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熊徵著述见于乾隆《梧州府志》乾隆、《庆远府志》、嘉庆《广西通志》等有：《郢雪斋集》六卷（《郢雪斋前后集》）、《小学分节》二卷，《安南志略》一卷（安南志）《安南志纪要》《安南志纪略》）、《孝经注》（或为《孝经刊误节训》异名）、《文庙木主考辨》、《思明府志》六卷。又记《孝经刊误》一卷并非高熊徵著作，详见本文附录《高熊徵刻书考》。新编史志多据旧志转录，旧误相仍，或失记。凡此略而不详或著作版本记载存疑之处，深恐积非而成是，故稍事寻绎旧籍，重加考证，综述成文。补出失记著作有《五孝纂事》、《文昌帝君签语》《井陉随笔》，考辨《孝经刊误节训》、康熙《桂林府志》、康熙《临桂县志》、康熙《岑溪县志》、《高渭南纪年录》、《郢雪斋纂稿》等著作内容概要、版本异同、存藏佚毁等。呈供于史志研究参考，或于续志编纂时择用，以纪念对广西文化史有重要贡献之名贤。
《五孝纂事》卷帙未详。高熊徵纂释，康熙三十七年刻本。佚。
雍正《广西通志》、嘉庆《广西通志》、乾隆《庆远府志》、道光《庆远府志》、乾隆《岑溪县志》、乾隆《梧州府志》、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均未记。新编《广西通志》、《岑溪市志》亦未记（下文简称“新、旧各志”）。
此书另题“五经纂事”。《高渭南纪年录》康熙三十四年“在思明，辑成《五经纂事》及《文昌帝君签语》，俱发刻。”康熙三十七年“《五经纂事》刻成。又编释《小学分节》《孝经刊误注释》，具详宗师授梓。”清钞本《高渭南纪年录》均作“五孝纂事”。高熊徵盐运使任上致曾任广西按察使、时任浙江布政使黄性震函《复黄藩台讳性震》）末云：“前朝老爷在河工见徵送抚君各书，问徵讨取。其《五孝纂事》已经送完，尚有《文庙木主考正》一本，《安南志纂要》一本，具有职名一单。特附宪函乞为转致，摭君不敢具禀，乞为道谢忱。”（《郢雪斋纂稿·后集》卷二）。
按：书名当以“五孝纂事”为是。“五孝”见于《孟子》：“世俗所谓不孝者五：隋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欲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唐玄宗《孝经序》：“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邢昺疏：“五孝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新唐书·礼乐志九》：“皇帝即座。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格言宣于上，惠音被于下。”《郢雪斋纂稿·后集》卷二《孝经刊误节训序》“但读五孝见所引《诗》《书》多不类其旨，心窃疑之”，即此。
据《古籍普查平台》，国内文献机构已无《五孝纂事》藏本。
《文昌帝君签语》卷帙不详。高熊徵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佚。
《高渭南纪年录》康熙三十四年“在思明，辑成《五经纂事》及《文昌帝君签语》，俱发刻”。按：“发刻”即付刊之意。
新、旧各志均未记录此书。据中国《古籍普查平台》，各文献机构已无藏本。
《文庙木主考正》一卷，高熊徵撰，康熙二十八年刻本。佚。
乾隆《庆远府志》书名《文庙木主考辨》，道光《庆远府志》作《文庙木主考辨》一卷。《高渭南纪年录》康熙二十八年“予督修学宫，开挖泮池，朝夕经营，靡有暇晷。时春秋二丁启圣宫缺两哲先儒神主，又释奠时文昌并祭。予创建书院，乃移文昌之祭于书院，又添设启圣宫四哲并东西庑木主，因刻《文庙木主考》。”康熙《思明府志》卷六《艺文》录书序三篇：（康熙二十七年）黄良骥（太平知府）《文庙木主考正序》，（康熙二十七年）陈达（同知）《文庙木主考正序》、（康熙二十七年）高熊徵（教授）《文庙木主考正自序》，阅知有关文庙神主设置等内容考证。《文庙木主考》完成于作序之年，次年刊刻。
