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大寺正倉院所見漢文學與唐藝術
──以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為例
李宛蕙
一、前 言
文學、繪畫、雕刻以及建築等皆屬於藝術門類。[4] 美學在科學定義上研究吾人如何從美的角度評估事物以及事物如何影響吾人。[5] 古代藝術與宗教之間有重要的關係。藝術和審美中的宗教維度也是美學研究的重要問題。[6] 宗教和藝術都是古老的文化現象，有關它們的研究歷史源遠流長，但是宗教學和藝術學都是相對晚近才建立起來，兩者之間在許多方面存在平行關係，具有一些類似的特點並且也面臨一些類似的問題，其中一重要的問題是以一特定宗教，例如基督教，取代宗教學；或者以一門類藝術，例如美術，取代藝術學。[7] 但是宗教學和藝術學作為新興的、交叉性的、綜合性的人文學科，其研究須跳脫特定一種宗教或門類藝術。宗教學作為一門新學科的建立，正是在比較宗教學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比較研究是宗教學的基本方法，透過比較研究方法，對各種宗教現象進行客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此外，比較宗教學在誕生之初也與比較語言學有密切關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年－1900年）作為宗教學的早期重要倡導者，本身長期耕耘語言學、神話學、東方學領域，研究梵語文法和文學，翻譯校注多種東方古典文獻。繆勒在其《宗教學導論》引用比較語言學說法，指出只懂一種宗教則無法真正理解宗教。[8] 「只知其一，一無所知」是繆勒給宗教學最重要的啟發，而其求知態度使傳統宗教研究煥然一新。[9] 對藝術學而言，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的跨門類研究不可或缺，對探究文學與美術等的本質有重要意義。
佛教不僅在精神文化上，也在物質文化上形塑了東亞文化的風貌，促進了古代東亞文化交流與發展，在東亞留下許多寶貴文化遺產，深刻影響東亞文化的美學。佛教在東亞的傳播，不僅使東亞思想發生轉變，也影響了東亞古代工藝樣式與美術風格。在世界建築史上，古代重要建築與宗教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日本寺院建築反映日本宗教思想發展史，也成為古代文獻與文物傳承保存之所。東大寺法華堂以及正倉院等的建築樣式，在日本建築史上具重要性，為奈良時代建築樣式代表。日本所保存的漢文文獻與藝術文物，為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對於中國文學、思想與藝術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本論文以日本東大寺正倉院寶物和相關文獻為中心展開研究。
奈良時代在美術史上的劃分，始於法隆寺燒失之670年或天武天皇即位之673年，下迄平安遷都之794年。其中又以平城遷都之710年為界，分為奈良時代前期（白鳳時代）與奈良時代後期（天平時代）。
八世紀中期日本天平文化是以奈良時期的首都平城京為中心而發展繁榮，該時期的文化具有佛教文化、貴族文化的特色。「天平文化」之稱來自聖武天皇( 701年 (大寶元年)－756年（天平勝寶8年））[10] 年號「天平」（729年－749年）。聖武天皇統治的天平時期的文化深受佛教與中國唐朝漢文化影響，該時期的工藝品在裝飾樣式、設計風格上不僅反映了唐朝時期東亞的風格，還反映出東亞在絲綢之路影響下對於外來傳入的印度、西域、波斯以及東羅馬藝術元素的接受。位於奈良縣奈良市的東大寺是天平時代的代表，保存許多天平文化。
天平時代藝術深受佛教影響。其中的代表在繪畫方面有《繪因果經》，在雕塑方面有東大寺銅造盧舍那佛坐像等。東大寺建築本身即是東亞古代建築工藝之瑰寶。聖武天皇篤信佛教，造立東大寺大佛。東大寺大佛的造立，正象徵該時代佛教鎮護國家的思想。該時代工藝也在佛教思想與文化的影響下發展並取得重要成就。東大寺正倉院為薈集天平時代藝術精華之寶庫。天平文化以吸收豐富異國元素和表現佛教文化為主要特徵，而正倉院收藏來自唐朝的舶來品，也使今人得以一窺古代東亞興盛的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發展、傳播與交流。
奈良時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和佛教傳入的影響。飛鳥時代、奈良時代是佛教傳入日本並且對日本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時期，在此時期中國的佛教建築樣式和技術也傳入日本，對日本的建築樣式、工藝、風格和美學產生深刻影響。東大寺正倉院在日本古代建築樣式分類上屬於「校倉造」，為大型高床式倉庫。正倉院的建築技法是其得以成功保存大量珍貴文獻與文物的關鍵。該樣式多見於奈良時代至平安初期寺院與官廳的寶庫、倉庫，用於收藏寶貴物品和經藏等。正倉院收藏聖武天皇、光明皇后相關物品，保存天平時代許多美術工藝品。正倉院1997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寶，1998年作為「古都奈良的文化財」的一部分，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正倉院在江戶時代由東大寺管理，直至1875年（明治8年）方屬內務省管理。至1884年（明治17年）歸屬宮內省所管。現在正倉院寶庫和正倉院寶物由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管理。正倉院寶庫分為北倉、中倉、南倉。根據近代的整理調查，北倉主要收藏聖武天皇、光明皇后相關的物品。中倉藏有東大寺儀式相關物品、文書記錄以及造東大寺司相關物品等。南倉收藏佛具、東大寺大佛開眼會所使用的物品。[11]
