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圃便览》与丁氏禁书三案
王 俐
王俐（1993-），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开发与利用。
摘 要:清人丁宜曾所著农书《农圃便览》，传播历程颇为坎坷，自成书后受到非止一次清朝文字狱牵连。其中一次“以邻省书案株连焚毁殆尽”，此次邻省书案即为刘峨《圣讳实录》一案，是此书传播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次祸端，使得书板“以事解省垣，事白贮佛寺中且数十年”。幸其子孙辛勤奔波，才又见完书并流传至今。
关键词:农圃便览；农书传播；禁书案；圣讳实录案
清人丁宜曾所著《农圃便览》，为清代著名月令体农书，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在《中国古农书考》评价：“此书是了解山东半岛南部地区农业情况的最好史料。”[1]（p.227）但其成书后不久，便卷入一场禁书大案而“焚毁殆尽”。那么《农圃便览》作为一本与朝政无干的农书，为何会列入文字狱案？这一事件背后，其实关联着丁氏家族的沉浮兴替，兹以《农圃便览》为中心，考索一下与之相关的丁氏禁书三案。
一、丁氏科场狱案
丁宜曾为日照人，字椒圃，清代山东日照人，居西石梁。在《日照县志》其父丁士一传后有附传：“丁宜曾字椒圃，性至孝。父出使海外，随侍朝夕无懈；凡有教言，胥志为家训，父殁独出祭田数十亩，并生母祭田十余亩，居家勤俭，不交贵介。著《农圃便览》，东武（今山东诸城）臧公（此人疑指乾隆时诸城名医臧应詹）目为布帛菽粟，人人皆用也。”[2]（p.291）
丁宜曾所在的丁氏家族为日照望族，自先辈起就声名卓越，“科第联绵、仕宦接踵”[3]（p.12-452），是齐鲁地区颇具代表的官宦大族。其祖父丁峕，康熙二年（1663年）举人，倡修《日照县志》，编写《日照丁氏家乘》，著有《半奎楼集》。乐善好施，遇亲族婚丧事，贫不能举及丁徭不能完纳者，出资助之，贫泛者多倚赖，备受时人尊崇。曾授内阁中书，后候补五部主事，宰执李蔚、冯溥（二人皆为顺治朝内阁大学士）对其都很器重，但因对官场厌恶，短暂任职后便辞归故里。卒后无论识与不识者，都道“文献亡矣”，私谥文简先生。其父丁士一(1665—1732)，字鹗荐，号河峰，著有《此游日记》、《舂余集》、《三山诗草》、《支邛集》、《双砚斋文稿》行世。以选拔举壬午（1702年）经魁，由教习授山西高平县学博，丙戌（1706年）成进士，四川什邡县知县、举保卓异升户部主事监督宝泉局。钦赐获貂纱縀，又迁监察御史。与子丁宜曾受清帝特命，巡视台湾，与番民定禁约四条，安抚百姓，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严禁官兵骚扰民众，高山族众竞相归化。公事之余，考察当地风俗，绘图24幅，流传至今。在台期间，还倡导用砖代替竹子，用瓦代替茅草，把城镇和营房改造得面貌一新。改任福建按察使，后提拔为江西布政使，成为一方大吏，官位达到清代日照丁氏官品之极。
但丁士一晩年卷入一桩科场大案，对丁氏家族造成重创，此案即“查嗣庭科场试题案”。查嗣庭，字润木，浙江海宁人，得隆科多赏识，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案件是由查嗣庭为江西考生所出试题而起，多道试题都被雍正皇帝认为是悖逆之语。此时丁士一便在江西任职，缉讯查嗣庭“代人关说请托、干涉外官”时，将丁士一也牵连在內。经查：“丁土一至以红绫启呈送查嗣庭。夫红函书启只可用之于王公，而查嗣庭俨然受之，无耻无礼，僭越极矣。”[4]（p.968）此“科场试题案”被清廷列入大逆不道之罪，处罚格外残酷，涉案的查氏家族十六岁年龄以上子孙皆被斩，女子皆充官，整个浙江士人也被牵连禁止参加乡试会试。而丁士一曾被雍正帝格外擢用：“由部曹擢用御史，比时隆科多（雍正初吏部尚书）曾屡奏其人不可信用，朕特简为巡台御史,随升福建按察使,又升江西布政使。”但此时雍正帝认为其“并不实心效力，其在福建时阿附满保（觉罗满保康熙五十年（1711年）任福建巡抚，五十四年（1715年）擢闽浙总督）、黄国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任福建巡抚），于地方积弊多端俱行隐匿，并不陈奏；及至江西又阿附裴倖度，且以布政使司职掌之钱谷，任各州县处处亏空，竟置若罔闻，既不稽察，亦不揭报，其扶同徇隐、挪移侵蚀之罪显然”。因此多罪并罚，“着革职,发往高其倬（时任福建浙江总督）处,或有应修城工、或别有地方工程,派伊出数万金效力,倘不尽心效力,定行从重治罪”。[4]（p.984）
