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吕东超老师授权发布！
考察版本源流無疑是古籍整理的第一步，以便爲進一步確定底本、校本、參校本作準備。誠齋生前曾自編詩集爲八，曰《江湖集》《荊溪集》《西歸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續集》《江東集》。另有一部無序的《退休集》，應成集於身後。這些詩集先後刊刻於宋淳熙、紹熙年間，學界一般稱之爲“宋淳熙紹熙間遞刻本”（以下簡稱“宋遞刻本”）或“宋刻詩集本”。今國圖善本室藏有一部殘本，存《江湖集》十四卷、《荊溪集》十卷、《西歸集》四卷、《南海集》八卷、《江西道院集》五卷、《朝天續集》八卷、《退休集》七卷[1]，且殘齾特甚，偶有抄配。此外，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一部宋淳熙刻本《南海集》八卷[2]，亦有損泐。至嘉定元年，誠齋長子長孺將誠齋詩集與未曾梓行的各類文章如賦、辭、操、表、牋、啟、書、奏劄、記、序、冊文、詞、議、策問、詞疏、箴、銘、贊、樂府、題跋、祭文、尺牘、傳、行狀、碑、墓表、墓志銘以及《心學論》《千慮策》《程試論》《庸言》《天問天對解》《東宮勸讀錄》《淳熙薦士錄》《詩話》、歷官告詞、詔書、謚告等重新編定爲一百三十三卷，題曰《誠齋集》。端平初，由楊長孺門人劉煒叔付印於江西，每卷卷末有“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字樣，書尾有劉煒叔端平二年跋，學界一般稱之爲“宋端平本”。可惜此本已久失中土，今僅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一部[3]，爲海內孤帙。由於曾遭火厄，不無殘闕與抄配之處，但大體保存完整，洵爲最善之本。傅增湘曾懷疑日本所藏非宋端平本，祝尚書先生已有辨證[4]，而薛瑞生先生仍憑藉《全宋詩》誠齋卷不避宋諱、“段”“叚”字型未區分及宋端平本存在訛誤，推定“傅增湘以為日藏本並非端平本之舊爲有據 ”[5]。《全宋詩》乃現代整理本，已經過統一文字處理，薛氏之誤又不待言而可知矣。
元明兩朝均無《誠齋集》重刊本，直至清乾隆五十九、六十年，誠齋後人始將文集、詩集重新編次，再付剞劂，改題爲《楊文節公文集》、《楊文節公詩集》（以下簡稱“楊本”）。據楊振鱗跋，知底本並非家傳秘本，仍爲外間傳抄之本[6]。國內所藏《誠齋集》多爲抄帙，較重要者有上圖藏明莫是龍輯本七十卷、上圖藏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國圖藏清顧麐士校並跋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一百三十三卷（以下簡稱“汲本”）[7]、國圖藏清翁同龢跋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存十五卷）、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明抄本一百二十卷、國圖藏清初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北大藏清抄本一百三十三卷、浙圖藏清沈復粲校並跋清道光十年鳴野山房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國圖藏清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存一百二十二卷）、蘇圖藏清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別集二卷附錄一卷、南圖藏清丁丙跋清朱文懋校清抄本一百三十五卷目錄三卷[8]、國圖藏清抄本一百二十卷。除上述較爲完整的抄、刻本外，詩文選本有元余卓刻本《誠齋四六發馥》、康熙十年吳氏鑑古堂刻本《宋詩抄》、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宋十五家詩選》；《天問天對解》有明崇禎十年古香齋刻本及清初毛昇、林學本刻本；《誠齋詩話》有清抄本、清星鳳閣趙之玉抄本；《淳熙薦士錄》有清蔡名衢、丁丙跋清抄本。以上諸本均著錄於《善目》，其他抄、刻本仍復不少，如國圖藏清初抄本六十二卷、臺灣“國圖”藏烏絲欄舊抄本一百三十三卷、臺北故宮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一百三十三卷（以下簡稱“庫本”）、哈佛燕京藏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嘉慶五年徐達源刻本《誠齋詩集》等。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國圖”尚有明汲古閣影抄殘宋本《誠齋尺牘》兩卷，取與宋端平本對勘，確係影抄無疑，除首尾卷次未寫明外（可能底本已經損毀，核其內容，先後對應宋端平本卷一〇九、一〇八），其餘文字完好無闕，這說明宋端平本在毛晉的時代或許還有殘葉存世。
民國間，繆荃孫購得一部日本抄本，據云從宋端平本“影寫”，涵芬樓據以影入《四部叢刊初編》（以下簡稱“四部叢刊本”），當時蠡舟專門撰文稱譽《四部叢刊》有“自宋以來無第二刊本之秘籍”[9]，即以《誠齋集》爲例，可見此本影響之大。實際上，四部叢刊本不僅與宋端平本行款字體全然不同，且書跡粗劣，並非“影寫”，而是據宋端平本的抄本轉錄。日本《誠齋集》抄本不止一部，前田育德會、日本國會、內閣文庫等均有藏本。又據嚴紹璗先生介紹，日本尚有東山天皇元禄時期（1688—1704）摹宋端平刻《誠齋集》寫本一百三十三卷目錄四卷，大阪天滿宫御文庫藏江戶時代寫本《誠齋集》殘本九十一卷[10]。此外，靜嘉堂文庫有陸氏皕宋樓原藏朱彝尊舊藏“影宋抄本”一百三十二卷附錄一卷別（《皕宋樓藏書志》作“外”）集二卷[11]。
