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书札九通及批札十二通考释
卿朝晖
卿朝晖，男，苏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苏州地方文献。
内容摘要：左宗棠是晚清名臣，其所作诗文曾汇编为《左文襄公全集》问世，但遗漏甚多。此后，湖南省社科院又广罗众本，整理成《左宗棠全集》一书，但仍未能穷尽。苏州图书馆藏程履丰所抄左宗棠书札一册，总计七十二通，其中九通《左宗棠全集》没有收录，另有批札十二通，《左宗棠全集》亦漏收。这批漏收的书札作于同治八年至十一年，批札则晚至光绪四年，内容涉及陕甘战事、州县治安、军需运输，以及“天津教案”、福州船政局事务等等，是研究左宗棠镇压陕甘回变以及其对外主张的重要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左宗棠 书札 批札 佚文 陕甘回变
一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将领，洋务派领袖。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咸丰初，入张亮基、骆秉章幕。咸丰十年（1860），从曾国藩襄办军务，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升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五年（1866），创办福州船政局。随改任陕甘总督，镇压西捻军及农民起义军。光绪元年（1875），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伊犁。七年，改两江总督。十年，入京任军机大臣，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参与抗法。因病卒，追授太子太傅，谥文襄。
左宗棠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孝宽、孝勋、孝同等委托杨树霖将其奏稿、书牍、批札、咨札、告示、说帖、诗文汇编成《左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本”）一书，共计一百三十五卷，其中尺牍二十六卷，光绪十六年（1890）由长沙萃文堂开雕。自1983年开始，湖南省社科院又以《全集》本为底本，再次做了搜集整理，增补佚文2000馀篇，订为15册，由岳麓书社出版，即《左宗棠全集》（以下简称“整理本”）。2009年，又再次做了修订，成果丰硕。比如书牍方面，整理本从《阳湖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原藏《左宗棠未刊书牍》、湖南省博物馆藏《左文襄公书牍》、南开大学藏《饶应祺代拟书牍稿》以及《名人手札》、《清咸同年间名人函札》等书刊中，辑得《全集》本未收信札600馀通。但由于左宗棠公事繁忙、交游广泛，书牍又不易收集，因此难免仍有遗漏。
苏州图书馆藏有抄本一册，未题书名，内容皆为左宗棠书札，始自同治八年（1869）三月二十二日，迄于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中同治八年16通、同治九年28通、同治十年32通，有10通《全集》本未收，整理本虽从《饶应祺代拟书牍稿》中辑得一通（《复宁夏将军穆图善》），但仍有九通未收。
将该抄本与《全集》本相对比，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抄本基本上每通末尾都有具体的撰写日期，《全集》本则无。以下是抄本与《全集》本同治八年书札的比照表：
时间
抄本篇名
篇序
《全集》本篇名
篇序
三月廿二日
复西安库仁庵将军书
1
答西安库仁庵将军
1
四月初五日
复刘克庵中丞书
2
答刘克庵中丞
2
四月十一日
又书
3
与刘克庵
3
六月六日
复定静村将军书
4
与蒋芗泉
4
六月六日
复西安库仁庵将军书
5
答库仁庵将军
5
六月初八日
致刘寿卿军门书
6
与刘寿卿
6
六月十三日
答刘克庵中丞书
7
与刘克庵
7
六月十七日
致宗岳军吴退庵员外书
8
与统领宗岳军吴退庵副郎
8
六月二十日
致老湘军刘寿卿军门书
9
与刘寿卿
9
七月初四日
复河南李子和中丞书
10
答李子和中丞
10
七月初四日
致前山西陈舫仙廉访书
11
与陈舫仙
11
七月二十一日
致穆春岩将军书
12
与穆春岩制军
12
七月二十一日
致蒋芝纯廉访书
13
答甘泉蒋之纯廉访
13
七月二十一日
致老湘军刘寿卿军门书
14
答刘寿卿
14
九月十九日
复穆春岩将军书
15
答穆春岩制军
15
九月十九日
致蒋芝纯廉访书
16
与蒋之纯廉访
16
从编排来看，两本都是按时间先后排序，只在篇目和篇名上有些许差别。《全集》本虽不署日期，但信札前后次序却没有错乱，可见编次之初，这些信札都是有具体日期的，应该是整理刊印时作了删减。
第二，在书札内容上，《全集》本也做了一些改动，删去了一些客套话。比如同治八年（1869）九月十九日《复穆春岩将军书》抄本前有“前复寸缄，计登鉴阁。兹复奉惠书，敬承威福宏宣，勋祺远畅，至慰颂私”一段，《全集》本无。再如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复福建夏筱涛观察书》，《全集》本“屡承手书，极承关爱，裁答多疏，想能亮之”，抄本作“屡承手书，极承关爱，感何可言！自度陇以来，营务、地方均须一手料理，衰朽之年，不耐烦剧，遂使裁答多疏，想能亮之”，也是此类。
需要注意的是，《全集》本也删去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如同治九年（1869）九月初七日《致轮船局提调夏筱涛[①]观察书》就删掉了一大段：
德[②]在平凉，弟曾与谈及法国教士必将酿成事端，未及一月，果出此事。渠到闽时，亦必言及矣。渠当时毅以自任，谓如果藉以此差，必能达其国主，为之禁约。此段弟曾据以达之总署，牍缄并未提及，大约别有包揽之人。渠昨信来，犹申前请，弟未便再着议论，兹仍以采购飞轮砲事委之，未提及前话也。飞轮砲虽极灵便，然以之功坚、出行队均非所宜。公牍虽仍其旧，而复子穆[③]及德监督信，则属其别择各种火器也。
此段记载了左宗棠建议总理衙门利用德克碑处理“天津教案”一事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详见下文《复福建船政局德监督克碑书》一札的考释），删去可惜。
