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清华学报》2022年第5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蔡丹君老师授权发布！
《陶渊明集》文献与易代诗学传统
之关系
蔡丹君
每逢易代之时，以悲怆故国之逝、抒发去国之痛、表达身在新朝之身份抉择等主题的诗歌创作，就会有所涌现。借助集体的“历史感”的催化，一些前代的经典作品遂得到了易代之义层面上的解读和尊奉，甚至被归纳出特定的诗学意见或者理论并加以再实践，从而构成了诗学前后相承的历史链条。六朝旧集《陶渊明集》即是这类经典之作之一，它对于易代诗学传统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书·隐逸传·陶潜传》的记载：“（陶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这番“入宋但书甲子”之说，被赋予了这样的历史想象：陶渊明的归隐并非只是因于他的田园之想、吏职之怨，而更是源自对晋宋易代的巨大失望，是在为被篡弑的东晋政权守节。这种易代政治动机之论，又逐渐渗透到对陶集诗文的认识中去。特别是到了宋代，陶集注评者就着力渲染诗人的“易代之悲”，且认为陶之诗文至浓、至悲，几乎无一字无深意。为了解读这些深意，人们展开了关于“屈陶”“阮陶”等类似诗人之间的对比，并最终深入到了对它修辞艺术的解读上，认为陶渊明与晋宋易代之际有着隐曲难抒的政治信念，所以他的诗文颇多隐晦表达，意有所指，而这是他从文学角度进行易代历史书写的方式。这些有关陶集“易代”诗学特性的讨论，影响到了陶集文献版本实态的发展。于是，陶集常在宋元明清的易代之际获得再度注刊；阮陶、屈陶或者陶渊明与其他诗人所构成的并称组合的合刻本，纷纷问世。而易代之际集陶、和陶之作的结集，也可视为是陶集文献的衍生，它们反映了人们对易代诗学思想的再实践。
总之，陶集被编纂以后，跟随历史洪流进入到了广阔的公共领域，被注释、讨论和拟作，同时还会通过再次刊刻印刷而被赋予新的意义，而不再只是属于陶渊明一人。陶集文献与易代诗学传统之间关联很密切，且相互影响、作用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而这一关系的推动者，就是陶集背后的编纂者、刊刻者、读者和注评者们。
陶集文献的版本实态发展，深受“入宋但书甲子”之说的影响。如前贤所言，“入宋但书甲子”之说是有漏洞的。陶渊明在晋书甲子、在宋书年号的作品，颇有其例。如《祭程氏妹文》即书宋文帝年号“义熙三年”。明明答案“开卷可得”[2]，但是从《宋书》到《文选》“五臣”注，此说陈陈相因。直到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悦重刊陶集十卷本的跋语中才提出质疑：入宋之前的二十年，陶渊明已经在用甲子书写年号。其后黄庭坚也作诗云“甲子不数义熙前”[3]，言语颇为讥讽。历代以来此说也不乏辩护者，但几乎都难以成立。[4]热火朝天的争论声中，也有人淡然提出，陶公不过是“随意书年”[5]。
但是，比起探究真伪而言，更值得探索的是“入宋但书甲子”之说的形成原因。历代讨论中，陶澍师徒的意见颇为特别。陶澍弟子赵绍祖认为“集中所书年号甲子，转相传写，必为后人所删去，而此数首者，特删之未尽耳”[6]，意思是陶集中本是每篇诗文皆有甲子纪年，但后来其中有一些，在辗转被抄写的过程中被删去了，并剩下了一些没有删尽的。陶澍赞同此说，且他本人更是大胆认为：陶集有过一个编年体的自定本，且《宋书》乃至于诸史志、李善和五臣的解释，都是根据于这部自定本的目录；且“至唐初，其录尚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后乃亡之，遂凌乱失序，无从校勘耳。”[7]关于陶集自定本和所谓的“编年目录”是否存在，只能存疑[8]；所谓的“编年目录”是否存在则更难得知。[9]陶澍师徒的意见虽颇多猜测，但他们将“入宋但书甲子”产生根由导向了陶集文献的形成过程之上，这是很有意义的。
唐以前陶集版本的混杂不清、所收作品不完整等现象，可能是“入宋但书甲子”之说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萧统整理陶集时就感到版本芜杂，提过当时流行的六卷本和另一种八卷本。[10]北齐阳休之在萧统编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五孝传》及“四八目”，将之发展为十卷本。而且，萧统八卷本、北齐阳休十卷本这些编次、内容相对完整的陶集问世后，并没有真正得到垄断性的普及。《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还保留了多种形态的陶集，如五卷本、六卷本[11]。这些不同卷数，是分卷方式造成的，还是卷数脱落造成的呢？思悅《陶集书后》提到：“昭明太子旧所纂录，且传写寝讹。复多脱落，后人虽加综辑，曾未见其完正”[12]，也就是说，即便是经过了萧统的整编，直到宋代，完本陶集对于有些人而言依然是罕见的。自宋庠本以后，陶集才有了接近于今日完本的样貌，收录了151首作品并“四八目”。元代刘履在做陶诗注时，还是没有看到完本陶集。清代阮元说，“（刘）履未尝注陶诗，盖自其《文选补遗》摭出也。”[13]陶集流传中的种种情况，与“入宋但书甲子”这种误会的生成，应该是有关系的。标有义熙年号的《祭程氏妹》一文，在陶集形成的早期，可能就在非完整本的陶集所收内容之外。
