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是作者任教于南开大学时“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的讲义,据赵西陆说脱稿于1923年。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刊行,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七册线装本。北平文化学社本系根据新懋印书局本大加修订而来,开明书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改编修订而来,至此“范注”基本定型。1958年经作者请人核对和责任编辑又一次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二册重印,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本子。“范注”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它以一种综合优势,超越前人,堪称《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范文澜本人也由此成为彦和隔世之知音,《文心》异代之功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范注”已臻完美之境;相反,它在各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校字有妄改之病,征典有不精之瑕,释义有不详之疵,录文有繁冗之累。对“范注”的这些不足之处,人们自有明察,为之补正者也代不乏人。其中,杨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龙注》出版的次年(1937年)就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一文。
这十四条举正中,十二条为误黄批为纪评,二条是混黄批与纪评为一体。如《征圣》第二十五条:“繁简隐显,皆本乎经。后来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击,殆未寻其源”系黄批;紧接其后的“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为纪评。再如《才略》第一条:“纪评曰'《时序篇》总论其势(世),《才略篇》各论其人。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真文囿之巨观。’”这里,前两句是纪评,以下则为黄批。需要说明的是,十二条误黄批为纪评者,作者已于开明书店版中自行纠正了九条;二条混黄批与纪评为一体者,作者在开明书店版中也已删除《才略》第一条原引黄批,而只保留纪评。开明书店版“范注”尚误者仅有四条,即《征圣》注(25)黄批与纪评混为一体一条,《乐府》注(34)、《铭箴》注(15)、《事类》注(10)误黄批为纪评三条,而这四条在人民文学版“范注”中也已由责任编辑全部更正过来。
杨先生在文章末尾按曰:“养素堂本,仅有黄评。卢涿州刊于粤者,则朱墨区分(黄评墨字,纪评朱字),各于其党。坊间通行本,亦各冠其姓氏以示异。不知范氏何以致误?”那么,“范注”究竟“何以致误”呢?其实,范老为《文心雕龙》作注,凭借的是其博综群书的学术素养和详味细观的识见能力,而并非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孤本秘笈或古刻名椠,他用以校雠《文心雕龙》的一些稀有版本和珍贵资料,均系师友所赠或馆藏借阅[2]。黄批和纪评虽然于一些初版原刻中,形式各别、粲然可分;但是在一些复刻衍生的版本中,确实易混易淆、几难辨识。而“范注”就是因为运用了复刻衍生的通行本,于是在引用时屡误黄批为纪评,导致疑似两淆之症。
据两广节署本和《四部备要》本黄注纪评《文心雕龙》统计:黄氏除注文外,有眉批五十四条;纪氏有评语二百九十九条。黄批和纪评相混相误的问题,在后来的一些《文心雕龙》注译本以及研究文章与论著中也时常出现。那么,究竟如何区别黄批与纪评呢?我们可以从黄批与纪评的诞生、合刊及流变中,总结一些辨识两者的有效方法。
黄批最初刊载于乾隆六年(1741)姚培谦刻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养素堂本,此本主要辑明代梅庆生、王惟俭两家之注,为乾隆以来最通行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心雕龙》注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所收之“江苏巡抚采进本”即此本。乾隆四十九年(1784),陈鱣校养素堂本《文心雕龙》;乾隆五十六年(1791),张松孙《文心雕龙》辑注本,均系此本的衍生本。因为养素堂本黄叔琳《辑注》仅有黄批,故以此本对照,黄批以外即为纪评。
纪评的写作时间有明确记载:“乾隆辛卯八月初六日阅毕,晓岚记。”[3]就是说,纪评完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即四库开馆前夕。“纪氏的评语,按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黄注本的基础上校字,计四十一条;二是对黄注(包括眉批)的评论,共计三十八条(其中指出黄注错误的有三十七条,肯定黄注的只有一条);三是品评《文心雕龙》原文的,计二百二十条。”[4]因为纪昀是在黄注本的基础上,对《文心雕龙》包括黄注、黄批进行评点的,所以纪评完成后并没有单行,直至道光初年始与黄叔琳《辑注》本合刊[5]。道光十三年(1833)冬,刊于两广节署的卢坤刻本,为现存最早的黄注纪评合刊本,“底本虽由黄氏养素堂本出,然亦间有不同”。此本原刻为芸香堂朱墨套印本,又称“两广节署本”,各卷下题:梁刘勰撰、北平黄叔琳注、河间纪昀评。刻印精工,粲然可观。由于芸香堂本流传甚少,后由翰墨园复刻此本,复刻时间不详。“惟刻印不如原刻,且有误字,(如《风骨篇》'乃其骨髓峻也’句之'峻’字误为'畯’;《通变篇》'臭味晞阳而异品矣’句之'晞’字误为'睎’是。)盖校勘不精所致。”然,翰墨园本世多有之,较为通行。要之,无论是芸香堂原刻,或翰墨园复刻,两版俱为朱墨套印,黄批墨字,纪评朱字,故无由致淆。