再如同治十年（1871）六月初一日《复浙江杨石泉中丞书》末删去“舍侄癸叟[④]权定海丞，颇思振作，惟阅历尚少，未知措置得当否？高都转[⑤]弃官留局，深念陇事艰难，于饷事独为关切，可感可感，当如尊命酬之”一段；十一月二十八日《致福建船政局黄子穆太守书》“而国计本宜河海并运，乃为之多备”后删去“不若以轮船行淮盐为是。试为我筹之，无损于淮课，无损于闽船，而于陇饷则裨益不少矣”数句（详见下文《致福建船政局提调夏筱涛观察书》一札的考释）；十一月二十九日《复胡雪岩观察书》末删去“承惠诸件已到静宁，已饬搭解安定。肉桂尤所急需，此间早无存者，正盼此入药也。子隽[⑥]荣归，想时得晤”一段，其实这些内容对研究左宗棠的交往和思想都很有帮助。
还有一些文字，见于《全集》本，却不见于抄本。如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初四日《致陕西蒋璞山中丞书》末有“淅川厅属李官桥土匪猖獗，若趁其初起，剿之易易耳。未知仁胜可拔一营去否？闻驻龙驹不远之锐字两营极不安静，尊处有所闻否”一段；同治十年（1871）《复张郎斋军门书》[⑦]末有“敝军正拟规河、湟，惟采粮、转运、造船三事，因饷竭不能应手，拮据焦灼，致此迟延。大约次月内恐尚未能成行耳。陕回均已就抚，惟马长顺一支未见下落。有言仍藏河西，时思蠢动，然乎否耶？亦希示知”一节等，抄本皆无。此外，两本在用词上也有差异。如抄本“缄”，《全集》本皆作“函”；抄本“周寿珊”，《全集》本皆作“周受三”；抄本“某”，《全集》本皆作“宗棠”等，例子颇多，不一一列出。
从上可见，抄本和《全集》本差别较大，其来源当有别。检苏州图书馆另藏有佚名书札、公牍四册，封面题《秦安公牍》、《静泾公牍》、《陇上书札》、《示谕稿》，皆不分卷。行格（12行25字）、笔迹与左宗棠书札抄本皆同，当系一人所为。这四册抄本，不但抄写工整，而且不少公牍的批文都是用纸条别写，粘在公牍之末，应是誊清稿本。《陇上书札》卷前有一简短小序，云：
昔游陇上十有三年，历瘠区，备尝艰瘁，非但簿书鞅掌，案牍劳形，即朋僚书札往还，亦无虚日。幕中并无书记，裁牋赠答，每事躬亲，夙夜不遑，毫为之秃。今就衰朽，老病侵寻，枯坐无聊，重翻旧稿，追怀往事，宛在目前。援择其有关查考者，每年摘录数通，以存梗概。光绪十有七年辛卯嘉平月六六翁志于还读我书之室。
根据书札中的内容，知此人同治八年（1869）曾任秦安县令，光绪元年（1875）升静宁知府。考左宗棠光绪元年奏稿有“秦安县知县程履丰业经升补静宁州知州”[⑧]一语，知此人乃程履丰无疑。
程履丰（1826—？），字宅西，号芑田。婺源人。同治三年（1864）优贡。以秦安知县用，兼西征粮台，深得左宗棠器重。左宗棠称其“素得民心，政声卓著”[⑨]，又说“程履丰之治静宁州，王镇镛之治狄道，皆有声迹”[⑩]。左宗棠另有《致秦安县程履丰》书，讨论请王权主讲兰山书院之事[11]。程履丰公牍中也有不少左宗棠批文（详见下文），因此，抄本左宗棠书札出自程履丰之手，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二
现将抄本中不见于整理本的九通书札作一考释。同治八年（1869）一通：
复定静村将军[12]书
连奉惠缄，敬承伟略遐宣，指挥如意，不胜佩慰之至。缠金、磴口诸逆，尚敢窥伺边隅，琱戈所指，氛祲全销，从兹六纛风清，三边电扫，庆幸奚似！喜协领[13]来，引叩近祉，敬悉购粮一事，仰蒙公忠盛谊，分惠邻疆，无数边氓普叨福荫，俾待罪西陲者，得所藉手以宽咎责，感厥私衷，何可言谕。见在董志贼穴已空，绥德降人大半都旋故土，已饬于各处安插。其稽留绥、延耕垦者，男、妇不过数万，约定秋间襁负言旋。寿卿[14]军门安插事毕，即西进花、定。惟相距千里，势须于中间节节布置递运，以利转输，未能一蹴即至也。弟由乾州移驻泾州，俟穆春翁[15]交送督篆后，始办甘事。现仍一面麾军前进，步步向前，步步顾后，免虞牵掣。所苦者，饷粮转运，艰阻万分，未能一意驰驱，早慰宵旰，是则昼夜皇皇，未能自释者耳。喜协领仍委赴绥德办理寿卿转运，一切仍求指示，俾无疏误，感当如何。六月六日。
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刘松山进攻镇靖堡，董福祥等十万馀众降清，为筹集兵饷及赈抚安插费用，左宗棠于同治八年正月十九日上奏朝廷，请“敕下户部速拨库款银十万两，径解绥远城；敕下绥远城将军安定，速派干员分赴各牛犋定购粮石，相度地理远近，解交副都统金顺[16]，转发成定康[17]”。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已敕户部照办。[18]三月，董志原被清军控制，左宗棠致信刘松山：“渠辈（按：指降清汉民）既思回故土，此时回巢已空，庆阳一带，已可开垦安插，令其各回原籍，耕垦自给，可免两次安插烦费。尊意以为如何？”即此札所说“寿卿军门安插事”。又说：“户部拨银十万，买粮运济。顷得定将军书，已预敕买粮，俟银到即可起运。”[19]则此时户部拨银尚未到，而安定已开始筹集粮食。《全集》本另有《答绥远城定静村将军书》一通，亦此事。又罗正钧《左宗棠年谱》云：“是月（五月）庚寅，公自邠州长武进泾州北路，檄刘松山全军由西北进指定边、花马池，以截宁、灵之贼。”[20]而证之此札，迟至六月六日，刘松山犹在绥德、延川一带，尚未进军。《年谱》“（七月）壬午，刘松山由清涧进军镇靖堡盐茶厅”[21]，亦可证。
同治九年（1870）三通：
复福建船政局德监督克碑书
顷得来缄，具悉安抵马尾工次，潭第清嘉，至为慰意。别后未及一月，忽闻天津之事，殊出意外。贵国教士贤否不一，仆早已虑及或有事端，前此营中亦曾叙及。人无中外，情理一般，与以难堪，必生异患。尝与阁下闲谈时，岂料廿馀日外数千里即有此事耶？来书谓不悦中国者，亦颇议其恃蛮，不知此事可能谓其蛮否？当局或不免为旁人所误，阁下当已深知其不然矣。此间战事极为顺利，飞轮开花炮胡观察[22]解到一尊，甚为精妙，阁下所办当更好也。孱躯近尚健适，承属勿亲小事，足征爱我厚意，感甚感甚。八月十九日。
札中所言“天津之事”，即同治九年（1870）五月发生的“天津教案”。天津民众目睹法国天主教堂的不法行为，激于义愤，焚烧望海楼等多处房屋，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在内的外国人共计二十名。事件发生后，西方列强列舰天津海口，对清廷进行威胁。此时正巧福州船政局副监督德克碑来平凉面见左宗棠，请求离职，左宗棠令其回国代购飞轮砲。教案发生后，左宗棠想到利用德克碑解决纷争，于是上书总理衙门：“令德克碑于代购飞轮砲之便，将津郡近事，告知该国君主及其用事大臣，俾知事由教堂而起，津民激于公愤，曲不在我，或亦解纷之一助”[23]。德克碑也欣然答应，但总理衙门却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左宗棠虽有不满，也只能作罢，即上文所引：“渠（按：即德克碑）当时毅以自任，谓如果藉以此差，必能达其国主，为之禁约。此段弟曾据以达之总署，牍缄并未提及，大约别有包揽之人。渠昨信来，犹申前请，弟未便再着议论，兹仍以采购飞轮砲事委之，未提及前话也。”
