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史志学刊》2022年第5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帅淇博士授权发布！
《资治通鉴》所记吐谷浑四郡
之设立辨误
——兼谈《隋书·吐谷浑传》的历史书写
赵帅淇
【摘要】《资治通鉴》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设立于吐谷浑故地之事，重复系于隋朝大业四年、大业五年。后一处记载本自《隋书·炀帝纪》，有大业五年御驾亲征的史实为支撑。前一处本自《隋书·吐谷浑传》，其文于大业四年宇文述初胜伏允后，直接接续最终战果，忽略炀帝亲征之事，造成《通鉴》编年之误。《隋书·吐谷浑传》不记炀帝亲征，与魏徵反对其穷兵黩武和驳斥裴矩的态度有关。
【关键词】《资治通鉴》；《隋书·吐谷浑传》；魏徵；裴矩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征服吐谷浑，并设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这是隋代经略西域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颇详于隋唐史事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却有着两处涉及四郡设立时间的矛盾记载，其致误缘由及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一番辨析。《通鉴》卷第一八一“大业四年”，在秋七月辛巳和八月辛酉之间，插入了如下一段记载：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临羌城，吐谷浑畏述兵盛，不敢降，帅众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1]
如其所云，大业四年（608）七、八月之际，被铁勒击败的吐谷浑在东逃过程中，遇到了隋朝派遣的杨雄、宇文述两部，其中宇文述乘胜追击，逼得吐谷浑可汗伏允南逃雪山，“其故地皆空”，隋朝得以在其故地“置州、县、镇、戍”。胡三省在“置州、县、镇、戍”下注解道：“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显武、济远、肃宁、伏戎、宣德、威定、远化、赤水等县。”[2]但又补充了“《志》云，置于五年”[3]几个字。“置州、县、镇、戍”这样的确切描述自然不是虚指，故而其只能与隋炀帝设立鄯善等四郡的史事相对应。但是，《隋书·地理志》又十分明确地记载道，鄯善郡为“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总四郡”[4]。时间的不同不免让胡三省陷入疑惑，他只好将《隋书·地理志》的内容点出，两存其说。实际上，揭出《通鉴》此处谬误不必远求《隋书》，《通鉴》本身在下一年的记载已经构成矛盾。《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五年”记炀帝四至六月亲征吐谷浑之事后曰：“（六月）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5]这里将四郡设立的时间具体到了大业五年六月癸丑，而这一战果也是隋炀帝通过复杂的战略部署、并御驾亲征三个月才办到的，《隋书》中众多武将均参与了这场战争并留下了记载，大业五年的时间信息并非孤证[6]。《通鉴》将置四郡之事重复系于大业四年和大业五年，不免失当。而其致误缘由，则是对《隋书》的两次承袭。不同于隋末及唐代部分有唐代实录、两《唐书》、大量私家史料可为依凭的情况，《通鉴》对隋代中前期的记载仍是以《隋书》为主要资料来源[7]。大业四年、大业五年的这两段互相矛盾的记载，都可以在《隋书》中找到其渊源所自。《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在次第叙述大业五年四至六月隋炀帝亲征吐谷浑的经过后，总结道：（六月）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8]
这段记载，便被整体移植到了《通鉴》大业五年的相关记述之中。而《通鉴》大业四年那段系年有误的记载，则本自《隋书·吐谷浑传》：炀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以御之，孝慈战不利。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勒兵袭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述追之急，伏允惧，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9]
同样是将吐谷浑土地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的最终战果，直接接续在宇文述击破伏允之后，忽略了其间最为关键的隋炀帝亲征之事。通过阅读，不难发现其与《通鉴》大业四年相关记载的承袭关系。实际上，宇文述的这次胜利并未对吐谷浑造成决定性打击，《隋书·炀帝纪》也在大业四年秋七月简单记录了其战果：“乙未，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破吐谷浑于曼头、赤水”[10]，在纪日方面详于《通鉴》。曼头、赤水均在后来的河源郡东部，距离吐谷浑都城伏俟城尚有一定距离，一场小胜不足以导致吐谷浑放弃全部土地。这样一来，《通鉴》大业四年记载有误的根源似乎就在于《隋书·吐谷浑传》的疏忽了，然而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隋书·吐谷浑传》为何形成了这样的记载？对此类史料进行文本分析，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作逐一的排查。其一为文献流传中发生的文字讹脱；其二为上游史源导致的内容局限；其三则是史书修撰者的主观意图。前两个层面发生问题的几率更大，也不乏其例，第三个层面的判断则需要慎之又慎。首先来看第一个层面。《隋书》作为唐初修成的正史，自然面临着一个由唐到宋、从写本到刻本的转变过程，倘若在此阶段脱去了《吐谷浑传》中炀帝亲征的记载，确实大有可能。但是，从其他文献的引用情况来看，这一猜测难以成立。首先，时代稍晚于《隋书》的李延寿《北史》也在《吐谷浑传》中引用了这段文字：炀帝即位，伏允遣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御之，战不利。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即勒兵袭破吐谷浑，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11]