丁士一卷入科场案后，被贬官罚金，忧愤成疾，不久郁郁而终。丁宜曾《农圃便览》序中所言“大夫效力之后，余产无几，遽捐馆舍”，即指此事。由此日照丁氏从显宦名族变成废员罪臣之家，其族众被当局所密切监视，由此导致丁宜曾两度牵连禁书案中。
二、丁宜曾与韦玉振《行述》案
年少时丁宜曾也以读书为志，因科举不第，加之家庭变故，杜门不仕，“居家勤俭，不交贵介”[2]（p.291）。惟以著书自娱，由是文名鹊起，四方登门乞文者众多。由此卷入韦玉振《行述》案中。
韦玉振为江苏海州赣榆县人，廪生。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被曾有过节的叔父揭发，其为父刊刻《行述》内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之语。“赦”字是帝王专用语，此处乱用有僭越之嫌，是犯大不敬之罪。官府经查《家谱》内又有“世表”二字，也是百姓家不可擅用之字。接受案件的江苏巡抚杨魁因畏惧文祸，便格外惶恐并亲自追查，又见韦玉振所著《行述》内记载其祖韦仪来著有《松西堂稿》，恐更有违悖之处，即连同此书一起搜寻。追讯后发现《松西堂稿》已被烧毁清理，稿亦无存，但查出“韦氏家谱叙及《松西堂稿》，海曲贡生丁椒圃有传”之语，这便将案件与丁宜曾牵扯上来。
椒圃，即丁宜曾之字。官府根据这条线索。“复讯据韦积畴供明丁椒圃系山东日照县人等情。以丁椒圃既作传文，其《松西堂稿》伊家必有藏匿，即经飞咨山东抚臣国泰密饬查复，一面飞饬赣榆县带犯至苏确审，据实核办。”[4]（p.431）即然韦氏家谱说丁宜曾为韦仪来作过的传，那么丁宜曾家应有《松西堂稿》。江苏巡抚便移文山东抚臣协助调查丁家，务必搜获实证。此时文字狱案惩罚尤其严酷，同年同类性质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已去世的主犯徐述夔被锉尸枭示，为诗作序者毛澄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凡是涉及文字狱案者及其子孙皆会受到牵连，一旦狱案座实，丁宜曾大祸难逃。
幸运的是，在此案发生时，丁宜曾已去世五年。而案件转入山东后，“兹据该府州关准、日照县查覆：丁椒圃久故，其家内并无《松西堂稿》，亦无别有著作。将搜起各书饬发书局，委员详细校阅，并无违碍字句。”[5]（p.374）并且经韦玉振供：“‘海曲贡生丁椒圃有传’之语，亦系捏说”。对丁氏的各项指控，均查无实据。
同时因徐述夔诗案惩罚残酷，且株连广泛，乾隆皇帝担心造成恐慌，又恐官员对文字狱案矫枉过正，便对入韦玉振《行述》案网开一面。认为此案为韦玉振叔父告发，是韦玉振叔父挟私报复的手段，若此风助长“则怨家欲图倾陷者片纸一投，而被控之身家已破，拖累无辜，成向政体，且告讦之风伊于何底乎？”为此乾隆帝对此案从轻发落，仅是把韦玉振杖一百徒三年，同时未追究丁宜曾家族的责任，终使丁家逃过一劫。
三、《圣讳实录》案与《农圃便览》之禁毁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韦玉振《行述》案方了，丁宜曾遗书《农圃便览》又卷入一场更惨烈的狱案。
《农圃便览》为丁宜曾隐居日照乡村西石梁时所撰，丁士一卒后，丁族“生齿日繁，家计愈拙，读书之志，易为谋食，乃躬亲农圃之事”[6]（p.14），五十岁后把“事皆亲历”终生事农经验辅之“农经、花史”，撰成此本极具代表性的经验农书。全名为《西石梁农圃便览》，全书不分卷，内容涉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大田、园艺、气候占候、农产品加工等内容，还包括农村生活中妇幼保健、医药卫生乃至诗词、春联等各个方面。文中所录“事皆身历，非西石梁土所宜及未经验者，概不录也”[6]（p.14），此书在当时便被“树蓺家奉为圭臬”[3]（p.12-452）以至“东武臧公目为布帛菽粟，人人皆用也”[2]（p.291）。而此农书，在丁宜曾死后又遭禁毁之厄。
对于这一事件，《丁氏家乘》作了如下记载：“先世著述，以邻省书案株连焚毁殆尽……《农圃便览》版亦以事解省垣””[3]（p.12-452）。
——这里所说的“邻省书案”，今考即河南省刘峨《圣讳实录》案。其事始末如下：
