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3年第2期，推文在原文基础上略有增订，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帅淇博士授权发布！
《魏郑公谏录》的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
赵帅淇
内容摘要：据唐代文献汇编而成的《魏郑公谏录》首次著录于《玉海》所引《中兴馆阁书目》，南宋淳熙六年刊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魏郑公谏录》刊本。虽然此本早已亡佚，但明正德二年曾大有的覆刻基本保留了宋本原貌，且在日本、朝鲜有所传播。明嘉靖二十五年华云重刊本展现出与正德本不同的版本面貌，从避讳等因素来看有上溯宋本的痕迹，且在后世衍生出了庞大的版本系统，秀野草堂本、《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等都以嘉靖本为祖本。《魏郑公谏录》源出太宗朝起居注等原始记注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魏郑公谏录》；魏徵；曾大有；华云；《贞观政要》
杨志玖首先辨析魏徵《谏事》与王方庆《谏录》的不同、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与《谏录》的不同等问题，但对于《谏录》的成书过程和史料来源着墨不多。他虽然发现《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通鉴考异》”）所引《魏文贞公故事》与《谏录》内容大体一致，但认为这可以归因于魏徵事迹人尽皆知，“各家记载之详略互见、大同小异或基本一致之处自不可免”，《谏录》突然于南宋出现仍然“疑窦甚多，值得作进一步探讨”[6]。
赵国亮、姜振月利用《通鉴考异》引用的不著撰人《魏文贞公故事》、王方庆《文贞公传录》和《谏录》进行比勘[7]，推测“《魏郑公谏录》很可能是两宋之际人根据当时流传的刘祎之《文贞公故事》三卷残本和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合编而成的”[8]。对于探求《谏录》的成书过程和史料来源来说，这一思路是可取的，因为无论是《旧唐志》还是《新唐志》，对于宋人来说基本只具有目录学价值，而反映实际藏书面貌的《崇文总目》等书目，以及摘引当时可见史籍的《通鉴考异》等文献，则与后世书籍的编纂、流传直接相关。《崇文总目》中记载的王方庆《文正公事录》一卷、刘祎之《文正公故事》三卷，正好可以与《通鉴考异》所引与魏徵相关的两种史料一一对应，《考异》中的文字又与流传至今的《谏录》相合，只不过《魏文贞公故事》尚存五处佚文，王方庆《文贞公传录》在《通鉴考异》中仅一见，文章对《文贞公传录》的讨论稍显不足。
此外，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有六卷本《魏文贞故事》，不著撰人，或许反映了刘祎之书在晚唐时的海外流传情况。日本学者会田大輔比较镰仓时代藤原孝范《明文抄》所引《魏文贞故事》三条文字与今本《谏录》，认为两书可能为同一书，只不过宋人将这一《魏文贞故事》更名为《魏郑公谏录》，并托名为王方庆所作，又抄袭王方庆所著《文贞公事录》的序文[9]。这一从佚文对比寻找线索的思路与赵国亮、姜振月接近，但其认为《谏录》序文系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原序，亦有可商之处，详见下文。
郎洁又在相近的考察路径下提出了新的说法。她通过《崇文总目》和《通鉴考异》判断，“北宋时期，馆阁藏书当中能见到并引入书目的，除了王方庆所撰书之外，仍有刘祎之的《文正（贞）公故事》三卷”，而且承认“从汇集的难易程度看，似乎用刘祎之的三卷本更为合理”。但是，郎洁仍认为《谏录》只以王方庆的一卷本《文正公事录》作为直接史源，又杂采其他史料汇编而成。之所以排除刘祎之《文贞公故事》作为史源的可能性，郎洁给出了两点理由，一是刘祎之书已佚，无法比对，更无法确定其为《谏录》的史源；二是王方庆曾修国史，在南宋人眼中其书更为可信，而“刘祎之书虽存，可其作为北门学士的身份，则对于南宋时其人其书的刊刻流传带来了障碍”。第二个理由未免求之过深，第一个理由又伴随着作者对史料的误读。《通鉴考异》引用不著撰人《魏文贞公故事》共五次，虽然不能确定此书便是《崇文总目》著录的刘祎之书，也不能据此还原书籍面貌，但是其佚文仍然可资比勘，郎洁没有提及之前学者比较这些佚文和今本《谏录》后发现文字基本相同的结论，反而出现了一条误读：
《太宗实录》与《谏录》的关系姑且不论，郎洁此段论述中出现多处错误。首先，无论是下文将要论述的明正德二年（1507）覆刻宋本还是晚近的《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王先恭校注本（以下简称“王本”）、《畿辅丛书》本（以下简称“《畿辅》本”），《谏录》卷一《谏讨击冯盎》中员外散骑侍郎之名均作“李公淹”而非“李公掩”，不知郎洁所据是何版本[11]；再读《通鉴考异》文字可知，《魏文贞公故事》异于《实录》之处有二，一是“李公淹”与“李公掩”孰是孰非，二是遣使慰谕冯盎的名单中是否另有韦叔谐。此两点，《谏录》全同于《考异》所引《魏文贞公故事》，而与《实录》和根据《实录》形成的《资治通鉴》正文不同，郎洁却据此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从这一点来看，否认刘祎之书为《谏录》史源的论证难以成立。
综合以上论述，基本可以确定《谏录》系宋人据唐代相关文献改编或汇编而来，刘祎之《文贞公故事》三卷和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都是其可能的史源，王方庆作为作者有托名嫌疑。《谏录》的文本在著录于《中兴馆阁书目》之后稳定下来，一直流传至今，下文便对这一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版本流变进行梳理。
