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文津学志》第十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丽娟老师授权发布！
張麗娟
1935年冬，藏園先生為自藏宋刻本《周易正義》書跋，暢論注疏版刻源流及宋刻單疏本傳存：
實際上，傅增湘先生對宋刻單疏本及注疏合刻源流關注已久。早在1912年，先生已獲見宋刻八行注疏本《禮記正義》，1915年觀鐵琴銅劍樓藏《周易注疏》並論八行注疏本為黃唐刻本，1918年於烏程蔣氏密韻樓觀所藏宋刻單疏本《爾雅疏》，1920年又見寶應劉翰臣藏《爾雅疏》殘本。1929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宋單疏本《尚書正義》影印出版，先生獲內藤湖南贈送一帙。[2]同年訪日期間，先生與狩野直喜談宋代注疏合刻源流，並獲贈宋單疏本《禮記正義》影本。[3]又於恭仁山莊閱內藤湖南所藏宋刻單疏本《毛詩正義》，亦歷數宋單疏本存藏情況。其時《周易正義》尚未從徐坊家流出，故“《周易》十四卷”下小注云“藏北京徐梧生家”。先生慨道：“倘薈萃羣經，得有力者精印流傳，足慰海內外學人之望。區區微願何日能償，聊志於此，以當息壤。”[4]未意數年後，宋刻單疏本《周易正義》得入雙鑒樓，先生亦得償“精印流傳”之心願。
此部單疏本《周易正義》，為南宋初年翻刻北宋國子監本，經宋末元初學者俞琰、清初季振宜、嘉慶間徐松等遞藏，清末歸徐坊（1864-1916），可謂流傳有自。傅增湘先生早年曾獲見此本，驚為曠世奇寶。“昨歲（1934年）殘臘，忽聞有人求之甚急，議垂成而中輟。然其懸值高奇，殊駭物聽。余詗知怦然心動，遂銳意舉債收之。雖古人之割一莊以易《漢書》，無此豪舉也。雙鑒樓中藏書三萬卷，宋刊秘籍且踰百帙，一旦異寶來投，遂巋然為群經之弁冕。”[5]藏園先生推此部《周易正義》為群經弁冕，不僅因其孤本罕傳，更源自先生對此本學術價值的深刻認知。蓋單疏本在我國罕見傳存，《周易正義》又長期秘藏，僅知明末清初藏書家錢孫保曾利用單疏本《周易正義》作校勘，其校本為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所利用。這幾乎是清代學者了解單疏本《周易正義》的唯一途徑。但“錢校本”久佚，阮元《校勘記》所錄單疏本異文亦甚為疏略，且與他本混淆不能區別。由於不見宋刻單疏本，清代學者對《周易正義》卷次曾產生種種疑惑與誤解。傅增湘先生依據宋刻單疏本《周易正義》，不僅校訂文字，還廓清了前人相關疑問：
其關係最要者，尤為本書卷第。考孔氏序言“為之正義凡十有四卷”，《新唐志》及《郡齋讀書志》同。至《直齋書錄解題》乃作十三卷，且引《館閣書目》言“今本止十三卷”。殿本《易疏》朱良裘跋，言廣羅舊本，得文淵閣所藏《易疏》殘帙，知孔疏、王注分六卷為十卷，合之韓注三卷，而十三卷自備，因注疏合刻之始，體例未定，故爾乖違。其說殊為未審。至陳仲魚得八行祖本，亦十三卷，乃為之說曰：“原本秪十三卷，今云十四卷者，殆兼《略例》一卷而言。”其說益為差戾。蓋孔氏為王注作《正義》，於《略例》邢璹注未嘗加以詮釋，何緣併為一談？今得宋本觀之，第一為八論，第二乾，第三坤，遞推至第十四為說卦、序卦、雜卦，則十四卷之數犁然具在，然後知朱、陳諸氏自來懷疑不決者，可以迎刃而解。[6]
我國早期注疏合刻本，以越刻八行本為最著，因涉及注疏合刻起源的重要議題，乾嘉以來學者皆極看重。但八行本傳本稀見，其刊刻於南宋或北宋，清代學者意見分歧。直至民國初年，經李盛鐸、傅增湘等鑒定，南宋刻八行本之說方趨統一。傅增湘先生早於1912年得見盛昱鬱華閣藏八行本《禮記正義》，此本為惠棟據校之本，即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惠棟校宋本”，惠跋稱為“北宋本”。傅增湘先生詳錄書中紹熙黃唐刻書識語及兩浙東路官員銜名，此為判斷八行本刊刻時地的最關鍵依據。又言此本“間有補版”，“又有'秋壑圖書’偽印”。[7]“秋壑圖書”為宋人賈似道印，此部《禮記正義》經元代補版，故不可能為賈氏舊藏。藏園指為偽印，可謂一針見血。1915年，先生又於瞿氏鐵琴銅劍樓觀八行本《周易注疏》，《藏園群書經眼錄》本條按語云：“此與袁抱存（克文）藏《禮記》、張香濤（之洞）藏《書經》、李木齋（盛鐸）藏《周禮》同，皆紹熙黃唐刻本也。”[8]將越刻八行本諸經係聯並觀，顯示了先生敏銳博通的版本眼光。先生還曾自藏八行本《周禮疏》殘葉，見王國維《宋越州本周禮注疏跋》所記：“余又見江安傅氏所藏《周禮注疏》，僅存《春官大司樂》一葉。” [9]今已不知蹤跡。
