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應音義》作者生平及著述再考
王 曦 范可可
摘 要：通過考察唐初玄奘新譯經中標注的參與者僧籍、譯經時間和先後次序，考證了玄應僧籍變動情況，並結合玄應爲諸經作音義情況，考知其著作除《大唐眾經音義》外，還有《大般若經音義》三卷（未完稿）。《東域傳燈目錄》中所載《俱舍論音義》一卷蓋是《大唐眾經音義》第二十四卷《阿毗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音義》的單行本，所載另四部署名“玄應”的論疏蓋另有其人。
關鍵詞：玄應；生平；著述；僧籍；《一切經音義》
神田氏在日僧永超《東域傳燈目錄》（1094年成書）中勾稽到署名“玄應”者著作六種：
1.“《大慧度經宗要》一卷”下：同經音義三卷 玄應撰，有私記
2.“《攝大乘論抄》十卷”下：同論疏十卷 玄應
3.“《辨中邊論述記》三卷”下：同論疏□卷 玄應
4.“《成唯識論疏》十卷”下：同論開發一卷 醴泉沙門玄應撰
5.“《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2]下：同論疏三卷 玄應
6.“《俱舍論鈔》十卷”下：同論音義一卷 玄應撰，十八紙
神田氏考證認爲，《大慧度經音義》即《大般若經》音義，其僅三卷，是玄應未完成的著作。《俱舍論音義》《攝大乘論疏》《辨中邊論疏》《因明入正理論疏》也都可以肯定是玄應所作。《成唯識論開發》題爲“醴泉沙門玄應”，神田氏以爲玄應住醴泉寺無他證，恐與著《一切經音義》之玄應非一人。但神田氏考慮到《成唯識論》也是玄奘所譯法相宗重要的論部，認爲玄應爲《成唯識論》作疏亦爲當然。
國內學者陳垣（1942）[3]、周法高（1948）[4]、周祖謨（1966）[5]、徐時儀（2005）[6]、李吉東（2006）[7]、于亭（2006）[8]、黃仁瑄（2011）[9]等在研究中對玄應生平和著述情況都有論及，但由於沒有新的材料，對玄應卒年的考察也都只能得此概數。當然，對現有材料作更精細的解讀，可以豐富玄應生平情況的研究，如徐時儀對玄應師承交遊的考察[10]。對於神田氏從《東域傳燈目錄》中勾稽到的六種署名玄應的著作，雖有猶疑，也大都認可。
我們通過考察玄應僧籍的變動及玄奘譯經中署名情況，同意神田氏關於玄應卒年大概在龍朔元年（661）秋，至晚龍朔二、三年間示寂的結論，並補充了玄應僧籍的變動情況。關於玄應的著述，除撰有《玄應音義》外，還撰有《大般若經音義》三卷（未完稿），《俱舍論音義》一卷蓋《玄應音義》第二十四卷《阿毗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音義》的單行本。《東域傳燈目錄》中所載四部署名“玄應”的佛經論疏蓋另有其人。
所謂僧籍，是“封建國家依照戶籍制度設立的一種特別身份籍，是封建國家對佛教勢力的一種控制措施，是中國佛教發展及寺院經濟膨脹的產物”[11]。這一制度“肇始於東晉時期，到南北朝已形成一種完備的制度，在隋唐時期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12]。這是政府爲了統計僧尼人數、控制百姓隨意出家而採取的舉措，一般統一登記僧尼姓名、年齡、籍貫、出家得度和所屬寺院等信息。唐代有專門的機構負責僧籍管理，制度成熟且管理嚴格。《唐會要》卷四十九“僧籍”條載：“每三歲，州縣爲籍，一以留州縣，一以上祠部。”[13]《新唐書》卷四十八：“每三歲州、縣爲籍，一以留縣，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官，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14]據方廣錩《中國佛教文化大觀》考證，“國家規定每隔三年登記一次僧籍”，“各州縣也是每三年登記一次”[15]。
唐代玄奘譯場新譯之經論，有少數保留有譯職人員名錄。其中涉及玄應者有五處，可資考察玄應生平情況。
1.許敬宗《〈因明入正理論〉後序》：
粵以貞觀二十一年(647)秋八月六日，於弘福寺承詔譯訖。……大總持寺沙門玄應正字。
2.《瑜伽師地論》卷一末許敬宗《〈瑜伽師地論〉後序》：
3.《瑜伽師地論》卷一百末：
大唐貞觀廿二年（648）五月十五日於長安弘福寺翻經院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總持寺沙門玄應正字。
4.《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一末：
永徽二年（651）正月廿三日於長安大慈恩寺翻經院法師玄奘奉詔譯，……大總持寺沙門玄應正字。
5.《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又稱《說一切有部發智大毗婆沙論》）卷一末：
