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贺
【摘 要】《七略》系刘歆一己之力所创，之所以采用“六分法”，是为了弘扬《周礼》经义，故比类《周礼》“六典”而六分群书，即治典：六艺略；教典：诸子略；礼典：诗赋略；政典：兵书略；刑典：术数略；事典：方技略。因而笔者的观点与现今目录学普遍采用的余嘉锡先生的观点相异。
【关键词】“六分法”；刘歆；《七略》
前汉末年成书的《七略》是中国最早的群书目录，它“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1]（卷36:刘歆传.p.1972） 分天下典籍为六略三十八种，保存在今《汉书艺文志》中共有六百三十四家，一万四千零六十九篇（卷）。那么是书为何独以六大类分领群书？
余嘉锡先生认为：“向、歆类例，分为六略，盖有二义：一则因校书之分职，一则酌篇卷之多寡也。”[2](卷4:目录学类例之沿革.p.127) 此说一出逐为一时之定论。然此说确凿无疑否？笔者以为未必尽然。
《汉书·艺文志》载：“（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1](卷29:艺文志.p.1701) 可知，若言分职，则刘向一人所校之经传诸子诗赋当合为一类了。而且既言分职，则更可以深究：分职的依据又是什么？自然不可能是各人官职所异，而是各人术业所长，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学科本身之不同。
此其一。其二多寡之论，先有章学诚之言：“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3]（内篇一:宗刘第二.p.2）后余嘉锡先生分析：“因史家之书，自《世本》至《汉大年纪》仅有八家四百一十一篇，不能独为一略，只可附录。”[2](卷4:目录学类例之沿革.p.128) 不可独为一略，总可独为一种，因为“六艺略·乐家”也只有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比余嘉锡先生所举“史家之书”还少。而且余嘉锡先生所举并不准确，梁启超认为著录了四百二十五篇。[16](第2章:过去中国之学界.p.19) 按“六艺略·春秋家”所列二十三家书目如下：《春秋古经》、《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氏微传》、《公羊外传》、《榖梁外传》、《公羊章句》、《榖梁章句》、《公羊杂记》、《公羊颜氏记》、《公羊董仲舒治狱》、《议奏》、《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冯商所续《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笔者以为自《议奏》以下十二家都是“史家之书”，占整个春秋家的一半多，计三百三十五篇，另一百九十卷。
为方便比较，现将《七略》（《汉书·艺文志》）所收各书以表列出：
六艺略： | ||
易 | 13家 | 294篇 |
书 | 9家 | 412篇 |
诗 | 6家 | 416篇 |
礼 | 13家 | 555篇 |
乐 | 6家 | 165篇 |
春秋 | 23家 | 948篇 |
论语 | 12家 | 229篇 |
孝经 | 11家 | 59篇 |
小学 | 10家 | 45篇 |
诸子略： | ||
儒 | 53家 | 836篇 |
道 | 37家 | 993篇 |
阴阳 | 21家 | 369篇 |
法 | 10家 | 217篇 |
名 | 7家 | 36篇 |
墨 | 6家 | 86篇 |
纵横 | 12家 | 107篇 |
杂 | 20家 | 403篇 |
农 | 9家 | 114篇 |
小说 | 15家 | 1380篇 |
诗赋略： | ||
赋 | 20家 | 361篇 |
赋 | 21家 | 274篇 |
赋 | 25家 | 136篇 |
杂赋 | 12家 | 233篇 |
歌诗 | 28家 | 314篇 |
兵书略： | ||
兵权谋 | 13家 | 259篇 |
兵形势 | 11家 | 92篇 |
阴阳 | 16家 | 249篇 |
兵技巧 | 13家 | 199篇 |
术数略： | ||
天文 | 21家 | 445卷 |
历谱 | 18家 | 606卷 |
五行 | 31家 | 652卷 |
蓍龟 | 15家 | 401卷 |
杂占 | 18家 | 313卷 |
形法 | 6家 | 122卷 |
方技略： | ||
医经 | 7家 | 216卷 |
经方 | 11家 | 274卷 |
房中 | 8家 | 186卷 |
神仙 | 11家 | 205卷 |
方技 | 36家 | 868卷 |
一望可知，比“史家之书”篇帙少，但是独立成种的有易、乐、论语、孝经、小学、法、名、墨、纵横、农、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二十四种。也就是说，“史家之书”在数量上完全可以单独列为一种。以刘向、歆父子相继二十年的研究，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史家之书”并未单列，只能说明《七略》对“史家之书”的分类自有原因，根本与“多寡”无涉。
关于“史家之书”分类的问题，笔者也有一己浅见，下文阐述。这里先做一个小结：窃以为余嘉锡先生对六分法原因的分析未切中七寸，而稍有逐末之嫌。
一语言之，《七略》六分法之渊源，笔者认为必出自《周礼》“建邦之六典”：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已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5]（卷2:天官大宰.p.58）
刘向“校中秘书”是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开始，到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七十二岁时去世，共历时十八年。同年四月，哀帝即位，诏令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1](卷36:刘歆传.p.1967)至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九月之前，刘歆出为五原太守，《七略》即在此期间奏上。
