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宰”兼及《老子》“烹小鲜”说的背景
——以清华简《赤鹄篇》为契机的讨论
陈绪平
陈绪平，男，1980年生人，祖籍山东单县。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站博士后，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商周文献、经学子学、早期哲学史等。
摘要：清华简《赤鹄篇》资料的公布，坐实了“伊尹故事”的可靠。《伊尹说》之类的典册，见诸《汉志·小说》，亦不是虚造。根据这些文献线索，可以勾勒出老子“烹小鲜”说的学理背景，即在上古中国，“宰”出现了从“治肉”（诸侯之家宰）到“治国”（君王之宰相）的转变。老子“烹小鲜”说，就是这一文化演进从具象到抽象的反应。宰夫在上古是个重要符号，其中“宰”“曾”“美”“善”（膳）等古文字所建立的抽象观念是最大的例证，“烹小鲜”说“庖丁解牛”等是此观念的延续，而清华简《赤鹄篇》是引发讨论的契机。文章最后从这个个案研究出发讨论了“近取诸身”，即“在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中国文化特质。
关键词： 宰清华简《赤鹄篇》“烹小鲜”说 学理背景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①]自公之于世后，学界对之进行了多种讨论。一种研究来自文学与文学史研究，关注点在先秦“小说”。一种来自巫术（咒语）等礼俗研究，关注点在早期巫医不分。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研究其间的古文字，等等。然而，细读这份珍贵的资料，尚有几处值得关注的细节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该文献记录了“小臣”伊尹，这位小臣，因为和汤之后一起偷喝了“羹”而逃跑至夏，由之发生了一段曲折的“故事”。其中为何称呼他是“小臣”，为何要讲述“偷喝羹的细节”，他和汤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细节都值得思考。因为它实际上，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个关于伊尹故事的重要史实，他最初是给商汤作“膳宰”的。
清华简《赤鹄》对伊尹的细节表述，也坐实了《说文》的“宰”字义说。由之，从“治肉”（诸侯之家宰）到“治国”（君王之宰相），“宰”字构成了一部早期政治史，检之典册，《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庄子》有“庖丁解牛”之喻，更多的是“负鼎佩刀以干汤”之属的“伊尹故事”。后者有散落在早期典籍中的些许记录，至刘向董理故籍，伊尹故事积累已多，故有《伊尹说》之类的典册，见诸《汉志·小说》。早期政书《周礼》“天官冢宰”排在前列的是“膳夫”与“庖人”。这些文献记录都指向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早期政治观念的来历问题，在此，我们愿意就从“宰”说起，谈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希能起到抛砖之用。
（一）从清华简《赤鹄篇》说起
诚如陈寅恪所云“一个汉字即是一部文化史”。“宰”字不得不察。《说文·宀部》曰：“宰，辠人在屋下执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古学博洽之人顾炎武则认为许氏说义“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②]可见，这个解释在说什么，其说法的知识背景如何，前人并未说清楚，通过知网等收录的学界研究成果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大空间。
其实联系清华简《赤鹄篇》所录的伊尹故事，联系《三体石经》古文春秋“宰”字的写法：从丵，从宀，从肉的事实。许慎之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字的文化史。即从“丵”，就是仆（仆）之省，也就是许慎所云的“执事者”，对应到清华简，即简文用语“小臣”。其实，考之《韩非子·说难》“伊尹为宰”又“役身以进行，如此其污也。”一个“污”字，可见出“宰”这种“小臣”之卑贱。从肉，指向了伊尹是“汤之庖人”是“治肉”之官，对应到《赤鹄篇》就有了偷喝“羹”的细节。从“宀”，就是许慎说的在“屋下”，据整理者说，这篇文献是在背面有题名，即为“赤鹄之集汤之屋”（从黄德宽释文，见《复旦学报》2013第4期）。可见，许慎之说，与清华简所描述的情况是一一对应的。这是作为“宰夫”之宰，即宰杀之宰，是宰字的初义，其字之起源，源于对宰夫工作的描述，这是作为具象的“治肉”之“宰”[③]。这样的书证多有，比如《荀子·王制》：“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牢之数。”杨倞注说：“宰，膳宰。”又《汉书·陈平传》说“平为宰，分肉甚均。”师古注曰：“宰，主切割肉也。”又见诸《宣帝纪》师古注说：“宰为屠杀也。”这个初义，一直用到今天。
