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师，因业成缘
——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述略*
周余姣
周余姣，女，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讲师。著有《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等。
摘 要 民国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涌现了大量的专家学者，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精英思想世界”。本课题拟采用“小群体”等社会学理论、“美第奇效应”等管理学理论来分析该馆人才荟萃的原因，将重点探讨：群体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群体的来源、构成、社会声望与基本特征；群体的学术交流、著述出版和成才机制；群体在图书馆的转型变革中对民国学术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等问题。加强对该馆学人群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国立北平图书馆 学人群体 图书馆员 成才机制 美第奇效应
中图分类号：G250.9
0导言
历史学家姜义华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精英思想世界的构成，主要以四种方式展开，即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中心，以传媒（报刊、学术团体、现代机构等）为中心，以大学、研究机构为中心，以政治派别、政治团体及政党为中心[[1]]。考察我国图书馆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民国时期的学术重镇，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的地位与民国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和北平研究院（成立于1929年）相比，虽无法等肩，但也自有其特色。在这个“精英思想世界”里，除了较多社会名流如梁启超、蔡元培、缪荃孙等参与其中外，在做好图书馆社会服务本职工作、襄助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该馆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者专家，试罗列部分如下：
贺昌群（历史学家）、谢国桢（南明史权威）、向达（中西交通史、敦煌学家），王庸（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历史地理学家）、刘节（历史学家、金石学家）、胡鸣盛（文史学家、敦煌学研究者）、徐森玉（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版本目录学家）、于道泉（藏学泰斗）、萧璋（语言学家）、李德启（满文专家）、孙楷第（中国小说目录学创始人）、汪长炳（图书馆学教育家）、王重民（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杨殿珣（目录学家）、钱存训（书史、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印刷史专家）、许国霖（敦煌学研究者）等。
其余如图书馆专家、参考咨询专家、索引专家则更是多见，如：袁同礼、蒋复璁、王访渔、刘国钧、严文郁、吴光清、万斯年、顾子刚、李芳馥、岳良木、于震寰，曾宪三、徐家璧、袁涌进、邓衍林、李钟履、刘修业、李文裿等等，不尽枚举，可谓群星灿烂。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人才？形成了一种人才井喷效应？这是人才学上一个奇异难解的问题。由众多人才所构成的这个精英思想世界离不开该馆的核心人物袁同礼，也离不开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个学术文化机构，更是这个图书馆的馆员所共同构筑的。追问和思考这个20世纪学术文化史上的课题，对于增进当下图书馆员的创新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 概念界定
我们这里所界定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包括其前身京师图书馆（1909年9月9日获准兴建）以及其后的国立京师图书馆（1926年10月更为此名）、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8月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1928年7月更为此名），时间跨度恰好自1909至1949年，共40年。之所以这样界定，也是援用学界惯例，化繁为简，如在编制《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期刊汇编》时，“出版说明”中编者特加注明：“由于屡次更名，为避免混淆，本书将上述不同的期刊统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期刊’。”[[2]]本研究也沿用此例，统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而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的界定，是指正式受聘该馆并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学人。原始数据主要根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录》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等来核定。另据李致忠[[3]]统计，1931-1932年度，该馆自馆长以下，共有馆员、职员107人（不包括委员会、购书委员会人员）。此后数年，人数大体维持在120人上下，“七七事变”前最高人数达135人。当然这些数字的背后，时有变化，原因在于馆员存在流动情况。总体而言，《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中曾统计自1909到1949年，该馆工作人员人数是650人（不含沦陷时期5人），涵盖京师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三个时期，这些工作人员的姓名、字号、到馆和离馆日期以及曾经担任过的组长以上的职务情况多有记录[[4]]。这是本研究可依凭的重要资料，当然其中有部分遗漏和错误，还需进一步辨析。如该书记录许国霖1929年10月——1937年在馆工作，有记录许氏后又返馆工作，但还须进一步考证[[5]]。
