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收集了潘景郑与学人往来书札200余通，其中有13通是潘景郑致陈鸿舜的手札。陈鸿舜（1905—1986），图书馆学家，江苏泰州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学系，留校担任图书馆秘书。1941—1946年，先在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工作1年，后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毕业后任该校东亚图书馆研究员。自1947年回国到1952年，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任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为藏书采访与组织研究专家。潘景郑这13通手札即写于陈鸿舜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经陈之手，宝山楼部分珍藏得以售归燕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燕大馆”），后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馆”）。二人关于购书往来书信当极多。现据搜集情况，考释其中13通手札及相关的另两通手札，以窥见部分史实。由于大多书札未标年份，只能依据其内容和手札上部分年月标记进行排序。
1.1 约2月中旬[3]
按：此函未标注日期，但有“Feb 24 1950”印记及一模糊方印。英文日期当是燕京大学收信后所印。据此推测该函大约是2月中旬之信件。此函提及的杜步云旧藏瑞鹤山房戏曲抄本，价值极高。吴瞿安即戏曲理论家吴梅，潘景郑曾从其学习词曲。钱南扬（1899—1987）亦为著名的南戏研究者，现还能见到此函中所提及的钱南扬之亲笔校目和鉴校。钱南扬在详细列目之后跋云：“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附《明心宝鉴》四十一册，伶工杜步云编，杜伶为咸同间内府伶工，所收曲本皆为全套。今传曲谱所录俱非全帙，此本工尺扮演均细录无遗，所附《明心宝鉴》皆论演唱之要诀，为道光中内府伶人陈金雀著，殊为可贵。实价四百万元。”今北大馆藏钤有“曾在潘景郑家”印的清同治间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已被整理成《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瑞鹤山房抄本戏曲集》出版。郑志良在《杜步云与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中谓不知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何以入藏北大馆[4]，今当可解惑矣。
1.2 3月1日[5]
按：此手札落款时间为“三月一日”，又提到“上月十三、十七、廿一”均有书札，内容是第13、14次书单及曲本书目。而此函开奉的是“第十五次书目”，为“敝藏明本时下所罕睹者”。里面还提到“前寄之书四件”，推测该函时间是1950年3月1日。因1950年初物价尚不稳，潘只得将书价略增，并请陈将书款汇至潘在上海的账户。
1.3 3月7日[6]
按：此函提及上月“叠上四函并附四次书单”，推测该函时间为1950年3月7日。抗战胜利后，潘常居上海，不时售书易米。1945年在《顾锡祺手校本读书敏求记》跋中称：“余以苏人年来佣书沪上，重以食指多累，笈中所藏易米殆尽，与顾氏跋称'年来为家累心棼如丝，百忙中犹未忍抛卷也’云云，正如一辙矣。循览斯帙，不禁惘然！”[7]此函亦为售书，且收到此前所售书款600万元。潘表达了希望“精善名椠”供燕大馆采录，以不负“二三十年搜罗之苦心”愿望，也可以了去债务。因本函已是开具“四次书单”之后的一通，顾谓“屡次奉烦”，并希燕大馆购书委员会早日核定。燕大馆设有购书委员会，决定每年预算案及由图书馆主任提议之各种事项；早期成员有洪业、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郭绍虞组成，后成员有所变动。
