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名画录》书名考辨
黄浩龙
摘要：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同书异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诗经》又名《诗三百》；《老子》又名《道德经》；《史记》又名《太史公书》等等。画学古籍亦是如此，南朝谢赫的《古今画品》又名《古画品录》；南朝姚最的《续画品》又名《续画品录》；唐朝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又称《唐画断》等等。北宋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亦不例外，别称《成都名画记》。为何是书中众所耳闻的从未更改过的古地名“成都”还不如“益州”流传广泛？基于这一疑问，笔者认为值得围绕该书书名进行一番考索与辨析。
关键词：书名；益州；成都
一、古籍中的“益州”
清代李景贤等人撰有《霑益州志》六卷。[5]
清代陈奕禧撰有《益州于役记》一卷。[6]
《隋书.经籍志》所载“益州记三卷”即李膺之《益州记》。2015年，巴蜀书社出版了孙琪华著，蒙默、黎明春整理的《益州记辑注及校勘》一书。该书辑注李膺《益州记》、任豫《益州记》以及佚名《益州记》与《蜀记》。书中均提到李膺《益州记》之别名《蜀记》。这说明对于此书，人们达成共识。认为书名中“益州”是可以与“蜀”进行替换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对书名中的“益州”与“蜀”进行一番分析。南朝梁人李膺撰写的《益州记》之“益州”即南齐之益州。此时的益州领郡三十七，疆域可谓辽阔。而“蜀”字就要比地域概念的“益州”一词复杂得多。若以疆域论，从历史上总体来说，蜀就比益州还要广阔。首先，“蜀”字的诞生就要比“益州”一词早得多。“蜀”可以指古蜀地、古蜀国等等。夏商周时期就有古蜀国的存在。[7]“益州”的诞生则在西汉武帝时期。我们说此人是益州人，那必定可称其为蜀人；我们说此人为蜀人，他未必就是益州人。例如公元907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蜀国，史称为“前蜀”。前蜀的疆域包括剑南道和山南西道的五十七州，当今四川大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和湖北西部。[8]我们显然不能称所有“前蜀”时期的蜀人均为益州人。当然，在某些时候，益州和蜀又是可以等同替换的。例如“蜀郡”一词在古籍中就可以用“益郡”来作替换。[9]南齐时期，书名用《蜀记》来代称《益州记》，应是一种概念、涵义等同的替换。《宋史.艺文志》载：“郑暐蜀记三卷、勾延庆成都理乱记八卷。”[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成都理乱记》一名《锦里耆旧传》。”“锦里”作为成都统辖下的一个区域名。因其尤为知名，遂成为成都之别称。如杜甫诗歌《春夜喜雨》中言：“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蜀相》中言：“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大约与黄休复同时代的治蜀名臣张咏诗歌《至道乙未蜀中送人东归》中言：“锦城寇难初平日，帝里春和入谒天。”锦官城、锦城即指锦里。用“锦里”代称“成都”，亦是一种概念、涵义等同的替换。[11]
成都，这座城市的名称和城址从古至今就未有更改。《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言：“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应是古籍中最早对成都得名之解释。[12]《华阳国志.蜀志》言：“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13]也就是说，早至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成都之名。这自然比西汉时期设置十三刺史部之一的“益州”要早几百年。
作为一座声名远播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的别名亦是非常之多。例如芙蓉城、少城、龟化城、锦官城、天府之国等等。而“益州”，亦是成都的众多别名之一。杜甫有诗歌《石笋行》言：“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14]此诗中的“益州城”即成都（县）。《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言：“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15]“扬一益二”是赞扬唐代东南与西南两大都市经济的繁荣。扬即是扬州，益即是益州，益州即指成都（县）。《汉书》卷八十九言：“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师古曰文翁学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内）。”[16]《宋史》卷二百七十八言：“李惠死之，退保汉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复为贼党分骑追杀.........”