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3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成晴老师授权发布！
元白集诗题的“应然”与“例校”*
李成晴
内容摘要：从体制、义例角度切入，可发现元白诗在从唐写到宋刻的流变过程中，许多卷轴古本中的题下注羼入到诗题之中。宋刊《元氏长庆集》《白氏文集》将这种变貌加以固化，并在后世渐渐形成了阴差阳错的制题“传统”。通过元稹、白居易诗集内部文本体制和义例之比类归纳，辅以唐集文本通例之互证，可发现元白诗题目结穴之文本体制有“酬……见寄”“厶厶韵”“厶厶首”、歌引等体式标识等例；元白诗题下之题注有“时”字作为题注追述的文本标识、名讳字例皆入题注、题下注来诗之梗概、诗作体制诠解入题下注等例；元白诗人物名物类诗题，有人物诠释、名物诠释皆入题下注等例。凡此之类，皆可参酌唐人诗题的制题规律抽绎文本通例，并对已经失传的元稹、白居易写卷“手集”中的诗题体制、义例进行基于“应然”逻辑的“例校”。在古籍整理实践中，“例校”可以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启示，但“例校”成果仅宜通过校记说明，不宜径改底本。关键词：元白集 诗题 题注 义例 例校
一、问题的提出王国维尝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实际上，一代也有一代之文学的文本体制、书写义例与存录传统。无论是公文书之草拟抑或是碑传之叙写，在同一时代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这类规律固化下来，即称作“式”[2]；“不如式”者，则会受到驳议以及纠正。在当下，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如有意因应学界有关文本生成、文本层次的探讨，那么一个天然的联通点便是“式”——整理古籍而能“存古书旧式”[3]，是一个既基础又高远的标准。
唐宋嬗递，四部典籍的物质性载体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唐宋文本变革的重要环节有二：其一是写卷从唐到宋的递相传抄，其二是从卷轴写本向册装印本的演变，学界亦称作“抄印转换”[4]。在这两个变革环节中，许多唐人写卷诗集的通行体制和义例都出现了羼乱和变貌，于是导致从唐末五代写卷、北宋刻本开始，诸多唐集渐次不复唐卷古集之本来面目。当代学人在斠订唐人诗集时，往往选取精善的宋刻本为底本，力图忠实地呈现宋刻本编序及文本体制，这已经是颇为谨严的做法。不过，学人可能未曾深加检视的是，即便宋刻唐集，也已经是唐人诗集迭经众抄又经版刻后的“固化”之集，其文本面相很可能已经远离了唐集作者的“手集”体制和编次义例[5]。而这其中，尤其以诗题的变貌最为严重；究其原因，似与古人在抄诗、读诗时对诗题不甚留意有很大关系，诚如朱熹所说：“人有欲速之病。旧尝与一人读诗集，每略过题一行。不看题目，却成甚读诗也！”[6]对诗题有意无意的忽视，在古今学人处皆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由此遂导致相关的学术问题迄今未得到透彻的检视。
1944年，陈寅恪移教席至成都华西坝，于燕京大学讲授唐史课。在第一节《应参考的材料》中，陈氏论《全唐诗》曰：古诗的题目颇重要，混淆后乃难以分辨，明末人所著《唐音统签》曾加以考证校订。[7]
“混淆后乃难以分辨”的问题，直到当今的唐集整理诸作也未能系统、有效地解决。唐集在写卷本传抄以至宋代据写卷刻版的衍变过程中，比较显著的文本变貌便是唐诗题目和题下子注的交相羼乱。在唐集写卷的传抄以及宋人对唐集重新编刻的过程中，唐人诗卷中常见的题下子注、旁注或被有意刊落，或被无意遗漏，或被误抄、误刻而同诗题联为一体，致使后世翻刻传抄之本沿承其误，习非成是。在大部分唐集写卷原本已不可见的情况下，运用本证、旁证并举的方法，总结唐集体制、义例规律，仍能够有逻辑、有按断地对部分羼乱的唐人诗题进行“例校”。所谓“例校”，系据唐写卷文集之义例斠理文本变貌，与涉及文字本身正误的“理校”取径同而旨归异[8]。有关这一学术思路具体展开，笔者已在李白、杜甫的诗题研究中进行了申说与论证[9]，故而不再副墨辞费。因应这一思路，兹以唐人文集中以传本近古著称的白居易《白氏文集》为研究对象，辅以元稹集及唐人诗集之参证，对元白诗的诗题、题注进行系统“例校”，庶几可以寻绎出中唐文集文本体制、书写义例的某些通例，从而与李白、杜甫集诗题“例校”形成互证，且为元白集的文本斠理再进一解。
二、变貌的“手集”
在唐诗史上，元稹、白居易生逢同时，且为好友，“元白”并称，久为士林所称赏。有意味的是，元稹生前自编《元氏长庆集》，且为白居易编《白氏长庆集》，而白居易对自己诗文的重视，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藏集于寺”的佳话[10]。如学界所悉知，元白二家诗集，尤其是白集的日本古抄本，已经是保存相对完好、比较接近唐卷“手集”原貌了。但细细追究便可发现，传世《白氏文集》的中土及日本传写、传刻系统以及元稹集的宋本系统，皆已经出现了体制与义例层面的文本变貌[11]。
实际上，学界前贤已经有人关注到元白集的类似问题，比如陈寅恪曾撰《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一文，通过考证宋本元稹集《遣悲怀三首》为不同时期之作品，进而论证三诗原当皆有诗题，宋本第一首题《三遣悲怀》犹存唐写卷旧貌：后人编写集合，不免先后混乱，既列“谢公最小偏怜”为第一首，故“三遣悲怀”之原题独存，而原来第一第二两首之旧题因以脱略，致成今本三首之排列次序。[12]
洵为有见。元稹集在北宋大部分时间皆以抄卷形式流传，直至宣和甲辰（1124）方由刘麟镂版刊行，题《元微之文集》，“已出宋人改编，非微之十体原第”[13]；至于后出之明松江马元调重刊《元氏长庆集》，也是“卷帙与旧说不符，即标目亦与自叙迥异”[14]，可以想见元稹集在元明以后久已无复唐写卷的原貌了。从文本校勘层面来看，传世元白诗更是多有文字之讹，单通过对校、他校便可发现不少问题[15]。况且，白居易晚年曾对其诗作进行过整理比次，对诗题也多有润改，比较典型的证据便是《秦中吟》十首，集本系统与《才调集》所载有较大歧异[16]。
详绎文集成立的滥觞阶段，便在诗文题目、正文之外，衍生出多种纪事存史性质的副文本[17]，正如章学诚所论：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18]
从史学视角表达了对古人文集附著文本的重视。学界在讨论先唐经典文本的复杂性时也曾指出，经传注疏、义疏等大小字间错出现的体式，迁移到集部，就出现了正文、注文不同的文本层次，“复杂的、多层次的注文文本，在提高正文文本经典性的同时，还部分程度上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19]。实际上，也可进一步按断，作为副文本的题注，不仅可能割裂诗题、诗歌正文文本，甚且可能羼乱诗题文本，导致诗题在传写、传刻的过程中发生变貌。要探究元白集诗题是否在抄印转换的别集系统中发生过变貌，首先需要通过文献本证、旁证抽绎出元白诗题在体制、义例层面的某些“实然”规律，进而对已经变貌的元白诗题进行基于“应然”逻辑的“例校”。经由这项工作可以发现，元白集诗题的确有不少淆乱的情况，而引起这一淆乱的主要原因是元白集中的一些诗题之下的题注在唐宋之间传写时羼入到了诗题之内，被连排作一体；而宋人又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将这种羼乱予以固化，“习非成是”，下文即起例以作推证。为行文明晰起见，元白集各本如宋本、金泽文库本等原有的题下小字子注，本文呈现为黑体小字；经例校，认为各本写刻羼入诗题实际应为题注者，则复原其“应然”之原貌，本文呈现为楷体小字。
三、元白诗题结穴之文本体制
唐诗诗题，尤其那些具有社交、纪事功能的题目，拥有着程式性很强的制题模式，其体制和义例兼具内在的规律性和外在的约束性；而这种规律，在诗题结穴处体现得最为明显。兹抽绎三种通例，进而就元白诗题的“违例”之处进行例校。
（一）“酬……见寄”例
唐人诗章酬唱，往往于诗题处标识缘起，且习惯于“厶厶韵”“见寄”“寄厶厶”等字样处结穴；尤其是“酬……见寄”，实际是一个典型的“闭合式”唐诗制题模式。唐集诗题如李白《酬裴侍御留岫师弹琴见寄》、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刘长卿《酬张夏别后道中见寄》、钱起《酬刘员外雨中见寄》、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見寄》、杜牧《酬王秀才桃花园见寄》等等，都具有同构的文本义例。单就元白集而论，二人集中诗题也多有类似的制题模式，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之《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酬钱员外雪中见寄》《酬令狐相公春日寻花见寄六韵》，同构例证有十余则；明嘉靖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之《酬乐天三月三日见寄》《酬乐天雪中见寄》，同构例证也有十则以上[20]。明乎此例，再来看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十三有长诗题曰（见图1）：酬乐天早春闲游西湖颇多野趣恨不得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或恐未暇因成十八韵见寄乐天前篇到时适会予亦宴镜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末章亦示暇诚则势使之然亦欲粗为恬养之赠耳浙东时作[21]
