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石经磨改考实
姚文昌
现存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乾隆石经，是我国古代最后一部官修石经。尽管碑石整体上保存较为完好，由于刊刻时间较晚、拓本流传不广，长期以来乾隆石经受到学界的忽视。近年来，随着清代经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乾隆石经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乾隆石经在刊刻完成之后，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磨改的情况，磨改前后的经本面貌也就大不相同。经本作为石经研究的核心，它的准确断代成为石经研究的基本前提，而经本的断代必须建立在对石经磨改史实的正确认知之上。
对于乾隆石经磨改的具体时间，学界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对现存石经拓本的断代也就无法成立。反过来，学者借助错误断代的拓本来对乾隆石经进行研究，最终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甚至错上加错。下面通过梳理《石经考文提要》、《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乾隆朝上谕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奏修石经字像册》等原始文献和现存拓本的文字校勘，对学界沿袭已久的错误认识予以纠正。
一、“嘉庆八年磨改石经”之说不可信
乾隆石经的刊刻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五十九年（1794）基本完成。清代以来，学者多以为石经的首次大规模磨改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
王昶《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逮我皇上嘉庆八年，司空（彭元瑞）奏请重修，得旨俞允。于是复命文臣勘详磨改，以臻美善。故今太学所立石经，与前此摹搨、颁赐诸王大臣者复有不同。[①]
冯登府《石经补考》：迨我仁宗睿皇帝嘉庆八年，尚书（彭元瑞）奏请重修，于是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故前后拓本不同。[②]
张之洞《书目答问》：国朝石经。乾隆五十八年敕刊，嘉庆八年敕改定。[③]
张国淦《历代石经考》：（乾隆石经）经石立国子监太学，嘉庆八年曾磨改，今石完好无残阙。[④]
时至今日，对乾隆石经有所涉及的学者亦皆主此说[⑤]。既然如此，这次磨改究竟对乾隆石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只能从原始文献记载入手，考察此次石经磨改的始末细节[⑥]。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内阁彭元瑞奏“太学石经现在所刊碑文与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康熙字典》及高宗纯皇帝《钦定三礼》、《校定武英殿十三经》间有异同，请详加察核”等语。石经为同文盛举，刊布黉宫，垂世行远，今碑内文字，既尚须检校，着派董诰、朱珪、纪昀、戴衢亨、那彦成将石经碑文与御纂、钦定各书悉心查对，有无异同，黏签呈览。[⑦]
嘉庆皇帝根据彭元瑞的奏请，下旨委派董诰、朱珪等人进行查核。谕旨很快得到贯彻，司事大臣将石经碑文与“御纂、钦定各书”进行核对，调查结果由董诰、朱珪、那彦成、纪昀、戴衢亨联名奏进。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是国学刊刻石经昭示儒林，两朝纂定各书颁行海寓，士子传观诵习，本无不相符合之处。惟改正之八十六条，高宗纯皇帝系就彭元瑞呈进之本，择其可从者，特允刊改。此外，实无如彭元瑞所奏违背更改之处，应毋庸议。臣等此次查对全部石经，有刊刻时遗漏笔画者，《礼记》、《左传》共三条，皆系点画微讹，及此外有刻工草率数处，均易于修整，应请交御书处派员带领碑匠查照，敬谨修好，以臻完善。臣等会同查看缘由，因书册粘签卷帙繁多，谨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⑧]
奏进的分缮清单分为四份，分别是：一、“现刻石经查与《御纂四经》、《钦定三礼》不符，均系按照彭元瑞原进《提要》，因文义较明确可证，据入于《改正字样》册内各条清单。”二、“查石经内与武英殿本不符，均系恭照《御纂四经》、《钦定三礼》字样各条清单。”三、“查石经内字画粗率，应行修整者各条。”四、“查石经内刊刻遗漏，应行修整者三条。”[⑨]嘉庆皇帝根据董诰等人的调查结果，给出了最终的处理意见。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八年八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前因彭元瑞奏“太学石经现在所刊碑文，与御纂、钦定本间有异同，请详加察核”，特简派大臣悉心检校。兹据董诰等奏，将石经全部公同详细校勘。除曾奉特旨改刊各条外，实无违背更改之处，并开列清单进呈。因思石经为同文盛举，从前彭元瑞撰进之《考文提要》亦系援引武英殿唐、宋石经及天禄琳琅宋椠各书作为证据，现在太学石经，早已刊布通行，毋庸改易。其石经内有遗漏笔画及镌刻草率各条，着交御书处查照修整，以臻完善。钦此。[⑩]