十行本注疏為明清時期通行《十三經注疏》祖本，有宋、元之別。真正的宋十行本傳世極稀，今存僅日本足利學校藏《毛詩》《左傳》，國圖、臺北故宮分藏之《左傳》，國圖藏《穀梁》，及最近新發現的重慶圖書館藏宋十行本《公羊》零葉。[10]元十行本照宋本翻刻，版式風貌極相近，前人往往難以區別。如清阮元校刊《十三經注疏》號稱“重刊宋本”，所據實為元刻明修十行本；前人著錄中的宋十行本，絕大部分亦為元刻十行本。宋、元十行本的判別，以1934年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發表《十行本注疏考》為標誌，[11]此前只有少數真正見過宋十行本的學者，方能意識到兩者有不同。藏園先生於民國初年曾獲藏宋十行本《左傳》殘卷，已認識到此本不同於常見十行本之處。《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1913年10月20日傅增湘致張元濟札云：“又得宋十行本《春秋左傳注疏》半部，宋印無補。首有南宋史氏之印。至為可寶。且劉剛父牌子亦存。”[12]《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記：“十行本有宋刊，有元刊。余曾藏南宋劉叔剛刊《春秋左傳注疏》，字畫斬然挺勁，與世所傳十行本大不同。世所傳者實為元翻元明遞修本，而咸號為宋刊，阮氏覆刻所據皆是也。”[13]此雖為追記，但從中可見先生對十行本宋、元之別有清晰的認知。
前人對注疏合刻起源的討論，基本限於八行本與十行本，對其他早期注疏合刻本缺乏認識。藏園先生見多識廣，除八行本、十行本注疏之外，於蜀刻本注疏、建刻九行本注疏、金元刻十三行本注疏、明永樂本注疏等皆有關注，是最早注意八行本、十行本之外其他早期注疏合刻本的學者之一。1927年先生於故宮閱宋魏縣尉宅刻九行本《附釋文尚書注疏》，指出此本“字體方整峭厲，紙墨均勝，是閩中精刻初印本，與世行十行本絕異”。[14]1929年於日本宮內省圖書寮閱蜀刻《論語注疏》，指其“宋避諱至敦字止，字體瘦勁，是光宗時蜀中刊本”，“此本標題無'解經’二字，與各本皆不同，其式甚古。分卷不作二十，為元貞本所自出。注疏後附釋文，則尤元貞本及明以來諸本所無，殊可寶貴。”。[15]明永樂刊注疏本亦稀見，陸氏《皕宋樓藏書志》著錄永樂本《尚書注疏》作“明覆宋八行大字本”，1926年張氏適園翻刻此本又誤認其為宋本。藏園先生於1918年曾見永樂本《周易兼義》，記其“卷末有永樂甲申歲刊小字一行”，[16]1929年於靜嘉堂見《尚書注疏》，雖無刊刻紀年，而據其體例行款等與《周易正義》同，判為永樂本：“余別見《周易兼義》兩部亦同此行格，左闌外下方有永樂元年刊小字一行，則此本亦為永樂刊無疑矣。”[17]
金元十三行本注疏為平水地區刻本，今存僅《尚書注疏》，國圖藏兩部（著錄為“蒙古刻本”），一全本為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一殘本為內閣大庫舊藏。傅增湘先生曾藏一部殘本，今在日本天理圖書館。此外，元元貞二年平陽府梁宅刻十三行本《論語注疏解經》曾有传存，惜原本已毀，光緒間劉氏玉海堂有翻刻本。又《毛詩注疏》有殘葉存世，曾為傅增湘先生所藏：“金平水刊本，十三行二十五、六字不等，注雙行三十一至三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內閣大庫曾出殘葉，與大庫所藏《尚書注疏》版式同，而與海虞瞿氏藏平水本《尚書》不同。”[18]此殘葉是目前所知金元十三行本《毛詩注疏》的惟一遺存，今藏何處尚有待查訪，所幸《宋元書式》保存了一葉書影。[19]傅增湘先生1915年已於鐵琴銅劍樓見金元十三行本《尚書注疏》，[20]1918年借校內閣大庫舊藏殘本十卷，[21]又自藏殘本一卷（卷十八），故對金元十三行本《尚書注疏》有精深見解。《藏園羣書經眼錄》記自藏本《尚書注疏》“左右雙闌，疑是刊補”，[22]已注意到此本與鐵琴銅劍樓藏本四周雙闌者不同。[23]先生於1937年撰《校金刊本尚書注疏跋》，闡述十三行本《尚書注疏》的版本校勘價值，並對早期注疏合刻本的不同類型及源流關係做出推測：
