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分韵词考论
倪博洋
倪博洋，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历史音系学，侗台民族语言，汉藏语言比较。
摘要：分韵词一直未被治词者深入发掘。由于其独具的群体性、竞技性、规范性等特质，使其有别于一般词作，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与词学史意义。故而有必要重新探讨其内容特点，并利用其在词韵、尊体、词社等多领域为词学研究作出新材料应具有的贡献。
关键词：分韵词 尊体 词韵 词学史
宋代是士大夫文化的鼎盛时期，士人生存环境的优越与社会经济的发达促成了雅集文化的高度繁荣。作为与诗相辅相成的文体，词发展到南宋逐渐打破了传统的“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的“别是一家”格局，除了表现对象的扩大，其文体应用也在不同领域得到扩张。词历来被视为宋代的代表文学，而当越来越频繁的文人聚会与弥漫于全社会的填词、唱词氛围相结合时，“分韵词”这一新型词体也就应运而生了。
可惜的是，这一词体的新生形态并没有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仅被视为“唱和词”之一种偶被提及。[2]由于分韵词所特有的表现形式、文体特点、表现内容等，其在词学史甚至文论史上理应占有一定的地位，并能反哺词学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将初步梳理分韵词的内容与性质，发掘其对词学史及其他学科的意义，以使这一久已尘封的词学“明珠”重新焕发光彩。
一、分韵词的词体产生及分韵规则
若探讨分韵词，则须先以分韵诗作为参照。分韵诗来自文人聚会间的游戏，属于一种游戏文体。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探讨的诗体“有拟古，有连句，有集句，有分题（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或曰探题），有分韵，有用韵，有和韵……”[3]，颇有意味的是，词从北宋中后期发展到南宋，也产生了与诗歌对应的集句、分题、分韵、和韵诸作。集句、和韵词常见，不必赘言，分题词如赵鼎《好事近·倅车还阙，分得茶词》与《浪淘沙·九日会饮分得雁字》[4]两首所分得之字即所咏之物。这足以证明，词至南宋已经由单纯的歌词变为具有交游、赠答、游戏等多种用途的文体。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与诗体的呼应，分韵词也就出现在文人把酒推盏之间了。
所谓“分韵词”，即如“分韵诗”一样，是文人聚集时按规定共分得一字以作填词韵脚的创作方式，属于文人宴聚游戏的一种。从现存分韵词词序如吴泳《满江红·元帅筹边》云“仓江分韵送晏钤干词”[5]来看，皆是文人宴聚之作。此类分韵词《全宋词》今存明确可考者共十九首，且均为南宋词。《全金元词》七首，且均为元词。[6]除了亡佚之作，或者还有些作者未明言的分韵词作，今已无考。[7]
通观二十六首分韵词，其词题或词序几乎皆有“会饮”“即席”“约”“饮”等字样，足证均为聚会时作。至于具体的分韵方式今从残存篇什尚可考察，吴潜《满江红》词序云：“景回计院行有日，约同官数公，酌酒于西园，取吕居仁满江红词‘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九字分韵，以饯行色，盖反骚也。余得对字，就赋。”[8]又管鉴《蝶恋花·楼倚云屏江泻镜》序云：“辛卯重九，余在试闱，闻张子仪、文元益诸公登舟青阁分韵作词。既出院，方见所赋，以‘玉山高并两峰寒’为韵，尚余并字，因为足之。”[9]“玉山高并两峰寒”出自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可见分韵词所分之韵当出自前人作品之成句，所分者既可是诗也可为词。[10]元人分韵方式相同，宋远《意难忘》词序云“以‘重与细论文’为韵”[11]，可见两代分韵活动之传承。这类成句应与宴会之景物有联系，管、吴二人所分之句皆为写景，与其宴饮环境对应，宋远词序则点明此次创作是在离别之时，故所分之句寄寓冀图重见之意。又赵必𤩪《朝中措》序云：“饯梅分韵得疏字”[12]而结句作：“到家传语林逋。”所分之句或为林氏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恰为咏梅之作。至于是否有其他分韵方式，或者其他词作所分为何句，像吴文英《声声慢》词序称：“友人以梅、兰、瑞香、水仙供客，曰四香，分韵得风字”[13]“四香”与“风”有何联系，“风”是否出自咏四花之诗，因资料有限，难以详考。
