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显斌
孙显斌（1975— ），黑龙江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文献数字化及科学技术史。整理有《王祯农书》《物理小识》等。
摘 要：《汉书》写本的各异形态展示出其在写本时代的缤纷面貌，分析其文本面貌与传世刻本的区别，揭示出古书在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流传过程中文本面貌由纷繁逐渐趋同的一般趋势，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印刷术。
关键词：《汉书》；写本；印刷术；颜师古
众所周知，古书的形态面貌由古书的载体、记录的文字以及记录方式所决定，实际上，这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同样深刻影响着古书的文本面貌，而古书的文本面貌最终呈现其内容。这一启示来源于对《汉书》文本面貌的研究，在对比《汉书》传世刻本与现存写本的文本差异后，笔者发现，写本所呈现出的纷繁面貌，到了刻本时代逐渐趋同，虽然差异仍然存在。
传世的《汉书》刻本几乎清一色是颜师古注本，这来源于宋代以来对《汉书》的传刻，当时颜注本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其文本面貌可参考中华书局标点整理本。[[1]]而宋以前的写本甚为罕见，只有敦煌吐鲁番写本残卷共十二件，另外已知日本藏写本残卷六件。这些写本抄写于印刷术产生之前，或者其来源为古写本，与来源于刻本的抄本不同，它们为我们展现了《汉书》在写本时代的面貌与流传情况。为讨论方便，将已知《汉书》写本的情况罗列下表1、2：
表1 《汉书》写本存世情况汇总表
出处 | 卷次 | 情况说明 | 出版情况 |
法藏P.3557、3669 | 卷二十三刑法志 | 残卷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第25册262-263页、第26册278-279页 |
俄藏дх．3131 | 卷二十六天文志 | 残叶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3]]第10册192页 |
法藏P.5009 | 卷三十一项籍传 | 残叶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13页 |
法藏P.2973A | 卷三十九萧何曹参、卷四十张良传 | 节选本残卷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293-294页 |
德藏Ch.938、大谷文书 | 卷四十张良传 | 残叶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第1期载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 |
法藏P.2485 | 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 残卷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4册267-268页 |
英藏S.2053 | 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 残卷 |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4]]第3册212-217页 |
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 | 卷八十一匡衡张禹孔光传 | 残卷 | 《敦煌石室碎金》，东方学会，1925年。 |
英藏S.20 | 卷八十一匡衡传 | 残叶 |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17页 |
英藏S.10591 | 卷八十二王商史丹傅喜传 | 只存尾题 |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3册70页 |
法藏P.2513 | 卷九十九王莽传 | 残卷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40-41页 |
石山寺藏（滋贺）1 | 卷一高帝纪 | 《汉书》 东京古典保存会影印“古典保存会复制书”2册之第一、二册 1941年 | |
石山寺藏（滋贺）2 | 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 《汉书》 东京古典保存会影印“古典保存会复制书”2册之第二册 1941年 | |
真褔寺宝生院藏（爱知）1 | 卷二十四食货志 | 《古逸丛书》第十一种 东京古典保存会影印 “古典保存会复制书”1册 1928年 | |
真褔寺宝生院藏（爱知）2 | 卷二十八地理志 | 未见 | |
大明王院藏（和歌山） | 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 未见 | |
不忍文库藏 | 卷四十二申屠嘉传 | 附于《古逸丛书》第十一种 | |
景西宫武居氏藏 | 卷八十七扬雄传 |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钞本第2集 1935年 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 1981年 |
表2 《汉书》写本面貌情况汇总表[1]
编号 | 卷情况 | 注本情况 | 抄写时代 | 内容完整与行款 |
法藏P.2973B | 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卷四十《张良传》 | 蔡谟注本 | 唐高宗以前 | 节抄本，行三十二字左右 |
英藏S.2053 英藏S.20 | 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卷八十一《匡衡传》 | 蔡谟注本 | 唐高祖至太宗时期 | 行十六字左右 |
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 | 卷八十一《匡衡张禹孔光传》 | 蔡谟注本 | 唐高宗至武后时期 | 行款不详 |