傅增湘先生善於通過版本係聯的方法，依據內容體例、行款字數、刻工姓名、字體風格等的歸併係聯，劃分版刻體系，從而對一本之版刻時地做出判斷。上文有關宋刻單疏本與早期注疏合刻本的歸類、比勘、考辨、研究，已充分體現出先生的這一特點。以下再就《藏園羣書經眼錄》所錄經注本略舉數例，以窺藏園先生的版本鑒別方法與成就。
南宋撫州公使庫刻《九經》見載於《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是南宋官版經注本的代表版本，今存四經。藏園先生曾收藏其中的《禮記釋文》與《春秋經傳集解》。《禮記釋文》得於1920年，[25]今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春秋經傳集解》1923年得於東華門外冷肆，為清宮本佚出之殘卷，今藏國圖。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傳世僅此一部，舊以為宋監本。藏園先生得卷一至二殘卷，定為撫州本。《藏園羣書經眼錄》本條按語云：
南宋興國軍學本《六經》是與撫州本齊名的經書版本，因毛居正《六經正誤》、黃震《修撫州六經跋》引用而知名，但流傳甚罕，僅《春秋經傳集解》有傳本，其中日本宮內廳藏一部全本，靜嘉堂文庫藏一部殘本。靜嘉堂本曾經毛氏汲古閣、黃丕烈、汪士鐘、陸心源等名家遞藏，[28]因是殘本，前人無法辨其為何本。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僅著錄為“大字本”，《皕宋樓藏書志》判為“宋刊建大字本”。藏園先生1929年日本訪書期間得閱此本，以為其字體不類建刻：“按陸氏定為建大字本，以余觀之，字體渾健，與建州刊工不類，殆是江右刊本也。”[29]此初經眼時依字體風格所做判斷，否定了陸氏建刻之說。後經與宮內廳藏本相印證，先生斷此本為興國軍學本：“以余觀之，即興國軍學刻本，與帝室圖書寮本同，間有異者，則為補刊版。”[30]
癸丑（1913）年所見宋刻本《禮記注》二十卷，先生記其版刻特徵：“十一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黑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宋諱缺末筆，或加圓圍，或用陰文別之。注下增重言重意，幷附陸氏釋文。凡重言重意及音釋等字皆以陰文別之。”並指出：“此書莫楚生棠謂是余仁仲本。其行款大小字均同，然其避諱不謹，又通卷無一牌子，又加入重言重意，恐非也。大約南宋坊刻之書耳。”[31]先生於此本未記藏處，依其版本特徵，頗疑即今北大或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禮記》重言重意本。此本與余仁仲本《九經》同為建刻十一行本，版刻風格相似，但體例不同。今存余仁仲本諸經皆不附重言重意等內容，且卷後多有牌記、識語，先生據此判斷其並非余仁仲本，所言甚是。
南宋刻經籍版本中，有一批附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等內容的坊刻本，前人統稱為帖括之本，存世版本繁雜，系統不明。藏園先生最早對此類版本做了歸併係聯，依題名、體例、行款、開本等，劃分為不同的版本系列。1933年先生撰《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跋》指出：
經籍只是傅增湘先生版本收藏、鑒定、研究中的一個小局部，而其中精彩紛呈、啟發後人之處，不勝枚舉，可以體現先生版本學研究的方法和成就。楊成凱先生曾指出：“正是在版本學中內外兼修的功夫，幫助傅增湘先生對宋刻經籍有人所不及的真知卓見。”[33]版本學講究對版本外在形制的考察，總結歷代版刻發展規律,通過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版刻風格來鑒別版本；同時也要深入版本內部，比較各本內容體例、文字異同、各版本間關係，從而獲得對某一版本更準確的認識。對版本內外兩方面的高度關注，是藏園先生版本學臻於大成的關鍵，這在藏園先生的經籍版本研究中體現得也尤其突出。
