涂改。如是覆在原本上影抄的话，一般笔画稍异的可能性是有的，出现字形差异很大或抄错的概率极低，但目验一些毛氏影抄本并非这样，有的一页好几个这样的涂字。第四，宋刻本原装皆为蝴蝶装或包背装，尽管至明清时大都改为线装，然今存宋刻本中仍有不少是蝴蝶装的，如《唐女郎鱼玄机诗》《唐求诗集》等，而且毛氏所藏宋本中亦有蝴蝶装的，如南宋末刻元初印本《新刊指南录》四卷《附录》一卷（文天祥撰），二册皆为蝴蝶装，文徵明、毛晋、汪文琛、汪士钟、唐翰题、陆心源旧藏，今存静嘉堂文库。但现存的毛氏影宋抄本皆为线装，从装池上看显然已非原装。第五，其他差异与不同，如刻工、版心题署、版框尺寸等等。最后，将纸覆盖在原本上一笔一画描摹底本笔画，对底本肯定损害不少，玷污亦不可避免，书主人及影摹者不会不知。基于此，一般不会采用这种直接接触原本之法的。因此《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1部分：古籍》定义是否准确理解“影抄”二字的真实含义颇可商榷。进一步而言，如果采用覆写法影刻刷印，也同样难以做到。既然没有覆写清样，又如何将其覆盖在木版上雕刻？意者古代所谓影刻本采用的毛样同样是仿写的。徐蜀《谈谈古籍中影刻本与影抄本的制作方法》一文对此亦有所探讨[6]。当然，近代以来因为珂罗版及摄影技术已经成熟，影写影刻都已不成问题，但在古代是难以完成的。
以上仅是详举一例说明，而其他诸本亦属此情况，如国图藏清初影抄明嘉靖六年（1527）孙沐万玉堂刻本《干禄字书》一卷，孙本卷末有绍兴壬戌勾泳序及版心下有“万玉堂雕”四字，此本均未抄，《楹书隅录》卷一误作影宋精抄本。与《干禄字书》合装一册的《佩觿》三卷，底本亦为明嘉靖六年（1527）孙沐万玉堂刻本，版心下“万玉堂雕”及卷末徐充《题新刻佩觿后》，毛氏影抄本亦未抄。静嘉堂藏汲古阁毛氏影北宋天圣明道刻本《国语》二十一卷，卷中朱笔校改不少，更多的则为脱文，所据校者为底本。国图藏明末影抄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本《汉官仪》三卷（宋刘攽撰），对勘两本，影抄极精，未见异文，但白纸较厚，仍然无法透写，且笔画稍异。如从学术价值上考虑，有些所谓影抄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抄录不谨，多误字，如国图藏一部《春秋繁露》八卷残本，其底本为宋嘉祐四年（1059）江右计台本，与底本相校，讹字颇多。静嘉堂藏一部《北户录》，据目录后牌记、行款、字体可知，毛氏影抄自南宋临安府尹家书籍铺本，而底本今已不存。今查存世三部尹家书籍刻本《续幽怪录》《历代名医蒙求》《搜神秘览》版心上象鼻皆题字数，下象鼻间题刻工，而《北户录》皆无。毛氏影抄所用底本有不少今已不存，无法一一对质，但通过目验对校当下仍存于世的底本，综合来看，这些所谓的影抄本大都不符合覆写本的标准，客观地讲皆属于仿写本。毛抄是这样，其他亦如是，笔者目验其他所谓“影抄”者也名不副实，如国图藏一部郑振铎旧藏《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二卷（善本书号：16236），《国家图书馆西谛藏书善本图录》著录为“民国影抄本（据明姑苏叶氏刻本影抄）”，半页九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无栏格。虽然字体模仿原本，但仍与原本有异，而且删去栏格，手绘墨色藏印，如“士礼居”“阆源真赏”“蓉镜”“非昔珍秘”“善本”等，笔画及外栏皆圆润，均与原印相差甚远，亦失神韵。类此者甚多。而有的抄写尽管字画上有些微差异，但整体上确实与原版字体风格酷肖，如《永嘉四灵诗》，卷首标以“影宋抄本”，实抄自南宋陈氏书棚本，行款为十行十八字，与现存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等完全一样。其字体与书棚本的细楷欧体酷肖，但检验抄纸，仍不能透写，这种情况如何解释？意者毛氏在选择写工时，一定会从众多写工中挑选以欧体字见长、接近书棚本字体风格的抄手来特意完成这一特定任务，因此才会有上述抄字与原字酷似的情况。这对于毛氏来说，操作起来并不困难，因此毛抄中有不少这种酷似原本字体的几可乱真的所谓影抄本。但这种情况当可进一步铆紧仿写而非覆写的证据链。
就字体而言，对于明末清初的写工特别是如毛氏汲古阁这样大量储备的写工来说，临写宋刻本的字体一般没有问题。“入门僮仆尽抄书”，汲古阁的写工应该具备一般书法技能，尤其是熟练书写颜、欧、柳等不同风格的字体。一个抄手，一旦形成自己的风格，一般是很难改变的，但个人风格的形成对临写宋刻本不同的字体来说，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其发生变异、出现与原本风格不一致的可能性因此会大大增加。所谓稳定性，是指欧体、颜体、柳体甚至赵体而言，总体上遵循这几种相对固定的书法风格。但每种风格下肯定会有个人不同，完全有可能出现各自不同的些微变化，这就是毛抄中抄写风格的总体特征：既稳定又灵活变通的点面结合的书法风格。他们在临对抄写时，所记忆者都为文字内容，而非每个文字的形体特征及笔画变化，只需按自己的书写风格顺其自然地抄写就是了，其抄写的是内容，而非字体。如果遴选的写手风格与原本一致或近似，则可能差异更小一些，而如与原本差异较大，则肯定差异亦较大。故此，才导致影抄本与原本在字形上的差异，甚而出现异体字或因形近而产生的误字。一方面遴选字体风格相似的写工临写原字，另一方面，肯定亦有不少与原书字体风格不一致甚至迥异的写工，不论哪种都面临一个问题，即只要是人写，就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临写与原本永远是一对矛盾，怎能比诸当今照相或扫描技术的逼真？
版本学家及诸家目录著录为影抄本，并非讹误，只是要明白其并非为蒙在原本上的覆写，而是仿写即可，实即影抄本中的一种而已。这种仿写方式，其实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毛扆已经知晓。意者明清诸家甚而书估所言之“影抄”者，多有炫耀甚至哗众取宠之意，为抬高售价故名。这从毛扆为鬻售家藏古籍而编制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著录影宋元抄本之售价即可知道，其价格仅次于宋元刻本。晚年的毛扆生活拮据，已经大不如从前，多卖些钱也是人之常情。