传世各本文本体制皆同[22]。检《白氏文集》，白居易原唱为《早春西湖闲游怅然兴怀忆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韵寄微之》[23]，元稹诗题“酬……见寄”恰对应白居易诗题“寄微之”。因此，元稹诗题“见寄”可作为推证唐写卷元稹集此处诗题与题注分界的标识词，而“乐天前篇”云云，恰为题注之引端，故可例校此题在唐卷古本《元氏长庆集》中的原貌应作：酬乐天早春闲游西湖颇多野趣恨不得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或恐未暇因成十八韵见寄乐天前篇到时适会予亦宴镜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末章亦示暇诚则势使之然亦欲粗为恬养之赠耳浙东时作按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另有诗题《酬乐天书怀见寄本题云初与微之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微之书至兼览桐花之什怅然书怀此后五章并次用本韵》（见图2），元稹集各本无异文[24]。此题与《酬乐天早春闲游……》诗题、题注文本模式如出一辙，“本题云初与微之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微之书至兼览桐花之什怅然书怀此后五章并次用本韵”在元稹集各版本中仍是以小字的形式加注，并未羼乱，是为有力的证据。
图1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三，明嘉靖董氏翻宋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
图2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六，明嘉靖董氏翻宋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
（二）“厶厶韵”“厶厶首”例
唐诗诗题，常于诗题之末言多少韵、多少首，此为唐集制题最常见的文本体制；如有自注，则多以小字副文本标识于“厶厶韵”“厶厶首”之后，从而起到纪事、本事的功能。就元白诗来看，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七《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因叙南方物以谕之并拟微之送崔二十一之作》[25]，卷三三《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每对双关分叙两意》，卷三四《和东川杨慕巢尚书府中独坐感戚在怀见寄十四韵慕巢感戚虔州弟丧逝感己之荣盛有归洛之意故叙而和之也》；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十三《江边四十韵官为修宅率然有作因招李六侍御此后并江陵时作》，皆足为证。
援此义例来斠理元白诗，即能在“实然”的诸本样貌之外别有“应然”之例校。元稹诗题《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据周相录校注，谓“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八字“杨本、董本、卢校作小字注”[26]，正合唐集义例，故当例校该诗题之唐卷古本原貌作《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全唐诗》存录此题即同此体制[27]。再考白居易诗题《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传世诸本及《文苑英华》体制皆同，唯文字偶异[28]，准“厶厶韵”“厶厶首”界分诗题、题注例，可例校唐卷原貌作《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又白诗《开成大行皇帝挽歌词四首奉敕撰进》，传世诸本“奉敕撰进”皆羼入诗题[29]，唐卷原貌应例校作《开成大行皇帝挽歌词四首奉敕撰进》。考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另有《赠悼怀太子挽歌辞二首奉诏撰进》（见图3）、《太平乐词二首已下七首在翰林院时奉勅撰进》，白居易文章亦有《为宰相贺赦表长庆元年正月就南郊撰进》[30]，而《文苑英华》存录柳文亦有《为宰相贺赦表就南郊撰进》[31]，“奉诏撰进”“奉敕撰进”“就南郊撰进”皆为小字题注，犹存唐卷旧貌，更可证《开成大行皇帝挽歌词四首奉敕撰进》“奉敕撰进”四字系小字题注羼乱为大字诗题，故宜例校。
图3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二六，南宋绍兴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三）歌、引等体式标识例
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二一有诗题曰《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见图4），那波本等《白氏文集》本皆同，较接近宋刻原貌的明抄本《文苑英华》却作《霓裳羽衣舞歌答微之》[32]（见图5）。如果从文献的历时序列来看，《文苑英华》的编纂要早于绍兴本《白氏文集》，那么，究竟哪一种文本体制才是白诗此题的唐集旧貌呢？
图4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二六，南宋绍兴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5 李昉《文苑英华》卷三三五，明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实际上，元白诗制题，特别注重以诗歌体式标识词来析分诗题与题注，比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二《醉歌示妓人商玲珑》、卷十八《残春曲禁中口号》、卷二一《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和浙西李大夫作》、卷二二《知足吟和崔十八未贫作》、卷三五《山中五绝句游嵩阳见五物各有所感感兴不同随兴而吟因成五绝》《自戏三绝句闲卧独吟无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戏往复偶成三章》，以及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六《琵琶歌寄管儿兼诲铁山此后并新题乐府》《小胡笳引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请姜宣弹》《何满子歌张湖南座为唐有熊作》[33]等篇，皆具有明显同构的制题模式。究其情实，“此类以'歌’'行’为诗题的诗作，同赋文对赋题的限制一样，规定着题目本身的雅洁，容不下太多的诗歌本事信息，因此也就天然地要求题注或诗序等副文本进行补充”[34]。先于元稹、白居易的唐人诗题如杜甫《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戏题画山水图歌王宰画宰丹青绝伦》《骢马行太常梁卿勅赐马也李邓公爱而有之命甫制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桃竹杖引赠章留后》，皆具有一致的诗题、题注界分规律，足资勘正。
综上唐人诗题体制可以推考，《文苑英华》所录《霓裳羽衣舞歌答微之》属于题注羼入诗题后的文本变貌，应以集本《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为正，《文苑英华》所录之题，也宜例校作《霓裳羽衣舞歌答微之》。
四、元白诗题下子注之文本体制
文学文本皆有其体制，并且文本的体制遵从于文本的义例。这种体制、义例具有稳定性，并不随物质性载体（卷轴、雕版、石刻）、呈现形式（手写、印刷）的改变而轻易嬗变。文学文本以篇章为单元，集合诗题、诗歌正文、诗注各个文本层次，具有完整自洽的结构形式。任何文本单元内部，都存在着最小文本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类型，“可为我们充当在其间区分出多种文本结构的标准”[35]。在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观点里，文本秩序可被析分为时间与逻辑顺序、空间顺序两类，我们以此关照唐诗的文本单元，可发现正文本诗歌内部合于逻辑顺序，而副文本诗题、诗注与正文本诗歌之间，则更合于空间顺序。这种空间顺序，诚如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论述的那样，“可以以对称、递进、对照、平行等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组织机制之中，它们一起构成一种真正的空间结构。”[36]具体到唐诗篇章的问题上，在这种不同文本单位区隔正、副文本的秩序里，会有特定的文字充当标识词，将这类标识词发现并提取出来，即可以梳理出唐人视野中副文本诗题、诗注与正文本诗歌之间约定俗成的“应然”义例。唐诗文本体制、义例既明，则可反过来依例检视一篇唐诗的正副文本中是否存在因文本羼乱而导致的变貌，进而予以例校。实际上，在唐写到宋刻的物质性载体变革中，这种变貌在唐诗文本中是多有存在的，号称“近古”的《白氏文集》以及有宋本依据的《元氏长庆集》也概莫能外。
（一）“时”字引起题注例
唐人诗题，每以“时”字引起题下自注，用来对诗作本事背景进行补充诠解。通考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可将存留诗题原貌的“时”字引起题注之例列表如下（表1）：
表1 宋绍兴本《白氏文集》“时”字题注表