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十一月河南巡抚郑大进上奏：“接据祥符县知县杨暨禀称，本年十月二十日访得县民刘峨裱褙铺内刷卖《圣讳实录》一书，惧有干犯，随即亲赴刘峨家起获板片四块并刷成书七本，书内刊有庙讳名，各依本字正体写刻，殊属不法。”古代社会十分看重避讳，礼法中要求为“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尤以“庙讳”（帝王名讳）和“宪讳”（上司名讳）为甚，触犯者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郑大进所奏的《圣讳实录》一书，就是指导科举考生避讳的，但要若指导如何避讳，书内对圣讳必先按原字均列出不可，因此书内刊有“各依本字正体写刻”[4]（p.1063）的讳字。
当乾隆帝看到此案时格外震怒，亲自为此案做出指示：“乃敢将庙讳及朕御名，各依本字全体写刊，不法已极。实与王锡侯《字贯》无异，自当根究刊者之人，按律治罪。”刷卖者刘峨当即被捕，而关于作者其姓名及刊刻年月并未开载，但是书中“细阅后面空白数行并板内铲挖形迹，显有明知犯法故行铲除情事，必须彻底清查严究。”并且有“得世宗宪皇帝（雍正帝）之旨于江右游幕，因集本朝代《圣讳实录》欲付剞劂，俾天下皆知尊崇”[4]（p.1063）之语。当时所任江右藩司（江西布政司）者即为丁士一，作者为丁士一幕友，此案由此波及到丁家。
乾隆帝谕令：“书内载有雍正年得于江右藩幕之语，自无难查考而知，著传谕郝硕即速查明彼时江西藩司系属何人，如何得有。谕旨，并所延幕友何人，此书确系何人著述刊刻，逐一详晰访查确实，据实具奏，毋得稍存延缓讳饰”。经追查，此幕友“并无档案可稽，当传该司衙门雍正年间年老书吏缪光禄等，讯据供称:丁藩司任内，幕友记得一人吴姓，系江南声口，不知名字、籍贯，亦不知有无刊刻书籍等语。严加究诘，据称相隔五十余年，实在不能记忆，似无遁饰”。此时丁士一也已逝世近五十年，但朝廷仍认为对丁士一之幕友“其子孙家人自能稔悉，必须咨查山东方可得其踪迹”，于是“飞咨山东抚臣查传前藩司丁士一之子孙、家人，讯问幕友吴姓名字、籍贯，务得实在下落”[4]（p.1069）。
此后，山东巡抚对丁家子孙传讯，虽不知其详，但丁家中书籍皆被勒令上交后焚毁。《农圃便览》在乾隆二十年初次刊刻，是为强善斋家刻本，其书板也被“解省垣”。此后此案最终并未查到造书者，只比照“大逆知情隐藏者斩律”，将刷卖者刘峨和李伯行拟斩；转卖者胡喜智杖一百，枷号两个；索书人李均爱亦杖八十。经过复核，《农圃便览》中并未发现任何违碍字句，丁家最终“事白”，未被追究，但《农圃便览》书版并没有发还丁氏，而是被“贮佛寺中”，不得再行印刷传播。此后若干年中，《农圃便览》仅以抄本流行（今传清嘉庆七年抄本），即因此故。
此案具结后数十年，丁宜曾孙丁燡“访求遗稿辑录辛勤，至老不倦”。闻《农圃便览》书板尚在佛寺，因“赴乡闱时，具状领归。检其缺佚，鸠工镌补印行，于是世复见完书”[3]（p.12-452）。由此家刻本再次流通。至民国时，始有齐河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印本和广饶县王德聪石印本。今人王毓瑚对此书作了点校，于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传播最广泛、常见的最终版本。
专制皇权下个人命运与家族经历一直息息相关，丁氏家族因大兴文字狱遭受各种政治文祸，《农圃便览》也因此牵连致遭查禁而险些失传。《农圃便览》与丁氏三案，是文字狱背景下士人命运的一个悲凉投影。
[1]（日）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
[2]（光绪）日照县志[M].清光绪十二年刊本.
[3]丁惟镇.山东文献集成·日照丁氏家乘[M].民国十五年日照丁氏上海排印本.
[4]本社编.清代文字狱档[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5]（美）德克·布迪，克拉伦斯·莫里斯著；朱勇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04.
[6]（清）丁宜曾.农圃便览[M],乾隆二十年强善斋刻.
注：本文发表于《农业考古》2019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俐女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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