版本外在形制，包括行款、版式、字體、刀法、紙墨、裝幀、題署、牌記、諱字、刻工、題跋、藏印、補版、抄配等，這些因素構成其區別於他本的外在形式特徵，是正確判別版本的先決條件。尤其是字體、刀法、紙墨等，是無法完全複製再現、具有唯一性的因素，因而也是判別版刻時代、版刻地域最需關注的因素。前人所謂“觀風望氣”，即是對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版刻風格的把握，是長期古籍善本經眼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本領，既需有大量觀覽善本的機緣，又要勤於查考，善於總結。傅增湘先生本身是藏書家，又有機會博觀泛覽，經眼善本無數，所見版本皆詳記版刻特徵、遞藏流傳，積累了豐富的版本鑒別經驗。據王瑋《傅增湘日本訪書考略》所記，先生於1929日本訪書期間，11月11日至宮內省圖書寮，當日閱書50-60種，選未見書及重要各書詳記之，晚上寫閱書記；13日至靜嘉堂觀書，當日計閱70-80種；15日又至靜嘉堂抄《冊府元龜》缺卷，又入庫補看各書40種，“同時先生為之糾正眾多版本錯誤，都由長澤君別記於冊，等重編目錄時訂正之。”[34]如此短時間、大規模的版本鑒定，與持本細細研究不同，完全靠眼力判斷，更需“觀風望氣”本領。
傅增湘先生在《藏園羣書經眼錄》中，對不同時地的版式字體風格等，往往有精闢總結，耐人尋味。如稱宋刻單疏本《尚書正義》“筆意堅實，結體方嚴，猶有汴都遺韻也”，此記浙本特徵。宋蜀刻大字本《周禮》“字體古勁，近柳誠懸，與蜀大字本蘇文忠、蘇文定、秦淮海諸集極相近，黃氏定為蜀大字本，洵然”；蜀刻《論語注疏》“字體瘦勁，是光宗時蜀中刊本”，此記蜀本字體特點。宋魏縣尉宅本《附釋文尚書注疏》“字體方整峭厲，紙墨均勝，是閩中精刻初印本”，建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字體工麗，鋒棱聳峭，審為建本之至精者”，此記建本特徵。而興國軍本《左傳》則“版闊字大，而古勁疏朴，視杭、建各刻迥不相侔”，“殆是江右刊本”。於宋建刻白文本《八經》，稱“此書刊工細如髮絲，精麗異常，蓋建本之至精者”，而明嘉靖翻刻本“上加橫闌，注以字音，字畫板滯，去此遠矣”，此通過字體、版式比較鑒別翻刻本。1929年先生於內藤湖南處觀南宋紹興十年邵武朱中奉宅本《史記集解》條，曾總結南宋前期建刻本的字體風格：“此本鐵畫銀鉤，字體雕工與瞿氏藏《周易》相類，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35]此論南宋前期建刻本區別於南宋中後期的獨特字體風格，《中國版刻圖錄》進一步總結為“書體秀媚，字近瘦金體”。所論種種，皆觀察精微，發前人所未發。
除了對歷代版刻規律的總結和把握，先生在版本研究中還特別注重考察各本內容體例、卷次分合、文字異同。對版本內容體例文字的考察，可以驗證及校正前期“觀風望氣”結論，是版本鑒別的深化；同時，可以將單一版本置於一書的整體版本序列中，進一步判斷該本的版刻屬性、梳理版刻源流、判斷版本價值，獲得對相關學術問題的宏觀認識，這是版本研究的深化和提高過程。如關於《周易正義》單疏本十四卷與八行注疏本十三卷、十行注疏本九卷的差異，蜀刻本《論語注疏》十卷與常見二十卷本的差異，蜀刻本《論語注疏》附釋文與通行注疏本不同，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正文與序文相連、不附釋文，余仁仲本僅附釋文而無重意重意，鶴林于氏本《春秋經傳集解》“音釋總列每段後，不入逐句下”，“音釋皆陸氏原文，與岳刻刪節者不同” 等等，[36]精準拈出了各本區別於他本的獨特內容和體例，不僅有助於具體版本的鑒別，對於相關版本的源流體系、相關學術問題的深入探討，都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傅增湘先生一生致力藏書校書，對校勘尤為重視。