如此文本模式，竟达44条之多[37]。另外，金泽文库本白居易《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时为杭州刺史》（见图6）[38]，也保留了这一题注旧貌，而宋绍兴本等皆已脱落（见图7）。此类题下注，大部分是白居易自注，用来与诗作本事相照应，如卷三六《梦上山时足疾未平》：“夜梦上嵩山，独携藜杖出。千岩与万壑，游览皆周毕。梦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39]题注与诗句“梦中足不病”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另有个别题下子注系元稹为白居易编集时添加，如白居易《和寄问刘白时梦得与乐天方舟西上》[40]，按此诗乃《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之一，题注有“乐天”字样，显非白居易手笔，当是元稹为白居易编集时所注。
图6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十二，日本抄本（金泽文库藏）
图7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十二，南宋绍兴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再来看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存留诗题原貌的“时”字引起题注例列表如下（表2）：表2 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时”字题注表
如上诸例，“时”表“当时”之义，可证元稹、白居易在整理诗集时，诸诗的情境皆已成为往事，故用“时”字引出子注之文，来追述各篇诗作的本事。也就是说，题下注以“时”字领起，乃是唐集的一大通例。李白、杜甫以及与元白知交的刘禹锡，其本集亦多存“时”字引起题注之义例——诸例共同印证着唐诗“时”字引起题注的文本体制已然成为唐集律令般的“应然”义例。这一唐集诗题文本体制彰明的同时，我们便可留意到，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十九诗题《鄂州寓馆严涧宅涧不在》，而马元调本、《全唐诗》本作《鄂州寓馆严涧宅时涧不在》[41]，是否马元调所据底本即已有“时”字？抑或马元调在刊刻元集时根据唐集诗题、题注的“应然”规律而予以增补“时”字呢？
在唐诗传写、传刻的过程中，“时”字引起的题注很容易羼乱而进入大字诗题，比如白居易著名的《观刈麦时为盩厔县尉》诗（见图8），南宋绍兴本《白氏文集》载“时为盩厔县尉”为小字题注，尚存唐卷旧貌；而《四部丛刊》影日本古活字本则作《观刈麦诗 时为盩厔县》[42]（见图9）。像“时为盩厔县”这样抄作大字（漏抄“尉”字）但实际文本性质属于题注的例证，在传世唐写卷、诗刻中尚有其佐证。一个字符的空格，也向世人昭示着此后五字并不联属于诗题这一正文本单元。
图8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一，南宋绍兴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9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影日本古活字本
准此义例，我们便可根据“应然”的体制规律展开例校。元白诗的个别诗题，尽管迭经整理，学界迄今仍未发现其中存在着题注羼入诗题的变貌情况。比如，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十八《早春登龙山静胜寺时非休浣司空特许是行因赠幕中诸公》，例校可推知唐卷原貌作《早春登龙山静胜寺时非休浣司空特许是行因赠幕中诸公》；同书卷十八《游三寺回呈上府主严司空时因寻寺道出当阳县奉命覆视县囚牵于游衍不暇详究故以诗自诮尔》，唐卷原貌应作《游三寺回呈上府主严司空时因寻寺道出当阳县奉命覆视县囚牵于游衍不暇详究故以诗自诮尔》。两处诗题、题注相羼，冀勤点校《元稹集》、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皆未加按断，亦未从文本体制、义例上予以深究。
复次，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八《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戏之》，传世各本体制均同，唯“戏之”马本、汪本作“之戏”[43]，唐卷原貌应作《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戏之》。“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戏之”是对尾联“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吃是何年”的补充说明。再者原诗题中两见“杨使君”，在唐诗制题中也没有如此繁复冗沓之例；相反，凡是官称姓字重出者，皆合诗题、题注歧称对举之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小字本孟浩然《孟东野诗集》卷十《览崔爽遗文因纾幽怀崔君没于南方》；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七五刘言史《岁暮题杨录事江亭杨生蜀客》；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八司空曙《哭苗员外呈张参军苗公即参军舅氏》；双鉴楼影宋本皎然《吴兴昼上人集》卷三《五言题郑谷江畔桐斋郑生好琴性达兼寡欲》；明抄北宋本齐己《白莲集》卷九《过陆鸿渐旧居陆生自有传于井石又云行坐诵佛书故有此句》；皆是其证。
再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三六《和思黯居守独饮偶醉见示六韵时梦得和篇先成颇为丽绝因添两韵继而美之》，传世各本体制均同，唯“独饮”那波本作“独吟”[44]，察“六韵”二字为诗题结穴标识词，而“时”字引起题注，故可例校唐卷原貌应作《和思黯居守独饮偶醉见示六韵时梦得和篇先成颇为丽绝因添两韵继而美之》。
考证元白诗之“时”字界分诗题、题注的规律，可以推广开来，从而考察传世唐人诗集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题下注羼入诗题的变貌。今按岑参《梁州对雨怀麹二秀才便呈麹大判官时疾赠余新诗》一首，宋本以降皆如此[45]，然例校可推断唐写本原貌应作《梁州对雨怀麹二秀才便呈麹大判官时疾赠余新诗》。“时疾”，是指当时麹大判官在病中；“赠余新诗”恰与“呈麹大判官”对文，说明先是麹大判官以新诗赠岑参，然后岑参才有此回寄之作。又岑参《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46]，例校唐写本应作《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同理，岑参《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徵》[47]，例校唐写本应作《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徵》。当然，有的时候羼入诗题中的追述性自注未必皆置于诗题全部文字之后，因为唐人写本还广泛存在着“旁注”这一书写传统。宋蜀本《刘梦得文集》卷四《和苏十郎中谢病闲居时严常侍萧给事同访叹初有二毛之作》，标题混乱，语义不通。根据其中的“时”字标识词，可发现此诗题实际也有题注羼入，唐卷原貌当例校作《和苏十郎中谢病闲居时严常侍萧给事同访叹初有二毛之作》[48]。至于为什么题注阑入进了诗题的中间位置，笔者认为“时严常侍萧给事同访”九字在刘禹锡唐卷手墨中当是旁注，这一体制笔者有另文《“旁注”考》专论，兹不枝蔓。
（二）名讳字入题注例
德国文学批评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认为：“文学的形式类型既不是作家主观的创造，也不仅是反思性的有序概念，而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类型与形式的存在依赖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功能。”[49]由此可以推论，古典文集的呈现样貌，因应了社会文化的现实需求，举凡避讳、敬语、赠答等文化风气，都在文集的体制、义例中有所呈现。实际上，唐诗诗题、题注这两重文本究竟如何安顿名讳，这一问题学界迄今尚未有系统的解答。并且，传世唐集的诗题，或避名讳，或径称名讳，也是大有不可究诘之势。例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录李颀诗题《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50]，而《文苑英华》却录作《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51]，究竟李颀自书诗题时是作“董大”还是“董庭兰”，单从文献对校、他校层面，其实很难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是故《全唐诗》于诗题两存作《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一本题作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52]。