致黄子穆太守书
得来书，具知近状平善，甚慰怀想。津门之事，曲不在我，廷议宽大，所以曲体而代为昭雪者，无微弗至，闻彼族亦心折矣。所论各情，甚为透澈，陆战固有把握，即水战亦不似从前茫然。且天下事不能专论利钝，纵使有钝无利，亦断无頫首受人欺侮之理也。尊议三条，尚多未尽，且多为筹策待之。德克碑书来，询及关防一事，已篆模式交夏观察刊发矣。德君前在营时，谈及教士所为，亦代为不平，毅然有归国直陈之请，足见其明白诚恳。甫一月，即有津郡之事。昨书亦云须加意设法，妥为调剂，从中报效，具佩荩忱。惟弟官关陇，于此事了无干涉，未便插手，便中希为道意。又飞轮砲精巧灵便，洵为利器，惟于攻坚及出行队不甚相宜，请属其少买此种。遇有别样军火适用者，多为置办可也。文书上未便道破，乞转致之。金积共计堡寨五百有馀，经诸君叠次攻打，衹剩三十馀堡。贼极穷蹙，不久必可了事。此关一开，或易了耳。
此札抄本未署具体日期，从排列次序及事实来看，当在八月底、九月初。“天津教案”的最终处理，是曾国藩在法国人的要求下处死为首杀人的天津民众18人，流放25人，赔款白银46万两，并派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对于这个结果，左宗棠虽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矣。”[24]但事实上，对朝廷这种所谓的“宽大”处理，他非常不满：“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憾？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25]他致信沈葆桢又说：“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慑，恂可忧也。”[26]早在事件发生之初，左宗棠就主张以强硬的姿态处理此事，他上总理衙门书云：“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行，徐去其逼，未可以仓卒不知谁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27]正与此札所说“陆战固有把握，即水战亦不似从前茫然，且天下事不能专论利钝，纵使有钝无利，亦断无頫首受人欺侮之理也”相一致。
唁沈幼丹[28]中丞书
顷接闽牍，惊悉太翁年丈大人弃养之耗，悲駴无似，遥维礼次衰毁，馀形骨立，曷任凄惶。惟是太翁名业夙隆，朝野钦挹，荣哀并至，无复有加，阁下辞官归侍，已历数年，朝盘暮羞，备极敬养，思虽不匮，灭性匪宜，伏望顺变节哀，为先灵自重也。飞轮创始，公总其成，时政之要，莫最于此。岛国恒视兹举成毁，以为轻重。今幸为之，已见端绪，非公力肩其成，曷其有济？局干非居官可比，备御与临戎何异，矧冲圣未亲政之先，岛族方睨眎之际，攸关何巨乎！朝命敦慰有加，勿过执常制，以孤中外之望也。兹呈祭文四幅，遥申哀悃。边塞遥远，不能备礼，身羁戎索，弗预执绋，至为歉仄。临纸凄然，敬以为唁，希代陈灵右。不宣。闰十月初四日。
沈葆桢父亲沈廷枫（1787—1870），字兼三，号丹林。道光举人。卒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十二日。十月，上谕：“惟船政紧要，未便遽易生手，且非有地方之责，沈葆桢守制在籍，亦非出宦在外可比。即著文煜、英桂传知沈葆桢，于守制百日后，仍将船政事务照常经理，毋得固辞。”[29]左宗棠也以为“当事疏恳慰留船政，想幼丹亦不能过执常制也。”该唁函也是陈述船政利害，劝说沈葆桢要以大局为重，不宜遵照常制。但沈葆桢并没有照办，同年十二月，即呈文坚辞“夺情任事”，船政事务改由夏献纶经理。
同治十年（1871）五通：
致浙江杨石泉[30]中丞书
前一缄奉寄，想已达览。现正进规河、湟，而采运艰阻万分，竟至停兵以待。又适值周寿珊[31]一病不起，甘南诸军各怀观望，呼索尤频，不得已仍函托胡雪岩勉筹，代借华商银六十万两，认给息金，以济目前之急。顷闻前在浙时，奏勒富绅杨坊捐赈米五万石一款，杨坊死后，因抚异姓子为其后，所控经宁绍台方观察断，令捐输甘饷三十万，已先允捐十万，而绅士陈正鑰[32]从中把持，与杨有瓜葛，弟曾保其江苏直隶州。致其馀不肯认捐，殊出意外。谨以公牍奉答台端，伏希饬方观察代为鼎力一办。并札饬陈绅剀切劝谕杨坊家属，限令迅速清缴，以济急需。将来收到若干，即作浙省积欠甘饷画抵可也，万望留意。杨坊不义而富，身后无子，留此厚赀，足供旁人觊觎。吴子隽竟入馆选，闻之欣然，此固浙中佳士，弟方盼其来秦作官，不意其玉堂天上矣。六月二十三日。
左宗棠令胡雪岩向华商借款一事，也见于其奏稿：“金积底定，进规河湟，甘肃局势虽有转机，而臣忧虑方深，正以协饷不时至，臣军出款日增，入款渐减，必将有不能敷衍点缀之势。不得已，饬上海采运局向华商筹借银六十万，约以各省协饷到上海时，分期扣还。复刊行印票搭发各处粮价，定期四十日、六十日持票取银，聊资周转。”[33]杨坊，字憩棠，浙江鄞县人。家富巨资，曾捐苏松太道员，镇压过上海小刀会起义，又联合女婿华尔洋枪队绞杀过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被清廷革职。所称“赈米五万石”一事，发生在同治二年。左宗棠时任浙江巡抚，两人早有积怨。左宗棠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写道：“伏查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此次因浙省奇荒，谕令捐米五万石赈恤灾民，竟敢藐抗不遵，委催罔应。既已因奸致富，又复为富不仁。”他正要去查办时，杨坊却来禀，说认捐银一万两。这让左宗棠更为恼怒：“臣所派米五万石，而该员捐银一万两，以米准银，仅及三十分之一，不过欲借浙捐为名，希图诿卸，居心尤为狡诈。”[34]并奏请朝廷追缴严办。这次则是以甘饷为由，再次勒捐，并请杨昌浚督办。据左宗棠同治十三年《遵旨开单报销折》，“自同治十年十月起至十一年三月止，共解到已革道员杨坊之子三品衔候选郎中杨宝镕捐军饷银十六万九千二百三十五两”[35]，催缴效果显著。左宗棠也表示满意，并再次致信杨昌濬：“弟原以该故道为富不仁，故勒令报捐甘饷三十万两，以惩贪鄙。兹准来示，其子杨宝镕已于前捐十万之外再捐七万，而于地方善举复捐五万元之多，亦足以赎前愆，其事可以止矣。”[36]