顯慶元年（656）七月廿七日於長安大慈恩寺翻經院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慈恩寺沙門玄應正字。
又，《大唐眾經音義序》《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法苑珠林》也有關於玄應僧籍和住錫地的記載。
6.彥悰箋補《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成書於垂拱四年688）卷六：
[貞觀十九年（645）]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
7.終南太一山釋氏《大唐眾經音義序》：
有大慈恩寺玄應法師，博聞强記，鏡林苑之宏標；窮討本支，通古今之互體。
8.道宣《大唐內典錄》（成書於高宗麟德元年664）卷五：
《大唐眾經音義》一部 二十五卷[16] 右一部，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所造。
9.道世《法苑珠林》（成書於高宗總章元年668）卷一百“雜集部”：
《大唐眾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從上所引可知，許敬宗《〈因明入正理論〉後序》《瑜伽師地論》《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玄應僧籍皆作“大總持寺沙門”，《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大唐眾經音義序》《大唐內典錄》和《法苑珠林》所載玄應僧籍則作“大慈恩寺沙門”。這反映了玄應僧籍的變動。
玄奘於貞觀十九年（645）組織譯場開始譯經，其最初的譯場是弘福寺；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大慈恩寺成，十二月始移駐大慈恩寺翻經院繼續翻經。《因明入正理論》和《瑜伽師地論》在弘福寺譯場翻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和《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在大慈恩寺翻譯。但玄應在前三部經論皆署“大總持寺”，後一部署“大慈恩寺”，並沒有一部經論署“弘福寺”。其合理的解釋是：玄應參加譯場之前僧籍隸總持寺，雖在弘福寺譯場正字三年多，但只是“借調”，其僧籍仍隸於總持寺。其後雖隨玄奘譯場移至慈恩寺，永徽二年（651）正月廿三日奉詔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時，其僧籍仍隸總持寺。不過，到顯慶元年（656）七月廿七日譯《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時，其署名已改爲“大慈恩寺”，說明玄應僧籍此時已入慈恩寺。玄應的僧籍由總持寺轉入慈恩寺當在永徽二年（651）到顯慶元年（656）的五年中。又，玄奘終老於慈恩寺，道宣《大唐內典錄》和道世《法苑珠林》二書皆以“慈恩寺”稱其僧籍。二書皆以“大慈恩寺沙門”稱玄應，且據唐智昇《开元釋教錄》卷九明言“敘綴纔了，未及覆疏，遂從物故”[17]知玄應終老於譯場，則玄應入籍慈恩寺後直到去世，未曾再入籍他寺。
我們通過對玄奘新譯經論後所載譯職人員名錄的考察，結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譯職人員名錄進行了比較，發現與玄應情況相同的還有法祥、慧貴[18]、神泰三人，他們也都參加了上述四部經論的翻譯工作。具體情況如下：
從上表可知，他們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開譯時還都分別隸籍原寺，而在《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譯成之時，他們都已經入籍慈恩寺了。據唐釋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載，在初設譯場時選拔了23位大德，包括證義大德12位、綴文大德9人、字學大德1人（即玄應）、證梵語梵文大德1人。[19]這23位大德中，參與弘福寺所譯的兩部經論的大德共有14位，僅有證梵語大德玄謨一人的僧籍轉入譯場所在地弘福寺；當譯場轉到慈恩寺後，參與《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譯寫的9位大德沒有一人的僧籍轉入慈恩寺；而到《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開譯時，參與譯經工作的10人有8人的僧籍轉入了慈恩寺。