唐人重讳名，对于达官或前辈，自然不可能在诗题中直呼其名讳。元稹《酬东川李相公十六韵次用本韵并启》谓其“又赐诗一十韵，并首序一百二十三言，废名位之常数，比朋友以字之”[53]，更可见在唐人的文化心理中，只有赠诗时“比朋友”才会称字。元白交游、酬赠类诗题称字的例子很多，如白居易《招王质夫自此后诗为盩厔尉时作》，周绍良《唐传奇笺证》、岑仲勉《唐人行第录》皆谓“质夫”乃字，岑氏且考出其名曰“全素”[54]。它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三三《新亭病后独坐招李侍郎公垂》、卷三六《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公垂”乃李绅之字，“梦得”乃刘禹锡之字，亦可为证。白居易《感旧并序》曰：故李侍郎杓直，长庆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常侍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刘尚书梦得，会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执友也。二十年间，凋零共尽。唯予衰病，至今独存。因咏悲怀，题为《感旧》。[55]诗序中亦称字而不称名。《元氏长庆集》中，元稹《和乐天折剑头》《酬别致用》《送林复梦赴韦令辟》等诗题，也是称字。
白居易诗题遇名讳，往往附入题注之中，这也是唐诗制题之通例。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五《寄李十一建》《赠能七伦》、卷二四《答刘和州禹锡》、卷二八《哭皇甫七郎中湜》；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十八《送友封二首黔府窦巩字友封》，皆是这一义例传统的体现。明了唐人这一于题注存留名讳的传统，我们再来看元白集，在诗题中凡遇到酬赠之作，大抵称呼“姓+官爵（地望）”，白居易《雪暮偶与梦得同致仕裴宾客王尚书饮》《雪朝乘兴欲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韵戏之》、元稹《哭吕衡州六首》，皆是其证；甚至白居易在《感逝寄远》的题注中也循此习惯而不称名：“寄通州元侍御、果州崔员外、澧州李舍人、凤州李郎中。”[56]
具有讳名体制的诗题在抄印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文本变貌，也存在于元白集中。白居易《赠元稹》，诸本诗题皆同，唯那波本、文集抄本题末有“诗”字；然《文苑英华》却引作《寄赠元九》[57]。按白集通例，诗题于元稹皆称元九、微之，《赠元稹》之题恐非出自乐天手墨。又宋绍兴本《白氏文集》载《村中留李三宿固言》，金泽文库本则作《村中留李三顾言宿》[58]，绍兴本作“固言”乃“顾言”之讹，而其存留小字题注的体制则比金泽文库本更为合于唐集义例。又宋绍兴本白集《问韦山人山甫》，金泽文库本、马本、汪本“山甫”皆作大字[59]，与题相连。由此可以想见，元白集乃至整个唐集之中，类似的名讳字阑入诗题的情况应是很多的。
（三）题注说明来诗之梗概例
白居易赠答诗的题下自注，常常注明来诗梗概，有时会用“来诗云”“来篇云”“来句云”“厶诗云”等字样引出，宋绍兴本《白氏文集》许多诗题仍留存了这一诗题、题注体例井然的结构秩序，列表如下（表3）：表3 宋绍兴本《白氏文集》题注来诗梗概表
明乎其例，再看宋绍兴本白居易诗题《同梦得和思黯见赠来诗中先叙三人同宴之欢次有叹鬓发渐衰嫌孙子催老之意因继妍唱兼吟鄙怀》（见图10），诸本皆同作大字诗题[67]，从文本体制与义例的角度观察，“见赠”乃诗题之结穴，而“来诗”则为题下注的引端，与上文表3所揭《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来诗云唯羡东都白居士月明香积问禅师时牛相三表乞退有诏不许》具有同构的文本体制，故可例校唐卷原貌应作《同梦得和思黯见赠来诗中先叙三人同宴之欢次有叹鬓发渐衰嫌孙子催老之意因继妍唱兼吟鄙怀》。考《御定骈字类编》卷一三七引白居易诗题作“白居易《同梦得和思黯见赠》詩”[68]，尽管可以解释为节引，但很明显古人也很精准地把握住了整个诗题的文本罅隙。又元稹《酬乐天秋兴见赠本句云莫怪独吟秋兴苦比君校近二毛年》，传世诸本皆无异文[69]，准题下注来诗梗概之义例，例校唐卷原貌应作《酬乐天秋兴见赠本句云莫怪独吟秋兴苦比君校近二毛年》；且可进一步斠理“本句”为“来句”[70]，“本”“来”形近而讹。
图10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三四，南宋绍兴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不止于此，我们根据这一体例规律也可以对元白诗周边文献展开例校，例如前揭表3《白氏文集》卷三二《闲园独赏因梦得所寄蜂鹤之咏引成此篇以和之》，对应于刘禹锡《刘梦得文集》便是卷三四《和乐天闲园独赏八韵前以蜂鹤拙句寄呈今辱蜗蚁妍词见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咍》，诸版文本皆同[71]，准白居易赠诗之诗题体制，则例校刘禹锡此处诗题的唐写卷原貌必为《和乐天闲园独赏八韵前以蜂鹤拙句寄呈今辱蜗蚁妍词见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咍》，题下注羼入诗题而已。复考陶敏、陶红雨之《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谓“自'前以’以下二十四字疑当为题下注”[72]，本文之例校恰与之合符。
（四）诗作体制诠解入题注例
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三十有诗题曰《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杂言》（见图11）。按题中“杂言”二字，唐集诗题例皆标为题下注，法藏敦煌写卷P.2567《唐人选唐诗》中《送娄参军杂言》即是一例[73]（见图12）。传世唐集如北大图书馆藏宋小字本《孟东野诗集》卷十《悼亡杂言》；国图藏宋蜀刻本《孟东野文集》卷一《婵娟篇杂言》等，皆是其例。况且，宋绍兴本白诗《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见示之作依来体杂言》[74]，金泽文库本白诗《朱藤杖紫骢吟杂言》、《吟四虽杂言》[75]，“杂言”二字也入题下注。故可例校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三十之诗题的“应然”体制作《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杂言》，实际上，金泽文库本、汪本“杂言”二字正为题下小字注[76]。
图11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三十，南宋绍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12 敦煌写卷P.2567《唐人选唐诗》（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复次，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八有诗题曰《长乐坡送人赋得愁》。此题那波本等诗题皆同，唯《全唐诗》录诗题作《长乐坡送人赋得愁》，编注：“一下有'字’字。”[77]准唐集诗题体制与义例，赋得分韵字应皆入题注，法藏敦煌写卷P.2567录高适《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得花》[78]（见图13），正可见唐代卷轴装文集之本来面貌。元白集中也多存留这一体制的旧貌，比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五《和武相公感韦令公旧池孔雀同用深字》、卷十六《听李士良琵琶人各赋二十八字》、卷二六《酬郑侍御多雨春空过诗三十韵次用本韵》、卷二八《戏和微之答窦七行军之作依本韵》、卷三四《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卷三七《窗中列远岫诗题中以平声为韵》《和李相公留守题漕上新桥六韵同用黎字》，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四《赋得鱼登龙门用登字》、卷七《和东川李相公慈竹十二韵次本韵》、卷十一《酬许五康佐次用本韵》，皆循通例。平行比勘，可知白诗唐卷诗题原貌之“应然”体制即为《长乐坡送人赋得愁》，《全唐诗》误。
图13 敦煌写卷P.2567《唐人选唐诗》
（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五、人物名物类诗题、题注之厘分
检视唐人文集，我们还可发现唐集中人物类、名物类诗题及题下注的通例性规律。题下注与诗题往往有重文，一望而知诗题与题下注具有对文互补关系。比如，宋蜀本《刘梦得文集》卷一《登司马错故城秦昭王命错征五溪蛮城在武陵沅江南》，题注的“错”即诗题中的“司马错”，“城”即诗题中的“故城”。此外，唐集诗题的题注还往往起着解释补充诗题的作用，例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三四《闲吟赠皇甫郎中亲家翁新与皇甫结姻》，“皇甫”重出，且题注“新与皇甫结姻”正用来诠解“亲家翁”。体制、义例既明，据以反观元白诗题，便会有别样的发现。
（一）人物诠释入题注例