1.4 3月26日[8]
按：该函有“Mar 29 1950”印记。首次整理该函的方继孝将“鸿舜先生”误认为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号舜盫、芸盫，并非“鸿舜先生”。潘景郑在《宋元明清精刻善本书影集锦》题跋中提到赵万里，谓：“建国以后，同门赵君斐云，遍搜国内各图书馆所存善本，博览精选，辑成《中国版刻图录》一书，断代分域，秩序井然，集版刻之大成，存千年来雕椠之型式，昭古信今，无间然矣。”[9]可见其对赵万里其人其学极为了解，二人曾从吴梅习词，为同门。1956年潘致函赵谈及出售《后山居士集》事，二人亦有书信往来，不可能称其为“鸿舜先生”。此函提及“仍以母病留申”“最后一批二十种续开”“十六次书目亦乞早为核定”“第十七次书目因奉采”“已皆奉让贵馆”等信息。潘所开“第十六次书目”可能就是被认为“芜杂”的那一批，燕大馆方久决未下。但“第十七次书目”已奉采，并已寄出邮包。从“最后一批计二十种续开”之语，或可确定潘共售出18批书给燕大馆。查北大馆书目，今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盛世新声》12卷（12册2函）、明玉茗堂刻本《新镌玉茗堂批选王弇州先生艳异编》正40卷 续19卷（16册1函）和《艳异编》（24册4函）两种，《古今法书苑》未能查到。
1.5 4月15日[10]
按：此函有“April 17 1950”印记和“潘景郑”钤印。因潘所寄两种书延迟到达，为此请燕大馆方暂行扣付部分书款。因此函起到凭证作用，潘留下了完整的年月日及姓名钤印信息。
1.6 4月25日[11]
按：此函接上函，或燕大收到延迟的邮包，仍将书款汇给潘。潘在此函中继续表达愿将所藏书籍售归燕大愿望，价格略低亦无关系。为表示感谢，潘愿捐赠自印藏书如《陟冈楼丛刊》等。《陟冈楼丛刊》为潘“取先泽之未刊，及师友遗著之有待名山者，与其他罕传秘帙有资考索者，凡若干种，次为若干集，积以岁月，传诸墨版。”（见《陟冈楼丛刊》跋）。查《中国丛书综录》，该丛书于1943—1945年刊刻，石印本，共分甲集24种、乙集2种[12]。查北大馆馆藏，有《陟冈楼丛刊》13种8册，与此函所说8册相符。此函用笺是“宋绍兴婺州刊本嘉祐集书影，吴县潘氏珍藏，辛巳春日制笺”。“辛巳”为1941年。此书影笺潘景郑之姐丈顾廷龙在致刘咸（字重熙）手札中亦曾用过[13]，可见此书影笺制成后亦曾赠给亲朋使用。
1.7 5月10日[14]
按：此函亦用宋本《嘉祐集》书影笺写就。再次提及除售书外，亦愿捐赠部分自刻书籍。《明季吴中三老手札》，为潘兄潘承厚辑，北大馆藏亦有此民国间影印本《明季吴中三老手札》。在此函中，潘希望燕大馆尽快确定“拟购何种及愿出价格”，以便早日邮寄，即便迟些汇款亦能接受。
由于燕大馆购书委员会需时日商议，为尽快促成对“十六、十七两次书单”的采录，潘又致函给燕京大学教授聂崇岐，信函[15]内容如下：
按：此函嘉德拍卖图录将“筱珊先生”错认为缪荃孙（1844—1919）。缪先生于1919年逝世，其时潘12岁，不可能致函。此“筱珊先生”只可能是聂崇岐（1903—1962）先生。聂崇岐，字筱山，又作筱珊，为宋史研究专家、目录学家。聂于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1928年从历史系毕业。曾任燕大引得编纂处编辑、副主任，燕大馆代理主任等职。1949年2月起代理燕大教务主任，或为燕大馆购书委员会之一员。潘致陈、聂之书札内容基本一致，时间亦为前后一天，只为促成第16、17次书单购书事宜。
此函用“田业银行用笺”，即潘当时主持之银行。该银行全称“吴县田业银行”，1922年成立，由潘侣虞所办，总行设于苏州。潘为董事之一。1937年停业，1946年11月14日复成立，潘为经理。1947年财政部同意复建“吴县田业银行”，但去掉“吴县”二字，为“田业银行”，并增设无锡分行。1950年5月因亏损再次停业。此书札提到“家乡所主持之银行，飘摇风雨”，又提到“待此间行务结束”，当写于此时。因潘担任该行经理，负有主要经营责任，须偿还因倒闭引起的债务，这也是其售书的主因。陈告知潘对“第十六、十七次书单”的确定，须在7月后再行商洽。潘因往返苏、沪二地，十分不便，希望早日确定，以便邮寄，哪怕书款晚些汇款亦无不可。1950年后，币值渐趋稳定，这是潘愿意先邮寄书再收书款的时代背景。
1.8 6月5日[16]
