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古籍研究》第74辑（凤凰出版社），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林日波老师授权发布！摘 要：司馬光纂《資治通鑒》爲時人所重，增强了宋人的史學意識。“靖康之變”迫使具有憂患意識的朝野忠正之士在直面政治現實的同時，希圖從史料淵藪中找尋歷史經驗來化解民族危機;南宋後期，理學官學化地位確立，理學家提倡經史參讀，影響了科舉試策的内容，朝廷愈發看重學子分析前朝史事，汲取經驗的能力。因此，南宋《通鑒》學著作繁盛，踵纂、補遺、節要、事類、改編、考釋、論斷，不一而足，呈現出全面、多樣的特點，且向通俗性、實用性方向發展。關鍵詞:南宋；《資治通鑒》；《通鑒》學；《通鑒》類别
一、《通鑒》書系及南宋《通鑒》學著作概况
《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是北宋後期司馬光主持修撰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全書二百九十四卷，歷時十九年編成，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以下至後周顯德六年（959）近千五百年間關乎國家興衰，生民休戚的史實。神宗以其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1]，故賜名《資治通鑒》。在編修《通鑒》的同時，司馬光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録》三十卷；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2]。晚年“患本書浩大，難領略，而《目録》無首尾”，遂撰《通鑒舉要曆》八十卷，“以絶二累”。[3]其實，《通鑒》不僅意在“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而且具有“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4]的政治倫理意義。《通鑒》在我國歷史編纂學發展史上占有足以與《史記》相媲美的重要地位，影響了宋代及其後世史學的發展。《通鑒》及由其所派生的《目録》、《考異》、《舉要曆》，一主三輔，加之《歷年圖》、《百官公卿表》、《稽古録》等枝屬之書，可以説，司馬光一開始就構建了一個完整自足的《通鑒》書系。至於後代學者圍繞《通鑒》所作的撰述亦愈來愈豐富，遂使《通鑒》學在史學研究領域成爲專門之學。清代史學家王鳴盛極稱：“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5]張之洞則通過編撰書目爲“《通鑒》學”張目，在其《書目答問》“編年”類中單列“司馬《通鑒》之屬”，并稱“其書博大，故别爲類，以便考證此書者以類相從”。[6]南宋《通鑒》學編撰規模即是在上述《通鑒》書系的基礎上蔚成大觀的。就整個《通鑒》學的發展歷程而言，南宋可以説是一個勃興期，湧現出許多《通鑒》學著作。除了《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等公私目録著録的十八家之外，見於南宋别集者又有二十二家，南宋《通鑒》學之盛由此即可見一斑。今將相關材料整理列表如下：表一：《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志》中所録《通鑒》學著作
表二：現存南宋别集中所見《通鑒》學著作
二、南宋《通鑒》學著作類别考論
張煦侯在《通鑒學》一書中根據現存歷代《通鑒》學著作的編撰體例和内容特點，將“通鑒之後繼”諸書分爲踵纂、注釋、訂補、論斷四派。[7]其實，上述四十家南宋《通鑒》學著作已完全開各派風氣之先，也就是説，《通鑒》學的規模在南宋時大體已具，并爲後世學者的深入研究和開拓範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鑒於此，今依據上述四十家南宋《通鑒》學著作的特點和編撰宗旨，重新劃分爲踵纂、補遺、節要、事類、改編、考釋、論斷七類加以論述。《通鑒》一書上不及三皇五帝事迹，下不逮北宋國事，遂爲後輩史學家續撰留下了空間。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是第一部接續《通鑒》之作，其中記載了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史實，“一祖八宗之豐功盛德，粲然無所闕遺”[8]，全書“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詮次，皆有依憑” [9]。相比於司馬光《通鑒》遠溯千年勾稽史料，復加甄别排比的艱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則取材於本朝實録國史、家乘野記，文獻足徵，易爲學者取信。而其“寧失於繁”的編撰意識[10]，又使得大量北宋史料保留在《長編》中，此書遂成爲後世“讀史者考證之林”[11]。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采用《通鑒》體例，記述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接續李燾《長編》。全書以《國史》、《日曆》、《會要》等官書爲基礎﹐參稽家乘﹑文集﹑傳記﹑行狀﹑碑銘等文獻，“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岐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12]。