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是作者任教于南开大学时“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的讲义，据赵西陆说脱稿于1923年。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刊行，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七册线装本。北平文化学社本系根据新懋印书局本大加修订而来，开明书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改编修订而来，至此“范注”基本定型。1958年经作者请人核对和责任编辑又一次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二册重印，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本子。“范注”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它以一种综合优势，超越前人，堪称《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范文澜本人也由此成为彦和隔世之知音，《文心》异代之功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范注”已臻完美之境；相反，它在各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校字有妄改之病，征典有不精之瑕，释义有不详之疵，录文有繁冗之累。对“范注”的这些不足之处，人们自有明察，为之补正者也代不乏人。其中，杨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龙注》出版的次年（1937年）就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一文。
这十四条举正中，十二条为误黄批为纪评，二条是混黄批与纪评为一体。如《征圣》第二十五条：“繁简隐显，皆本乎经。后来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击，殆未寻其源”系黄批；紧接其后的“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为纪评。再如《才略》第一条：“纪评曰'《时序篇》总论其势（世），《才略篇》各论其人。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真文囿之巨观。’”这里，前两句是纪评，以下则为黄批。需要说明的是，十二条误黄批为纪评者，作者已于开明书店版中自行纠正了九条；二条混黄批与纪评为一体者，作者在开明书店版中也已删除《才略》第一条原引黄批，而只保留纪评。开明书店版“范注”尚误者仅有四条，即《征圣》注（25）黄批与纪评混为一体一条，《乐府》注（34）、《铭箴》注（15）、《事类》注（10）误黄批为纪评三条，而这四条在人民文学版“范注”中也已由责任编辑全部更正过来。
杨先生在文章末尾按曰：“养素堂本，仅有黄评。卢涿州刊于粤者，则朱墨区分（黄评墨字，纪评朱字），各于其党。坊间通行本，亦各冠其姓氏以示异。不知范氏何以致误？”那么，“范注”究竟“何以致误”呢？其实，范老为《文心雕龙》作注，凭借的是其博综群书的学术素养和详味细观的识见能力，而并非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孤本秘笈或古刻名椠，他用以校雠《文心雕龙》的一些稀有版本和珍贵资料，均系师友所赠或馆藏借阅[2]。黄批和纪评虽然于一些初版原刻中，形式各别、粲然可分；但是在一些复刻衍生的版本中，确实易混易淆、几难辨识。而“范注”就是因为运用了复刻衍生的通行本，于是在引用时屡误黄批为纪评，导致疑似两淆之症。
据两广节署本和《四部备要》本黄注纪评《文心雕龙》统计：黄氏除注文外，有眉批五十四条；纪氏有评语二百九十九条。黄批和纪评相混相误的问题，在后来的一些《文心雕龙》注译本以及研究文章与论著中也时常出现。那么，究竟如何区别黄批与纪评呢？我们可以从黄批与纪评的诞生、合刊及流变中，总结一些辨识两者的有效方法。
黄批最初刊载于乾隆六年（1741）姚培谦刻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养素堂本，此本主要辑明代梅庆生、王惟俭两家之注，为乾隆以来最通行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心雕龙》注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所收之“江苏巡抚采进本”即此本。乾隆四十九年（1784），陈鱣校养素堂本《文心雕龙》；乾隆五十六年（1791），张松孙《文心雕龙》辑注本，均系此本的衍生本。因为养素堂本黄叔琳《辑注》仅有黄批，故以此本对照，黄批以外即为纪评。
纪评的写作时间有明确记载：“乾隆辛卯八月初六日阅毕，晓岚记。”[3]就是说，纪评完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即四库开馆前夕。“纪氏的评语，按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黄注本的基础上校字，计四十一条；二是对黄注（包括眉批）的评论，共计三十八条（其中指出黄注错误的有三十七条，肯定黄注的只有一条）；三是品评《文心雕龙》原文的，计二百二十条。”[4]因为纪昀是在黄注本的基础上，对《文心雕龙》包括黄注、黄批进行评点的，所以纪评完成后并没有单行，直至道光初年始与黄叔琳《辑注》本合刊[5]。道光十三年（1833）冬，刊于两广节署的卢坤刻本，为现存最早的黄注纪评合刊本，“底本虽由黄氏养素堂本出，然亦间有不同”。此本原刻为芸香堂朱墨套印本，又称“两广节署本”，各卷下题：梁刘勰撰、北平黄叔琳注、河间纪昀评。刻印精工，粲然可观。由于芸香堂本流传甚少，后由翰墨园复刻此本，复刻时间不详。“惟刻印不如原刻，且有误字，（如《风骨篇》'乃其骨髓峻也’句之'峻’字误为'畯’；《通变篇》'臭味晞阳而异品矣’句之'晞’字误为'睎’是。）盖校勘不精所致。”然，翰墨园本世多有之，较为通行。要之，无论是芸香堂原刻，或翰墨园复刻，两版俱为朱墨套印，黄批墨字，纪评朱字，故无由致淆。