2研究综述
作为“中华文化之宝库，中外学术之重镇”[[6]]，目前国内外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研究较多，涉及该馆的馆藏、建筑、经费、人员、所办刊物、与现代学术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比较研究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多馆史史料得以出版，也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的《北京图书馆史资料汇编》上下册，李致忠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以及孟化著《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1909-1949——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每到馆庆年，亦有相应的纪念文集问世，如《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百年国图照片集》《记忆国图——国家图书馆105周年馆庆纪念》等。
对图书馆学人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程焕文曾提及：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曾有所创造的人们的作用，实质上就抹杀了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7]]全部图书馆的历史实质上是图书馆人本身的历史。就近年来国家社科项目立项中，韦庆媛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研究”、王安功的“民国时期新知识群体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李刚的“北美华人图书馆员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研究（1927-2015）”均获批立项。在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研究中，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大体如下：
2.1对该馆核心成员的研究
在对该馆学人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袁同礼。按唐德刚的说法，是袁同礼和蒋复璁带领我们做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的转型，他是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8]]。袁同礼逝世一周年时，台湾《传记文学》1966年第八卷第二期设有“袁同礼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李书华、金问泗、严文郁、徐家璧、童世纲、袁澄从多个角度回顾了袁同礼的生平和事业。袁慧熙、袁澄等人编制了《思忆录：袁守和先生纪念册》。袁同礼的下属和友朋，如吴光清[[9]-[10]]、朱士嘉[[11]]、张秀民[[12]]等都撰文追忆了袁同礼与该馆发展的诸多史实。1995年，适值袁先生百龄冥诞，台湾编有《袁同礼先生百龄冥诞纪念专辑》[[13]]，顾廷龙、钱存训等均撰文纪念。2010年《袁同礼文集》《袁同礼著书目汇编》整理出版后，对袁同礼的研究更为推动。潘梅的博士毕业论文《袁同礼与中国图书馆事业》[[14]]，多方面探讨了袁同礼在人才培植、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并编制了袁同礼的年谱。张殿清分析了袁同礼在推动国立北平图书馆学术研究中所起的作用[[15]]。国家图书馆所编的《袁同礼纪念文集》[[16]]涵盖了31篇从不同角度研究袁同礼的文章，可见袁同礼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上的先驱地位得到了广泛认可。
2.2 对该馆其他学人的个案研究
前已所述，该馆还涌现了一大批人才。学界已对王重民[[17]]、向达[[18]]、刘国钧[[19]]、谭其骧[[20]]、吴光清[[21]]、钱存训[[22]]、王庸[[23]]、赵万里[[24]]、杨殿珣[[25]]、刘修业[[26]]、许国霖[5]、顾子刚[[27]]等人开展了部分研究，焦树安为张宗祥、徐森玉补充了传记，并撰文分析了京师图书馆早期的三位馆长[[28]]。但总体而言，该馆非核心学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所做的被忽略的图书馆学家研究中就有对吴光清[[29]]、邓衍林[[30]]的研究，此外其他有待挖掘的人物还有谭新嘉、袁涌进、王访渔、张允亮、刘节、范腾端、何国贵、孙述万、莫余敏卿、李文裿、曾宪三、岳良木、徐家璧，等等。一般而言，学术史研究之所以能深入，就在于除了对核心人物的研究加以拓深之外，还应增广对非核心圈学者的研究。因此，学人个案研究方面还存有更多的空间。
2.3 对该馆学人群体的整体研究
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方面，学人代际划分方面，程焕文等学者已取得较多成果，一般将20世纪图书馆学人划分为四代进行研究[[31]]。林叶蓁介绍了台湾图书馆界20学人[[32]]。王安功从类型学角度将学人分为现代图书馆学先驱者等4类[[33]]。韦庆媛等人探讨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构成及特点，还从学者的学术经历等方面，回顾和梳理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研究[[34]]。张芳、李刚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35]]。具体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的群体研究方面，尚不多见。目前可见的是邹新明以20世纪30年代该馆编纂委员会为中心的青年学者群为对象，分析了该馆之所以人才荟萃的原因[[36]]。全根先论述了抗战期间该馆10位学人的爱国事迹[[37]]。此外，还有通过具体的事件，带出对一群人的研究，如“善本运美”事件[[38]]等。这些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给后人以启迪。但从体量上还偏少，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于取得更多进展。
2.4 对该馆学人研究的现状分析