陶集选篇、选本等文献形式的存在，是“入宋但书甲子”之所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二。《文选》收入了陶渊明的8首诗、1篇文。[14]这部分内容虽然少，但仍然可以将之视为最早被历代阅读的陶集选本，它的影响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超越了萧统所编的八卷本陶集。这一点从唐代类书就能看出。《初学记》卷十四礼部下“挽歌十”条例举陶《挽歌诗》之“荒草何茫茫”，卷十八人部中“贫六”条例举陶《咏贫士》之“万族欣有托”,卷二八果部“桃三”条例举陶《桃花源记》。[15]《白氏六帖》中卷四“九月九日”条、卷十五“酒”条、卷一百“菊”条等，出自于《杂诗》之“结庐在人境”和“秋菊有佳色”。[16]这几个部分，除《九日闲居》《桃花源记》之例以外，其他例子没有越过《文选》所选的9篇陶作。这9篇作品，只有前两首是作于晋，此时已经有书写甲子之习惯，如若余下诸篇都是作于隐居之后，那么的确没有写宋之年号。在陶集编刊过程中，《文选》五臣注一直标志性地保留在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下[17]，被作为“但书甲子”之说的源头来对待，同样是因《文选》选陶诗之影响太大所致。不完整的陶集，为那时的人们塑造了一个不完整的陶渊明形象。唐代类书所收陶作最多的，当属《艺文类聚》，涉及到18篇陶作，但也没有收入写有义熙年号的《祭程氏妹文》。[18]在选本限定的阅读中，年号问题并没有获得唐代人的普遍关心。加之学风本身的影响，人们主要将陶渊明的隐居视为普通的宦情归隐，将陶渊明视为“纯正词人”[19]。不过，偶尔还是有人提及此说。如颜真卿《咏陶渊明》将陶渊明塑造为“晋臣”，诗语风格壮烈。通观诗意，与其说它是在歌咏陶渊明，不如说是颜真卿忠义之心的自况。[20]谢榛《四溟诗话》还谈到晚唐韩偓：“不仕梁，所著诗文，亦书甲子。”[21]颜真卿、韩偓这样有气节的文人在唐代并不算多，强调陶集之易代性的时代氛围此时尚未到来。而且，中古时期文人的阅读并非后人想象中那样条件优越。哪怕是阅读文学经典，人们也总有一些条件受限的方面，而选取类书、选本来阅读的情况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22]而且，文人们因自身地位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互不相同的。后世学者对颜诗评价很高，或评价颜真卿是陶渊明易代之论的发端者，[23]或强调宋人继续发挥“入宋但书甲子之说”是受到颜诗的启发。[24]
“入宋但书甲子”之说是在宋代得以极速发展的。朱自清曾说：“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25]从理学家的角度，朱熹认为陶渊明是一位“逸民”，而陶集是有政治“心事”[26]的；从诗论角度，胡仔更说陶公的“忠义”不仅是在“入宋但书甲子”上，而且他诗中隐逸躬耕乃至乞食之事上[27]；从研究陶渊明生平的角度，吴仁杰《陶靖节年谱》将陶渊明塑造为不食“宋粟”的“晋臣”，并以此立场对陶之诗文遍加揣度。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关心“入宋但书甲子”之说是否正确了，反而要借此发挥，对陶之诗文、生平作出易代意味的解读。因于北土尽失、国破家亡的余悸，南宋一些陶集编纂者赋予了它浓厚的“易代性”，他们想必在陶渊明的时代背景中看到了南宋王朝的影子。
南宋人对陶渊明易代之义的解读，很快反映在了陶集文献实态上。约刻于咸淳元年（1265）前后[28]的汤汉注四卷本《陶渊明诗注》（以下简称“汤注本”）将陶诗的核心意义归属到了陶渊明“不事异代之节”[29]。汤汉本重点注释了《咏荆轲》《咏二疏》《咏三良》与《述酒》等咏史作品。最为后人认可的，是他开掘的《述酒》“直吐忠愤”之义，刘克庄曾予以高评：“汤《笺》出，然后一篇之义明”[30]。在咏史作品之外，汤汉用同样的易代视角，解读了很多其他陶诗。例如，注《九日闲居》之“空视时运倾”，旁注云：“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31]注《赠羊长史》[32]、《杂诗》之“荣华难久居”[33]等，皆指向陶渊明在易代迁革之节操、心事。汤注力求为陶诗寻找本事，从而为之罗织出一个具体、详细的易代历史背景。汤汉本在南宋末年问世以后，引发了此后易代之际陶集出版行为上的模仿效应。
宋元之际的遗民很多都隐居山林[34]，拒绝征召，其中亦多有借鉴“入宋但书甲子之说”者。宋元之际也有如南宋遗民王应麟作《通鉴地理通释》，“所云'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时宋亡已三年，盖用陶潜但书甲子之义。”[35]他的《困学纪闻》对易代之义之下的修辞，尤其敏感，所以蒋寅总结说：“王应麟的独到之处,不仅涉及保证文本正确和理解修辞,还在于凭藉博学发现古今诗歌创作的相似性,从而对一些文学现象提出独到的见解。”[36]王应麟对文本之下的修辞的关切，和他对古今诗学对照的发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时的人们对易代诗学理论的需求。这种诗学理论成立的前提，就是坚信易代诗学的相关文本之下，有历史上难言之秘辛。此时模仿汤汉注本的，当是詹天麒陶诗注本。吴澄《草庐文集》中留有一篇序言，认为它是对汤汉注本的继承，云：“陶之诗，人亦莫能明其心，惟近世东涧汤氏略发明一二，不能悉解也。吾里詹天麒，遍历庐阜之东西南北，则即柴桑故居，访渊明遗迹，考其岁月，本其事迹，以注释其诗，使陶公之心，亦灿然明著于千载之下，盖其功与朱子之注《楚辞》等。予既悲陶公之志，而嘉天麒能发其隐秘也。”[37]吴澄将之与朱熹注《楚辞》媲美，正是从理学家的忠义气节出发的，而“发其隐秘”这样的嘉许，说明詹氏所注亦重视挖掘陶集诗文背后之史事。此本早佚，未详卷数内容。其后，詹氏又广其集，再次请吴澄作该集之“补注序”，吴序中始以之与汤汉注相提并论，认为注法略似：“陶子之诗，悟者尤鲜。