光绪十九年（1893），湖南思贤讲舍以翰墨园本为底本重刻纪评本，其《风骨篇》之“畯”字未改，《通变篇》之“睎”字已改为“晞”。此次重刻，“因非朱墨套板，黄、纪两家评语，则各冠其姓以别之”[6]。此本亦颇流行，对后世影响较大。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中原书局出版的《文心雕龙补注》即以此为底本。各卷下题：梁刘勰撰、北平黄叔琳注、河间纪昀评、兴化李详补注。卷一下有李详为潮阳郑氏（国勋）所刊《龙溪精舍丛书》本所作的序：“余昔有《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一书。补者，补其罅漏；正者，正其违失。系用卢敏肃公所刊纪氏评本，凡经纪所纠者，皆未羼入。今老友唐君元素为其门人潮阳郑君尧臣重刊黄本，征余旧说。因稍加理董，附入纪氏及瑞安孙氏之说，统名《补注》，以示有所检括云尔。时丙辰春仲扬州兴化李详。”[7]李详补注殿于黄氏原注之后，页眉列黄批与纪评，分别冠以“纪云”和“黄云”。由其《风骨篇》之“畯”字未改，《通变篇》之“睎”已改为“晞”，可知其以思贤讲舍本为底本[8]。这两个本子，黄批纪评各冠以姓，两者亦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然而，二十世纪初，坊间复刻黄注纪评合刊本者，多以翰墨园本为底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扫叶山房取翰墨园黄注纪评合刊本重付之石印（由“畯”“睎”二字均未改知之），民国十三年（1924）再版（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所用扫叶山房石印本即为此本），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心雕龙》注本[9]。然，此本因非朱墨套印，页眉之黄批与纪评，在表现形式上已没有任何区别，非借助他本复按则无以分晓。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华书局陆续编辑排印出版的《四部备要》，“直欲与商务印书馆所出《四部丛刊》竞爽”。“《丛刊》以广收古刻名椠，影印传真为号召”，故着眼于选择宋元明珍本。就《文心雕龙》而言，《丛刊》初编所收版本书牌题为“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本”。《文心雕龙》明嘉靖刻本有二：一为刻于嘉靖十九年（1540）的汪一元本，钱允治跋谓“嘉靖庚子刻于新安”者，即此本；一为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佘诲本，钱允治跋谓“癸卯又刻于新安”者，即此本。前者版心下方有“私淑轩”三字，故又称“私淑轩本”。杨明照谓：“此汪氏原刻，极佳。”后者出于汪氏原刻，其版心下栏尚留有私淑轩本刻工姓名。可见，二本俱佳。若《丛刊》所收果为“明嘉靖本”，当属名椠[10]。“《备要》则多采注释名本，全用仿宋体聚珍版排印，以清晰悦目为标帜”[11]，故较资实用，多为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就《文心雕龙》而言，《备要》选择的是黄叔琳《辑注》本，其书牌题为“上海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杨明照谓其据清思贤讲舍重刻纪评本排印，“而题为'据原刻本校刊’，亦属未确”。但杨氏所言亦未确，《备要》所收黄注纪评合刊本，与扫叶山房石印本一样，乃据翰墨园本排印。一者，其“畯”“睎”二字均未改；再者，其黄批与纪评与翰墨园本不冠其姓同，而与思贤讲舍本各冠其姓异。此本亦非朱墨套印，然其页眉之黄批与纪评与扫叶山房本稍有不同，系以字数和字体别之：每行五字、字体方正者为纪评，每行四字、字体瘦长者为黄批[12]。每条字数五字以上者，可由字数与字体两者别之；每条字数不足五字者，则仅由字体别之。不过，阅读者须仔细辨识，稍不留意就会混淆。
杨明照认为“范注”即采用翰墨园本或《四部备要》本（由《风骨篇》之“畯”字，《通变篇》之“睎”字推知），其例言第一条称“依据黄本”，不确。其实，杨氏这一说法亦有问题。“范注”例言第一条谓：“《文心雕龙》以黄叔琳校本为最善，今即依据黄本。”当然，范老依据的既非养素堂本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亦非翰墨园复刻黄注纪评合刊本。如果“范注”是以这两个本子中的任何一个为底本的话，都不会出现误黄批为纪评的纰漏。因为养素堂本只有黄批而无纪评，翰墨园本的黄批与纪评又是朱墨分明，均无由致淆。这样一来，“范注”依据的只能是据翰墨园本排印的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
首先，这两个本子都来源于翰墨园本，故“畯”“睎”皆误，而“范注”从文化学社本,到开明书店本,再到人民文学本，这两个字亦均误。与文化学社本相较，开明书店本在正文夹校上增加了铃木虎雄先生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畯’，铃木云：黄氏原本'畯’作'峻’。”“'睎’，铃木云：'睎’当作'晞’，黄氏原本不误，两广本误。”[13]可见，“范注”的底本不是养素堂黄氏原本，铃木所谓“两广本”，据其校勘记可知系“翰墨园藏板”，而翰墨园版系朱墨套印，故亦非“范注”所用底本。
其次，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虽然以翰墨园版为底本，但皆非朱墨套印，因而导致黄批与纪评易混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扫叶山房本中尤为突出，两者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在《四部备要》本中，尽管两者在字数与字体上略有不同，但也极易混淆。而“范注”正是以这两个本子中的一个为底本的，故多误黄批为纪评。