《藏園居士六十自述》云：“余之藏書，手校者十居八九。”“有得即校，日竟一二卷，懸為課程。”據統計，傅增湘先生三十餘年間校書八百餘種，一萬六千三百零一卷，每年平均校勘五百卷，[37]可見用功之勤。經籍校勘方面，如先生得宋刻單疏本《周易正義》後，以之校明萬曆監本：“余得書之後，粗事披尋。偶取北監本校之前四卷，改訂一百七十餘字。此外差失之甚者，如觀卦脫二十四字，咸卦脫八十九字，遯卦脫七字，艮卦脫六字，皆賴以補完。”[38]藏園所校萬曆北監本《周易注疏》今存國圖，“中華古籍資源庫”已發佈全文圖像。其卷首《八論》末藏園老人識云：“計五千三百六十七字。甲戌除夕據宋刊單疏校定。”卷一末識：“乙亥七月初二日校於萬壽山邵窩。宋刊《正義》本為第三卷，至訟卦止。”“正義改訂一百十二字，其經注先後失次尚不可勝計。” 卷二“訟”卦末識：“正義卷三終，計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二字，七月初五日校畢。”“同人”卦末識：“正義卷第四終。”“七月十三日校完。”卷二末識：“丙子三月二十有七日，游管家嶺、鷲峰寺、普照寺，遍覽杏林，夜宿清泉吟社，張燈校畢大有、謙、豫三卦。” 藏園所校，不僅訂正萬曆監本訛字，凡宋本題署、卷次、出文起迄之異同，皆詳為標注。先生於乙亥（1935）撰《周易正義》跋云“昨歲殘臘”“銳意舉債收之”，“昨歲”即甲戌（1934）。先生於甲戌除夕校《周易正義》卷首五千餘字，蓋即初見此本匆促而為。其後陸續校《周易正義》前四卷，當萬曆監本《周易注疏》卷二之“同人”卦。乙亥（1935）冬撰《周易正義》跋，第二年丙子（1936）又續校大有、謙、豫三卦。正是有了這樣扎實細緻的校勘工作，方有《周易正義》跋（即《藏園群書題記》之《宋監本周易正義跋》）縱論《周易正義》卷次源流，深刻闡發單疏本《周易正義》的學術價值，成為經籍版本研究的經典之作。其他如《校金刊本尚書注疏跋》《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跋》《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等，都是在詳盡文本校勘基礎上撰寫的跋文，不僅充分闡釋出各本的價值所在，還能觸類旁通，發現經籍版本研究中更深層次的問題。
傅增湘先生《藏園羣書經眼錄》、《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藏園群書題記》等，積數十年之功，隨錄所見，早期與晚期見解或有不同；又於諸多秘藏善本，匆匆瞥錄，無暇細究，全憑眼力判斷，故所言亦難免有未盡之處。如先生於1929年觀靜嘉堂藏宋刻《春秋經傳集解》，從《皕宋樓藏書志》定為蜀大字本，認為此本“版式橫闊，如所謂眉山七史。”[39]此本原版葉保存甚少，多為元明補版，與世所謂“眉山七史”（實亦南宋浙本）類似。今人依據刻工姓名等考察，判此本為南宋浙本，經宋元明遞修。[40]藏園對此本的判斷，一方面是受所謂“眉山七史”及補版字體的影響，一方面也與時間緊張，無暇找尋原版、記錄刻工有關。又前輩藏家學者於版本鑒別，往往統觀概說，或限於種種原因，表述較為含混，不似今日著錄之準確。如越刻八行本《周易注疏》等三經刊刻較早，黃唐刻《禮記》《毛詩》時代較晚，《藏園群書經眼錄》於八行本《周易注疏》條，將越刻八行本諸經統稱為“此紹熙黃唐刻本”，[41]從今日眼光看自然不精確。但考慮到此前學界對八行本的模糊認識，先生此說實際上是將八行本諸經係聯並觀，統歸於南宋刻本，在當時是超邁前人之論，與李盛鐸撰八行本《禮記正義》跋、王國維《宋越州本禮記正義跋》等，共同啟發並推動了有關八行本與注疏合刻起源的討論。
傅增湘先生於明清版本、日本朝鮮版本、批校本、舊抄本等亦甚為重視，其自藏批校本經籍中，如清金鳳翔校《十三經注疏》，保存了何焯、何煌校宋本《周禮疏》《儀禮疏》等成果，又以余仁仲本校《尚書》，可稱余仁仲本《尚書》異文的唯一遺存；清孔繼涵校《禮記注疏》，以宋本《禮記正義》校武英殿本，又臨戴震校、惠棟跋，並孔繼涵跋，是有關越刻八行本《禮記正義》在清代遞藏、校勘情況的珍貴資料等。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贅述。