查《古籍普查平台》，图书馆等文献机构已无藏本。
《孝经刊误节训》卷帙不详。高熊徵纂释，康熙刻本，刊于两浙盐运使时上。佚。
《郢雪斋纂稿·后集》卷二《〈孝经刊误节训〉序》言及纂注此书因由，未详作年。此著又题《孝经刊误注释》，见《高渭南纪年录》康熙三十七年“《五经纂事》刻成。又编释《小学分节》、《孝经刊误注释》，具详宗师授梓。”时在思明府教授任内，并拟请“宗师”（广西学政）付刊而未果。张泰交《受祜堂集跋》卷十一《〈孝经刊误节训〉序》云：“余视学江南甫竣事，旋膺抚浙之命”，“鹾使高君以今文孝经义类不伦，取朱子刊一囗（卷？）而发明之，将授梓而问叙于余”，又“高君笃行君子，所至以循卓著闻，尤能仗大节抗囗声于天下，洵人所难能者，而好学深思其择言又复如是，固知其自为不朽者久矣。世之习举子业者于恪遵今文而外，不无好学深思之士，苟取是书而读之，融会贯通，畅然于作经之旨，率皆亲亲长长，家喻戸晓，风俗时雍，又何病乎人众地广而化理之，不上臻于前古耶。余故乐为序之，俾守土者得以报称厥职，至于异同始末则有诸君序在。”据知除高熊徵自序、张泰交序，尚有其他“诸君”序，作者不可考。
据《古籍普查平台》，国内文献机构已无藏本。
乾隆《庆远府志》卷八《人物志·乡贤·高熊徵》记“《孝经注》”（道光《庆远府志》卷十六《高熊徵传》同），或即《孝经刊误节训》异名。
《小学分节》二卷。高熊徵纂辑，康熙四十三年刻本。存。
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著录“存”，则当时广西尚有藏本。《四库全书》以此书编入《经部小学存目》。《四库提要》云：“《小学分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高熊徵撰。熊徵字渭南，岑溪人。顺治庚子副榜贡生，官至浙江都转盐运使。是书随章案节，略为分解，特使童子读之，易於明晓而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未收录。据古籍普查平台，国内文献机构已无藏本。查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存一部、日本红叶山文库藏一部。
卷端《小学分节》高熊徵自序题款康熙三十七年七月（《郢雪斋纂稿·后集》卷二录文未记年款），时拟付刊行而未果。《高渭南纪年录》康熙三十七年：“是年，《五经纂事》刻成。又编释《小学分节》《孝经刊误注释》，具详宗师授梓。”宗师即时任广西学政刘体元，山东寿光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三以刑部侍郎改按察使司佥事任。“具详”“授梓”可知有请付刻详文。次年《高渭南纪年录》三十八年记载：“十一月二十一，有请刊小学详文，二十九又有乞疏回天详，具详彭抚院，未允。”即呈文广西巡抚彭鹏《请刊小学分节详文》（《郢雪斋后集》卷一）：“几欲商刻，以公同好。但卑职官微言轻，无尊不信”云云，则之前未能刊行。“不揣固陋，谨将所编释小学抄成二本申缴，恳祈公暇赐以全览，并加改正。倘可公之各学，以宣示诸生，伏乞椽笔赐文弁首，授之梓人。抑或赐序发还，卑职当与同志捐赀镌刻，印成卷帙，然后呈宪颁行。俾各郡邑童子师得操以训课童子，使各讲习，其于小学亦庶乎为筌为蹄之一助也。”其意或由官方刊印，如未允则拟自行捐赀刊印。康熙三十九年，高熊徵在思明府度岁，随即病至四月稍有起色。六月，升真定府井陉知县，九月离思明回岑溪，十一月初二自家起身，二十八日到桂林，十二月初四日赴任。以其职任变动，《小学分节》未能在广西付刊出版。至康熙四十三年《小学分节》得以付刊。卷端张泰交手书序，题款“康熙甲申花朝，析城张泰交题于抚署自修堂”。后阳文“张泰交印”，阴文“司马中丞章”二印。