颇具文献价值的是，《全金元词》记录的七首词有四首属于同一分韵之作，即滕宾《齐天乐》、宋远《意难忘》、萧烈《八声甘州》、周景《水龙吟》，从四人的词序言及“与宋梅洞、周秋阳、刘尚友、萧高峰别”[14]来看，知参与分韵者当为五人，另一人刘将孙《忆旧游》词恰收录于《全宋词》中，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元代词人分韵活动的全部作品。从这五首词体制来看，五人所分为“重与细论文”五言诗，可知所分成句之字数不少于参与人数。是否相等，还须考辨。如管鉴词序称“尚余并字，因为足之”，似乎暗示本来参与分韵活动的作者只有六人，管氏本人只是用来凑足。又吴澄词序称“与徐道川方复斋况肩吾方清之驿亭草酌”[15]，算上吴澄自己共五人，但所分之句为“殊乡又逢秋晚”六字，这样多出的一字就为参与者提供了选择空间。而滕宾五人选用词牌不同，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分得韵脚平仄不同，不能以同一词牌创作，且运用不同词牌亦含有逞才斗胜之意。从题材内容来看，五首词都指向了别离一个中心，可见是有组织、有目的的集体创作活动。而其他形制上的特殊条件，从目前所得材料来看则没有一定要求，只要不出韵即可。
二、分韵词的内容书写与情感指涉
作为宴饮助兴工具而生的分韵词，既然其本身具有酬答的性质，那么内容也就多与聚会有关，管鉴《蝶恋花·楼倚云屏江泻镜》歌颂的就都是“一时珠玉交相映”的歌舞升平景象。但当我们浏览完所有分韵词之后，会惊讶地发现，宋元人之分韵歌咏，并非仅是珠围翠绕、觥筹交错的酒宴，反而融入了时代主题与身世之感，其内容颇多波澜，甚至还产生了吴文英《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史达祖《齐天乐·湖上即席分韵得羽字》这样的名篇。这就启发我们不能单纯以“游戏之作”的眼光来看待这批作品。
首先，分韵词在宴会写作中暗示了自己的情感境遇，成为心声流露的一个窗口。村上哲见对于“二窗”宴会词作了一段精彩的论述，其指出梦窗由于生机所迫而依傍豪门，在宴会上，“理应作词以给宴会助兴，所以才受邀参加宴会”。这样就“往往会成为高等帮闲的角色，而这种事情与周密是无关的。两人的词之所以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差别，自有其必然性”[16]。
两人身份背景不同，就导致创作时的潜意识也不同，而这种微妙的心理差异形诸笔端，自然产生了迥异其趣的文学面目。有趣的是，村上先生进行分析的例子，正是《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此词赏析文字多有，姑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吴文英今存共八首分韵词，[17]是分韵词存世最多的作者，足见其交游依投之状。除了身份导致的情感倾向外，其自身经历无疑也是构成“梦窗体”面目的重要因素之一，且看：
丙申岁，吴灯市盛常年。余借宅幽坊，一时名胜遇合，置杯酒，接殷勤之欢，甚盛事也。分镜字韵。
暖风定。正卖花吟春，去年曾听。旋自洗幽兰，银瓶钓金井。斗窗香暖悭留客，街鼓还催暝。调雏莺、试遣深杯，唤将愁醒。 灯市又重整。待醉勒游缰，缓穿斜径。暗忆芳盟，绡帕泪犹凝。吴宫十里吹笙路，桃李都羞靓。绣帘人、怕惹飞梅翳镜。
——《探芳信》[18]
名胜遇合本为“盛事”，在这种场合讽诵“试遣深杯，唤将愁醒”“暗忆芳盟，绡帕泪犹凝”之类咏愁言泪的文字无疑是煞风景的，但我们只要知道梦窗情事之状，无论是悼亡还是遣妾，就能对其在乐景下不自主地涌现出的哀情抱以理解与同情。其上片开篇即以“去年曾听”引入物是人非之沧桑感，以“银瓶掉金井”微露意。[19]全词层次之丰富，感情之沉郁，显非同为分韵之作的管词可比。反观他作，张炎《西河·依绿庄赏荷，分净字韵》借荷花言“脱巾露发”之逸兴，吴潜《满江红·把手西园》写思乡之愁苦，皆不得以游戏笔墨轻之。可见大作家往往能将自己的心灵悲欢映射到随手写成的文字中，而无论其是血泪凝成之悲歌还是交游唱酬之“小道”。
其次，分韵词在宴饮之余颇能表现时代精神。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会为其时之知识分子盖上特定的心理印记，南宋前中期鞺鞳铿鍧的辛刘一派与中后期沉郁低徊的《乐府补题》之作显然都是时代潮流的特殊结晶。分韵词同样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无疑会受到时代影响。吴泳《满江红·仓江分韵送晏钤干词》高呼“岂而今全是，从前都错”[20]恰与同时之稼轩、龙川相呼应。汪元量《疏影·西湖社友赋红梅，分韵得落字》低吟：“昭君滴滴红冰泪，但顾影、未忺梳掠。等恁时、环佩归来，却慰此兄[21]萧索。”[22]以咏梅寓家国之感，自是西湖词社中人语。上述诸词为分韵词开辟了新的内容，使作品与时代共沉浮。