正倉院為研究八世紀東亞美術之寶庫，所藏寶物中包含許多渡來品，反映當時東亞世界工藝品的交流情形。近年學術調查顯示正倉院所藏寶物雖以日本產製的物品為主，其中多數設計都具有受到異國文化影響的特色。[12] 值得注目的是寶物中不少工藝品的意匠、紋樣在源頭上可追溯至波斯、西亞。古典時代晚期（英語：Late Antiquity，德語：Spätantike，法語: Antiquité tardive）薩珊王朝（波斯語：ساسانیان，英語：Sasanian Empire）是波斯在世界文化史上最具關鍵性的歷史時期之一，在羅馬文化中也反映其顯著的影響。其文化影響力西至西歐、非洲，東至古中國及印度，在歐亞藝術史上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對於東、西方藝術史研究皆具重要性。正倉院寶物見證了波斯文化在絲綢之路上傳播的歷史。[13]
正倉院寶物中包含自西亞輸入的瑠璃碗、瑠璃坏。在製作寶物所採用的素材方面，可見阿富汗等地的特產青金石。青金石在日本文化中稱為「瑠璃」。瑠璃在佛教文化中具重要性，諸如《無量壽經》、《法華經》等佛典中皆可見關於瑠璃的記述，為佛教七寶之一。正倉院寶物包含來自唐、西域、波斯的輸入品，具體顯示出奈良時代日本位於絲綢之路東方終端，其工藝吸收大量中國及絲綢之路上多種異國文化元素的風格特徵。
正倉院所藏工藝品除瑠璃製品外還有各種金屬製品、木製品和陶器等，展現該時代金工、漆工、木工技術水平。寶物也包含書畫、樂器、染織品、三彩陶器以及刀劍等，種類豐富多元，具體反映當時東亞工藝文化成就，集日本古代藝術之大成。其中所藏樂器在日本古代音樂史上具有代表性，為日本古代音律研究、樂器比較研究的重要材料。[14]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古代美術史上早期美術的興盛並不是美術領域獨自發展的結果，而是與中國漢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在東亞的傳播和接受有密切關係。漢文化以及佛教在日本文化中紮根，深入日本思想以及藝術文化深層。東大寺大佛等佛教藝術代表傑作洋溢佛教文化興盛下盛唐時期的藝術風采。東大寺、唐招提寺等佛寺的建立與當時日本政權對佛教的信仰與保護密切相關。當時日本以國家之力推動寺院的建造、佛像的造立以及經典抄寫等，因此佛教的興盛也反映出宗教與政治之間強烈的互相影響，而工藝文化也在其中獲得了發展機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建築與藝術品等具深刻的時代文化意涵，其重要意義不只是美學上的，也是思想上的進展與突破。因此，研究這些珍貴的物質遺產，也需要研究其所蘊含的精神文化。
中國古典漢文典籍在東亞諸國廣泛流傳，對東亞諸國古典文章語言影響深遠。古代東亞諸國文學與藝術的發展，受到中國漢文學和佛教文化深刻的影響。東亞古代文學與多種藝術的發展之間也互相關聯、彼此影響。漢文學素養與佛教信仰深受古代日本貴族重視，顯示古代東亞文化交流盛行下中國文化傳播之廣與影響之深。奈良時代的文學名集如《萬葉集》、《懐風藻》即是在漢字與漢文學影響下成集，對於研究中國文字與文學在東亞的傳播及其流變有重要價值。《萬葉集》成集在奈良時代末期，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和歌集。值得注意的是《萬葉集》中的和歌皆以漢字書記，「萬葉假名」的使用使之成為研究日本語言、文學及漢字表記史之重要文獻。
《懐風藻》是現存最古老的日本漢詩集，根據序文完成於天平勝寶3年11月（751年－752年）。《懐風藻》中可見中國南朝梁昭明太子文學選集《文選》的影響。日本的漢文文體受到中國傳入《文選》等典籍的影響，也發展出日本風格的四六文體。四六駢儷文體利於營造華麗之美，也適合用於表現典雅、隆重、莊嚴之美。因而其運用不限於表現文學性的內容，也用於表達思想性的、宗教性的內容。漢文學作為古代東亞貴族及知識階層的共通修養，漢詩的重要性也反映在古代東亞諸國交流史中。例如日本奈良時代貴族長屋王（684年－729年）擅長漢詩，《懐風藻》共計收錄長屋王漢詩三首，其中包括養老3年（719年）長屋王於其邸舉宴接待新羅使者時所作漢詩。
長屋王崇敬佛法，雅好文藝。奈良時代典籍《唐大和上東征傳》為淡海三船（元開）於寶龜10年（779年）所著，內容記錄唐代名僧鑑真（688年－763年）東渡日本及傳播佛法事跡，對於唐代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具重要史料價值。其文體形式採漢語文言，亦具文學價值。該書記載長屋王造千袈裟，寄唐朝衆僧，袈裟緣上繡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15] 傳說鑑真受此舉感動而決定赴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二句以凝鍊詞句構成出色的相互對比效果，突顯出文學張力，成功運用對仗修辭作為有力的思想表達方法，並且呈現含蓄典雅的風格。排偶的修辭不限定於特定文體，而是在詩、文、賦體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並且在東亞古代交流史上留下重要痕跡，顯示東亞古代文章創作存在共通的風氣與美感追求。這樣的駢偶美深入東亞知識階層思想，成為其創作中共有的美學，不僅用於文學描寫，也廣泛應用於各類文體中。
正倉院代表性的寶物類型多樣，具藝術品的價值，也包含文獻史研究的珍貴材料，因此其研究之進行，必須以古代東亞包括中國、日本等國的文化史為基礎，並且結合藝術研究、思想研究、文學以及文獻研究的方法，方能清晰而全面地顯示寶物所蘊含的多層次的重要意義。正倉院所保存的古代文化遺產類型豐富多元，不僅是東亞藝術研究的寶庫，對於東亞醫藥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性。天平勝寶8年（756年）光明皇太后於聖武太上天皇七七忌將天皇遺品以及六十種藥物獻納東大寺盧舍那佛，收藏於正倉院。數次獻納的獻納品作成目錄《東大寺獻物帳》五卷，分別為《國家珍寶帳》、《種種藥帳》、《屛風花氈等帳》、《大小王真跡帳》、《藤原公真跡屛風帳》，由正倉院保管。