致胡雪岩观察书
自筹借之款陆续解到，始能放手作事。移节安定后，渡洮奋击，连夺康家崖、七甲集、三甲集、铁门关等隘要，进捣大东乡、太子寺，以规河、湟，群贼胆落，倾诚求抚，自当分别办理，以求百年之安，非阁下鼎力助我，何能臻此？朝允褒封，固其宜矣。嗣领事勒赫[37]代递布兹商人求售火器，已覆知开单送阁下，挑验合用者数种解营，其价即由尊处拨兑，大约数千金以内在所不惜也。德克碑信来，在其国曾发议论，具见诚恳。总署意在收回传教一款，以免轇轕，自是正办，未知彼能恪遵否？吴子隽馆选归来，喜出望外，弟拟赠两百金为其助喜，请由尊处兑拨。将来散馆北行，如弟尚未退，当再为谋之。十一月初三日。
札中所言“褒封”一事，也见于左宗棠九月九日奏折：“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设局上海，购运西洋军火枪炮，转运东南协饷，每遇军用艰巨，饷需缺乏之时，不待臣函牍相商，必设法筹解，以维大局……该员前已捐请从一品封典，请旨赏给正一品封典，以昭激劝。”[38]左宗棠对吴观礼极为器重，在福建“嘉应事毕返闽，归途治漳、泉、龙岩积匪，整饬吏事，均资其筹策”；在陕西，“短衣匹马，辄居臣前，时或并辔徐行，与商战略，传宣进止，臣深赖之”[39]。光绪四年（1878），吴观礼卒。次年，左宗棠上《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恳宣付史馆折》，矜其志节，以存其人。
致福建船政局提调夏筱涛观察书
屡接手书，知船局日见精进，学生课试一等为多，人才萃集，美不胜收。吾中国收海之利，去海之害，为古今辟此奇局，喜何可言！阁下精心运筹，虚心集益，成此伟举，知与不知，皆共赞叹。尤复一力肩承，不肯见异而迁，终弟未竟之志，私衷感幸，又何如也。日监督[40]始终尽心，又能和众，与鄙人去闽之日无殊，当薄致区区，以示眷念之意。一等学生亦思有以奖之，试为我筹，应如何而可，此间荒俭异常，无可持赠也。子穆及贝游击为我制棉衣千袭，三军之士挟纩同欢，欲有以报之，亦搜索未得。六十之辰，上荷天庥，诸知好以屏幛见惠者，勉为拜登，其馀未敢领受。见子孝威[41]西来省视，已住营数月，志趣幸颇不劣，聊为慰心。战状诸顺，惟师行愈远，饷馈愈艰，无可设想。近颇拟轮船局销淮盐，未知可行否，已与雪岩商之矣。十一月二十九日。
沈葆桢丁忧，夏献纶代理船政大臣，成效颇著。考左宗棠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奏稿有：“据夏献纶禀，各厂匠作踊跃精进，西洋师匠所能者均已能之。而艺局学徒一百四十馀名，既通英、法语言文字，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臣前据闽局函报，天文、算学、画图、管轮、驾驶诸艺童，有学得七八分者，有学得五六分者，屡请英、法教师考校，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次亦三四十名，将来进诣尚未可量。”[42]当即此函“学生课试一等为多，人才萃美”之事。用闽船运淮盐，是左宗棠的一项重要主张。他多次致信胡雪岩讨论此事：“若以官造轮船运销官盐，还课额于淮，销之淮岸，于官无损，民间食盐每斤七八十钱，至贱亦须五六十钱，若用轮船载运，成本顿减，销价自低，于民为便。各省关应协陕甘军饷，积欠多至一千三百馀万，若以闽造轮船运淮盐，销淮岸，将来所得赢馀，亦可抵偿欠款，于各省无所损，而于陇款不至竟无归着。”[43]他给黄维煊的书信中也提到此事。但由于涉及各方利益，一直未能实行。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再次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申这一主张：“以新成轮船装运淮盐，屯集湖口、汉口，听各地商贩分运行销各口岸为是。顾仪征为捆掣总要，江西湖口、湖北汉口为囤盐总要，始事经费非各省筹措不可，而纳课行销，仍遵两淮现章，丝毫于淮无损，于闽厂修船、养船有益。”[44]李鸿章最初认为不可行，“左帅饷盐之议，未知其详；若运淮盐，必无成议。淮盐岁销无几，滞在销而不急在运耳。”[45]然思量再三，他还是认为：“该局轮船得此大宗贸易，即以装运水脚筹添商局租船资本，长江各码头均可跕住，既不尽夺民船之利，又可渐分洋商之利，局势较为扩充，利源亦可渐裕。”[46]并请两江总督李宗羲与盛宣怀等商榷。李宗羲得信后，以轮船运盐窒碍甚多为借口，予以拒绝[47]。此事遂寝议。
致江西刘岘庄[48]中丞书
久不奉书，实缘军事纷纭，日不暇给，想至好有以亮之。江西比岁安谧，吏饬民諴，歌诵之声不绝于口，且佩且羡。陇事艰阻万状，无事不须仰给友邦求，如阁下之公忠体国，不待征求源源而至者，实不数觏，感仰奚如！见规河、湟，渡洮奋击，兵气甚扬，惟千里馈粮，时虞不给，每用廪廪。用兵西北，自古称难，然不亲履其地，犹不知千里无烟、八月飞雪，果何等语也。衰病之躯，本思早避贤路，惟猝易生手，虽才力百倍，亦苦无从着手。身受恩知，不能不婆娑以俟，此等苦心，未敢为外人道耳。黄学博保札行知，希即照入转交是荷。十二月初四日。
据《穆宗实录》记载，江西岁拨陕甘协饷为每月两万两，年二十四万两。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曾奏请添拨，着刘坤一每月再添拨四万两，年添拨四十八万两[49]。其馀各省根据经济条件，多寡不一。陕甘协饷，虽然朝廷一再督缴，但各省积欠非常严重。据左宗棠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所上奏折，各省积欠竟达一千二百万两之多，只江西和闽海关两处没有拖欠[50]。也足证此札“如阁下之公忠体国，不待征求源源而至者，实不数觏，感仰奚如”并非虚言。
致陕西翁玉甫[51]中丞书
昨缄奉贺荣禧，计邀伟照。迩际吉座允升，祥光普护，修旧政而播新猷，知河润九里，陇上亦被馀庥，不独三秦人民永其讴颂已也。何梅枵（楫）一案，伯文[52]廉访于璞翁[53]殂谢、阁下履新交替纷纭之际，竟敢擅作主张，特行翻异，鄙怀实不谓然，已于牍尾批复，并咨达冰案矣。现在凤翔李守[54]已经到任，何革令行为当悉梗概，请即发交覆审，以成信谳。趁当未出奏，可以转圜，倘李守仍模棱其间，是非不能自主，弟当据实直陈也。十二月十六日。