上古文献，载录了以下多种表示“治人”“主宰”等抽象意义的“宰”。从文献载录重点的角度看，表示抽象的“宰”，即“主宰”之宰、“宰相”之宰，成了后来文献记录的中心。据朱总斌考证，“宰相”一词联用最早见于战国。《韩非子·显学》说：“宰相必起于州部。”《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宰相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大臣。[④]然而这个“宰相”观念是如何而来，却少有研究成果，今不妨以清华简资料为契机做点讨论。
抽象观念的“宰”书证亦是多有。如《庄子·齐物论》“若有真宰”。《吕氏春秋·精通》“德也者，万民之宰也。”高诱注：“宰，主也。”《国语·齐语》有“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韦昭注曰：“宰，太宰也。”《礼记·月令》：“乃命宰祝，循行牺牲。”郑玄注：“宰祝，太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
又“家臣之长曰宰。”《诗·小雅》“诸宰君妇”。《注》：“诸宰，家宰也。”又，《诗·十月之交》有“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孔门弟子中，颇有学成之后任贵族家宰的。比如仲弓、子路、冉求曾任季氏宰，子羔为费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们“多为家臣，仕于都。”[⑤]《论语·公冶长》“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何晏注：“宰，家臣。”《左传·襄公十年》“王叔之宰”杜预注“宰，家臣。”《论语·雍也》：“原思为之宰”何晏注：“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家邑宰。”
《荀子·王制》载有“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牢之数。”杨倞注说：“宰，膳宰。”[⑥]荀子所云明确指出了“膳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和祭祀等公共场合的仪式相关联。即涉及到“宾客”“祭祀”“飨食”“牺牲牢之数”，等等。考之《礼记·杂记》“成庙则衅之”根据《礼记》的说法，在这个仪式上“宰夫”会和“祝”“宗人”“雍人”等一起穿着肃穆的仪式服装参加。这样类似的说法，也见诸《礼记·月令》，其文曰：“乃命宰祝，循行牺牲。”郑玄注：“宰祝，太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可见“宰”是早期宗教仪式上的重要职官，不仅仅是指在民间从事简单的屠杀之事的宰夫之宰。
细致排对上述文献，我们发现，“宰杀”之“宰”，是宰夫主持“膳羞”的具象意义，盖满足了王者口味之好的人，会赢得接近王者和成为王者助理的更多机会。从词义角度看，宰夫主肉膳要通过味道的组合与搭配以调制出来美味，所以“宰”一词可以引申出来“调和”“治理”诸义来。如《周礼·天官叙官》贾公彦疏“宰者，调和之名。”《天官冢宰》孔颖达疏引马融曰：“宰，治也。”可见，从治肉到治家国，于是宰有了“宰相”之宰的引申义。而清华简《赤鹄篇》所载的伊尹故事恰恰反映了伊尹早期的王之宰夫的身份背景，为这个文化史问题提供了坚定的支持，即在文献叙事中伊尹身份有“宰夫”之宰向国家“宰相”之宰的演化记录。早期文献的关于“家臣”之宰、关于仪式场合“知管”“宾客”“牺牲”等神圣仪式之上的宰、关于国家“宰相”之宰，证明“宰”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史演进过程。
考察早期文献，可以发现：在早期政治史上，发生了从“家臣”之宰[⑦]，到“国相”之宰的变化。其实，这是和早期国家演进相吻合的。这个问题涉及中国早期国家等文明演进的核心问题，从张光直到李学勤，以及活跃在当下学界的许宏等，几代先秦史研究者、考古学者都有专门的研究。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本文可以承载的，但是本文关注的清华简《赤鹄篇》和早期文献中所记录的“伊尹故事”确是证实这个判断的一个“以小见大”的重要例证。这也正是老子“烹小鲜”说、“庖丁解牛”以语道的古远的文化渊源。老庄正是在这种文化记忆（文化心理背景）下，在表达抽象化极其高度化的哲学思考的时候，依然保留了“宰”这个观念的古老文化内涵。
（二）宰与“烹小鲜”说
作为同出于《易》的儒道，它们构成了“互补”。儒家崇阳，道家向虚。在修己与治人等核心问题上，道家也是走在了儒家的对立面，且显示出更为古远（朴素）的话语特征。在政治观念上，正是如此。当以孔子为集大成者的早期儒家沟通天人，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这样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话语，以表述儒家的理想政治之时，道家老子，却还朴素地用“治大国若烹小鲜”[⑧]的生动话语表达抽象的政治思想。历来注释家、阐释者都把这句话的理解，指向了对“无为”与“有为”的反思。即老子强调要遵从自然之道，排除人为，这样的政治才可以在统治者的“虚静”（不躁）的情境中获得自然秩序，以达到社会的“安平泰”。老百姓才可以不被“人为”所扰，不为“变化”所乱，自生自化。老子表达这个看法，用了烹饪小鱼的日常经验做比喻。经验告诉我们：在烹饪小鱼的时候，翻动越多小鱼就越是难以保全其体或者是失去鲜亮的光泽。老子这个“烹小鲜”的比喻，正是因其朴质，可谓“几通于道”也可谓“寓道于常”。