……吾乡詹麒若麟，因汤所注而广之，考其时，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于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于千载之下。”[38]此序地位重要，陶澍《靖节先生集》收入卷首《诸本叙录》[39]。吴澄又撰有《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亦是悯怀之文。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兵攻陷江西，抚州沦为元人统治区。吴澄为忠义之士、拒绝降元的乐安县丞黄西卿做家庭教师，直到至元十四年（1277年），仍然在此躲避战乱。从詹、吴之事可见，注陶成为易代之际抒发胸中郁愤怒之出口。[40]明代何孟春《跋陶靖节集注》中对汤汉注本和詹氏注本评价很高，将之并称，曰：“其诗旧有注者，宋则汤伯纪，元则詹若麟辈”，且正是由于这些注家的努力，陶渊明被比拟为“伯夷、为黔娄、为灵均、子房、孔明也”[41]，这些都是具有风操节义之人。
承宋元之际而来，明末用于陈说士人们末世之痛苦、预感易代之焦虑的陶集版本不在少数，为陶集易代性的建构迎来了新的高潮。例如，崇祯五年（1632）所刻的敦化堂刻张自烈《批评陶渊明集》。与汤注本一样，此集仅取陶诗四卷。其中有三篇师友之序，道尽了张氏的乱世心意，反映了明末的政治环境。第一篇是沈澳《评刻陶渊明集叙》，赞许张自烈崇尚忠孝节义，颇以刻陶托志：“所刻渊明集，感时讽事，大放厥词以比振发声瞆，羽翼名教，讵云小补。” [42]第二篇赵维寰序，表彰陶渊明在易代之际“解徂肆志，鸿鸣鼎革之间，一极五柳，不友不臣，易纪元以甲子，凛然春秋大义，虽寄怀沈湎而德辉弥上，殆首阳之展禽，箕山之接舆也” [43]，认为张自烈亦是此等人物。第三篇为夏允彝序，提及了张自烈的晚明末世之愤：“数年来捐生者有之，捐贵者罕见，观阉乱污朝士大夫，即掷冠在德裭籍列编氓耳。” [44]这三篇序，反复申说了明末黑暗现实与这部陶集之间的深刻关联，为其打上了深刻的末世、乱世烙印。值得注意的是，张自烈《芑山文集》卷十二有《重锓陶渊明序》，此本为陶子彦所刻陶集。张序通篇皆是末世之叹：“士不幸遇乱世者，天也，能自治者，心也”[45]。此刻当在张自烈自评本之前，同样是深受易代之说影响而编纂的陶集。此外，如崇祯年间的密娱斋十卷本，编者在跋文中感慨时局将乱、人人自危，而陶集在案，可以自遣，并且是“此时非此不可”[46]。再如约略刊于崇祯十五年（1642）的《陶诗析义》亦是其类。其注者黄文焕曾因黄道周案下狱，在狱中注出此书及《楚辞听直》。明亡入清后，黄文焕从此隐居不仕。[47]《陶诗析义》为四卷本，与汤注本舍文取诗的方式基本一致。[48]在注诗方式上，黄文焕擅长将陶诗诠释为激愤壮烈之诗，“粹然为铁血淋漓之言”[49]“有不道破陶公肝肺则不已之气象。”[50]此举亦颇为后人诟病。[51]此外还有崇祯十三年（1640）刊侑静斋刊本，即方熊评本[52]，与汤汉、黄文焕的注释思想颇为接近，力主易代幽隐之说。[53]由此可见，明末的刊刻者、注评者推动陶集的出版时，往往别有怀抱，实则是为当下的乱世和预感中即将到来的“易代”寻找言说历史感的载体或中介。由于最早将对有关陶集易代性的诗学意见纳入到了文献实态中，汤汉注本的影响力遂超越于陶集诸版本之上。
从晚清过渡到民国时，以陶集文献代言个人政治身份抉择的情况同样常见。郑文焯一生收藏过多种陶集，今上海图书馆藏郑文焯手批白鹿斋本《陶渊明集》的三则题跋，最能道及他的易代心事。第一则题跋中提到了陶渊明耻事二姓，而自己也是“旧国之感，异代同悲。患难余生，年纪以合。”辛亥革命以后，郑文焯又加上了两则题跋，其中第三条的时间落款为“宣统九年”，表明自己是清朝遗老身份，故不奉民国纪年。[54]而在陶集诗文内部的批注中，他对于陶渊明在易代之间的行迹尤其留意。可以说，陶集的易代之义形成以后，便在此后封建王朝的政权坍塌、更迭过程中，成为沉浸于易代历史感的人们的寄托。
总之，在六朝就已经形成的“入宋但书甲子”之说，是历史选择的一场将错就错，而这与唐代及之前的陶集以选本形式为主要文献流传形态或许是有关系的。宋元与明清、清民的三次易代历史变迁，将时人带入了与晋宋易代相类似的历史情境，进一步发挥了此说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于是人们借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被赋予了易代性的陶集，来表达自己独特的历史感。而且，比起已身在新朝的人们而言，乱世、末世中的人们对即将易代有所感知的人们，似乎更需要借陶集来面对易代的焦虑。陶集的易代性在宋代塑成之后，此后不断被追溯和巩固。历代陶集文献的编纂与注评，应当下之需，不断重塑陶渊明形象和陶集内涵；易代之际的时代思潮，也通过陶集文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集部文献形式从一开始就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不断互相影响。
陶集中有关易代诗学传统的反映或讨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凝结过程，它们又反过来刺激陶集文献实态新形式的再产生。比如陶集的屈陶合刻本、阮陶合刻本，就是在这种文献与诗学思考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
从《宋书》到《文选》李善、五臣注，人们还只是模糊地以“入宋但书甲子”之说来提及陶渊明在易代之际的政治取向，而深究至陶集内部，则自宋人始——“宋代人对陶渊明的为人和他的作品，发生了真正研究的兴趣。”[55]汤汉注本首次将易代相关的诗学意见落实在了诗注中，让陶渊明被预设的易代政治立场，从此在陶集诗文的字里行间得到“印证”。