《誠齋集》在楊本問世之前僅端平一刻，這本是學界共識。然而，庫本卷三七之末卻比四部叢刊本多出詩一首，並有跋語云：
淳祐亦爲理宗年號，丁未是淳祐七年(1247)，後於端平十餘年。在此短暫時間，《誠齋集》重刻的可能性不大，跋中“附刻”二字，汲本、呂本均作“循剩”，亦足說明實爲端平刻本的抄本。凡抄本不僅多舛誤，且多字跡模糊，輾轉抄刻時必多歧異。[15]
綜上，由於誠齋詩凡兩刻，文僅一刻，所以後世諸本只能源出宋遞刻本或宋端平本系統[16]。限於客觀條件，我未能逐一經眼今存各本，寓目者有汲本、清翁同龢跋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清初抄一百三十三卷本及六十二卷本、清抄一百二十二卷本、楊本、哈佛燕京藏抄本、四部叢刊本、庫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江戶時代抄本（以下簡稱“文庫本”），均源出宋端平本系統，即使詩集選本如《宋詩抄》[17]、徐達源刻《誠齋詩集》[18]，也是據宋端平本的間接傳抄本付梓。
《誠齋集》的刊刻源流既已明了，毫無疑問應該以時間最早、內容最全的宋端平本作爲整理底本，但如何選擇校本、參校本，具體採取怎樣的校勘策略，仍需對宋端平本及其他各本的文本性質進行比較分析以後才能決定。我最開始嘗試以汲本、庫本、楊本、四部叢刊本與宋端平本進行對勘，因爲這幾個本子在後出各本中較具代表性：汲本爲國內現存較早較全的抄本，庫本爲清代官方“定本”。楊本爲宋端平本以降唯一刊本，且經過誠齋後人悉心校正。據吳鷗先生說，胡適特別推崇楊本。四部叢刊本爲國內唯一“影宋”本，相較文庫本而言更加完整。如劉煒叔序，文庫本與宋端平本均有殘闕，四部叢刊本則無。但通過校讀實踐，最終放棄了楊本，因爲楊本的臆改相較於庫本而言，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謂“文本性質”，主要指文本的現存狀態與是非優劣。根據宋端平本的實際情況，其文本可分作三種類型：（1）原刻；（2）殘闕；（3）抄配。原刻固不必說，但殘闕處應據何本補足，抄配來源何在，仍需進一步討論。關於抄配年代，島田翰以爲：“今鑒其紙墨字畫，其抄蓋在元末明初矣。”[19]以汲本、庫本與抄配葉對勘，可知抄配文本與宋端平本十分接近，且比汲、庫二本優勝。如卷五三《廣東提舉到任謝趙丞相啟》：“奉使而爲見大夫。”王琦珍《楊萬里詩文集》（以下簡稱“王校”）校記云：“邑大夫 底本作'見大夫’，誤。據四庫本改。薈要本、家刻本作'諫大夫’，亦誤。”[20]辛更儒《楊萬里集箋校》亦據庫本改作“邑”[21]。按“見大夫”出《漢書·王嘉傳》“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爲使也。”[22]又如卷五四《回二廣譚提舉賀新除秘書少監啟》：“龍翔韶鈞之文，桔鬲昭代；鳳舉金碧之使，光華遠郊。”王校云：“格高 底本作'桔鬲’，無解。此從家刻本改。四庫本作'名高’。薈要本作'鼓吹’。”[23]按“桔鬲”即“戛擊”一聲之轉，《漢書·楊雄傳》載《長楊賦》“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拮隔，擊考也。”[24]《文選·長楊賦》作“戛擊鳴球”，注云：“善作'拮隔’。”又引韋昭注：“拮，擽也。”“戛擊作拮隔，古文隔爲擊。”[25]再如卷六七《與鄭惠叔知院催乞致仕書》：“此非人間世之恩也，實高天厚地、嚴父慈母之恩也。”王校云：“嚴父 底本作'察父’，誤。據四庫本、薈要本改。”[26]按《箋校》亦據四庫本改作“嚴父”[27]。《漢書》：“察父悊兄。”師古曰：“察，明也。”[28]這些例子充分說明宋端平本的抄配文本來源較爲可靠，而誠齋遣詞亦俱有本源，讀者不解其意，於是以“臆”改之，反而成爲理解誠齋古文的阻礙。此外，國圖藏宋遞刻本與日藏宋淳熙本《南海集》各有殘損，可以互補，此次整理即把這兩部宋本均列爲詩集校本，並據日藏本出校一則，過錄跋語一篇。宋遞刻本的抄配時間無人討論，但從閱讀者的批點痕跡及殘損程度來看，時間應該不晚。
至於宋端平本以降其他各本，陳新先生曾以汲本、清康熙石門呂刊氏本、庫本、楊本、清丁丙八千卷樓藏抄本等與宋端平本詩集相校，認爲這些本子雖然出自宋端平本系統，但並非直接抄寫，而是據宋端平本的某抄本轉錄，是宋端平本的間接抄本。出於編纂《全宋詩》的需要，陳先生所校只有詩集。此次根據我的重校經驗，並結合陳先生的意見，進一步指出這些本子可分作兩類：
（一）汲本、清康熙石門呂氏刊本、庫本、楊本、清丁丙八千卷樓藏抄本等，由於輾轉抄錄，不僅訛誤滿眼，且每於費解之處改字，形成似是而非的文本。相關例證俯拾即是，僅舉一處，以見一斑。如卷三六《秋涼晚酌》：“者稀尚隔來年在，且釂今宵藥玉舡。”王校據“它本”改“者”爲“古”[29]。卷四二《病中復腳痛終日倦坐遣悶》：“滿眼生花雪滿顛，者稀又過四雙年。”王校據它本改“者”爲“依”[30]。以上兩處《箋校》僅出異文而不作改動，實屬難得可貴。顧隨與周汝昌札引此詩作“古稀”，有案語云：“七律'古稀’《宋詩抄》作'依稀’，商務《四部叢刊》影印影宋抄本《誠齋集》作'者稀’，皆非是。此詩後有《乙丑改元開禧元日》七律，其後又有《秋衣》五律曰'明年方八十’。然則誠齋作此腳痛七律時，正年七十有八，故曰'古稀又過四雙年’耳。'四雙’，猶言二四如八也。”[31]檢《誠齋集》凡表示年齒者皆用“者稀”而不用“古稀”，除此二處外，又如卷一〇六《答張尚書》：“丙辰者稀之齒。”（“者”，《箋校》作“古”）卷一〇七《答徐參議》：“當未及者稀之數。”（同上）四部叢刊本處處抄錯的可能性極小，核對宋端平本，亦無不作“者稀”。《黃氏日抄》載范成大次韻龔養正《元日六言》云：“歲踰耳順俄七，年去者稀只三。”小注云：“范六十七。”[32]疑“者稀”即“七十者稀”的藏詞用法，並非誤刻。誠齋文字並不易懂，宋端平本亦往往不誤，在遇到不易理解的文本時，作爲校點者的我們，應該“逼迫”自己嘗試用盡各種方法努力“理解文本”，而不是輕易“改動文本”。前人之所以產生大量的臆改和誤校，其本質原因在於未能讀懂文本。在數據資源如此便利的今天，我們比前人擁有更多進入古人文本世界的可能。校點者在破解古人文本密碼的同時，更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有限性。