正倉院所藏文獻為研究奈良時代日本的貴重史料。天平勝寶8年（756年）6月21日光明皇后將聖武天皇六百數十件遺品獻納東大寺大佛時所作目錄《國家珍寶帳》（北倉158）（見圖1）帳首有〈願文〉，為紀錄正倉院寶物來歷的貴重文獻。[16] 「國家珍寶帳」之稱即是源自〈願文〉起首「奉為 太上天皇捨國家珍寶等入東大寺願文」（見圖3）。該帳為卷軸形制，軸長29.3 cm，以18張白麻紙黏接而成，縱長25.9 cm，全長1474 cm，墨書上捺滿天皇御璽（見圖1至圖3）。[17] 〈國家珍寶帳願文〉為奈良時代之名文。《國家珍寶帳》在文學史、目錄學、文獻學上具重要性。其書風受歐陽詢影響，在書法史上亦為名跡。[18] 〈國家珍寶帳願文〉中提及「鑒真和上凌滄海而遙來」（見圖3），反映鑑真和尚渡海赴日為深受日本朝廷重視之大事。
赤漆文欟木御廚子（北倉2）（見圖4）為正倉院北倉所收藏的代表性寶物，高100cm，寬83.7 cm，深40.6 cm，歷史悠久，樣式可追溯至飛鳥時代天武天皇(?－686年)以前的古樣。[19] 御廚子經聖武天皇前歷代天皇傳承，後由孝謙天皇獻納東大寺。根據《國家珍寶帳》，御廚子用於收納天皇身邊貴重寶物，包括笏、刀子、元正天皇筆《孝經》、聖武天皇筆《雜集》、光明皇后筆《杜家立成》、光明皇后筆《樂毅論》以及王羲之書法二十卷等。其中元正天皇筆《孝經》已佚，現存聖武天皇筆《雜集》、光明皇后筆《杜家立成》、光明皇后筆《樂毅論》等。正倉院現存用於收納《雜集》、《杜家立成》、《樂毅論》的御書箱（北倉3）（見圖5），長36.5 cm，寬33.5 cm，高8.1 cm，亦為《國家珍寶帳》所記載之獻納寶物。歷經六代天皇傳承，赤漆文欟木御廚子及其中收納物地位特殊，價值尤高。其中所藏文獻富文獻學價值且為書法傑作，兼具文學史、文獻史以及書法史上多重的重要意義。
聖武天皇在位期間積極採納唐代文物制度，並且信仰佛教，建立東大寺，出現天平文化盛景。天平勝寶6年（754年）2月鑑真抵達平城京，備受聖武上皇、孝謙天皇禮遇。同年4月鑑真在東大寺大佛殿築戒壇，授上皇乃至僧尼四百名菩薩戒，為日本登壇授戒之嚆矢。天平文化的興盛，背景是透過遣唐使、留學生、僧侶等輸入的盛唐與武周文化獲得日本皇族、貴族積極的採納，使之成為日本文化發展的基礎。歷經長時期派遣使節和大批隨行人員到中國，日本得以全面而深入地學習唐朝文化。佛教文化經由絲綢之路通過中亞到達唐朝中國，中國風格的文化與文物又透過遣唐使等再向東進入日本，因此奈良時代文化具有超越國境的多重特徵，而這也是唐朝盛世產生巨大影響之下東亞文化所發展出的風格。
正倉院寶物具體展現大唐時期東亞藝術成就。例如縹地大唐花文錦琵琶袋，為盛唐時期緯錦顏色與紋樣的代表。正倉院藏品中可見具有融合西域與中國意匠的紋樣特徵，顯示中國透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的交流，又促使東亞文化吸納了遠方異域元素。以葡萄唐草為例，約在後漢末至六朝透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使用於染織品、金工、漆藝等，日本約在飛鳥、奈良時代傳入並流行，見於法隆寺、藥師寺、東大寺等。正倉院所藏文獻與文物反映唐朝文化影響下日本審美思想與工藝技術的發展以及當時的時代風格，體現東亞古代文化風采，是研究東亞古典美學的珍貴寶庫。
（一）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與八角高麗錦箱
古代日本派遣使者和留學生，主要目標之一是學習唐朝典章制度，因而漢文典籍、律令制度等屬於最重要的學習內容。這樣的學習也促成東亞地區形成具有漢字、儒學、佛教以及律令制度等相通文化要素的東亞文化圈。
唐朝興盛的文學與藝術發展，對於當時赴唐學習者也充滿文化吸引力。如此一來，赴唐者在文藝審美思想上又是呈現何種風貌而具有什麼樣的重要特徵？正倉院寶物具體顯示了日本與唐朝之間密切文化交流下的藝術成就與風格，可為此一問題的思考與探究提供重要線索。
正倉院所收藏的寶飾鏡在設計上反映東亞古代思想與美學，極富研究價值。南倉寶物中有由唐舶來的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南倉70）（見圖11），自奈良時代流傳下來。該鏡為青銅鑄造，徑40.7cm，緣厚1.2 cm，重7483g，裝飾巧緻，展現高度的鍍金貼銀工藝，並且是結合圖畫與漢詩的代表珍品。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附有鏡箱，即八角高麗錦箱(南倉70)（見圖6、圖9、圖10）。[20] 收納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的八角高麗錦箱以檜木製成，呈八稜形，箱長徑45.0 cm，高3.7 cm。箱底有木瓜形孔設計，便利藏取。箱面貼錦，展現高度染織工藝技術。箱上的大唐花文巧妙地配合該箱設計而置於八稜形中，中央以赤、黃、綠、縹、紫等色彩絲織成八瓣蓮花圖樣，周圍環繞忍冬唐草，形成華麗的複合大花文。[21]