汤汉的基本注法，是将陶诗中的历史典故阐释为对应的晋宋易代之际当下的历史事实，其中，《述酒》固是他的经典之注。在此之外的篇目中，他也非常重视对陶集诗文多义性的深层探寻，认为其中多有隐语。如关于一句“幽兰生前庭”，汤注就给出了非常丰富、含义曲折的解释：“兰薰非清风不能别贤者，出处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渊明在彭泽日有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语，所谓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牵于俗故，卒能回车复路云耳，鸟尽弓藏，盖借昔人去国之语以喻己归田之志。”[56]这类例子，在汤注本中比比皆是。沿着汤汉的思路，此后的读陶、注陶者不但继续细化这些史实，并将这种注释方式延续到其他非咏史类的诗中，甚至将陶诗中非常普通的字句也阐释为暗含易代之思，将基于陶集文献的诗学探索不断深化。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诗学传统，并不缺乏理论命题。比如“易代”这个“理论命题”[57]，对于诗学传统的形成而言，就是重要而鲜明的。而且，它不仅仅是在诗人的创作中，也在这些字里行间的集部注解中。那些藏于注释中的、极具内向性的诗学探索，同样是建构诗学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易代以后，对陶集易代性的解读程度超越了汤汉注，并扩散到陶集文献之外的诗学著述中。沈德潜所说的：“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58]，就反映了他对陶集易代性解读的篇章范围超越了汤汉注。而对具体陶集诗文的历史索隐，也几乎达到了极致。乾隆时期的吴骞是一位陶集刊刻者，他称《蜡日》诗“盖犹之乎《述酒》意也”，亦用汤汉注《述酒》之法，挖掘易代史料。其中一句“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59]吴氏以刘裕用毒酒鸩帝、张祎代饮之事来作为解释，解释说“我唱尔言得”是谓裕倡其谋，而附奸党恶者众等等。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将《赠羊长史并序》中的典故分析得很细致，认为“此篇所以庶武罗于羿、□之域，想王蠋于亡齐之境，聊以寄其难言隐也。”[60]诸家还在讨论《与殷晋安别》时，也认为其中有很多的幽微之意，基于陶为晋臣，而殷已是宋臣，展开了很多历史想象。傅斯年先生曾谈到“直说与隐喻”时说：“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也是常见的事。”[61]汤汉注中也存在不少“多想”的部分，但恰恰是这个部分，在后世被发挥和再利用了起来。
很多对陶集诗文中历史典故的追寻，常从陶渊明尊晋黜宋的政治设定出发。这种理解方式，实则导源于朱熹。朱熹在《向芗林文集后序》认为陶集诗学的传播能够达到一定高度，是因为它在大节上有自己的坚守，于是才会影响到他的语言表达：“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62]也就是说，从宋代以后，人们便认为陶渊明的易代忠节，是他实现独特的、深曲的语言修辞境界的根源。以《赠羊长史》为例，清邱嘉穗在其《东山草堂陶诗笺》中分析说，“前用两三层跌起，后说到彼处，代我凭吊。韩文《滕王阁记》及《送董召南序》颇似胚胎于此。”[63]陶澍《集注》则注意到了此诗中的“一篇之中三致意”，才导致在艺术风格上“特旨远辞文，未易窥测，今为拈出，读者自可以推寻而得之矣。”[64]在陶诗的用意精深、章法细密，曲折顿挫，而且充满了多种变化等方面，人们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散布于陶集文献本身的诗学意见，和当时专门的诗学理论著作形成了一些呼应。如方东树《昭昧詹言》也称此诗类同史书笔法，“其文法之妙，与太史公《六国表》同工。”[65]其评价不可谓不高。根据保罗·利科的理论，读陶、注陶者建构了一个相对于“文本世界”而存在的“读者世界”——“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本必须能够使它自己在一种新的情境下可以'解除语境关联’，并在一种新的情境下可以“重建语境关联”——它是通过阅读行为来准确完成的。”[66]“读者世界”让文本的意义获得了更新，而文本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陶集中的易代之义，从宋代以来人们运用了一种类比式的办法：以骚读陶。南宋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将陶渊明之《述酒》比于《离骚》，亦是“愤其主弑国亡”之作[67]。这种论调一旦铺垫，继之者无穷。元吴澄《陶诗注序》称詹天麒的《陶诗注》能“使陶公之心，亦灿然明著于千载之下，盖其功与朱子之注《楚辞》等。予既悲陶公之志，而嘉天麒能发其隐秘也。”[68]这些类比，还仅仅是表面关系的建构，而将屈陶类比贯彻到陶集诗文之内在、以注骚之法探索陶集抒情空间的代表之作是前文提及的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以《停云》篇为例，《析义》开宗明义说道：此盖元熙禅革之后，而靖节之亲友，或有历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赋诗，且以寓规讽之意焉。