《谏录》首次明确著录于南宋陈骙等编《中兴馆阁书目》，此条记录因被《玉海》摘引而遗存下来：
此后，《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亦著录了此书。虽然宋本早已不存[13]，但是后世所有《谏录》版本的源头——南宋淳熙六年（1179）刊本的具体信息却在明正德二年的覆刻中得到了保留。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明正德二年刊本（索书号：SB08058），是《谏录》现存于世的最为古老的版本。此本共五卷，半叶十行十七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刊刻者为曾大有，书首《重刊魏郑公谏录序》交代了他“至姑苏，得善本于膳部员外皇甫世庸，乃谋翻刊”的经过，书尾署名杜启的《重刊魏郑公谏录后序》则更为详细具体，首先对《谏录》的大致内容进行了概括，又简单分析了宋刊本原有的两道跋语，其后便交代了曾大有此次重刊宋本的情况：“今刻本为皇甫春官世庸所藏，侍御曾公按节之暇，见而阅之，叹其久无传也，属郡守林侯思绍翻刻之，自序于首，命启志其后。”而他提到的两道宋人跋语也因为覆刻的缘故保存了下来。其一曰：
其二曰：
右《魏郑公谏录》五卷，《唐·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文正《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盖一书也。郑公事太宗，以谏争为己任，前后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世徒闻其语，而见于史才斑斑焉，至于问对之辞，往往略去，间有登载，或文之太过。其君臣之间，相与以诚，不事形迹，往复难诘而词语无所缘饰，则于是书乎见之，是为有补世教，不可不传。陈叔进舍人得本，以属予客马叔度，校正凡谬误一百四十五字，刊于斋。淳熙己亥十月上澣，吴兴李□。
结合两道跋语提供的信息可知，宋刊本《谏录》的底本为陈叔进舍人（即陈骙）所得本，他将此书交予吴兴李某[14]之客马万顷校正，并在淳熙六年刊刻于斋。据《宋史》本传，陈骙“淳熙五年（1178）试中书舍人兼侍讲、同修国史”[15]，与宋人跋语中的官称相合。值得注意的是，《谏录》据陈骙得本刊印的时间正是在陈骙等进呈《中兴馆阁书目》的淳熙五年之后[16]，而《中兴馆阁书目》又是首次著录《谏录》的藏书目录。郎洁据此推测，陈骙据以编入书目的正是家藏本《谏录》，可以成立。然而数百年之中，此书难免渐成孤本，全赖明正德二年的覆刻得以重生，杜启《重刊魏郑公谏录后序》便表达了这一激动的心情：
淳熙己亥为宋孝宗年号，迄今皇明正德丁卯凡三百三十年，纸敝字脱，幸为皇甫君所收，一旦赖公之力，复传于世，使人得见魏文贞谏事之始末，岂不亦一快哉！
细审正德本，行疏字大，版式爽朗，字体也尽力模仿宋椠，颇为美观。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共有四处双行小注[17]，书于所属条目正文之末，其出自淳熙本原文还是由正德本新增，则需要简单辨析：
这四条注文或解释名物，或比较异说，或补充背景，或提出疑问，都与正文紧密相连，而其中的一些用词提示了其产生年代。首先，将蒲州称作“今河中府”说明其断限不晚于明初。蒲州于开元八年（720）改称河中府[18]，但这一建置并不稳定，此后直至明初，屡次在蒲州和河中府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明洪武二年（1369）才再度改为蒲州，从此便再无河中府之名[19]。所以这条注文只能出现于唐开元八年后、明洪武二年前。虽然刘祎之、王方庆皆卒于武则天时期，当时尚无“河中府”的地名，但《谏录》文本的定型晚至南宋，此前的唐人和北宋时人都有条件添加这条注文。而第四条注文中提到的“二史”指的是先后成于后晋和北宋的《旧唐书》《新唐书》，其中《旧唐书》在《新唐书》问世后便地位下降，逐渐无人问津，全赖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再度刊刻才得以保留全帙，“二史”这一说法更有可能出自宋人而非正德年间的明人。所以，四条注文应该早在淳熙本中便已经出现，明正德二年覆刻的这一版《谏录》忠实地保留了宋本原貌，既有功于古人又福泽后人。
不过，这一版本的直接影响并不广泛，且主要集中在域外。目前收集到的《谏录》各个版本中，只有现藏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的朝鲜活字本（索书号：B11FC-4）和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两个日本活字本明确承自正德本。据书首题记，朝鲜本于嘉靖二十一年（朝鲜中宗三十七年，1542）据内赐《谏录》刊行，半叶十行十七字，完整保留了正德本的行款和全部序跋，仅因使用朝鲜活字而在字形上与正德本有一些差异，又对一些较为明显的误字作了直接改动[20]。
两个和刻本则年代较晚，据书尾跋语可知，第一种于享和二年（1802）十二月刊行于明伦堂（索书号：124380），行款为半叶九行十九字，保留了正德本书首的曾大有《重刊魏郑公谏录序》和书末分属马万顷、李某的两道宋人短跋，仅遗去杜启的《重刊魏郑公谏录后序》，其内容亦十分忠实地依照正德本刊刻，基本没有文字差异。第一册末尾的“藏园”藏书印提示此本曾被傅增湘弆藏，傅氏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介绍正德本时曾提及此本：