这样的解说，历来多有，可以说已形成了一个因循的解释传统。今见诸早期典籍者有：
《韩非子·解老》说：“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不重变法。”
汉河上公注：“‘鲜’，鱼也。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
魏王弼注：“不挠也，躁而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
非常一致的是，三家古注说都用了同一个字“扰”来讨论“烹小鲜”的寓意。“扰”即打扰之扰，干扰之扰。可见，老子之所以用这个生活常见之具象，来讨论政治，其核心在于阐发“依于道”的政治主张，即告诫统治者应该“无为”，即不要过多的“人为”干扰[⑨]，这个扰，就是取象于“烹小鲜”时候的“数扰之”（韩非子）“不敢扰”（河上公）“不扰也”（王弼）。这种“不扰民”的说法，也见于《文子》[⑩]，它建立了一个联系，即“烹小鲜”的“少动”即“不扰”与政治管理的包括“不重变法”在内的“静”“无为”的联系。后世因袭这个解释，成为最为重要的训解。这样的说法，也见于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御批（注释）之中[11]。
其实，老子“烹小鲜”说还寓藏着更为古远的朴素之义，不为人所揭示。即老子这种政治观念来历，是同宰夫的“治肉”工作有着密切关系，即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说老子“烹小鲜”说取象于“宰夫”之职，是对其工作的经验总结，是经过宰夫“治肉”这种具象，转化为抽象的宰之“治人”。无独有偶，在道家系统中，又有庄子之说，可以补充证明之，即《庄子》所录的那篇著名政治隐喻：“庖丁解牛”的寓言。庄子，在老子的哲学基础上，更进一步，近乎艺与哲，而不仅仅关心现实政治与具体人生等。尽管如此，“庖丁解牛”故事的思想底色确实显示了“宰夫”与“政治”的朴素关系。由此，可见“治肉”这个具象，与“治人”这个政治抽象，有着深刻而古远的联系。这样的观念，不独见诸道家文献，在五经之学中也多有保留，比如《诗经·桧风·匪风》就有：
“谁能亨鱼，溉之釜鬵”，毛传曰：“亨（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烹）鱼则知治民矣。”毛公传注清楚地道出了这首诗将“烹鱼”和“治民”联系在一起的隐喻关系。正是由于处于“具象—抽象”之间的“烹小鲜”同“治人”之术的关系。“宰夫”一职，在上古政治中也有显要的位置。考之《礼记杂记》有“成庙则衅之。”今案：在这个仪式上就有祝、宗人、宰夫、雍人着仪式服装肃穆参加。“宰夫”的仪式文化地位可见一斑。考之《周礼》，在《天官》之职中排列在最前面的官职是“大宰”“小宰”“宰夫”，紧接着又有“膳夫”“庖人”“亨人”等。考虑到《周礼》的结构，可以见出“天官”的地位之高，再来看“宰”在上古文化中的地位，就不难理解老子“烹小鲜”说、庄子“庖丁解牛”以喻道的学理背景了。早期文献字字真金，看起来的一个偶然事件，其背后有着深沉的文化渊源。因为，在载录艰难的时代，只有最为重要的事情，才会形诸书写，传布后世。老子“烹小鲜”说，就是这样的记录。细致爬梳，它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记录，更不是来自哲学家老子的玄想与创造，因为它有着朴质的具象色彩，所以这样的观念，也或明或暗地保留在早期其他诸子文献中：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墨子·贵义篇》）“故圣人财制物也，犹工匠之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淮南子·齐俗训》）这些记录，都是零星的。最为显著的例证则是伊尹故事。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小说凡十五家。据班固的注语，可认定自《伊尹说》至《黄帝说》为先秦作品，而《封神方说》以下至《百家》为汉武帝之后的作品。李零教授做了细致的分类，并说“《伊尹说》二十七篇，是商故事”，可参[12]。另外，《诸子略·道家》著录《伊尹》一种，凡五十一篇。班固注仅有“汤相”两字。可见刘向父子乃至班固都看到了这宗丰富的记录伊尹故事的典册。而《伊尹说》班固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13]之类的说辞，则透露了班固对这笔文献来历的质疑。“似依托”则清楚地说明班固怀疑这是后人所造之伪书[14]。新近出土文献涉及伊尹的资料也是丰富，主要有马王堆帛书《九主》、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篇》等五篇，等等。更多的是，周秦文献上的零散记录和对伊尹身份的反复讨论的事实。这些都为我们理解“从口传到文本”的形成、早期中国古典文献的生成过程提供了新思考。而地下文献与存世文献的互动，更是为伊尹故事的坐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下面我们就运用“二重证据法”，讨论一下早期文献中的伊尹记录：