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张泰交（1605—1705年），字公孚，号洎谷，山西阳城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时任浙江巡抚。下宋瑾序，题款“康熙壬午菊月小春日，治下后学宋瑾顿首拜题于省衍堂之官舍”。“今年春即举行旷世之典，礼聘瑾之薄劣讲学崇文书院，手授是编且命之序”。正文前宋人朱熹序。下为《小学题解》一则。卷一《内篇》，分《立教第一》《明伦第二》《敬身第三》《稽古第四》；卷二《外篇》，分《嘉言第五》《善言第六》。注释方式大体随文解注，篇后归纳本段文意，即《四库提要》所谓“随章案节，略为分解，特使童子读之，易于明晓”。
《通省赋役全书》，卷帙不详。高熊徵督修。康熙刻本，存。
《高渭南纪年录》康熙十九年“十月，奉藩司详院檄委督造通省赋役全书，于定粤寺开局刊刻，如期报竣。”据中国《古籍普查平台》，国内仅国家图书馆藏一部，题名《广西赋役简明全书》，清康熙刻本，或即此《通省赋役全书》。
康熙《桂林府志》二十五目，稿本，高熊徵纂辑。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清康熙抄本一部，收录于《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另抄本四部收藏于广西区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档案馆和江西省图书馆。
康熙《桂林府志》六卷，高熊徵纂辑、蒋兆都补纂，稿本，未刊。久佚。
《广西方志提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本志辑成于康熙二十二年，时广西巡抚郝浴纂修《广西通志》檄取各府、州、县志书，桂林府因旧志已残缺不全，乃命高熊徵重为纂辑。因时间紧迫，高氏乃由明嘉靖《广西通志》中辑录出有关桂林府的资料，仅增以清初事数条，即汇为是编，抄缮上缴。故此志的清康熙抄本，无序、跋、凡例，亦无修志衔名，以致各藏书单位均未能考据确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即著录为知府程可则纂修，实误。考程可则康熙十二年任桂林知府。又将本志内容与嘉靖《广西通志》中有关桂林府的记载相对照，即可确认本志系照抄'通志’原文辑录而成。”之后，《提要》撰者将康熙《广西通志》卷三十八徐凤鸣《〈桂林府志〉序》补入《广西方志佚书考录·附录》。
高熊徵《请延绅士协修〈桂林府志〉详文》（《郢雪斋纂稿·前集》卷上）可补《广西方志提要》所未及。其文云：
《详文》呈报于康熙二十二年春间。自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布政司信牌至《详文》陈报之时，高熊徵已据“残缺旧省志数本”（即林富嘉靖《广西通志》），将“本府属山川、户口、田赋、秩官、学校、名宦、人物、科目逐款现在搜纂发誊”。然而以文献缺失，遂提出搜求旧志，聘请“淹洽之儒”共同编修，方得成书之议。至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康熙《广西通志》奉部文纂修，广征旧志，发现另有一部“天启二年省志”（即万历《广西通志》天启二年增补印本），遂陈报《请延绅士协修粤西通志详文》（《郢雪斋纂稿·前集》卷上）“粤西通志自嘉靖、天启纂修之后将近百年”云云（之后《〈临桂县志〉序》有“时省志久竣，又得明天启二年巡抚杨公芳所修志以资考证”语）。《详文》：“此前职前蒙本府详委纂辑《桂林府志》，业经具详求行各属聘取名贤，共勷大典者也。今桂林府属虽开聘请乡绅数人，然皆尚未见到，至于别府属竟不开报送一人。”据此，编纂《广西通志》时，之前拟聘纂修《桂林府志》之乡绅仍未能进入志局，