以上兩部踵纂之作因爲存傳至今，所以較爲廣爲人知。實際上，南宋時人所爲《通鑒》踵纂之書遠不止於此，只不過有些著作因爲其書不傳，不大爲人所知而已。例如，熊慶胄《中興三朝通略》記載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三朝事迹，熊禾稱其撰此書“用功最久”，“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略》以成一家言”。[13]左史公即熊克，《玉海》稱其所撰《九朝通略》“仿《通鑒》之體，作繫年之書，一載厘爲一卷；簡要不如徐度之《（國）紀》，詳備不如李燾之《（續資治通鑒長）編》”。[14]由此可知，《中興三朝通略》的編撰體例亦仿《通鑒》，所載事迹上接李燾《長編》，其書名中標舉一個“略”字，可見其篇幅較小，也透露出其編纂旨趣亦與李燾《長編》大不相同。從時序上説，《通鑒》踵纂之書既有往後接續之作，亦有向前補續之作，一頭一尾，貫穿古今，相得益彰。金履祥《通鑒前編》就是向前補續之作。此書所載起於帝堯元年，止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歷述《通鑒》之前兩千年間二帝三王事迹。全書始撰於景定五年（1264），其原始動機主要是反撥劉恕《通鑒外紀》援引稗官小説而不采信《尚書》的編撰方式，“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15]，并“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16]。《通鑒前編》成書已在至元十七年（1280），金履祥目睹宋亡元興，遭此憂患，故而强化了其書“鑒古知今”的政治倫理内藴。他在序言中明確表示：“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17]司馬光主持修撰《通鑒》時，令劉恕、劉攽、范祖禹先作長編，最後由其統一删削潤色。雖然全書讀之如出一手，但其中囊括千年事迹，援引史料豐富，難免有抵牾疏漏之處。《通鑒》書成，司馬光自言其“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18]，故晚年所撰《通鑒舉要曆》仍未免留有遺憾。以故胡安國作《資治通鑒舉要補遺》，意在爲其拾遺補缺。胡寅《先公行狀》記載：“（公）每患史傳浩博，學者不知統要，而司馬公編年《通鑒》正書叙述太詳，《目録》首尾不備，晚年著《舉要曆》八十卷，將以趨詳略之中矣，然尚有重複及遺缺者。……遂略用《春秋》條例，就三書修成一百卷，名曰《資治通鑒舉要補遺》。自爲之序，以廣司馬公願忠君父、稽古圖治之意。”[19]成書於明代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世善堂藏書目録》乃陳第（1541-1617）據其藏書所編，[20]其中卷上著録“《資治通鑒舉要補遺》一百卷”，[21]據此可知此書萬曆四十四年前後尚存。由於各家對《通鑒》的長短優劣認識不同，他們爲《通鑒》補遺時，也會有不同的著眼點。崔敦詩《通鑒要覽》乃是針對“司馬公《資治通鑒》於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生發議論，“凡一君之後爲總説，一代之末爲統論”。[22]此書嘗進呈朝廷，而後又下慶元府刊版[23]，嘉定四年（1211）崔敦詩之子崔端學任定海令時又將此書置爲官書[24]，可見當時頗有流傳。如果説崔敦詩主要是從史論角度著眼進行補遺，那麽，曾炎《資治通鑒考釋》則主要是對《考異》的補充，蓋其所見史料有司馬光等未見者。樓鑰稱曾炎博覽多識，“以諸史傳記考釋《資治通鑒》，續於《考異》後”。[25]此外，曾慥也撰有《通鑒補遺》一書，其書久佚，具體内容已不可知，但其旨在爲《通鑒》補遺則是無可懷疑的。宋人好對前人成書作節要，南宋時期，此風方興未艾。寧宗慶元（1195-1200）間，俞成將“前輩節書”的特點總結爲三條，其中一條稱：“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温公親節通鑒》，可觀可法。”[26]除了幫助士子應對科考外，具有導讀性質的《通鑒》節要本應時而出的主要原因還在於全書卷帙浩繁，學者大多泛讀而不得要領，終無所獲，甚者“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27]。暫不論托名司馬光的《通鑒節要》，宋徽宗時期江贄亦編有《通鑒節要》，“點抹以舉其綱，標題以撮其要”，流傳到南宋，甚爲朱熹稱許，“自是士友争相傳録”。[28]其影響所及，遂有曾噩《通鑒節要》、洪邁《節資治通鑒》、吕祖謙《宋通鑒節》、《吕氏家塾通鑒節要》、李蘩《通鑒漢唐詳節》等書問世。這些書有的是通代節要，有的是斷代節要，有的是基於子弟史學教育的節要，出發點當各自不同，但都是在《通鑒》原書的基礎上節取大要而成。至於此類著作的弊病，明人陳霆以江贄《通鑒節要》一書爲例指出：“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29]隨後列舉書中《漢書·項籍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彭越傳》“傳處蜀青衣，西，逢吕後從長安來”二句易被破讀爲證[30]。李蘩諸人書與此類似，恐怕亦難免此病。破讀之類的謬誤，可以説是坊間淺俗之學所不可避免的，但這類書的出現，却迎合社會上某種特殊需求。衆所周知，《通鑒》卷帙繁多，價格自當不菲，貧寒士子無力購得，遂有節要抄録之一途。陳長方《節通鑒》即如此成書，自言其删節原則稱：“凡事之繫興衰，干教化，大得大失，皆不敢遺。其間資聞見，助談柄者，或不能盡録。”