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劫余草》考述*
高春花
《庚子劫余草》是庚子事变时期殉难的“三总督”之一李秉衡的随行幕僚所作，这部诗集以韵体日记之形制纪李秉衡殉国始末，是评价庚子事变时期李秉衡行实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这部诗集日记体诗的形制也是研究庚子事变文学与诗体演进不可逾越的环节。学界目前尚未对这部集子开展研究，遂有遗珠之憾。本文旨在对这部诗集版本、著录、刊刻等进行梳理，并为作者的确定提供确证，纠正《清代诗文集汇编》、县志、一些图书馆及相关书目著录的舛讹与疏漏。同时，对于该书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也略作陈说，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这部集子以及庚子事变文学研究的关注。
（一）
《庚子劫余草》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铅印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著录两种，分别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未著录上海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藏本与上海图书馆所藏相同，一卷本；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洒然庐吟草》合刊本。阿英的《庚子事变文学集》作为“近代反侵略文学选本最初试编之作”（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例言），未收这部集子。清代笔记《不远复斋见闻杂志》收《庚子劫余草》序言及诗歌三首，不过，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其后《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03-714页收入《庚子劫余草》，本文使用此版本），在第645册收入此集，未标注影印出处，仅标光绪铅印本，并对该书作者进行简要介绍，不过，作者介绍是错误的。
《庚子劫余草》这部诗集以时间为序，完整记录了作者从接到李秉衡勤王之约到战败返回家乡的过程，通读这部诗集的诗题便可对事件始末有一大致了解：六月初一日黄鹤楼遗址题壁呈于次棠中丞；初六日随李督师自清江进发；十九日次景州；七月十二日出师感赋；十三日午刻抵马头镇探报杨村先一日失陷直督裕寿帅殉焉马提督玉昆退守武清宋军门庆与寿帅诀后未知下落海城督师急进；十四日杨房村书事视王梅岑侍御廷相三首；十五日战不利；十六日再战马头镇不利京师戒严；十七日战张家湾傍晚天大雷雨诸军星散洋兵乘昏黑进逼海城殉焉；二十六日过海城彰德寄庐晤三公子镜臣；八月初一日抵汴梁；恭读八月二十八日谕旨赋得五言十四韵；闰八月初五日到家。时间、地点清楚、过程完整，对于李秉衡勤王入京直至殉难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均有记载，辅以集前作者自序，有诗史之用。
《庚子劫余草》中的诗歌写于作者随行勤王至南归这段时间，写作这部诗集既为“排闷”“节劳”，也为记录李秉衡“殉国始末”，以志“两人患难交谊”。庚子之变为天崩地坼、家国沧桑之巨变，李秉衡事件又颇多曲折与敏感，所以诗歌完成后并未付诸梨枣，而是“秘之巾笥中，未敢出以示人”。诗集卷首的先大夫批语谆谆告诫“此时慎勿出以视人”。这则手书批语撰于辛丑（1901）正月，据此，《庚子劫余草》初稿在辛丑正月时已完成。诗集中《初六日随李督师自清江进发》《都门杂纪十七首》（夜半）与《邯郸黄粱梦村谒卢生庙书海城题壁后》（《庚子劫余草》，分别见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5册第706页与第709页）三首诗后均附有癸卯（1903）夏作者自注。前一首诗做于勤王之始，最后一首诗是作者在李秉衡殉难之后途经其题壁之所有感而作，写作时间较晚，由此可推断作者在1903年夏曾对整部诗集进行润色。诗集自序说“今年闭门读礼，雪窗凄寂，偶检旧稿，删存十之四五”（《庚子劫余草》先大夫批语、自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5册第703-704页）序言落款所署为光绪甲辰正月，即1904年正月，这一年作者又对旧稿进行删存，然后有目前所见之《庚子劫余草》。