何梅楫一案，左宗棠在给继翁同爵出任陕西巡抚的谭钟麟一信中也提到此事，但语焉不详：“尚有一鲁学浩者，狡而贪，玉甫为其所误。弟曾致书璞山中丞言其不可，玉甫推而远之，仍令其署缺。至何梅楫一案，尤出意外，阅卷当悉。”[55]而《穆宗实录》却有比较清楚的记载，事在同治八年（1869）：“陕西盩厔县知县何梅楫，经刘典派委兼办该县厘务，辄敢擅用小票就哑柏镇一处厘卡抽解，数目已大相悬殊。且该员勒派商户津贴衙门用费，并于生辰索取里民公送寿礼，实属贪鄙无耻。何梅楫着即行革职，由该署抚、督同司道逐款严讯，按律惩办，以儆官邪。”[56]何梅楫本是一个贪官，而英奎却趁蒋志章病死、翁同爵继任之时为何梅楫翻案，因此左宗棠多次致信陕抚，让其尽快覆审，以成定谳。
三
又，整理本收左宗棠批札794件，其中31件是《全集》本没有的。程履丰公牍中也录有左宗棠十几件批札，有些见于整理本，如《秦安县程令履丰禀捐粮抽厘百姓罢市由》等，绝大部分不见于整理本。现将这些批札抄录释读于下。
爵督宪批：据禀地方情形已悉。至流差滥传，候行周翼长并鞏秦阶道通饬禁止。该令嗣后遇有地方公事，应即并禀翼长并本道，方合体制。另单采办事宜，系指静宁苏牧禀内所言小麦、黄米、小米、豌豆而言。其时缮书漏未抄发原禀，兹照抄补发，仰即查明所禀是否相符。已据周翼长申报，秦安等处采买，派易守履泰总理，已否委员到县。该令自当竭力会办，以裕军储，毋负委任。缴。
这是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二十九日程履丰《禀地方大概情形另单请示领银采买由》批文。程履丰于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秦安接知县事，并具禀地方情形。“流差滥传”，即程履丰所禀“上下站于往来流差仍复给溜单，以致各差到境大肆哓舌”之事。又据程履丰禀，本月二十五日虽接到采买籽种的批饬，但采购何物、采购多少、几时运交、交往何处，都没有明言，加上其时已届岁末，采买银两亦无着落，如何操办才能不耽误军需，因特请左宗棠给札批示。左宗棠一一作了答复。周翼长，即周开锡。
爵督宪批：据禀已悉。吴令现已撤任，姑候周翼长就近察访，随时禀闻。除分行周翼长、鞏秦阶道外，仰即知照。缴。
这是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二十九日程履丰《禀明遵札查前吴令莹暨贡生张龄镜各款由》批文。吴莹，桐城人。监生。同治元年任灵台知县，被诬“庇回灭汉”被清廷革职。四年复职。八年六月，改秦安知县，又被诬暗通马正和[57]。左宗棠因此授意吴莹继任程履丰暗中调查，并据实上报。经程履丰查，“自该令到任迄今半年，贼匪并未揽入县境”，而“马正和攻破秦安东关，吴令遣人与该逆讲和，送银两千两”，纯属子虚乌有。乡绅张龄镜，则被诬把持公事，经查亦无凭据。但左宗棠仍不放心，仍请周开锡等“就近察访”。
九年二月二十日奉爵督宪批：硝河城难民携眷到马家堡，李德昌[58]应先期禀请核示。该县三十日奇营运粮驼骡被劫，初一日张家坡庄肆掠回众，及静属霍、李家庄，庄浪属之徐家城劫掠各案，是否即系此股。仰一并查明，禀请周翼长核办。缴。
原禀未见，据程履丰《申报难回安插地方并户口数目请发给良民牌由》所载，本年二月初一日，静宁邪头庄、秦安梁山等处回族难民从硝河城携带家眷南下，一部分安插在清水县，一部分安插在秦安县陇城镇以北崔家湾。恰巧沿途发生一系列回民劫掠事件，左宗棠遂请程履丰查明是不是这批难民所为。经查，劫掠者来自景家寺，经周开锡派队剿捕，早已远遁。
爵督宪批：览禀欣慰。该令悃愊无华，诚求自可感应。近从甘南来者，亦称该令安静无害，殊可喜也。龙王庙额容书就邮寄。缴。六月初四。
这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日程履丰《禀祷雨获应求书匾额酬神由》批文。本年入夏以后，秦安降雨稀少，影响播种。程履丰往县东十里龙湫求雨，果获甘霖，遂请左宗棠书“霖雨苍生”四字匾额悬挂龙王庙，以答神庥。左宗棠欣然应允。
爵督宪批：该令官声尚好，幸勉力为之。马匹尽可不缴。既已缴还，亦毋庸议。缴。十一月十九。
这是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二十日程履丰《禀缴还马匹由》批文。程履丰赴任时，左宗棠曾借其黑马一匹，因公事需要，一直未还。此月程履丰自己买马一匹，故将原马缴还。
爵督宪左批：据禀秦安城内坐厘暂难抽收，自系实在情形，候饬翼长饬秦州税厘总局将秦安坐厘停止。缴。
这是同治十年（1871）二月初六程履丰《禀坐贾艰难情形应否抽厘请示核夺由》批文。同治九年十一月，因军饷吃紧，左宗棠札发了新的甘捐章程，秦安县需捐粮八十万，此外还要捐办牙帖、抽取坐贾厘金。但秦安历经兵燹后，城市荒凉，百业不兴。“市廛间无当铺、无银楼、无紬缎庄、无洋货店、无槽坊、无酱园纸札、无行栈药材、无山珍海错”，即使有一二贸易者，也是零星门市，货源都是赊账得来，如果要抽取厘金，无疑让这些商贾的生活雪上加霜。因此章程一出，商民罢市两月。程履丰苦口婆心，劝说无用，只能提请离职。罢市之初，左宗棠非常恼怒，态度强硬，说：“秦安百姓数年来困于逆回、土匪，官兵到境，尚能踊跃输粮。今则土匪殄灭，回逆不扰，四境安帖，本年秋收颇稔，仍敢罢市抗粮，天良何在！”[59]仍令程履丰晓谕劝说。但商民紧闭铺门，甚至下乡归农，抗传不到，导致“牙行延不领帖，采运粮料无处更换银钱，万分掣肘”，程履丰担心再催缴下去会“激成事端”，遂再次禀请左宗棠取消厘金，左宗棠只得作罢，并作此批示。
爵督宪批：据禀冯家堡并无杀害回民之事，似尚可信。已饬抄录来禀，行知清水县传谕李德昌询明是否有说，据实呈覆核示，以服人心。回性善诈多疑，驭之道，总要虚公无成见，一切持平办理，自可怗服。至称李军功欲招回回民，恐汉民有隙，怨词流露，殆不尽然。盖回民即归，无迁汉民以居之之理。李军功非糊涂，路数当不出此。缴。
这是同治十年（1871）二月二十日程履丰《禀覆冯家堡汉民并无屡杀回民情事恳恩察核由》批文。缘由是左宗棠接到李德昌的报告，说冯家堡附近汉民屡次杀害回民，因此责令程履丰详查。程履丰经过调查，认为被杀回民多是当地土匪所为，跟冯家堡汉民无关。并说：“李军功欲将硝河城安插回民招回故土，又恐汉回积有宿隙，难以相安，故怨词不觉流露耳。”左宗棠的批示不免有袒护汉民之嫌，他在给夏献纶的书信中就说道：“回则习俗既殊，形貌又别，汉民与之构衅既深，见则必杀。良回虑解散后，无策自全；匪回则以此劫持其党，得以自固。其人柔则狡诈，刚则桀骜，知畏威，不知怀德，性与人殊。若图导引善机，广开生路，非需以时日，俟其生路断绝，逆志潜消不可。若草草为之，抚不能久也。”[60]可与此条相参看。