再次，范老为《文心雕龙》作校注，凭借的并非孤本秘笈或古刻名椠，他选择的底本正是当时最普通的通行本——扫叶山房本和《四部备要》本，亦即杨明照所谓“坊间流俗本”[14]。进一步说，北平文化学社暨开明书店本《文心雕龙注》的底本，即其时最为流行的扫叶山房据翰墨园黄注纪评合刊本重印之石印本。这可以从《明诗》注（24）对“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两句的注解来判定：
“范注”此条注解，将黄叔琳原注、纪昀评语、李详补正和黄侃《札记》糅于一体，统统系于李详名下，再殿以自己的注和按。故须仔细辨析，方可弄清个中原委。“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御览》八百九十三（当为九百八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这是摘自李详补正，李补原文为：“黄注于衡诗，但作'其辞曰’云云，不记所出。案《御览》八百九十三载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此是诗序，当并录之。诗与黄引同。明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纪文达云：'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黄据《困学纪闻》改'典’非也。”[16]“其辞曰：'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遥，我劳如何。’”此乃据底本录黄氏原注。“'仙诗缓歌’，今已无考。”系节引纪评。黄叔琳注“仙诗缓歌”曰：“张衡《同声歌》：'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羲皇。’”[17]纪昀在此注上端页眉评曰：“'仙诗缓歌’，今已无考。不得以'素女’'天老’字，附会'仙’字。”[18]“黄注引《同声歌》当之，纪氏讥之，是也。”[19]此为迻录黄侃《札记》“仙诗缓歌”条注。最后括号内的文字才是范老本人的注。要之，此条注解为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范注”底本系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辑注》。因为“范注”此条所引纪昀讥讽黄叔琳的评语，在《四部备要》本中被遗漏了（1957年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本排校纸型重印本亦同遗），而同据翰墨园本排印的扫叶山房石印本则未遗漏此条纪评。如果“范注”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的话，那么就会失引此条纪评，而且也不会出现许多误黄批为纪评的现象。
据“范注”例言可知，除底本外，其正文夹校，“再参以孙仲容先生手录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本、谭复堂先生校本，及近人赵君万里校唐人残写本”，孙君蜀丞所校唐人残写本、明抄本《太平御览》及《太平御览》三种[20]。可见，正是由于陈准、孙蜀丞和赵万里等人将其收藏的善本及校勘成果无私地奉献给范老，才使他有可能修订天津新懋印书局的《文心雕龙讲疏》[21]。然而，由于底本的局限，致使北平文化学社本“范注”屡屡将黄批误为纪评。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七册线装本“范注”，此本系从文化学社本改编修订而来。在这次修订中，范老又参考了《四部备要》本《文心雕龙辑注》，并据以纠正书中大部分误黄批为纪评的讹失。然而，《四部备要》本黄批与纪评的区别还仅仅体现在字数与字体上略有不同，两者仍然容易混淆。这也是为什么开明书店版“范注”虽然纠正了十条，但仍尚存四条讹误的原因。诚如杨明照所说：“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文化学社暨开明书店本）以黄评为纪评，即因未看清《四部备要》本眉端黄、纪两家评语差异而致误。”[22]
《文心雕龙》黄叔琳眉批与纪昀评语的辨识，是一个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颇为困难的问题，诚如陆机《文赋》所言“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黄批和纪评有区别，但是要真正完全搞清楚哪些是黄批，哪些是纪评，又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养素堂本，还是芸香堂朱墨套印本，抑或翰墨园复刻本，甚至思贤讲舍本，都是极为珍贵的版本，不是研究者想要得到就能拥有的。而研究者一旦根据比较普通的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来征引的话，混淆黄批与纪评就在所难免了。例如，1935年10月，世界书局出版杜天縻《广注文心雕龙》。该书实据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排印，为排版方便，编者将黄批与纪评与黄注一起列于正文之后，实则完全混淆了黄批与纪评。正文之后，首列[评]，内容为原来正文上端页眉之黄批与纪评，而编者误以为黄评；次列[注]，内容为原来的黄注；再殿以[评注文]，内容为原来黄注上端页眉之纪评。编者以为底本黄注之上页眉评语乃纪评，故按：“纪评列于注后，文中加数字记号，以便阅者与评语对照。”[23]再如人民文学版“范注”，即使经过作者和责编的多次校改，仍然有误黄批为纪评者[24]。例如，《诔碑》注（27）：“纪评曰'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25]此条实为黄批，而从文化学社本，到开明书店本，再到人民文学本，“范注”一直误以为纪评，不仅范老本人未发现讹误，而且杨明照《举正》一文亦失检此条[26]，甚至王利器为“范注”作订补时还是未能发现此误！而后人在这方面的误失更是比比皆是，就连一辈子从事编辑工作的周振甫先生和台湾著名“龙学”家王更生先生亦不能免于此。