我們推測，譯場大德學識淵博、工作突出且配合默契，已成爲譯場不可少的核心人員，但他們僧籍各隸原寺，給管理工作帶來不便。另一方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載，貞觀二十二年（648）十二月戊申日（12月2日），皇太子宣令：“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勅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別造翻經院，……令法師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20]可見，新建的大慈恩寺也正好“僧徒尚闕”，需要充實。玄奘爲了管理方便，在永徽二年（651）到顯慶元年（656）中將他們的僧籍統一調入了大慈恩寺。
日僧永超所撰《東域傳燈目錄》（成書於1094年）載署名“玄應”的著作六種：
1.“《大慧度經宗要》一卷”下：同經音義三卷 玄應撰，有私記
2.“《攝大乘論抄》十卷”下：同論疏十卷 玄應
3.“《辨中邊論述記》三卷”下：同論疏□卷 玄應
4.“《成唯識論疏》十卷”下：同論開發一卷 醴泉沙門玄應撰
5.“《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下：同論疏三卷 玄應
6.“《俱舍論鈔》十卷”下：同論音義一卷 玄應撰，十八紙
日僧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成書於1176年）也載有署名“玄應”的著作三種：
1.“《大般若經幽贊》一卷”下：同經音義三卷 玄應
2.“《成唯識論疏》十卷”下：同論開發一卷 醴泉沙門玄應
3.“《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下：同論疏三卷 玄應
藏俊所記《成唯識論開發》和《因明入正理論疏》與永超所記同，藏俊所記《大般若經音義》三卷也即永超所記《大慧度經音義》三卷。永超所記另三種《攝大乘論疏》《辨中邊論疏》和《俱舍論音義》，藏俊未收。
據前賢研究，唐五代三百多年間曾有過三位名叫玄應的僧人，除唐初玄奘譯場字學大德玄應外，另二位分別是中唐憲宗時僧人玄應、五代禪僧玄應。如劉師培《左盦集》卷四《書華嚴經音義後》云：“唐代僧人有名同而確爲二人者如元應作《眾經音義》，據終南山僧所作序則爲貞觀時人。（原書夾行小注：《法苑珠林》卷一百“傳記部”載“元應”，道世撰述，即此人。）《全唐文》九百九十載元應文有《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引者按：後文簡稱爲“《憲超塔銘》”），銘序言超以大暦八年得度，又言僧夏五十，則其文作於長慶二年，乃穆宗時之玄應也。”[21]劉氏此說誤。據羅振玉《雪堂類稿》戊集二“金石文字目”之“塔志徵存目錄”載，《憲超塔銘》作於憲宗元和十三年[22]。按，《全唐文》卷九百九十收錄有《憲超塔銘》[23]。周法高先生引劉師培語而不辨，亦誤[24]。又，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亦收有《憲超塔銘》，其於作者介紹中說：“玄應，京師莊嚴寺沙門，頗精字義，撰《一切經音義》。”[25]此據清之《全唐文》而改“京兆”爲“京師”，又將唐初字學大德玄應事蹟誤綴於此，亦誤。恐貽誤後學，並記之。韓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第三篇“新增中唐散文作者考”：“玄應，生卒年不詳。元和十三年（818），于長安莊嚴寺修行。其年，撰《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並序》。志石出土於陝西省淳化縣，拓本載《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北京遼寧卷》第二冊54頁。”[26]韓先生所考是。故知中唐之玄應爲“京兆莊嚴寺沙門”,著有《憲超塔銘》，其文作於元和十三年（818），載《全唐文》卷九百一十九。五代之玄應爲漳州報劬院禪師，以禪見聞，事蹟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四和《五燈會元》卷八。此二人都不見有字學方面的成就載諸史籍。唐初玄應“以字學之富，皂素所推”，一直從事正字之職，著有“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的音義巨著，可推知《大慧度經音義》三卷和《俱舍論音義》一卷當是其所作。