《艺文志》所收“小说”十五家，早已亡佚无存[15]，《诸子略道家》类著录的题名《伊尹》的五十一篇，今人也无缘面见此书。清人马国翰有辑佚本《伊尹书》一卷。宋王应麟在《汉艺文志考证》中认为《吕氏春秋·本味篇》乃出于小说家之《伊尹说》。后来疑古风潮起，学者多信其伪。到今人余嘉锡谙熟于上古文献生成之通例，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于伊尹故事，余氏分析说：“考伊尹为庖以干汤之事，《墨子·尚贤上篇》、《孟子·万章篇》、《庄子·庚桑楚篇》、《文子自然篇》、《楚辞·惜往日》以及《鲁连子》，皆载之，不知于《伊尹说》孰先孰后。惟《吕览》之为采自《伊尹说》，固灼然无疑。”[16]杨树达《汉书管窥》也有类似的结论。顾实考证《史记殷本纪》“伊尹从汤，言素王九主之事”以及《别录》等关于“九主”的记录，认为《伊尹》的著述性质是“君人南面之术”。[17]杨、余、顾三位的研究结论都有文献依据，也能和出土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前贤关于伊尹故事的资料考订工作为今人研究打下很好的学术地基。现在，由于清华简《赤鹄篇》等五篇资料的公布，于是，关于伊尹故事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契机。《清华简》有问答体文献《汤在啻门》记汤问小臣古先帝之良言，小臣答以成人、成邦、成地、成天之道，主体论证了气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顾实所云，“君人南面之术”的看法，是很正确的。整理者李学勤简文或属“伊尹说”之类，李守奎指出其中有些内容与道家的主张相通。这些看法，都和本文密切相关。[18]
《清华简》称伊尹作“小臣”[19]，与《墨子·贵义》说：“伊尹，天下之贱人也”相类。这个说法，又有《楚辞·天问》等为证[20]。说他曾是汤的庖厨，也有《墨子》“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见《所染》）“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见《尚贤上》）《庄子》（见《庚桑楚》《让王》）等早期记录。说他和商汤政治有关，文献也有伊尹曾“五就汤，五就桀”的传说（见《孟子·告子下》）“伊尹以割烹要汤”（见《孟子·万章上》）等等。而这些内容反应在《清华简》中则有《汤处于汤丘》这一篇，载录小臣以滋味说汤，汤反复见小臣，一起谋事的故事。
从二重证据法角度看，清华简《赤鹄篇》所录小臣伊尹身为庖厨，为汤烹赤鹄之羹，正如整理《说明》所言，很可能与《楚辞·天问》“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的传说有关系[21]。这可以坐实伊尹故事的真伪，《汉志》所录伊尹著述并非汉人虚造，刘向诸位史官应该是看到了一宗记录伊尹故事、伊尹言谈的简帛文献，取名《伊尹》《伊尹说》[22]。早期文献《墨子》《庄子》《孟子》等零散记录，也与《赤鹄篇》的具体细节相吻合。更加可贵的是，清华简《赤鹄篇》的细节，对我们上述论证，早期宰的文化史演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即宰在上古有从“治肉”之宰到“治人”之宰的演变，后者又有家臣之宰到家国之宰相的历史层次。这个认识，有语言学的证据，也有传世文献上的记录，清华简《赤鹄篇》是这次讨论的新契机。
（三）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从“烹小鲜”说看早期文化的一个特征
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如何，等等问题，在现代学术伊始，就有一批批学人深耕于斯。百年的民族苦难，刺激了学人对这些问题在寻找民族文化根性上的开展。历史学者、文化学者、思想史家，等等都参与其中。中西关照的比较视野，更是加大了中西文化比较、历史比较等多种宏观研究的出现，成果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近些年，随着时势的变化，重塑文化自信、寻找传统、寻找文化之根，又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被提上了日程。“四书五经”“毛笔字”“三字经”等又开始在官方及民间的推动下，慢慢升温。新儒家等又开始了文化新解释。
观察近百年的中国文化研究，除了在“不自信”的心理作祟之外，我们更多的是进行了宏观研究。本文，讨论的早期文化中的“宰夫”，可谓是对这个宏大叙事的一个细节注释。它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早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早期观念多来自于“近取取身、远取诸物”，且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演进。老庄及上古文献对宰夫的关心（抑或说潜意识的文化书写），都或明或暗地向我们透露了这个基本事实。而古文字、古文献、古汉语研究的长足进步，让我们认识一个更加亲切早期中国文化，成了可能。