八角高麗錦箱與琵琶袋的大花文錦皆數正倉院花文錦工藝品之代表。其唐花文錦樣式比之於正倉院所藏幡等染織工藝品亦見類例，具紋樣比較研究價值。佛具幡文錦例如幡腳端飾第129號櫃第134號G（南倉185）（見圖7），為聖武天皇一周忌齋會用於莊嚴佛殿的羅幡幡腳端飾，上可見大型赤地唐花文錦文樣。赤地花文錦(古屏風裝古裂第60號-6)(南倉179) (見圖8)為錦製幡頭殘片，亦數唐花文錦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對於東亞藝術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染織工藝亦多見應用於佛具。染織等工藝美術技巧的進展相當多反映在佛教關聯器物，而佛教藝術品也具體顯示了古代東亞在受到佛教影響後結合傳統與外來文化所發展出的審美風格。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作於唐朝中國，又舶來奈良時代日本，保存於東大寺正倉院而留傳至今。該鏡收藏於正倉院，最初為獻納東大寺之物品。以時代背景考慮，該鏡最初應由遣唐使一行大規模船團運載而傳入日本。鏡背詩反映其作者具漢文學素養且久居異國。再者，該鏡工藝技巧高超而裝飾精美，可見製作背景具相當身分與財力。由以上數點可知該鏡原先屬於曾經遠赴唐朝、地位較高且與東大寺淵源頗深者。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上所刻之八卦文，與鏡背詩有密切關聯，也顯示創作者具陰陽易學知識素養。鏡背詩中所映顯出的作者形象，與日本史上吉備真備（695年－775年）的事蹟互相比對參照，可見有所呼應。鏡背詩之作者或即為奈良時代入唐留學之吉備真備。[22]
奈良時代吉備真備以博學聞名。《續日本紀》記載其「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眾藝。」[23] 吉備真備對唐朝典籍、文物造詣精深，並且本身財力富厚。據史料記載，吉備真備攜歸甚多唐朝典籍與器物。在其獻上朝廷的典籍與器物當中，典籍包括經書、天文、音樂諸類，器物也包含許多天文、曆法相關器具以及樂器等，顯示其精通漢文經籍以及天文、曆法、音律之學。[24] 此外，吉備真備入唐故事也反映《文選》作為文學素養的象徵影響深遠。平安後期大江匡房（1041年—1111年）為儒學者、歌人，精通詩賦。藤原実兼（1085年—1112年）筆錄其談話之說話集《江談抄》卷三《雜事》收錄〈吉備入唐間事〉。[25] 作於12世紀末的《吉備大臣入唐繪卷》為代表平安末葉院政期文化之繪卷名作，最初與《伴大納言繪卷》等繪卷為蓮華王院所藏寶藏。[26] 繪卷內容與《江談抄》所記一致。在《吉備大臣入唐繪卷》中《文選》被描述為唐土極為難懂之文（見圖18），而吉備則以精熟《文選》證明其才學（見圖19、圖20）。[27]
吉備真備的經歷也與東大寺有所關聯。東大寺的建造是奈良時代的重要盛事。造東大寺司於天平20年（748年）設置，負責東大寺的建造、東大寺相關物品的製作以及寫經事業等。吉備真備在其晚年曾任造東大寺長官。由此推斷，吉備真備可能將其自唐朝攜回的貴重物品獻入東大寺。
（二）東亞文學史中的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與天保4年原在明之繪寫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對於東亞藝術思想和東亞文學史的研究皆極富價值。其鏡背外側刻有八卦文及八句共四十字的五言詩，為該時期重要的金石文獻︰
天保4年（1833年）正倉院寶物開封，和田包矩所寫寶物目錄《天保四年御開封正倉院御寶錄》現藏宮內廳書陵部。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鷹司本中有江戶後期著名繪師原在明（1778年－1844年）於天保4年10月18日正倉院寶物開封時所繪製的正倉院寶物紀錄圖《正倉院寶物寫》。
日本以古來傳承之朝廷行事、儀式先例為基礎，考證研究朝廷禮法、裝束傳統及歷史、文學等的學問，稱為「有職故實」。其形成亦受儒學明經道、紀傳道影響。例如大江氏自古以紀傳道為家學。平安時代後期大江匡房精通儒學、有職故實，[28] 其說話集《江談抄》所錄內容涵蓋朝儀公事、漢詩文以及音樂等。依據《雲上明覧》記載，鷹司家家格為攝家。[29] 鷹司家家系為藤氏本流，家業為有職故實。古代家業在家族中代代傳承而留存大量歷代相關文獻。今宮內廳書陵部所藏鷹司家舊藏本多與有職故實、宮廷儀典文獻及文物關聯，成為今人研究古史、古禮以及古文物的重要資料。[30]
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所藏天保4年原在明《正倉院寶物寫》寫本盒內共含卷軸形式的《天》、《地》、《人》三卷以及一枚寫形式的補寫四枚一包（見圖16）。所附補寫中有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的繪寫（見圖17）。寫本可見方形單邊陽刻篆書體「宮內省圖書印」朱印。原在明為精於畫技的繪師，並且曾親自見證寶物開封，其所繪圖錄中包含該鏡清晰細緻的繪寫，對於該鏡之研究，特別是草木、鳥獸、唐草紋樣以及文字的辨識等具有參考價值。
「初成照膽鏡」句中「膽」字，一作「瞻」，[31] 原在明寫本作「曕」。原鏡鏡背上所刻作「曕」。惟「曕」之字義，南朝顧野王（519年－581年）《玉篇》曰：「曕，以瞻切，曬也。」[32] 「照膽鏡」則為古來典故。《西京雜記》記載秦咸陽宮藏有一寶鏡，能照見人之心膽，用以鑑別人心邪正。[33] 後因以「照膽」爲典，以「照膽鏡」喻指明鏡，極言鏡之清明，毫釐可鑑，甚至能照察內心。考之《全唐詩》，未見「照瞻」或「照曕」，而數見「照膽」，用以形容鏡或水、冰等反照清明。例如李白〈宴陶家亭子〉：「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綠水藏春日，青軒祕晚霞。若聞弦管妙，金谷不能誇。」[34] 盧綸〈清如玉壺冰〉：「既有虛心鑒，還如照膽清。瑤池慚洞澈，金鏡讓澄明。」[35] 薛逢〈老去也〉：「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見我髭未生。」[36] 推察全詩脈絡與意境，「照膽鏡」正與末句之「鑒情親」遙相呼應，以照膽之明鏡，昭鑒彼此之深情。「情親」亦多見於唐詩中寫相思之詩，例如李白〈酬裴侍御留岫師彈琴見寄〉：「君同鮑明遠，邀彼休上人。鼓琴亂白雪，秋變江上春。瑤草綠未衰，攀翻寄情親。相思兩不見，流淚空盈巾。」[37] 杜甫〈夢李白〉二首其二：「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38]