《提要》所述“乃由明嘉靖《广西通志》中辑录出有关桂林府的资料，仅增以清初事数条”，与实际并不全部符合。《中国数字方志库》著录二十五目《桂林府志》抄本，上有“京师图书馆藏书记”朱印，可知宣统元年（1909）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曾经典签，之前藏于何处，因何流入不得而知。内文以墨印空白版面抄录，录文不避清帝名讳，可确定为康熙旧抄册。书法至少出于两人之手。抄本所列二十五目及顺次除不属府志内容之外，绝多依照嘉靖《广西通志》篇目，《桂林府图》也是仿照嘉靖《广西通志·桂林府图》，只是将原“古田县”标为“永宁州”，即《详文》“古田在嘉靖年间已改置永宁州，旧志尚系古田”（万历《广西通志》记“隆庆初改古田为永宁州。）抄本较多门类（目）内容据自嘉靖《广西通志》摘录。另有一些门类增补嘉靖十一年之后或至康熙编纂时限之前内容，可能是发现“天启二年省志”后据补。《秩官》有记录至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职任，如右布政使记至万历三十六年朱思明，《选举》举人记至明末以及清康熙年间。这些门类补入内容，年限起止或内容有无并不统一，有来自旧志，亦有据自档册。布政司左参政职任记载，抄本首位“殷近仁”，与嘉靖《广西通志》同，而万历《广西通志》顺次前三为“傅奎”“孟惟贤”“殷近仁”，此处则未据万历志。抄本末位“陆长庚，浙江平湖人，进士，万历二十六年任”，万历《广西通志》陆长庚无“浙江”“进士”四字，则抄本另有所据。按察使职任，抄本据嘉靖《广西通志》录至“范嵩，嘉靖十年以本省右参政任”，未据万历《广西通志》补入续录各任。清代按察使，康熙《广西通志》录“王盐鼎”八人，记任职者籍贯、科举出身、任年等项，《桂林府志》抄本无全秉忠（康熙十八年任）、黄元骥（康熙十九年任）二人，仅存六人姓名而无籍贯、科举出身、任年等项。综上所述，二十五目《桂林府志》抄本即《详文》所称“搜纂发誊”之本，溢出嘉靖《广西通志》之内容出于随时补录。抄本在康熙《广西通志》编纂或成稿前形成，因此康熙通志文献资料未能采入。因此可以确定，抄本《桂林府志》与《桂林府志》六卷定稿本有显明区别。
《桂林府志》六卷定稿本。《高渭南纪年录》康熙二十三年：“予时奉桂守徐公凤鸣命纂《府志》成，共六本，徐公有序。”据此《桂林府志》始纂于康熙二十一年冬或康熙二十二年之初，完成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之前。此定稿本形式与二十五目抄本相异明显：“六本”（六卷）之与抄本“二十五目”，“徐公有序”，而抄本无徐序。
《高渭南纪年录》记《桂林府志》“六本”实即六卷，由徐凤鸣《〈桂林府志〉序》（载康熙《广西通志》卷三十八《艺文志》）得以互证。徐序略云：
徐凤鸣序所记六卷定稿本，各目与抄本《桂林府志》涉及内容基本相同，仅词目及顺次略有不同。“详于隆、万以前，而略于启、祯以后”，即发现“天启二年省志”之后得以增入隆庆、万历年间的内容。
康熙二十二年徐离桂林知府任，见于康熙《广西通志》卷九《秩官·桂林知府》：“徐凤鸣，辽东广宁人，由吏部考功司笔帖式康熙十九年任。”“翁介眉，浙江钱塘籍海盐人，保举，康熙二十二年任”。《广西通志》付刻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据《高渭南纪年录》，时《桂林府志》尚未定稿，而徐序见录于《广西通志》，实以离任而预为之序。
《桂林府志》定稿六卷本的版本以及是否付刊，是之有关著作未涉及的问题。
《桂林府志》定稿六卷本是否刊行《高渭南纪年录》未有明确记录。高熊徵记述官著私撰，多记入刊刻情况：如督修《通省赋役全书》纂修《思明府志》，刻《文庙木主考》。辑成《五孝纂事》及《文昌帝君签语》俱发刻，《五孝纂事》刻成。然而，除康熙二十三年记“徐公凤鸣命纂《府志》成”一语，直至康熙二十六年春赴思明府教授任及之后，高熊徵没有留下《桂林府志》是否刊刻的记载。此六卷定稿本并未刊行的印证之一。