法藏P.3557、3669 | 卷二十三《刑法志》 | 蔡谟注本 | 唐高宗以后 | 行二十字左右 |
不忍文库藏 | 卷四十二《申屠嘉传》 | 旧注本 | 不详 | 行十四字 |
法藏P.5009 | 卷三十一《项籍传》 | 旧注或白文本 | 不详 | 节抄本，不详 |
景西宫武居氏藏 | 卷八十七上《扬雄传》 | 颜注本 | 唐太宗时期 | 行十六字左右 |
法藏P.2485 | 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 颜注本 | 唐太宗至武后时 | 行十四字左右 |
法藏P.2513 | 卷九十九《王莽传》 | 颜注本 | 唐太宗以后 | 行十五字左右 |
石山寺藏 | 卷一下《高帝纪》 | 颜注本 | 唐高宗武后时期 | 行十三字左右 |
真褔寺宝生院藏 | 卷二十四下《食货志》 | 颜注本 | 唐高宗武后时期 | 行十三字左右 |
石山寺藏 | 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 颜注本 | 唐太宗以后 | 行十四字左右 |
英藏S.10591 | 卷八十二《王商史丹傅喜传》 | 不详 | 不详 | |
德藏Ch.938、大谷文书 | 卷四十《张良传》 | 白文本 | 不详 | 行三十六字左右 |
俄藏дх．3131 | 卷二十六《天文志》 | 不详 | 不详 | 节抄本，行三十三字 |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书》写本呈现众多形态，有节抄本也有完整抄本，有白文无注本也有注本，还有注本的节抄本。
（P.3669 汉书刑法志，来源中华古籍资源库）
在现存写本中最主要的还是蔡谟和颜师古两种注本，这是因为古书流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阅读和研习，注本显然更方便理解，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另外，我们看到一些《汉书》写本为节抄本，可见当时流传不少《汉书》的节抄本，这是因为其篇幅太大，不方便流传，魏晋以来多有节抄的行为，如东晋葛洪作《汉书钞》三十卷，[2]南朝梁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3]同样是葛洪，还节抄过《史记》和《后汉书》，[4]可见限于当时的书写技术条件，无论是简帛还是后来流行的纸张，抄写长篇幅的古书都受到限制，在印刷术流行以后，古书在流传中节抄现象便大大减少了。
上述《汉书》各写本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俗体字，如“苐、㽞、𠖌（冠）、㘴、礼、𨑲（廷）、觧、嚻（嚣）、惌（怨）、𥡞（稽）”等等，大量使用俗字是先唐写本的一个特点，肖瑜统计《三国志》六种古写本使用俗字的平均比例为43.2%，[[5]](P8)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而《汉书》的写本一样存在不少俗字。相比之下，颜注本所用俗字较蔡注本为少，应是颜师古对写本俗字进行勘正的结果。冯靓云也指出古写本《群书治要》抄录《汉书》部份所保留的“这些异文材料中能反映文字发展的还有两种材料：一是从古今字的角度而言，一大批《汉书》中的‘古字’，在《群》中被抄为‘后起本字’，例如：表示‘喜悦’义的‘说’多作‘悦’、表示‘悬挂’义的‘县’写作‘悬’、表示‘坠落’义的‘队’写作‘坠’、表示‘引导’义的‘道’多作‘导’、表示‘积蓄’义的‘畜’写作‘蓄’等等。第二是《群》中出现了许多俗文字，与《汉》中的‘正字’形成佚文，例如：‘禮’字有时写作‘礼’、‘鄧通’写作‘邓通’、‘災害’写作‘灾害’等等。”[[6]](P121)也就是说各种古写本所改用的俗字或通用字，在传世刻本中大都保留了原始的文本面貌。
（P.2485 汉书萧望之传，来源同上）
另外，蔡注本中所用的“今字”，在颜注本中多被改回“古字”，并加以注释，我们以英藏S.2053卷七十八《萧望之传》为例，王重民已指出“是籀于《汉书》本文，曾考核众本，改从古作，如有难识，再加音读，故史文与蔡本多异。卷子本：‘导民不可不慎也’，颜本导作道，师古曰：‘道读作导’。‘虽有周邵之佐’，颜本邵作召，师古曰：‘召读曰邵’。‘永惟边境之不赡’，颜本境作竟，师古曰：‘竟读曰境’。‘望之仰天叹曰’，颜本仰作卬，师古曰：‘卬读曰仰’。卷子本盖即颜氏诋为‘弥更浅俗’之本也。颜本‘归其真正’，又‘从而释之’，今持两本对阅，师古未免多事矣。”[[7]](P80)相比之下，法藏P.2485为颜注本，其作“卬天叹曰”。又如“踞慢不逊让”，今颜本作攘，师古曰：“攘，古让字。”冯靓云还指出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通假字比率约24%，西周晚期的《毛公鼎》约16%，先秦早期传世文献中《诗经》18%左右，《尚书》6%左右，而战国晚期的《荀子》1.16%左右。因此，冯氏指出“通假字比例的相对减少，是汉代通假字发展的主要演变轨迹之一，也是整个通假史的发展轨迹。”[7](P53-54)而据冯氏统计《汉书》通假字比率为0.61%，而成书早于它的《史记》通假字约为0.35%，[7](P137)当然这个数据是依据经过历代传写流传至今的本子统计的，但仍可以看出今本《汉书》用通假字的反常现象。另外，冯氏还给出两个例子：“从沿用旧有的通假字来看，《汉书》中无论使用频率还是使用数量，都相对高于其它文献。例如：表示‘闲暇’义的‘遑’，《汉书》全部借用‘皇’，《史记》却偶尔用‘遑’；表示‘示意’义的‘示’，《汉书》常借‘视’，而《史记》则多用‘示’等等。”[7](P53-54)同时冯氏指出“《汉书》中的通假字，在《群书治要》中大多被改抄为本字”。[7](P122)