按：该手札也印有“June 1950”字样，用笺也是宋版《嘉祐集》书影笺。由于该函已被拍卖，网络照片有“墨笺楼”水印遮挡了部分文字，只能仅就现有文字进行识读。函中所提的《吕氏读诗记》全称是《吕氏家塾读诗记》。《欧阳文忠公内制集》全称应为《欧阳文忠公全集》，中有“内制集八卷”。《明代版本图录》全称应是潘景郑、顾廷龙所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民国三十年（1941）上海开明书店影印本，署“吴县潘承弼、顾廷龙同纂”，今北大馆有藏，衬叶墨笔题“鸿舜先生指正/潘景郑谨赠”，钤印“景郑持赠”。潘售书时，也向燕大馆和陈捐赠书籍。
1.9 6月20日[17]
按：此函有“June 23 1950”印记，仍为售书事。潘请陈将汇款由其姐丈顾廷龙（起潜）代收，并请燕大馆继续采购所开之书。售书外，亦拟奉赠多书。
1.10 6月23日[18]
按：此函有“June 26 1950”印记。潘继续整理藏书求售。所藏清代诗集及郡邑诗文总集较多，原可与藏书家伦明（1875—1944）争胜。在遭遇困境后，不得不对折出售还债，其心迹表露无遗。
1.11 6月28日[17]
按：此函仍述售书事，因暑假渐至，潘恐燕大馆假期暂停购书工作，故在家乡“逐日检选”，供燕大馆购书委员会采录。
1.12 7月5日[19]
按：此函仍提及部分赠书。此次售书，在潘看来，实为双赢。宝山楼之书“物得其所”，燕大馆亦丰富了馆藏。燕大“购藏预算充足”，可以较快支付购书费，这是潘愿意售给燕大馆的原因之一。之前潘曾提及赠书的邮费问题，也因屡次受燕大馆帮助后，告知不需再付。
1.13 8月17日[20]
按：此函有“Aug 30 1950”印记。内中提及“月前寄上赠书四件”，即7月寄出赠书4件。陈此前曾告知7月商洽第16、17次书单购书事，可能到了8月仍未有结果。潘可能认为久拖贻误，再次希望陈念及对姐丈顾廷龙（起潜）“爱屋及乌”之情，请其帮忙。顾于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曾担任燕大馆采访部主任。陈与顾曾为燕大馆同事，二人交好。顾日记中曾记陈赴美前为之饯行，邀潘作陪。此1年来，加上母病和银行业务之累，潘困顿不堪。又谈及“一年来助我之深”，可见二人就售书之事已通信1年有余。
除给聂致函请求臂助售书事宜外，潘还向孙楷第致函，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其写给孙的信函[21]内容如下：
按：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时任燕大教授，或亦是购书委员会成员。潘亦曾与其相交，1944年潘在《丁芝孙古今杂剧校语》中称：“幸得孙子书先生详稽源流，撰为考证，海内外并知此书之珍贵……余既幸得此书之获传，又钦子书之阐述多能，即检以为赠，聊供参稽之一助。并志颠末，藉当书林之谈助。”[22]可见二人早有来往。据“去岁屡荷鼎力玉成诸书”，该函时间当为1950年10月1日。潘12岁丧父，常自称“薄祜”“孤露”。“朴樕无成”是谦词，在《寄沤賸稿自跋》中亦称“仆赋性愚闇，垂老朴樕，学无所成”。可能其时购书委员会认为潘该批书极为芜杂，不愿采录。潘不得不请孙说项，并表示希望自己的藏书能“全部归聚一所”，“稍有重本少数剔除则亦无不可也”。函中提及“荛圃所言'去刻留抄’”，是指黄丕烈晚年售书时将刻本先行处理，留下抄本，潘有意仿之，却已为不可能之事。此处亦可看出潘更为珍视抄本。1945年其在《景明正德本青阳集》跋中亦曾提及：“余之收此，诚如荛翁晚年'去刻留钞’之况，自笑亦复自怜矣。”（见《著砚楼书跋》）。潘编有《宝山楼通俗小说目录》2卷，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23]，可见其藏通俗小说亦复不少。今北大馆藏潘之书亦有部分小说钤有“潘景郑所收说部秘籍”印。札中提及“孔德”，指孔德学校藏书，为俗文学研究者马廉一手经营，以收藏戏曲小说文献著称。“西谛”为郑振铎，亦雅好收藏小说弹词等俗文学书籍。潘曾代郑购书，二人信函亦极多，今日可见潘整理之《郑振铎先生遗札》[24]13通以及潘弟子林申清整理的郑致潘论书尺牍[25]14通。
2.1北大馆藏潘景郑相关文献