其二：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十二《艺文略·志乘》收录自宋至明末桂林府志（桂林志、静江志、桂林图志、续志）七部，却未列入这部康熙《桂林府志》，而康熙《广西通志》、康熙《临桂县志》均有著录。这至少说明嘉庆年间有关康熙《桂林府志》的编纂文献，嘉庆《广西通志》编纂者未能掌握，或未能留意。否则，即使是佚志，依《艺文略》著录的通例，也应予以记录。
其三，正是因为康熙《桂林府志》六卷本并未刊行，之后续修的雍正《广西通志》、嘉庆《广西通志》、嘉庆《临桂县志》等编纂时均未能引用，以至于书名亦未出现。其例如嘉庆《临桂县志》引旧志频次极多，有“郝通志”（郝浴修康熙《广西通志》）、“李通志”（李绂修雍正《广西通志》）、金通志（金鉷修雍正《广西通志》）、“新通志”（谢启昆修嘉庆《广西通志》），又“旧志”（张遴修、高熊徵纂康熙《临桂县志》），而无康熙《桂林府志》，即是未刊行而无从索征之证。
至于康熙《桂林府志》既已完稿，而何以未付刊行，尚未发现直接证据。可能主修者徐凤鸣已离任，是未能刊行的偶然因素。再者，桂林为广西首府，临桂县为桂林府首县，康熙《广西通志》、康熙《临桂县志》相继刊行，一时资用，省志、县志均可借重。就使用价值与必要性而言，或许是未能出版原因之一。
康熙《广西通志》四十卷，郝浴修。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存。卷端《修志姓氏·督修》题名五位，第五：“协理志局同修、署桂林府儒学教授高熊徵”。此书内容可详参《广西方志提要》，不备引。
《郢雪斋纂稿·前集》卷上《请延绅士协修粤西通志详文》记聘请文士事参与纂修志事，为康熙通志重要文献之一，补录于此：
康熙《广西通志·修志姓氏》署名“纂修”者13人，出于详文拟聘请6人：全州进士廖必强，全州进士士曹云路，马平县进士原任山东武城知县戴朱纮，灌阳县举人原河南虞城知县唐纳牖，怀集举人梁騉，陆川举人庞颖。”《高渭南纪年录》于修志组成、始末有确切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四月，抚院郝奉部文修志，于线伯旧宅建志书局，委予协理志局兼同纂修。予具详请延各郡属绅士同修，有稿。于六月入局，各绅士承檄俱到。予朝夕在局，尽心稽考，院司大悦。七月，郝公疽发背，卒于任。城中罢市，远近悲悼，如失怙恃。藩司崔署院纂志书吿竣，给予匾三江文献，行文岑溪县知县赵公纯禧制送。”四月奉文，六月开局，八月完成。《广西通志》按察使黄元骥序、右江道简上、广西学政王如辰三序，时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刊刻时间大体以此为标记。
按：高熊徵桂林府任职，《高渭南纪年录》并所见旧志传文均为“桂林府学教授”，此作“署桂林府儒学训导高熊徵”，备考。
《岑溪县志》四卷，高熊徵纂辑，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佚。《郢雪齋纂稿·前集》卷下《募刊〈岑溪县志〉序》，乾隆《岑溪县志》卷四《艺文》录文题下注“康熙二十二年作”。
《广西方志提要》记乾隆《岑溪县志》云：“《艺文志》载邑人高熊徵的《募刊岑溪县志序》，盖该志曾修于清康熙二十二年，何梦瑶志乃踵该志而作也。何梦瑶于乾隆四年序云：'仆待罪岑溪，将四载矣。行且调去，念以遗我父老子弟，用与诸绅士修辑邑乘，书成凡四卷，文不加旧志，而隶事既多且长，独地处荒僻，苦无藏书，广资考订，挂漏舛错，知所不免，以是遗我父老子弟，冀共正之。”据《提要》此“旧志”即康熙二十二年版《岑溪县志》。
《广西方志佚书考录》记入“李茂纂修”《岑溪县志》：
所述乾隆《岑溪县志》引录“旧志”为李茂编纂（《广西方志编纂史》同此说）。两书之异，应考明之。
《募刊〈岑溪县志〉序》述及编纂事：“岑旧有志毁于兵，仅存残编缺而不备。先达李公景元会一纂辑亦未成书。今年夏，予委协理志局”，“阅岑溪志书只载山川、土田，其间名宦、人物、迁客、流寓、节烈、选举、仙释、艺文俱缺然无有，心甚伤之。因从府志、省志内旁搜博采，凡系岑者悉为录出，已略成编约二百余篇，欲授之梓人。”