最后，分韵词随创作场合的扩大，内容更趋丰富。现存最早的分韵词当属前引管鉴《蝶恋花》，[23]是纯粹的应酬词，其后的赠别词，如吴文英《宴清都》序云“送马林屋赴南宫，分韵得动字”[24]，吴泳《满江红》词题云：“仓江分韵送晏钤干词”就加进了离愁别绪。至于入元的汪元量《暗香》则更证明了分韵词这种体裁在宋元之交的词社活动中亦占一席之地。尤应注意者是吴文英《声声慢》言“友人以梅、兰、瑞香、水仙供客，曰四香，分韵得风字”，《倦寻芳》云“花翁遇旧欢吴门老妓李怜，邀分韵同赋此词”[25]，分韵词本为宴会而作，至此似已转变为主人遇见可堪讽诵之事，而特召集友朋共赋的以文会友手段。漫无目的的应酬之作就被有明确指向性的“同赋”之作所取代，称其为管鉴（酒席应酬）与汪元量（寄托身世）之间的桥梁，当不为谰言。
由于分韵词历来不为人所关注，故本文以较长篇幅梳理了其创作内容，但就词学价值来说，无论是作者情感还是题材内容，分韵词多与普通词作无较大差异。分韵词所独擅场，还当从其独特性质说起。
三、分韵词的文献价值和词学史意义
分韵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独具之价值无疑在于其“词之为体”的特殊性。固然分韵词可与和韵词、赠答词、分题词共同目为唱和词（或游戏词）之一种，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其一，分韵词是一种即时性文体，其所创作必在宴会之上，不会如赠答词、和韵词可历经数年甚至数代之久。其二，和韵词暗含了作者对所和之人的尊崇之情。凡和前人韵者，所和皆为经典之作，移之以和今人，则显然也有揄扬之意。而分韵词则是众人分韵共作的“平等”的文学交往行为，其内容限制也少于他词。其三，分韵词如分韵诗一样，其所分得韵字具有强烈的规定性，所用之韵脚必在当时人所认可的韵部之内。其四，分韵词既是一种逞才竞技之文学游戏，就必然带有竞技性，这就不再是酒边歌词所堪比拟者。第五，上述种种就造就了分韵词的群体性，分韵词是呼朋引伴的群体创作背景下的产物。以上诸点就促成了分韵词的词学史意义。
分韵词的第一个意义是从侧面反映了词之“尊体”与文人化的过程。词发展至北宋中后期，类似钱惟演“上厕则阅小辞”[26]的轻蔑态度显然不符合词体发展与作者创作的需要，词之尊体也就势在必行。苏轼与李清照分别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提高词之地位，而南渡之后，辛派“壮词”与姜、张雅词各自接过了苏、李衣钵，尤其是后者曾在一定程度上将内容与格律相结合，[27]这条宋词尊体的发展路径已然成为学界之共识。分韵词作为一类游戏文体而参与到文人的生活之中，也能从某一侧面反映这一趋势，能为上述主线补阙。
与和韵词不同，和韵词之作分为对前人之追和与对同时者之唱和，其所成词，必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就传播学来说，堪称文本经典化的手段之一，而分韵词则是众人平等的文字交往，唯其平等，故能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28]当然，若仅言其可施于日用，则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29]的通俗歌词无别。接下来还要从分韵词之性质着眼。
提起分韵词，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对应的分韵诗。从第一节梳理的分韵词特点来看，其与分韵诗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有写作的体裁由诗变为词而已，反而随之发展，其内容从文字游戏走向抒发性灵，这甚至是早期分韵诗所欠缺的。分韵诗早在隋唐甚至南朝就已经进入到士大夫们的生活，成为其聚会交游不可欠缺的“工具”。宋代的分韵诗进入到另一个繁盛的阶段，无论是文坛盟主欧阳修还是理学大儒朱熹都乐于并善于进行这类创作，[30]可见分韵诗这种体裁被文人所接受，成为其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分韵词的出现正如分韵诗一样，说明词这种体裁已经从酒边歌词上升为士大夫日常文字活动之一种。