《七略》所收五百九十六家书是当时汉政府全部藏书吗？或者说刘歆是否最终“卒父前业”？笔者认为没有，因为在刘歆之后又有扬雄在天禄阁校书。所以，刘歆的《七略》应该是一种阶段性成果，也就是说，此后每当校成一部书就可以嵌入《七略》。
《七略》的成书必须在《别录》的基础上，只有总结出各书内容，才可能据以归类。同时《七略》也是刘向十八年校雠工作的总结，刘向在世时不断有新书校成，自然也就没必要总结。刘向之于《七略》的关系无外乎两种：一，刘向创立六分法大纲；二，《七略》为刘歆独创，与刘向无涉。持前说观点的有王重民等[1]，持后说观点的则有姚名达等，[6](p.38)不过都是推论，并无实据。在现有文献资料条件下，此问题无从求解，如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就未置可否。[7](p.57~65)下面略谈两点笔者蠡测。
先看《汉书》的记载，如刘向：“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卷30:艺文志.p.1701)“刘向司籍，辩章旧闻。”[1](卷100:叙传.p.4231)如刘歆：“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卷36:刘歆传.p.1967)“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卷30:艺文志.p.1701)细揣班固遣词用句，述刘向功在校勘，叙刘歆则功在分类。事实上，《汉书》通篇也不见刘向造《七略》之语。
再看刘向与刘歆父子二人的学术分歧：“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榖梁》义。”[1](卷36:刘歆传.p.1967)刘歆在长安校勘群籍尚不足十七个月，不可能大量校出新书，因此《七略》收书，当主要是刘向去世前已然定稿之书。换句话说，刘歆编撰《七略》时的条件，刘向也已具备，至少相差不大。既如此，如果是刘向制定了六分法大纲，他自己就完全可以编出《七略》，做为一生事业的总结。毕竟书目一经校定即可归类，并不需要专门另起炉灶。若言刘向是为着校书未竟故而未曾动手编纂，那么刘歆之时校书何尝完工？
故笔者愚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别录》和《七略》分别是刘向、歆父子二人对辨章学术、区别九流工作的不同理解，即二人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学术的递承渊源。如此假设或可成立：刘歆在协助父亲校书的过程中产生了依据《周礼》六典进行群书分类的观点，藉以弘扬《周礼》古义。但刘向并不接受，坚持用《别录》的形式分析学术流派。于是刘歆一直等到接替父亲主持校书工作，才编成《七略》行世，以阐述自己的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周礼》的成书年代、内容都有疑问，加之长期藏于秘阁，影响有限。但问题的关键是刘歆研究过《周礼》，“歆以《周官经》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4](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p.435）)只要刘歆相信、熟悉《周礼》就够了，毕竟《七略》是刘歆而非整个西汉学术界所著。
刘歆引《周礼》六典以为《七略》六分法，原因有三：
首先，西汉元、成二帝时期政治上强势的儒家复古思潮。例如封殷、周后代为公；改变秦三公官名等等，甚至王莽就是打着周公摄政的旗号一步步篡位的。诸如此例，不一而足。如钱穆所言：“汉廷好古如此，不俟新朝始尔矣。”[8](p.173)核心思维就是：汉承周统，而非秦政。所以复古就是复周；
其次，刘向、歆父子皆习经古文学，“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榖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即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1](卷36:刘歆传.p.1967)意识上刘歆推崇古文经传，他出为地方官的原因就是争立《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学识上，刘歆校勘过《周礼》，《七略·六艺略》著录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就是证据，新莽时刘歆更是立为《周礼》博士。所以他不可能回避《周礼》中“建邦之六典”；
最后，《七略》之前只有《周礼》六典一种群书分类方法，别无他例可循。其实《七略》分类颇有不合理处，后人屡有微词。像《史记》载秦始皇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9](卷6:秦始皇本纪.p.30)即秦人认为这三种书属于一类，《七略》以后的四分法也是将三者划归一组。只有刘歆将它们分开：医药入方技略，卜筮、种树入术数略。从三者内容分析的确有互通处，然刘歆独见异于前后人，这只能说明《七略》分类自有逻辑，如本文所指出，就是在比照六典。
那么《周礼》如何定义“建邦之六典”？《七略》又如何将书目对应归类？这尚需回归六典原文，一一剖析。
首先是《天官冢宰第一》：“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5](卷1:天官叙官.p.15)是为“治典”。
《七略·六艺略》收儒家所尊《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对于它们的地位，儒家论著早可充栋，仅以《汉书·艺文志》为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1](卷30:艺文志.p.1723)他们是儒家认定的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在一切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等等论述中居于重心之姿，也正与“治典”地位相当。当然《周礼》之“治典”本不专指儒家六经，只不过《七略》时代儒家经典已经压过墨、道诸家，因得以列为“治典”，其原因远可追溯到汉武帝尊儒政策，近则是汉元、成二帝时期尊儒复古的政治气候。