唐集有关人事的诗题、题注具有一通例，即题注在解说人物、本事时，往往称号、文字重出，这其实可以作为厘分诗题、题下注“应然”规律的一条重要线索。比较典型的是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二七《赠僧五首》：《钵塔院如大师师年八十三登坛秉律凡六十年每岁于师处授八关戒者九度》《神照上人照以说坛为佛事》《自远禅师远以无事为佛事》《宗实上人实即樊司空之子舍官位妻子出家》《清闲上人自蜀入洛于长寿寺说法度人》，每首题下皆注僧人史实，且前四题“师”“照”“远”“实”字样在诗题、题注重出。《白氏文集》中同构的题注文本尚多，比如卷一《燕诗示刘叟叟有爱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时亦尝如是故作燕诗以谕之矣》，“叟”重出；卷五《题赠郑秘书徵君石沟溪隐居郑生尝隐天台徴起而仕今复谢病隐于此溪中》，“郑”重出；卷八《过骆山人野居小池骆生弃官居此二十余年》，“骆”重出；卷十《寄杨六杨摄万年县尉予为赞善大夫》，“杨”重出；卷十三《与诸同年贺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得群字韵》《酬哥舒大见赠去年与哥舒等八人同共登科第今叙会散之愁意》《送武士曹归蜀士曹即武中丞兄》，“萧尚书”“哥舒”“士曹”暨“武”重出；卷十五《赠杨秘书巨源杨尝有赠卢洺州诗云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由是知名》，“杨”重出；卷十六《忆微之伤仲远李三仲远去年春丧》，“仲远”重出；卷十九《龙花寺主家小尼郭代公爱姬薛氏幼尝为尼小名仙人子》，“尼”重出；卷二十《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李亦庐山常隐白鹿洞》[79]，“李”重出；卷二三《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严前为郡守》，“严”重出；卷二六《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建善诗者》[80]，“建”重出；卷三二《和韦庶子远坊赴宴未夜先归之作兼呈裴员外员外亦爱先逃归》《哭崔二十四常侍崔好酒放歌忘怀生死知疾不起自为志文》，“员外”“崔”重出；卷三五《过裴令公宅二绝句裴令公在日常同听杨柳枝歌每遇雪天无非招宴二物如故因成感情》《赠举之仆射今春与仆射三为寒食之会》《偶吟自慰兼呈梦得予与梦得甲子同今俱七十》，“裴令公”“仆射”“梦得”重出；卷三六《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十年来常与梦得索居同在洛下每闻蝉多有寄答今喜以此篇唱之》《以诗代书酬慕巢尚书见寄慕巢书中颇切归休结侣之意故以此答》，“梦得”“慕巢”重出。就元稹集而言，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八《酬杨司业十二兄早秋述情见寄今春与杨兄会于冯翊数日而别此诗同州作》，“杨兄”重出；卷十九《赠童子郎严司空孙字照郎十岁能赋诗往往有奇句书题有成人风》，“郎”重出。准此义例规律，可基于“应然”原则对发生变貌的元白集诗题进行例校复原：
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五《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之诏许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上人”二字重出，且“诏许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是对广宣上人以应制诗出示白居易的背景诠释，“赠之”又与后文语意断为两截，故可例校白居易此题唐写卷原貌作《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之诏许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复检清杜诏、杜庭珠编《中晚唐诗叩弹集》卷二，即已刊作《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之诏许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81]，当是杜氏有见于唐人诗题“应然”之规律，故刊版时予以斠理。
复次，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尚有三題有待例校：
其一，卷十七《贬江陵途中寄乐天杓直[杓直]以员外郎判盐铁乐天以拾遗在翰林此后并在江陵士曹时诗李建字杓直》。按诗题方括号中“杓直”二字据《全唐诗》补脱文[82]，“杓直以员外郎判盐铁，乐天以拾遗在翰林”显然是对二人身份的诠解，故可推断元稹诗题仅“贬江陵途中寄乐天杓直”十字，“杓直以员外郎判盐铁，乐天以拾遗在翰林”则系元稹自注，而刻版原有题注“此后并在江陵士曹时诗李建字杓直”或系宋以后人编刻元稹集时添注，元稹自不会注“李建字杓直”等字样。综上推考，例校唐卷原貌应作《贬江陵途中寄乐天杓直[杓直]以员外郎判盐铁乐天以拾遗在翰林》。尤其有意味的是，两“杓直”作为诗题、题注而顶真，与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十六《送刘太白太白居从善坊》以及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三《临江送夏瞻瞻年七十余》、卷十四《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元九云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卷十七《答微之微之于阆州西寺手题予诗予又以微之百篇题此屏上各以绝句相报答之》、卷二六《忆梦得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卷三四《戏答思黯思黯有能筝者以此戏之》文本体制、义例全同，其顶真模式在下节“名物诠释入题注例”中还会论及。需要注意的是，这类顶真很容易传讹羼乱，联为诗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稹《元氏长庆集》之《初寒夜寄卢子蒙子蒙近亦丧妻》诗题，“子蒙近亦丧妻”宋蜀本、卢本、董氏翻宋本皆作小字题下注[83]，卢文弨《群书拾补》亦谓“下六字是小注”[84]。考元稹另一诗题也具有同构体制规律，即《独夜伤怀赠呈张侍御张生近丧妻》[85]，诸本皆以“张生近丧妻”为题下注，故可证文渊阁本“子蒙”顶真处已经发生了文本变貌。
其二，卷十八《陪诸公游故江西韦大夫通德湖旧居有感题四韵兼呈李六侍御即韦大夫旧寮也》，诸本诗题同[86]。“韦大夫”重出，且“即韦大夫旧寮也”显然是对“李六侍御”的诠解，且唐集诗题多有以“即”字引出题注之例，如白居易《偶题邓公公即给事中珽之子也饥穷老病退居此村》《客有说客即李浙东也所说不能具录其事》两诗题，就具有这一文本体制规律。因此，可例校此题之唐卷原貌作《陪诸公游故江西韦大夫通德湖旧居有感题四韵兼呈李六侍御即韦大夫旧寮也》。
其三，卷十九《陪张湖南宴望岳楼稹为监察御史张中丞知杂事》，元集诸本皆同[87]，唐卷原貌当例校作《陪张湖南宴望岳楼稹为监察御史张中丞知杂事》。据周相录校记，“稹”至“事”十二字，《唐诗类苑》即作小字题下注[88]，尤可佐证。又元稹集同卷《题漫天岭智藏师兰若僧云住此二十八年》，诸本皆同[89]，唐卷原貌当例校作《题漫天岭智藏师兰若僧云住此二十八年》。
最后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前文曾引及之白居易《和韦庶子远坊赴宴未夜先归之作兼呈裴员外员外亦爱先逃归》诗题，日本藤原行成写《白氏诗卷》并无题下子注[90]（见图14），盖以其为注释性子注副文本略而不写[91]。这样的书写传统，实际上是很多唐诗题下子注剥离、遗落的根源。
图14 日本藤原行成书《白氏诗卷》，二玄社1985年影印本
（原迹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二）名物诠释入题注例
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十八有两则诗题曰：过襄阳楼呈上府主严司空楼在江陵节度使宅北隅八月六日与僧如展前松滋主簿韦戴同游碧涧寺赋得扉字韵寺临蜀江内有碧涧穿注两廊又有龙女洞能兴云雨诗中喷字以平声韵周相录《元稹集校注》所校诸本文字皆同[92]，冀勤点校本《元稹集》前一诗题同，后一诗题则作《八月六日与僧如展前松滋主簿韦戴同游碧涧寺赋得扉字韵寺临蜀江内有碧涧穿注两廊又有龙女洞能兴云雨诗中喷字以平声韵》[93]。按两诗题，第一题前有“襄阳楼”，后又重出“楼”字；第二题前有“碧涧寺”，后又重出“寺”字，故其文本之稳定性颇为可疑。考元白集中，多有类似诠解名物之制题模式，例皆可析分诗题、题注。比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五《听弹古渌水琴曲名》，卷九《寄题盩厔厅前双松两松自仙游山移植县厅》《惜栯李花花细而繁色艳而黯亦花中之有思者速衰易落故惜之耳》，卷十八《喜山石榴花开去年自庐山移来》，卷二十《紫阳花招贤寺有山花一树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物因以紫阳花名之》，卷二二《和祝苍华苍华发神名》，卷三六《池鹤八绝句池上有鹤介然不群乌鸢鸡鹅次第嘲噪诸禽似有所诮鹤亦时复一鸣予非冶长不通其意因戏与赠答以意斟酌之聊亦自取笑耳》；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六《月临花林檎花》，卷十四《山竹枝自化感寺携来至清源投之辋川耳》《戴光弓韦评事见赠也》，皆是题注诠解名物之例。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二十《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聊取二郡一哂故有落句之戏》，卷二三《题新居寄宣州崔相公所居南邻即崔家池》，卷二四《武丘寺路去年重开寺路桃李莲荷约种数千株》，卷二五《思子台有感二首凡题思子台者皆罪江充予观祸胎不独在此偶以二绝辨之》，卷三二《代林园戏赠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池馆甚盛数往游宴醉归自戏耳》，卷三六《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昔予为尹日创造之》；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三《竹部石首县界》，卷十四《褒城驿军大夫严秦修》《东台去仆每为崔白二学士话陶先生喜不遇之事且曰仆得分司东台即足以买山家》，卷十六《奉诚园马司徒旧宅》，皆是诠解地名之例。
