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中經簿》解題考
張宗友
张宗友，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及清代学术史研究。著有《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2009）、《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等。
【内容提要】中古時期是中國目錄學史上由六分走向四分的關鍵時期，由于此期目錄都已亡佚，面貌模糊不清，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學術難題，荀勖《晉中經簿》解題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學術史上，《晉中經簿》以開創四分法而著稱。關于該簿是否有解題的問題，朱彝尊持肯定意見，余嘉錫、王重民等持否定意見，汪辟疆、姚名達等未明確判定；趙望秦認爲該簿有敍錄，張固也則予以反駁。從劉向、歆父子以降官方校理圖書之傳統、《晉中經簿》著錄之容量、現存文字片斷以及《上〈穆天子傳〉序》、《諸葛氏集目錄》等書錄之實例等推斷，《晉中經簿》是有解題的。但其解題，並非将校理各書之書錄全文照搬，而是有所撮取；所取者大致包括各書篇題、撰者生平事行大略、校定繕寫情況等内容，並且有所删减、潤色；同書錄全文相較，簿中解題文字，在篇幅上約省去三分之二。作爲國家藏書目錄，《晉中經簿》解題的直接前承，既非《别錄》，亦非《漢志》，而是《七略》；從解題類型上看，則是簡略的敍錄體。《晉中經簿》係官修綜合性目錄，同荀勖所撰、作爲文學專科目錄的《新撰文章家集敍》，因撰述旨趣有所不同，因而存在内容與形式上的差異。
【關鍵詞】《晉中經簿》 解題 荀勖 敍錄體 《七略》 《新撰文章家集敍》
中古時期[1]是中國目錄史、學術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不僅在書目分類上，由六分走向四分；而且在書目解題[2]的類型上，由敍錄體逐漸分化出傳錄體、輯錄體等，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世典籍與學術的分類格局。此期產生了幾部著名的目錄，如《晉中經簿》[3]（荀勖等撰。以下或簡稱“荀《簿》”）、《七志》（王儉撰。以下或簡稱“王《志》”）、《七錄》（阮孝緒撰。以下或簡稱“阮《錄》”）等，上承劉向、歆父子的《别錄》、《七略》，下開《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由于這一時期的目錄絕大多數都已亡佚[4]，各目面貌因此極難考求，雖經學界不懈努力，仍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學術難題。本文將要討論的荀勖《晉中經簿》的解題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一、引論：問題之提出
在學術史上，荀勖（217？—289）《晉中經簿》以開創目錄四分法而著稱，改變了漢代劉向、歆父子奠定的六分載籍的目錄學傳統；後經李充調換乙、丙兩部書之次序（使史居子前。《晉元帝書目》），魏徵《隋書·經籍志》確立經、史、子、集四部之名目，終使四分法成爲中國古代典籍分類的主流，深刻地影響了古代中國文獻分類與學術思想的格局。學人推尊荀《簿》，認爲該簿“上承《七略》，下開四部，至爲重要”[5]，“是中古前期整個時期内最好的一部官修目錄”[6]。由于其書久佚（《隋志》《舊唐書·經籍志》［以下簡稱“《舊唐志》”］《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新唐志》”］俱作十四卷，其後則未見著錄。余嘉錫因推此目“至宋遂佚”[7]），因此，關于此簿的一些問題，引起了學人的持續關注與探討。
解題是目錄學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語。見《校讎通義敍》）的重要手段。事實上，目錄學作爲一門古老而日新的學科，經過古代學者鄭樵（《通志·校讎略》）、章學誠（《校讎通義》）等之理論探索，並經現當代學人余嘉錫、汪辟疆、王重民、姚名達、程千帆、徐有富等先生之持續努力，已經形成了較爲明晰的學科範式與價值體系。目錄學之宗旨，學界公認由章學誠所標舉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八字足以當之。值得追問的是，目錄學家如何能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作爲一代大家，余嘉錫先生就特别強調小序（即部類之序）與解題的重要性，并且以二者之有無，作爲重要標準，將目錄書分爲三類[8]，體現了非凡的學術眼光。如果要考察目錄學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手段，或者說，要衡量一部書目編纂水平與學術價值的高下，那麽，以下幾個方面可以作爲思考的出發點：（一）著錄是否全面。即所著錄之圖書，能否反映某一範圍（如時代、地域、學科等）之全部面貌。（二）著錄是否成其體系。即是否有嚴整的以書名爲中心的條目體系、以類目爲中心的分類體系。（三）是否有條別學術源流的文字。即是否有全目總序、部類小序與圖書解題等。余嘉錫先生所強調的，正是第（三）個方面的内容。
就荀勖《晉中經簿》而言，上述第（一）個方面已然無從全面考求，而僅能從後世之徵引中，考出部分被該簿著錄的圖書。至于第（二）、第（三）兩個方面，通過學界之探索（詳下節），尚能窺其一麟半爪；但對于《晉中經簿》的著錄體例問題，例如本文將要討論的解題問題等，仍未得到很好的解決。
二、學界既有研究之回顧
回顧學界對《晉中經簿》之研究，其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論題上。其一，《晉中經簿》是否有二級分類？如果有，那麽，《隋志·總序》所著錄之“六藝”、“小學”、“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詩賦”、“圖讚”、“汲冢書”等十四個名稱，是否爲其二級類目（“分類之名”）？抑或僅是其“分卷之名”？其二，《晉中經簿》是否有“敍錄”（解題）？如果有，其面貌如何？
按：二級分類是書目分類體系的組成部分，有無二級分類的問題，涉及到目錄學家對當時學術、思想體系的認知水準，極爲重要。對于《晉中經簿》的分類問題，學界討論較多[9]，但其中仍有未盡，可以說迄未定論。（筆者擬另文探討，此不具論。）而《晉中經簿》“敍錄”（解題）之有無等問題，則涉及編目者（以荀勖爲主）如何對劉向、歆父子奠定的目錄學傳統進行因革損益、如何對新出文獻之學術價值進行準確之把握、能否產生學術影響等各個層面，關涉極廣，意義重大，是中古時期諸目錄學難題中最稱關鍵者之一。
《晉中經簿》有無解題？學界認識不一。清初學者朱彝尊，于《〈崇文總目〉跋》中云：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黄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祗有其目。當日之叙釋，無一存焉。……書籍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錄》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錄》，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麁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鞟，與羊犬何别歟？[10]
朱氏所云“叙釋”，要在能“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實即解題。朱氏将《晉中經簿》同劉歆《七略》、殷淳《四部書序錄》（《新唐志》載有三十九卷）、李肇《經史釋題》等解題目錄相提並論，無疑認爲該目是有解題的。朱彝尊作爲一代名家，曾採用以輯錄體爲主而兼用輯考體的解題體例，撰成經學目錄的集大成之作——《經義考》，無疑具有敏銳的目錄學意識。但朱氏此跋，重在致憾于《崇文總目》解題刊去之可惜，並没有對《晉中經簿》的解題面貌作更進一步的探求與討論。
民國以降，目錄學作爲一門研治古代文史之學的基礎學科，日益受到學界的重視，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貢獻卓著、具有代表性的學者，首推余嘉錫。關于《晉中經簿》之解題，余氏云：
晉武帝太康二年，得汲冢古文竹書，以付秘書，於是荀勖撰次之，因鄭默《中經》，更著新簿，遂變《七略》之體，分爲甲乙丙丁四部，是爲後世經史子集之權輿，特其次序子在史前。《隋志》謂其“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但錄題”者，蓋謂但記書名；“盛以縹囊，書用緗素”，則惟侈陳裝飾，是其書並無解題。而今《穆天子傳》，載有勖等校上序一篇，其體略如劉向《别錄》，與《隋志》之言不合。據《晉書》勖傳，則勖之校書，起於得汲冢古文，或勖第於汲冢書撰有敍錄，他書則否也。[11]
知余嘉錫認爲《晉中經簿》“並無解題”，或“第於汲冢書撰有敍錄，他書則否也”。其他治目錄學者，在《晉中經簿》解題問題上，大約有以下幾種態度：
（一）置而不論，或僅僅致憾于該簿之未能發明作者之意。如汪辟疆云：“自荀勖之書既行，劉、班之學遂晦。……且所貴乎目錄者，在能明其條貫，撮其指意。劉、班之書，罔不如此。荀勖對于收藏書籍之法，能計及縹緗之用，而於作者之意，鮮有發明。輕重之間，未免倒置。此固不能曲爲荀氏諱者也。”[12]又如來新夏云：“《新簿》的體製是登錄書名、卷數和撰人，並有簡略的說明，可是没有很好地繼承劉向寫書錄的傳統，缺乏對圖書内容的評述和論辯。”[13]其實襲用《隋志》之持論。
（二）認識不清，意見摇摆。如姚名達認爲：“兩晉、南北朝之秘閣目錄，自荀勖‘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後，介紹撰人，解釋内容，批評得失之敍錄，遂被摒棄不用。”[14]同時又云：“其書當與後來王儉《七志》同一體制，有解題而極略。”[15]姚氏前後意見相左，是因爲還没有對《晉中經簿》之解題問題，作更爲深入之探析[16]。
（三）持否定意見。如王重民云：“《晉中經簿》没有提要或解題，與我國傳統的解題目錄比較起來是有一些弱點的。”[17]