如果进一步来考察此种现象之成因，我们会发现，固然分韵词的产生与南宋词乐散亡，词逐渐从可供赏玩之歌词变成案头阅读之文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其在文人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一方面作者们在创作实践中提出了“不惟清空，又且骚雅”[31]的内容要求，另一方面词在应用上逐渐混淆了诗词有别的界限，成为文人交往娱乐的工具，其应用范围逐渐扩展。分韵词的产生就迎合了这两种趋势。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探讨过吴文英和张炎的词境，这里我们再来看两首最“纯粹”的分韵词：管鉴《蝶恋花》云：“楼倚云屏江泻镜。尊俎风流，地与人俱胜。酒力易消风力劲。归时城郭烟生暝。”史浩《西江月·即席答官伎得我字》云：“红蓼千堤挺蕊，苍梧一叶辞柯。夜阑清露泻银河。洗出芙蓉半朵。 解带初开粉面，绕梁还听珠歌。心期端的在秋波。想得今宵只我。”皆是宴会词，第一首“尊俎风流，地与人俱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阳修《朝中措·平山堂》的“文人+官僚”身份特征与文学趣味。而第二首为赠妓词，内容尤为“当行”，但通读一过不难发现，其词境字面已异于花间、柳永之香艳，对于女性体态描写也只用“芙蓉”“粉面”寥寥数字点到为止，词格显高。故而分韵词之风行与北宋唱词之别，其内容是否符合文人意趣也是一个重要特征。除了内容的转向，我们前文还曾提及，分韵词逐渐由偶发的宴游之作变为专门为某个主题而进行的抒情言志之作，这也反映了词体逐渐成为“正统”文学的趋势。
另一个颇具兴味的证据是“分韵曲”，据我们的初步考察，《全元散曲》中收有明确提及“分韵”之作的作者仅张可久、任昱、汤舜民、宋方壶四人，均为元代中后期曲家。元曲发展至中后期正是由豪放泼辣之本色转向清丽流转之雅制的“转型期”，这与元曲“文人化”相关。分韵曲的出现，当也是这一风潮的产物，渊源有自，而其唱腔尤存，可证分韵词、分韵曲这类文体的产生更应归因于文人将其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与日常生活，而非徒在唱法之有无。
某种文体之出现常蕴含了其时文学观念的转变，这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规律。分韵词与宋词尊体活动有着互为因果的联系，即词体逐渐与诗体相混，文人撇弃了其猥亵儇薄成分，而将之升格成更能表达士大夫高雅文化的文体。因而词能够施用于与诗相同的宴游交往环境，逐渐发展出与诗相对应的多种游戏文体。而正由于分韵词这类游戏的迅速普及，文人也逐渐熟悉了词在精英阶层社交活动中的“在场”，词体也就可以进一步得到“正统”文学中的话语权。所以尽管分韵词只是游戏之作，但其反映了词之尊体进程的一个侧面：词之尊体进程不止反映在格律之严，内容之阔，还反映在其深入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成为士人群体文学活动中的一部分。游戏之作与文体之尊，这表面看上去似相矛盾的两点恰恰构成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探索窗口。
第二是对于词韵的考察具有助力，我们知道，“随机选取的题与韵，实质就是限定了本次创作的内容与形式，诗人要寻找出内容与形式的契合点，具有相当的难度”因而“分题分韵赋诗本来是文人聚会游宴时的休闲娱乐活动，却因为诗歌创作并非简单的轻松游戏，而是需要创造性的劳动，所以这种休闲娱乐绝不轻松”[32]。这种逞才游艺的性质必然带来文人间的竞赛，其竞争之焦点，不止是词作意境之高下，也有选字押韵之规范与否。
当时人魏了翁即指出：“逮其后复有次韵，有用韵，有赋韵，有探韵，则又以迟速较工拙，以险易定能否。”[33]魏氏虽持否定态度，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文人对于押韵以“定能否”的重视。而众所周知，分韵诗的押韵标准自唐以后便是《切韵》一系的韵书，但分韵词其标准为何则付阙如。但可确定者，其用韵必然在一个标准范围之内，既不能随意借韵放宽标准，又不能杂用方言，否则就显得自己“才弱”。[34]因而相比其他可以口语方言押韵的词作，分韵词无疑更具有规范性，这样它所表现的韵部就成为词韵学甚至音韵学研究的一份重要材料。