值得注意的是，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二四《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楼在苏州》，题注“楼在苏州”诠解诗题之“齐云楼”，与本节开篇所引元稹诗题《过襄阳楼呈上府主严司空楼在江陵节度使宅北隅》文本体制极为类似。更有意味的是，白诗题注诠解地名时，与诗题之题末结穴常常形成顶真结构，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七《题元十八溪亭亭在庐山东南五老峰下》，卷八《感旧纱帽帽即故李侍郎所赠》，卷十二《真娘墓墓在虎丘寺》，卷十三《题故曹王宅宅在檀溪》《春题华阳观观即华阳公主故宅有旧内人存焉》，卷二一《题灵岩寺寺即吴馆娃宫鸣屐廊砚池采香径遗迹在焉》，卷二五《题喷玉泉泉在寿安山下高百余尺直写潭中》。这类顶真结构，也可见于他种诗题，比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五《蓝桥驿见元九诗诗中云江陵归时逢春雪》，卷二十《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李亦庐山人常隐白鹿洞》，而明董氏翻宋本《元氏长庆集》卷七《感梦梦故兵部裴尚书相公》也具有近似的顶真结构。
综上考述，可证本小节引首所举元稹二诗题，皆是诗题下本有题注，后来在唐卷到宋册的传写传刻之际，羼入诗题，例校唐卷原貌应为：《过襄阳楼呈上府主严司空楼在江陵节度使宅北隅》《八月六日与僧如展前松滋主簿韦戴同游碧涧寺赋得扉字韵寺临蜀江内有碧涧穿注两廊又有龙女洞能兴云雨诗中喷字以平声韵》。
六、余 论
本文以元白诗题从唐写到宋椠的抄刻衍变为中心，抽绎了唐集诗题的文本体制与义例，并循例返观元白诗集的传世文本，予以“例校”，随宜讨论了唐集写卷的变貌问题。需要阐明的是，本文所抽绎的体制与义例，很可能是从唐写到宋刻演变过程中的理想化的“应然”，而无意论成其乃持之以恒之定律在发挥作用的“必然”。在北宋及之前的文献传抄的时代，文献流布方式既复杂，又随机，抄写者在处理具有特殊体制、义例的文本时，往往会有多种呈现形式[94]。即以诗题、题注而论，不外乎两大类，要么会在传写过程中将题注删落[95]，要么保留题注但呈现为多样的体制状貌。保留题注者又分为两种情况，或抄为双行/单行小字注如P.2762纸背《赠阴端公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96]（见图15），或抄为旁注，或抄为前揭所涉及的诗题与题注文字大小一致、中间仅以空格区分的形式。
图15 敦煌写卷P.2762纸背“唐诗抄”（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具体到唐宋时代的唐集写卷，可能也存在上举情况，即所谓题下注并不一定是小字，而是与诗题相同的字号，仅空一格或两格，这样传抄到宋代，宋人所见写卷，题注与诗题很可能已经联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基于体制、义例的例校，更关注的是对诗题、题注厘分之“应然”规律的提取，而不是主张对已不存世的唐集写卷进行“实然”的复原。也就是说，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揭橥唐集诗题例校的某些规律，并进而指出传世唐集中的诗题中有哪些是本不属于大字诗题而是属于小字题注的文字[97]。通过前揭例校，可证即便是最接近唐写本原貌的日本写卷、宋绍兴本《白氏文集》以及出自宋本系统的《元氏长庆集》，也并非尽可为据。现当代学者在整理元稹、白居易诗集的过程中，仍主要用力于宋刻以降诸本的校勘整理，在唐集写本原貌复原层面尚有阙如。
梁启超论《史记》曾说：“现存古书，十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98]实际上，不止周汉古书如此，经历了唐写卷到宋刻本抄印转换的唐集，又何尝没有存在近似的问题呢？宋人董弅在整理《刘宾客外集》时称：世传韩柳文多善本，又比岁诸郡竞以刻印，独此书旧传于世者率皆脱略谬误，殆无全篇。[99]尽管宋人尽力将“其脱逸及可疑者”存之，但一旦世间再无刘禹锡手墨写卷以及传抄的唐写本存世，很多脱逸、可疑之处便永远无法取得绝对的文献证据。学人的努力，也只能是尽可能一点点地去求证唐集的“本来面目”——结论或有可商榷之处，但在传世文献已经固化的当下，文献复原的努力有待于校勘笺证基础上的更深层的斠理，而这种斠理最核心的方法论便是写本别集“应然”规律的抽绎，进而返归唐集，予以“例校”。需要申明的是，本篇“例校”的成果，在实际唐集整理时，可通过校记说明，不宜径改底本。
通过本篇的实践，我们或可意识到，元白诗无论是宋本以来的传世版本系统还是日藏古抄本系统，确实存在着题下子注羼入诗题的变貌，并且这种变貌甚且可以用“惊心”二字来形容。唐集诗题、题注的羼乱，随着年湮世远，反而“积非成是”，明清诗人在制题时有意模仿唐诗的文本体制、义例，并没有悟出所模仿的文本模式可能并非唐集诗题原貌，比如汤鹏《寄李碧珊观察时碧珊遭劾去官屏居鄂渚》[100]、查慎行《虎林与同年许莘埜话旧时初自蜀归四首》（见图16）[101]，实则唐诗制题例皆以“时”字引起题下注。汤、查之所以如此制题，显然是沿袭了宋刻本唐人诗集经过羼乱的诗题“传统”——这其实是文学文本流变史上的一重公案，也是文化传承脉络里的一大“误会”。
图16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四六，清乾隆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后，曾请谢思炜师、陈翀先生、卢多果兄审读指教，复于2022年11月11日提交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第21期讲座，史睿、陈斐、司聃、张学谦、董岑仕、苗润博等师友多有商榷是正，修改阶段又蒙匿名外审专家赐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注释：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敦煌写本、宋刻本所见唐人的别集编撰思想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YJC751013）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项目的资助。
[1] 王国维撰，叶长海导读：《宋元戏曲史》卷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2] 参见邢义田：《汉至三国公文书中的签署》，邢义田：《今尘集：秦汉时代的简牍、画像与文化流播》上册，中西书局，2019年，第255页；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82本第4分，第601-678页。
[3] 潘祖荫著，余彦焱标点：《滂喜斋藏书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4] 参见查屏球：《〈抄本、印本与大集、小集〉序》，查屏球主编：《抄本、印本与小集、大集——抄印转换与文学演变工作坊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6页；查屏球：《缮写、模勒、板印——由〈白氏文集〉流传看抄印转换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89-99页。
[5] “手集”一般指作者诗文集之稿本，参见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一“附录”，中华书局，1977年，第1446页）
[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87页。
[7]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91页。
[8] “例校”术语，系笔者最早于2018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联谊群’第七次沙龙'古籍整理：路径、实践与前瞻’”上提出；此处有关“例校”和“理校”异同的讨论，承业师谢思炜先生批注教示。
[9] 参见李成晴：《李白集诗题、题下自注的写卷本原貌与义例》，《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第66-79页；李成晴：《文本义例视域下宋刻〈杜工部集〉诗题、题注之复原》，《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7年第20辑“古代卷”，第30-44页。
[10] 载籍可考者，白居易先后编撰有《白氏文集》《因继集》《刘白唱和集》《白氏洛中集》，单《白氏文集》就经过了太和二年（828）、太和九年（835，藏东林寺）、开成元年（836，藏圣善寺）、开成四年（839，藏苏州南禅院）、会昌五年（845）五次编集，且开成五年（840）白居易也曾将小集《洛中集》藏于香山寺。