（二）四部叢刊本、文庫本，雖未必直接據宋端平本抄錄，但其文本特徵卻與宋端平本最爲接近。如宋端平本卷三〇《和沈子壽還朝天集之韻》中的“城”字已經殘闕，僅留下右側“戈”形，而四部叢刊本、文庫本亦作“戈”；卷五六《答廬陵黃宰》“句法親傳”至後篇《答江西提刑俞大卿啟》“蓬掃花”全闕，並留有空白葉，而四部叢刊本、文庫本卻將“句法親傳”與“蓬掃花”連抄一處；卷一三二《宋故彭遵道墓誌銘》等由於誤綴，導致文本錯亂，而四部叢刊本、文庫本如出一轍。可見，四部叢刊本、文庫本在傳抄時並未考慮文本的正確與否，而是完全照錄，這是日藏抄本最接近宋端平本的重要原因，而國內外所藏其他各本，因在流傳過程中的主觀臆改，文本歧義愈來愈多，反而距宋端平本原貌愈來愈遠。此外，四部叢刊本並非直接從宋端平本迻寫，如宋端平殘闕之處，四部叢刊本往往較爲完整，其底本爲何，與更早的日本元祿抄本之間是否存在關係，還有待進一步探討，但國內各本之間關係如何，對整理《誠齋集》而言意義不大。當然，作爲《誠齋集》流傳史的重要史料，國內各本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是另一層面的問題。
既然宋端平本內部存在不同性質的文本，那麼勢必應該採取“局部差異化”的校勘策略。首先，宋端平本與宋遞刻本文本地位相等，以宋遞刻本作爲詩集校本理所當然。其次，宋端平本的原刻及抄配文本地位最高，也最可信賴，除非有明顯訛誤，否則不必據他本改字。即使與他本兩通，亦不必出校，因爲兩通者皆屬後人臆改。換言之，宋端平本文集部分的原刻及抄配無需進行“對校”。對於宋端平本的不解之處，可查閱參校本，作爲一種意見寫入校記，但絕不宜改動原文。復次，宋端平本殘闕之處，顯然應該以最接近宋端平本面貌的明汲古閣影抄殘宋本、四部叢刊本補足。但宋端平本既已殘闕，四部叢刊本的文本從何而來尚未可知。因此，在沒有宋端平本作護法的前提下，其餘抄本如汲本、庫本等與四部叢刊本的地位幾乎相埒而稍弱。凡據汲古閣影抄殘宋本、四部叢刊本補足的地方，“底本”已非宋端平本，而成了汲古閣影抄殘宋本與四部叢刊本，其餘抄本則升格成爲“校本”。實際上，通過對勘宋端平本殘目，可以推知即使是宋端平本的殘闕之處，四部叢刊本也比其他各本如汲本、庫本等可信。如宋端平本卷九八卷首至《跋歐陽文忠公秋聲賦及試筆帖》“先生之孫提幹不”全闕，僅存書前殘目。四部叢刊本“跋御書御製梅雪詩”，汲本、庫本無“御書”二字；“過楊塘趙清獻神道題柱”，汲本、庫本“獻”下有“公”字；“跋歐陽伯威句選”，汲本、庫本“威”下有“詩”字；“跋曾無違所藏米元章帖”，汲本、庫本“違”字作“逸”。取校殘目，均與四部叢刊本同，則四部叢刊本更近宋端平本可知矣。因此，我最終採取的校勘策略是：以宋端平本爲底本，詩集部分校以國圖藏宋遞刻本及日藏宋淳熙本《南海集》；底本殘闕之處，用四部叢刊本補足，并通校時間較早、影響較大、內容較全的汲本、庫本。對於底本中的疑問難解之處，酌情參校汲、庫二本[33]。遺憾的是，我在整理時未能注意到明汲古閣影抄殘宋本，雖然此本對校讀結果影響不大，但當用而不用，仍感到十分慚愧。日本元祿抄本也應該非常重要，一直無緣得見，近蒙人民文學出版社董岑仕女史告知，北京大學出版社《大倉文庫粹編·和刻本·朝鮮刻本》已於二〇二〇年將元祿抄本影印出版，希望將來有機會一閱。
關於如何整理《誠齋集》，祝尚書先生曾提出：“若能複製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本以爲底本，再校以北圖所藏宋單刻詩集本及諸家精抄本等，方能得一善本，以傳久遠。”[34]陳新先生則認爲：“版本的優劣，不能是先驗的，必須經過艱苦的比勘。如《誠齋集》，在獲見宋刻本以前，確實莫衷一是，既見宋刻本，源流已明，後來各本異文雖紛紜，基本上全無作爲校本的價值，……如果濫校，成千上萬條校記除擾人耳目外，對質量絲毫無補。”[35]問題的癥結在於是否要通校“諸家精抄本”？在未見宋端平本之前，祝先生的方法無疑十分穩妥。既有整理本如王校、《箋校》、《箋證》等無一不是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并盡可能對校其它各本，雖然在具體處理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如同時校勘庫本、《四庫全書薈要》、楊本以及據楊本排印的《四部備要》等，但整體思路無誤。我在校讀後非常認可陳先生的看法，意識到整理好《誠齋集》的關鍵不在於取校後出諸本，恰恰是摒棄諸本。誠齋已被紛擾數百年，是時候還他清淨了。