進入新世紀以來，《晉中經簿》的解題問題，重新引起學人之注意與思考。其中貢獻較著者，當推趙望秦《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敍錄的》一文（以下簡稱“趙文”）[18]。趙文共分六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從荀勖校書活動長達十年以上之事實，推其能“從容撰寫敍錄”。第二個部分，從荀勖《本傳》“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推斷荀氏效法劉氏，爲所校圖書撰寫敍錄。第三個部分，從《晉中經簿》以十四卷之篇幅，著錄四部書達到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之事實，推斷此簿必有敍錄。第四個部分，通過勾稽佚文，推斷《晉中經簿》之甲部有敍錄。第五個部分，以《文章敍錄》佚文爲例，證明《晉中經簿》之丁部有敍錄。第六個部分，《隋志·總序》對王儉“不述作者之意”的批評，承前對荀勖“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之批評，恰可表明荀《簿》有敍錄，祇是詳于事迹而略于學術而已。趙文是研究《晉中經簿》解題問題的專文，思路明晰，爬梳甚力，頗具卓識。
針對趙文，張固也先生撰（《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敍錄的嗎？》一文[19]（以下簡稱“張文”）加以探討，對趙文所提出的六個方面，逐一加以反駁，結論是：“古書中所引《中經新簿》，没有一條稱得上是敍錄。”[20]總體上否定了趙文的觀點。張文還對“皇覽簿”之含義等問題，提出了精到的見解。
大約與張固也先生同時，吳光興先生對荀勖《文章敍錄》及諸家“文章志”之面貌、體例淵源，有精到之探討。至于《晉中經簿》，吳先生認爲：“代表荀勖校書成就的《晉中經簿》事實上卻是個單純編目的目錄書，並不包含《别錄》式的‘敍錄’。”“《晉中經簿》是没有解題的單純目錄。”[21]其判斷同前揭余嘉錫、王重民等先生一致。
任何研究，都有助于對論題所涉真相的探尋，乃至最終解決。上揭趙望秦、張固也、吳光興三位先生之研究，均以有限而堅確的史料作爲依據，加以縝密之分析，雖持論可能相反，而都有助于朝事實真相不斷邁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趙文、張文題中所稱“敍錄”一詞，實即後世之“解題（提要）”。兹略作辨析。按，“敍錄”一詞，屬于本書目錄（也即一書之目錄）的概念。中國古典目錄，包括一書之目錄（或曰本書目錄）與群書之目錄（簡稱書目）兩大類；一書之目錄，以篇目（或曰篇名、篇次）爲核心，由本書篇目、本書敍錄兩大部分構成；以“錄”字兼包“目”與“敍”二者[22]，故一書之目錄又稱爲本書書錄（由篇目、敍錄兩部分構成）。至于群書之目錄（書目），則以書名爲核心；針對該書之論說文字（非指作者、卷數等著錄項），通常稱爲解題或提要（本文統稱解題）；有解題之書目，通常稱爲解題目錄（或提要目錄），而解題目錄則由以書名爲中心的條目部分及解題部分組成。敍錄通常是構成解題的重要來源，例如，《别錄》的解題，來源于劉向等爲每書撰寫的敍錄之文；《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書部分的解題，來源于《四庫全書》每部書的書前敍錄等。雖然敍錄同解題關係密切，但是，嚴格地說，二者實際上分屬不同之層次：敍錄附本書以行，是本書目錄之組成部分；解題則係解題目錄的重要内容，屬于群書目錄（書目）之組成部分。執此以論，趙文、張文對荀《簿》敍錄問題的探討，其實是在探討荀《簿》有無解題的問題，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有無敍錄的問題。實際上，由于荀《簿》久佚，此書有無敍錄的問題（即荀勖是否爲《晉中經簿》撰寫題解），已很難考知。
三、《晉中經簿》有無解題之新探
作爲古典目錄四分法的開創之作，《晉中經簿》是一部“沒有解題的單純目錄”，還是一部有解題的目錄？或者說，該簿所著錄之書，書名下有無解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從制度（中央藏書整理之傳統）、體例（《晉中經簿》内在結構及容量）及實證（遺存文字之輯佚）等層面，加以討論。
（一）官方整理藏書之傳統
中國歷來有官方管理藏書的傳統。老子曾爲周守藏室之史（《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而司馬氏世典周史（《太史公自序》）。整理藏書，是王官世守的重要職責。漢代劉向、歆父子奉詔領校中外藏書，使先秦以來的傳世典籍首次得到大規模的、系統性的整理，形成官方定本，成爲後世官方整理藏書的典範，影響極爲深遠。“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阮孝緒《七錄序》），知班固等司理藏書，即以向、歆父子爲取法的對象[23]。
同《晉中經簿》密切相關的文獻，僅有以下數條：
甲、阮孝緒《七錄》序文：“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24]
乙、魏徵《隋志·總序》：“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孓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25]又《簿錄篇》：“《晉中經》十四卷（荀勖撰）。”[26]
丙、《晉書·荀勖傳》：“荀勖，字公曾，穎川穎陰人，漢司空爽之曾孫也。……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武帝受襌……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27]
丁、《晉書·李充傳》：“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服闋，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28]
按：漢成帝、哀帝時劉向、歆父子先後領校群書，撰成《别錄》《七略》，奠定了校書的基本規範與原則，使目錄學成爲一門獨立的學問。在劉向、歆父子形成的校讎與著述傳統中，整齊篇目、撰寫敍錄、編成書目，是其中最爲重要的幾個步驟。《别錄》《七略》體製較爲完備，解題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第六節所舉《晏子書錄》，就是二目中《晏子》解題的重要來源）。向、歆父子所開創的校書傳統，爲歷代校理官書、編寫官簿者所繼承。荀勖“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即遵循向、歆父子奠定的校讎與著述傳統，釐定篇目，撰寫敍錄；敍錄文字，必在《晉中經簿》中有所體現，構成相應的解題内容（《新撰文章家集敍》中也有，而範圍、詳略不同。詳本文第六節）。此一傳統，至東晉李充因“典籍混亂”而僅“删除煩重”，撰成没有解題的簡目，纔有所改變。
（二）《晉中經簿》著錄之容量
從《晉中經簿》著錄體例（如著錄形式、結構要素等）的層面，來審視該簿解題有無的問題，不失爲一個有效的途徑。但是，荀《簿》的著錄形式與内在結構（解題是非常重要而並非必需的結構要素），由于文獻不足徵，目前還無法做出全面的描述與進一步的判斷。幸運的是，荀《簿》著錄形式中的容量要素（即本書卷數、著錄圖書之種數等）是明確的，這一客觀史實，爲該簿解題有無之探討，提供了可靠的基石。
《晉中經簿》的著錄容量，首見于阮孝緒《古今書最》“《晉中經簿》”條：
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
阮孝緒出于“窮究流略，探盡秘奥”（《七錄序錄》）的撰述宗旨，對歷代書目之著錄及當時存亡之實際，作了詳盡考察，從而留下了有關《晉中經簿》的兩個關鍵數字：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前者是荀《簿》著錄的圖書種數，後者是著錄圖書的總卷數。實際上，對于考察一部書目的著錄容量而言，祇有前者（圖書種數）纔是一個有效的衡量指標，而著錄圖書總卷數的相關程度不是很强。因爲圖書種數的多少，直接決定了目錄著錄條數的多少。
衡量目錄著錄容量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則是目錄本身的卷數。在載體相同、各卷容量大致均衡的前提下，書目的卷數越多，其著錄容量也就越大。《晉中經簿》之卷數，《隋志》之簿錄篇作十四卷（見前揭），《舊唐志》之雜四部書目類（題作“《中書簿》”）[29]、《新唐志》之目錄類[30]，其著錄均與《隋志》相同。
結合《古今書最》與隋、唐《志》之記載，知《晉中經簿》以十四卷之篇幅，共著錄圖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大致相當于每卷著錄圖書一百餘部（種）。僅從這個結果本身，並不能對該簿是否有解題的問題加以推論；衹有將其置于書目著錄的系列中加以類比，纔有可能得出較有价值的結論。
《晉中經簿》之前，面貌較爲清晰而可作類比的書目，有《别錄》、《七略》、《漢志》等。《别錄》係劉向、歆父子校書時所撰書錄之匯集（《七錄序》：“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别集衆錄，謂之《别錄》，即今之《别錄》是也。”），由現存《孫卿書錄》《晏子書錄》等完篇可知，該目是内容完備的解題目錄，文字豐碩，信息量大。根據《古今書最》，《七略》有書六百零三家（即種），凡七卷。除去《輯略》（占一卷），著錄書目者凡六卷，平均每卷在一百種左右。《七略》係以《别錄》爲基礎，“總群書”（《漢志序》）而成（《七錄序》：“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在兩部書之體製、格局相同的情況下[31]，知二者之别，主要是在内容之豐儉上；從卷數上看，由二十卷變爲七卷，内容壓縮幾近三分之二。《漢志》係裁取《七略》而成，僅有一卷，而著錄圖書多達五百九十六家。《漢志》書名、卷數、撰者等著錄要素基本齊備，同《七略》之區别，主要在于解題文字之有無。如將荀《簿》同《漢志》相較，知荀《簿》除書名、卷數、撰者等要素外，平均每卷另有大約五倍于《漢志》的文字。這些文字，必然是荀《簿》解題中的内容。
《晉中經簿》之後，面貌清晰而可作類比的書目較多，不妨以相距最近而無闕佚的《隋志》爲例。《隋志》四卷，其著錄之數，如下表所示：
卷次
著錄
第一卷（經部）
六百二十七部（通計亡書，合九百五十部）
第二卷（史部）
八百一十七部（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
第三卷（子部）
八百五十三部
第四卷（集部）
五百五十四部（通計亡書，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