彭元瑞提出磨改石经的理由是“太学石经现在所刊碑文与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康熙字典》及高宗纯皇帝《钦定三礼》、《校定武英殿十三经》间有异同”，而董诰等人核对的结果是“除曾奉特旨改刊各条外，实无违背更改之处”，因此嘉庆皇帝下旨“现在太学石经，早已刊布通行，毋庸改易”，而只是将“石经内有遗漏笔划及镌刻草率各条，着交御书处查照修整”。
也就是说，嘉庆皇帝最终下旨修改的仅仅是董诰等人奏进的第三、四份分缮清单的条目。其中第三份清单为“查石经内字画粗率，应行修整者各条”，包括《周礼》1条，《仪礼》1条，《礼记》1条，《左传》4条；第四份清单为“查石经内刊刻遗漏，应行修整者三条”，包括《礼记》1条，《左传》2条。两份清单的修改条目共计10条，这就是嘉庆八年彭元瑞奏请磨改石经而最终被允许“交御书处查照修整”的全部条目。正因如此，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云：“嘉庆八年，文勤奏请详加察核，仁宗命董文恭、纪文达、朱文正、戴文端、那冢宰查对，但将碑字之草率、漏画略加修补而已。”[11]
嘉庆皇帝诏令“字画粗率”、“刊刻遗漏”应行修整的条目是否在碑石上得到了一一落实呢？光绪十一年（1885），时任国子监学录的蔡赓年继彭元瑞之后再次奏修石经，并将拟修条目汇编成《奏修石经字像册》一书。
《奏修石经字像册》：堂谕：乾隆石经字迹岁久受损，本堂于七月间奏准请遵《钦定考文提要》及时修刻在案，着派蔡赓年敬寀石刻编册呈堂，覆定发修。此谕。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学录蔡赓年遵奉谨编。[12]
《奏修石经字像册》将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一书为主要参考，拟修条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字迹磨灭需要修刻者，另一种是文字与《石经考文提要》意见不一需要磨改者。根据蔡赓年的奏请，拟修条目“都计十三经拟修文字捌百六十三科”[13]。将《奏修石经字像册》的改刻意见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所藏民国间石经拓本对校可以发现，蔡赓年的改刻意见最终得以落实[14]。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碑石文本经过了光绪间的磨改，因而无法直接将其作为考察嘉庆八年彭元瑞奏请磨改石经具体落实情况的依据。
所幸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一书在详列修补意见的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修补前的石经面貌，由此我们得以利用《奏修石经字像册》的记载考察光绪十一年蔡赓年奏修之前石经的磨改情况。
首先，我们来回看嘉庆八年彭元瑞奏修最终“交御书处查照修整”的第三、四份清单的具体条目。
第三份清单：查石经内字画粗率，应行修整者各条：《周礼》“谓之不参均”，上文“谓之参均”，下云“谓之不参均”，文义一反一正，今因增下文“不”字，并上文亦增入“不”字，应删去。《仪礼》“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字应修。（《礼记》）“武王烝哉”，“武”字多“丿”，应修。《左传》“生子
第四份清单：查石经内刊刻遗漏，应行修整者三条：《礼记》“举者出户出户袒”，上“户”字今刻“尸”，应改。《左传》“处于泛”，今刻作“汜”，已改，应修。“平板榦”。今刻作“幹”，应改。[15]
上述10条改刻文字有6条可以在《奏修石经字像册》中找到对应的叙述。
《奏修石经字像册》：1.《周礼》“材美弓巧为之时谓之参均”。“参均”，刻误增“不”字。下句“谓之不参均”，明本脱“不”字，《提要》校补，刻者于两句“参均”上并磨增“不”字。2.《仪礼》“以礼见于卿大夫”。“卿”，《提要》校从“卿”，刻磨改作“乡”。3.《礼记》“举者出户”。“户”，《提要》校从“户”，刻磨改为“尸”。4.《礼记》“武王烝哉”。“武”，刻作“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根据分缮清单的意见，《周礼》“谓之不参均”，“不”字应由御书处查找删去，而蔡赓年所见仍存“不”字；《仪礼》“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字应由御书处修改，而蔡赓年所见仍作“乡”；《礼记》“王烝哉”，“”字应由御书处改作“武”字，而蔡赓年所见仍作“”；《礼记》“举者出尸”，“尸”字应由御书处改作“户”字，而蔡赓年所见仍作“尸”；《左传》“生子”，“