藏園先生的經籍版本收藏、鑒別、研究內容豐富，成就卓著，本文掛一漏萬，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1] 國圖藏宋刻本《周易正義》卷末藏園手書跋，《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末署“歲在乙亥冬至後五日江安傅增湘識”。《藏園群書題記》卷一收入此跋，題《宋監本周易正義跋》，文字略有差異，末署“乙亥冬至後三日識於藏園之長春室中”。按：日本身延山久遠寺藏單疏本《禮記正義》殘本存卷六十三至七十，當為八卷；涵芬樓藏單疏本《春秋公羊疏》殘本今歸國圖，存卷一至七，當為七卷，參見筆者《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237-23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2] 以上分別見《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55頁、10頁、119頁、26頁，中華書局，1983年。
[3] 據王瑋《傅增湘日本訪書考略》，1929年10月“22日，訪狩野直喜博士，狩野出示其所藏各書。先生與狩野談注疏宋代合刻源流。狩野頗喜為聞所未聞。24日，狩野博士來訪，贈先生宋本《禮記正義》殘卷影本。”《圖書情報工作》第48卷第3期，2004年3月。按身延山久遠寺所藏宋刻單疏本《禮記正義》殘卷，1930年由東方文化學院珂羅版影印，狩野直喜為東方文化學院古書複製委員會成員，所贈當為尚未正式出版之影本。
[4]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35頁。
[5] 國圖藏宋刻本《周易正義》卷末藏園跋，《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6] 同上跋。
[7]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55頁。
[8]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10頁。此本今藏國圖，定為蒙古刻本
[9]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4冊，中華書局，1984年，第1040頁。
[10] 參見筆者《記新發現的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零葉——兼記重慶圖書館藏元刻元印十行本<公羊>》，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4期。
[11] 此文於1934年發表於日本昭和九年漢學大會，刊載於當年十二月出版的《書誌學》第三卷第六號，後經修改，以《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為題，收入1937年出版的《書志學論考》中。
[12] 張元濟、傅增湘著《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7頁。
[13]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中華書局，1993年。
[14]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28頁。
[15]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27、93頁。
[16]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10頁。
[17]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27頁。