[31]對於李燾《長編》一書，士子也不免畏其卷帙之浩繁，病其價格之昂貴。鄭如岡少時捧讀此書，“病其卷帙之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閲”，三十年後始得空閑編成《續通鑒長編要略》，僅保留原書的三分之一。其後，鄭如岡任職於福州，見“窮鄉後進未能得全書”，遂將其節本刻印，嘉惠當地學者。[32]無論如何，這類書是有助於《通鑒》學的社會普及的。與鄭如岡不同，陳傅良《藝祖通鑒節略》一書是爲教導皇子而作，其目的自然又回歸到“資治”的本意，具體來説就是因循“祖宗故事”[33]。因此，群臣奏疏、言行，朝廷誥令，“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録”；若他書中所載宋太祖一朝事迹“實繫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鑒（長編）》偶遺，即據某書添入”；若“《通鑒（長編）》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略附著其説於下”。[34]陳傅良在節要的同時又作補遺、考訂，豐富了節要類著作的内涵。分類編輯文獻的思想興起於魏晉時期，至北宋先後出現了《太平御覽》、《册府元龜》兩部規模空前的類書，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著述風氣。其中《册府元龜》一書主要是抄録五代之前的史書而成，分門别類後，按上古至五代的歷史順序進行編排，這爲後來編撰史部類書的學者提供了借鑒。沈樞《通鑒總類》即仿照其體例，將《資治通鑒》中所載千餘年事迹類編爲二百七十一門，每一門中編入若干條，各條之前均加標題揭示其内容，間或采録司馬光議論，頗便於讀者檢閲。但此書分類并不十分謹嚴，四庫館臣批評其“所分門目，頗爲繁碎”，以致“配隸不確”、“疏漏太甚”，[35]也是有的放矢。李訦《續通鑒長編分類》、吴之巽《通鑒類》、喻漢卿《通鑒總政》、黄濟叔《通鑒類》、楊泰之《歷代通鑒本朝長編類》五書久佚，具體分類已難推知。除了以類相從外，類書還有按韻編排的，比如今存宋代錢諷所編《回溪史韻》一書即按《廣韻》編目。這是因爲古代士人熟悉韻部，按韻編排便於檢索。《通鑒》雖然不是一部類書，但其卷次之多，内容之豐富，决不下於類書，南宋亦有學者仿照類書的這一編排方法，將《通鑒》中的内容分韻編排。崔敦詩《鑒韻》即屬於這一種。據韓元吉所撰《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崔敦詩生於紹興九年（1135），卒於淳熙九年（1182），其時通行的是《禮部韻略》[36]，《鑒韻》蓋即依照此書206韻分類，爲士人翻檢提供了便利。《通鑒》行世後，很多學者參仿其體例續撰史書，袁樞、朱熹二人則在《通鑒》要旨的基礎上各作變通，創立了紀事本末體、綱目體等新的史著體裁，從而改變了歷史編纂學的格局，可謂南宋《通鑒》學的一大成就。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將散見於《通鑒》各年中的有關同一歷史事件的記載重新歸類，而後按事件的發展順序加以編排，附載司馬光的評論，并增加標題揭示内容。自《三家分晉》至《世宗征淮南》，事事起訖詳明，克服了編年體記事首尾割裂、紀傳體叙事難分主次的缺憾，四庫館臣稱贊其“經緯分明，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爲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也”[37]。本末一體遂流行於後世史學領域。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注重借修史來維護綱常名教，義例嚴謹，注重褒貶進退。書中大字爲綱，模仿《春秋》筆法；小字爲目，模仿《左傳》叙事，“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38]。《綱目》中的史料完全取之《通鑒》，史學價值并不高，但是由於其簡潔精要，加之朱熹的理學宗師地位，此書在南宋廣爲流行。陳均《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即受其影響而撰，書中大字爲綱，即舉要；分注爲目，即備要。所載史事主要依據李燾《長編》，同時參考其他史書加以訂正補充，較爲完整地記載了北宋九朝的歷史。真德秀稱其書“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覽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鑒也”[39]。綱目一體在南宋已發揚光大，林行知《通鑒綱條》即爲朱熹《綱目》之流亞，郭叔誼《續通鑒長編增添綱目》則是仿照朱熹的纂述義例對李燾《長編》的改編，楊仲良《本朝長編節要綱目》一書又在《長編》節要的基礎上加以改編，“此書之節要，辭翦其浮，即司馬《通鑒》之自節本也”，“挈提以綱，紀載以目，即朱夫子之《綱目》也”。[40]司馬光自言其撰《通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41]。黄度《通史編年》一反其道，從嚴分“正閏”的立場對《通鑒》作了改編。袁燮《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黄公行狀》載：“司馬公《通鑒》於漢紀吕後、新莽，於三國進魏黜蜀，於東晉用五胡僭號，於唐末系五代。（公）心疑焉，更立書法，名《通史編年》。”[42]《通鑒》問世之後，屢有學者對其進行考訂箋釋。