可見《隋志》之著錄，每卷均在八百多部（種）以上，第四卷（集部）更是高達一千一百四十六部；再加上附注道經、佛經二類之内容（盡管未列細目），該卷之容量尤爲驚人。值得指出的是，《隋志》每卷著錄圖書之種數能有如此之多，其實同以下兩個因素密切相關：
其一，《隋志》作爲正史構成的性質。與《漢志》相同，《隋志》亦係史志目錄。作爲正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隋志》要受到“志”之體裁的限制，所以每條僅有簡單之著錄（書名、卷數，偶有附注等），不可能有繁富的解題文字。
其二，“卷”作爲計量單位的特性。如所周知，早期的著述（文獻）是以簡帛作爲物質載體的，編簡成篇，捲帛成卷，“篇”“卷”具有顯示載體的物質意義；著述（文獻）既已形成，“篇”“卷”便具有了標記内容起訖的形式意義。而随著書籍載體的不斷更新，“篇”“卷”逐漸同簡帛等載體脱離，其物質意義便不斷虛化。至《隋志》之時，古典文獻已經進入紙書時代[32]，此時之“卷”，基本上已不再與實際的物質載體相關，而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標示相關内容的起訖，因此，各卷之著錄容量，因爲内容的豐儉而具備相當的彈性。
通過上述比較，知《晉中經簿》以十四卷之篇幅，而著錄圖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平均每卷著錄一百餘部；以書名爲中心的每條著錄内容，遠較《漢志》、《隋志》爲富，而同《七略》大體相倣，因此應當具備相應的解題内容。
四、《晉中經簿》遺存文字之分析
如果說，上揭對官方校理藏書之傳統、《晉中經簿》著錄之容量等考察，尚屬文獻繹讀、理論推導之層面，那麽，通過輯佚，找出《晉中經簿》遺存之文字而加以分析，則有可能從實證層面解決該問題，不失爲解决問題的一條佳徑。但是，由于荀《簿》亡佚已久[33]，尋找實證之路頗爲不易。前揭趙望秦先生所爬梳之文字片斷，較爲零碎，信息量有限，即難以支撐其立論，因此爲張固也先生所否定。
《晉中經簿》保存下來的文字片斷，約有二十餘處，大多僅據此簿而列出某種著述的名稱、撰者及卷數等。其中信息量稍豐、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有十數條。以下試按其相關性，分組加以探析。
（一）第一組
（1）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周生烈”文[34]。）
（2）見《姓苑》。今人呼人，亦曰某生，不必外生也。《晉中經簿》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飬周氏。”（鄭樵《通志·氏族略第二》“周生氏”下注[35]。）
按：以上兩條資料，均介紹同一人物（周生烈）。《晉中經簿》領撰者爲荀勖，晉初人，“晉武帝《中經簿》”者，即荀勖領撰之《晉中經簿》。阮孝緒于《中經簿》前增一“晉”字（《古今書最》），是爲了同鄭默所撰之《中經》相區别（二者相對，後者通常稱作《魏中經簿》）。裴松之引《晉中經簿》，在于介紹周生烈的著述，因爲周生氏著述除《論語義例》外，均著錄于《晉中經簿》。第二條資料，係鄭樵（1104—1162）所引，在于推溯周生氏之源起。此條文字，不再局限于書名、作者、卷數等簡單著錄，内容上稍豐，顯然屬于解題中文字。但是，當鄭樵之世，《晉中經簿》久已亡佚，鄭氏如何得見荀《簿》文字？根據本條文字提供的信息，可以推知，鄭樵可能是依據《姓苑》而加以轉引。《姓苑》此書，後世不存，但在唐宋文獻中，多有引據。考《隋志》譜系篇内有《姓苑》一卷，題“何氏撰”[36]；《舊唐志》雜譜牒類著錄十卷，題“何承天撰”[37]。在鄭樵身後，陳振孫（1179—1262）于其《直齋書錄解題》譜牒類著錄有《姓苑》二卷，解題云：“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為卷首，當是唐人所為。”[38]據此可知，唐時譜牒學興盛，著《姓苑》者尚不止何承天一家，至南宋時此類圖書頗有存者；藏書大家陳振孫既有收藏[39]，那麽，比陳振孫年代更早的鄭樵，能親見《姓苑》其書而加以轉引，就極有可能。作爲譜牒類著作，《姓苑》自會採錄存世文獻中有關名人之著述、生平等資料；《晉中經簿》唐時尚未全佚，因此能被《姓苑》著者所採錄。保存在《姓苑》中的《晉中經簿》文字，又被鄭樵轉引，以釋周生氏之源起；其間文獻傳承之脈絡，較爲明晰，允合情理。鄭氏所引文字，屬于人物介紹範疇；而人物簡介，正是劉向、歆父子所撰書錄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書目中即屬于解題的内容。在判斷《晉中經簿》具有解題的問題上，鄭樵此條，極爲有力。
（二）第二組
（3）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寛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注解傳述人·易》“子夏《易傳》三卷”條下注[40]）
（4）（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後漢鎮南將軍、荆州牧、南城侯。《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注解傳述人·易》“劉表《章句》五卷”條下注[41]）
（5）又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寛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将帖正經。謹議。（司馬貞（679－732）《孝經老子注易傳議》[42]。）
（6）“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者，案：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脉神，子術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若然，子義亦周末時人也。竝不說神農。（《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賈公彦疏鄭玄注“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文[43]。）
按：今日所見《晉中經簿》遺文，通常僅有隻言片語，而且以說明此簿著錄有何人何書爲主，如本組第（4）條，陸德明引劉表《周易注》十卷；第（6）條，賈公彦引子義《本草經》一卷等。第（3）條内《中經簿錄》，即《晉中經簿》之别稱；同第（5）條，均涉及《子夏易傳》之撰人。陸德明引《晉中經簿》，取其“丁寬所作”一語；司馬貞所引，亦“或云丁寬所作”之語。二氏所引文字雖短，而討論的都是《子夏易傳》的作者問題。與司馬貞同時，劉知幾《孝經老子注易傳議》中亦論及該問題：
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寛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剌者矣。[44]
劉知幾（661—721）、司馬貞（679－732）所以同時討論《子夏易傳》之撰人，是因爲唐玄宗“敕令有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奏聞”（ 劉知幾《孝經老子注易傳議》）。實際上，《子夏易傳》的作者問題、真僞問題，一直是學術公案，故四庫館臣于該書提要中稱：“說《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偽中生偽，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書。”[45]根據陸德明、劉知幾、司馬貞三家所引，不難得出自《七略》以來關于《子夏易傳》之著錄事實：
（甲）《七略》云：“漢興，韓嬰傳。”（陸德明）
（乙）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司馬貞）
（丙）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司馬貞）
（丁）《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劉知幾）
（戊）《中經簿錄》云：“丁寛所作。”（陸德明）
（己）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寛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司馬貞）
（庚）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寛作。（劉知幾）
（辛）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司馬貞）
（壬）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司馬貞）
（癸）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将帖正經。（司馬貞）
《漢志》本于劉歆《七略》，其《六藝略》之《易》類載有十三家《易傳》，其中没有明確標明“子夏”所作者。由上揭事實，知荀勖對其時所流傳的《子夏易傳》的作者問題予以討論，以爲“或云丁寬作”。度其文意，大約默認子夏爲孔子弟子卜商，而據當時傳本之實際，又懷疑當係丁寬所作者；由此可知，當時流傳的《子夏易傳》之傳本，必然號稱出于丁寬所作。根據《漢書·儒林傳》，丁寬（子襄其字。號丁將軍）是漢代《易》學大家，“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46]。其說經田王孫而再傳至施讎、孟喜、梁丘賀，均列于學官，顯赫一時。而丁寬之《易》學，根據《儒林傳》，其授受源流是：
孔子—魯商瞿子木—魯橋庇子庸—江東馯臂子弓—燕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齊田何子裝—丁寬
由于《周易》未罹秦火，所以上述傳承譜系極其清楚，同時可知，丁寬《易》學同孔子弟子卜商（子夏）並没有什麽關係。荀勖等對此事實，當然明瞭，所以“或云”二字，正是顯示對當時《子夏易傳》號稱丁寬所作之存疑，頗爲謹慎。王儉《七志》引《七略》，指出其中所謂《子夏易傳》之“子夏”，實即韓嬰。說明王儉試圖根據《七略》的記載，將“《韓氏》二篇（名嬰）”同“子夏”聯繫起來，對當時流傳的《子夏易傳》的作者問題，進行探索。阮孝緒綜採荀《簿》、王《志》之說，以爲“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寛作”，其實並没能明確加以辨析。陸德明認爲“子夏”即卜商（由陸氏引卜商傳記可知），而又惑于韓嬰所傳（《七略》）、丁寬所作（《晉中經簿》）之說，及薛虞所記（號稱馯臂子弓所作）之傳本（據張璠之說），也未能予以辨明。至遲在東晉之時[47]，即有號稱薛虞所記之《子夏易傳》，更將其傳人由丁寬上推至馯臂子弓，托古自重，愈托愈古，實則足以彰其可疑。