从宋词押韵情况来看，词的用韵标准并非宋代《礼部韵略》所规定的诗韵。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魏慧斌《宋词用韵研究》等著作分别利用现代统计方法对宋词用韵做了梳理。我们说利用现代统计方法得出的结果比起传统的韵脚字系联法当然是更为科学且可信的，而且对宋词词韵的梳理也需要足够多的样本才能进行。但是这种宏观的统计偶尔也会忽略历时发展中的一些微观问题。上述分韵词由于其韵脚的规定性，就显出其独特意义了。即如著名的一桩公案，沈雄引陶宗仪《韵记》称：“后见东都朱希真，复为拟韵。”[35]以朱敦儒为最早制词韵者。鲁国尧先生从文献考证与朱氏词韵两方面谓其“令人生疑”[36]。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单从分韵词来看，倘若当时有词韵之书，那么最有可能遵循的一定是分韵词，否则连“以险易定能否”的最具有规定性的竞赛之作都不需要韵脚限定，词韵就失去了现实作用，自然没有编撰流传的价值。而朱敦儒词的词韵恰好与这些分韵词之作不同，据朱晓农的统计结果，朱氏词韵与分韵诸词区别在于：1、朱词止摄与蟹摄不通，吴潜《满江红》则否。2、朱词铎（《广韵》韵目，下同）药觉三韵不与陌通押，吴潜则否。3、吴文英《暗香》缉、合、盍、叶、贴五部朱词无通押用例。足见其时填词已与朱敦儒用韵不同。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追问朱敦儒“拟韵”用意何在，若言朱氏本意在于南渡前为大晟乐府确定一填词规范，则“朱敦儒的某些阳声和入声韵辙的押韵情况与中原词人不同，而跟两浙（吴语区）词人相近。”[37]堪证朱氏没有总结过中原用韵规范，即使创制词韵，也不具备在中原施行的实践品格。反观吴语区词人吴文英本应与其“相近”，但实际用韵也不同，就足以证明当时没有以朱敦儒为依归的词韵专书。再结合鲁国尧的考证，当可初步证明沈雄之说为伪。[38]故而可见，分韵词由于其独特的押韵的规定性，甚至比专门“应歌”的“歌词”更能体现格律之重要，这就在韵脚分析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以此为基础，分韵词尚能成为构拟宋代语音、探讨方言音变途径等语音史的研究材料，也能加深对宋词用韵性质的认识。
第三是分韵词对研究宋元词人结社与词学接受史等均有独到作用。清人周济云“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39]，撇去是否宥于常州词派偏见不谈，此说一针见血地指出词社为南宋词学一大特色。分韵词恰能匡助宋元词社研究，如吴文英《倦寻芳》词序云“花翁遇旧欢吴门老妓李怜，邀分韵同赋此词”“邀分韵同赋”诸人极有可能为词社之社友，其“同赋”之主题甚至可以涉及“遇旧欢”之私密情事，堪见南宋词社内容之广泛。另外前引汪元量《暗香》词序更是明确提及“西湖社友”，尹占华对宋亡前后西湖词社的两个阶段作了详尽的考证，[40]但其引用的西湖词社成员材料均无汪元量之名，如此汪词则可补史料之阙，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从接受史角度来看，分韵词也提供了文人雅集接受这种新视角，这与前论尊体之说有共通之处。
单就元词来说，其发展历程存在一个“与南宋词的共时性与交互性”[41]的问题，就其过程而言，北方继承自金代的豪雄之气逐渐受到南方清丽之风的渐染，而形成元词的独特面目，这是已为学界所讨论过的。而有趣的是，从文学传播角度来看，南词的传播中介是何物，或者说这种南北交融的词风是如何生成的，无疑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分韵词的出现提供了寻觅“南词北渐”渠道的一条线索：即南北词人在宴会交往中进行游戏之作，而推动了词体之互渗；或者北方词人逐渐接受了南词的种种游戏之作，而逐渐由方式推及到内容手法，南词就成功“进入”了北词的写作范式当中。如一代大儒吴澄即有分韵词之作，而考虑到其由南入北、被征至京师的身世以及一代名儒高士的士林地位，可以想见他将分韵词风气带至北方后或能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宋元词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但分韵词一直隐藏在浩如烟海的词学资料中，始终未被深入发掘。本文初步介绍了其特征、内容及对于词学研究的意义，但由于篇幅之限制，每个问题均只能泛泛提及，至于结合其他材料进行深入考察，只能以俟明贤。对分韵词在词学史上的地位重新定位，其意义从小处说可以更好地在词韵、尊体、词社等多领域为词学研究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大处说则代表着我们历来看似熟悉的词学资料，尚有可从其他学科角度重新梳理挖掘的空间。分韵词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注释：
[1]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26页。