查乾隆《岑溪县志》各目均未记载姓名李景元（字或号为“会一”）。此人为岑溪名贤，见于《高渭南纪年录》康熙十三年：“七月，永业乡土镇陈士龙新会人，原宋相营将也，承伪檄统兵驻城。县令孙公士恂善之。士龙给札招兵，土镇蜂起。予与阖邑绅士李景元等通乡大会，不许乡人受札，有领札招兵者各乡人共诛之。士龙大怅恨，举兵与阖邑构难。”又“唐公知岑人之义，敦请绅民共议。李公景元、严公品超皆惧不敢往会。”康熙十四年（周进元）“十二月十三日乃入岑，怒岑人之抗衡也，放抢三阅月，李公景元、严公品超与廖燕长、黎超常等皆被拘执”。李茂，见于乾隆《梧州府志》卷十八《乡贤》：“李茂，字天毓，岑溪人”“康熙十三年滇逆变乱，茂鼓乡勇杀其伪总兵陈士龙，民赖以安。后逆踞岑，茂被执愤恨而死，邑人请祀乡贤。”其事与《高渭南纪年录》李景元事迹相同，实同一人。以《梧州府志》之《高熊徵传》“伪总兵陈士龙据岑溪，熊徵与邑人李茂鼓励乡勇斩士龙”之语，李茂即李景元。高熊徵已明言“李公景元会一纂辑亦未成书”，由此可知乾隆《岑溪县志》所引“旧志”为高熊徵之《岑溪县志》四卷本，而非《广西方志佚书考录》所谓“李茂纂修于明崇祯至清康熙之间，卷帙不详”之本，可以定论。
《郢雪齋纂稿·前集》卷下《募刊〈岑溪县志〉序》之后为《食货志序》，内有“贫寡之患，在岑为甚焉”语，云云，是就岑溪食货之艰难而言。高熊徵纂《思明府志》时就每门置小序，亦有《食货志序》。两《序》对读，其立意行文互有对应，知此《食货志序》为《岑溪县志》分门小序。乾隆《岑溪县志》谓“书成凡四卷，文不加旧志”，意似指篇幅未多于康熙志而言，内文条目往往有“节旧志”之语。卷目亦无《食货志》一门，则与康熙《岑溪县志》篇目有异同。
康熙《临桂县志》十卷，张遴修，潘澍宏、高熊徵等纂。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久佚。《广西方志佚书考录》有记可参，不备引。
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下三·志乘一》著录《临桂县志》十卷“国朝张遴，存”，并附载张遴序、潘宏澍序。张遴序略云：“今康熙二十有二年，奉修《广西通志》，宪檄催取县志，急如星火，遴自维学识浅陋，兼以簿书鞅掌，不获广延名硕，躬亲雠校，仅得邑孝廉潘君宏澍与其子毓梧分任厥事。旁搜旧著，博采近闻，编成小志，以报当事。但中多缺略，未克成书。及省志告竣，及属府博高君熊徵再为纂辑，参以郡乘，缺者补之，略者增之，最后更得邑孝廉杨君文芳，核其义类之未安，益其条目之未备，正其称引之未当，补其叙解之未详，分为十卷，括以《小序》。予复细加考订，始捐俸以授梓人。”
道光重刻本《郢雪斋纂稿·前集》卷下有《〈临桂县志〉序》，嘉庆《广西通志》未引录。高序与张序、潘序对读，彼此异同及详略可知：“临志亦经残毁，邑侯张公因孝廉潘君所辑小志以献，虽《名宦》《人物》《山川》《土田》粗具，实未成书。去年春，张侯复以命予。时省志久竣，又得明天启二年巡抚杨公芳所修志以资考证，事益备焉。予综省、郡二志，旁搜广采，纂辑成编。首《建置》，终《艺文》，为目三十，为卷十有二以报命。然余岑人也，临邑之山川、土田足莫能遍，临邑之名宦、人物耳不尽闻。集旧籍云尔，敢曰草创云哉。乃复得孝廉杨君详加稽核，删冗订讹，补遗质实，于是邑志始成完书，良非易事已。张侯谓予与有纂辑之勤，命为序以属末简。予囗（曰？）曷敢，亦惟是备述其奉命之由，以俟后之君子焉。”相异之处，高序记设目三十，共十二卷，张序称分为十卷。
《高渭南纪年录》康熙二十四年：“复准临桂县张公遴移纂县志。予备加参考，纂成付刊，有序。”嘉庆《临桂县志》卷端朱依真《序》云：“吾邑旧志修于国朝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虽创自邑人，而成于岑溪高公渭南。时邑甫离兵燹，诸君毕路篮缕之功亦勤矣。”此志附录《康熙二十二年原修姓氏》列名“桂林府知府八闽黄良骥”，实际康熙二十二年知府徐凤鸣离任，接任知府为翁介眉，康熙二十四年黄良骥任知府。据此《临桂县志》纂修于康熙二十四年，次年刊成。