不難看出，《子夏易傳》之作者問題，同後出之僞本問題相纏雜，困擾著諸多學人，直至四庫館臣，也未能加以解決。獨清代學者臧庸，復倡《子夏易傳》之作者實爲漢儒韓嬰，並以“子夏”爲韓嬰之字；陳鴻森先生表彰臧氏之說，補以孫志祖所考漢人多以孔門弟子之字爲字之事例，證明韓嬰之字確爲“子夏”[48]。由前揭事實可知，王儉實已試圖將《漢志》所載之“《韓氏》二篇（名嬰）”同“子夏”相關聯，臧庸則更進一步，指出“子夏”爲韓嬰之字，使這種關聯更具有可信度。陳先生經過考證，持論云：“是《易傳韓氏》與《子夏易傳》其爲一書，固可毋庸置疑”[49]，“此（引按：指《子夏易傳》）與《漢志》所著錄之‘《易傳韓氏》’實同爲一書”[50]。
實際上，《漢志》易類所載“《韓氏》二篇（名嬰）”之表述，係班固出于史志書寫的需要，盡量予以高度提煉的結果，其完整著錄，當從首條“《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之例，作“《易傳韓氏》二篇（名嬰）”；又從《春秋》之“《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漢志·春秋類》小序），可分别作《（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鄒氏傳》《（春秋）夾氏傳》之例（後世即通稱《春秋公羊傳》等），也可以寫作“《（周易）韓氏傳》”。（度《别錄》《七略》中之著錄，或即如此。）那麽，無論是“《易傳韓氏》”，還是“《周易韓氏傳》”，均不作“《子夏易傳》”。也就是說，經過劉向、歆父子之領銜校理，韓嬰之《易傳》並不寫作《子夏易傳》。後世號稱“《子夏易傳》”者，顯然向壁虛造（當然，其中可能也保留有部分古注），托古以自高（由丁寬而馯臂子弓），實際上並非韓嬰所傳之原本。
回顧學術史，不難發現，提出《子夏易傳》的作者問題並首先進行探討的，正是荀勖《晉中經簿》。事實上，當荀勖之世，《别錄》《七略》俱存，其中關于“《易傳韓氏》”的著錄與解題，荀氏必能看到；而荀氏之所以要探討其作者問題，一定是當時見到號稱《子夏易傳》之傳本，而其書實際上並不能同《别錄》《七略》之著錄、解題相契合。這就說明兩個問題：其一，漢代所傳之“《易傳韓氏》”，至晉初至少已佚失大半。考慮到兩漢之間、東漢末年以及三國時代戰亂之頻仍與惨烈，這種散佚乃至失傳的可能性是極大的。其二，當時已出現號稱《子夏易傳》的傳本，而且聲稱由丁寬所作。限于文獻無徵，荀勖等無法辨明此本之真僞，衹能在談及作者時，標明“或云丁寬作”，以示謹慎。隨著“《易傳韓氏》”的逐漸亡佚及僞本《子夏易傳》的流行，至陸德明時，已不能辨其真相，從而將“子夏”坐實爲孔子弟子卜商。
基于上述探討，知《晉中經簿》所稱“或云丁寬作”，雖寥寥數字，卻也是關于作者探討的内容，度其原文，或許别有更爲豐富的文字。顯然，此類文字的性質，也應屬于解題文字。
（三）第三組
（7）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孝經注疏·孝經序》“御製序并注”下邢昺疏[51]。）
（8）唐劉子玄曰：“《晉中經簿》凡九詩，皆曰‘鄭氏注。名玄’。”（王應麟《小學紺珠》藝文類“鄭氏九書”條：“《周書》《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注[52]。）
按：以上兩條，均談《晉中經簿》著錄鄭玄九部著述（兩條所引，互有闕誤，合而觀之，知此九部著述分别是《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而于撰人介紹，均稱：“鄭氏注。名玄。”這一著錄形式，同一般直接標出撰人姓名者有異。細繹其文，“鄭氏注”三字，當是其來有自的歷代著錄；“名玄”二字，則是對“鄭氏”究係何人而加以討論的文字。由于反例的存在（即不著“名玄”二字者），後世學者遂能據以討論《孝經注》的撰者問題。
（四）第四組
（9）《晉中經簿》云：“盛書用皂縹嚢，布裏。書函中皆有香囊。素裹封書也。”（《北堂書鈔·儀飾部七·囊八十》“盛書用皂縹”條下注文[53]。）
（10）盛書有青縑袠、布袠、絹袠。（《晉中經簿》）袠，書衣也。（《說文》）（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儒學部·書籍》[54]）
按：本組兩條，内容相近，俱談書籍之外在形製（書衣及材質）。《隋志·總序》謂荀《簿》“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者，即指此。但細讀兩條文字，似非針對某一具體圖書而言，而是概括之詞。如果針對某一具體圖書，極可能取裁自解題文字（如係附注，不可能于每書之下，不厭其煩地羅列形製）；如果是概括之詞，則有可能節取自總序（全書之序）或小序（部類之序）。惜資料較少，難以遽斷。
（五）第五組
（11）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説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絶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顔師古注《漢書·貨殖傳》“昔粤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句[55]。）
（12）《晋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發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始孕。及生，從左脅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董逌《書〈西昇經〉後》[56]。）
按：本組兩條，都涉及人物介紹，應是解題的有機組成部分。第（11）條，顔師古爲駁蔡謨之說，引及計然之傳文（“計然者……皆直述之”），那麽，“計然”的確是人名而非書篇之名。據顔師古自述，此段傳文來源有二，即“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張固也先生云：
如果據此認爲《中經簿》著錄《萬物錄》一書，介紹了計然的生平，並介紹其書内容爲“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那真是一篇典型的敍錄了！但這幾條主要說明《中經新簿》對作者可能有簡單的注釋，《新唐書·藝文志》自注文字比這要詳盡得多，從來没有有稱之爲敍錄；計然一條，顔注所據可能主要是《皇覽》，《中經新簿》則詳載《皇覽》篇目，或曾略及其事。因此，我們認爲古書中所引《中經新簿》，没有一條稱得上是敍錄。[57]
固也先生之說，不無可議。顔師古所引計然小傳，因混言出自《皇覽》及《晉中經簿》，那麽，其主體均有出自二書之可能性，甚至二書所引全同，也不無可能；實際上，清代學者的確根據顔師古此注，將計然簡要事行一節，採入《皇覽》輯本[58]。但是，即使果如張固也先生所擬測（“顔注所據可能主要是《皇覽》，《中經新簿》則詳載《皇覽》篇目，或曾略及其事”），那麽，即使“略及其事”，也說明《晉中經簿》内有對人物的簡要介紹。《晉中經簿》作爲書目，計然《萬物錄》必在著錄之列，由“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二語，即可覘知。這兩句，顯然是對《萬物錄》的解題，必然是《晉中經簿》中文字無疑。至于以《新唐志》自注文字之詳盡，來否定此段計然小傳之解題屬性，這種推斷，其實並不可靠。判斷書名下文本之屬性，主要以其文本内容爲據，也就是說，要看其内容是僅及作者姓名、圖書卷數，還是兼及其他。如果僅有作者姓名、圖書卷數，那就視作附注，是書目内各條著錄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在作者姓名、圖書卷數之外，還有篇卷分合、校理情形等，那麽，這條較爲豐富的文字，其實就不妨視作該書之解題。另外，就全目而言，是否判斷爲解題目錄，就要看該目之主體，即大部分書名之下，有無附注或解題。一部書目（如《新唐志》），其主體可能僅以著錄書名、略加附注爲主，通常不被視作解題目錄，但這並不排除小部分書名之下，具有解題。
第（12）條，是董逌爲《西昇經》作跋時，對《晉中經簿》進行轉引，内容恰是對佛（釋迦牟尼，即佛陀）的介紹，其性質即是小傳。阮孝緒《古今書最》著錄《晉中經簿》時有云：“其中十六卷佛經。”可見，《晉中經簿》對佛經確有著錄（雖然已不清楚著錄的是何種佛經）。佛教大约于東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年）傳入中國，譯經事業逐漸展開，至西晉統一全國時，譯成漢文的佛經近二百六十五部，四百一十卷[59]。不過，當時佛教勢力還很微弱，佛經進入上層社會有一個緩慢的歷程，所以進入國家官藏的佛教典籍僅有十六卷。這類典籍，對荀勖等人來說，屬于新見之書。荀勖等領校圖書，既要依據《别錄》《七略》，梳理舊籍，也要對新出之書（如新傳來的佛教典籍，如新問世的文章家集，如新出現的汲冢書等），加以校理。校理之時，釐定篇次、撰寫書錄，就是應有之義。將這類書錄，裁入《晉中經簿》，就是解題。本條董逌轉引之小傳，雖然不清楚其傳承脈絡，但董氏明白宣稱“《晉中經》言”，那麽淵源于《晉中經簿》無疑，爲此簿具有解題，添一例證。
綜上討論，由第（2）條、第（11）條、第（12）條，可以確證《晉中經簿》著錄各書之下，有關于作者生平事行之簡要介紹；通過對現存《别錄》佚篇之類比，可知此種介紹，顯然是解題的有機組成部分。由此返視，前文所揭諸家引據《晉中經簿》之隻言片語，如第（3）條、第（5）條之“（或云）丁寬所作”，第（7）條、第（8）條之“鄭氏注。名玄”等，其實都是從解題中節取出來的。如果作進一步推測，那麽，第（1）條、第（3）條、第（4）條内對撰者之簡介，實際上也應該參考或直接引據了《晉中經簿》之解題。對《晉中經簿》進行引據的文獻，其性質各有不同：《周禮注疏》賈公彥疏、《孝經注疏》邢昺疏、《經典釋文》（《序錄》）等，屬經部；《漢書》顏師古注、《三國志》裴松之注、《通志》（《氏族略》）等，屬史部；《北堂書鈔》、《小學紺珠》、《古今事文類聚》等，屬子部；《文苑英華》等，屬集部。因文獻性質不同，各書之撰（編）者都是根據實際需要而對《晉中經簿》加以取用，因此在形式上體現出差别；正是這種形式上的差别，使得《晉中經簿》佚存的文本顯得支零破碎，從而爲今人考察、構擬《晉中經簿》的原貌，带來了極大的困難。