这样的例证，多有。比如今字“曾”，它是“甑”的初文，是用于蒸煮的一种器皿，是厨师工作的用具。而“曾”“層”“增”这组同源词，则讲述了从具象“蒸煮”的器皿概念，完成了向“層级”之“層”，“增加”之“增”的抽象转化。历史沧桑变化，我们今天使用的蒸煮器皿，也依然是一层一层的样式。可见先民，在蒸煮过程中，建立关于“增加”（递增）、“層级”等文化观念。当文明的演进带来记录中心的变化，作为蒸煮的具象之“曾”反而埋藏在“增加”等抽象概念之下了。古文字（甲金文等）和古文献（老子“烹小鲜”说）等记录，还或明或暗地讲述着来自远古的文化故事。再比如考察“白”“圆”等古文字，我们可以发现“近取诸身”的奥秘，“白”来自刚刚蒸煮好的“米之白”。当然，“黑”则来自烧完之后的木头留下的“碳灰之黑。”“圆”，是“鼎圆之圆”，取象于圆鼎之鼎口，所以，可以同“环”圆形之象等区分开来。
再有，深远影响后世的“美”“善”也有着这类古远的历史事实。《说文》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其中“甘”，甲金文象“口中有美味”。可见“美”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由厨师建立的具象观念，是指“肥美”之美。即羊肥大了，滋味就更美。由此引伸（推延）出去，凡是给人带来主观快乐体验的都是美。不独吃肉一途。比如《论语》载录：“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在孔子这里，古乐艺术的“文质之美”，同饮食的“味之美”一样，是相互隐喻的。这个有趣的隐喻，让我们窥见了上古“美”观念的一个根源。即它反映出从具象的味美到抽象的艺术美的过渡。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大”字[23]。这是“肥大之大”，来自宰夫的经验。而“善”，则是“膳”之初文，它同厨师的关系，自不用详论。
从上述简论，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的质朴性[24]。之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有趣，则在于我们从未断层的文字与文献的传承。早期中国文化的这种“近取诸身”的例证，不独“厨师”（宰夫）一种。比如早期建筑工作者，建立“基础”之“基”这样的抽象观念。《说文》曰：“基，墙始也。”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夯实地基”“打好基础”是下一步做好事功的开始。而这个概念，是建筑工作者帮助我们建立的。分析字形，“基”是个会意字。字从“其”从“土”，即“取土以筑地基”。其中字从“其”，即“箕”之初文，乃取土之工具。“近取诸身”的说法，得到了生动的落实。中国文字、故国文化的特质也寓藏其中。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综上，清华简《赤鹄篇》资料的公布，坐实了“伊尹故事”的可靠。《伊尹说》之类的典册，见诸《汉志·小说》，亦不是虚造。根据这些文献线索，可以勾勒出老子“烹小鲜”说的学理背景，即在上古中国，“宰”出现了从“治肉”（诸侯之家宰）到“治国”（君王之宰相）的转变。老子“烹小鲜”说，就是这一文化演进从具象到抽象的反应。宰夫在上古是个重要符号，其中“宰”“曾”“美”“善”（膳）等古文字所建立的抽象观念是最大的例证，“烹小鲜”说“庖丁解牛”等是此观念的延续，而清华简《赤鹄篇》是引发讨论的契机。经过讨论“伊尹”故事，我们更加亲切的理解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而这些是古文字、古文献向我们生动讲述的远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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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黄德宽释文，见《复旦学报》2013第4期。为行文方便，此篇简文简称为《赤鹄篇》，下同。
[②]见《日知录》卷21“说文条”，参《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04页。
[③]《说文段注》说“此宰之本义。”《周礼·天官》有“冢宰”，贾公彦说：“宰，调和膳羞之名。”
[④]参朱总斌《说宰相》，《文史知识》2012年第1期。
[⑤]《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209页。
[⑥]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1年，第166页。王氏《集解》引俞樾根据本篇“司徒”“司马”等文例，说“宰爵”是官名。其说可从。
[⑦]上述文献所录孔门弟子做“家宰”“家臣”的就有多位。