高熊徵以张遴“命为序以属末简”。嘉庆《广西通志》编纂时此志尚存，如经眼刻本，何以未录高序？不得而知。康熙刻本《郢雪斋纂稿·前集》之《目录》列有“《临桂县志序》”，而卷内缺文（版心数码无缺，知原未刻入集），至道光重刻《郢雪斋纂稿》时又补出序文。康熙《郢雪斋纂稿》刻于浙江，道光时重刻于广西据何本补入？存疑之处，当俟他证。
《广西方志编纂史》《广西通志·方志志》记本志纂修者无高熊徵，应补。
康熙《思明府志》六卷，陈达修，高熊徵纂，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存。
《思明府志》长久以来以为佚失，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史部》称“未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国内无藏本，《广西方志佚书考录》作为佚志记录，另多种涉及中国地方旧志的文献书目，存佚均无著录。直至《广西方志编纂史》（200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仍作佚志著录。
此书原刻本一部幸存于日本，2011年广西地方志办公室据复制本列入《广西古籍丛书府州县志系列》影印出版。编纂、版本及内容等大略见此书整理《前言》，不备引。
《前言》记高熊徵“生于今岑溪市归义镇谢村”，有误。高熊徵原籍庆远府宜山县，后隶籍岑溪。道光《庆远府志》卷十六《人物志·贤达·高熊徵传》“随父侨寓岑溪，遂籍焉。”《高渭南纪年录》崇祯九年：“十月二十日己时，母覃氏生予于庆远城内之十字街家中。”
《前言》“髙熊徵在编纂本志之前，曾于康熙二十二年受广西巡抚郝浴之聘，'奉檄协理志局’，参纂四十卷本康熙《广西通志》。嗣因康熙《桂林府志》残缺，受命重为纂辑。”按：髙熊徵奉檄纂辑康熙《桂林府志》在协纂康熙《广西通志》之前，详见上文。
康熙《安南志》一卷专记越南的方志类著述，高熊徵纂辑，康熙年间（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一册全。存孤本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
封面题《安南志》，卷内依次为《交阯安南国舆地图》、清黄良骥序、清高熊徵序、《安南志原序》、高熊徵《安南志纪要》、《附刻拟代道府与安南国王书》（高熊徵撰）。主要依据万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安南志》，略有校补，复摘入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卷四末《杂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末一段作结。付刊时将原题《安南志纪要》确定为《安南志》。20世纪80年代，版本目录家张秀民先生以刻本《安南志》与越南标点本《安南志原》对比，提出“书前《总要》部分，确为清广西思明府儒学教授高熊徵所撰之《安南志纪要》”、“河内本所谓《安南志原》，实由两书拼接而成”的重要论证。近年《高熊徵与〈安南志〉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期，作者成思佳）则提出“《安南志》可能为明代佚名的《交阯志》，后为清人高熊徵增补刊刻。高氏增补是书后，其逐渐在中越两国流传开来。现存的中越《安南志》诸本可能均为高氏增补《安南志》残本”。此文存在一系列误说，详见拙撰《高熊徵〈安南志〉版本之审定》（刊于《广西地方志》2022年2期）。
【作者简介】
刘汉忠，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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