而据前文所记，正德本的行款是十行十七字无疑，国家图书馆现存版本卷一之首的“莫棠之印”等藏书印亦能证明，傅氏经眼的并不是其他的正德本，倘若并非手民之误，傅增湘应是将自家收藏的享和本行款错记为正德本的行款。第二种和刻本（索书号：124381）的情况与第一种类似，据书末标记，此本刊刻于文政十二年（1830），半叶九行二十一字，同样保留曾序和马跋、李跋，内容与享和本无异，相比于正德本更有可能直接依照享和本刻出，书中标有句读以及和刻本独有的“返り点”，使得此本尤为特别。
继正德本之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又有一版《谏录》问世，其在国内的风头很快盖过正德本，成为此后一众版本的祖本，惜乎此本不传，清嘉庆年间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尚有著录[22]，但近年编成的《新编天一阁书目》与《天一阁博物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已经不见此本踪影，应是在清末以来的某次书难中散亡[23]。不过，藉助依嘉靖本抄出的两个明抄本，我们仍然能够大体还原嘉靖本的面貌。
这两个明抄本，现今一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索书号：平图005564，以下简称“明抄甲本”），一藏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索书号：205.24 02680，以下简称“明抄乙本”）。二书行款接近，明抄甲本半叶十行二十二字[24]，乙本半叶十行二十一字[25]，显著特点是都没有序文，但在前五卷每卷起始处标注“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方庆集 明尚书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句吴华云校”，同时在五卷原书的基础上又多出了彭年增编的第六卷，其内容是从《资治通鉴》《新唐书》等史籍中摘引的魏徵事迹，卷末跋语曰：
此条跋语清楚交代了嘉靖刊本的责任人和执行者，与前五卷每卷开头的署名、增编的第六卷一道成为了嘉靖本系统的标志。而上文提及的范邦甸《天一阁书目》著录嘉靖本时，亦仅在“《魏郑公谏录》六卷，刊本”这一基本信息之外抄录了彭年的跋语，似可证明嘉靖本并未新增其他的序跋。
此本与最早的淳熙本和四十年前问世的正德本是什么关系，又有何异同？这一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嘉靖本系统明显带有之前两个版本的痕迹。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本《谏录》所用底本乃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馆臣在《提要》末尾提到了其对底本所作的技术性处理：
此语表明鲍士恭家藏本正属于续有第六卷的嘉靖本系统。在此篇《提要》之中，馆臣以正史为据介绍了魏徵、王方庆事迹，又提到《谏录》书名互异的问题：
其中“《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一句与宋人吴兴李某跋文的开头一句基本一致，而《通鉴书目》和《魏元成故事》这两个“错误”却独特的书名绝不见于其他任何史籍，完全为吴兴李某所原创，馆臣撰写《提要》时明显借鉴了嘉靖本保留的这道宋代跋文[27]。无独有偶，明抄乙本在第五卷末尾处完整抄录了吴兴李某的跋文（另一道属于马万顷的跋文则在嘉靖本系统中遗失），这两条证据共同说明嘉靖本并未另起炉灶，仍然从属于南宋淳熙本的大系统。但是，华云“重校”的嘉靖本究竟是对正德本的简单重刊，还是在利用淳熙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校勘、从而形成了新的版本面貌呢？尽管尚未能找到有关嘉靖本与正德本关系的说明性文字，但从文本内容来看，后一种猜想更容易成立。
前文述及，正德本系统的朝鲜本、享和本、文政本与正德本的文字极其接近，除开个别因正德本“纸敝字脱”而可资填补的情况外，整体校勘价值不高。但是对比正德本、明抄甲本、明抄乙本的文字便可以发现，两个明抄本与正德本有数十处文字差异，其中不少订正了正德本非常明显的错误，也有一些为揭示版本差异提供了线索，兹举数条，列表1如下：
表中所选条目，均非字形和偏旁不同这类会在刻写过程中出现的讹变或更正，而是能够反映出文本面貌不同的文字差异。其中，正德本“匡”字多次误作“斥”“斤”的情况十分值得注意，这并非简单的讹误，而是在宋本讳“匡”、阙末笔作“
嘉靖本的影响极为广泛，此后出现的刻本或抄本基本全都来源于此。除去上文提及的两个明抄本和《四库》本之外，时代最早的对嘉靖本的重刊当属清康熙年间顾嗣立的秀野草堂本。顾氏喜爱藏书，著作颇丰，刻书方面亦有不少贡献。据《中国丛书综录》，顾嗣立曾刊刻丛书《闾丘辩囿》，收书十种，其中便包括《谏录》五卷[28]。此本流传广泛，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SB/914.12123/1000.1）等，书分两册，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双鱼尾，版心下端书“秀野草堂”四字。尽管未见顾氏交代刊刻所据底本的文字，但从行款、文字内容和仅保留宋人吴兴李某一道跋文来看，非嘉靖本系统莫属。但是秀野草堂本删去了彭年新增的第六卷，又改变了嘉靖本在前五卷每卷之首均题“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方庆集 明尚书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句吴华云校”的形态，仅在卷一之首题“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方庆集”字样，而这又进一步成为了辨别秀野草堂本“子嗣”的一个标志。