遗憾的是，今人似乎对此熟视无睹，不作深究，常将其混做一种概念。然从版本学角度，应该疏证清楚，去伪存真。2019年10月19日，江苏常熟召开“纪念毛晋诞辰420周年暨2019年图书馆史志编纂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笔者发言时提及毛氏藏有很多影宋元抄本，沈津先生遂提出“影抄”问题，言及所目验过的很多影抄本并非蒙在底本上覆写，而是临对或仿写，因此使用“临对本”或“仿写本”命名当更准确。笔者亦曾目验过多部毛氏影抄本，对此亦困惑不解，经请教沈先生后，豁然开朗，这类“影抄本”当以著录为“仿写本”更符合实际情况。据调研，当有一种覆写使用的油纸，很薄，有一定的透明性，但笔者尚未发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影抄本。毛氏抄本几乎全是白纸，目前没有发现用油纸或更薄的白纸抄写。
还有一种情况亦需注意，即所谓影抄既非覆写，又非仿写，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抄写，其行款、字形、格式等皆已与底本不同，但因用纸颇佳，抄写精致，字体仿宋元，常常被误作影抄宋元本。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一部宋吴仁杰撰《离骚草木疏》四卷（馆藏号：T5242/2321），《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以下简称《哈佛书志》）著录为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卷端次署“通直郎行国子录河南吴仁杰撰”，卷末有庆元三年（1197）吴仁杰跋、庆元六年（1200）方灿识语，又有衔名三行。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钤印“汲古阁”“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美人芳草”“黔山黄氏竹瑞堂藏书”“正鋆秘籍”“雨山草堂”“蒋祖诒”“穀孙”“密均楼”“均之心赏”“不可思议”“曾亮”“葛君”“长尾甲”等。国图今存一部宋庆元六年（1200）罗田县庠刻本，卷末亦有吴仁杰、方灿跋，行款为十行二十一字。台北“国家图书馆”曾藏一部明抄本，原为汲古阁毛氏旧藏，行款与宋本同，其出于宋本无疑。哈佛藏本究竟出于明抄本抑或宋本，尚不清楚，《哈佛书志》云：“此毛氏汲古阁所抄，底本为宋庆元六年罗田县庠刻本”，从抄录内容来看，当是。傅增湘曾于1935年3月目验过哈佛藏本，《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著录，题曰“影写本”。《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著录为“影写宋刊本”。然《哈佛书志》曰：“傅氏此说或不确，此本并非影宋，宋本每半页十行二十一字，版式高阔，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吴仁杰自序为手书上版。而此版心字数、刻工皆无，行款为十二行二十四字，吴氏自序则为楷书，俱不同也。然抄本书以毛抄最著，此本字体工整秀丽，缮写精绝，纸墨俱佳，堪称'下宋本一等’，当为毛抄精抄入藏者。据王文进以各家书目综合统计，见诸《明毛氏写本书目》之毛抄，约二百四十余部，但此书不见其中。如今传世之毛抄不逾百种，仅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及台北'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有藏。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逾千部，清初抄本以此本冠其首。”[7]比较毛氏抄本与宋本，其字体、行款、版框尺寸、版心设计等皆不同，显然并非影抄。类似这种情况亦不少，仅凭经验而不亲自核对两本，则极易误断。
与一般抄本相比，影抄本尤其是影宋、影元抄本更为珍贵，价值更高。从文字含义上理解，“影”字既有照相式的依样覆写之义，亦有临摹之义。现在保存下来的古代影抄本皆属后者，即仿写或临对。通过对毛氏影抄本的仔细查验与比较，发现毛氏所用白纸根本无法透写，且笔画差别大、异文不少。因此可以判断古人所谓影抄并非指蒙在底本上的覆写，或许古人有过类似操作，但如以宋元佳刻之珍本为底本，则恐怕难以实现。出现笔画酷肖的影抄本，有可能是毛氏有意安排与原本笔法酷似的抄手摹写而成。现在保存下来的如赵均、钱曾、黄丕烈等名家影抄本皆与毛氏情况相同。同时毛氏抄本乃至其他名家中有不少既非覆写亦非仿写的一般抄本，亦有不少误作影抄本的，需要细致核对底本方是。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项目批准号20&ZD334）之部分成果。
[1]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M].徐德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7.
[2]孙从添.藏书记要[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839.
[3]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M].续修四库全书：第9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1.
[4]缪荃孙.艺风藏书记[M].黄明，杨同甫，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8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1部分古籍：GB/T 31076.1—2014[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
[6]徐蜀.谈谈古籍中影刻本与影抄本的制作方法[N].新华书目报，20190524（16）.
[7]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59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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