其文字与《隋书·吐谷浑传》只有极少的差异，考虑到《北史》汇编北朝及隋代正史的性质，其直承《隋书》而来当无疑问。其后，中唐时人杜佑的《通典》也略加精简地使用了这段材料：炀帝初，伏允遣子顺来朝。帝令铁勒袭，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帝复令观王雄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十万余口。伏允惧，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12]
入宋以后，司马光《资治通鉴》也照搬了《隋书·吐谷浑传》的文字，前文已引，此处不赘。这三种文献在编纂时，均能见到较为原始的《隋书》文本，其引用也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炀帝亲征的事迹，可证这一问题并非是因史书流传时的脱文而造成的。接下来看第二个层面，即《隋书·吐谷浑传》利用何种史源的问题。《吐谷浑传》附属于《隋书·西域传》，此传继承《史记·大宛列传》开辟的传统，胪列西域诸国的相关信息。据余太山总结，“国名之外，《隋书·西域传》亦重王治之地望，记述风土、物类、民俗（尤重婚俗），与中原王朝之关系则重朝贡（所传二十国均曾朝隋）；也涉及各国与塞北游牧部族（铁勒、突厥）和诸国彼此间的关系，于诸国本身历史则甚为疏略”[13]，这主要是受其史料来源的影响。《隋书·西域传》的主要史源，学界一般认为是裴矩的《西域图记》，此书记载从敦煌到西海的三道，叙述沿途诸国的地理位置、君长姓族、都城、人口、兵民等信息，确实是唐初史臣编纂《隋书·西域传》的宝贵资料[14]。《西域图记》不仅涵盖了传统中的西域范围，还对包括吐谷浑在内的西戎多有涉及，也是一大创获[15]。但是，阅读《吐谷浑传》可知，此传与其他诸国传记的体量差异颇为明显。位于《隋书·西域传》开篇处的《吐谷浑传》，内容最为详细，既有风土民俗，也有国内历史和与中原王朝的往来，这得益于自北魏、北周以来，吐谷浑作为邻国，与北朝时战时和，实际交往远多于相隔九重的西域诸国。这些内容与隋朝军政大事关系密切，朝中自有其他的史料积累途径，不必仰赖相对简略的《西域图记》。正因如此，不少内容两见于《吐谷浑传》和《隋书》其他纪传。其中，本文叙及的宇文述大败伏允一段，基本可以与《隋书·宇文述传》的记载相对应，应为同源：对比来看，两传所叙的作战经过大同小异，只不过《隋书·宇文述传》的记载更详。然而，两段文字的下文却有了很大不同，《隋书·吐谷浑传》直接在“其故地皆空”后，接续了“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这一大业五年御驾亲征后的战果，产生误会；《隋书·宇文述传》则还有“帝大悦。明年，从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为斥候。时浑贼复寇张掖，进击走之”[17]的记载，并未忽略炀帝御驾亲征的事实。面对同样的史料来源，《宇文述传》的记载贴近事实，完整连贯，《吐谷浑传》却漏掉了炀帝御驾亲征之事。其原因恐怕只能从第三个方面——编纂者的主观意图来解释了。前文叙及，学界一般认为《隋书·吐谷浑传》的主要史源是裴矩《西域图记》，但仍不乏反对的声音。余太山认为，从交通路线编次混乱等特点来看，《隋书·西域传》更有可能依据了大业三年（607）前的一些档案资料，而非一般认为的裴矩《西域图记》[18]。李锦绣对比《西域图记》吐火罗国佚文和《隋书·西域传·吐火罗传》的文字，认为“《隋书·西域传》的编者也是尽量取《西域图记》以外的材料，甚至有意取与之不同的文献或大量更改《西域图记》的文字”[19]，而这反映了《隋书》编纂者魏徵对裴矩《西域图记》诱使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斥责与摒弃，将原因归结到了魏徵对裴矩的贬损上来。尽管经后来的商榷与辨别，质疑《西域图记》是否为《隋书·西域传》史源的问题基本得到了合理的解释[20]，李锦绣本人也对自己的观点多有调整[21]，但这一争论确实反映出，《隋书》并非对《西域图记》全盘照搬，而是在主观上有所取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裴矩利用《西域图记》，对炀帝出兵西域的鼓动。在《西域图记》的序言中，裴矩明确强调西域朝贡不通，是因为“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但现在有了西域商人的配合，“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22]吐谷浑正是挡在西进大业上的第一个拦路虎，也难怪《西域图记》纳入了本不在西域的吐谷浑。而炀帝之后的军事行动正是遵照了裴矩的设计，“从这个角度说，《西域图记》不但是西域地理文献，而且是隋炀帝经营西域的指导性著作”[23]。那么，为什么魏徵会对这样的裴矩及其《西域图记》心生反感呢？对于太宗的开疆拓土事业，魏徵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对派。贞观四年（630），东突厥覆灭，颉利可汗被俘，诸臣商议对突厥降部的处理方式，面对将之徙入内陆的主流意见，魏徵强调“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24]，力主将其遣还故地，太宗不从；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灭高昌，魏徵再度力主扶立新王而羁縻之，不在高昌设置州县，太宗又不从[25]。两次争议都反映出魏徵的保守立场。甚至魏徵死后，太宗亲征高丽而无果，亦感慨道：“使朕有魏徵在，必无此行矣！”[26]不但在朝堂上公开表示反对，魏徵也利用主持《隋书》修撰的机会，施展春秋笔法[27]。在《隋书·裴矩传》末的“史臣曰”，魏徵先是赞扬了裴矩的学识与勤恳，紧接着话锋一转：“然望风承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28]将裴矩视作祸首。而在《隋书·西域传》末的“史臣曰”中，魏徵更是将对裴矩的不满表露无遗：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吿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殣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29]