[2]如李桂芹、彭玉平：《唱和词演变脉络及特征》（《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3期）一文虽然将之视为“唱和词”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可惜没有进一步深入阐述。
[3][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4页。
[4]从词题看似乎“分得雁字”也是分韵词，但该词韵脚为“凉”“翔”“行”等阳韵（平水韵目）字，知此为分题词而非分韵词。
[5]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2510页。
[6]这26首词是《全宋词》：史浩《西江月·红蓼千堤》（1265）、管鉴《蝶恋花·楼倚云屏》（1567）、史达祖《齐天乐·鸳鸯拂破》（2342）、吴泳《满江红·元帅筹边》（2510）、赵以夫《龙山会·九日无风》（2662）、吴潜《满江红·把手西园》（2755）、吴文英《瑞鹤仙·夜寒吴馆》（2876）、吴文英《宴清都·柳色春阴》（2883）、吴文英《暗香·县花谁葺》（2902）、吴文英《探芳信·暖风定》（2919）、吴文英《声声慢·云深山坞》（2920）、吴文英《高阳台·修竹凝妆》（2922）、吴文英《倦寻芳·坠瓶恨井》（2923）、吴文英《瑶华·秋风采石》（2934）、汪元量《疏影·虬枝茜萼》（3343）、赵必𤩪《朝中措·冰肌玉骨》（3385）、张炎《大圣乐·隐市山林》（3483）、张炎《西河·花最盛》（3478）、刘将孙《忆旧游》（3529）。《全金元词》：刘敏中《眼儿媚·春来应怪》（775）、吴澄《临江仙·去岁家山》（795）、滕宾《齐天乐·片帆呼渡》（812）、宋远《意难忘·鸡犬云中》（952）、萧烈《八声甘州·可怜生》（953）、周景《水龙吟·人生能几》（953）、许有壬《木兰花慢·问东来何》（958）。其中括号内数字为所在页数，首句超过四字者仅取前四字。
[7]这里涉及到文学史书写的一个问题，即面对材料之缺乏，何以证实结论之必确。金与北宋今皆不见分韵词，但“分韵词在其时必无”这个命题是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故而我们的文学史只能是建立在现有文献材料上的文学史。另一种粗略的证法是，将北宋与南宋视为两个独立均质的集合，则南北宋词作数量之比约为4:1，则若北宋时期分韵词创作情况与南宋相同，至今应保留有5首左右的分韵词。当然词体发展的不平衡与书籍印刷的兴盛等诸种因素会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不过分韵词是否产生于北宋与本文关系不大。
[8]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755页。
[9]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567页。
[10]只有许有壬《木兰花慢》一首例外，许词词序称“指清露堂匾，命予二人分赋长短句，予得清字”，是与卢挚二人共分一匾题之作，究竟是分韵词的新发展还是一时戏笔，俟考。
[11]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2000年，第952页。
[12]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385页。
[13]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920页。
[14]唐圭璋编：《全金元词》，第812页。
[15]唐圭璋编：《全金元词》，第795页。
[16][日]村上哲见：《宋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8页。
[17]其中《瑞鹤仙·饯郎纠曹之严陵，分韵得直字》一首《全宋词》无“分韵得直字”五字，他本皆有。原其致误之迹，《彊村丛书》本误此五字为题目下注，以小字表示，《全宋词》或因此漏收，遂失去重要的文献信息。
[18]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919页。
[19]试比较吴氏另一首分韵词《倦寻芳·林钟羽花翁遇旧欢吴门老妓李怜，邀分韵同赋此词》（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923页）首句“坠瓶恨井，分镜迷楼，空闭孤燕”所指向的分离之情。
[20]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510页。