如上所考，傳世文獻中直接標明引據《晉中經簿》的文字，其實非常有限，而且多爲隻言片語，考索匪易。如果擴大文獻考查的範圍，從荀勖等人其他著述中尋找有可能納入《晉中經簿》的文字，那麽，或許會有更新的發現，不失爲考察《晉中經簿》是否具有解題問題的有效途徑。
荀勖是晉初校理官書的核心人物。其著述，除《晉中經簿》《新撰文章家集敍》（詳下）外，另有《荀勖集》三卷、錄一卷（見《隋志》）。但其集已佚，保存下來的僅有《省吏議》《讓樂事表》《甲乙問對》《奏條牒諸律問列和意狀》《與王導書》《爲晉文王與孫皓書》及《蒲萄賦》等十餘篇（見嚴可均輯《全晉文》），多非完璧，而且與校理圖書無關。但是，其中有一篇《上〈穆天子傳〉序》，提供了值得深入探討的線索。
五、新出汲冢竹書書錄之分析
根據前揭《隋書·經籍志·總序》，汲冢書是《晉中經簿》丁部著錄的三類圖書之一（另二類是詩賦、圖讚）。包括《穆天子傳》在内的汲冢遺書的出現[60]，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義可以同此前之孔壁古文經、後世之殷墟卜辭、敦煌遺書等發現相提並論；在當時即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晉書·束晳傳》）[61]。“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隋書·經籍志》古史類小序。）[62]以荀勖爲代表的一批傑出學者，先後投入到汲冢竹書的整理與研究之中。根據前賢研究，汲冢竹書在晉代經過三期校理：第一期，自武帝太康二年（281）至太康八、九年（287、289），係荀勖、和嶠分編時期，《穆天子傳》、《紀年》（初定本）皆寫定于此期；第二期，自惠帝永平元年（291）二月至六月，爲衛恒考正時期；第三期，自惠帝元康六年至永康元年（296—300），是束晳考正寫定時期，《紀年》重新改編，全部竹書七十五篇得以釐清[63]。這些著作，除《汲冢周書》《穆天子傳》等少數幾種外，大多逐漸蕪没[64]。幸運的是，諸書内容大旨，或多或少地保存在《晉書·束晳傳》中。兹據該傳所述[65]，表列如次：
上表中關于前十五種著作内容大旨之論述，應該節取自束晳爲各書撰寫之書錄。試將《紀年》一條，同下揭荀勖《上〈穆天子傳〉序》對照，便能瞭然。唐初修《晉書》之時，取束氏文字以說明束氏功業，可謂得法。因係節取，且過于簡省，難以窺其原貌；雖屬一鱗半爪，卻可以據此證實，晉代校理官藏，承續的是劉向、歆父子以來校理官書、撰寫書錄的著述傳統。
《束晳傳》内，關于汲冢書之總括云：“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66]但是根據上表，由《紀年》至《圖詩》，凡十五種，五十篇；合計雜書（四種、十九篇），則有十九種，得六十九篇；合“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之七篇，得七十六篇，尚有一篇之出入。朱希祖以爲《紀年》當作“十二篇”，乃合[67]。
荀勖等奉武帝之命校書，“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見前揭《晉書·荀勖傳》），如前所論，必然如向、歆故事，釐定篇次，撰寫敍錄，載入官目。所謂“校綴次第，尋考指歸”（《晉書·束晳傳》）者，正是此意。因此，荀勖校理汲冢書，必然撰有書錄。今存《上〈穆天子傳〉序》一種，即是書錄幸存之篇：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燬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黄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68]
荀勖此文，既是一篇上奏之文，同時也是《穆天子傳》一書的書錄。其文包括如下部分：（甲）本書來源。（乙）原書形製（尺寸）、書寫樣式。（丙）墓主考證及距當時時間跨度。（丁）本書内容大略及與傳世史書之對照。（戊）本書價值。（己）校上形製及存貯方式。同劉向、歆父子所撰書錄（如下節所引《晏子書錄》）相較，知《上〈穆天子傳〉序》文字稍簡，但是校讎情形、内容大略及本書價值、校上習語等主體部分，具備無遺。由此可證，荀勖等校理群書之步驟、撰寫書錄之構成等，都步武向、歆父子之前軌。荀勖等在編撰《晉中經簿》這一國家藏書目錄時，汲冢書即已囊括在内（附于丁部之末）；那麽，這篇書錄，必然成爲《晉中經簿》内《穆天子傳》解題的取裁來源。
那麽，荀勖整理汲冢書，有無更多書錄文字保存下來？試觀《隋志》古史類小序：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准。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稱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69]
如所周知，《隋志》之成書，有其前承，而荀勖《晉中經簿》、阮孝緒《七錄》等，均是重要參考書目。《隋志》古史一類之設立，其直接前承則爲《七錄》記傳錄之注曆部，其遠源可上溯至《晉中經簿》丙部之“舊事”。因此，古史類小序，應該對《七錄》注曆部小序有所取用；其中關于《紀年》之描述（“《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文意大似《春秋經》”），實際上就是根據荀勖撰《紀年》書錄而加以節取、改寫。此段文字，同前揭束晳所撰《紀年》書錄，雖側重不同，而内容相倣，知二者性質相同。蓋荀勖、束晳前後校理汲冢竹書，均有“校綴次第，尋考指歸”（《晉書·束晳傳》）之作爲。“尋考指歸”者，撰寫書錄之謂也。那麽，同爲《紀年》撰寫書錄，爲何《晉書》、《隋志》分别取材，不相雜混？可能因爲《晉書》爲束晳作傳，所以從束氏著述中取材；而《隋志》爲書目，所以從《晉中經簿》中取裁。
進一步推斷可知，荀勖等校理汲冢書，既已“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那麽，將此類特殊典籍著于《晉中經簿》丁部之末，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上揭《隋志》古史類小序“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等語，大約也本于荀勖爲此類典籍所寫之說明（等同于小序），而加以轉寫。
六、新撰文章家集書錄之分析
荀勖之著述，除《晉中經簿》及前揭零篇之外，另有一部文學專科目錄，即《新撰文章家集敍》（該目《隋志》著錄作《雜撰文章家集敍》十卷，《舊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五卷，《新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敍》五卷）；前人引據此目時，或省稱作《文章敍》、《文章敍錄》等。此目也早已亡佚，但仍有若干被引據之片斷保存下來。吳光興先生曾予輯佚，自《三國志》裴松之注輯出七節，自《世說新語》劉孝標注輯出五節，自《文選》李善注輯出一節，自《藝文類聚》輯出二節，凡十五節。除去重複，得到夏侯惠、荀緯、應璩、應貞、韋誕、孫該、杜摯、裴秀、嵇康、繆襲、何晏等十一人之傳記片斷。各節文字豐儉有差，但都是魏朝後期至西晉初期之人物。例如：
（夏侯）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黄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三國志》卷九《夏侯淵傳》注引《文章敍錄》）
（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選》卷二一注引《文章錄》）[70]
如前所論，荀勖領校圖書，這些新出的文章家集，當然在校理之列，而且倣劉向、歆父子故事，爲新出的文章家集撰寫書錄；上述輯佚出來的文字片斷，以人物事行之簡介爲主，可見是各書書錄的組成部分。由向、歆父子所撰書錄及前揭《上〈穆天子傳〉序》可知，荀勖等爲新出文章家集所撰書錄，其内容當然不僅僅限于人物事行之簡介而已。幸運的是，當時負責整理諸葛亮集的是陳夀，因爲撰寫《三國志》的機緣，陳夀所撰《諸葛氏集目錄》，得以保存在《三國志》内：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随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逺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逺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附）[71]
此篇書錄，係陳夀奉荀勖、和嶠之命而作，爲我們考察荀勖領校群書之體製，提供了一個極爲珍貴而且更爲詳盡的樣本。爲更好地說明問題，現將劉向《别錄》中完篇之一“《晏子》八篇”之書錄，照錄如次，以便比較：
内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内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内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内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内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内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護左都水使者光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章，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以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内有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家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晏子》宋刻本）[72]
本篇書錄，包括如下内容：（甲）本書篇次。（乙）校讎情形，如校勘所用之衆本、校定之原則、異文之舉例。（丙）撰者（晏子）之生平與事功之大略。（丁）本書内容之價值評判及内外篇之裁定原則。（戊）校上習語。