秀野草堂本《谏录》字体颀长秀美，刊刻精良，在当时的传播范围应当不小，亦有不少人将其奉为善本。现藏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一套清刻本（索书号：史410.4/072 2984519-20），与秀野草堂本使用了同一套书版，却特意铲除了版心下端的“秀野草堂”字样，意图不详[29]。
下文提及的王先恭校注本《谏录》末尾，刊刻者王先谦因得见“爱日精庐本”《谏录》，又在校勘完毕后补充了一段校记，开头说道：
根据阙笔避讳、剜去版心秀野草堂的情况和校记中的文字，王先谦所见的版本正是中科院所藏清刻本的另一个副本。但是他描述的序跋情况，却与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中的记载明显不同，后者曾序、马跋、李跋、杜启后序一应俱全，又明确记录其所藏版本为“明正德刊本”[30]。恐是张金吾曾藏有这两种版本，并择优而志。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谏录》（索书号：124379）则是后来人对秀野草堂本的翻刻，虽然行款、板式保持一致，但从“玄”“弘”避讳而“宁”字不避讳来看当晚至乾隆朝以后问世。继承之余又有“创新”，此本在秀野草堂本卷一题名“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方庆集”的同一格中，强行挤入“宋观文殿学士临海陈骙藏”一行，使得秀野草堂本原本与正文同大的题名变成了与新题名并列的双行小字。此番改动颇有作伪嫌疑，而现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清抄本《谏录》（索书号：205.24 02678）又是对这一清刻本的重抄，保留其行款和题名，使得宋人陈骙的“家藏本”又增加了一种。
此外，又有直接承自秀野草堂本的抄本两种，一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SB03414，以下简称“清抄甲本”），一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索书号：故善013161、013162，以下简称“清抄乙本”），行格分别为半叶八行二十一字和半叶八行二十字，十分接近，共同的特点是在卷首题“唐王方庆集”，亦是秀野草堂本题名的简化。其中清抄甲本首尾均见“铁琴铜剑楼”印，可知其曾为瞿氏旧藏。书内有批校痕迹，据国图著录，此乃清人季锡畴之校跋，他在书尾补抄嘉靖本系统遗落不存的马万顷跋后写道：“此跋见正德本，今秀野草堂本遗之。万顷字叔度，宋淳熙间人。”可证嘉靖本、秀野草堂本、清抄甲本的源流关系。季锡畴校改同于正德本，又在全书末尾写有“据正德二年吴中刻本校”字样，揭示了正德本文字与嘉靖本系统的显著不同，十分可贵。
相比于相关版本不下六种的秀野草堂本系统，另一个源出嘉靖本的《畿辅》本系统则略显单薄，但却因为时代较晚而在当今学界享有最高知名度。《畿辅丛书》是晚清学人王灏在光绪年间刊刻的一套丛书，其中收录了五卷本《谏录》，此本半叶十行二十二字（与明抄甲本一致），每卷之首题“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方庆集”，书尾有王灏跋文，首句曰：“《谏录》五卷，末有明彭年增编十条，今不录。”后文便是对十条内容的简单分析并交代自己删去不录的原因，可知其出自嘉靖本无疑[31]。有趣的是，《畿辅》本在全书之首完整抄录了《四库总目》中《谏录》的提要，然后便附上了一篇署名“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撰”的《原序》：
前述诸多版本，无论是覆刻淳熙本的正德本还是蔚为大观的嘉靖本系统，都不曾见这道原序的身影，有关《谏录》序文的记载，仅有首次著录此书的《玉海》所引《中兴馆阁书目》摘录了“序曰：采（一作杂）听人谣，参详国典，以成此录”一句，而这句话亦出现在上引序文当中，只不过改“以成此录”为“撰成《谏录》”。会田大輔认为此序为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原序，并从避讳角度给出证据，即“采听人谣”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贞质自然”不避宋仁宗赵祯讳，说明序文成于唐代的可能性很高。但是，“采听人谣”亦存于《玉海》引用片段，后人可以化用，“贞质自然”不避宋讳，也可以用序文形成时间更晚来解释。序文中明确说明《谏录》为五卷，显然不是王方庆一卷本《文贞公事录》该有的文字，会田氏认为其为后人抄袭所改，也略牵强[32]。其实检索现有文献可知，除《畿辅》本《谏录》外，这道序文仅存于清朝嘉庆年间成书的《全唐文》，又未能提供出处[33]；再结合本文第一节所讨论的《谏录》文本的形成过程，王方庆只是此书众多作者之一。由此可见，此篇序文应为托名伪作。《畿辅》本以《全唐文》为史源摘录了这道序文，却没有具体说明来源，容易使人产生该序自《谏录》成书时便存在的误会，会田氏便是因为使用了《畿辅》本才对序文产生了诸多误解[34]。
从正文来看，《畿辅》本并非按照嘉靖本原文刻出，而是利用《贞观政要》等史籍对《谏录》进行了直接校改，只在两可或存疑之处以双行小字的形式写出校记。例如卷一《谏诏免租赋又令输纳》中有“此诚非平分万姓，均同七子”一句，《畿辅》本据《贞观政要》删除“非”字[35]，反而影响了文意。又如卷四《辞太子太师》，《畿辅》本据《十七史商榷》所引《谏录》，改题目为《辞太子太傅》。而《十七史商榷》明确提及，新旧《唐书》都将魏徵此官写作“太子太师”，反而是《谏录》卷四《辞太子太师》中“及诏下，拜为太子太傅”一句有误，当改为“太子太师”[36]。《畿辅》本不去改动正文，反而误读《十七史商榷》的文意，将本来正确的题目改错，可见其疏忽大意之一斑[37]。