光绪十九年(1893),湖南思贤讲舍以翰墨园本为底本重刻纪评本,其《风骨篇》之“畯”字未改,《通变篇》之“睎”字已改为“晞”。此次重刻,“因非朱墨套板,黄、纪两家评语,则各冠其姓以别之”[6]。此本亦颇流行,对后世影响较大。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中原书局出版的《文心雕龙补注》即以此为底本。各卷下题:梁刘勰撰、北平黄叔琳注、河间纪昀评、兴化李详补注。卷一下有李详为潮阳郑氏(国勋)所刊《龙溪精舍丛书》本所作的序:“余昔有《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一书。补者,补其罅漏;正者,正其违失。系用卢敏肃公所刊纪氏评本,凡经纪所纠者,皆未羼入。今老友唐君元素为其门人潮阳郑君尧臣重刊黄本,征余旧说。因稍加理董,附入纪氏及瑞安孙氏之说,统名《补注》,以示有所检括云尔。时丙辰春仲扬州兴化李详。”[7]李详补注殿于黄氏原注之后,页眉列黄批与纪评,分别冠以“纪云”和“黄云”。由其《风骨篇》之“畯”字未改,《通变篇》之“睎”已改为“晞”,可知其以思贤讲舍本为底本[8]。这两个本子,黄批纪评各冠以姓,两者亦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然而,二十世纪初,坊间复刻黄注纪评合刊本者,多以翰墨园本为底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扫叶山房取翰墨园黄注纪评合刊本重付之石印(由“畯”“睎”二字均未改知之),民国十三年(1924)再版(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所用扫叶山房石印本即为此本),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心雕龙》注本[9]。然,此本因非朱墨套印,页眉之黄批与纪评,在表现形式上已没有任何区别,非借助他本复按则无以分晓。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华书局陆续编辑排印出版的《四部备要》,“直欲与商务印书馆所出《四部丛刊》竞爽”。“《丛刊》以广收古刻名椠,影印传真为号召”,故着眼于选择宋元明珍本。就《文心雕龙》而言,《丛刊》初编所收版本书牌题为“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本”。《文心雕龙》明嘉靖刻本有二:一为刻于嘉靖十九年(1540)的汪一元本,钱允治跋谓“嘉靖庚子刻于新安”者,即此本;一为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佘诲本,钱允治跋谓“癸卯又刻于新安”者,即此本。前者版心下方有“私淑轩”三字,故又称“私淑轩本”。杨明照谓:“此汪氏原刻,极佳。”后者出于汪氏原刻,其版心下栏尚留有私淑轩本刻工姓名。可见,二本俱佳。若《丛刊》所收果为“明嘉靖本”,当属名椠[10]。“《备要》则多采注释名本,全用仿宋体聚珍版排印,以清晰悦目为标帜”[11],故较资实用,多为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就《文心雕龙》而言,《备要》选择的是黄叔琳《辑注》本,其书牌题为“上海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杨明照谓其据清思贤讲舍重刻纪评本排印,“而题为'据原刻本校刊’,亦属未确”。但杨氏所言亦未确,《备要》所收黄注纪评合刊本,与扫叶山房石印本一样,乃据翰墨园本排印。一者,其“畯”“睎”二字均未改;再者,其黄批与纪评与翰墨园本不冠其姓同,而与思贤讲舍本各冠其姓异。此本亦非朱墨套印,然其页眉之黄批与纪评与扫叶山房本稍有不同,系以字数和字体别之:每行五字、字体方正者为纪评,每行四字、字体瘦长者为黄批[12]。每条字数五字以上者,可由字数与字体两者别之;每条字数不足五字者,则仅由字体别之。不过,阅读者须仔细辨识,稍不留意就会混淆。
杨明照认为“范注”即采用翰墨园本或《四部备要》本(由《风骨篇》之“畯”字,《通变篇》之“睎”字推知),其例言第一条称“依据黄本”,不确。其实,杨氏这一说法亦有问题。“范注”例言第一条谓:“《文心雕龙》以黄叔琳校本为最善,今即依据黄本。”当然,范老依据的既非养素堂本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亦非翰墨园复刻黄注纪评合刊本。如果“范注”是以这两个本子中的任何一个为底本的话,都不会出现误黄批为纪评的纰漏。因为养素堂本只有黄批而无纪评,翰墨园本的黄批与纪评又是朱墨分明,均无由致淆。这样一来,“范注”依据的只能是据翰墨园本排印的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
首先,这两个本子都来源于翰墨园本,故“畯”“睎”皆误,而“范注”从文化学社本,到开明书店本,再到人民文学本,这两个字亦均误。与文化学社本相较,开明书店本在正文夹校上增加了铃木虎雄先生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畯’,铃木云:黄氏原本'畯’作'峻’。”“'睎’,铃木云:'睎’当作'晞’,黄氏原本不误,两广本误。”[13]可见,“范注”的底本不是养素堂黄氏原本,铃木所谓“两广本”,据其校勘记可知系“翰墨园藏板”,而翰墨园版系朱墨套印,故亦非“范注”所用底本。
其次,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虽然以翰墨园版为底本,但皆非朱墨套印,因而导致黄批与纪评易混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扫叶山房本中尤为突出,两者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在《四部备要》本中,尽管两者在字数与字体上略有不同,但也极易混淆。而“范注”正是以这两个本子中的一个为底本的,故多误黄批为纪评。