此章言'停云’'时雨’，以喻宋武阴凝之盛，而微泽及物”。[69]黄文焕着重发掘陶集中的这种“喻”言，尤其是在涉及物态意象时，完全是以注骚的方式在注陶，处处言及其政治立场，深信“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比馋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这样的修辞公式。桥川时雄遂评价说：“黄本与朱熹注楚同，有假于注陶，以披幽愤发牢骚之嫌，然以俊语警句，说句章之法甚详，字字有血，使读者悚然毛发为竖。”[70]这些注释，其实已经探索到了易代诗学的深处。反之，借助于对《骚》的理解，明清以后的人们又在陶注中生发了关于“因时起叹”的注释路径。在这类注释中，几乎陶诗中所有的季节代谢都被认为意有所指，且一般会归到易代问题上。比如邱嘉穗的注中，凡是见陶诗中有日沦月出、气变时易，皆以为似亦微指晋、宋革代之事而言。如邱氏注《饮酒》之“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曰：“'悲风’比世乱，'荒草’比小人。刘裕弑零陵，天昏地暗，夹日无人，真如漫漫长夜，晨鸡不鸣之时。”[71]
在这类注本叠累之下，后世进一步将屈陶、阮陶紧密联系了起来。常见的是将陶诗与屈辞具体篇目进行比较，如方东树评价《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津苟不由”时说，“此设揣之词，于枯木寒严无暖气中，求出疆自宽来，即屈子《卜居》意。”[72]施补华《岘傭说诗》说陶之诗文“盖系心君国，不异《离骚》，特变其面目耳。”[73]刘熙载《艺概》更发掘了屈陶二人的“狂狷之资”等等[74]，探讨屈陶人格的相似性。至于那些认为陶之诗文在具体词语修辞技巧上主动学习了屈辞的分析更为多见。王夫之论《拟古》九首曰：“四章往复之间，言句有限，取比《离骚》，尤为深远广大。”[75]再如郑文焯肯定了邱嘉穗玩味“沉阴”“寒气”“日月亏”等诗句时的意思发明，同意《杂诗》之“人生无根蒂”乃是“伤心国事之作”。[76]除了以屈识陶，人们还以阮读陶。明代陈德文评《阮嗣宗集》之《首阳山赋》曰：“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旨远，其辞隐。”[77]阮籍《咏怀》诗其九中“首阳”“易水”这些字眼，因为也是被陶渊明使用过的典故，因此被视为阮、陶可以成为并称的一个关键标志。[78]总之，这些曾经广受征引的有关屈陶、阮陶的诗学意见，被吸纳到了集部文献与诗学认知交互共进、彼此生成的文学史进程之中。也就是说，作家的作品并非仅是抽象的文本，集部文献版本的实态一直在影响读者对文学的理解。当集部文献实态发生变化的时候，还会“一定影响到读者的期待，召来新读者或导致新读法。”[79]
在以屈识陶、以阮读陶的路径指引下，陶渊明诗学与其他文学经典之间的联系被扩展开来。比如，邱嘉穗常将陶集的易代诗学推及到《诗经》之六义上，因此格外强调赋比兴的手法在陶集中或现或隐的存在。他说：“玩'悲风’'荒草’'长夜’'晨鸡’等字，亦赋而比也。公平生望古遥集，本欲有为，而四十无成，终隐于晋、宋鼎革之乱，故讬言如此。”[80]后来，古直就吸收了这种做法，并为之首次做详细注明。[81]再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认为陶诗与《古诗十九首》颇有可堪对比之处，主要考虑的是陶集内容中的深曲，认为陶诗是“真《十九首》之遗也。”[82]陈祚明深熟于《十九首》，他看陶诗之句法、意象，无不认为是与《十九首》同源，其注评常见“句法全似《十九首》”[83]“笔调俨是《十九首》”[84]等语。这些通过注释来进行的诗学探索，虽然并非是成体系的诗学理论框架，但是它促进了陶集诗文多义性的探寻，也引发了对陶集诗文具体语词、句式等元素的文本溯源。评陶者从《诗经》《古诗十九首》中寻觅陶集诗文的文本来源，推动了陶集与经典文本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其实并非是作者陶渊明本人来刻意实现，而恰恰是由后世读者来促成并产生影响的。这些诗学探索，最终在陶集的文献实态上有所体现，反向刺激了陶集文献形式的再发展。曾经抽象的作品文本及读者加诸其上的诗学见解，终于通过刊刻、印刷等生产过程，而成为了具有物质实态的书籍产品。正所谓：“新读者创造新文本，文本的新意直接依赖于文本的新形式。”[85]
陶集合刻本这种新的编纂形式，就是沿着这些诗学探索而逐渐出现的。朱熹曾在《答巩仲至（第四书）》中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看作屈原《楚辞》的流变之作中的代表之一,将之附录于《楚辞集注》之后,以便作为创作的典范。这是文献层面上陶集内容与《楚辞》结合在一起的首例。[86]伴随着屈陶并称意识的发展，这种文献特征越发被扩大。明代毛氏绿君亭本是一种屈陶合刻本[87]，郭绍虞认为此本开明代合刻本之风气，云：“大抵毛氏之合刻屈、陶，与翌年杨氏之合刻诸陶均受吴《序》影响。此风既启，于是阮陶、陶李、陶韦、陶谢、曹陶谢诸种合刻之本，遂纷纷矣。”[88]吴伟业与几位遗民曾聚首毛晋斋中抄宋遗民之书[89]，著诗表彰过毛晋刻书的民族气节。此后追仿毛氏之作的，还有崇祯十六年（1643）左右刊出的戴氏屈陶合刻本。戴氏认为将屈、陶合刻，颇得两哲人之心契。奇怪的是，诸本之中，目前笔者尚未发现陶杜合刻本。江户时期日本赖山阳撰《陶诗鈔》曾专门在注批语中分析陶杜诗法之间的关联，但并未抄录杜诗于一集中，且其注也与“易代”之义无涉。[90]这大概是因为杜甫虽然堪称是诗史之铸成者，却终究并非易代诗人，无需对自己的政治身份作出抉择。