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在每篇原文之后，附录明代杨慎、曹学佺和清代黄叔琳、纪昀的评语。其中时有误黄批为纪评者，如《原道》附评[五]：“纪评：解《易》者未发此义。”此条实系黄批。又如《宗经》附评[五]：“纪评：承学之徒，辄轻言西汉而后无文章，直至韩退之始起八代之衰耳。亦思八代中固有具如许眼力，能为如许评论者乎！此自善论文耳，如以其文论之，则不脱六代俳偶之习也。”[27]此乃混淆黄批与纪评，其中“承学之徒……能为如许评论者乎”为黄批，后者为纪评。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读本》仿周氏《注释》，亦于每篇【注释】【语译】后附【集评】，然其【集评】多袭用《注释》，故周氏误者，王氏亦误，如《原道》【集评】五：“纪评：解《易》者未发此义。”《宗经》【集评】虽将“承学之徒，辄轻言西汉而后无文章，直至韩退之始起八代之衰耳。亦思八代中固有具如许眼力，能为如许评论者乎！此自善论文耳，如以其文论之，则不脱六代俳偶之习也”，分属五、六两条，然两条均标以“纪评”，实误黄批为纪评[28]。
知晓区分黄批与纪评实非易事，也就不难理解范老“何以致误”了。其实，“范注”不仅存在误黄批为纪评的问题，而且在引录黄批与纪评时，亦时常有文字讹误。现撮举数例，以裨人们阅读“范注”时注意。1.《明诗》注（24）引纪评，人民文学本作“典字是，曲字作婉字解”；开明书店本作“曲字是，曲字作婉字解”。俱误。按：据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纪评原文为：“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2.《诠赋》注（33）引纪评曰：“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挥。”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针对当时以发药”。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均误作“针对当时以发挥”。3.《铭箴》注（33）引纪评曰：“此为当时惟趋诗赋而发……”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此为当时惟趋词赋而发”。词通辞，辞赋，文体名。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均将“词赋”误为“诗赋”。4.《史传》注（47）引纪评曰：“似不必改作素臣。”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似不必定改素臣”。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均将“定改”误为“改作”。5.《养气》注（9）引纪评曰：“彼疲困纷扰之余……”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彼疲困躁扰之余”。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俱误作“纷扰”。6.《杂文》注（22），引黄叔琳曰：“凡此数子，总难免屋上架屋之讥。”按：据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黄评原作“屋下架屋”。范引有误，见《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序致篇》。另，《文心雕龙·通变》“范注”（19）有彦和“非教人屋下架屋，模拟取笑也。”此则不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龙学’比较研究”（15BZW040）阶段成果。
[1]杨明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页126—127。又，杨先生举正的“范注”系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本。
[2]参阅拙稿《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孙云”辨正》，将刊于《国学研究》。
[3][清]纪昀《纪晓岚评文心雕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道光十三年冬两广节署本影印，1997年，页422。
[4]祖保泉《文心雕龙纪评琐议》，《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齐鲁书社，1984年，页257。
[5]杨明照谓：“（纪评）系就养素堂本随手施朱品评，并未单独成书。”见杨明照《<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页224。
[6]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页1028-1029。
[7]李详《文心雕龙补注》，上海中原书局，1926年，页1。
[8]鲁迅1927年3月18日日记曾说购此书：“下午阅书肆，在中原书店买《文心雕龙补注》一部四本，八角。”见《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3。杨明照1931年暑假带回家阅读的《文心雕龙》亦为此本：“学习刘舍人书的兴趣与日俱增，暑假还家，又将新置的上海中原书局排印本《文心雕龙》（黄注后有李详补注）随身带回，便于研读。朝斯夕斯，口诵心惟，初得其门而入。”见杨明照《我和<文心雕龙>》，《岁久弥光——杨明照教授九十华诞庆典暨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1年，页1。