再次,范老为《文心雕龙》作校注,凭借的并非孤本秘笈或古刻名椠,他选择的底本正是当时最普通的通行本——扫叶山房本和《四部备要》本,亦即杨明照所谓“坊间流俗本”[14]。进一步说,北平文化学社暨开明书店本《文心雕龙注》的底本,即其时最为流行的扫叶山房据翰墨园黄注纪评合刊本重印之石印本。这可以从《明诗》注(24)对“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两句的注解来判定:
“范注”此条注解,将黄叔琳原注、纪昀评语、李详补正和黄侃《札记》糅于一体,统统系于李详名下,再殿以自己的注和按。故须仔细辨析,方可弄清个中原委。“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御览》八百九十三(当为九百八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这是摘自李详补正,李补原文为:“黄注于衡诗,但作'其辞曰’云云,不记所出。案《御览》八百九十三载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此是诗序,当并录之。诗与黄引同。明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纪文达云:'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黄据《困学纪闻》改'典’非也。”[16]“其辞曰:'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遥,我劳如何。’”此乃据底本录黄氏原注。“'仙诗缓歌’,今已无考。”系节引纪评。黄叔琳注“仙诗缓歌”曰:“张衡《同声歌》:'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羲皇。’”[17]纪昀在此注上端页眉评曰:“'仙诗缓歌’,今已无考。不得以'素女’'天老’字,附会'仙’字。”[18]“黄注引《同声歌》当之,纪氏讥之,是也。”[19]此为迻录黄侃《札记》“仙诗缓歌”条注。最后括号内的文字才是范老本人的注。要之,此条注解为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范注”底本系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辑注》。因为“范注”此条所引纪昀讥讽黄叔琳的评语,在《四部备要》本中被遗漏了(1957年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本排校纸型重印本亦同遗),而同据翰墨园本排印的扫叶山房石印本则未遗漏此条纪评。如果“范注”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的话,那么就会失引此条纪评,而且也不会出现许多误黄批为纪评的现象。
据“范注”例言可知,除底本外,其正文夹校,“再参以孙仲容先生手录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本、谭复堂先生校本,及近人赵君万里校唐人残写本”,孙君蜀丞所校唐人残写本、明抄本《太平御览》及《太平御览》三种[20]。可见,正是由于陈准、孙蜀丞和赵万里等人将其收藏的善本及校勘成果无私地奉献给范老,才使他有可能修订天津新懋印书局的《文心雕龙讲疏》[21]。然而,由于底本的局限,致使北平文化学社本“范注”屡屡将黄批误为纪评。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七册线装本“范注”,此本系从文化学社本改编修订而来。在这次修订中,范老又参考了《四部备要》本《文心雕龙辑注》,并据以纠正书中大部分误黄批为纪评的讹失。然而,《四部备要》本黄批与纪评的区别还仅仅体现在字数与字体上略有不同,两者仍然容易混淆。这也是为什么开明书店版“范注”虽然纠正了十条,但仍尚存四条讹误的原因。诚如杨明照所说:“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文化学社暨开明书店本)以黄评为纪评,即因未看清《四部备要》本眉端黄、纪两家评语差异而致误。”[22]
《文心雕龙》黄叔琳眉批与纪昀评语的辨识,是一个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颇为困难的问题,诚如陆机《文赋》所言“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黄批和纪评有区别,但是要真正完全搞清楚哪些是黄批,哪些是纪评,又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养素堂本,还是芸香堂朱墨套印本,抑或翰墨园复刻本,甚至思贤讲舍本,都是极为珍贵的版本,不是研究者想要得到就能拥有的。而研究者一旦根据比较普通的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来征引的话,混淆黄批与纪评就在所难免了。例如,1935年10月,世界书局出版杜天縻《广注文心雕龙》。该书实据扫叶山房本或四部备要本排印,为排版方便,编者将黄批与纪评与黄注一起列于正文之后,实则完全混淆了黄批与纪评。正文之后,首列[评],内容为原来正文上端页眉之黄批与纪评,而编者误以为黄评;次列[注],内容为原来的黄注;再殿以[评注文],内容为原来黄注上端页眉之纪评。编者以为底本黄注之上页眉评语乃纪评,故按:“纪评列于注后,文中加数字记号,以便阅者与评语对照。”[23]再如人民文学版“范注”,即使经过作者和责编的多次校改,仍然有误黄批为纪评者[24]。例如,《诔碑》注(27):“纪评曰'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25]此条实为黄批,而从文化学社本,到开明书店本,再到人民文学本,“范注”一直误以为纪评,不仅范老本人未发现讹误,而且杨明照《举正》一文亦失检此条[26],甚至王利器为“范注”作订补时还是未能发现此误!而后人在这方面的误失更是比比皆是,就连一辈子从事编辑工作的周振甫先生和台湾著名“龙学”家王更生先生亦不能免于此。