《畿辅》本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对其的收录，和1980年代中华书局对《丛书集成》的重印。《丛书集成》本内容一仍《畿辅》之旧，仅依据当时的出版技术进行了重新排版并对文字加以点断，中华书局重印时又加牌记：“此据《畿辅丛书》本排印，初编各丛书仅有此本。”[38]将版本关系表达得更为明确。由于尚未有遵循当代古籍整理规范的点校本问世，目前学界主要利用的便是《丛书集成》本，这也使得《畿辅》本的文字间接成为了主流，对世人阅读和理解《谏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此外，尚有一个特别的版本需要介绍，这便是光绪九年（1883）由王先谦刊刻出版的王先恭校注本。据王先谦所作后序，其弟王先恭完成校注后未及刊印便已去世，王先谦此番整理刊行亦是完成其弟未竟之志，共收其“《魏郑公谏录校注》五卷、重校《续录》二卷、《魏文贞公故事拾遗》三卷、《年谱》一卷”，后附王先谦自作“新旧唐书合注公传”。而据王先恭所作序言，其校注《谏录》所据底本亦是“大有来头”：
据王氏之语，其校注《谏录》所据写本源出陈骙家藏之本，“宋陈骙藏本”五字乃是后人在抄写宋本时所作的标记，以示此写本的珍贵。从流传的角度讲，陈骙家藏本《谏录》基本没有产生历史影响，现存版本都是源自后来的淳熙刊本，因此王先恭所获写本辗转抄自陈骙家藏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通过比勘文字可以发现，王本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相比于正德本，其内容与嘉靖本系统更为接近，虽然难免有传抄之误，如卷一《谏简点中男入军》“矫伪”讹作“骄伪”、《谏优长乐公主礼数》“常保此心”阙“心”字之类，卷四《对读书善事》甚至整篇脱去，但有时它反而能改正明本的错误，例如卷一《谏于虢州采银》有“類为劳扰”一句，各明本皆同，唯独王本作“颇为劳扰”，更胜一筹。而且，王氏的校注工作相比《畿辅》本更为审慎，不会用其他文献径改原文，而是将两《唐书》、《贞观政要》等的相关内容注出，有时还略作评析，给今人的研究带来方便。但是，由于无法获知其所用写本的版本形态，也就难以判断此写本究竟是从哪一个版本抄出，使用王本时仍须谨慎。
另外，郎洁在讨论此本时说：“该写本在清四库开馆之后也曾经采进，而终不为四库馆臣所用，从一般通例而言，这应当是因为经过马万顷校正谬误后的淳熙六年刻本要优于陈骙所藏写本之故。”[40]这是在阅读王先恭序言时产生了误解。王氏序言在介绍所据底本之前梳理了《谏录》的部分著录和流传情况，尤其提到了天一阁藏六卷本即嘉靖本，紧接着说“国朝四库馆开，是书曾经采进，厥后未获刊布，罕得见者”，“是书”指的正是此后不见于世的嘉靖本，“曾经采进”描述的便是嘉靖本被选作四库底本的过程，“未获刊布”指的是《谏录》未能获得武英殿刊刻的机会，此语与下文提及的写本没有关系，该写本亦不是“陈骙所藏写本”[41]。
上文提及，《谏录》共五卷，辑录了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的往来答谏、问对之辞共一百三十条。具体来看，卷一、卷二的条目均以“谏”某某事命名，记录了魏徵在太宗言行不当后的谏止之辞；卷三、卷四的条目均以“对”某某事命名，记录了太宗与臣下沟通过程中魏徵的奏对之辞；第五卷的内容则较为杂乱，既有与魏徵言行直接相关的史传记载，亦有魏徵去世之后太宗的一系列追悼行为和历史评价，正德本杜启《后序》总结为“奏对、宴饮、辞让、丧葬等杂事”。仔细对比便会发现，《谏录》的内容与《贞观政要》多有重复，而根据谢保成在《贞观政要集校》中的按语[42]，《贞观政要》的记载亦多见于《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文献，它们无一不源自太宗时期的原始记录。
首先，记录谏诤和奏疏是太宗朝史官的重要任务。贞观三年（629），太宗曾向监修国史房玄龄强调“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43]；贞观十三年（639），太宗有感于魏徵谏疏恳切，将其“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44]。在此时，史官所作国史尚以起居注为主，最早的实录要等到贞观十七年（643）才能问世，而其出现正是太宗欲观起居注而不得的结果[45]。其次，作为上谏主力的魏徵已经有意识地保留其谏诤言辞，《旧唐书》本传记载他曾“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传末“史臣曰”亦提到“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46]，如此庞大的体量似乎连《贞观政要》亦无法与之相当，而后者尚且不是专录太宗与魏徵的答对的。见载于《崇文总目》但今天已经亡佚的吴兢《唐名臣奏》、马总《奏议集》、赵元拱《唐谏诤集》、张易《大唐直臣谏奏》的贞观部分，也应与《贞观政要》《谏录》同源，取材自太宗朝的原始记载或据此形成的实录[47]。
相同的内容因互见于不同史籍而摆脱孤证的嫌疑，偶有详略、异文亦可以为互校提供便利，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已利用《谏录》作出不少校改，此处不赘。除此之外，独见于《谏录》的内容亦不容忽视。
首先，吴兢撰作《贞观政要》是因为他有感于高宗、武后以来的政局动荡，呼吁君主向太宗朝的政治回归，所以他辑录的内容全都围绕着太宗的“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希望太宗子孙能“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48]。在此基础上成书的《贞观政要》之中，基本看不到有关太宗的负面记载，只有他言出成典、闻过则改的光辉形象，这显然是经过吴兢的一番筛选而最终形成的。而《谏录》则围绕魏徵的高洁人品、光辉事迹展开，有时太宗反而成为衬托其形象的对立面。