（一）關於《大慧度經音義》的討論
《東域傳燈目錄》在 “《大慧度經宗要》一卷(元曉撰，依《大品》等)”後又載有“《大惠度經宗要》一卷(元曉撰，依古錄)”，可見其時《大慧度經》也有寫作《大惠度經》，“慧”“惠”二字混同。前文所引“慧貴”寫作“惠貴”者亦可證。玄應此音義因繫於《大慧度經宗要》下，神田氏稱之爲《大慧度經音義》。然在《注進法相宗章疏》中，玄應此音義繫於《大般若經幽贊》下，則亦可稱之爲《大般若經音義》。我們認爲稱之爲《大般若經音義》更符合實際情況。
在玄奘新譯經論中，僅有一次在提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時稱《大慧度經》。此在《顯揚聖教論》卷四：“若隨眾生所宜，隨勝相攝，如《大慧度經》說。”《顯揚聖教論》於貞觀二十年（646）正月譯畢，《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則自顯慶五年（660）正月始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一卷前有西明寺沙門玄則製《大般若經初會序》，其首句則稱：“《大般若經》者，乃希代之絕唱、曠劫之遐津。”可見此經在翻譯時已正式定名爲《大般若經》，並不稱《大慧度經》。如前所引神田氏及諸家推測，玄應參與了《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翻譯的正字工作，同時爲之音義，只是因爲“敘綴纔了，未及覆疏，遂從物故”，成了未竟之作。故其名自然當隨所釋之經名爲《大般若經音義》。《東域傳燈目錄》繫此作於《大慧度經宗要》之下，蓋因玄應所釋對象《大般若經》可稱《大慧度經》，抑或永超習慣稱呼使然。
（二）關於《俱舍論音義》的討論
《玄應音義》有兩種《俱舍論音義》：一種是《俱舍論音義》，在第十七卷，所釋爲陳真諦譯《阿毗達磨俱舍釋論》，此經凡22卷，玄應爲經序及前21卷作音義，約2千多字。《玄應音義》第十七卷除此音義外，還收錄另四種小乘論經音義。另一種是《阿毗達磨俱舍論音義》，第二十四卷全卷，所釋爲玄奘新譯《阿毗達磨俱舍論》，此經凡30卷，玄應爲作音義，約8千多字。我們推測《東域傳燈目錄》所載署名爲玄應的《俱舍論音義》蓋即《玄應音義》第二十四卷之《阿毗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音義》。理由有二：一、此《俱舍論音義》能單獨成爲一卷且有十八紙，所釋之經體量應當不少。據釋道宣《大唐內典錄》和智昇《開元釋教錄》等的記載，只有陳真諦譯《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和玄奘新譯《阿毗達磨俱舍論》符合要求。玄應已爲此二經作音義，不大可能再作新的第三種音義。二、《阿毗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音義》單獨一卷，全文8千多字；《俱舍論（真諦譯）音義》只是第十七卷中的一小部分，2千多字。在《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開元釋教錄略出》等著作中，都有很多關於佛經抄錄本用紙數量的記錄，如《開元釋教錄》第二十卷“入藏錄下”之“賢聖集”：“《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或三十卷，七百六十八紙。唐釋玄應撰。”[27]李際寧《佛經版本》云：“標準唐代寫經爲1紙28行，行17字。”[28]《東域傳燈目錄》載《俱舍論音義》“一卷”“十八紙”則剛好與8千多字《阿毗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音義》體量相當。當然，《東域傳燈目錄》並未明言此經音義爲唐抄本，其抄寫格式和紙張大小可能有差異，所記用紙數量不能準確反映所抄經文的體量。但在無其他反證的情況下，我們傾向於認爲《東域傳燈目錄》所載《俱舍論音義》是《阿毗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音義》的單行本。
（三）關於《成唯識論開發》的討論
據前文討論玄應僧籍所舉材料，知玄應參與《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正字，其所署僧籍为大慈恩寺。《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於顯慶四年（659）七月初三日譯畢，《成唯識論》譯成於顯慶四年（659）閏十月。此時玄應僧籍已入大慈恩寺，其後歿於譯場，僧籍未曾轉入他寺。故知《成唯識論開發》所署之“醴泉沙門玄應”必不是唐初玄應。