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在每篇原文之后,附录明代杨慎、曹学佺和清代黄叔琳、纪昀的评语。其中时有误黄批为纪评者,如《原道》附评[五]:“纪评:解《易》者未发此义。”此条实系黄批。又如《宗经》附评[五]:“纪评:承学之徒,辄轻言西汉而后无文章,直至韩退之始起八代之衰耳。亦思八代中固有具如许眼力,能为如许评论者乎!此自善论文耳,如以其文论之,则不脱六代俳偶之习也。”[27]此乃混淆黄批与纪评,其中“承学之徒……能为如许评论者乎”为黄批,后者为纪评。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读本》仿周氏《注释》,亦于每篇【注释】【语译】后附【集评】,然其【集评】多袭用《注释》,故周氏误者,王氏亦误,如《原道》【集评】五:“纪评:解《易》者未发此义。”《宗经》【集评】虽将“承学之徒,辄轻言西汉而后无文章,直至韩退之始起八代之衰耳。亦思八代中固有具如许眼力,能为如许评论者乎!此自善论文耳,如以其文论之,则不脱六代俳偶之习也”,分属五、六两条,然两条均标以“纪评”,实误黄批为纪评[28]。
知晓区分黄批与纪评实非易事,也就不难理解范老“何以致误”了。其实,“范注”不仅存在误黄批为纪评的问题,而且在引录黄批与纪评时,亦时常有文字讹误。现撮举数例,以裨人们阅读“范注”时注意。1.《明诗》注(24)引纪评,人民文学本作“典字是,曲字作婉字解”;开明书店本作“曲字是,曲字作婉字解”。俱误。按:据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纪评原文为:“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2.《诠赋》注(33)引纪评曰:“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挥。”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针对当时以发药”。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均误作“针对当时以发挥”。3.《铭箴》注(33)引纪评曰:“此为当时惟趋诗赋而发……”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此为当时惟趋词赋而发”。词通辞,辞赋,文体名。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均将“词赋”误为“诗赋”。4.《史传》注(47)引纪评曰:“似不必改作素臣。”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似不必定改素臣”。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均将“定改”误为“改作”。5.《养气》注(9)引纪评曰:“彼疲困纷扰之余……”按: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皆作“彼疲困躁扰之余”。开明书店本、人民文学本俱误作“纷扰”。6.《杂文》注(22),引黄叔琳曰:“凡此数子,总难免屋上架屋之讥。”按:据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黄评原作“屋下架屋”。范引有误,见《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序致篇》。另,《文心雕龙·通变》“范注”(19)有彦和“非教人屋下架屋,模拟取笑也。”此则不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龙学’比较研究”(15BZW040)阶段成果。
[1]杨明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页126—127。又,杨先生举正的“范注”系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本。
[2]参阅拙稿《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孙云”辨正》,将刊于《国学研究》。
[3][清]纪昀《纪晓岚评文心雕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道光十三年冬两广节署本影印,1997年,页422。
[4]祖保泉《文心雕龙纪评琐议》,《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齐鲁书社,1984年,页257。
[5]杨明照谓:“(纪评)系就养素堂本随手施朱品评,并未单独成书。”见杨明照《<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页224。
[6]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页1028-1029。
[7]李详《文心雕龙补注》,上海中原书局,1926年,页1。
[8]鲁迅1927年3月18日日记曾说购此书:“下午阅书肆,在中原书店买《文心雕龙补注》一部四本,八角。”见《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3。杨明照1931年暑假带回家阅读的《文心雕龙》亦为此本:“学习刘舍人书的兴趣与日俱增,暑假还家,又将新置的上海中原书局排印本《文心雕龙》(黄注后有李详补注)随身带回,便于研读。朝斯夕斯,口诵心惟,初得其门而入。”见杨明照《我和<文心雕龙>》,《岁久弥光——杨明照教授九十华诞庆典暨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1年,页1。