[17]《隆平集》卷十七言：“继勋引兵与战贼党，转斗至嘉州界，败之。复还力攻益州城，而王均夜溃。”[18]《茅亭客话》卷四“勾生”言：“益州大圣慈寺，开元中兴创，周回廊庑，皆累朝名画。”[19]这些古籍中所言的“益州城”、“益州”均是指“成都（县）”，例子较多，不再一一罗列。毫无疑问，成都有其别称“益州”。而要有别称“益州”，定是要在“益州”之名诞生之后。西汉武帝时期，设置了十三州之一的益州。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称帝于蜀，国号成家。成都成为公孙述“成家”政权中心。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益州牧刘焉把本为雒县的州治迁往了成都县。[20]自此，成都成为了统治者的一方政治重地。况且成都自身在经济、文化、自然条件各方面的优势，使其顺利成章地成为益州的一张名片。[21]因此，成都（县）有其别称“益州”亦是情理之事。[22]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在诸多古籍中找到成都的别名“益州”。后来随着“益州”地名的衰落，这一别称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
北宋《崇文总目》卷三言：“益州名画录三卷，侗按：一作成都名画记......”[23]
南宋《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言：“《茅亭客话》十卷，江夏黄休复端本撰。所记多蜀事。别有《成都名画记》。盖蜀人也。”[24]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黄休复）又尝著《成都名画记》，疑为蜀人，则此书一名《成都名画记》。”[25]
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应都是根据北宋《崇文总目》而言《益州名画录》有别名《成都名画记》。由此可见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家藏书目录均记载《益州名画录》有此别名。早在宋代以前，成都（县）就有其别名益州。而之前我们提到的无论是任豫的《益州记》，还是李充的《益州记》，书名中的“益州”均不能与“成都”替换。原因并不复杂，当时的成都（县）仅是益州管辖蜀郡下的一个县城。一座县城再如何知名，也无法成为一个州的别称。而《益州名画录》书名中“益州”却可以与“成都”替换，但作者为此书取地域名“益州”，不言“成都”，是否别有原因呢？
2005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王卫明先生的《大圣慈寺画史丛考》一书。在《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这一节中，王先生言：“'益州’之提法，应是淳化五年（994），李顺破成都，称蜀王，建元应运。宋朝廷遣兵攻之。乱平后，把端拱元年（988）设置的成都府降为'益州’。此书名恐是依据当时政府颁布的名称而定。在此之前，此书曾称作《成都名画记》，这在宋代书志著录中亦能得到验证。”[26]可以说，对于王先生认为此书名为《益州名画录》是基于政府颁布名称的推测这一点是很有卓见的。但王先生在其他方面的表述稍显不妥，成都府的诞生是在唐代，北宋时期是把降为益州的成都府再复为成都府。王先生认为此书原名即为《成都名画记》，亦值得商榷。总而言之，对于该书名著录中何以存在“益州”“成都”两名。我想有必要对于“益州”的历史沿革进行一番详细的考索。
《汉书.地理志》：“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为益，凡十三部，置刺史。”[27]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每个区域都安排刺史以督查一州之政事。由“改梁为益”可见益州的前身即古九州之一梁州。汉武帝的分区使得益州这一区域名登上历史舞台。益州的地域范围即为梁州的地域范围，囊括四川、陕西、甘肃、云贵区域。汉朝时期的益州可谓是地域范围最大的时期。
王莽篡汉后，即托古改制，把之前设置的十三州改为十二州，之后又把十二州改为九州。《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王莽篡位，改汉制。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颜师古曰：莽改益州为庸部。”[28]《后汉书.公孙述传》 :“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以应成。李贤等注:王莽改益州为庸部, 其牧宋遵也。”[29]王莽对西汉的行政区域进行了诸多的改革。益州被易名，更名为“庸部”。[30]
《后汉书.郡国志》：“右益州刺史部，郡、国十二，县、道一百一十八。”[31]东汉时期，“益州”之名得以恢复。地域与西汉时期相当。成都（县）仅是益州管辖蜀郡下的十一城之一。[32]
《晋书.地理志》：“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汉中属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宁州。”[33]三国归晋，在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266），从益州中分出梁州。泰始七年（271），又从益州中分出了宁州。不仅是益州，其它州亦分置出小州来。例如凉州被分为雍、凉、秦三州；幽州被分为幽、平两州。因此，西晋时期，州的数量在增多。毫无疑问，益州所领辖的郡县在减少，因此，益州的地域范围亦在缩小。