尤須指出鏡背上所刻詩具有五言律詩之特徵。律詩頷聯（三、四句）、頸聯（五、六句）須對仗工整。對仗講求句式結構相當、字數相等、詞性對應、平仄相對。「初成照膽鏡，遙憶畫眉人」二句，前後句法相同，詞性一致，「照膽鏡」正與「畫眉人」對應。以平仄考慮，「成」為平、「膽」為仄，正與「憶」為仄、「眉」為平相對。若為「瞻」字則與「眉」同為平。因此由聲律亦可推斷當為「膽」。第五、六句「舞鳳歸林近，盤龍渡海新」在詞性、平仄上也符合對仗規則。
原在明之辨寫亦見闕疑。「舞鳳歸林近」一句，只寫「近」字，前四字皆從缺。沈從文《唐宋銅鏡》所錄佚名〈唐八棱貼銀鍍金海上仙真八卦花鳥鏡銘〉：「舞鳳歸林近，盤龍渡海新。緘封待還歸，披拂鑒情親。只影若為客，孤鳴複幾春。初成照瞻鏡，遙憶畫眉人。」[39] 可與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詩參校。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上的詩、卦與花鳥紋樣交錯相間（見圖13、圖14），若無法清晰鑑別，可能造成誤認。「日」字如與鄰近的花草紋飾連看，或易認作「归」。「嗟」字或易認作字形近似之「若」。
唐代鏡銘反映唐詩美學影響，唐詩也多見詠鏡之作。例如張說〈詠鏡〉：「寶鏡如明月，出自秦宮樣。隱起雙蟠龍，銜珠儼相向。常恐君不察，匣中委清量。積翳掩菱花，虛心蔽塵狀。倘蒙羅袖拂，光生玉臺上。」[40] 張說〈奉和聖製賜王公千秋鏡應制〉：「寶鏡頒神節，凝規寫聖情。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為名。月向天邊下，花從日裏生。不承懸象意，誰辨照心明。」[41] 唐詩寫鏡也多提及匣。例如白居易〈感鏡〉：「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經年不開匣，紅埃覆青銅。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照罷重惆悵，背有雙盤龍。」[42] 由唐詩描寫可見銅鏡多以「盤龍」為飾，例如王昌齡〈朝來曲〉：「月昃鳴珂動，花連繡戶春。盤龍玉臺鏡，唯待畫眉人。」[43] 孟浩然〈同張明俯清鏡歎〉：「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歎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44] 唐詩詠鏡亦多關聯離別相思之情。
唐代詩歌藝術榮盛，存在共通的題材與修辭表現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之前南北朝詩人已有詠鏡詩。南朝徐陵《玉臺新詠》收錄南朝詩人詠鏡詩，例如《玉臺新詠》卷十收錄梁簡文帝蕭綱〈愁閨照鏡〉：「別來顦顇久，他人怪容色。只有匣中鏡，還持自相識。」[45] 寫鏡而表現閨愁。唐代詩人在前代文學與文藝理論成就的基礎上，精鍊技巧而提升藝術高度。詩人間的相互借鑑對詩歌創作也起著相互激發的作用，促進了詩歌的發展。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對於東亞文學史、美學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透過縱觀東亞文學傳統源遠流長的脈絡，其文藝美學上的深刻意義益發顯明。
（三）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畫、詩、卦交融相稱之美學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圖畫表現內容相當豐富，技法精緻，包括海、雲、四方山岳及種類繁多的草木、鳥獸，包括龍、鳳、鶴、鹿、鴛鴦、孔雀等，加以唐草紋飾，樣式精美，其間可見刻劃彈琴、吹笙的人物形象，並且以中央鈕表現蓬萊山在海中的意象（見圖12、圖15）。在構圖意匠上，反映出中國古代宇宙觀，並且其所描繪的山水、草木、鳥獸與人物具有仙境色彩。畫面精心營構，成功運用中國傳統仙境元素，透過組合搭配，使所有元素相互關聯、襯托而散發出濃郁的仙境氣氛，意境卓特。該作品反映出中國古代神仙思想對於藝術創作表現與美學影響深遠。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在藝術之美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所結合的哲學與文學之美。該鏡設計匠心獨具，畫、詩、卦結合配置，花鳥紋樣交織於詩句和卦文之間，靈活生動，整體調和，構成統一的藝術表現，意象上互相映照發明，富含巧思而更添意趣。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詩句與卦象之間多見照應。[46] 例如鏡背上半部所刻五言詩前半，對應西南方的坤卦後為第一句「隻影嗟為客」。影之隨形、客之隨主，如坤之順天。[47] 對應西方的兌卦後為第二句「孤鳴復幾春」。地理上中國在西，日本在東，而兌卦的卦象「澤」為積聚之水，正合於久滯西方唐土的詩人處境。鏡背畫中，西方兌卦之下有彈琴人，與東方震卦之下的吹笙者遙相對應。畫中的笙正指向☳震。畫面上各在東、西方的奏樂者遙相呼應，也呼應著該時代日本與唐在禮樂文化上的彼此相通。對應西北方的乾卦後為第三句「初成照膽鏡」。「照」與乾卦的卦象「天」相應。對應北方的坎卦後為第四句「遙憶畫眉人」。坎卦的卦象為「水」。水流動不止，有如對遙遠故鄉的思念源源不絕而綿延無盡。鏡背下半部所刻五言詩後半，對應東北方的艮卦後為第五句「舞鳳歸林近」，與艮卦的卦象「山」以及山水圖所表現的山林舞鳳形象相稱。對應東方的震卦後為第六句「盤龍渡海新」。《易‧說卦》：「震為雷，為龍。」[48] 震卦呼應詩句中的「龍」。對應東南方的巽卦後為第七句「緘封待還日」。巽「為風」、「為進退」，[49] 風之來去也呼應詩句中還歸之意。對應南方的離卦後為第八句「披拂鑒情親」。「離」有附麗、附著之義。《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50] 容光映於鏡，猶如日月麗乎天。《易‧說卦》：「離為火、為日。」[51] 與鏡之明鑒相應。詩、畫意象與卦象結合在一鏡之中，彼此映帶，相互顯發。