[9]杨明照在重庆大学文预科学习时所读《文心雕龙》即为此本，他在《我和<文心雕龙>》一文中说：“记得1931年春，我在重庆大学文预科肄业的第四学期，著名《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教授给班上开'文学概论’课，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绘声绘色地讲得娓娓动听。我中心悦而诚服，被那秀辞丽句的骈文吸引住了（这是读私塾、初中时未曾见过的文体）。从此便与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著，结下了不解之缘。课余饭后，总是拿原置的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只有黄叔琳注）浏览、讽诵。由于爱之笃、读之勤，未到暑假，全书已背得很熟了。”
[10]然，据杨明照考证，《四部丛刊》所收“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本”，“盖为书贾所欺，而错认颜标耳”，实为万历七年（1579）张之象刻本。（详见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页1018-1019。）另，杨明照为此专门撰写《涵芬楼影印文心雕龙非嘉靖本》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后收入其《学不已斋杂著》中。又，鲁迅1924年3月14日日记中所说购买的《文心雕龙》即此本：“午后往商务印书馆买《邓析子》、《申鉴》、《中论》、《大唐西域记》、《文心雕龙》各一部，共二元八角。”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页512。
[11]王伯祥《又扫叶山房石印书目答问》（题跋），《庋榢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页59。
[12]杨明照谓：“因非朱墨套印，眉端黄评每行四字，字体较小，相距疏；纪评每行五字，字体较大，相距密。以此示其差异，俾阅读者不致混淆也。”见《<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页225。
[1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六，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页13、17。
[14]杨明照《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页240。
[1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页15。
[16]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国粹学报》1910年第61期，页12。
[17][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页5。
[18][清]纪昀：《纪晓岚评文心雕龙》，页64。
[1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页27。
[2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页3。
[21]《文心雕龙讲疏》系范文澜任教南开大学时所撰讲义，其《自序》谓：“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当时范文澜正处于天津，所见版本和校勘资料有限，加之印刷匆忙，故《讲疏》在文字校勘等方面存在诸多缺憾。1927年下半年，范文澜回到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并遇到陈准、孙蜀丞和赵万里等人，为他进一步修订《讲疏》提供了契机。如孙诒让手录顾黄合校本被李慈铭视为《文心雕龙》“第一善本”，据陈准《顾黄合校文心雕龙跋》（1928年3月《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范文澜正是通过陈准获得这一善本的。
[22]杨明照《<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页225。
[23]杜天縻《广注文心雕龙》，世界书局，1935年，页2。
[24]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文心雕龙注》两次再版的修订工作是范老本人做的，而50年代重版时的修订工作是责任编辑王利器先生做的。详参拙稿《王利器“范注”订补考辨》（《文献》2002年第2期）和《范文澜注“仲宣躁锐”“仲宣轻脆以躁竞”条考辨》（《国学研究》第三十八卷）。
[2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230。
[26]1938年12月，杨明照在《燕京学报》第24期发表了《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文，该文第（17）条“黄评误为纪评者”所列第三例，为《诔碑》注（27）误黄批为纪评者，前两例与《举正》同。
[2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3、22。
[28]王更生《文心雕龙读本》，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页14、47。
【作者简介】
李平，1962年生，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学科带头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政协安徽省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著作《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研究》获安徽省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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