《<儒藏>精華編凡例》云：“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作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孫欽善先生在《<儒藏>精華編在版本選擇、校勘標點方面的特點》一文中指出，《儒藏》要選好底本和校本，“以簡馭繁”，“顯現精確的文本”，而不是像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那樣進行繁式匯校。作爲《儒藏》叢書中的一種，《誠齋集》的整理當然也要嚴格遵循相關體例，但如果拋開《儒藏》不論，我也非常認同這樣的校勘理念，至少對《誠齋集》而言應該如此。在版本源流不明、系統複雜或祖本佚失的情況下，盡可能蒐集眾本進行辨析甚至“匯校”，是有“一定”必要的。但每一部著作都有其特殊性，《誠齋集》不僅版本源流清晰，且後出各本如汲本、庫本、楊本等無一精善。陳新先生云：“各本的校刊、校抄者都未獲睹宋刻本，對所據本舛誤、費解或模糊處，各以意臆改或臆補。即使改正了不少原有錯誤，卻新增了大量錯誤，所以異文雖多，實際上都闕乏真正版本的價值。”“今天整理，如果把這類異文紛紛出校甚至進行校改，除了增加混亂以外，也背離了校勘的目的。”[36]因此，儒藏本《誠齋集》只以校底本之是非爲主，凡底本無誤者，一律不出異同校，僅於疑難之處酌列他本異文，這並非“對校”，而是作爲一種“解釋”，提供給讀者參考。至於細節處理，值得交代的地方很多，此處僅從“混用字”、“底本疑誤”、“輯佚”三方面略述如下：
（一）宋端平本存在大量混用字，其中如“它楊”或作“它揚”、“惟揚”或作“維楊”，習用已久，兩不妨礙；“檐”、“擔”本是一字，與“屋簷”用字涇渭分明，凡此皆仍舊本，不作統一。“纈襭”、“蓬篷”等雖然意義有別，但讀者不難辨識，若無宋遞刻本或宋端平本目錄可校，亦不改動，如“紅纈（襭）”“蒻篷（蓬）”。但“折楊”（曲名）或訛作“折揚”（激揚），易生誤解，則予訂正。此外，“潁”、“穎”、“頴”字涉人地名而無從確定或曾存爭議者，亦不校改，如“章頴”、“頴考叔”[37]。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万里”的人名用字究竟是“萬”抑或“万”，至今存在爭議。清代學者盧文弨首次提出“楊萬里”名當作“万”[38]，于北山從之，並以誠齋手跡《呈達孝宮使判府中大劄子》及四部叢刊本《誠齋集》羽翼盧說[39]。嗣後黃偉豪復撰文駁之，以爲盧、于二說證佐未備[40]，而李殿君則申發盧、于舊說，並指出“万”字取“舞”義，且《睢陽五老圖題跋冊》亦署作“万”[41]。考證人名用字，最有力之證據莫過於手跡落款。可惜《呈達孝宮使判府中大劄子》爲行草寫就，因此黃偉豪認爲不足憑據。今考元本《樂書》[42]及明本《莆陽黃御史集》卷首所載誠齋楷書上板序文即作“万”[43]，方愛龍先生亦指出誠齋行楷書《羅子高行狀》[44]、誠齋江蘇盱眙第一山摩崖石刻行書題名及誠齋撰文[45]、尤袤行楷書《故太孺人叚氏墓誌銘》均作“万”[46]，可見誠齋自書作“万”斷無可疑。宋端平本《誠齋集》凡誠齋人名無不作“万”，即使誠齋之弟“万遇”亦復如是[47]，與表示程度、數目的“萬”字判然有別，更非偶然。何況《誠齋集》乃誠齋大兒手訂，若父名混寫，豈有不加勘正之理？以上都是“楊萬里”名當作“万”的鐵證。黃偉豪又以四部叢刊本《誠齋集》卷四五《悼雙珍辭》、卷七四《泉石膏肓記》《山月亭記》、卷七七《送郭慶道序》、卷九八《跋御書誠齋二大字》、卷一〇〇《跋張魏公答忠簡胡公書十二紙》、卷一一二《論沿邊守備事宣狀》《乞不殺竇參及免簿錄莊宅三床》《宋文帝紀》《初讀三朝寶訓》、卷一一八《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篇題應爲《胡公行狀》）人名作“萬”，而卷二七《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萬里中原青未了”、卷三一《送李君亮大著出守眉州》“仍將若水三萬里”作“万”，駁斥于說。對勘宋端平本，除《跋御書誠齋二大字》已经残闕以外，其餘用字情况與四部叢刊本適相反。于、黄二人都沒見過宋端平本，不得已藉助四部叢刊本進行討論，恰如“霧裡看花，終隔一層”。進一步言之，宋遞刻本僅《荊溪》、《南海》（卷首誠齋自序落款及目錄題名仍作“万”）二集作“萬”；宋淳熙二年嚴陵郡庠刻本《通鑑紀事本末》卷首誠齋序作“万”[48]，而宋寶祐五年趙與
（二）由於宋端平本爲傳世孤本，原刻在文本地位方面沒有足够與之平等對校的本子，所以除通校宋遞刻本外，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對校”。那麼，如何處理原刻中的疑問難解之處，便成爲一個問題。實際上，宋端平本中存在的諸多疑問，已成爲未解之謎，任憑後人如何“想象”，也很難知曉謎底。前人就是在傳抄過程中“想象”太多，導致文本愈失其真。如果說古籍整理的目的是恢復古籍文本的原貌，那麼對整理者而言，這部宋端平本便是“原貌”本身（楊長孺、羅茂先編定校正的原貌）。當然，這一存在遺憾的“原貌”絕非誠齋的“理想原貌”。只有誠齋本人才擁有定奪“理想原貌”的權力，我們作爲校勘者，不過在嘗試“塑造”某一種可能接近“理想原貌”的文本罷了。套用愛德華·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的話來說，整理者既不是古籍文本的奴隶，也不是古籍文本的暴君。整理者應該尋找一種合理處置古籍文本的方式，使這一被處置的文本逐步靠近“理想原貌”，這是一個不斷與文本“對話”並相互“塑造”的過程。在無從塑造“理想原貌”的前提下，不妨把難題拋給讀者，讓讀者去“對話”、“塑造”與“想象”。“想象”不妨是閱讀者的羅馬坦途，但也可能是整理者的陷人深坑。其實，汲本、庫本等都是充滿“想象力”的文本，此種地方最有趣，略舉數例：（1）卷四二《送王長文赴上庠》：“玉皇書院璧水中，䁑子半窗桃玉蟲。”“桃”爲“挑”字之訛，可據本校法及王校改字，這一改動較爲符合“理想原貌”。但“䁑”爲何意，殊不可解。汲本、庫本改作“賜”，似亦難通。