综上，关于该馆学人的研究，从形式看，核心人物袁同礼受到了深入研究，而其他学人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群体研究方面也相对缺乏。这显然是不够的，正如程焕文所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某一个人物的纵向研究，而应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对一定时期内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全部的图书馆人进行横向研究，以树立图书馆人集体的群像，增强图书馆事业的凝聚力。”[7]就内容看，这些学人研究多生平介绍，少有从著述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易流于肤浅。笔者认为对于学人的研究，需要从其著述着手，通过认真研读、对比著述内容、观点，方能见出其学术思想的特出之处。其原因在于：是否产出了具有传承和创新价值的学术论著，正是后人评价学者能否合理、正当独立于学术之林的标准。目前，个体、群体与社会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正为学界所认识，群体作为联系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联结物，在中间层面所起的作用也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王奇生回忆章开沅先生之教，曾说：“先生认为群体是个人与阶级之间的中介，值得重点研究，故章门弟子中有多位致力于社会群体之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定位于《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亦基于此。”[[39]]严迪昌也谈及自己的治学之道：“我以为流派、群体的研究是‘中观’研究。在形成大文学史前，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断代文学史、文体史的研究专著，而以作家论为基础的流派群体的研究则又是断代文学史、文体史得以‘全景式’展现文学历史现象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和重要组合。我的《清词史》就是在经过大小十数个流派群体的综合研究之后形成的。”[[40]]鉴于群体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本课题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学人著述为考察重点，研究该群体的形成、构成、基本特征、分化、学术交流机制、所构建的学术生态以及对民国学术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试图从宏观、总体上呈现一个鲜活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形象，并为当下的图书馆员创新能力建设提供范本。
3研究意义
3.1 增进对该馆的研究，丰富中国图书馆学人研究、民国史研究
梁启超把著名的历史人物称之为“历史人格者”，研究这些“历史人格者”的生平和贡献对于加强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陈平原引申余英时评价胡适之意，特加论述：所谓“大学者”，除了在本专业范围内作出杰出贡献，足以继往开来，更因其乃学术史上的中心人物，你可以引申发挥，也可以商榷批评，却无法漠视他的存在[[41]]。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聚集的大批人才，是我们“引申发挥”“商榷批评”但又“无法忽视”的群体。对于该群体的研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将有着极大的史学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利于丰富中国图书馆学人研究、民国史研究。
3.2 可以用作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员培训的参考资料
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42]]图书馆员如何实现全面发展呢？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学科及咨询馆员素质教育培训计划”，佛山图书馆实行“馆员提升计划”，着力提高图书馆员的创新能力，并坚定他们的职业信心，力争使他们在学术和事功上均有创获。本研究的成果可为类似的图书馆学教育、职业培训提供较为完备的历史案例，弘扬“服务他人，成就自己”的图书馆工作理念。奥斯汀·多布森（Austin Dobson）为悼念19世纪最杰出的图书馆员之一理查德·加尼特（Richard Garnett）所写的墓志铭，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真正图书馆员所应有的品质，他写道：“我们可以公正地指出——他的学识比谁都渊博，他热爱世间的一切学问，他对每一位求知者亲如手足。”[[43]]这是对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最高要求，我们也可以看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中不乏这样优秀的图书馆员。希望当代图书馆员以此为鹄的，锤炼自我，成才成家。
4 研究方法
本课题将借用相关的社会学、管理学理论，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该群体所构成的“精英思想世界”进行全面考察，分析该群体的形成、构成、特征、学术交流和对民国学术发展的贡献等，并对馆员的成才机制予以探索，找出其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借此了解我国图书馆先驱在图书馆史和学术史上的奋斗历程，再现民国图书馆所构建的学术文化生态。
要做好该课题的研究，会运用到以下几种主要理论和方法：
4.1 社会群体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题采用社会学的社会群体理论对该学人群体进行研究。社会学界通常认为，社会群体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聚合体，具有以下特征：（一）有持续的互动关系与社会交往；（二）以明确的成员关系为群体纽带；（三）共同的利益与群体意识；（四）共同的群体规范[[44]]。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通常有不同的类型划分标准。按照群体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将群体划分为首属群体（又称初级群体）和次属群体，首属群体如家庭、邻里等。该馆学人群体应属于群体规模较大，成员较多，成员不一定有直接联系的次属群体。按照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或说群体内部行为规范的正式程度划分，美国社会科学家梅约在霍桑实验中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就此看，该学人群体应属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正式群体。按照群体规模大小来分，又有大群体、小群体之分，多以30人为界划分，该馆学人群体既有大群体的一面，如整个学人群体，也有小群体的部分，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等，可从两方面予以考察。按照群体形成的基本缘由，社会群体又划分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业缘群体，该馆学人群体当属基于劳动和职业关系而形成的业缘群体，当然内部个别成员之间也存在一些血缘、地缘、师生缘、志缘等关系。