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通鑒》成書歷時長久，内容繁富，司馬光已言“其間牴牾，不敢自保”，因而學者“善讀温公此書，常有獻疑送難之語，少僅數則，多或成編”[43]；二是《通鑒》一書涉及面廣，天文地理、軍機政務等等無所不包，“非有箋注之書，無以貫穿其原委，疏證其名物”[44]。就此而言，薛季宣、郭叔誼、林瑑、王應麟、史炤等所作考釋類諸書可謂《通鑒》之功臣。林瑑對《通鑒》一書情有獨鍾，晚年常常“篝燈開卷，且讀且抄，往往聞鷄未已”，所作《通鑒記纂》“於涑水一部書，考訂甚精，簡切處如范氏《唐通鑒》，詳備處如袁氏《紀事本末》，抑揚予奪處如胡氏《管見》”，“凡前人言行有適然相類者，前代事有千載議論未定者，必參合諸書，薈萃衆説，蔽以己意”，[45]“其間精識，多先賢所未及” [46]。司馬光《通鑒》卷一“才德論”實爲精警之言，影響甚大，林瑑對此論略作訂補稱：“古之所謂才者，'明允篤誠，齊聖廣淵’，元凱之倫也，與後世之才異其説。”[47]史炤《資治通鑒釋文》一書偏重於音訓和解釋字義，雖然四庫館臣曾經批評其“淺陋特甚”[48]，但正如王鳴盛所指出的：“平心論之，炤誠不能無誤，但首創音釋，實屬有功。”[49]朱熹撰《通鑒綱目》時對《釋文》一書取資頗多，可惜未暇就其疏誤處作出辨正。宋末元初，著名學者胡三省撰《資治通鑒釋文辨誤》，對史氏大加批評，然而王鳴盛通過比較胡注、《釋文》，發現胡三省“用心私曲”，斥責其“自揣用力已深，其注足以傳世，恨炤先有釋文，既攘取之，又攻擊之，隱善揚惡”[50]。錢大昕亦指出：“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詳備，而創始之功要不可没，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輕之習。”[51]此問題遂成爲《通鑒》學史上一大公案。如《釋文》卷一“内息”注：“内，如字；息，止也。秦俗父子同室居止；商君始更其制，禁同室内息者。”胡三省襲取時删改數字[52]。卷二“邛”注：“邛都夷，其地陷爲污澤，因名爲邛池，南人呼爲邛河。武帝開之以爲縣，屬越嶲郡。”胡三省引述時則詭稱司馬康注[53]。《資治通鑒釋文》偏重於音訓和字義解釋，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則是從歷史地理角度所作的專科注釋。此書借《通鑒》中所言地名對歷代疆域沿革、山川形勢加以論述，著眼於戰略攻守，“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叙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54]。同時述及“宋二十三路”、“宋朝四京”、“中興行都”，以寓其不忘故國之意。郭叔誼《温公通鑒評》久佚，具體内容不可知。司馬光在編纂《通鑒》的過程中，經常通過“臣光曰”的按語，對“善可爲法，惡可爲戒”[55]的史實加以評騭，加深了後學對於歷史的認識。南渡之後，宋人家國興替的歷史感日益强烈，尤其是理學興起，促使學者從天理人欲、綱常倫理的角度評古論今，歷史成爲理學家議論的標的，《通鑒》學著作自然成爲學者資取的史料淵藪。宋人史論一體極爲發達，也成爲這一類論斷著作的大背景。張栻《通鑒篤論》即編輯司馬光按語而成，“或全篇，少至一二語，去取甚嚴”[56]。胡寅《讀史管見》則是鑒於《通鑒》之中“事雖備而立義少”，遂“用《春秋》經旨，尚論詳評”[57]。劉震孫稱此書是紹續胡安國《春秋傳》之志，“於君臣之義，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天理人欲之辨，辭嚴義密，莫不以經爲斷”[58]。但是，《讀史管見》成於胡寅謫居嶺南之時，只是憑藉記憶述事議論，四庫館臣批評他“多假借論端，自申己説，凡所論是非，往往枝蔓於本事之外”[59]。應該説，這部書從考史的角度也許乏善可陳，從史論的角度則頗有特色。黄日新《通鑒韻語》“舉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四年之事，而納之於四言之詩”[60]，以韻語隱括史實，抒發感慨。黄氏自言“以《通鑒節要》爲主，然後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概。爲温公纂是書以廣帝學，故其事備，其帙繁。退而思與天下後世韋布同之，故舉其綱，撮其要。”[61]雖然所謂司馬光《通鑒節要》是僞托之作，但并不妨礙黄氏借史事生發議論，楊萬里贊其簡要：“終一事爲四言，舉四言得一事。捲而懷之，《通鑒》在袖間；誦而記之，《通鑒》在舌端矣，此學者之利也。”[62]在某種程度上，《通鑒韻語》就是一部咏史詩集，讀者於二十或二十八字間可盡覽千年風雲變幻，頗得其便宜，在使《通鑒》簡約化、通俗化的過程中促進了它的傳播普及。王介《通鑒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63]，“成公”即吕祖謙，今存題名“東陽吕祖謙伯恭”《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鑒》一書，乃弋唐佐在吕祖謙《節要》的基礎上增入其他與《通鑒》相關的著述及諸儒論辯而成[64]，《節要》“詳而不繁，嚴而有要，標目、音注各有條理”[65]。“標題”、“標目”當是同指《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鑒》每卷天頭處的揭示性語句，如卷三七“莽權日盛”、“王莽滅天理”、“王莽踐祚”等，簡潔地揭示了王莽篡政的過程，讀者對該段史實一目了然，王介即在此基礎上加以評論闡發。方澄孫《通鑒表微》也是一部以議論見長的《通鑒》學著作。