因此，此處出校“疑誤”，並列出汲本、庫本異文，以供讀者“想象”。（2）卷四四《後蟹賦》：“於遡江而上之楊乎。”句法稍嫌奇怪，而大意可知。“於”下，庫本添“是”字；“乎”，汲本、庫本改作“子”。雖然文從字順，但“理想原貌”是否如此，無從確定。（3）卷六七《答虞祖禹兄弟書》：“此恩恩之輕重大小又何如也。”“恩恩”，四部叢刊本、汲本、庫本不重文，但前文有“此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也”之語，焉知上“恩”字非“其”字之訛乎？（4）卷一一四《詩話》：“好一個獃長斂。”“斂”字疑誤，汲本、庫本作“漢”，但作“臉”是否也是一種可能？（5）卷一二七《王叔雅墓誌銘》：“里之人有伍其性者，以貧不自食，至欲抇其祖宮教墓中之藏。”“性”，汲本、庫本改作“姓”，但“性”字不誤而“伍”字或爲“忤”字之訛，未嘗不通。（6）卷一三〇《蕭君國華墓銘》：“樂好施。”汲本、庫本於“樂”下補“善”字，何以“養”字不可？對於底本中的疑難問題，我最先的考慮是保持原貌，不出任何校記，因爲擔心這類校記在某種程度上誤導讀者，其實汲本、庫本的“想象力”大多“卑之無甚高論”，並不比一般讀者更有效力，它們給出的答案，讀者往往也能“猜到”。校樣返回後，又折中了相關意見，才酌情列出汲本、庫本異文，可惜處理的不夠徹底。如卷三《和文明主簿叔見寄之韻》其一：“入州非不肯，出伏即相過。”《箋證》云：“此處'出伏’必爲'出服’之誤，因此詩寫於春季，距入伏尚遠，何謂出伏耶？且以未出伏爲不入州之由，實難解通。作者此時丁父憂在家，依禮，服喪期間不婚娶、不聽樂、不拜客，故始謂不是我像龐公一樣隱居不出以示清高，而是因爲我正在喪服期間，不能相訪，待出服後即來訪矣。惟作是解，始通。”[55]首先，只要作於出伏之前即可，與“距出伏尚遠”並不矛盾；其次，《宋史·禮志·服紀》：“孝宗居憂，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領大袖衫……每遇過宮廟謁，則衰絰行禮，二十五月而除。”[56]此詩作於乾道二年（丙戌，1166）[57]，誠齋尊人去世於隆興二年（甲申，1164）八月[58]，至乾道二年八月恰好二十五個月（中間閏一月）。當年末伏在七月，則喪期結束時差不多就在出伏之後，未必不通；再次，《宋史·禮志·山陵》：“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布。’”[59]誠齋曾在喪期赴永和拜訪胡銓與周必大[60]。宋遞刻本亦作“伏”。又如卷六《同李簿養直登秋屏》：“大範今無寺，秋屏故有基。”《箋證》云：“秋屏，閣名，在南昌城北。《江西通志》卷三八《古跡·南昌》：'秋屏閣，《閣輿圖備考》：在府城北，周益公謂在大梵寺，曾鞏云'西山正旦盡’者，惟此閣耳。’據此，知'大範’爲'大梵’之誤。而此誤決非端平本原本之誤，因其編者楊長孺非特官至集英殿修撰，且與人唱和詩不在少數。校正者羅茂良亦非等閑之輩，乃《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之父，與人唱和詩亦不在少數。……此類之誤在四部叢刊本初編本《誠齋集》中每每可見。《全宋詩》誠齋卷可謂間接之日藏本，亦作'大範’，則其亦非端平本之舊可知。”[61]其實，宋端平本和任何本子一樣都不可能毫無錯誤，即使校勘者水平再高再認真，也難免有所遺漏，據此認爲“此誤決非端平本原本之誤”，顯然不合邏輯，檢宋端平本正作“大範”。柳宗元《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云：“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62]范仲淹《與歐靜書》云：“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爲大範哉！”[63]此處指曾經足爲楷模的高僧大德亦未可知。又如卷一一一《答湖北趙主管》：“伏奉誨帖，加遺少失元直之藥，四客卿、三墨兵、一周栗之誌，拜受至感。”“失”，庫本改作“室”。“少失元直”較難理解，是否爲“稍失原值”之意，屬於誠齋與受信人之間的“私典”，無從知曉。揆庫本之意，少室爲少室山，元直爲徐庶，“少室之藥”還能講通，但徐庶與藥之間的關係，我在正史中沒有找不到相關資料。類似上述三例這樣的地方，當時過於擔心出校會影響讀者的判斷，所以未能列出各家意見。現在想來，也許是我多慮了。
（三）儒藏本附錄包含刻書序跋與補遺兩部分。《<儒藏>精華編編纂條例》第五則云：“底本的序跋及其他附錄材料應予完整保留，校本中有價值的材料也應酌情收錄，并注明出處。”考慮到其餘各本的序跋題記雖然對了解《誠齋集》的流傳史助益匪淺，但對閱讀《誠齋集》而言意義有限，而作爲最早的詩集刻本，宋遞刻本的序跋價值最大，且至今沒有較好的錄文，《箋校》《箋證》均不無訛誤，所以只將宋遞刻本序跋作爲附錄，其餘不再一一搜集。此次重錄，逐一核對原文，殘闕之處亦仔細查數行款，并進行簡要校勘，庶幾可讀矣。《條例》第六則云：“對傳世本，原則上不要求補遺。”但經與責任編輯張麗娟先生商議，決定仍然匯總學界輯佚成果作爲補遺，理由有二：（1）前人已經做過不少輯佚工作，近年仍有佚篇不斷披露，數量較爲可觀。（2）《箋校》輯佚最全，貢獻最大，但存在問題也最多，如誤輯重輯約十九首，在錄文方面亦殊失草率，不便使用。此次除在前人基礎上偶有新輯外，對錄文的準確性特爲注意，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對輯佚文本進行簡易校勘。如據宋遞刻本所輯詩歌，有些已經漫漶不清，我根據殘留字形，以“疑爲”方式列出可能的字，在表示審慎的同時，也爲讀者提供參考；據汲本所輯詩文，同時校以庫本、楊本，列出異文。