诸如此类，本课题需要以社会学理论来界定该群体的范围及其构成，总体评估他们的数量、质量、地位和影响。重点将采用“小群体理论”[[45]]来对该馆编纂委员会以及图书馆委员会等小群体的网络结构和群体行为进行历史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该馆的学人群体对于广大图书馆从业者群体来说是一个微观系统，或说是图书馆界的一个缩影。在对该群体的研究中，既要突出核心人物，又不能忽略该群体的整体，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4.2 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题还将基于管理学理论中的“美第奇效应”（Medici Effect）[[46]]等视角来分析该馆人才荟萃的原因。“交叉点意味着新的机会”是“美第奇效应”最有力最简短的解释。该效应源于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资助科学家、诗人、金融家、画家、建筑家、哲学家等，齐聚佛罗伦萨，相互学习和交流。其结果是：文化背景各异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通过打破不同文化和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学科交叉点上锐意创新，引领意大利进入了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文艺复兴时期。笔者此前曾用该理论来分析学科馆员在多学科、多领域交叉时创造“美第奇效应”的可能性，其预期效果可促使学科馆员的创造力大为提升[[47]]。同理，国立北平图书馆之馆员有着不同的学科和文化背景，他们在这一学术机构中共同交流、融合，在多个交叉点上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笔者认为，该馆所呈现的人文荟萃的绚丽景象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发挥了“美第奇效应”。
此外还有类似的管理学理论，如“贝尔效应”“海潮效应”[[48]]“雷尼尔效应”“蓝斯登定律”[[49]]等。“贝尔效应”指积极为有才干的馆员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海潮效应”指用待遇吸引人，用事业激励人，“雷尼尔效应”喻指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的文化氛围吸引和留住人才，“蓝斯登定律”指给员工快乐的工作环境等，这些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管理中都深有体现。我们不妨可以说，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所以名昭史册，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图书馆管理上所取得的胜利。
4.3 比较方法
比较方法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方法。就本课题中，可以进行古今比较，如将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古代的馆阁相比，总结该馆人才辈出的原因，是因为保留有养士的传统，还是学术转型中文化激荡的产物？不同机构的人员比较研究中，如有学者将北平研究院会员与中央研究院院士进行比较[[50]]，分析异同，可供借鉴。又如民国期间人员流动性大，这些学人多不止服务于一个工作处所。很多学人除了跟国立北平图书馆渊源较深外，与其他的学术机构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向达，其早期学术成长还曾受过来自王云五所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局编译所的巨大影响，并受益于该所东方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在此处也奠定了其一生的中西交通史学术基础。1930年他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担任编纂员的时候，更是如鱼得水，完成了其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类此，不同的学术机构对人才所产生的多方影响，也可做一番比较鉴别。
此外还有口述资料等访谈法之类的方法，多为学界常见，在此不再引申赘述。本课题因牵涉的范围过大，涉及的学人众多，笔者欲借用数学里的“逐步逼近法”（Stepwise Approximation Method）来看待本研究，尽可能地收集齐全关于这些学人的档案、回忆录、文史资料以及这些学人的论著，逐渐逼近预定研究目标，这也是循序渐进之法。
5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方面：
5.1 群体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
运用唯物辩证和历史学方法，我们可探讨该群体形成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等。1905年晚清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清政府于1906年启动预备立宪日程，国人在文化传播和教育提振上的意识纷纷觉醒，各地疆臣纷纷奏设新式图书馆，学部特此颁发《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1909年方有京师图书馆之设。进入民国时期后，社会教育事业得到了大发展，前贤借助第二次退回的庚款，遂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立、发展和壮大。该馆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时期的衰落，解放战争时期的嬗变，其命运随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浪潮高低起伏，动人心魄。