《谏录》卷五《太宗移旧阁》，记录了太宗与魏徵之间的一次致命冲突。事件的起因是太宗为避卑湿而移动一座旧阁，却引出了太宗是在为去世的长孙皇后建造“望陵台”的传闻。对此十分不满的太宗又从杨师道处得知，魏徵曾说此番营造要耗费十车铜。太宗找到魏徵，想要获悉这一说法到底源自何处，但魏徵却坚持不肯“出卖”此人，认为“道十车铜，是谏争语，臣若道姓名某，即是讪谤，必不益圣德”。太宗勃然大怒，将魏徵交给御史审问，又对治书侍御史杜正伦说：
盛怒之下，太宗将心里话讲得一干二净。原来他并非对魏徵等人曾仕于李建成阵营的过往毫不介怀，而是始终不忘其“罪人”身份，如有需要便可旧事重提。囹圄之中的魏徵只能道出“少府监官某乙”的姓名，并解释这是“至尊每事存养，无所造作，人见小小事即以为多”的缘故。勉强赦免魏徵的太宗仍不解气，令韦挺谓之曰：
此条记载总计千字有余，又有颇多的口语词，应是出自未经加工整理的起居注等原始文献。读罢此文，只能让人由衷感慨君心难测、生死难料，这显然是与《贞观政要》的主旨格格不入的，后者自然不会予以收录；而魏徵倒是表现出了保护言者的优秀品格，此条出现于《谏录》也就合情合理了。
其次，《谏录》中太宗与魏徵讨论《隋书》修撰过程的一条材料也颇有史学史价值。卷四《对隋大业起居注》载：
尽管唐初上距隋代仅有短短几年，但可资修撰隋史的核心史料却并不齐备。唐人谈到这一问题时往往强调战乱导致的典籍散亡，例如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提议修史时便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49]，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罗列隋代官修史书，也只提及遭到诟病的王劭《隋书》和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但这些史料有的也“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50]。《谏录》这条记载则提示我们，除了“遗落甚多”这一客观因素，“隋主意不在此”这一主观因素也是导致隋代官修史学不够发达的重要原因。其实魏徵罗列的这些起居舍人并非毫无作为，他们在炀帝的指派下承担了很多其他的修撰工作，例如崔赜（字祖浚）曾参与修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51]，蔡允恭曾撰《并州入朝道里记》一卷等[52]，谢保成认为，这也是在“积累当时的基本史料”[53]，但在主持《隋书》修撰的魏徵看来，这些显然远远不够，以至于撰录过程中采用了采访当事人、并利用子孙提供的家传参校的办法。
虽然这一方法可以大大丰富史书的细节，但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为尊者讳的情况。例如导致炀帝遇弑的江都宫变，《隋书·宇文化及传》记载谋划者为宇文智及[54]，而《资治通鉴》在写到此事时，却在《考异》中保留了一段隋末唐初时人贾闰甫所撰《蒲山公传》的文字，其中明确记载宫变主谋为日后弃暗投明、并在大唐官运亨通的宇文士及，且细节比《隋书》更为丰富[55]。孰是孰非虽难定论，但《隋书》将宇文士及与其二位兄长划清界限的写法，很有可能是“采访”当事人而得到的答案。
总的来说，《谏录》作为太宗、魏徵相关史料序列之一种，无论是另见其他文献还是独家内容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贞观一朝乃至隋唐史的学者所不能忽视的重要文献。
[3]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89-692页。孙猛的罗列中略去《秘书省续到四库阙书目》所见王方庆撰《魏徵传》一卷。从撰者和卷数来看，此书应该就是《崇文总目》中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的异名，《秘书省续到四库阙书目》系重复采入。
[4] 马楠：《〈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经籍志〉的三种文献来源》，《唐宋官私目录研究》，中西书局，2020年，第49-80页。
[5] 《崇文总目》中刘祎之《文正公故事》为三卷本，《新唐志》中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则为六卷本，反映出《新唐志》据过往的著录信息修改实际藏书情况的倾向。“贞”改为“正”系避赵祯讳。
[6] 杨志玖：《〈魏文贞公故事〉与〈魏郑公谏录〉辨》，《文献》1993年第1期，第200-209页。
[7] 《魏文贞公故事》，《通鉴考异》或引作《魏徵故事》；《文贞公传录》，《崇文总目》作《文贞公事录》，名异而实同。
[8] 赵国亮、姜振月：《〈魏郑公谏录〉与其它魏征传记史料书籍关系初探》，《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74-76页。
[9]会田大輔：「『魏鄭公諫録』の成立について—『明文抄』所引『魏文貞故事』との比較を通じて—」，《汲古》第58号，汲古書院，2010年，第32-38页。
[10] 郎洁：《〈魏郑公谏录〉成书刊印释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2期，第97-98页。
[11] 以上诸版本《谏录》中，此句均作“令前蒲州刺史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充使”，与郎洁引文多有不同。