综上所述，乾隆石经的碑文在嘉庆八年彭元瑞奏请磨改石经的事件中没有受到任何人为的改动，王昶、冯登府、张之洞、张国淦等人“嘉庆八年磨改石经”之说不可信。
二、乾隆石经的大规模磨改系和珅所为
王昶云“太学所立石经，与前此摹搨、颁赐诸王大臣者复有不同”，冯登府云“前后拓本不同”，皆言之凿凿。王、冯二人所见皆在光绪以前，既然石经在嘉庆八年未被磨改，拓本之不同又从何而来呢？
上文第三、四份清单与《奏修石经字像册》对应的六处文字，蔡赓年所见五处有磨改痕迹。不仅如此，从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的记载来看，在光绪十一年之前，石经已经过大规模的磨改。磨改的具体时间，却不得而知。下面再来看《奏修石经字像册》所载磨改的石经碑文在嘉庆八年第一、二份分缮清单中的对应情况。
如表所示，蔡赓年所见有磨改痕迹的石经碑文皆与嘉庆八年董诰等人所见石经碑文相同，可知石经的大规模磨改出现在嘉庆八年彭元瑞奏请磨改石经之前。既然如此，石经的大规模磨改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乾隆石经的大规模磨改，还要从彭元瑞主持石经的刊刻谈起。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经刊刻进入后期完善阶段，与此同时，彭元瑞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完成了《石经考文提要》的撰写，一来纠正通行坊本、监本的讹误，二来树立石经的权威地位。《考文提要》奏进后，乾隆皇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意将其刊于石经之末，甚至以之规范科举经本。彭元瑞也因此受到乾隆皇帝的奖赏。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兹《考文提要》一书，简核明备，无难家诵户习。着仿唐石经时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例，刊置经末，列树戟门，并镌板颁行天下，俾士子人人传观争写，共窥中秘精华，不复袭别风淮雨之陋。但恐为期过促，僻远地方传布尚有未周，着于乙卯科乡试为始。俟三科后，考试四书、五经题文，俱照颁发各条敬谨改正。倘再有沿用坊本以致舛误者，将考官及士子分别议处停科，并载科场磨勘条例，庶士子咸知折衷正义，不为俗学所惑。[17]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石经馆总裁等校勘石经，见在将次完竣。和珅等与彭元瑞均系总裁。和珅等所管事务较繁，只能综其大纲，酌加参阅。至于校订厘正，皆系彭元瑞专司其事。彭元瑞着加太子少保衔，并赏大缎二疋，以示奖励。若校定之文或有纰缪不经之处，将来披览所及，经朕指出，亦惟彭元瑞是问。钦此。[18]
乾隆皇帝明确指出，“和珅等与彭元瑞均系总裁”，但“所管事务较繁，只能综其大纲，酌加参阅”。换句话说，和珅等总裁官仅仅是挂名或者从旁协助，并没有付出太多实际的劳动。尽管如此，和珅却因未受封赏而大为不满，于是上表诋毁《考文提要》。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独文勤得邀宫衔，并命仿《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例，每经勒《考文提要》于后。和相国嫉焉，毁《提要》不善，并言“非天子不考文”，议文勤重罪。高庙谕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经’加其上，何得目为私书？”和计不行。[19]
乾隆皇帝没有依从和珅的意愿处罚彭元瑞。和珅于是组织人员编撰了《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一书，指摘《考文提要》“殊属拘迂”，意图阻止其刊布。
《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总裁臣和珅等谨奏：……圣慈嘉惠无穷，觉臣等前请，殊属拘迂。所有《考文提要》六册，应请毋庸刊刻，以便习诵而省繁扰……其前进《考文提要》六册，已奉有御书钤宝，请将毋庸登载各条撤出，止将照改各条另缮一编，谨将御书钤宝移冠简首，并将十月十六日所奏谕旨恭缮简端，附载臣等此次奏折于末，交懋勤殿汇入蒋衡原册，一并存贮，以昭典学同文之盛。其原缮六册，应请同校勘各档，移交武英殿存贮。谨遵旨共同妥议，是否有当，伏祈皇上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旨依议。[20]
最终，《石经考文提要》不但没有刻石，连雕版印刷的机会都没有，只是移交懋勤殿存贮，从此被束之高阁。