从民国“黄金十年”的迅速壮大，再到抗战时期的曲折发展等，这一学人群体始终处于发展变化当中，并与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基于“以书为师，因业成缘”的业缘关系，这一学人群体得以形成和发展壮大。经粗略地统计，该馆共有20位监督、馆长，4位副馆长、29位主任先后任职，多是文化名流和业界风云人物，这与该馆既是学术机构，又是研究机构的定位是相适应的。至于全体馆员，在历次社会动荡中，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爆发等，这一群体也因之分化，有着不同的作为表现，呈现出各异的发展面向。但总体而言，在抗战期间，该馆学人在长沙、上海、香港、昆明、重庆等地办事处的坚守情况，也可以从中总结出中国图书馆学人在文化抗战中所凝聚的可歌可泣的图书馆精神。
5.2 群体的来源、构成、社会声望与基本特征
根据194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人员任用规则》、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条例》等材料我们可探究该馆对人才延揽、聘任要求以及组织机构设置等情况。该馆工作人员总人数达650余位，可从地缘、亲缘、学缘、科层、性别、年龄、学历结构、就职时间等方面进行多层次考察。如该群体的来源，一是来自于各大学、研究生的毕业生，如张秀民、杨殿珣、谭其骧等；二是来自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如孙述万、邓衍林、张树鹄等；海外归来的有严文郁、吴光清、梁思庄、莫余敏卿等。进馆的方式，有推荐的，如向达是由南京高等师范的同学推荐[[51]]，或说是赵万里推荐[[52]]，谭其骧是由其伯父谭新嘉推荐的[[53]]，张秀民是由厦门大学业师李笠（字雁晴）推荐的[12]，钱存训是由吴光清推荐的[29]，还有是经同乡前辈介绍的，如杨殿珣[[54]]等等。
熊月之有云：一个人的头脑加上他的社会位置，决定他的思想[[55]]。民国期间，图书馆的职务有“一阅览，二编目，三参考”的说法，这些学人的职位、职等、所兼的社会职务以及具有的社会声望等，可以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中华图书馆协会职员录》[[56]]等材料进行分析。例如赵万里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之外，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通讯研究员，同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57]]。对该学人群体的基本特征，我们初步总结有：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知识层次高、学术背景各异；恪尽职守、基本功扎实；安心于学术、学术成就领域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等特点。
5.3 群体的学术交流、著述出版和成才机制
该馆学人的学术交流十分频密，旧学新知在此交汇，中西文化于此合流。由于设有交换馆员制度，该馆支持馆员赴图书馆学专业学校进修及海外考察，并鼓励参加学术会议等，是在图书馆界较早实现“请进来”或“走出去”的群体。因此，对其交流的形式和内容有必要进行一番细致梳理。据张殿清分析，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出国学习交流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国学习国外图书馆学，其中又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交换馆员形式出去的，有严文郁、汪长炳、岳良木、曾宪三、李芳馥等，另一渠道是通过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支助的形式出去的，有蒋复璁、王重民、向达、吴光清、童世纲、徐家壁、钱存训等；另一种是出国学习的人员负责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文献的，如孙楷第、王重民、向达[15]。在其中，德国学术互助会等国外机构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赴德的就有蒋复璁、严文郁、王重民等。到1949年截止，被派出留学者有二十余人[10]。这是“走出去”的，“请进来”的有：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卜德（DerkBodde，1909-2003）、恒慕义（Hummel,Arthur William，1884-1975）。交换馆员有：德国方面有西门华德（Watler Simon）、法国有杜乃扬（Mlle RDolleans,1911-1972）等。
民国期间该馆学人所产出的著述初步统计共有53种，译著9种，书目索引48种[[58]]。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据全根先等人统计，该馆所编的目录学论著达339种（尚不包括其他个人学术著作），覆盖了多个领域，古今兼治，中西相融[[59]]。另该馆还编有多种刊物，原北海图书馆编有《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928年两馆合并后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1930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设立如“西夏文专号”“圆明园专号”等。1934年又开始创办《图书季刊》中、英文期刊，设立论著、书评、新书介绍、学术、出版消息、西书中译等栏目。此外还编有丛书多种。借由这些学术成果发表平台，这些学人在馆期间多发表了其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可见，该馆所构造的学术生态非常良好，或被学者称为是具有良好的“学术空气”[[60]]，也产生了一批学术精英，极类似古代馆阁里“皆天下英俊”“一经此职，遂为名流”[[61]]的现象。这些学人多有志于学术，如王重民所提的“愿读万种书”，且掌握了智慧之学——目录学，对于个人成才大为有益。如杨殿珣在王重民的建议下，在编《清代文集分类索引》时，阅读了《清代学术概论》《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编《石刻题跋索引》时，又阅读了叶昌炽的《语石》、容庚的《金石书录目》、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几个大学编的《金石学讲义》、李遇孙的《金石学录》、陆心源的《金石学录补》、褚德彝的《金石学录续补》等书。