目前对于《庚子劫余草》作者的著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依据诗集作者署名“居巢笠僧”标注，《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郗志群《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与上海图书馆馆藏目录均据此直接标注“居巢笠僧”；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馆著“笠僧”；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正文介绍时标注“笠僧”，在书名索引中将《庚子劫余草》作者分别标为“居巢”“笠僧”（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页、第261页），此处“居巢”对应正文正是画家居巢，此为将“居巢”作为《庚子劫余草》作者之始作俑者；其二，依据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洒然庐诗草》标注为“刘原道”，南开大学图书馆条目中标注此书之后附录《庚子劫余草》，但《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页）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在著录《洒然庐诗草》（南开藏本）均未提《庚子劫余草》，后者还将题目误作《栖然庐诗草》（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7页）；其三，是将岭南画派居巢作为作者，《清代诗文集汇编》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都有这个错误。前者直接将《庚子劫余草自序》《岭南画徵略》《清代画史增编》《（宣统）番禹县续志》《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中有关作者的记载直接合并，造成《庚子劫余草》的作者与岭南画家居巢的双重混淆。李清华在《清诗话考证辑佚八则》（张伯伟、蒋寅《中国诗学》第19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第七则《庚子劫余草》作者辩证中指出《清代诗文集汇编》著录错误，并认为作者是刘原道，考辨作者所依据的资料是《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与《不远复斋见闻杂志》，所用材料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辨别。另外，该文将《庚子劫余草》列为诗话之一种，亦有不当，对于作者生年、籍贯的著录也有错误与粗疏之处。总之，目前对于《庚子劫余草》作者的研究尚停留在依据著录的层面，回到文献源头对作者确考以及据此进行详尽的辨析非常必要。
《庚子劫余草》前除有作者自序之外，尚有一则“先大夫批语”，这则批语署“辛丑正月朱霞书屋老人手书”。笔者据此查阅上海图书馆藏有《朱霞书屋诗草》（刘觐璋《朱霞书屋诗草》，此本为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一年（1905）铅印本）。洪希迈在这部诗集的序言中说“余妹丈一山刘先生隐居巢南之文笔峰，自号南山樵，颜曰一柳轩……改曰朱霞轩”，诗集中收有《朱霞书屋告成》一诗，由此可以确定朱霞书屋老人是刘一山，又称朱霞先生。《朱霞书屋诗集》后附录的《先府君行状》为确定《庚子劫余草》作者提供了确证，状曰：
庚子六月，原道于役汉南，巡阅长江李鉴堂制军勤王北上，电召随行。潢池不靖，海水群飞。河西务、张家湾之役出入药云弹雨中……邮电梗阻，南中讹言日甚，府君中夜彷徨，不能成寐，既疑其子之不克归来，复悲大局之无从收拾，每至五更，心头辄惕惕作惊悸状，进晨膳始安。
其中叙述了刘原道随李秉衡勤王之事，提到河西务、张家湾之役、邮电梗阻以及其父忧患成疾之情形，与《庚子劫余草自序》中的记载吻合：
余以六月初一日渡江谒次帅……七月十二日出京，未至防，遽与敌遇，搏战河西坞、张家湾之间者四五日。十七日二更后，诸军奔溃殆尽……余亦踉跄回南。自卢沟桥趋保定，纡道过公安……凡四五十日，南北邮电梗阻，家君已积忧成痗。
另外，《朱霞书屋诗草》后附录孙传奭为刘一山所作的传中也提到刘原道作为李秉衡幕僚的经历，并将刘原道推为李公之知己：
庚子之变，闻李公殉于通州，私窃叹恨，以为不遇公知己与公当时共事者一闻其梗概也。越二年，晤其幕僚刘君原道立生于金陵，静深而有文，肫诚而服义，君子也。问及李公事，立生辄感喟唏嘘，不忍尽言。噫，立生真李公之知己也……庚子之变，立生随李公勤王北上，河西坞、张家湾之役出入药云弹雨中几死未死。是时京宦多南旋，先生虽痛念其子而不肯遽召之归，盖有感于满腔热血之言而关怀大局者深矣。
由《庚子劫余草》前“先大夫批语”、《朱霞书屋诗草》附录的《先府君行状》及孙传奭传可以确定《庚子劫余草》的作者是朱霞书屋老人刘一山之子刘原道。
目前所查阅的资料中，《巢湖市志》（巢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巢湖市志》，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920-921页）对刘原道记载最详，不过，市志中有几处记载需订补：