这段文字斥责隋炀帝穷兵黩武，又将缘由归于“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与《裴矩传》下的评价无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篇《隋书·西域传》正是《吐谷浑传》之所在，而“史臣曰”中的“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一句，与大业五年亲征吐谷浑以及设四郡中的且末郡有关；“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一句，指的正是大业五年御驾亲征吐谷浑之末的遭遇。《隋书·炀帝纪上》：“（大业五年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30]同书《食货志》《杨玄感传》亦提及此事[31]。可见魏徵并未将炀帝亲征吐谷浑之事抛诸脑后（《炀帝纪》中的记载本末俱在），而是故意在此处略而不书，不在《吐谷浑传》中体现其经略四郡的功业，从而与“史臣曰”的批判论调相契合。将《隋书·吐谷浑传》的疏略归结于编纂者的主观意图，难免有求之过深的隐忧，但用《旧唐书》的记载来对比，也能凸显出《隋书》史文的不合理。《旧唐书·吐谷浑传》简述炀帝征伐吐谷浑之事曰：“隋炀帝时，其王伏允来犯塞，炀帝亲总六军以讨之，伏允以数十骑潜于泥岭而遁，其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炀帝立其质子顺为王，送之本国，令统余众，寻复追还。”[32]《旧唐书》对隋代历史只是简单追述，所以更要选择重点，不浪费笔墨。其文忽略了大业四年宇文述与吐谷浑的战斗，忽略了后来四郡的设立，却没有忽略“炀帝亲总六军”的事实，可见这才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重中之重，炀帝的亲征才导致了吐谷浑势力的暂时覆灭。与此相对，《隋书·吐谷浑传》详载前后本末，却忽略炀帝亲征之事，就很难用详略互见、一时疏忽等缘由来解释了。魏徵的记述受其立场影响，但这一做法却无意中塑造了一段“宇文述大败伏允导致四郡设立”的失实记载，并在被《通鉴》承袭后，嵌入大业四年的编年叙事之中，造成系年之误。作为史家，魏徵的抉择不免对后学有所贻误，却也给了今人一个体悟其心态的新角度、新证据。[1]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41页。
[2] 《资治通鉴》，第5641页。
[4] 魏徵等：《隋书》卷二四《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909页。[6] 对此战详细经过的考证，可以参看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74页；余太山：《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5—139页。[7] 有关《通鉴》史源的讨论，可参看拙著《〈通鉴考异〉引“唐书”性质考辨——与徐冲先生商榷》，《唐宋历史评论》第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1—143页。[9] 《隋书》卷八三《西域·吐谷浑传》，第2074—2075页。[10]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79—80页。[11] 李延寿：《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88—3189页。[12]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西戎二·吐谷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65—5166页。[13] 余太山：《〈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0页。[14] 李锦绣：《试论〈西域图记〉的编纂原则和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贺学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23—1233页。[15] 李锦绣：《〈西域图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67—369页。[16] 《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第1643页。
[17] 《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第1643页。
[18] 余太山：《〈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3—54页。
[19] 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页。
[20] 杨晓春：《〈隋书·西域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关系考论》，《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9—283页；颜世明、高健：《裴矩〈西域图记〉研究拾零——兼与余太山、李锦绣二先生商榷》，《敦煌研究》2016年第3期，第93—102页。
[21] 见前揭《〈西域图记〉考》《试论〈西域图记〉的编纂原则和主要内容》两文。
[22]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772页。
[23] 李锦绣：《〈西域图记〉考》，第370页。
[2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2页。
[25]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高昌传》，第5296页。
[26]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第5364页。
[27] 《隋书》纪传部分成于贞观十年（636），完全可以实现通过史笔表达政见的目的。
[28] 《隋书》卷六七“史臣曰”，第1776—1777页。
[29]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2090—2091页。
[30]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81页。
[31]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762页；《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第1814页。
[32]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吐谷浑传》，第5297—5298页。
赵帅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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