陶渊明与其他诗人的组合，也是由合刻本来固定的。南宋辛弃疾曾在诗文中并称诸葛亮与陶渊明，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并称组合，对此后陶集和刻本的刊刻而言，影响深远。如至万历时期杨时伟印过《合刻忠武靖节二编》[91]；张溥《题陶彭泽集》借颜真卿《咏陶渊明》一诗，提及到诸葛亮与陶渊明的相似性[92]；崇祯年间，张自烈本在陶集评语中就将诸葛亮之诗文与陶集做过比较。[93]此外还有阮陶合刻。约崇祯十年（1637）左右，潘璁刊阮陶合刊八卷本问世，题签曰“阮陶合集”。而在有一些陶集版本中，刊刻者常在序言论述中将陶集与其他集部文献对照而论，同样产生了合刻般的效果。例如明欧阳春撰、文浩堂刊《陶渊明集》，凡六卷，在序言中明言了《古诗十九首》与陶诗的联系，使得这种诗学溯源获得了文献实态的固定。
沿着合刻之路，陶集的易代诗学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宽，陶集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之间诗学互动也随之增强了。于是，一条源流清晰的文学史脉络、一种前后传递的诗学传统，便在这种集部文献形式中得到了展现。读者虽然不完全依赖于这样的合刻形式来读陶，但总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例如元末明初诗人戴良，其《九灵山房集》卷二十四《越游稿》载和陶诗51首，另有《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谢肃为其作《和陶诗集序》，其中以屈原、诸葛亮和陶渊明并称，并且评价戴诗说：“不但与靖节异世同符，而《离骚》之怨慕，《出师表》之涕泣，亦莫不具在其间也”[94]。同样，在明末清初诗人的笔下，屈陶经常并列为典故。潘江有诗曰：“刀剑轮边路，崎岖悟往因。纪年陶甲子，再世屈庚寅。何必百身赎，才完一代人。他时谷音集，未可附遗民。”余英时先生分析这首诗即是以屈陶之典，叹惋方以智自沉之事。这样的手法是遗民以隐语传心曲之特有方式，治遗民文字者不可不知。[95]诸葛集与陶集的合刊影响也很大，周作人就曾说：“古代文人中我最喜诸葛孔明与陶渊明，孔明的《出师表》是早已读烂了的古文，也是要表彰他的忠武的材料，我却取其表现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96]这些文献形态产生的文学影响也就进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自“入宋但书甲子”之说产生开始，以注评方式至陶集中探幽者众多。人们或者言说陶集诗文中的史典隐喻，或者将之与屈、阮等同样具有多义性的诗人进行比较等等。这些诗学阐释方面的开掘，最终又反映在陶集编纂中，通过新的陶集文献形态体现出来，表现为新的陶集注本、评本和选本不断产生，比如陶集与屈、阮等诗人的作品组成了合刻本，通过新的文献实态延续、深化着前人对陶集的诗学见解。所以，诗学论争，往往并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总会配合集部文献的一些特性，在集部刊刻形态中获得实体性的反映，这也是一种文学史发展进程的重要表征。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陶集被建构的易代性。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就坚决反对索隐式读陶的做法，他认为：“靖节诗，惟《拟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其他不过写其常情耳，未尝沾沾以忠悃自居也。”[97]但是，这些观点如果没有通过一定文献版本实态留存和体现的话，它在当下的影响力就要相对小很多。这从反面说明了文献实态对于特定诗学传统形成的意义。
在元明、明清和清民等多个易代之际，和陶、集陶之作比之承平年代更为纷出，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变风变雅”，也即从平时的远慕风雅之调，变成了暗咏悲怆凄切之音。从现存文献来看，明清易代前后，集陶、和陶之作规模最为可观，纷纷被编纂成集，且传播和影响最深远。[98]它们实则是易代诗学传统的实践训练场。经由这样的诗学实践，人们会继续在广义的诗歌创作中发挥这种传统。这意味着，一部集部文献可以在它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中，借助诗学传统的言说与传递之力，来促成更多集部文献的形成与衍生。
易代之际的诗学文献问题，一直是易代诗学研究的难点。[99]而经典集部文献在易代之际的文献衍生，是观察此际诗学文献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明清易代之际，最先成为此后集陶文献经典的，是张自烈《批评陶渊明集》之卷末附刻明谑蓭居士王思任《律陶诗》卅四首、黄槐开《敦好斋律陶纂》廿七首。二人之诗皆撰于明亡之前。顺治三年（1646），绍兴为清兵所破，王思任绝食而死，杜甲所撰《传芳录》赞语称他是“饿死事小，行其所志”[100]。王思任的律陶诗除开篇的《归园田居》以外，大多是随性而为，如《冬日座师胡观察招同祝刺史过奕》《余参军酌至道故话别》《料耕》《营居城亩》《泛太湖经甪里》等等[101]，并不以陶集原题为名。诗的内容中会出现集陶之句，也有一些自作之句。王思任生活于晚明末世，十分能发扬陶集的“欲言未言”之修辞，在结尾处留下抒情空间。如《归园田居》其一中有自作语曰：“清风脱然至，为我少踌躇”；其二中自作语曰：“紫芝谁复采，夏木独森疏。命室携童弱，相将还旧居。”皆是徘徊低沉之言。如《游某大夫墓柏下》：“清谣结心曲，斗酒散襟颜。安得不相语，徘徊丘陇间。”[102]关于时事，亦有隐喻，不直切。如《楼成东眺辽事正闷绝》：“迢迢百尺楼，落落清瑶流。边雁悲无所，司田眷有秋。羲农去我久，宇宙一何悠。天运苟如此，吾生行归休。”[103]这些诗句反映了乱世诗人的焦虑与茫然之感。他们根据自己的读陶经验，通过拟陶的方式客观上陶诗被注入了一些新的诗学成分。