此書是作者閲讀袁樞《本末》之後所作，其議論一以朱熹“大經大法”爲主，如論 “温、裕廢篡，貽笑於胡”，“莽、堅僭竊，愧見其女”，“廖立哭亮，郤超譽元”，“慶忌救雲，萬福拜城”，“遮道借恂，袖瓦送實”，皆切事近理，劉克莊稱其書“它日必與三家之書（即范祖禹《唐鑒》、胡寅《讀史管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并行”[66]。王應麟《通鑒答問》一書的問答内容涉及司馬光《通鑒》、朱熹《綱目》，依照《通鑒》紀年順序編次，僅止於漢元帝時期，似非完書。四庫館臣稱：“其所評騭，惟漢高白帝子事以爲二家偶失刊削；孔臧元朔三年免太常一條，疑誤采《孔叢子》。其餘則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發明》；刻覈古人，似胡寅之《管見》。”[67]薛季宣《資治通鑒約説》、程揆《通鑒發揮》久佚，所論具體内容已不可考，但從“約説”、“發揮”等名目上看，也自當屬於論斷之書。結 語
綜上所述，南宋《通鑒》學著作繁盛，一開始就呈現出全面、多樣的特點，不僅是種類多，而且向通俗性、實用性方向發展。究其原因，首先在於《通鑒》行世後，唤醒了宋人的史學意識，激發了史學家續補、改纂其書的熱情；其次，“靖康之變”迫使具有憂患意識的朝野忠正之士在直面政治現實的同時，希圖從《通鑒》學著作的史料淵藪中找尋歷史經驗來化解民族危機，儒臣的經筵進讀，學者的几案切磋，宜有評騭、論斷之作。再次，理學的興起及理學家對經史參讀的提倡，深刻影響了科舉試策的内容，朝廷愈發看重學子分析前朝史事，汲取經驗的能力，從而促生了節要、類編《通鑒》的風氣。注釋：
[1] （元）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2] （宋）司馬光：《傳家集》卷一七《進資治通鑒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3頁。
[4] （宋）司馬光：《傳家集》卷一七《進資治通鑒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清）王鳴盛著，黄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第932頁。
[6] （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頁。
[7] 張煦侯：《通鑒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28頁。
[8] 淳熙元年（1174）李燾知瀘州進表，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九三《續資治通鑒長編舉要》叙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9] 《進續資治通鑒長編表》，（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0] 《進續資治通鑒長編表》，（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1]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續資治通鑒長編>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4頁。
[12]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6頁。
[13] （宋）熊克：《重刻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一《熊竹谷文集跋》，叢書集成初編本。
[14] （宋）王應麟：《玉海》卷四七，上海、南京：上海書店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2頁。按，熊克《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佚，四庫館臣嘗稱《永樂大典》中存其文十一卷，“首尾零落，已無端委”。（《四庫全書總目·<中興小紀>提要》，第423頁）關於此書的考述，參見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86頁。
[15] （元）柳貫撰，柳遵傑點校：《柳貫詩文集》卷二〇《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第410頁。
[16] （宋）金履祥：《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三《通鑒前編序》，叢書集成新編本。
[17] （宋）金履祥：《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三《通鑒前編後序》，叢書集成新編本。
[18] （宋）司馬光：《傳家集》卷一七《進資治通鑒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 （宋）胡寅：《斐然集》卷二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宋史》卷二〇三《藝文二》著録“胡安國《通鑒舉要補遺》一百二十卷”（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093頁），溢出之二十卷或爲目録、附録之類，其詳不可知。
[20] 參見（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題詞》，《世善堂藏書目録》卷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