尽管《石经考文提要》最终得到的评价是颠覆性的，但这并不影响乾隆石经文本的质量，因为《考文提要》是在石经底本校勘成果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考文提要》的意见在最初刻成的石经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显然是和珅无法接受的。根据清人笔记的记载，为泄私愤，和珅在石经刊刻完成后不久即差人对石经进行了磨改。
英和《恩福堂笔记》：和珅乃集翰林之能文者数人，成《提要举正》一书，大意以乡僻士子难责以概从宋本为辞，上亦允所请。和珅必欲将《提要》销毁，上顾而笑曰：“此时不刊行，留为将来经生聚讼之端，亦无不可。”和珅乃取旨将《举正》缮写三本，一存懋勤殿，一存翰林院，一存国子监，而《提要》竟不刊行，并石经内挖从坊本者甚夥。[21]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和珅）乃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分训诂、偏旁、谐声三门，以为己作也，以进。又訾《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请饬禁销毁，并命彭某不得私藏。高庙叹曰：“留为后人聚讼之端，亦无不可。”其事乃寝。和乃密令人将碑字从古者一夜尽挖改之，而文勤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22]
因为语焉不详、缺乏原始文献佐证等因素，这些记载一直以来被学界所忽视。和珅为攻击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而作《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设若石经磨改乃和珅所为，则磨改后的文字必然与《考文提要举正》高度一致。既然乾隆石经在嘉庆八年未曾经过改动，那么光绪间蔡赓年所见石经文字也应该与和珅磨改后的文字高度一致。
下面将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所载的磨改碑文与和珅《考文提要举正》的意见进行对比。
据上表可知，《奏修石经字像册》所载的磨改碑文与《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的意见高度一致。由此可以证明，光绪十一年蔡赓年所见石经的大规模磨改实系和珅所为，而和珅磨改石经的依据正是《考文提要举正》。这也是和珅敢于私改石经的原因。前文所引《考文提要举正》卷首所载和珅的奏请，乾隆皇帝诏许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十七日”，乾隆石经的磨改应该不会早于这个时间。
和珅的磨改极大地降低了石经的文本质量,几乎使得彭元瑞及阮元等石经馆臣的校勘成果毁于一旦，加之乾隆石经刊刻过程中，多有字体不规范者，以至于许多清代学者，对乾隆石经颇有微词[23]。嘉庆四年（1799），和珅被革职赐死。同年，许宗彦在阮元的授意下将《石经考文提要》雕版刊行。乾隆石经文本的回改具备了客观的条件。于是在嘉庆八年（1803）六月，彭元瑞奏请磨改石经。
《吴兔床日记》：（嘉庆八年八月）十二日 阅邸抄。尚书彭元瑞谨奏：“……太学石经为汉、魏、唐、宋相承旧典，高宗纯皇帝特命校刊，垂诸万世。现在丰碑林立，大书深刻，而其中与圣祖仁皇帝《御纂四书》《康熙字典》、高宗纯皇帝《钦定三礼》《校定武英殿十三经》多有违背更改之处，与孝治文治皆大有关系。此皆臣遵旨撰进之。石经之《考文提要》，奏请焚毁，感奉特旨存留，命驻内殿。其时王杰、刘墉、董诰同列总裁，赵秉冲身充提调，悉知事之颠末。倘蒙垂询，自必详细奏明，庶无庸臣□之渎。其碑内磨改之处，确有可凭，惟是书非臣旧碑，刊臣名，且亲奉高宗纯皇帝明旨，系臣一手所办。臣十年以来，每思心悸，若不及时陈奏，将来违背更改两朝圣作之咎，罪专及臣，承当不起。为此急切沥陈，伏乞俯赐察核，出自圣裁昌盛。战栗惶悚待命之至。”[24]
彭元瑞奏请磨改石经的理由是“其中与圣祖仁皇帝《御纂四书》《康熙字典》、高宗纯皇帝《钦定三礼》《校定武英殿十三经》多有违背更改之处”。实际的情况则是，和珅的私改使得石经的文本质量大不如初，彭元瑞希望通过磨改恢复石经本来的面貌。
然而，和珅磨改的依据是《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而《考文提要举正》则是根据御纂、钦定诸书及殿本十三经的文字撰写，以至于嘉庆八年司事大臣核查的结果是“实无如彭元瑞所奏违背更改之处”。《清史稿·仁宗本纪》载“（嘉庆八年）九月戊申，致仕尚书、前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卒”[25]，彭元瑞去世后，石经的磨改最终不了了之。直到光绪十一年，才由蔡赓年根据《石经考文提要》的意见进行了回改，从而使得石经文字更加接近和珅磨改之前的碑文面貌。尽管如此，反复磨改对石经本身的损坏则是不可挽回的。
三、乾隆石经的拓本分期
王昶、冯登府、张国淦诸人皆以“嘉庆八年”为界，断石经拓本之前后。乾隆石经拓本确有前后之别，但非嘉庆八年前后之别。乾隆石经理论上存在三个时期的拓本：第一是和珅磨改之前的拓本。第二是和珅磨改之后、光绪十一年蔡赓年磨改之前的拓本；第三是光绪十一年蔡赓年磨改之后的拓本。