[12] 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344页。著录于《中兴馆阁书目》的这一馆阁藏本也曾被阅读。《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经筵》：“（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新知建宁府程大昌朝辞，奏：'窃见讲殿进读陆贽《奏议》，两日而彻一卷，异代谏语，亦蒙采录，古无前比。然臣愿有献，唐人以谏名世者，贽外，更有魏徵，率皆主本仁义，而能发达事情。贽之所事者德宗，故其仁义为空言；徵之所事者太宗，故其仁义为实效。贽语如医家之脉书，阁于不试，则无效可考；徵书如良医，诊疗皆效，则其方药悉可循用也。乞宣取魏徵《谏录》，接续览观，则夫德宗之所从失，与夫太宗之所从得，皆昭昭如白黑矣。’诏缮写进入。”（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94页）由此也可以得知，淳熙十三年时宋孝宗、程大昌君臣仍以馆阁藏本作为阅读对象，但这一馆阁版本（或即陈骙家藏本）并没有流传下来。
[13]宋本之后、明本之前，元代的江南地区也有《谏录》流传的痕迹。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引《永乐大典》本《魏郑公谏续录》序言（作者为伊足鼎，亦作亦祖丁），元代常州知事翟思忠早在明人彭年之前就已着手在《谏录》五卷的基础上辑录魏徵余文，成《谏续录》两卷并刊行，但是此书明代已罕流传，仅见于《永乐大典》，清人辑出后才为世人所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516页）。不过，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引，伊足鼎所作序言名为“魏郑公谏录序”，其内容却都围绕翟思忠及其《谏续录》展开，恐是“魏郑公谏续录序”脱去“续”字。但是此序文可能已与《永乐大典》一齐湮灭，难以得见其原貌，只能据《四库全书总目》转引文字强作分析。此条承外审专家教示，谨致谢忱！
[14]郎洁从史传记载推测，李某为时任绍兴府知州李彦颖（郎洁：《〈魏郑公谏录〉成书刊印释疑》，第98-99页）。
[15] 脱脱等：《宋史》卷三九三《陈骙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017页。
[16] 《南宋馆阁续录》卷四《修纂》：“淳熙五年六月，秘书省上《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序例》一卷。”（陈骙撰，佚名续录，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 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第197页。）
[17]此后各个版本，除王先恭校注本阙第一第二条、畿辅丛书本阙第二条外，亦有此四条小注。
[1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0页。
[19] 方志远等点校：《大明一统志》卷二〇《山西布政司平阳府·建置沿革》，巴蜀书社，2017年，第828页。
[20] 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汉籍珍本丛刊》第五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0页。
[21]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四《史部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301页。
[22] 范邦甸等：《天一阁书目 天一阁碑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34页。
[23] 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有关天一阁藏书的流散情况和相关研究进展，可参李开升：《天一阁流散书研究刍议》，《古籍之为文物》，中华书局，2019年，第18-34页。
[24] 明抄甲本原藏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抗战期间辗转赴美，拍摄胶卷后，原书转运台湾，胶卷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据胶卷影印此书，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87-530页。
[25] 此本著录于《藏园群书经眼录》：“《魏郑公谏录》六卷，唐王方庆撰。旧写本，十行二十一字。卷五末有淳熙己亥十月上澣吴兴李□跋，卷六乃吴郡学生彭年增编，凡十条，末有彭年自跋。各卷有'吏部主事华云校’一行，盖从华本抄出也。（己巳二月十九日阅，山东徐季孺藏书，已收）”（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四《史部二》，第301页）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第514页。
[27] 杨志玖已经指出了《四库总目》的错误，并认为其“贻误后人”，但并未上溯其错误源头正在宋人跋语（杨志玖：《〈魏文贞公故事〉与〈魏郑公谏录〉辨》，第206页）。郎洁在分析《通鉴考异》所引魏徵相关史料时说：“《通鉴》及考异存三部《魏文贞故事》、《魏元成故事》以及题名王方庆撰的《文贞公传录》，而前两部又是一部书书名的异写。”（郎洁：《〈魏郑公谏录〉成书刊印释疑》，第93页）便是受到了吴兴李某跋文和据此写成的《四库总目》的误导，实则《魏元成故事》一书从未出现在《通鉴》或《考异》当中。