黄槐开生平不详，其《敦好斋律陶纂》一卷著于王思任《律陶》之后。此时王思任应仍在世，二集产生之时间应该所距不长。清代周文焜《敦好斋律陶纂跋》评曰“较之谑庵，虽不能青出于蓝，然其命辞遣意，粹然无瑕，似为过之，可见惟熟能巧，子虚氏之涵咏于靖节者深矣。”[104]黄槐开有序自陈是继承谑庵之作而作此律陶之纂。与谑庵不同的是，他完全保留了陶集原来的诗题。而且，与王思任在律陶过程中讲究将情感尽量淡化相比，《律陶纂》中的诗歌则情感要浓烈许多，同时又将陶集的隐喻修辞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如所律《归园田居》为开篇之诗，悲叹时事、留恋故国之意，皆以隐喻出之，道尽逢此末世，欲挽狂澜而无力之怀。诗中的崩浪、鸣雁、浊酒和游云等意象，皆颓唐苍凉，言内有言。这些拟古与用典的行为寄托了诗人的历史感，它们的意义也绝不至于文辞本身，而上升为一种隐秘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书写。
王、黄二人的集陶、律陶之作在他们死后备受推崇，可能与他们在易代之际的政治立场有关系。如崇祯进士、入清不仕的文德翼，其集陶诗今不存，《求是堂文集》卷五有《不厌亭集陶自序》，言“近取陶诗效季重律之得四十首”。[105]另外清初自居遗民的韩梧邨与程山人，也盛称王、黄。[106]程山人希望在用韵方面超越王、黄，可见王、黄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而他们的经典地位已经为张自烈敦化堂本陶集所固定了。也就是说，即便在陶集的衍生文献中，诗学意见的生成也与文献的形式紧密相关。康熙二十九年（1690），蒋薰之婿周文焜在原最乐堂旧本上重刻“蒋薰评本”，增刻附录时又将这两种集陶文献置于集后，这是对二人气节、和陶集陶成就与影响力的再次肯定。
而此际体现在陶集衍生文献中最为珍贵的内容，仍是对易代诗学传统的深层探索。明清易代之际，死节者、隐逸不仕者不在少数[107]，其中多有模拟陶诗者，且他们的模拟大多始于明末。如黄淳耀，为崇祯十六年进士，清顺治二年，嘉定城破后，与弟自缢于馆舍，撰有《陶庵集》。今存《陶庵全集》卷十为《和陶诗》，共103首。黄淳耀在序中说到，自己是经常吟诵苏轼的和陶诗而受的启发，所以才作的这些和陶诗。他也在《和归田园居六首》下作“并引”，提及读到“容城先生和陶诗”，于是“因本其意和之”。[108]所以，在进入到对陶集的模拟时，他已经对和陶诗的写作模式非常熟悉了。然而从他的和诗方式来看，除了一部分作品确实是在追求陶诗中的“趣”，其他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在身处末世之际的深切感叹，情怀极为沉郁，并非是泛泛之和。他的很多和诗、赠诗，常借陶之诗，来书写日常生活中的一己之事。如《赠羊长史》下题小字曰：“请假南还经乐毅墓，作贻同年二三子。”[109]诗中正文道及末世之艰难曲折、壮心难托，与汤汉注《述酒》的发挥一样，运用了很多典故，且意不直切，多有历史隐喻之言，以此寄慨兴亡之意。再如，《和岁暮和张常侍》下题小字云：“寒夜与所知者小饮。”而开篇所用之语，亦是以冬日之凛冽气候说起，但是更加点名这些气候的象征之义，曰：“朔风鸣枯桑，寒冰合井泉。万物皆知时，夫我独何言。”[110]这些手法，与陶集文献注释中对陶诗隐喻性的诠释，是颇为贴合的。黄淳耀理解陶诗时，或许已经为这样的主流诗学意见浸润了心思。余英时曾总结说：“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盖易代之际极多可歌可泣之事，胜国遗民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直道，方中履所谓'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者，是也。[111]”这些隐语在易代之际的使用，和陶集文献的发展是有一定联系的。
明清陶集衍生文献曾经并不受重视，如清代周春《髦余诗话》曾追溯和梳理东坡和陶以后的拟陶创作时说，“至谑庵律陶，不足观矣”[112]。如果研究者也持此观点，那便放弃了对陶集文献变迁线索的追寻和对易代诗学传统的深入探索。易代之际产生的拟陶相关的派生文献，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拟作和用典。人们以对陶集的模拟，来唤起和造就出一种新的集体文化意识，并借用这样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立场，用拟陶来决定自己的身份抉择，重建“自我认同”之感。有陶集我们能看到：“在书写与诠释相互为用的情况下，乱世变局中的文人士子是如何熟悉而稳妥地在这个已成典律的文化原乡中，让传统'代言’自我，为当代自我的抉择找到传统论述方式的'背书’”。[113]那些看上去像是在只是对陶集的无趣、无意义的复制性传播，体现了浓烈的历史感，联系着过去与现在；人们借陶言志，也不是一种肤浅的言辞接受，而是在陶诗的基础上凝结了新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推进了易代诗学传统的建构进程。