不難看出，《諸葛氏集目錄》的體例，同上揭劉向、歆父子所撰《晏子書錄》等極爲相似：首列篇目，次陳校理緣起及校讎情況，次述作者生平事行與功業，復加品評，明其當下之價值與意義，末列校上習語。如所周知，劉氏父子校書時曾“别集衆錄”而成《别錄》，那麽，同此相類，《新撰文章家集敍》正是荀勖等將當時新出之文章家集的書錄集合而成。因此，這篇《諸葛氏集目錄》，其實就是《新撰文章家集敍》中的一個完篇。由此可以反推，前揭夏侯惠、應璩等人之文集敍錄，絕不僅限于簡述人物生平事行之文字片斷，而是有著同《諸葛氏集目錄》結構相似、體量或許相當的文字，内容十分豐富。所謂“新撰”之“新”，就是指對當時“新”出的文章家集進行整理、撰寫書錄之“新”。荀勖等職責所在，理宜固然。
同前代書目相比，可知《晉中經簿》是荀勖領撰的國家藏書目錄，其性質與《七略》相同。《七略》成書之時，對《别錄》著錄之書，全部納入，同時也對其書錄（解題）加以裁取。可以想見的是，荀勖等在編撰《晉中經簿》之時，也必然對新出的文章家集加以著錄，同時對各集之書錄（如《諸葛氏集目錄》），加以節取、删潤，成其官簿。
七、《晉中經簿》解題内容與體例之探討
《晉中經簿》既有解題，那麽，下述問題必然引起我們的思考：上揭《諸葛氏集目錄》、《上〈穆天子傳〉序》的内容，是否能全部納入荀《簿》？換句話說，荀《簿》的解題内容，能否如《諸葛氏集目錄》、《上〈穆天子傳〉序》一樣豐富？荀《簿》解題的内容，應該包括哪些層面？從解題體例上看，荀《簿》之解題，當屬何體？有何學術前承？這些問題，無一不是目錄學與學術史上的難點，而且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以下試討論之。
（一）《晉中經簿》解題之内容
通過前文之探求可知，《晉中經簿》的佚文片斷，極爲簡略，即使周生烈、計然、夏候惠等人之傳文，也並不豐碩；另一方面，作爲《晉中經簿》解題取裁對象的《上〈穆天子傳〉序》、《諸葛氏集目錄》，文字又較爲豐富，信息量頗大。那麽，《晉中經簿》解題之内容，應當處于何種狀態，包括哪些層面？
如前所述，同《七略》之解題係減省《别錄》匯集之書錄而成相類似，《晉中經簿》的解題内容，也是在《諸葛氏集目錄》等書錄的基礎上減省而成的。考察《諸葛氏集目錄》的構成，知其包括本書篇目（篇名、篇次）與本書敍錄兩個部分，而本書敍錄，又包括四個方面的内容：
（甲）本書校讎情況。
（乙）作者生平大略（事行、功業、學術貢獻等）。
（丙）本書價值判斷，即内容（或作者事功、思想等）之品評。
（丁）校定繕寫情況。
那麽，上述各個層面，哪些爲《晉中經簿》所取材，哪些又被删省？似難遽言。但細繹相關文獻，仍然有其端緒可尋：
其一、《七錄序》云：“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别。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别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李充編寫《晉元帝書目》時，鑒于當時圖書劇減（“十不一存”）及“淆亂已甚”之實際，採取了“没略衆篇之名”的舉措，大體上按甲乙之序編次而已。所謂“没略衆篇之名”，是指編寫書目時，省去各書之篇名（即本書之篇目部分）。李充編目，以《晉中經簿》爲依據與藍本，由此可以反證，《晉中經簿》著錄之各書，必詳其本書篇目（篇名、篇次）。《隋志·總序》云：“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所謂“但錄題”，非指本書書名（此係任何書目之核心，毋庸強調），而是指本書篇題（即篇名）[73]。以上兩例，正反呼應，均說明《晉中經簿》之解題内，包含有各書篇目（篇題、篇名）。
其二、《隋志·總序》云：“（《晉中經簿》）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儉又別撰《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本段論述，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所謂“盛以縹囊，書用緗素”，屬于上揭敍錄之第四點（即“校定繕寫情況”）的内容；此屬荀《簿》所取用者。其次，所謂“作者之意，無所論辨”，是指上揭敍錄之第三點（即“本書價值判斷”）；此屬荀《簿》之删削者。王儉《七志》，係承荀《簿》而論及（由“亦”字可知），“不述作者之意”者正同。而《七志》所謂“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即上揭敍錄之第二點（“作者生平大略”）；由此逆推，《晉中經簿》亦必有“每立一傳”之内容，也即簡列作者生平大略的内容。（《七錄序》稱：“儉又依《别錄》之體，撰爲《七志》”，即指《七志》也有解題。）
綜合以上兩點，知《晉中經簿》之解題，至少包括以下三個層面的内容：甲、本書篇目；乙、作者生平大略；丙、校定繕寫情況。三者之中，甲、丙兩個方面比較固定、客觀，因而當以第二個方面（作者生平大略）爲論述重點。當然，出于文本自洽性之考慮，荀勖並非機械地予以删取，而在文字上必然有所潤飾。
（二）《晉中經簿》解題之類型
王重民先生在論述中國中古前期（公元前6年至公元618年）圖書目錄事業的發展時指出：
我為稱名的方便，擬把從劉向敍錄直到《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都稱為敘錄體的提要，把用傳記方式的都稱為傳錄體的提要。看來，這一時期最發達的是傳錄的提要。另外，還有輯錄體的提要，就是不由自己編寫，而去鈔輯序跋、史傳、筆記和有關的目錄資料以起提要的作用。這一方法是在這一時期內由僧祐開其端，而由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朱彝尊《經義考》得到進一步發揮，和敘錄體、傳錄體並稱，我擬稱之為輯錄體。[74]
王先生把提要（即解題）體例分為敍錄體、傳錄體、輯錄體三種，基本概括了清初以前的解題類型，構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題分類體系，因此廣爲學界所認可。《晉中經簿》的解題，包括了本書篇目、作者生平與校定繕寫情況，較劉向、歆父子的敍錄體爲少而比傳錄體爲豐，處于二者的中間狀態，因此仍當屬敍錄體，不過是在内容上有所簡化的敍錄體。
（三）《晉中經簿》解題之前承
從前揭著錄容量上看，《晉中經簿》並不同于《漢志》之簡要著錄（僅列書名、撰者，偶有附注），而是具有解題。但從解題層次上看，該簿也不同于《别錄》之匯集衆錄，極爲豐富。應當看到，荀勖等人深諳劉向、歆父子校書故事，並且其時《别錄》《七略》二書具在，不僅對劉氏父子已校之書，可以徑直取用相關解題文字；而且對于新出之書（文章家集、汲冢書等），也可以按既有體例，加以校理。那麽，《别錄》與《七略》，哪一部對荀勖等影響更大，是《晉中經簿》更爲直接的學術前承？
《别錄》同《七略》，雖然都是劉、向歆父子校理漢代藏書的成果，但二者其實頗有不同。方之後世，《别錄》頗類似于清代所修《四庫全書總目》，而《七略》則近似于《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但無著錄與存目之别）。從性質上說，《别錄》雖源于劉氏父子領校群書，但卻是劉向“别集衆錄”的結果（體現出劉向個人卓越的文獻意識）；在一定意義上，該目還具有私撰的性質。《七略》則是成于劉歆之手的國家藏書目錄，是劉氏父子校書最終告成的標志性成果，反映國家藏書面貌，體現皇帝統治意志，因此是漢代的代表性書目。阮孝緒《古今書最》通考歷代藏書源流，取《七略》而不取《别錄》，正是基于對二目性質的準確認知。
荀勖《晉中經簿》是西晉國家藏書目錄，其性質與《七略》相同。而《新撰文章家集敍》其實是荀勖等校理中央藏書的附屬成果，其性質與《别錄》相同（祇是收書限于新出之文章家集而已）。因此，深諳劉向、歆父子校書故事並能親覩《别錄》《七略》二書的荀勖等人，在編撰一代藏書目錄《晉中經簿》時，在内容層次與體例安排上，更多地取法了《七略》。換句話說，《晉中經簿》的學術前承，主要是《七略》而非《别錄》[75]。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荀勖《晉中經簿》同其《新撰文章家集敍》之間，著錄圖書數量上有多寡之別（後者僅載新出之文章家集），解題內容上亦有簡繁之異（如陳夀所撰《諸葛氏集目錄》，《晉中經簿》僅節取其中部分内容，而《新撰文章家集敍》則予以全錄），原因在于，荀勖編撰二目之旨趣不同。前揭《諸葛氏集目錄》與《上〈穆天子傳〉序》，恰好是兩類文獻的代表性書錄：一類是在《别錄》《七略》之後，新出現的文章家集[76]；一類是新出土的文獻，猶如後世之特藏圖書。因爲兩類都是“新”出之書，所以荀勖等纔有撰寫書錄的需要；至于傳世文獻，《别錄》《七略》俱在，荀勖《晉中經簿》可以直接根據需要加以著錄、取用，無須新撰（當然並不排除在文字上有所潤飾）。至于爲新出文人别集所撰寫之敍錄，荀勖亦遵循劉向“别集衆錄”之前例，另外編成《新撰文章家集敍》一書。該目能有十卷之多，足見其繁富。《晉中經簿》係官撰綜合目錄，《新撰文章家集敍》則屬文學專科目錄，二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别[77]。至于荀勖是否匯集汲冢書之目錄而另成一書的問題，因文獻無徵，不能遽斷。
八、結論
本文以上以七節之篇幅，對《晉中經簿》的解題問題，進行了較爲全面的探討。通過上述分析與討論，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一）《晉中經簿》是荀勖等領撰的國家藏書目錄，是當時國家藏書校理的成果。晉初國家藏書，來源有二：舊有之藏書及新出之典籍。新出典籍，至少有如下三類：（甲）新出現之文章家集，（乙）新發現之汲冢書，（丙）新產生之佛教典籍。由于其時劉向、歆父子之《别錄》《七略》尚存，凡舊有之藏書而獲見于二目者，荀勖等均可從《别錄》《七略》中直接取裁，因此，其校理圖書之重點，就是包括上述文章家集、汲冢書、佛教典籍在内的新出典籍。
（二）荀勖等校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晉書·束晳傳》），“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晉書》荀勖本傳），遵循的仍是劉向、歆父子傳承下來的官書校理範式。因此，每書校畢，當依照向、歆故事，撰寫一篇同《晏子書錄》相類似的書錄。前揭《諸葛氏集目錄》《上〈穆天子傳〉序》等，就是遺存至今的完篇，是當時撰寫書錄的明證。
（三）荀勖對當時新出之文章家集特别留意，將其書錄匯集在一起，别成《新撰文章家集敍》（通常簡稱《文章敍錄》）一種。雖然同屬荀勖等校理官書之成果，但該目屬文學專科目錄，與作爲國家藏書目錄的《晉中經簿》，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兩部書目在著錄數量、解題容量等方面存在差異，既有聯繫，也有區别，主要是因爲撰述旨趣不同，從而在内容與形式上有不同的體現。