[21] （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822頁。
[22]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二一《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叢書集成初編本。按，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九《應詔舉所知狀》又稱崔敦詩“嘗爲《資治通鑒要覽》七十卷，貫穿該洽，議論醇正”，溢出十卷，不知何故。
[23] （宋）胡榘、羅浚等纂修：《（寶慶）四明志》卷二“書版”載：“《通鑒要覽》五百五十板。”《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24] （宋）胡榘、羅浚等纂修：《（寶慶）四明志》卷一八，《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25] （宋）樓鑰：《攻媿集》卷九七《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禄大夫曾公神道碑》，叢書集成初編本。
[26] （宋）俞成：《螢雪叢説》卷一“文位元組要”條，叢書集成初編本。按，對托名司馬光的《通鑒節要》的辨僞，參見林嵩《南宋通鑒注考論》（《古代文明》2007年第1期，第77-81頁）。
[27] 《通鑒問疑》引述司馬光語。
[28] 江銘《通鑒節要序》，（明）梁夢龍：《史要編》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引。
[29] （明）陳霆：《兩山墨談》卷一二，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綫裝書局，2000年。
[30] 按，前句易破讀爲“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後句易破讀爲“傳處蜀青衣，西逢吕後，從長安來”。
[31] （宋）陳長方：《唯室集》卷二《節通鑒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2]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九《續通鑒長編要略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33] 參見鄧小南《“祖宗故事”與宋代的<寶訓><聖政>——從<貞觀政要>談起》，《唐研究》第十一卷。
[34] （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四〇，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06頁。
[35]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通鑒總類>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78頁。
[36] 參見《玉海》卷四五“景德新定韻略”條（第848頁）。按，此書原本已不存，現在只能借助佚名編《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一書窺其大概。
[37]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通鑒紀事本末>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37頁。
[38] （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尹起莘《發明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七《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40] （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八《本朝長編節要綱目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六九，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187頁。
[42] （宋）袁燮：《絜齋集》卷一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 張煦侯：《通鑒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頁。
[44] 張煦侯：《通鑒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7頁。
[45]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通鑒記纂序》，四部叢刊初編本。按，范祖禹《唐鑒》、袁樞《通鑒紀事本末》、胡寅《讀史管見》今皆存，可參見。
[46]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九《直秘閣林公（墓誌銘）》，四部叢刊初編本。