此前，笔者有幸获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所藏乾隆石经剪裱拓本。将该套拓本文字与和珅《考文提要举正》的意见以及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所载的磨改碑文对比可以发现，该拓本文字存在明显的磨改痕迹，排除石经自然泐损的因素，磨改后的文字与和珅的意见、蔡氏所见磨改碑文一一相合。由此可以断定，北京市文物局所藏拓本即为和珅磨改之后、光绪十一年蔡赓年磨改之前的拓本。
该套拓本以每一碑裱为一册，明黄纸封面，装潢精美，统一雕版刻签，楷书题“乾隆御定石经”六字，下小字题“某某第几册”。拓本十三经文字之外，又有《上谕衔名》一册、《御制释奠》一册、《御制说经文》十三册。其中《上谕衔名》即石经告成表文册，落款时间为“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一日”；《御制释奠》录乾隆皇帝《释奠礼成，御辟雍，敬忆皇祖诗句，因示皇子及诸大臣有作》，落款时间为“乾隆乙卯仲春”。乙卯即乾隆六十年，释奠礼在仲春上丁日，可知乾隆此诗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初五日。因此，拓本的拓制不会早于这个时间。
该套拓本为经折装，乌金拓制，经本虽有残缺，而一册之内石花几不可见，墨色如漆，光彩鉴人；磨改之处，字口边缘或墨色较浅，亦小心填涂；字口锋颖，扪之若新发于硎，棱棱可感。碑帖鉴定专家孟宪钧先生将其定为乾隆末、嘉庆初内府拓本，可谓慧眼识珠。
和珅的磨改是在乾隆石经完成之后不久进行的，初刻的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因此和珅磨改之前的拓本十分罕见。近日，“第四届全国碑帖编目与鉴定研修班”在曲阜孔子博物馆举办。在此期间，“研修班”在孔子博物馆发现一套乾隆石经拓本，将该拓本公布的部分拓本与北京市文物局所藏拓本以及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可知，该套石经拓本很可能即是和珅磨改石经之前拓制。《尚书·咸有一德》“厥德靡常”，《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云：“《提要》从殿本等本改‘靡’为‘匪’。臣等覆按《钦定》本作‘靡’。又《说文》‘匪，器似竹箧’，《逸周书》‘实元黄于匪’，故《尚书》全经用‘匪’字，作‘非’字解者绝少。毋庸改。”[26]嘉庆八年分缮清单记载：“殿本作‘匪常’，今从《御纂》作‘靡’。”[27]《石经奏修字像册》云：“《提要》校从‘匪’，刻改从坊本作‘靡’。”[28]今检视北京市文物局所藏拓本，作“厥德靡常”，且“靡”字存在明显的磨改痕迹，而孔子博物馆所藏拓本仍作“厥德匪常”，“匪”字处无磨改。施安昌、冀亚平、胡海帆三位先生定其为乾隆石经的初拓本，结论应该可信。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文物局与孔子博物馆两家单位所藏拓本装潢、刻签别无二致。此外，首都博物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皆藏有乾隆石经全套拓本，装潢、刻签亦与前二者如出一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乾隆石经拓本的拓制，应该是石经刊刻早期有计划、有规模的官方行为。
光绪十一年蔡赓年磨改石经之后的拓本，现在较为常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等单位均藏有全套未剪裱拓本。由于此后乾隆石经未曾经过人为的磨改，这些拓本所展现的文字面貌，与我们今天见到的乾隆石经碑石之上的文字基本一致。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著名碑帖鉴定专家孟宪钧先生、北京燕山出版社夏艳老师、北京国子监博物馆王琳琳老师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在此并致谢忱！
注释：
[①]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4册影印清嘉庆十年青浦王氏经训堂刻同治十年补刻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册第1884页。
[②]冯登府：《石经补考·国朝石经考异序》，《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2册影印清光绪十六年四川尊经书局刻《石经汇函》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79页。
[③]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④]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清石经考提纲”，《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4册影印民国十九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排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45页。