（四）《晉中經簿》作爲國家藏書目錄，具有解題，是一部解題目錄。其解題之來源，主要有兩類：（甲）舊有之藏書，取材于《别錄》《七略》之解題。（乙）新出之典籍，取材于包括《新撰文章家集敍》所收者在内的新撰書錄。
（五）《晉中經簿》《新撰文章家集敍》問世之後，其著錄（如圖書之撰人、卷數等）與解題，往往爲後世學人所取材。保留至今的部分人物（如前揭周生烈、計然、佛陀等）之傳記片斷、荀勖所撰《紀年》書錄之片斷、陳夀所撰《諸葛氏集目錄》之完篇，就是當時《晉中經簿》解題取材的對象，是該簿具有解題的明證。
總之，荀勖的領校群書與編撰書目，同劉向、歆父子極爲相似，其規模與範式，均應引起重視。《晉中經簿》的撰寫，不僅深刻影響了後世書目分類之格局（由六分轉爲四分），也深刻影響了後世書目解題之體例（從敍錄體開始向傳錄體轉變）。期待本文對荀勖《晉中經簿》解題問題的探討，不僅可以更新學界既有之認識[78]，也能推動對中古時期目錄學與學術史更爲深入的研究。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朱彝尊論學詩研究”（批准號：17BZW118）階段性成果，貴陽孔學堂入駐研修成果。
注釋：
[1]按：本文所說的“中古時期”，指魏晉南北朝時期。[2]按：解題，又稱提要，是書目中對著錄的圖書進行解說的文字。余嘉錫先生說：“書名下論說，名稱屢變”，“以普通均呼之爲解題，姑用以立說”。（見氏著《目錄學發微》卷一，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第2頁。）今循其例，通稱解題。[3]按：荀勖此目，阮孝緖《古今書最》著錄作“《晉中經簿》”，《隋志·簿錄篇》著錄作“《晉中經》”（均見下文），因此，其正式名稱當作《晉中經簿》（鄭默所撰者則稱《魏中經簿》）。阮氏《七錄序》有“因魏《中經》，更著《新簿》”一語，《隋志》因之，因此後世又别稱作《中經新簿》。又按：關於荀勖領校群書，時賢考其大約始於西晉泰始六、七年（270—271）間，初期同中書令張華一起負責，後期則和嶠一起負責。（詳吳光興：《荀勖〈文章敍錄〉、諸家“文章志”考》，載莫砺鋒編《周勛初先生八十夀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77頁。）[4]按：中古時期的目錄，如果不考慮一書之目錄（即本書目錄），而就群書之目錄（即書目）來看，僅有《古今書最》、阮孝緒著述簡目等極少數目錄，因特殊機緣而保存下來（以上二種，保留在釋道宣《廣弘明集》内）。[5]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一，第2—3頁。[6]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1頁。[7]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第88頁。[8]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第2頁。[9]按：對《晉中經簿》分類問題加以專精之研究的，有唐明元、王德平、張固也等。前二者合撰有《〈中經新簿〉四部之小類問題辨析》（《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6年第3期）、《再論〈中經新簿〉四部之小類問題》（《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9期）等；後者有《四部分類法起源于荀勖說新證》、《也談〈中經新簿〉四部之小類问題》、《再談〈晉中經簿〉四部之小類問題》等文（均收入氏著《古典目錄學研究》一書）。[10]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四，康熙甲午（1714）刻本。[11]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第88頁。[12]汪辟疆：《目錄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據1934年初版影印，第21頁。[13]來新夏：《古典目錄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8頁。[14]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王重民校閱本），上海書店，1984年（據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影印），第163—164頁。[15]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王重民校閱本），第174頁。[16]按：姚名達先生（達人，顯微。江西興國人。1904—1942）畢業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受業于梁啟超等諸大家。抗戰爆發，以中正大學教員而參加戰地服務圑，于新淦遇敵，犧牲于石口村，年僅三十九歲。先生所著，已有《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年表》《劉宗周年譜》《邵念魯年譜》《朱筠年譜》《章實齋年譜》等。（詳王重民先生所撰《後記》，《中國目錄學史》，第425頁。）儻先生未犧牲而專力學術，必有更多發明，成就未可限量。[17]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第42頁。[18]趙望秦：《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敍錄的》，《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4期，第10—15頁。[19]張固也：《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敍錄的嗎？》，載氏著《古典目錄學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6—48頁。該文原載《圖書館雜志》2008年第7期。[20]張固也：《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敍錄的嗎？》，第41頁。[21]吳光興：《荀勖〈文章敍錄〉、諸家“文章志”考》，第178頁、184頁。[22]余嘉錫曰：“何謂目錄？目謂篇目，錄則合篇目及敍言之也。……必有目有敍乃得謂之錄。錄既兼包敍及目，則舉錄可以該目。……因編校之始，本以篇目爲主，故舉目言之，謂之目錄也。諸書所載向、歆之奏，亦或謂之敍錄。蓋二名皆舉偏以該全，相互以見意耳。”（《目錄學發微》卷一，第16頁。）[23]按：東漢官方大規模校書有四次，其專門校書機構有蘭臺、東觀等，均按劉向、歆父子《别錄》《七略》分類之法，部次典籍。說詳張宗品《東漢校書考》一文（載《漢學研究》第35卷第3期，2017年，第67—104頁）。[24]〔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四部叢刊》影明汪道昆刻本。按：該書保存的阮孝緒相關資料，計有：《七錄》序文、《古今書最》、《七錄目錄》（以上合稱《七錄序錄》）、阮氏著述簡目、阮氏傳記等。[25]〔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二，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06頁。[26]〔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第991頁。[27]〔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152—1154頁。[28]〔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二，第2389—2391頁。[29]〔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011頁。[30]〔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四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97頁。[31]按：《别錄》同《七略》相類，也有《輯略》。關於此目，研究者衆，要以張滌華先生之研究，最稱精審。詳其《〈别錄〉的作者及其撰輯的時期》《〈别錄〉的亡佚及其輯本》《〈别錄〉釋名》等文（分載《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第2期、第4期）。[32]錢存訓先生考察了中國古代書寫材料的分期：（1）竹簡、木牘：自上古至公元三世紀或四世紀。（2）縑帛：自公元前六世紀或前五世紀至公元五世紀或六世紀。（3）紙：自公元前後直至現代。（載氏著《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64頁）。錢先生又指出，到公元二世紀後半葉，紙已經成爲“最普遍的書寫材料”；後來風行于三至四世紀的晉代，取代了竹簡和部分縑帛的用途；四世紀時，桓玄甚至下達了禁簡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黄紙寫之。”（同前書，第102頁。）[33]按：從下文所揭文字片斷上看，唐宋時對《晉中經簿》偶有引據，宋以後則無，那麽，該書有一個不斷散佚之過程，至遲于宋元之際全部亡佚。[34]〔晉〕陳夀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20頁。[35]〔宋〕鄭樵撰：《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0頁。[36]〔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第990頁。[37]〔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六，第2012頁。[38]〔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9頁。[39]武秀成先生云：“古代文化之盛，莫盛于宋代；宋代典籍之富，莫富于直齋。直齋謂誰？吳興陳振孫也。”（載氏著《陳振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51頁。）