再有就是前文提及的“史家之书”归入春秋家的问题。清章学诚尝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0]（卷1:易教上.p.1）六经皆史的观点已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提法，按章学诚本意，史应该是“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段注：“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11](史部.p.16)也就是说章学诚的意思应该是六经都是史官（写的书）。史是记事官，并不是现在意义的历史。对此刘师培、王国维诸先贤已多有论述。汉时著作《史记》言：“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紬史记金匮之书。”[9]（卷130:太史公自序.p.358) 这里的“史记”即史官所记，应该说比现在历史著作的含义要大。史官所记，当然是与统治者相关的一切政治事件、命令及相关背景资料。其范围之广泛，以致今天有人将《史记》类比西方的百科全书，就是因为先秦、秦汉时代史书的概念比现在大。《周礼》的说法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法以逆官府之治。”[5]（卷51:春官大史.p.2079）“小史：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5]（卷51:春官小史.p.2099）“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5]（卷52:春官内史.p.2129）“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5]（卷52:春官外史.p.2136）“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5]（卷52:春官御史.p.2140）“掌，主也。”[5](卷1:天官大宰.p.15)就包含了编纂的意思，从以上内容看，后世历史书的概念只是小史所掌部分，其他尚有建邦六典、八枋之法、书外令、治令等等，可以这样总结：不惟春秋属史，六艺略群籍皆属史。此即章实斋“六经皆史”的本意。而且说到“经”、“典”：“典，常也，经也，法也。”[5](卷1:天官大宰.p.58)所以六典就是六经、就是六法，若言六经皆史，也可言六经皆法。其意一也。
如此说来，自然没有将《太史公》等书析出别立之理。余嘉锡先生“史家之书”的提法，实以今人观念强求古人，能不谬矣？
如果说天官冢宰的职责偏向宏观，有“坐而论道”的意思，那么《地官司徒第二》以降则具体入微了：“使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5](卷17:地官叙官.p.641;卷18:地官大司徒.p.689)是为“教典”。
地官司徒掌教育，先秦学在官府，东周乱世学术下移，正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人教学风气日炽，所谓诸子百家，他们承担了社会教育的责任。由此看来，《七略》将诸子学说归为“教典”就不难理解了。
接着是《春官宗伯第三》：“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5](卷32:春官叙官.p.1245;卷33:春官大宗伯.p.1296)是为“礼典”。
关于《诗》、礼、乐三者的密切关系，孔子有简洁的阐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卷9:泰伯第八.p.109)《诗》是先秦士阶层重要的修养社交项目，《汉书·艺文志》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卷30:艺文志.p.1755)可见歌诗诵赋是士礼的基本要求。在现实历史中，《诗》的功用、形式都在变化，“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1](卷30:艺文志.p.1756)也就是说从泛公众意义上的《诗》衍化成表述作者个人思想感受的内向化作品，就已经不再是它的原始功用了。
再下面是“政典”《夏官司马第四》：“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佐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5](卷54:夏官叙官.p.2235;卷55:夏官大司马.p.2280)
《七略》与之对应的是《兵书略》，因由一望可知，不须赘述。刘向、歆父子不擅兵书，此部分书目系任宏所校。之前汉初张良、韩信亦曾整理过一次兵书。兵书性质独特，会威胁到政治稳定，汉初诸吕用事时就调用过张、韩整理过的兵书。但是《周礼》中司马的职责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作战，这是《周礼》的“官联”思想，《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联，以会官治。”郑注：“官联，谓国有大事，一官不能独共，则六官共举之……联为连事通职，相佐助也。”[5](卷2:天官大宰.p.62)略似现代的职能交叉。这是《周礼》作者个人政治思想的反映，与《七略》用兵书归类的问题无关。
第五是“刑典”《秋官司寇第五》：“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重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5](卷65:秋官叙官.p.2710;卷66:秋官大司寇.p.2741)