[21]兄，《全宋词》作“况”，唐校云：“大典误作‘兄’，今正。”按此字依律当为平声。“况”，《广韵》“许访切”，去声，于调不合，或仍当以“兄”为是。呼梅为“兄”可见于宋末元初词作之中，此不备举。
[22]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343页。
[23]史浩《西江月·即席答官伎得我字》时代当早于管词，但由于未明确点出“分韵”，且为赠答之作，与一般分韵词有异，故此处暂不考虑。
[24]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883页。
[25]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923页。
[26][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931页。
[27]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乐府补题》的创作，当然对于《乐府补题》专主寄托之说，学界尚有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南宋后期词人，无论其词调是沉潜还是激昂，都不再把词当作“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的佐筵唱词，而目之为反映现实生活与个人情感历程的抒写工具，尽管其反映范围有狭阔之分。
[28]可比较清初的红桥唱和，其在词坛造成的轰动，或许就与和韵词这种本来就含有对经典认同向往之意的文体有关，亦即其逻辑预设就是所和原词是值得学习、追和的经典文本。而若改成分韵词的形式，则其唱和之影响恐将大打折扣。
[29][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30]朱熹在一次分韵诗活动中以一个长题记录了这种形式，即《巢居之集，以中有“学仙侣吹箫，弄明月为韵”探策赋之……》，可参考。
[31]张炎、沈义父著，夏承焘校注，蔡嵩云笺释：《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6页。
[32]吕肖奂：《宋代诗歌分题分韵创作的活动形态考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3][宋]魏了翁：《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四库全书本《鹤山先生大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4]宋人填词时以方言押韵已为学界关注。然而如元好问《中州集》于吴激传下称“而世俗独取《春从天上来》，谓不用他韵”（[元]元好问：《中州集》，中华书局，1959，第13页），吴词全用《广韵》中青韵字，而获当时人称许，可见对于大词人来说，押韵严格更能体现其才华。吴激由宋入金，仍可视为宋词创作风气之代表。
[35]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832页。
[36]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37]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5页。
[38]具体考证笔者已有专文待刊。
[39]周济：《介存斋论学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29页。
[40]尹占华：《论周密等人西湖词社的创作活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41]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注：本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18年第4期，引用请以该
注：本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18年第4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倪博洋博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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