[9]杨明照在重庆大学文预科学习时所读《文心雕龙》即为此本,他在《我和<文心雕龙>》一文中说:“记得1931年春,我在重庆大学文预科肄业的第四学期,著名《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教授给班上开'文学概论’课,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绘声绘色地讲得娓娓动听。我中心悦而诚服,被那秀辞丽句的骈文吸引住了(这是读私塾、初中时未曾见过的文体)。从此便与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著,结下了不解之缘。课余饭后,总是拿原置的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只有黄叔琳注)浏览、讽诵。由于爱之笃、读之勤,未到暑假,全书已背得很熟了。”
[10]然,据杨明照考证,《四部丛刊》所收“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本”,“盖为书贾所欺,而错认颜标耳”,实为万历七年(1579)张之象刻本。(详见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页1018-1019。)另,杨明照为此专门撰写《涵芬楼影印文心雕龙非嘉靖本》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后收入其《学不已斋杂著》中。又,鲁迅1924年3月14日日记中所说购买的《文心雕龙》即此本:“午后往商务印书馆买《邓析子》、《申鉴》、《中论》、《大唐西域记》、《文心雕龙》各一部,共二元八角。”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页512。
[11]王伯祥《又扫叶山房石印书目答问》(题跋),《庋榢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页59。
[12]杨明照谓:“因非朱墨套印,眉端黄评每行四字,字体较小,相距疏;纪评每行五字,字体较大,相距密。以此示其差异,俾阅读者不致混淆也。”见《<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页225。
[1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六,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页13、17。
[14]杨明照《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页240。
[1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页15。
[16]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国粹学报》1910年第61期,页12。
[17][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页5。
[18][清]纪昀:《纪晓岚评文心雕龙》,页64。
[1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页27。
[2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页3。
[21]《文心雕龙讲疏》系范文澜任教南开大学时所撰讲义,其《自序》谓:“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当时范文澜正处于天津,所见版本和校勘资料有限,加之印刷匆忙,故《讲疏》在文字校勘等方面存在诸多缺憾。1927年下半年,范文澜回到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并遇到陈准、孙蜀丞和赵万里等人,为他进一步修订《讲疏》提供了契机。如孙诒让手录顾黄合校本被李慈铭视为《文心雕龙》“第一善本”,据陈准《顾黄合校文心雕龙跋》(1928年3月《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范文澜正是通过陈准获得这一善本的。
[22]杨明照《<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页225。
[23]杜天縻《广注文心雕龙》,世界书局,1935年,页2。
[24]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文心雕龙注》两次再版的修订工作是范老本人做的,而50年代重版时的修订工作是责任编辑王利器先生做的。详参拙稿《王利器“范注”订补考辨》(《文献》2002年第2期)和《范文澜注“仲宣躁锐”“仲宣轻脆以躁竞”条考辨》(《国学研究》第三十八卷)。
[2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230。
[26]1938年12月,杨明照在《燕京学报》第24期发表了《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文,该文第(17)条“黄评误为纪评者”所列第三例,为《诔碑》注(27)误黄批为纪评者,前两例与《举正》同。
[2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3、22。
[28]王更生《文心雕龙读本》,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页14、47。
【作者简介】
李平,1962年生,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学科带头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政协安徽省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著作《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研究》获安徽省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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