爵督宪批：翼长恳挚公忠，自从征陇上以来，筹饷筹兵，整顿地方，不辞劳瘁，不避嫌怨。因而甘南军事、吏事渐有起色。正幸金积蒇事，大兵西来，可与共图河州，肃清腹地，不意忧劳抑郁，遽染沉疴。昨得傅提督[61]等禀报，知病势增剧，正派员赍药前往视疾，今午忽得傅提督等禀报，据称已于月之十五日溘逝。闻报之馀，恸悼何极！缴。
这是同治十年（1871）五月十一日程履丰《禀明周翼长病势沉重医药罔效由》批文。周开锡之死，虽是染病，但与上年十二月范铭部叛乱有关，即批文所谓“忧劳抑郁”。范铭部，当地人称黑头勇，士兵多为河州、狄道土著民人。与别军不同，该军人员冗杂，妇女家属皆随军杂处，往往浮冒口粮，因此左宗棠特令其精简兵士，其馀安插垦荒，并委周开锡前往办理。周开锡到营后，令范铭分营，并将其一部分军队调往巩昌，范铭部下不服，因此哗变。言者归罪周开锡，说“周开锡总南路诸军，既不能御外务，又激变范铭之勇，致长贼焰”，虽左宗棠为其向朝廷开脱，但周开锡郁郁不欢，并请告归[62]。不久，周开锡发病，因程履丰精通医学，遂前往诊治。四月底，周开锡病情加剧，五月中旬，遂不治。
爵阁督宪左批：据禀请添拨车骡驻会宁县属青家驿协运，并酌拟该州里车局章程均悉。查该州差车迳送会宁，会宁接送安定，遵办已久。且上下站运送程途相仿，并无偏累。若此时该牧以运送会宁为艰，请于青家驿设车接替，则会宁亦有所藉口请於西鞏驿设车替运，彼此推延，反致贻误要差。仰仍照旧运送，毋准藉词，玩误干咎。禀呈所拟里车局章程尚属详尽，准即照办，通详备案。惟设局以后，益督饬局绅随时随事加意稽察，以杜弊窦。该州收取照费，应循照旧章办理，以归画一。缴，单存。
这是光绪元年（1875）八月十二日程履丰《禀到任后审查地方大概情形由》批文。本年程履丰升任静宁知府，到任后向左宗棠禀告地方情形。程履丰以为，西征转运，静宁送之会宁要五日日程，而会宁送至安定只要二日日程，于静宁不公，故禀请左宗棠饬令会宁县在靠近静宁的青家驿设车来接，左宗棠予以拒绝。
爵阁督宪左批：该州抽取落地厘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千文，又无厘票，徒资书吏、营兵诈索，应即裁撤，仰即遵照。缴。
这是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一日程履丰《禀请裁撤州城落地厘金由》批文。静宁州旧有落地厘金一项，商人出售货钱一串，抽厘二十文。这本是战时临时筹饷的办法，后竟成为常规。程履丰到任后，静宁已经安定。但由于抽厘没有凭据，书吏、营兵随意勒索，商人都不肯来州贩卖，州内物价腾贵，故程履丰禀请裁撤，以便获利流通。
爵阁督宪左批：该州嗣后遇饷过境，遵照传牌注载斤重，拨车外备押运差弁坐车一辆，馀不滥应，自是正办。驻陕军需局差弁王凤岐，既经交与回陕差弁徐立功带同回局，而从前殴伤之车夫，现已调养就痊，故从宽置议完案，并候沈道[63]知照。缴。
这是光绪二年（1876）六月十日程履丰《禀覆驻陕局押送到王差弁卑州未敢收审早经回局由》批文。所禀乃是驻陕军需局差弁王凤岐在解差回陕之时，打伤静宁车夫一事，静宁州不敢收审，仍交还驻陕军需局处理，并上报左宗棠。
爵督宪批：据禀该州虽未行认赈章程，而人心颇厚，外来饥民除佣工、小贩自食其力外，或给以钱，或给以粮。该州及郑参将[64]并于冬间捐发棉衣，年尾年头又为给食。然任其乞讨，施者易厌，而乞者所得，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必不能均平如一，终欠周妥。现在书捐已有成数，仰速催清缴，一面查明老弱无业饥民口数，按期赈以钱米，以藉存活，而待资遣。缴。
这是光绪四年（1878）（具体时间不详，批札在三月二十七日）程履丰《禀劝赈捐赈情形由》批文。本年正月初四，程履丰接到左宗棠颁发的认赈章程，遂组织各地乡绅捐资赈灾。但事经两月，应者寥寥。这些乡绅以设局赈济，钱款不敷，不如让难民散处乞讨全活为多为藉口，不愿认捐。左宗棠勒令程履丰继续催缴，并查清饥民数量。四月初一日，静宁州遵照执行，老弱妇女无生业者，登记入册，给以腰牌，并赈以钱米。
[①]夏献纶（1837—1879），字黼臣，号筱涛。江西新建人。以国学生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咸丰十一年（1861），从左宗棠镇压太平军。以收复湖州府县叙功，升道台。同治三年（1864），随左宗棠入闽。同治九年，任福州船政局提调。沈葆桢丁忧期间，代理船政大臣。后署福建布政使等职。
[②]德克碑（1831—1875），法国人。同治元年（1862），与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组织“常捷军”，镇压太平军。勒伯勒东死后，继任“常捷军”统领，协助清廷攻占绍兴、杭州、湖州等地，官至浙江总兵，授提督衔。福州船政局建成后，任副监督。因与监督日意格不协，同治九年（1870），往甘肃面见左宗棠，要求调离船政局，左宗棠准其回国代办军火。
[③]黄维煊（1828—1873），字子穆，号洁如。宁波鄞县人。因军功累官至福建同知。福建船政局创立，亲历沿海实测沙礁水势，撰《沿海图说》，并作《福州船政局厂告成记》。同治六年（1867），任福州船政局委员。黄氏熟悉洋情，精通西法，著有《洋务管见》等书。
[④]左澄，字癸叟。湖南湘阴人。宗植子，宗棠侄。胡林翼妹婿。
[⑤]高卿培（1815—1880），字滋园。安徽贵池人。道光十三年（1833）入赀为县尉。因抵御太平军有功，以知县用，擢知府。同治三年（1864），任浙江盐运使。
[⑥]吴观礼（？—1878），字子隽，号圭盦。浙江仁和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同治三年（1864）入左宗棠幕，深得器重。后随左宗棠赴陕镇压捻军、回军，以功授布政使、陕西候补道道员。因眼病留西安，旋中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工诗，著有《圭盦文集》、《圭盦诗录》等。
[⑦]此札抄本亦无撰写日期。
[⑧]《委员署理知县片》，《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231页。
[⑨]《汇陈变通升补直隶州知州等缺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21页。
[⑩]《答杨石泉》，《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450页。
[11]《致秦安县程履丰》，《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89页。