關於“醴泉”，周法高有两种推测：“醴泉是京兆郡屬縣，又是長安寺名。”[29]但究竟應該是哪種，周先生也未能定奪。通觀《東域傳燈目錄》，其記載著者僧籍的形式大致有三種：A、“某寺某僧”，如“《大慧度經宗要》一卷”下有“同音義二卷，元興寺信行”、“同音訓四卷，興福寺真興撰”。B、“某地某僧”，如“《華嚴論》六百卷”下有“同疏七卷，齊鄴中曇遵師撰出傳”“同疏七卷，魏北臺釋智炬撰，傳云十卷”。C、“某地某寺某僧”，如“《華嚴論》六百卷”下有“同經探玄記二十卷，京兆西崇福寺沙門法藏撰，又云魏國西寺沙門”。凡是僧人所屬寺院名，書中都會明確標出“某某寺”。故此，“醴泉沙門玄應”的“醴泉”應是地名而非寺名。
“醴泉”作爲地名，唐时乃京兆郡屬縣。《全唐文》第九百一十九卷收錄的中唐玄應《憲超塔銘》前著錄其信息爲“京兆莊嚴寺沙門”[30]。塔銘主人憲超爲京兆府涇陽縣人，與醴泉為鄰縣；其隸籍之興國寺也在京兆府；該塔銘“出土於陜西省淳化縣，今存該縣博物館”[31]，淳化在唐元和時屬京兆府雲陽縣。《新唐書》第三十七卷《地理一》：“天授二年以雲陽、涇陽、醴泉、三原置鼎州，大足元年州廢。”[32]此可證雲陽、涇陽、醴泉三縣相鄰。從時代和地理位置看，中唐撰《憲超塔銘》的玄應很可能就是“醴泉沙門玄應”。
通過分析中唐玄應所撰《憲超塔銘》，我們認爲其與法相宗關係相當密切。1.塔銘中說憲超“稟學定於總持東院”。此之總持東院，即唐初玄應僧籍所隸之寺，法相宗學者辨機也曾居於此，其寺當有法相宗的“法乳”流傳。憲超“業精《妙法》”，所習亦爲法相宗之《妙法蓮華經》。中唐玄應撰銘稱贊其“業精《妙法》”，也反映了其尊崇法相宗的傾向。2.塔銘有“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陁利之開敷，香風不絕”之句。“優曇花之句偈”出自《妙法蓮華經》卷一佛告舍利弗語：“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分陁利”則是《妙法蓮華經》喻妙法之白蓮花名。中唐玄應以之稱贊憲超，也可以看出其在法相宗經籍方面的造詣。3.中唐玄應能爲時任京師興國寺上座的憲超作塔銘，其學識和地位在當時自然非同一般。故此可知中唐玄應在法相宗方面有著深厚的修養，《成唯識論開發》有可能是他所作。
（四）關於《攝大乘論疏》《辨中邊論疏》《因明入正理論疏》的討論
我們根據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八所載，將玄奘譯場新譯經論與《玄應音義》所釋新譯經論進行比較和統計，發現玄奘譯場永徽五年以前新譯經論共有55部436卷，玄應爲之作音義的有26部330卷。再比較玄奘新譯經與玄應爲之作音義的情況，我們有以下兩點發現：
1.《玄應音義》中，玄應爲654年譯成的《阿毗達磨順正理論》（80卷）作有音義後，再未爲他經作過音義。
2.《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200卷）譯成於659年，玄應雖擔任正字，但未作音義。
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所載，玄奘創開譯場之始，證義大德有十二人，綴文大德有九人，正字大德則只玄應一人。又麟德元年前所譯75部經論中的《瑜伽師地論》《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等3部經論後附有譯職人員名錄，《因明入正理論》之許敬宗《後序》中亦有詳盡的譯職人員名錄。其中正字一職僅三人：玄應、明濬、義褒。玄應四書皆任正字之職。明濬參與了三書翻譯工作，在《因明入正理論》《瑜伽師地論》的翻譯中擔任證文，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擔任正字。值得注意的是，《瑜伽師地論》許敬宗《後序》和卷一百後所載譯職人員名錄中明濬所署職位不一致：《後序》稱其爲“受旨證文”，卷一百後譯職人員名錄載其爲“正字”。此當以《後序》爲是，卷一百後譯職人員名錄當是涉下文玄應“正字”而誤。我們懷疑《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明濬的工作也可能是“證文”，涉下文玄應“正字”而誤。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有明濬傳，只說他“常以金剛般若爲業”，於永徽“二年三月卒”。《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自永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開譯，六月二十九日譯畢。即使明濬擔任正字之職，也就兩個來月。義褒參與了《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的翻譯，擔任正字之職。《續高僧傳》卷十五有義褒傳，敘其精通佛理，曾與道士李榮論爭，並未涉及其字學修養。很可能在玄應去世前，整個譯場的正字工作基本由其一人承擔，明濬、義褒只是客串協助。