《七略》与之归类的书是“术数”。这一归类令人费解，按常理刑典对应的应该是法令规章之类，但《七略》却一部法令也没有收。《汉书·刑法志》载：“汉兴……约法三章……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作律九章。”[1](卷23:刑法志.p.1096)后人总结西汉法律情况：“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相秦。汉乘秦制，萧何定律……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13](卷30:刑法志.p.922)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1](卷23:刑法志.p.1101)“司徒魏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13](卷30:刑法志.p.923)不可谓不多。但为《七略》所不收，笔者分析一方面仍然是因为刘向、歆父子不懂律令，而中央政府又未派遣专人整理。法律属专门学科，其沿袭、删改、添补等问题非专家不能插手，而秦汉时的专家就是“吏”，秦时“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9](卷6:秦始皇本纪.p.30)汉时萧何、张汤等人也都出身于吏。法律、诏书，还有其他诸如章句、决事比等法律文献均由吏保管，被当成工具使用，而不像《七略》中的其他群籍被当成一般知识，由读书人广泛学习。
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在当时法令规章并不属于学术著作的范畴。像《史记》“八书”就不设“刑法书”。而《七略》的修纂是为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律令文书与此宏旨无关，所以即使是儒生的著述，如叔孙通《傍章律》、郑玄章句等等也无一收录。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诸子略·法家”收李悝撰《李子》但却不收李悝的另一著作《法经》。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学术论著，后者是法律条文。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汉律久亾，故事駮议又多零失。”[14](卷33:经籍志.p.121)《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收录有若干魏晋人编辑的汉代法律文献，但是也只上溯到东汉而已。
断言《七略》不收法律文书也不尽准确，“六艺略·礼家”收有《军礼司马法》，这是关于军事礼仪法规的书，军法属于特殊法律，另当别论。再有“六艺略·春秋家”收《公羊董仲舒治狱》。西汉法律中有“决事比”，又因为《春秋》的盛行，故多以《春秋》的史事作类比，董仲舒此作当即是。法律文献借助发挥《春秋》经义才得以纳入《七略》体系，这正说明西汉时律令文书自身没有取得学术认同。然后是“诸子略·儒家”收《周政》，注：“周时法度政教”。很明显出自儒生追述，不是史实；《谰言》，注：“陈人君法度”。应该是理论性著作。总之这里的“法度”都不是法律的法，而是六经皆法的法。
以术数略归类刑典是因为古人相信刑罚牢狱是出自天意，“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民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1](卷23:刑法志.p.1079)这是古时国家权威的理论基础，《尚书》直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15](卷12:周书三·洪范第十二上.p.294)揣测天意五行也是儒生津津乐道的题目，西汉时代今、古文经学壁垒尚不鲜明，古文经学者如刘向也好此道，著有《五行传记》十一卷，《汉书》本传收刘向奏对亦大谈灾异。[1](卷36:刘向传.p.1958、1963)（按《汉书·五行志》多有“刘向以为”之语，可以怀疑《五行志》或许渊源于《五行传记》）众所周知，东汉讲究谶纬。其发端就在西汉晚期，如绥和二年翟方进自杀、初元二年萧望之赐爵、永光年间周堪、张猛左迁又徵诏等，[1](卷84:翟方进传.p.3421~3424；卷36:刘向传.p.1930、1947、1948)都是天象变异，异兆出现，朝廷褒贬大臣以为应对。（当然也有利用灾异为借口打击政敌的因素，但正是因为灾异被普遍信奉，才能被人利用）刘歆受社会风气影响也有这种神秘信仰，新莽地皇四年七月：“（刘歆、王涉等）欲发（起兵反王莽）。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1](卷99下:王莽传.p.4184)须知“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1](卷23:刑法志.p.1079)征战与行刑性质近似，都与阴阳五行休戚相关。再者秋官司寇职能有二，一为“刑”、二为“禁”。禁者除国家法令之外，也还包括了宗教禁忌，这又与术数有关。
最后是“事典”《冬官司空第六》，实为《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又“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5](卷74:冬官考工记总叙.p.3108、3114)所谓方技，就是方法技术，这一略归类的用意也比较明显，不须多言。
作为中国群书目录鼻祖的《七略》是在《别录》基础上诞生的，刘歆采用的六分法是为类比《周礼》六典而设。此经过前文一一对应分析，已了然于目。但是人类知识不可能完全囊括于六典体系之下，单从内容的角度分析，有些书目的归类就显得不甚得体。窃以为后人对《七略》不妥处的批评，刘歆未必就没有认识到，可他为迁就六典的形式，因而有牵强之举势所难免。另外尚须赘言一句，《七略》只是套用《周礼》六典的形式为群籍分类，并不是用天下群籍论证“建邦之六典”，本末关系不可倒置。今找出刘歆《七略》所本，或可帮助今人更好地理解《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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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3页。按：王氏认为分工即分类，然笔者以为此处为班固事后倒叙，未校书之前如何知一书归于何类？岂能先分类后校书？故王氏之说未妥。
注：本文发表于
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年第1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邹贺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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