[12]定安，字静村，叶赫拉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同治七年（1868），任绥远城将军。光绪六年（1880），署黑龙江将军。后因病休致。十四年，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一年乞休。
[13]指喜昌。喜昌（？—1891），字桂亭，葛济勒氏。满洲镶红旗人。从军西征捻军，累升至副都统。光绪中，先后出任西宁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等。
[14]刘松山（1883—1870），字寿卿。湘阴人。清军将领，先后隶湘军王鑫、张运兰部。同治四年（1865），随曾国藩北上攻打捻军，追击入陕。七年，随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九年，督攻马五寨，中炮死。
[15]穆图善（？—1886），字春岩，那拉塔氏，满洲镶黄旗人。出身行伍，同治元年（1862）随多隆阿入陕。三年，授钦差大臣、荆州将军。次年调任宁夏将军，主持甘肃军务。六年，擢陕甘总督。因屡败于农民起义军，所部甘军改由左宗棠节制。光绪五年（1879），改任福州将军。
[16]金顺（1832—1886），字和甫，姓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同治三年（1864），因战功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五年，调宁夏副都统。因破回有功，赏穿黄马褂。后随左宗棠入新疆，平阿古柏之乱。调伊犁将军，驻守伊犁。
[17]成定康（？—1878），字涤泉，湖南宁乡人。咸丰十年（1860）入左宗棠幕。左宗棠入陕，领成信军，兼署绥德知州。光绪元年（1875），授甘肃按察使。
[18]《请勅部拨饷采买粮石片》，《左宗棠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6年，第15-17页。
[19]《答刘寿卿》，《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150页。
[20]（清）罗正钧撰，朱悦、朱子南校点：《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180页。
[21]（清）罗正钧撰，朱悦、朱子南校点：《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183页。
[22]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著名徽商。曾助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同治五年（1866），协助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经理钱款局务。左宗棠入陕，担任上海转运局委员，在沪办理西征军需。因功赏穿黄马褂。左宗棠死后，家产被抄，忧惧而卒。
[23]《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197-200页。
[24]《与夏小涛》，《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203页。
[25]《答夏小涛》，《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213页。
[26]《答沈幼丹中丞》，《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204页。
[27]《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199页。
[28]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则徐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因在江西多次打退太平军的进攻，被委任为江西巡抚。后因母忧去职。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特上疏请沈葆桢接替自己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接事后，制造船只、建设学堂，卓有成效。九年十月，沈葆桢因父忧离职。十三年，以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开化台湾。
[29]《穆宗实录》卷二九二，《清实录》（第五十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7页。
[30]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上疏朝廷，保其为浙江布政使。八年，升浙江巡抚。后升任福建总督、陕甘总督等职。
[31]周开锡（1826—1871），字受山，一作寿珊。湖南益阳人。咸丰四年（1854），入胡林翼幕。征战太平军有功，授知府。十一年，从左宗棠入浙。同治三年（1864），署福建布政使。左宗棠改督陕甘，为运军粮至西北，奉旨总统陕甘南路诸军。九年，移军秦州，兼筹甘肃中北两路饷务。十年，卒于军。
[32]陈正鑰（1817—1878），字鱼门，号仰楼。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清廷攻打太平军时，以士绅累主府局。以功累擢知府，加三品衔。
[33]《饷源中竭恳迅催协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96年，第119页。
[34]《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96年，第243-244页。
[35]《遵旨开单报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2页。
[36]《复浙江抚台杨昌濬》，《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39-140页。