在对手札的考释过程中，笔者已对部分藏书与北大馆藏进行核对。现再以“景郑”“潘承弼藏书记”在“学苑汲古”数据库内搜索，将馆藏地限定在“北大”，并结合其他文献检索途径，可查询到北大馆藏中有潘藏书不下161种。这些书籍钤有“景郑藏本”印100种，钤有“曾在潘景郑家”印13种，钤有“景郑藏书”印11种，钤有“潘承弼藏书记”印6种，钤有“潘景郑所收说部秘籍印” 3种，钤有“丁丑以后景郑所得”印2种，钤有“景郑持赠” 印2种，有燕京大学藏书票且著录“潘景郑赠”“潘景郑先生赠”等45种。如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光绪府厅州县歌》钤有“景郑藏本”印，题跋印记有“潘景郑先生赠书”字样；民国十六年（1927）影印本《椒山先生遗著》一卷之书目题跋印记栏标有“潘景郑先生赠燕大馆书，钤印'景郑藏本’。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票上钢笔书'潘景郑先生赠’。”此外，《咫进斋丛书》第4辑校本13种，卷端钤“景郑藏本”白文印，函套内粘燕大馆藏书票。潘在手札中述及奉赠自刻之书多种，除《陟冈楼丛刊》外，潘承厚辑《元明诗翰》《蘧庵遗墨》《瞿忠宣公蜡丸书、侯忠节公绝缨书合璧》等亦在内。可见潘致陈13通手札中关于售书、赠书的内容与北大馆现存潘藏书可以基本对应，其所赠之书占其全部之书28%。
2.2潘景郑藏书的价值
这些藏书中，多晚清民国书籍，以今日之古籍鉴定眼光看，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刻印善本约有10余种，多钤有“曾在潘景郑家”印。也有极为珍贵者，如“宋人小集五十一种”中第1种清康熙十三年（1674）佑启堂抄本《雪矶丛稿》5卷钤有“佑启堂印”“孙星衍印”“渊如”“潘承弼藏书印”“丁丑以后景郑所得”印，可见该书为佑启堂抄本，经清代藏书家、经学家孙星衍后递藏至潘，实为善本。多部古籍亦钤有“元和胡氏玉缙所藏”等印，可知这些书曾由近代文学家胡玉缙（1859—1940）存藏，其逝世后书散，由潘收得。潘所售之书中，价值较高的还有清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后之馆员对这些藏书进行整理编目时，亦标识了出处，有助于后人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从手札以及这些馆藏文献可看出，潘收书范围广泛，医卜星相、小说弹词之书亦所不拒，但更重视对郡邑诗文集、抄本的搜集。在售书时，潘曾以黄丕烈晚年售书“去刻留抄”作比。其所售书籍及捐赠书籍的价值，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揭示。
基于所见资料，笔者对潘景郑致陈鸿舜的13通手札进行排序与考释。可以看到，1950年，潘因母亲病困以及主持的田业银行倒闭，不得不将宝山楼的精善之本前后计18次通过陈鸿舜售给燕大馆。前面的15次较顺利，到第16、17次及最后一批，燕大馆方久决不下，不得不向聂崇岐、孙楷第致函，请求帮助。最后3批是否售成，限于史料，尚难确知；但可以看到，潘亦将珍藏的45种藏书，尤其是家刻之本，捐赠给了燕大馆。
潘与兄爱书、聚书多年，宝山楼藏书甚富，但在遭遇人生困境之时，亦不得不出售以“还逋”，充满了人生的无奈。后潘似很少提及此事，1952年只在《残明建文本元音》跋中略提及：“祗愧比岁困于家累，衣食之不遑，卖书买书，积习未改，抚卷之余，犹不禁惘然有失矣。”（见《著砚楼书跋》）学界也更关注其将藏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及苏南文管会之举。通过这13通手札，可以得知宝山楼藏书之化私为公的又一去处——燕大馆（今之北大馆）。随着这些历史碎片的拼接与还原，揭示该史实有助于增进学界对现代古籍保护史的又一认识。
致谢：本文曾在2022年6月11日暨南大学文学院举办的“题铭·文档·法帖：非书文献研究——'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论坛’第十三次沙龙”中汇报，承蒙诸多师友指正，谨致谢忱！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34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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