首先，刘原道字立生，笠僧应该是字，号洒然居士。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别集总目》中均著录刘原道，字立生。原道为名，刘原道为父亲所作行状中都自称“原道”。孙传奭为刘原道父亲所作传中在开篇时提到“刘君原道立生”，传后介绍刘一山三个儿子时写为“刘原道”，其余均题为“立生”，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立生为字应当不错。目前所见的文献中，“笠僧”出现在与《庚子劫余草》与《居巢诗徵》中。《庚子劫余草》自题“居巢笠僧”；《居巢诗徵》自序下题作“笠僧刘原道”，每卷下题“刘原道笠僧编次”，冯煦的《居巢诗徵序》称“吾友刘君笠僧”，从行文习惯上看，笠僧是字的可能性比较大。《庚子劫余草》刊于1904年，《居巢诗徵》刊于1921年，“笠僧”使用的时间较长。另外，《居巢诗徵》凡例后题作“洒然居士”（刘原道编《居巢诗徵》，此本为上海图书馆藏刘氏蛰园辛酉（1921）无为凌文渊堂刊本），知其又号洒然居士，市志中未提。
其次，刘原道的生年应为1866年。在刘原道撰《先府君行状》中说“己巳……原道四龄”，己巳年是1869年，则其生年当为1866年。
再次，关于刘原道作品之流传。市志中说只有《居巢诗存》存，余皆毁于战争，此说不妥。《清人别集总目》中著录了《洒然庐吟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本，存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亦有藏本。《庚子劫余草》存于上海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以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除此，刘原道还辑有《阳明先生年谱》，已收入《明人年谱十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十五卷》中，亦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单行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洒然庐随笔》，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稿本。
最后，关于刘原道事迹的一点补充。1915年8月16日，财务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周学熙呈请准任命刘原道为扬子总栈栈长，袁世凯批准（骆宝善、刘路生编《袁世凯全集》第三二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2-1202 准任命刘原道职务令，第344页）；8月21日，周学熙呈请扬子总栈栈长职务重要拟请暂缓送觐文，先行就职（虞和平、夏良才编《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8页），获批。巢湖刘氏先祖由蒙古漠南来皖中居巢定居，方克逸编《巢湖》（方克逸编《巢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中提到刘原道为蒙古族，市志中未载。
从各家著录可见，“居巢”是致误之关键。巢县古称居鄛，刘原道编有《居鄛诗徵》，在自叙中以“居鄛”称所居，冯煦称为“巢湖” （冯煦《居鄛诗徵》序）。“巢”又作“鄛”。《庚子劫余草》中标注的“居巢笠僧”中之“居巢”就是《居鄛诗徵》中的“居鄛”。另外，刘原道作《葛氏语录》序后也题“居巢教弟刘原道”，刘原道辑《阳明先生年谱》识语落款题“皖巢后学”，由此可以肯定“居巢”即“居鄛”，地名，安徽巢县，与岭南画家居巢无任何关系。
《庚子劫余草》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
其文学价值有二：
一、《庚子劫余草》是庚子事变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于庚子事变文学的研究多以《庚子事变文学集》为参照，但笔者近年所做的相关搜集与研究发现，《庚子事变文学集》未收作家作品颇多，《庚子劫余草》是其一。诗集作者随行幕僚的身份当与留守京城诗人、随扈诗人以及闲居乡间诗人等一起构成庚子诗人创作的多元群体。这部诗集对于勤王事略的记载也使它在内容方面非常突出。诗集中关于李秉衡行迹的记载也可与其他诗人的悼亡、评价之作互为参照。
二、《庚子劫余草》日记体诗的形制在研究诗体演进以及诗歌雅俗演进中都有重要的考察意义。这部诗集在诗体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整部诗集以日记的写法撰写，以时间为序，完整记录李秉衡勤王之初直至殉难，作者返乡的过程。尤其是庚子事变时期，出现了《岁寒草》《随扈纪行诗存》《麻鞋纪行诗存》等多部日记体诗，将《庚子劫余草》放在庚子事变时期乃至中国古代日记体诗演变脉络的背景之下考察就更可以看出其意义所在（参见马东瑶《论宋代的日记体诗》，《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