我們以爲，很可能玄應晚年身體狀況不好，加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在顯慶五年（660）開譯，精力主要用於正字。玄應作爲譯場的唯一專職的字學大德，其他未作音義的新譯經論也都須逐一閱讀並正字，其工作之繁重辛苦可想而知，似乎不大可能抽出時間來爲三書作疏，特別是《攝大乘論疏》有十卷，所需時間肯定不少。如果玄應在正字工作之餘有較爲充足的時間，依神田氏論證玄應爲《成唯識論》等“法相宗重要的論部”作疏理所當然的思路，爲之音義也同樣理所當然。對於在正字工作中“因譯尋閱，捃拾藏經”的玄應來說，作音義應該比作疏要容易得多。但這麼重要的法相宗新譯經論，卻不見玄應爲之作音義。其合理的解釋只能是：要麼玄應沒有見到這部經論譯出；要麼正字工作太繁重、時間緊張，來不及作音義。再者，如果唐初玄應真的爲這三論作疏，道宣和道世應該知曉。他們對玄應未定稿《大唐眾經音義》都那麼重視，何以對這三部法相宗論疏卻置而不錄？這在常理上是說不過去的。所以我們以爲這三部論疏非唐初玄應所作。
中唐玄應在法相宗方面有著深厚的修養，《成唯識論開發》有可能是他所作。其他三部論疏，也都是为“法相宗重要的論部”所作的疏。既然中唐玄應與法相宗關係密切，也不妨归在他的名下。
綜上所述，唐初玄應除撰有《大唐眾經音義》外，還撰有《大般若經音義》三卷（未完稿），《東域傳燈目錄》所載《俱舍論音義》蓋爲《玄应音義》二十四卷《阿毗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音義》單獨析出者。《東域傳燈目錄》中所載四部署名“玄應”的論疏另有其人，有可能是中唐或其它時期另一玄應所作。
致謝：本文寫作中承蒙丁鋒教授從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惠寄資料；南京大學童嶺先生、東南大學陶友公先生等友人幫助翻譯解讀日文資料；在考察中唐玄應的宗派傾向時，曾於2006年將《憲超塔銘》及相關資料在南京大學小百合論壇哲學系系版中咨詢，有幸得到“bytheway（問道青牛）”先生熱情賜教，謹此一併致謝！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多音字研究”（19YJA740055）。
[1][日本]神田喜一郎：《緇流の二大小學家——智騫玄應》，《神田喜一郎全集》，日本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1986年，第1卷第179-196頁。該文原刊於日本《支那學》第七卷第一號（1933），原爲日文，此承南京大學童嶺先生幫助解讀並翻譯了結論部分。我們在研讀此文時參照了周法高《玄應反切考》（《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通論”部分“玄應的生平和著述”中引述神田氏論述的相關文字（第359-361頁）。又，關於玄應去世時間，神田氏考證爲：“玄應は恐らく《大般若經》の完成を見ない中に、龍朔元年の秋か、晚くとも龍朔二·三年の間に示寂したものと思はれるのである。”東南大學日語專家陶友公先生認爲此句當譯爲：“可以判斷玄應恐怕未能看到《大般若經》的完成，大概在龍朔元年秋，或最遲在龍朔二、三年間就示寂了。”
[2]日僧永超《東域傳燈目錄》記作“《因明入正理論》三卷（基）”，查窺基所作實爲《因明入正理論疏》，今補“疏”字。稍後於永超的日僧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則記作“《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在序) 大乘基撰”，是。
[3]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55-57頁。
[4] 《玄應反切考》，第359-363頁。
[5] 周祖謨：《校讀玄應一切經音義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92頁。
[6] 徐時儀：《玄應〈众經音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1-27頁。
[7] 李吉東：《玄應音義反切考》，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1-3頁。