（3）注明輯佚文本的來源文獻及其版本、頁碼，且盡可能利用時間較早、版本較好的文獻作爲依據。如《箋校》據《（光緒）湖南通志》所輯《題浯溪摩崖》、據《詩淵》所輯《壽朱侍郎》、據《宜春日報》所輯《謝山劉長諱堂》、據明人《逸老堂詩話》所輯《自贊》均存在脫漏，此次分別據清康熙刻本《浯溪考》、《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校證》、《（正德）袁州府志》、《鶴林玉露》重新錄文。其餘如《呈達孝宮使判府大中劄子》據《宋元尺牘》手跡圖版，《永新縣春風堂記》據《（萬曆）吉安府志》，《種愛堂記》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故富川居士羅子高行狀》據方愛龍先生藏拓圖版等。作爲後出補遺，儒藏本雖然最全最準確[64]，但仍不無遺憾。首先，偶有漏校之處，如據《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正德刊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所輯《跋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稿》“何必咸焉”、“慶元戊午季冬中幹日”中的“咸（減）”、“幹（澣）”二字未出校。所幸訛誤顯然，讀者不難發現；其次，有些文本無從經眼一手文獻，不得已據二手資料抄錄，如《箋校》據《谷村仰承集》所輯《復齋記》“耳當聰”至“序以送之”百二十五字並非《復齋記》原文，細味此百二十五字，文意與全篇亦不相諧，尤其文末“於其行，序以送之”云云，顯係贈行之序，絕非“記”也。由於看不到原書，只能據江西人民出版社整理本《江西旅遊文獻·名跡卷》過錄，其中有一誤字，不知是底本之誤，抑或排印之誤。最後，校樣返回出版社後，又蒐獲《東野農歌集序》[65]、《劉氏族譜舊序》[66]、《陳庸墓誌銘》[67]《睢陽五老圖題記》[68]四篇“佚作”。《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及《宋才子傳箋證》“戴昺”條已指出《東野農歌集序》爲後人僞托[69]。《劉氏族譜舊序》云：“去年致仕，得拜先生之墓。”末署“嘉定元年戊辰八月中秋日，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吉水楊萬里誠齋氏謹譔”。按嘉定元年即公元1108年，考誠齋慶元五年（1199）致仕，開禧二年（1206）作古，爲贗鼎無疑。《陳庸墓誌銘》文風不類楊氏，然其所述陳氏行實及與楊氏交往等事，似非憑空捏造，自有史料價值。且文字不無脫誤，已非最初之本，真僞難辨[70]。由於校樣已通過質檢，未及補入。
《誠齋集》無善本，這是國內知識界長久以來的遺憾。由於國內各本臆改甚夥，遠失舊觀，因此有清一代校訂《誠齋集》的學者雖然為數不少，但終究無從校出真正的“善本”。此正如石中無火，山下無泉，雖擊之猛、鑿之深，而火不發、泉不流。民國間，隨着日抄宋端平本的傳入，《誠齋集》的另一面目得以闖入學者們的天地，校出接近宋本原貌的“善本”逐步成爲可能。此後學者們一致認爲，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并校以其他各本，是整理《誠齋集》的不二法門。二〇一二年，全國高校古委會將宋端平本影入國內。在此之前，真正校過宋端平的國內學者只有《全宋詩》誠齋卷的校點者吳鷗教授及作爲主編之一的陳新先生，而陳先生更將自己的校勘經驗總結成文，提出諸多真知灼見，迄今發人深省。可惜陳先生的文章傳佈未廣，不曾產生足夠的影響力，以至於晚出各整理本仍在覆轍重蹈。二〇一七年，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將宋端平本電子影像公佈於世，被影印本掩藏的文本細節，以更真切的樣態呈現眼前。既獲睹宋本“真身”，又輔以先進的數據檢索工具，使我們對《誠齋集》的理解較前人更爲快捷與深入，儒藏本即在此一背景下“應運而生”。其實，縱使一字不校，僅將宋端平本標點排印，使其便讀，即已度越前人。如果說儒藏本尚有幾分成功之處的話，那一定與校點者關係甚微，一切都是底本的功績、時代的賜予。至於其中的不足與遺憾，則應由校點者文責自負。所謂“几塵落葉，無窮盡也”，校勘之學絕非一人一時之力所能殫，作爲校點者，唯有不斷撲塵掃葉，使其日臻完善。當然，更期待讀者朋友賜以抨彈，匡我未逮。
[5] 薛瑞生《誠齋詩集箋證·凡例》，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頁。
[6] （清）楊振麟《楊文節公文集跋》，見《誠齋詩集箋證·附錄一》，第3032頁。
[7] 《宋集珍本叢刊》有影印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版。
[8] 關於此本，可參于北山《有關楊誠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第4輯，第164—165頁。
[9] 徐兆瑋《徐兆瑋日記·叢書草堂日記》民國十九年二月七日條，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3352頁。
[10] 嚴紹璗《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嚴紹璗海外訪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11] [日]河田羆《靜嘉堂秘籍志》卷三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0頁。