必須指出的是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鏡背詩中仙界物象的運用與詩人現實世界情感的抒發有重要關係。中國古代神仙思想影響深遠，在不同形式的藝術表現中皆可尋蹤影，反映在文學修辭與美術設計中。鏡背詩的詩歌藝術結合了神仙景物，以表現文學意境與美感。作者在詩中抒發了個人情感，神仙世界的物事如龍、鳳等被用於托喻現實世界的物事。由「舞鳳歸林」、「盤龍渡海」可見作者鄉土與其身處的異國之間相隔遙遠，而遠渡異國的作者期待著還歸之日，想像重逢之喜悅。鏡背上詩與畫所表現的仙境中的山海景物也隱喻現實地理上日本與中國之間相隔遠海，各在東西。詩人在鏡背詩中表達客居異國思鄉、思人的心境，並希望有朝一日能攜鏡還鄉與所思之人再度相會。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在一鏡之中清楚地顯示出文學修辭與藝術修飾之間技巧的類通性，在表現效果上構成均整之美以及對照之趣。鏡背五言律詩的對仗修辭結構相同、詞性相應、平仄相對。鏡背山水圖中亦可見畫面精心營構，以鈕為中心，使同類物象兩相對應，追求對稱、和諧、均衡之美感，其雕龍畫鳳也正詩句詞藻中的內容與修辭相互呼應。詩中對仗與畫中對稱相應，旨趣合致而美感相通。
在唐朝之前，六朝的文藝理論已經注意到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有所相通，文學、雕刻、繪畫等雖是不同的藝術形式，其表現技巧與美學卻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文學與其他藝術之間在審美思想上也互為借鑑，對於東亞文學、藝術創作及古典文藝美學起了重要作用。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論文章體制、文學源流等，隋唐以來歷為詞章家所宗，對於古代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與美學思想影響深遠。《文心雕龍‧序志》：「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52] 詩文修飾麗藻，猶如雕鏤龍紋，故以之為喻。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修辭學在發展史上有密切關聯。六朝駢偶修辭技法得到重視和發展也反映在《文心雕龍》等文學理論著作中。六朝至唐駢文興盛。士族對於駢偶修辭的崇尚、文學觀念的成熟以及文學批評的發展等，對於駢文、律詩的創作起了重要作用。初唐駢文代表作有王勃〈滕王閣序〉等。南北朝文學作品注重對偶和平仄，對律詩的發展影響深遠。進入唐代後，對於對偶之法進行歸納、總結。初唐四傑多作律詩，對律詩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對偶之美的追求見於駢文、律詩中，也影響日本文學的漢詩、和歌、俳句等。漢詩文集如《和漢朗詠集》中多對句。在漢詩文之外，對句亦見於《萬葉集》等。[53] 中國文學重視駢偶修辭技巧也影響了日本文學技法的發展。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是正倉院所藏唐詩相關文獻當中相當特殊的存在，兼具極高的藝術與文學審美價值，詩意與畫境交織相融。透過精湛的工藝，圖樣之美與詩文之美在一鏡之中相互輝映。該鏡所包含的山水圖、八卦文、五言詩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思想與古典美學在東亞文化中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東亞共通的神仙思想及美學理念成為具有漢文素養的作者營構鏡中詩境與畫境相通美感的重要基礎元素。神仙思想影響藝術表現技巧深遠，因而抒情詩作者個人真實世界的濃厚情感透過神仙世界的充滿美感的形式表現與傳達。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將傳統文化中的神仙元素賦予藝術家的創意與巧思，使其轉化為有效傳達詩人情志的表情達意工具，突顯出該鏡鏡背畫與詩的藝術成就與文學價值。鏡背山水圖、八卦文與五言詩的搭配調和，不只是裝飾美學上的，也是蘊含意義上的。在匠心設計安排下，不同藝術形式之間成功達到互相呼應、補充而傳達相同旨趣的效果，凝聚為一整體而完成富含表現力的藝術傑作。
五、結 語
古代東亞興盛的文化交流為東亞諸國的文化發展注入了動力。日本奈良時代透過遣唐使、留學生和僧侶等對於唐朝文化全面而深入地學習。其中優秀的學者博學多藝，兼具經學、文學、天文、音律等多領域的素養。這促使奈良時代日本佛教文化興盛、藝術取得重要發展的同時也深化對中國儒家經典、禮樂制度以及漢文學的接受，反映在東大寺正倉院所保存的文物中。
中國唐朝在漢文化之外還融合來自四方的多種多樣的文化元素，因而日本等東亞國家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時，也透過唐朝汲取了來自更為遙遠的西域、印度以及絲綢之路上的多種文明元素。唐朝具豐富層次的文化在東亞文化發展史乃至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貢獻至鉅而意義重大。唐朝的文學、藝術、佛教以及醫藥等多領域知識和文化的傳播，使東亞文化風貌隨之轉變而影響深遠。