《隋书.地理志》：“蜀郡，（后为小字）旧置益州，开皇初废。”[34]在隋文帝时期，由于行政区划的不合理，加之官吏的泛滥。皇帝又一次进行了行政区划的改革，包括改州为郡，益州易名为蜀郡。益州本来下辖的蜀郡自然就合并了。在东汉、三国魏晋六朝这段时期，益州治所有改变。[35]
《旧唐书.地理志》：“成都府，隋蜀郡。武德元年，改为益州，置总管府，管益、绵、陵、遂、资、雅、嘉、沪、戎、会、松、翼、巂、南宁、昆、恭十七州。益州领成都、雒、九陇、郫、双流、新津、晋原、青城、阳安、金水、平泉、玄武、绵竹等十三县......天宝元年，改益州为蜀郡。”[36]在唐朝，统治者们又一反隋朝的行政区划，在武德元年（618），又改郡为州。益州之名恢复，在天宝元年（742），益州又变回“蜀郡”。而最后又由于安史之乱，唐玄宗至德二载(757)幸蜀驻跸于成都县，而将蜀郡升格为“成都府”。[37]
《宋史.地理志》：“成都府，次府，本益州，蜀郡，剑南西川节度。太平兴国六年，降为州。端拱元年，复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淳化五年，降为益州，罢节度。嘉祐五年，复为府。”[38]在太平兴国六年（981），成都府改为益州，在端拱元年（988），又改回成都府。淳化五年（994），成都府又改为益州。嘉祐五年（1060），益州才改为成都府。需要指出的是宋代改唐代的行政区“道”为“路”，“路”为宋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宋代不同时期路的划分又有所区别。路下的“府”与“州”为二级行政区。例如成都府路就统辖着成都府以及眉、蜀、彭、绵、汉、嘉、邛、简、黎、雅、茂、威十二州。府与州都属于二级行政区，但是府的地位要略高于州。
《元史.地理志》：“成都路，唐改蜀郡为益州，又改成都府。宋为益州路，又为成都府路。”[39]可见宋代的成都路即益州路。元代的地方一级行政区为“行中书省”，例如成都路就隶属于四川行中书省。“路”为地方二级行政区，这与宋代有别。元代所建的行省制度可谓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明清至今都在沿用。
《明史.地理志》：“成都府(元成都路。)洪武四年为府。领州六，县二十五。”[40]可见明代改元代的“路”为“府”，明代的成都府隶属于地方一级行政区四川承宣布政使司。
《清史.地理志》：“四川，禹贡梁州之域.....顺治二年，置四川省，设巡抚，治成都。”[41]清代依旧如元代为成都府，隶属于四川。
1922年3月，成都市政公所成立，成都开始称“市”。[42]
通过以上不厌其烦的梳理，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益州”这一区域名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消亡的历史。[43]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益州这一区域名登上历史舞台，直到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益州升格为成都府。从此以后，“成都”一名再无改成“益州”。益州地名彻底消失。元明清时期再无地域名益州之称呼。[44]在“益州”区域名存在的这1166年的漫长岁月里，益州的区域范围是在不断地缩小。究其原因，自然和历朝历代君王对行政区域的改革不无关系。
李畋为《益州名画录》此书作序时间为景德三年。即1006年。此书命名为《益州名画录》即此年。在北宋至道三年（997），全国被分为十五路。其中有西川路，成都府就隶属于西川路。一直要到北宋神宗元丰末年（1085），西川路才分为成都路与梓州路。淳化四年（993）爆发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此次起义时间仅两年，但给北宋朝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45]叛乱平息以后，宋太宗在至道元年（995）下达罪己诏：“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主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永鉴前非，庶无贰过。”[46]即言暴乱产生的原因是自己任用贪官污吏，并表示自己会以此为借鉴，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之后皇帝便派遣素以廉洁著称的张咏去管理益州，张咏亦在古诗《悼蜀四十韵》中应和着言说皇帝远九重的无奈，“间一岁而民弗克安，非郡县之罪，偏将之罪也。有听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师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乎？良家困弊，渐复从贼，庶赊其死，深可忿也”。[47]不过，经过有治才的张咏恩威并施的管理，益州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曾巩的《隆平集》亦言：“淳化五年（994），降成都府为益州以李顺之乱故也。”[48]直到嘉祐五年（1060），益州才改为成都府。宋廷降府为州，可见，州的行政地位是小于府的。此时的益州完全无法和汉朝时期益州的范围以及行政地位相提并论。虽然我们知道，从东汉时期开始，成都（县）即有其别名“益州”，但此益州并非彼益州，无论是地域范围，还是行政级别，都不是同一概念。这次是正式的官方降低行政级别，变府为州，政令如山。