[⑤]参见何广棪《〈乾隆石经〉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王晓娟《谈〈乾隆石经〉的校勘和磨改》，《图书馆杂志》2016年第2期；王琳琳《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乾隆石经拓本研究》，《北京文博文丛》2018年第1期。
[⑥]嘉庆八年石经磨改的情况无法通过单纯的拓本对校来考察，因为目前存世的石经拓本并无明确标记为嘉庆八年以前者。王晓娟《谈〈乾隆石经〉的校勘和磨改》所用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六十年拓本”实系20世纪30年代所拓，王琳琳《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乾隆石经拓本研究》所用北京市文物局拓本的断代是以“嘉庆八年石经磨改”之说为前提的，二者均无法作为考察“嘉庆八年石经磨改”的依据。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1-212页。
[⑧]《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8册，第307-308页。
[⑨]《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8册，第308-311页。
[⑩]《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8册，第306页。
[11]姚元之撰，李解民点校：《竹叶亭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94-95页。
[12]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影印清稿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47页。
[13]《奏修石经字像册》，《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第695页。
[14]参见王琳琳《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乾隆石经拓本研究》，第77-86页。
[15]《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8册，第311页。
[16]《奏修石经字像册》，《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第603页，第605页，第614页，第625页，第633页，第637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8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216-217页。
[18]《乾隆朝上谕档》第18册，第217页。
[19]《竹叶亭杂记》卷四，第94页。
[20]和珅等：《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卷首，《故宫珍本丛刊》第21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11-312页。
[21]英和撰，雷大受点校：《恩福堂笔记》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37页。
[22]《竹叶亭杂记》卷四，第94页。
[23]参见张涛《由动机与影响论定乾隆石经的性质》，《史林》2014年第3期，第67页。
[24]吴骞撰，张昊苏、杨洪升整理：《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25]《清史稿》卷十六《仁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第587页。
[26]《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卷一，《故宫珍本丛刊》第21册，第314页。
[27]《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8册，第310页。
[28]《石经奏修字像册》，《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第555页。
注：本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姚文昌老师授权发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