[11] 《白氏文集》以金泽文库本、宋绍兴本较为接近白集唐写卷原貌，那波本则整体削注，岑仲勉以为不足侪于善本之列。陈翀先生亦函示，日本那波本刻版时除保留部分重要题注（诗题、题注空一格）外，其他子注均删削。有关《白氏文集》古抄本之研究，已有花房英树《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汇文堂书店，1960）、太田次男、小林芳规《神田本白氏文集の研究》（勉诚社，1982）、太田次男《旧钞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勉诚社，1997）、陈翀《白居易の文学と白氏文集の成立：庐山から东アジアヘ》（勉诚社，2011）、陈翀《日宋汉籍交流史の诸相——文选と史记、そして白氏文集》（大樟树出版社，2019）、神鹰德治《白氏文集诸本の系谱》（大樟树出版社，2019）等著作，然对于本文所论及的元白诗之题下子注羼入诗题的文本变貌，似未见有专门抉发者。
[12] 陈寅恪：《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清华学报》1935年第3期，第554页。
[13] 张元济：《元氏长庆集校跋》，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第864-865页。
[1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1295页。
[15] 例如，元稹《梦成之》诗题，历代相承，并无异文，然周相录通过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考得韦丛字“茂之”（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故可推定传世文本“成”字乃“茂”字之讹。至于白居易诗，有的情况是宋绍兴本讹误，可根据他本斠理，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三六《送王卿使君赴任苏州因思花迎新使感旧游寄题郡中木兰西院一别》，考此诗首句即“一别苏州十八载”，诗题末“一别”二字当是全诗首句衍入，汪本遂删之（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六，中华书局，2006年，第2765页）。之所以产生此类讹误，是由于卷轴写本唐集诗题之后往往不提行，而是空两格便径自抄录诗歌正文，传抄日久，诗题和诗歌正文很容易联为一体。又如白诗《宿酲》一题，绍兴本等“宿酲”二字前有《和杨同州寒食乾坑会后闻杨工部欲到知予与工部有》二十二字，“盖因脱落误与前题相连”（《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二，第2467页），唯金泽文库本《宿酲》犹存旧貌。另一种情况是宋绍兴本不误，他本讹误，如白诗《自罢河南已换七尹每一入府怅然旧游因宿内厅偶题西壁兼呈韦尹常侍》诗后继以《赠张处士韦山人》诗，那波本佚去前诗正文，而合两题为一曰《自罢河南已换七尹每一入府怅然旧游因宿内厅偶题西壁兼呈韦尹常侍并赠张处士韦山人》（《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四，第2617页）；宋绍兴本之《闲多》，金泽文库本等作《闲夕》（《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二，第1789页）；宋绍兴本之《勸病鹤》，《唐音统签》等讹作《歎病鹤》（《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七，第2141页），皆是其证。
[16]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第154-181页。
[17] 李成晴：《中古别集篇序、并载之体例及其副文本功能——以〈文选〉李善注引“文帝集序”释证为中心》，《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第40-54页。
[18] 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学诚撰，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外篇二》，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54页。
[19] 孙少华：《文学史观的局限性与经典文本的复杂性》，《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第162页。
[20] 与元白知交的刘禹锡，诗题也习用此例，宋蜀本《刘梦得文集》中有《酬乐天衫酒见寄》《酬令狐相公新蝉见寄》《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类似制题则多达二十六则。
[21]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一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东吴董氏茭门别墅刊本。
[22]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三，第404页。
[23]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三，第1808页。
[24]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六，第160页。
[25] “春游”，金泽文库本作“游”；“南”字，金泽文库本同，而马元调本、《全唐诗》本作“岭南”，参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353页。
[26]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八，第563页。
[27]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一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4575页。
[28]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十八，第1433-1434页。
[29]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五，第2662页。
[30]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1317页。
[31]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五五八，中华书局，1966年，第2853页。
[32]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三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善本书号：06659）。
[33] “熊”，冀勤校记曰：“宋蜀本、《唐诗纪事》卷三七、《全唐诗》卷四二一作'態’。”（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六，第356页）
[34] 李成晴：《文本义例视域下宋刻〈杜工部集〉诗题、题注之复原》，《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7年总第20辑，第35页。
[35] 茨维坦·托多罗夫：《诗学》第二章《文学文本的分析》，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3页。
[36] 茨维坦·托多罗夫：《诗学》第二章《文学文本的分析》，第62页。
[37] 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也有类似的诗题，如《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题注：“时从乐天忠州。”（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六六，中华书局，1960年，第5306页）白诗有的诗题中也含“时”字，但文本功能不同，不可混淆，如白居易《和王十八蔷薇涧花时有怀萧侍御兼见赠》《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杏园花落时招钱员外同醉》三题。
[38]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十二，影印金泽文库藏抄本，东京：勉诚社，1983年，第219页。
[39]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六，第2736页。
[40]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二，第1740页。
[41]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十九，第248页。
[42]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第22页。
[43]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十八，第1452页。
[44]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六，第2717页。
[45] 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第92页。
[46] 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卷一，第264页。