由此可见，从淳化五年（994）到嘉祐五年（1060）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成都府一直名为“益州”。因此完成于1006年的黄休复此书命曰《益州名画录》，便是依据北宋官方更改区域名的要求而定的书名。由此，我们在蜀中名士李畋为黄休复此书作序中可见其言：“取其目所击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离为三卷，命曰《益州名画录》。”这即是非常自然、毫不拖泥带水地为书命名。景德三年（1006）距离淳化五年（994）已经过去12年，在端拱元年（988）与淳化五年（994）这6年间，益州升为成都府。在这段时间，黄休复为此书取名《成都名画记》的可能性较大。但是，黄氏收集资料撰写此书超出12年的可能性不大，笔者亦未找出相关资料证明其原名为《成都名画记》。王卫明先生认为此书原名为《成都名画记》，笔者未知是出于何种原因。我认为《益州名画录》就是黄休复为其设置的本名，之所以在流传中会有别名《成都名画记》的诞生，是因为“益州”本就是“成都府”啊。北宋官方由于极度不满地方暴乱，更改了区域名。黄休复是不可能不知道亦没有理由去抵触。此别名应是成书以后，后来的好事者为其更改，而因此有其记录的。
我们还可以从与黄休复同时代的治蜀名臣张咏的《张乖崖文集》一书中得到诸多此书如此命名之佐证。例如《张乖崖文集<卷八>》有“益州重修公署记”一文。此文为周翰景德三年记。巧合的是与李畋《益州名画录<序>》撰写时间为同一年。《公署记》一文中言：“唐玄宗幸蜀，昇为成都府.....淳化甲午岁，土贼李顺据有州城.....小字注是年降府为州。”[49]可见《益州重修公署记》之“益州”即是“成都府”。《张乖崖文集》中记载的诗歌《再任益州回留题剑门石壁》、表《益州谢降诏书奖谕表》、《益州谢传旨奖谕表》、状《再任益州谢传宣抚问状》这些名称中的“益州”均为成都府。可见这些诗文名中的“益州”与黄休复书名中的“益州”均同为宋代官方政令使然。因此，张咏被任命的知益州亦即知成都府。既然《益州名画录》之“益州”当是指成都府。那么关于此书记载画家的籍贯问题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益州名画录》所记载的画家并非全是成都（府）人。换言之，益州的名画家录之益州，并不是指这些画家的籍贯是“益州”。例如孙位是东越人、赵公祐是长安人、张玄是简州人、程承辩是眉州人等等。而应该是指这些画家都曾聚集于益州，在益州活动过。并且在成都府的大圣慈寺、昭觉寺、圣寿寺、以及相关寺观中创作过壁画。因此黄休复就统称他们为益州的知名画家。我们在此书中还可看到许多籍贯为成都（县）的画家，例如房从真者，成都人也；黄筌，成都人也；李升，成都人也等等。这里的成都就是指成都县，益州（成都府）的府治即有成都县。虽然成都（县）有其别名益州，但黄休复不在书中称这些画家为益州人是为了避免与书名冲突以至重复不可分。不得不说，黄氏为此书命名为《益州名画录》，即便是顺应官方的改名，亦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因此，《益州名画录》作为黄休复此书正名并流传广泛便是情理之事。历朝书家著录均多以“益州”为名。由于宋廷官方的降府为州，此书别名《成都名画记》就不及《益州名画录》传播之广泛。自然，我们就弄清了为何在完成此书之际，黄休复此书会命名为《益州名画录》而不称《成都名画记》抑或是《成都名画录》。
毫无疑问，通过对《益州名画录》书名的考察便可探寻出古地名“益州”的历史。亦让我们认识到某种客观规律，即任何事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可能会变化或是消亡。清代书画家罗元黼编撰有《蜀画史稿》一书，此书记载了后汉至清代的四川地区的画家史料，还大量参考了《益州名画录》，把《蜀画史稿》看成《益州名画录》之续编亦不为过。对于大量引用黄休复此书的罗元黼并未对其命名为《益州画史稿》而是《蜀画史稿》。原因即在于用“蜀”来命名，无论是囊括的地域范围还是时间范围都相较更为长远。相反，唐人卢求的《成都记》以及宋人赵抃的《成都古今记》为何不别称《益州记》抑或是《益州古今记》已无需再多言。元明清时期，古地名“益州”之称谓实则已经消失。书名中冠以“益州”称谓的书籍确实已非常之少。这已是一个较为远古的地域或活在人们记忆中的名称了。而成都（县），自战国秦惠文王设置后，历经两千多年，到如今的成都市。此地名从未更改与消失过，这其中还影响到了成都府的诞生，不可不谓生命力之强大。黄休复之《益州名画录》此书名，算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不然，《成都名画记》当比《益州名画录》此书名更为流行。现如今，我们已很少见人再呼成都为“益州”了，这自然与益州这一地名的消亡有关，历史自有其选择。但蓉城、天府之国这些称谓还日久弥新。现在，无论是成都市高新区的“益州小学”还是“益州大道”，都只能算作是对古地名益州的追思。
[3]（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9、1503、1507页。
[4]（宋）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王云五 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9页。