[8] 于亭：《玄應〈一切經音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10頁。
[9] 黃仁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0-32頁。
[10] 《玄應〈众經音义〉研究》，第26-27頁。
[11] 曹旅寧：《南北朝隋唐五代僧籍制度探究》，《長沙水電師院學報》，1992年第1期，第115頁。
[12] 《南北朝隋唐五代僧籍制度探究》，第115頁。
[13]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1頁。
[14]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252頁。
[15] 方廣錩主編：《中國佛教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83頁。
[16] 此處原文作“十五卷”，據同書他處著錄知此處漏“二”字，今補。
[17]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521頁。
[18] 慧貴之名，《瑜伽師地論》《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和《〈因明入正理論〉後序》所載譯職人員名錄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法苑珠林》《開元釋教錄》皆作“慧貴”，許敬宗《〈瑜伽師地論〉後序》和《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所載譯職人員名錄及道宣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二則作“惠貴”。古人二字常混，如著《一切經音義》的中唐僧人慧琳，有寫作“惠琳”者。
[19] （唐）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31頁。又，智昇《開元釋教錄》和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二所載玄奘傳中只有22位，證義大德只11人，無彥悰傳中的“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慧立、彥悰皆參加譯場，所記當有實據，故此從慧立、彥悰所記。
[20]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155頁。
[21]劉師培：《劉師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3冊第41頁下欄。
[22]羅振玉：《雪堂類稿》，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7頁。
[23]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582頁下欄。
[24]《玄應反切考》，第361頁，腳注1。
[25]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輯第8頁。
[26]韓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69-170頁。
[27]《開元釋教錄》，第1447頁。
[28] 李際寧：《佛經版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第14頁。
[29] 周法高：《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學原》1948年第2卷第3期，第40頁。
[30] （清）董浩：《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582頁。
[31] 陳曉捷、任筱虎《唐〈憲超塔銘〉考述》，《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80頁。
[32]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62頁。
范可可，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生。主要從事音韻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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