[18]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二。
[19]王國維《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即記此：“江安傅氏藏舊刊《毛詩注疏》卷二第十六葉，每半葉十三行，行大二十四字，小三十一字，刊刻精雅，與宋越本、建本均不同。”
[20]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27頁。
[21] 《藏園羣書校勘跋識錄》錄藏園先生跋：“金刊本《尚書注疏》存卷六至十、十六至二十，共十卷，內閣藏書移庋圖書館者。……從館中假校，作輟不常，三月乃畢。戊午九月十五日傅增湘記。”中華書局2012年，第5頁。
[22]《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27頁。此殘卷後贈與平崗武夫，今藏日本天理圖書館。
[23] 顧永新比勘傅增湘先生舊藏殘本與瞿氏鐵琴銅劍樓本，指出二本具有覆刻關係，而非相同版本。參見《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論注疏合刻的時間問題》，《文史》2011年第3期。
[24] 《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頁。
[25]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103頁。
[26]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64頁。
[27] 《藏園群書題記》，第24頁。
[28] 參見筆者《說說南宋興國軍學刻本<春秋經傳集解>》，載《國學茶座》2014年第2期，山東人民出版社。
[29] 《藏園東遊別錄》之一《靜嘉堂文庫觀書記》。
[30]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67頁。本條小注：“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1929）十一月十三日閱”，為傅增湘先生訪問靜嘉堂閱書時間。按《靜嘉堂文庫觀書記》僅推測此本為“江右刊本”，《藏園羣書經眼錄》“以余觀之，即興國軍學刻本”云云，或為後來補記。
[31]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52頁。
[32] 《藏園群書題記》，第15頁。
[33] 楊成凱《<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34] 王瑋《傅增湘日本訪書考略》，《圖書情報工作》第48卷第3期，2004年。
[35]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2冊，第162頁。
[36] 《藏園羣書經眼錄》第1冊，第68頁。
[37] 傅熹年《在“著名學者藏書家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年展”開幕式上的致辭》，《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二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38] 國圖藏宋刻本《周易正義》卷末跋，《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39] 《藏園群書經眼錄》第1冊第67頁。
[40] 《阿部隆一遺稿集》第1卷，汲古書院，1993年，第322頁。
[41] 《藏園群書經眼錄》第1冊第10頁。
张丽娟，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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