明清之际颠沛流离的张岱，其和陶诗最初为抗清义士夏完淳整理，仅四题十二首。在《张子诗秕》本和陶诗中，张岱有一些“忠愤清奇”[114]的和陶之作。如《和述酒》云：“生前一杯酒，未必到荒坟。中夜常堕泪，伏枕听司晨。”[115]这种笔法，直以悲叹出之，不藏不掩、不回不折，与陶诗是不相类的，而是更接近杜诗。其中明言不仕清朝的话语，直切大胆，如云：“身不仕二姓，何如楚两龚”[116]。“平生不得志，魂亦不归家”[117]等等。这些诗的写作时间是从明入清，前后风格颇有区别。前期超脱闲散，而后期“悲不自抑”。[118]其中，《和贫士》有小序，自称此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避乱山中、几近断炊之际。明亡之后，张岱与清朝并无政治合作，坚持气节。特色鲜明的张岱和陶诗，堪称是清末明初之际易代诗学传统再实践的代表性成果，完成了更多诗学观念的熔铸。当时，有的人作诗号为“难解”，大量使用隐语系统，比如钱牧斋、吴梅村；而有的人则喜欢用“直笔”，比如顾亭林，“其诗中以韵目代字者亦往往而有”。所以，清初遗民的隐语方式，“因人因事而异，惟有实证与诠释参伍以求、交互为用，庶几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见古人之心耳。”[119]类似于张岱这样的诗文，虽然是学陶，却并没有去学习它被赋予的隐喻修辞传统。
从对陶集易代诗学传统的实践来看，张岱在和陶方面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个性。2011年，李剑锋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清抄本张岱评东坡《和陶集》一册，从中发现张岱另外的28首和陶诗，而且还有百余条对陶渊明、苏轼和陶诗的评价。他对陶诗持公正客观态度，评点某些陶诗篇目时，直言其为应酬之用，或言其篇“不佳”等等[120]，同时又在抑苏时扬陶。[121]这种卓然独立的诗学主见，让他并不力主陶诗易代诗学修辞传统中的幽微之意，而是以旷达的表达方式来陈述易代之感，语言真挚爽朗，痛快淋漓。张岱对易代陶诗有着别样理解：“元亮于此，深情一往。”[122]惟认可陶之深情，故而张岱亦不顾自身之处境，直露心意。这是他反复摩挲苏轼和陶诗之优劣以后，所获得的一种新的诗学取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浙东文人李邺嗣《杲堂诗钞》中有集陶的四言古诗，颇为特别。[123]其中，《停云》《时运》《荣木》都运用了陶诗的原题原韵。这些诗的写法，去除了易代之前的忧愤焦灼，书写了易代之后的无奈。笔触所及之花鸟风云、山水田亩，都笼罩于浓郁的易代以后的遗民历史感之中。如《停云》一首，李邺嗣亦作小序，云：“《停云》四章，简同学也，写我心曲，遥答陶公，匪有故人，语默谁同。”其第二章曰：“与子登高，阴云濛濛，山鸟犹峙，潮落旧江，甲子可纪。归守北窗，共叹古人，千载心从。”《时运》曰“悠悠时运，乃遇斯朝”，末句云“谁录遗民，忾言待余”，“是瞻荣木，叶陨于兹”。这里标榜为遗民，更无躲闪之意。《劝农》中感叹南亩之作物，乃是“灾季得存”，仿佛是指自己易代幸存之意。李邺嗣将自己的遗民声气放置在拟陶之四言古诗中，营造出恍惚隔世之感。总体来看，明亡之前的和陶、集陶和律陶，反而继承了陶集为载体的易代诗学中的隐喻修辞传统；明亡以后，由于和陶集陶者大多是不与清朝合作的士人，他们在诗中显现此番志意反而是相对直露的。以李邺嗣为代表的浙东文人，在和陶方面成果极多。他们吸收了元末明初之际遗民诗人浙东文人在和陶诗方面的诗学观念，那时候的诗人们让 “幽贞”品格与“清刚”气节构成和陶诗的核心意念[124]，而至明清之际，在富含克制感的“幽贞”品格之外，又生出了一种以直抒胸臆为主的和陶诗学。
通过明末清初陶集衍生文献的探讨可以发现，所有文学现象的前后相承，都不是文学史中的常见句式——“某某影响/接受了某某”等语可以轻而易举地概括的。探讨文学史上的前后相承问题，需要基于相关的集部文献实态来加以细致的考察、分析，才能发现其中的关联是怎样的百转千回、意蕴深刻。集部文献的旁系衍生，同样会围绕一些特定的诗学意见而展开，并且在展开过程中加强对相关诗学意见的重塑。
集部文献与诗学传统之间发生互动的现象，并非是陶集所独有。在易代诗学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屈原、庾信、杜甫等文学史大家之集部文献，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前文提到黄文焕在狱中注陶又注骚，为张岱编《和陶集》的夏完淳，曾模拟庾信《哀江南赋》撰写《大哀赋》，而倪璠的《庾子山集注》也是诞生于此时。
以陶集为端绪，可以唤起人们对这样几个层面的密切关注：一是要对集部文献的特性产生新的认识。集部文献研究，在所有类别的文献研究中是颇为特殊的。这种特殊性在于集部文献研究在技术性地处理和利用文献相关信息的同时，还需要透过集部文献的外部表征，去搜察到它们背后的文学研究问题，甚至需要研究者怀抱直面文学史问题的远虑；二是分析得出文献与诗学之间是在哪些具体历史条件下完成深层的互动，它们究竟如何彼此影响、彼此促成。或许，麦肯齐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对这个问题会有所帮助，他主张关注文本和它的载体之物质形式的关系。[125]只有理解了这组关系，才能发现集部文献的刊刻者如何利用形式表达意图，来引导读者的感受，并且建构出一个有别样意义的诗学阐释空间。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14ZDB073]的阶段性成果。
[1]《宋书·隐逸传·陶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9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