[5]今云南曲靖市沾益区地方志，纂修始于清康熙，终于光绪。
[6]清初书法家陈奕禧撰写的《益州于役记》收录于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7]《华阳国志.蜀志》言：“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东晋） 常璩：《华阳国志》[M].王云五 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7页。）
[8]陈世松编.《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9]在《茅亭客话》卷五“夷人妇”中言：“甲午岁五月，天兵克益郡。”卷七《哀亡友辞》中言：“咸平庚子岁正元日，神卫卒杀主将，窃据益郡。”此“益郡”即“蜀郡”。（（宋）钱易
黄休复撰.《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M].尚成 李梦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130页）
[10](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18、5119页。
[11]《华阳国志.蜀志》言：“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锦里为成都产锦之地，织锦是成都的特色，因此成都有“锦官城”之名。锦官城即锦里，因此成都亦是可以用“锦里”来替代的。（同5，第33页。）
[12]对于“成都”的得名，温少峰先生认为《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属于望文生义，“成都”应是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两个音的对译。（详情请参考温少锋.《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J].社会科学研究，1981（01），第37—43页。）
[13]同7，第28页。
[14]《石笋行》开篇言：“石笋在成都西门外，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可见诗文中益州城西门即成都城西门，大诗人杜甫在此即用成都的别称“益州”。（(清)彭定求等人编 ，《全唐诗》[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306页。）
[15]（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042页。
[16]（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7页。
[17](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58页。
[18]（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04页。
[19]（宋）钱易 黄休复撰.《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M].尚成 李梦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20]《资治通鉴》卷六十一言：“会天火烧城，焉徒治成都。”即言刘焉的城府遭到大火焚烧，不得不把州治迁到了成都（县）。（（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34页。）
[21]桑玉耀学者在硕士论文《成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中言：“古时从秦惠文王设县伊始，蜀地便成为国家战略后方，支撑起国家后备军事体系。汉高祖刘邦依此地发迹，三国刘备居成都创业，民国政府抗战时期也依靠四川腹地作为后备军事力量。从古至今，成都因其独特的后方地理区位，保证了其稳定长足的发展，一直作为中国西部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欲知成都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的优势详情，请参考桑玉耀.《成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D].东南大学，2020，第22—24页。）
[22]1952年，撤销成都县，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成都市和温江县、新都县、郫县、新繁县4县（政务院1952年6月21日政齐字第77号批复批准）。
[23]（宋）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M].王云五 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1页。
[24]（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王云五 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6页。