[28]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29]据此书中“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图书印记”“宛陵李之郇藏书印”等钤印可知，此本原藏怡亲王府，又入李之郇手，最后辗转入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30]张金吾著，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一三《史部·传记类》，中华书局，2012年，第167-168页。
[31]郎洁的研究并未提及嘉靖本，且认为“清人王灏《畿辅丛书》本依据正德曾大有本刻出”（郎洁：《〈魏郑公谏录〉成书刊印释疑》，第92页）。
[32]会田大輔：「『魏鄭公諫録』の成立について—『明文抄』所引『魏文貞故事』との比較を通じて—」，第37页。
[33] 董诰等：《全唐文》卷一六九《王綝·唐魏郑公谏录序》，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1-1732页。
[34]据会田氏文章，其所用《谏录》版本为台湾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1966）所收《畿辅丛书》本（会田大輔：「『魏鄭公諫録』の成立について—『明文抄』所引『魏文貞故事』との比較を通じて—」，第35页）。此外，杨志玖亦提及此序文可证《谏录》为王方庆所作，但并未深论，此语亦与其后文有一定出入（杨志玖：《〈魏文贞公故事〉与〈魏郑公谏录〉辨》，第200页）。
[35]王先恭校注本则在此处注出“《政要》《全唐文》无'非’字”，并未直接改动原文，更为审慎。王方庆撰，王先恭校注：《魏郑公谏录》卷一，清光绪九年刻本，叶二。
[3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六《魏徵卒年并赠拜官》，中华书局，2010年，第1209页。
[37]此外，《畿辅》本对翟思忠《谏续录》的处理，也体现出其对文献完整性的漠视。据王灏按语，他将《谏续录》一百零四篇中与《谏录》重复的八十一篇删除，剩下的二十三篇中又删去五篇奏疏，仅剩“其《谏录》所无十八条附编卷末，仍存《谏续录》之名，俟有识者考定焉”，等于取消了此书的独立地位。
[38] 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扉页2。
[39] 王方庆撰，王先恭校注：《魏郑公谏录》原序，叶一。
[40] 郎洁：《〈魏郑公谏录〉成书刊印释疑》，第93页。
[41]细审郎洁的说法，又有以下三点不妥：第一，核对《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采进书目》可知，四库馆臣征集到的《谏录》仅有鲍士恭家藏本（即嘉靖本）一种（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之《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8页），“该写本也曾采进”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第二，“经过马万顷校正谬误后的淳熙六年刻本”是所有《谏录》的祖本，清代早已不存，四库馆臣也无缘得见，四库所用底本乃是明嘉靖年间的刻本；第三，倘若南宋抄本和南宋刻本当真同时采进，未经校正的抄本反而有可能因为时代更早而版本价值更高。
[42]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21年。
[4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6064页。
[4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79页。
[45]《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第452页。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中华书局，1960年，第1092页。
[46]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第2562页。
[47]以上诸书承外审专家教示，特致谢忱。
[48]《贞观政要集校·上贞观政要表》，第1页。
[49]《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第2597页。
[50]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旭华整理：《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有关《隋书》的史料来源，详参《点校本〈隋书〉修订前言》，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2020年。
[51]《隋书》卷七七《崔赜传》，第1974页。
[52]《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1115页。
[53]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页。
[54]《隋书》卷八五《宇文化及传》，第2129页。
[55]《资治通鉴》卷一八五，第5777-5778页。参见拙撰《〈蒲山公传〉〈大业略记〉考论》，待刊于《国学学刊》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赵帅淇，黑龙江大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