[12]（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三七，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0冊第410頁。
[13]辛更儒《楊萬里集校箋》附錄二《補遺·書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314頁。
[14]《誠齋詩集箋證·凡例》，第6—7頁。
[15]陳新《我們應該如何整理古籍——由讀宋楊萬里<誠齋集>稿想到的》，《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5輯，第199—200頁。
[16]最近始知汪芬先生撰有《楊萬里詩集版本源流考述》一文，收入《風行水上自成文：楊萬里與南宋文化暨楊萬里誕辰8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未及翻閱，不知汪先生見解如何。
[17]參《我們應該如何整理古籍——由讀宋楊萬里<誠齋集>稿想到的》，第199頁。
[18]參袁氏抄本郭麐跋、袁棠識語及徐達源《誠齋詩集跋》，《誠齋詩集箋證》附錄一《傳銘序跋》，第3036—3037頁。
[19] [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二“誠齋集”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20頁
[20]王琦珍《楊萬里詩文集》卷五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7—908頁。
[21]《楊萬里集箋校》卷五三，第2482頁。
[22]（漢）班固《漢書》卷八六，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491頁。
[23]《楊萬里詩文集》卷五四，第917—918頁。
[24]《漢書》卷八七下，第3563—3565頁。
[25]（唐）李善等《六臣注文選》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四部叢刊初編》本，第177頁。
[26]《楊萬里詩文集》卷六七，第1081—1082頁。
[27]《楊萬里集箋校》卷六七，第2864頁。
[28]《漢書》卷五五，第3455頁。
[29]《楊萬里詩文集》卷三六，第657頁。
[30]《楊萬里詩文集》卷四二，第782頁。
[31]顧隨《顧隨全集》卷九，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頁。
[32]（宋）黃震《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卷六七，《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圖藏元後至元三年刻本，第8a頁。按：檢《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詩集》卷三三作“古”，校記未列異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500頁。
[33]在具體操作時，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影印本作爲工作本，遇有影印模糊或可疑之處，則核對宮內廳書陵部網站電子影像，確保與原本一致，其餘各本亦用影印本。
[34]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二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995頁。按：此段文字增訂本中已刪去。
[35]《我們應該如何整理古籍——由讀宋楊萬里<誠齋集>稿想到的》第209頁。
[36]《我們應該如何整理古籍——由讀宋楊萬里<誠齋集>稿想到的》第200—201頁。
[37]參《春秋左傳正義》卷二《校勘記》“潁考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清嘉慶刻本，第3736頁。
[38]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中興館閣續錄存二卷”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年版，第220—221頁。按：又見《抱經堂文集》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8—129頁。
[39]于北山《楊万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40]黃偉豪《“楊萬里”當作“楊万里”說獻疑》，《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4期，第137頁。
[41]李殿君《關於“楊萬里”當作“楊万里”的再讨论》，《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2期，第158—159頁。
[42]（宋）陳暘《樂書》，《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明修本。
[43]（唐）黃滔《莆陽黃御史集》，明刻本。