[37]嗣勒赫（E.H.Slaghek），荷兰驻上海首任领事。同治十二年（1873）到任，兼管长江各口及宁波事务。
[38]《请奖办理西征粮饷各员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96年，第125页。
[39]《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恳宣付史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306页。
[40]日意格（1835—1886），法国人。咸丰六年（1856），参加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十一年，任宁波税务司。后任“常捷军”副班领，镇压太平军。福州船政局成立后，任监督。
[41]左孝威，字子重，湘阴人。左宗棠长子。举人。荫主事。工篆刻。
[42]《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96年，第231页。
[43]《答胡雪岩》，《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255页。
[44]《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417页。
[45]《复船政大臣沈幼丹中丞》，《李鸿章全集》（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25页。
[46]《致两江制台李》，《李鸿章全集》（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37页。
[47]李宗羲（1818—1884），字雨亭，四川开县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以知县用。太平军攻打安徽，协助曾国藩管理军务。升山西巡抚。同治十二年（1873），任两江总督。李宗羲认为轮船运盐有四大弊端：一增加费用；二无仓堆储；三船户生变；四洋人效仿。详见《复李爵相轮船不可装盐》，载《淮鹾驳案类编》卷六，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62-163页。
[48]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以团练起家。随刘长佑征战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咸丰十一年（1861），败石达开于广东融县，一战成名。授广东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同治四年（1865），擢江西巡抚。光绪元年（1875），升两广总督。五年，调两江总督。
[49]《穆宗实录》卷二五二，《清实录》（第五十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09-511页。按：刘坤一此年八月有《覆陈滇省月饷无款可筹请饬改拨折》，仍称江西陕甘协饷为每年二十四万两，则四十八万两或为临时添拨。
[50]《饷源中竭恳迅催协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96年，第119页。
[51]翁同爵（1814—1877），字玉甫，江苏常熟人。翁同龢兄。以父荫授官。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继蒋志章出任陕西巡抚，十二月，因丁忧免职。
[52]英奎（？—1879），字伯文。汉军镶黄旗人。同治五年（1866）任陕西按察使。十二年，召入京。光绪四年（1878），任库伦办事大臣。
[53]蒋志章（1813—1871），字璞山，又字恪卿。江西铅山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同治八年（1869），任陕西巡抚。卒于任。
[54]李慎，字勤伯，号柏孙。铁岭人。隶汉军旗。咸丰三年（1853）进士。同治六年（1867），任凤翔知府。十二年，改任西安。后官至陕西布政使、西宁办事大臣。
[55]《答护陕抚谭文卿中丞》，《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300页。
[56]《穆宗实录》卷二七〇，《清实录》（第五十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53页。
[57]马正和（？—1870），陕西西安人。回族。同治元年（1862）起义，多次击败清军。后转战陕甘宁一带，为四大营首领之一。九年，围攻预旺城，阵亡。
[58]李德昌（1827—1896），一作德仓。甘肃清水人。同治元年（1862）发动农民起义。八年，被左宗棠招抚。就抚后，在各处招抚农民起义军，安插难民，被清廷勅封为武翼都尉。
[59]《秦安县程令履丰禀捐粮抽厘百姓罢市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96年，第232-233页。
[60]《答夏小涛观察》，《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192页。
[61]傅先宗（？—1872），字堃廷，湖北江夏人。同治七年（1868）以记名总督任凉州镇总兵。十一年河州之役，战死。
[62]（清）罗正钧撰，朱悦、朱子南校点：《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217-218页。
[63]沈应奎（1821—1825），字吉田，浙江平湖人。附贡生。初官归安训导。咸丰间，授知县。左宗棠重其才，奏以同知留福建待缺，权泉州知府。左宗棠入陕甘，任驻陕军需局员。升陕西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台湾布政使。
[64]郑连拔，字炳南，湖南邵阳人。静宁营参将。后任镇海营副将，升西宁镇总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17年第6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卿朝晖老师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