中國典籍與文物承載知識與工藝技術，為日本文化發展注入動力。唐朝多彩的文化元素，隨著漢文典籍與藝術文物傳入日本，豐富了奈良時代的日本文化。遣唐使者、學者與僧侶等在東亞交流史上為文化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將中國的各類文獻、文物與文化帶入日本。天平文化盛景的開展，不唯在日本文化史上，更是在唐朝文化興盛的整體東亞文化圖景中。
一個時代的藝術與美學顯示該時代的精神氣質與人文風貌。理解一個時代的哲學與宗教思想發展，方能描繪出該時代的精神樣貌，並深入解析其中所蘊含的該時代的審美理念。文學以及各種藝術的發展與同時期的哲學、宗教思想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古代東亞因中國文化傳播而形成人文底蘊相通的文學與藝術特色，其中奈良時代日本即顯現出唐風盛行下的文化氣象。
研究古代東亞思想、文學、藝術與美學，不可忽視該時代的中國文化。唐朝的佛教、儒家與道教文化轉變了日本奈良時代的制度與思想，也促進日本文學和藝術發展，形塑其時代審美理念。東亞諸國藝術品的珍貴遺產，是研究東亞美學思想史的寶貴材料。中國古代文學與藝術深刻影響了東亞諸國的古典文學與藝術美學，其發展也與中國古代哲學及宗教思想間有密切關係。唐代美學理念滲透在同時期東亞文學與藝術中，共同呈現出盛世風格，其深層是相通之文化精神。
注釋：
圖1《國家珍寶帳》。
圖2《國家珍寶帳》外題《東大寺獻物帳》，上捺天皇御璽。
圖3 《國家珍寶帳》第一紙。
圖4 赤漆文欟木御廚子。閉扉全貌。
圖5 御書箱。
圖6 八角高麗錦箱。開蓋全貌。
圖7 幡腳端飾第129號櫃第134號G A面。
圖8 赤地花文錦。部分。
圖9 八角高麗錦箱。蓋。
圖10 八角高麗錦箱。底。
圖11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背面全貌。
圖12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背面部分。
圖13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背面乾卦附近部分。
圖14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背面巽卦附近部分。
圖15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背面細緻刻畫吹奏樂器人物形象。
圖16 天保4年原在明《正倉院寶物寫》盒內《天》、《地》、《人》三卷并附補寫四枚一包。
圖17 天保4年原在明《正倉院寶物寫》所繪寫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
圖18 《吉備大臣入唐絵巻》第三卷第三段「そのあしたに」至「きかせむとおもふなり。それ…」部分。中可見「きはめてよみにくきふみなり。文選といふなり。」
圖19 《吉備大臣入唐絵巻》第三卷第四段「きひ、これをえて、もむせん（文選）の上ちゝ十巻かはし々を三四枚つゝかきて、ろうのうちにやりちらしつ。そのゝち一両日をへて、もんせむ（文選）三十巻をくして」部分。
圖20 《吉備大臣入唐絵巻》第三卷第四段「日本國にもむせん（文選）といひて、人のみなくちつけたるふみなりといふ…もんせむ（文選）をはかりとり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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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錄文物：
1. 圖1 至 圖3 《国家珍宝帳》，正倉院宝物，北倉158，本紙縦25.9 cm，全長1474 cm，軸長29.3 cm。
2. 圖4 赤漆文欟木御厨子，正倉院宝物，北倉2，総高100.0 cm，幅83.7 cm，奥行40.6 cm。
3. 圖5 御書箱，正倉院宝物，北倉3，縦36.5 cm，横33.5 cm，高8.1 cm。
4. 圖6、圖9、圖10 八角高麗錦箱，正倉院宝物，南倉70，長径45.0 cm，高3.7 cm。
5. 圖7 幡脚端飾第129号櫃第134号G，正倉院宝物，南倉185。
6. 圖8 赤地花文錦（古屏風装古裂第60号-6），正倉院宝物，南倉179。
7. 圖11 至 圖15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八角鏡 金銀山水八卦背 第１号），正倉院宝物，南倉70，径40.7 cm，縁厚1.2 cm，重7483 g，青銅（銅68%・錫23%・鉛6%）鋳造，銀貼（部分的に鍍金），白絁帯。
8. 圖16、圖17 《正倉院宝物写》，原在明写，天保4年（1833年），宮内庁書陵部図書寮文庫所蔵，函号：C8・3，鷹司本。
9. 圖18 至 圖20 Minister Kibi's Adventures in China (Kibi daijin nittô emaki吉備大臣入唐絵巻), scroll 3, Heian period, 12th century, handscroll, ink, color, and gold on paper, rosewood endknobs (Dalbergia oliveri), 32 x 722.3 cm (Image), 36.5 x 854.1 cm (Overall),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of Tang Dynasty in Shōsō-in, Tōdai-ji, Japan:A Case Study of the Gold and Silver Plated Eight-lobed Bronze Mirror Decorated on the Back with Landscape and Eight Trigrams