[25]（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G].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86页。
[26]王卫明.《成都简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96-97页。
[27]（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
[28]同上，第3846—3847页。
[29]（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33-534页。
[30]关于为何更改于较为奇怪的地名“庸部”，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先生认为“庸”字出自《诗经.国风》的《墉风》。庸部的“部”是王莽参照“诗国十五”设立的一种地方单位。详情请参考阎步克先生论文（《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J].中国社会科学，2004（06），第174—208页。）
[31]同29，第3516页。
[32]蜀郡十一城分别为：成都、郫、江原、繁、广都、临邛、湔氐道、汶江道、八陵、广柔、緜虒道。（同上，第3509页。）
[3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9页。
[34]（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6页。
[35]治所，古代指地方政府驻地。东汉光武帝时期，益州治所定为雒；东汉灵帝时期，治所为绵竹；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治所为成都（县）。可见那是的益州涵盖成都（县）。
[3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63页。
[37]《旧唐书》卷四十一：“十五载，玄宗幸蜀，驻跸成都。至德二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成都府。”（同34，第1664页。）
[38]益州与成都府之间的反复升降。原因在于这段时期，四川地区士兵暴动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宋朝统治者受其影响对其行政单位进行了多次变动。（(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10页。）
[39]（明）宋濂等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34页。
[40]（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22页。
[41]赵尔巽撰：《清稿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208—2211页。
[42]何一民，王毅编《成都简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6页。
[43]除了益州，历史上还有小益州、东益州、霑益州地名。后魏置益州，世号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复曰益州，又改曰利州；北魏置东益州，治武兴县(今陕西略阳县)。辖境约当今陕西省略阳县一带。西魏改名兴州；元代置沾益州，在今云南省宣威县。
[44]我们可以用“益州”与“杭州”做一次对比，隋开皇九年 (589) 置“杭州”，到如今的杭州市。“杭州”这一地名经过历代更迭，未有消失。而“益州”却消失了，可谓历史自有其选择。
[45]这次益州的农民起义不仅震撼了北宋朝廷，也给黄休复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茅亭客话<虹蜺>》言：“休复母氏常说：眉州眉山县桂枝乡程氏，某之祖裔焉。伯父在伪蜀韩保贞幕，任本州眉山县令。”可见黄休复居住在眉州的可能性极大。而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叛乱就是从眉州始发的。可谓黄休复耳闻目睹了这场起义。写毕《益州名画录》之后撰写的《茅亭客话》一书中也记录了不少与此有关之事。（（宋）钱易
黄休复撰.《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M].尚成 李梦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46]（明）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M].王云五 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77页。
[47]（宋）张詠撰，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页。
[48]（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3页。
[49]同47，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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