[47]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通鑒記纂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48]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資治通鑒釋文辨誤>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1頁。
[49] （清）王鳴盛著，黄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通鑒》胡氏音注”條，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第937頁。
[50] （清）王鳴盛著，黄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通鑒》胡氏音注”條，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第937頁。關於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蹈襲史炤《資治通鑒釋文》的問題，參見林嵩《南宋<通鑒>注考論》。
[51] （清）錢大昕撰，吕友仁點校：《潜研堂集》卷二八《跋通鑒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92頁。
[5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56頁。
[53]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06頁。
[54]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通鑒地理通釋>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1頁。
[55] （宋）司馬光：《傳家集》卷一七《進資治通鑒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6] （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卷四《通鑒篤論》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頁。
[57] （宋）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卷首胡大壯《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58] （宋）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卷末劉震孫《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59]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讀史管見>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757頁。
[60]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八一《通鑒韻語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291頁。
[61]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一八七《書二·黄日新》，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
[62]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九九《跋黄齊賢通鑒韻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792頁。
[63]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六《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四部叢刊初編本。
[64] （宋）吕祖謙：《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鑒》卷首元好問《序》，中華再造善本，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按，吕祖謙《宋通鑒節》、《吕氏家塾通鑒節要》二書已亡佚，弋唐佐所據“吕氏《節要》”爲哪一種已不可考。
[65] 參見《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鑒》卷首“平陽張宅晦明軒”題記。
[66]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跋）方蒙仲通鑒表微》，四部叢刊初編本。
[67]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通鑒答問>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754頁。按，館臣疑此書爲王應麟孫僞撰，然問答體與語録體相似，此書或者是王應麟弟子記載當時問答之語而成，如《朱子語類》，刊入《玉海》時又經王氏子孫編輯，故“與應麟所著他書殊不相類”。
【作者简介】
林日波，文学博士，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