《汉书》这些用字特点当然有班固崇古的原因，但恐怕颜师古“曲核古本，归其真正”的行为是更重要的原因。然而并非如王重民所言颜氏“未免多事”，颜师古曾校定《五经定本》，又作《颜氏字样》，在汉字使用方面有很强的崇古心理和规范意识，对《汉书》文本的刊定正是颜氏这一思想的体现。裘锡圭对《汉书》多使用古字的问题做了如下的论述：“一般人都认为司马迁作《史记》多用今字，班固作《汉书》多用古字。《汉书》的确有用古字的地方。但是，有些人举出来的《史记》用今字《汉书》用古字的例子，如《史记》用‘烹’《汉书》用‘亨’，《史记》用‘早’《汉书》用‘蚤’等，却是有问题的。从我们现有的关于古代用字情况的知识来看，在司马迁和班固的时代，从‘火’的‘烹’根本还没有出现；把早晚的{早}写作‘蚤’，在班固的时代是很常见的，在司马迁的时代更是普遍现象。《史记》原来一定也跟《汉书》一样，是以‘亨’表{烹}，以‘蚤’表{早}的，后来才被传抄、刊刻的人改成了‘烹’和‘早’。就这两个例子来说，《史记》、《汉书》都用了当时的通行字，根本不存在一古一今的问题，只不过《史记》所用的字被后人改成了他们所用的今字而已。《汉书》里被后人改成今字的字，要比《史记》少得多。人们所以会产生《史记》多用今字《汉书》多用古字的印象，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8]](P271-272)因此颜氏的刊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书》的原貌，称得上是班氏功臣。而相比于《汉书》，《史记》则没有人做这种刊定，我们今天所见之本已远非其本来面貌，司马迁当时所用之字大都被替换为后世的通用字了。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虽然不能忽略传世《汉书》文本构成的两个层次，即班固的撰作和后世的传抄，然而综合今本《史记》、《汉书》用字的差别，以及《汉书》诸写本以及《群书治要》古写本所节抄《汉书》部份的用字情况来看，传世刻本《汉书》基本上继承了颜注写本的文本面貌，保留了更多《汉书》原始的用字风貌，与其他古写本形成显著的差异。所以说在《汉书》的传抄刊刻中，颜师古的刊定尤为特殊和重要。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写刻技术的差别。具体来说，写本时代的记录方式为抄写，抄写的行为是非常个人化的，理论上讲，古书在经过每次抄写后就生成了一种新版本，因为抄写者往往根据实用原则，按照自己的用字习惯来抄写古书，这样古书的原始文本面貌就在不断的变化，以致在各种写本中呈现得纷繁各异。当然不能排除部分抄写者按照古书的原始文本面貌抄写，但即使如此，古书写本的文本面貌仍是各种各样的。考虑到抄写者的用字习惯多根据实用原则，因此用字往往使用俗字或通行字，又由于抄写者学术素养的参差不齐以及态度认真程度的不同，抄写产生的错误必然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在写本时代古书的文本面貌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情况在印刷术流行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刻本时代的记录方式为刻印，与抄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刻印可以保证多次复制之后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通过同一版刻印出来的古书文本面貌是完全相同的。并且正因为这一特点，每次刻板都会异常慎重，选择善本作为底本，经过校勘，一般初次刻印后还要经过校改再进行大量印刷，这就大大降低了古书在传播过程中的个人化和随意性，因此古书的文本面貌不再像写本时代那样纷繁各异。再进一步讲，刻印的数量可以非常庞大，传播范围就非常广，影响当然非写本可比，一种刻本得到的推崇和模仿可以进一步扩展其影响，甚至逐渐遏制其他刻本系统的再流传，从而达到一种统治性的地位。因此，印刷术流行以后，古书的文本面貌从纷繁各异状态中迅速收敛，逐渐趋同。在此过程中，善本得到垂青，拙劣的本子迅速淘汰，但一些有其价值的写本系统也不可避免的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消亡，虽然它们部分有价值的异文可能已被最终胜出的刻本系统吸收。
总之，《汉书》写本和刻本文本面貌的差别颇具代表性，推而言之，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写本时代往往面貌多样，并有从俗从众的特点，而进入刻本时代，由于其精校精刻之善本被推崇和追捧，写本时代的众多面貌则迅速趋同。这正是古书从其写本时代发展到刻本时代文本面貌变化的总趋势。
[1]诸写本具体情况的讨论参见孙显斌.《<汉书>颜师古注研究》[D]，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论文，2011年，128-146页。又作修订，见即将出版之孙显斌《<汉书>颜师古注研究》，凤凰出版社，2018年。
[2]见《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
[3]《梁书·袁峻传》称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
[4]亦见《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5.
[[3]]孟列夫，钱伯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4]]宁可.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009.
[[5]]肖瑜.《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D]，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2006.
[[6]]冯靓云.《汉书》通假研究[D]，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2006.
[[7]]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注：本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注：本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3年第5期，后略有修订，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孙显斌研究员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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