王重民还鼓励其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以书为师”“以人为师”来治学，并时常写点文章发表，杨殿珣学术自此开了一新境界[54]。谢国桢后也曾回忆：“余与向（达）兄服务于北平图书馆时，同时供馆职者有赵万里、贺昌群、刘节、王重民诸君，朝夕相处，颇不寂寞。同以编纂之名义，而各治其学之所长，在当时或以为旷职，孰意其后一二十年后皆有所成就，殆所谓百年树人者欤。”[[62]]王重民先生解放后曾谈起：“北京图书馆是中华文化的宝库，是一代代学人读书治学的温床。我历年来所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都是北图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的需要。我和北图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鱼是不能离开水的。如果离开北图的藏书和业务，我怎么能够读书治学？怎么能够编出一册册目录、一本本索引？如果不从大量材料中归纳出一得之见，又怎么能写出一篇篇文章？更不必侈谈著书立说之事了。”[[63]]探讨这些学人成才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可为当代图书馆员成才提供借鉴，也是最为浓墨重彩吸引后人的地方。
5.4 群体在图书馆的转型变革中对民国学术发展的贡献和影响
在袁同礼的带领下，该馆在图书馆服务观念和技术等方面完成了现代转型，成为了一个驰名中外的学术机构和文化中心。在转型过程中，该馆学人通过对研究者所提供的学术参考咨询服务（主要体现为编制专科书目）和文献资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其时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如邓衍林所编的《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算学书籍联合目录》《中国边疆图籍录》《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史籍集目》《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等目录，对促进中国算学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元史研究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30]直到现在，现代学术研究仍受惠于他们当年的基础学术工作，如王重民的《伯希和劫经录》等作仍是敦煌学研究的案头书。该馆所办的刊物，还吸引了众多文史名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成果。此外，该馆还积极扶持中华图书馆协会、德国研究会（中德学会）、静生生物调查所、西南联合大学等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媒介和文献支持作用。
该馆学人还从图书馆实务中发展出了一套图书馆学教育理念，致力于支援和建立专科学校，将之应用到图书馆学教育中。国立北平图书馆尽量吸收文华毕业生，使用其所学，给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沈祖荣校长以最大的支持[[64]]255。另一直接的体现就是194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同年向达还办有博物馆学专业）的创办，并以文献目录学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强调对典籍的阅读，形成了有别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育的特色。该群体后来也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重要师资来源，如王重民、刘国钧、赵万里、邓衍林、袁涌进等，深刻地影响了解放前后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该馆馆员或被派出留学服务异邦，或去往国内其他机构任教或就职，亦获得了馆长袁同礼的理解和支持。他曾说：“因为我们所培植的人，并不只是为我们这个单位，乃是供整个图书馆事业的需要。所以我宁愿舍己，将种子散播出去，将来所获的果实一定更多。”[64]262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了人才的流动，为推动民国学术文化、教育事业和海外汉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6 结语
由于该学人群体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从图书馆学理论的角度去分析，还须从其他学科史角度去分析他们的成就。因此所采用的资料来源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囿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和资料。依靠近年来整理出版的大量资料，如王余光的《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65]]等，通过著述分析客观评价该群体的学术贡献和成就，势必可为学界打开一扇厚重的学术之门，方便后人窥见其中的珍秘和瑰宝。
简言之，本课题是一个有意义、富趣味、具深度的研究。我国历史学家程应镠就多次强调：历史要研究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宣扬意识形态，要把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价值阐发出来，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是能传世的[[66]]。本文只是一个研究大纲的粗略论述，此后还将进行深入的研究，期待有更多的学术发现。文天祥《正气歌》有云：“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魂兮，归来！
参考文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项目编号：17BTQ017）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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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2018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周余姣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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