[⑧]“鲜”，河上公本作如字。严遵本作“澌”。成玄英：“腥，鱼也。”可见其版本作“腥”，敦煌辛本、遂州本亦作“腥”。范应元本作“鳞”。今按：虽有异文，“小鲜”指向“鱼”之属的古训，是成立的。有新近研究否定韩非子、河上公、王弼以至今人楼宇烈教授等古今注。说“烹小鲜”之鲜，并非单指“小鱼之鲜”，而指是“鱼羊合体”，并多有征引，其实是向壁虚造，不可信的创新之说。详参《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说新解》，载《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⑨]这种“不扰民”的政治思想，正和老子的“无为”（即不要人为干预）“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相吻合。在《老子》文本中尚有“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37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57章)，等等内证。
[⑩]《文子·道德》：“故治大国若烹小鲜，曰勿挠而已。”见《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年，第251页。
[11]比如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详参《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老子〉御批点评》（刘韶军编），湖南出版社，1997年， 第370页。又，今人黄人二教授有新解，文章发表在《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4期，聊备一说，可参。文章从文献出发，资料详实，特别重视使用北大简等新出古本《老子》，指出“烹小鲜”之“鲜”是专名，并说是“鳝鱼”，并立新说认为：老子用“烹小鲜”并非是前人说云“不扰民”之义，而是说治大国可以象烹小鲜一样“简易”。今按，黄氏之说并不能得到《老子》内证的支持，并不能对古今注构成补正，逻辑上可行，不如“述而不作”，本文不予以采纳。
[12]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修订本），三联书店，2013年，第116页。今按清华简（壹）《尹至》《尹诰》两篇文献，则可证李氏说。
[13]《汉书·艺文志》，载《汉书》，第1744页。
[1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根据佚文，推测是战国人所为，可参。问题在于，忽略了文献传布的从“口传”到后世形成文本的过程。刘向整理皇家藏书的时候，就有所增益，比如《楚辞》的编订就新入了时人著述。
[15]张衡《西京赋》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说，认为汉武帝时方士虞初以“医巫厌祝之术”著《周说》，即是“小说”之起源。后来，不断有学人讨论，以余嘉锡教授所云最之名，今不赘述。
[16]详参余氏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载《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272页。
[17]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18]详参李学勤《清华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又《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文物》2012年第8期。李守奎《汉代伊尹文献的分类与清华简中伊尹诸篇的性质》，《深圳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9]清华简《赤鹄篇》《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都是称“小臣”。
[20]小臣，指伊尹。《墨子·尚贤下》：“汤有小臣”，孙诒让《间诂》：“此即上文所谓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也”《楚辞·天问》云：“有莘元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注云：“小臣，谓伊尹也。”《吕氏春秋·尊师》篇云：“汤师小臣”，高注云：“小臣谓伊尹。”
[21]王逸注：“后帝，谓殷汤也。言伊尹始仕，因缘烹鹄鸟之羹，脩玉鼎，以事於汤。汤贤之，遂以为相也。”
[22]班固自注说这类文献浅薄、似依托云云，本文认为，这是忽略了上古文献从口传到定本过程的传播特点造成的问题，故事在流布过程中保留着传播时代的语言特征，所以看起来不若上古经典文献那么古雅，而多了很多后代的言语特征，甚至多口语。
[23]上古“美”的来源，不仅仅来自宰夫，还有关乎太阳祭典以及关涉早期的孕妇生产。详参拙文《说美妙》。
[24]今按：也正是这种质朴性，让它保持着生机与活力。因为它生动地讲述着身边的生活，又“即凡而圣”。
注：本文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2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陈绪平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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