Li Wan-Hui
Acknowledgments: I should like to extend my thanks to the Office of the Shosoin Treasure House and the Archives and Mausolea Department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that made this study possible.
Abstract
The history and the arts preserved in the Shōsō-in, Tōdai-ji, Japan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ang Dynasty cultur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Classical Chines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The Tang dynasty style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arts preserved in the Shōsō-in. Buddhist culture flourished during the Nara period in Japa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 Buddhist temples became importan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s and arts. The documents and arts preserved in the Shōsō-in are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culture and art in East Asia. The Gold and Silver Plated Eight-lobed Bronze Mirror Decorated on the Back with Landscape and Eight Trigrams, contained in the Eight-lobed Box Covered with Koma-nishiki, shows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The ingenious design of the mirror combines landscape with the Eight Trigrams and a five-character eight-line regulated verse, increasing beauty of each by mutual reflection. The mirror reflects the aesthe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thoughts on art shared by the Tang Dynasty in China and the Nara period in Japan. Among the Takatsukasa manuscript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nd Mausolea Department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the Manuscript of The Shosoin Treasures (1833) by Hara Zaimei includes a clear depiction of the mirror.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ross-cultur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East Asian art,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hrough the treasures and documents preserved in the Shōsō-in, Tōdai-ji, Japan.
Keywords: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ōdai-ji, Shōsō-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Tang poetry, Tang dynasty art, Gold and Silver Plated Eight-lobed Bronze Mirror Decorated on the Back with Landscape and Eight Trigrams, Eight-lobed Box Covered with Koma-nishiki, Kokka Chinpō Chō, Takatsukasa manuscript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nd Mausolea Department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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