其史学价值亦有二：
一、为研究与评价庚子时期李秉衡的行实提供生动的材料。
目前，史学界研究庚子时期李秉衡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不出史料笔记、奏议及档案。这些笔记或失之简略，或源于道听（林国华《庚子宣战与“假照会”关系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奏议、档案及李秉衡留存奏折则因其官方性质而有失生动。《庚子劫余草》的意义就在于作者以事件亲历者的身份记录“海城殉国始末颇详”，“足资考证”（《庚子劫余草》卷首先大夫批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5册第703页）。诗集的序言、诗歌的小注及诗后附录奏议等均具史料价值。对于李秉衡进京路线、经过、殉难过程、朱家河教堂血案等都有记载，这些李秉衡研究的热议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庚子时期李秉衡的客观评价（高春花《庚子时期李秉衡史实四考》，《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诗集中相关的时间、地点、事件等详细的记录也可补一些史料记载之粗疏。
二、《庚子劫余草》中附录的《别僚友书》与海城题壁诗有辑佚之用，亦是了解李秉衡的重要史料。
李秉衡传世资料不多，以翟文选《李忠节公奏议》、戚其章《李秉衡集》为完备，后世研究李秉衡者多以此为据。此书未收《别僚友书》与题壁诗。《别僚友书》作于李秉衡殉难之际，对于当时的战局描述清晰，对李秉衡战无一战便全线败退的说法会有新的认识，据此也可以了解李秉衡临终之际的无可奈何与痛心疾首：
诸位兄台赐览：
弟刻自马头退抵张家湾，此衡死所也。马头已失，万本华尚一战，伤亡数十人。张十营仅剩一营，早间败后只数骑，顷云已集三营。夏犹在马头西南未退，陈则面称亦有数营赶到，勉强列队于西，大约不战自溃矣。马玉昆仅於十五早在杨房村口一晤，晤时，见贼即退去。昨亦退在马头，晨起请议战事，则又北去矣。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村镇巨镇如河西坞、张家湾俱焚掠无遗。小村亦然，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宋则总未得见，顷闻已在通州。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衡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人心矣。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罪臣弟秉衡叩别谨上 七月十七日（《题海城别僚友书后》诗后附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5册第711页）
题壁诗作于勤王途中，诗曰“白发重来寻旧游，灵踪战迹一时休。封侯事业无非梦，还笑先生恋枕头。（《邯郸黄粱梦村谒卢生庙书海城题壁后》诗后附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5册第713页）此诗可以看出李秉衡对于功名的看法，这些材料在评判李秉衡是否背叛东南互保，是否蛇鼠两端等问题上都有参照意义。
总之，《庚子劫余草》的研究尚未开展，限于篇幅，本文也仅就该集的版本、留存、作者、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概说。相信随着对于庚子事变诗歌的进一步的研究与深化，这部诗集在文学与史学的方面的价值会得到更充分的认可与判定，在文学史上也会有更准确的定位。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庚子词作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53MSYYB0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词选学史》（项目编号18BZW064）的阶段性成果。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9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高春花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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