[44]方愛龍《楊万里撰並行楷書<故富川居士羅子高行狀>》，《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45]拓本圖版見國圖“中華古籍資源庫·碑帖菁華”。
[46]方愛龍《楊万里撰、尤袤書<宋故太孺人叚氏墓誌銘>》，《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47]（宋）楊万里《誠齋集》卷一三〇《蕭君國華墓銘》，宋端平刻本，第3a頁。
[48]（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國圖藏宋淳熙二年嚴陵郡庠刻本。
[49]（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宋寶祐五年趙與
[50]（宋）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八，《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宋刻本，第56b頁。
[51]（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二，《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宋嘉定四年呂喬年刻元明遞修本，第5ab頁。
[52]（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八，《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宋嘉定十三年陸子遹溧陽學宮刻本，第5b頁。
[53]（宋）周公恕《誠齋四六發遣膏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遼圖藏宋余卓刻本。
[54]《“楊萬里”當作“楊万里”說獻疑》，第137頁。
[55]《誠齋詩集箋證》卷三，第274頁。
[56]（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二五《志》七八《禮》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920頁。
[57]《楊万里年譜》，第96頁。
[58]《楊万里年譜》，第85頁。
[59]《宋史》卷一二二《志》七五《禮》二五，第2860頁。
[60]《楊万里年譜》，第95頁。
[61]《誠齋詩集箋證·凡例》，第6頁。
[62]（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卷二一，《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第8b頁。
[63]（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元天曆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第4b頁。
[64]另有《誠齋策問》二卷，已收入《豫章叢書》，《全宋文》據以輯入。卷末胡思敬跋云“鈔自南京圖書局”，或與丁丙八千卷樓藏本不無關係。其實，所謂《誠齋策問》即《新刊廬陵誠齋楊萬里先生錦繡策》，《四庫存目叢書》曾據北大藏明萬曆二年李廷楫刻本影印。《四庫全書總目》以爲“未必真出於萬里”、“坊賈托名耳”，于北山先生亦認可此說（參《有關楊誠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第165頁），而蕭東海（《楊萬里<誠齋策問>初探》，收入《蜜成猶帶百花香——第二屆全國楊萬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6頁）、辛更儒（《楊萬里集箋校》附錄一《年譜》，第5175—5182頁）則以真作視之，但皆未注意《總目》及于氏之說。無論真偽，因別行已久，此次不再錄入補遺。
[65]祝尚書《宋集序跋彙編》卷四一，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971頁。
[66]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序跋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67]張峋《<樂安車門陳氏宗譜>發現楊萬里撰寫的陳庸墓誌銘》，收入氏撰《台州文物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75—278頁。
[68]《行書睢陽五老圖題記》，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版，第39頁。
[69]華文軒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646—647頁；傅璇琮、程章燦《宋才子傳箋證·南宋後期卷》，沈陽：遼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620頁。
[70]《陳庸墓誌銘》銘文後有“嘉定甲歲臘月初吉日”一行，嘉定甲歲或爲1214年甲戌，或爲1224年甲申，應非誠齋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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