[47] 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卷三，第495页。
[48] 李成晴：《刘禹锡集诗题、题注考》，《文化中国》2021年第2期，第177页。
[49] 姚斯：《走向接受美学》，转引自徐贲：《清末民初公共说理的发轫》，《读书》2015年第9期，第154页。
[50] 殷璠编，傅璇琮、陈尚君、徐俊整理：《河岳英灵集》卷上，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页。
[51] 李颀著，王锡九校注：《李颀诗歌校注》卷二，中华书局，2018年，第506页。
[5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三三，第1357页。
[53]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八，第97页。
[54]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第459页。
[55]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六，第2742页。
[56]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九，第773页。
[57]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第37页。
[58]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六，第557页。
[59]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十七，第1396页。
[60] 题注照应尾联“早晚相从归醉乡，醉乡去此无多地”。
[61] 宋绍兴本、马本作“何方”，误，金泽文库本、《唐音统签》、汪本作“何妨”（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四，第1947页）。
[62] 题注照应颔联“岂惟不得清文力，但恐空传冗吏名”。
[63] 题注照应首两句“陶庐僻陋那堪比，谢墅幽微不足攀”。
[64] 题注照应尾联“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
[65] 题注照应照应开篇“狂夫与我世相忘”。
[66] 题注照应开篇“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
[67] 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四，第780页；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四，第2614页。
[68] 吴士玉、沈敬宗：《御定骈字类编》卷一三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00册，第241页。
[69]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七，第522页。
[70]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录作“末句”（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九，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九年陈敬学德星堂刻本），亦属形近而讹，且不合于唐人诗题、题注通例。
[71] 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90年，第480页。
[72]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九，中华书局，2019年，第1054页。
[73] 中华古籍资源库——法藏敦煌：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BNF04392.
[74]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四，第2590页。
[75]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八、卷二九，第663、2281页。
[76]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第2312页。
[77]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四一，第4929页。
[78] 中华古籍资源库——法藏敦煌：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BNF04392.
[79] 谢思炜先生校记：“题下注绍兴本脱'人’字。”（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二十，第1593頁）
[80] 明抄、刻系统之《文苑英华》载诗题皆作《送陕州王司马赴任》，当已脱落题注，复可证诗题中“建”字本为旁注而阑入诗题（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六，第2033页）。
[81] 杜诏、杜庭珠编：《中晚唐诗叩弹集》卷二，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采山亭刻本。
[8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一二，第4571页。
[83]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九，第246页。
[84] 卢文弨：《群书拾补初编》之《元微之文集》，清《抱经堂丛书》本。
[85]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九，第259页。
[86]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八，第549页。
[87]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九，第578页。
[88]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九，第578页。
[89]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九，第601页。
[90]藤原行成：《白氏诗卷》，日本二玄社，1985年。
[91] 比如，日本那波本《白氏文集》写卷整体省略了白居易自注，陈翀曾以慧萼钞南禅院本《白氏文集》卷十三为研究对象，“以天海本为底本、并参校宫内厅藏新宫校那波本钞'和本’诗注、管见抄、要文抄等相关诸本，将天海据梶原性全钞慧萼本所施校语并录入本文，以便还原出慧萼本之原貌。”（陈翀：《慧萼钞南禅院本〈白氏文集〉卷十三复原稿》，《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4年第1期，第467-488页）
[92]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十八，第571、572页。
[93]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十八，第242页。
[94] 甚至有时作者名与诗题亦羼乱联结而难究诘（参邵文实：《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辨》，《文献》1997年第1期，第152页）。
[95] 例如唐人刘幽求《书怀》诗，传世文本并无题注，而日本所藏书写于宝龟元年（770，唐大历五年）的《奉写一切经所食口帐》纸背即书刘幽求此诗，且存留题下注“山静林泉丽，骨然独坐，被寻老子”十三字（参见陈翀：《正仓院古文书所见汉籍书录及唐逸诗汇考》，《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7年第1期，第167页）。
[96] 邵文实：《敦煌P2762等卷诗集试探》，《文献》2000年第1期，第234页。
[97] 制题方式应是文士在一定时期内的约定俗成，后代据写本刊刻时也会有某种习惯的处理。题下注与诗题相混的情况，有可能是写卷传抄时就有的，也有可能是刊刻时出现的，有时确实很难判断。
[98]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北京：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周刊丛书社，1925年，第40页。
[99] 董弅：《刘宾客文集跋》，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附录，第2517页。
[100] 汤鹏：《海秋诗集》卷十九，《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07册，第428页。
[101] 查慎行著，范道济点校：《敬业堂诗集》卷四六，中华书局，2017年，第1388页。【作者简介】
李成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献、古典文献学。相关链接：李成晴丨李白集诗题、题下自注的写卷本原貌与义例李成晴丨宋人文集之“家集讳其名”问题释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