[40]〔唐〕陸德明撰，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7頁。[41]〔唐〕陸德明撰，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第39頁。[42]〔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七六六，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4035頁。[43]〔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總第667頁。[44]〔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七六六，第4034頁。按：“十二家”，當作“十三家”。[45]〔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武英殿刻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4頁。[46]〔漢〕班固：《漢書》卷八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597—3598頁。[47]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著錄“張璠《集解》十二卷”，注云：“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作。”（《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第43頁。）結合前揭陸氏《敍錄》“子夏《易傳》三卷”條下所引張璠之說（“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其說大約即出於《集解》），則至遲到東晉之時，已有號稱馯臂子弓所作、薛虞所記之《子夏易傳》通行于世。[48]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2分，1985年，第371—372頁。[49]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第373頁。[50]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第404頁。[51]〔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總第2539頁。[52]〔宋〕王應麟撰：《小學紺珠》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8册，第464頁。按：“凡九詩”，“詩”當作“書”。[53]按：孔廣陶校注云：“今案：陳本脫‘素裹’句，餘同。考《御覽》七百零四引《中經簿》，無‘布裏’兩字，‘囊’下有‘二’字，亦無末句。”（〔隋〕虞世南撰，〔清〕孔廣陶校注：《北堂書鈔》卷一三六，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重刊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6頁。）“陳本”指明人陳禹謨萬曆刻本。[54]〔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7册，第545頁。[55]〔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卷九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83頁。[56]〔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二，清陸心源刻《十萬卷樓叢書》本。[57]張固也：《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敍錄的嗎？》，載氏著《古典目錄學研究》，第41頁。[58]〔清〕孫馮翼輯：《皇覽》，清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212册，第6頁。[59]葛兆光：《佛藏序》，《佛藏》（《永樂北藏》本）第1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3—4頁。[60]按：汲冢書係汲郡人不準，盜發魏王墓所得。據朱希祖所考，墓主可能是襄王、昭王、安釐王、景湣王等，但不能早於襄王以前。墓發於咸寧五年（279）十月，諸書至遲於太康元年（280）正月，歸藏於秘府；命官校理則在太康二年（281）春。（載氏著《汲冢書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頁、第5頁、第37頁。）[61]〔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3頁。[62]〔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第959頁。[63]朱希祖：《汲冢書考》，第40－43頁。[64]按：如《竹書紀年》一種，古本逐漸亡佚，今本則是後出僞托之書（其中保留有部分古本資料）。關于此書，學界探討較多，詳邵東方所編《竹書紀年研究（1980—2000）》（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及程平山《竹書紀年與出土文獻研究之一：竹書紀年考》（中華書局，2013年）等。[65]〔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一，第1432—1433頁。[66]〔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一，第1433頁。[67]朱希祖：《汲冢書考》，第21頁。[68]〔清〕嚴可均：《全晉文》卷三一，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四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2頁。按：據文末自注，知嚴氏輯自道藏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有該書，解題云：“舊題曰古文。又晉郭璞注，荀勗校定。嚮爲楊五川藏書，依元刋本傳錄，葉心有萬卷樓雜錄五字。後馮巳蒼得之，以錫山秦氏鈔本校過，改正譌字，補錄序首結銜五行。其文云：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勗（一），領中書會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二），秘書主書令史譴勳給（三），秘書校書中郎張宙（四），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謹並第錄（五）。別本皆無之。”（〔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926冊，第291頁。）據朱希祖考辨，“中書會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當作“侍中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汲冢書考》，第39頁。）[69]〔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第959頁。[70]吳光興：《荀勖〈文章敍錄〉、諸家“文章志”考》，第181頁、183頁。[71]〔晉〕陳夀：《三國志》卷三五，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29—931頁。[72]〔清〕姚振宗輯錄，鄧駿傑補錄：《七略别錄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9—40頁。[73]張固也已指出：“《隋書·經籍志》總序所謂‘題’，其實不是指書名，而是指篇題或篇目、篇名。”（《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敍錄的嗎？》，第42—43頁。）[74]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0頁。[75]按：從今天《別錄》《七略》之佚文來看，《別錄》尚有數首完篇（如《晏子》《孫卿子》《列子》之書錄等）保留下來，而《七略》基本上僅有零字斷文，不成其篇。原因可能在于，二書同時行世，但因《別錄》更爲繁富，所以學者更樂於取用。關於二書之輯佚，匯總性成果有鄧駿捷《七略别錄佚文 七略佚文》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6]吳光興先生考察後指出：“從《文章敍錄》的佚文與唯一完整保存的《諸葛亮集敍錄》來看，涉及到的作者都是建安以下至魏晉之交的人物。”《荀勖〈文章敍錄〉、諸家“文章志”考》，第178頁。）[77]關於荀勖《晉中經簿》同《文章敍錄》之關係，吳光興先生《荀勖〈文章敍錄〉、諸家“文章志”考》一文，論述較詳，卓識頗多，可以參考（載莫砺鋒編《周勛初先生八十夀辰紀念文集》，第174—203頁。）[78]如余嘉錫先生認爲：“晉武帝太康二年，得汲冢古文竹書，以付秘書，于是荀勖撰次之，因鄭默《中經》，更著《新簿》，遂變《七略》之體，分爲甲、乙、丙、丁四部，是爲後世經，史、子，集之權輿，特其次序子在史前。《隋書·經籍志》謂其‘但錄題及言，盛以缥囊，書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但錄題’，蓋謂但記書名；‘盛以缥囊，書用缃素’，則惟侈陳裝飾，是其書並無解題。而今《穆天子傳》，載有勖等校上序―篇，其體略如劉向《別錄》，與《隋書·經籍志》之言不合。據《晉書》勖傳，則勖之校書，起於得汲冢古文，或勖第於汲家書撰有敘錄，他書則否也。”（《目錄學發微》卷三，第88頁。）其中對荀勖校書源起及《晉中經簿》有無解題之觀點，都應修正。注：本文发
注：本文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第43辑，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宗友老师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