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甲 史梅
内容摘要：美籍汉学家福开森履华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与故宫博物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在梳理福开森与故宫关系的同时，重点揭示他与故宫的几位名人——周肇祥、郭葆昌、钱桐、傅增湘等人之间的交际往来。周肇祥对福开森成为进入故宫古物鉴定圈影响甚大，郭葆昌是福开森在陶瓷鉴赏上的知己好友，钱桐曾对福开森古物馆的开设费心操劳，而傅增湘与福开森的往来可从南京大学所藏文献中的题跋知其端倪。
关键词：福开森 故宫 古物陈列所 艺术鉴赏
1936年6月30日，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外留下了一张大合影。这张合影刊登在当年《艺林月刊》第80期上，共计一百多人，题为“福氏古物馆成立周年纪念摄影”。由于所刊登照片模糊不清，无法辨认这一百多人的身份。但另一张刊登在《世界画报》上的照片清晰交代了参加这次活动的主要人物[1]：
上图第一排正中间体格魁梧穿白西服者为美籍汉学家福开森。其右侧握手者是当时的古物陈列所主任钱桐，左侧执帽者是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参加这次周年纪念的还有著名藏书家傅增湘、陶瓷收藏与鉴定专家郭葆昌、古物陈列所副主任张允亮等人。这些故宫有名的专家学者同来参加一个美国人的收藏展览周年纪念，且此展览开设在故宫文华殿中，可见福开森与故宫有很深的渊源，与这些故宫圈的学人交谊匪浅。
福开森（JohnCalvinFerguson, 1866—1945），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美籍汉学家。1884年离家求学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University），取得学士学位后在1887年申请外出传教布道，随后坐船于10月抵达上海[2]。初到中国，他先于镇江学习一段时间汉语[3]。1888年秋，他收到正式任命前往南京，并在南京北门桥乾河沿创办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的前身[4]。由于办学，他自然要结识一些南京的官员。1894至1911年间，他受雇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端方等南方大员，参与创办南洋公学，协助签订“东南互保”协议，处理粤汉铁路事宜等，在洋顾问的位置上尽职尽责。民国初，福开森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搜购中国书画、青铜器、陶器等文物。自1912年起，福开森就经常出入北京艺术文物市场，并在北京喜雀胡同3号购置了一处永久居所。经过多年的经营，他成为了北京文物市场上的著名买主。自二十年代始，他逐渐从一个文物买家转变为艺术藏家，同时参与到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鉴定审查工作中。福开森为故宫博物院的瓷器、金石、书画审查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同时结交了一大批故宫相关的专家学者。1935年福开森七十大寿时，1937年福开森与夫人五十金婚时，均有大批名流学者赠礼祝贺。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福开森后来亲自抄录的《古稀称庆》与《金婚纪念录》各一册，内将收到的函电、诗文、联额、图画等一一抄录，从中可见当时故宫的相关官员、学者与福开森来往之密切。1934年，福开森决定将收藏的一千余件文物捐赠给当时的金陵大学。签订捐赠契约后，这些文物一直寄存在故宫内的古物陈列所。福开森1943年离开中国，1945年在美国去世。1948年古物陈列所归并入故宫博物院，故宫遂督促金陵大学取回文物。1949年10月，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小缘来京移运福氏文物[5]。从此，福开森所藏文物悉数归入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并入南京大学。今天这批文物安然存放在南京大学博物馆，其中的西周小克鼎、王齐翰《勘书图》、宋拓《大观帖》等均是传世珍品。
民国间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是两个并行的机构，但所在地都是紫禁城的范围，且不少专家学人与二者均有关联，因此本文的“故宫”包含了这两个机构。文章将立足见存文献，尤其以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博物馆的书稿文物为基础，揭示福开森与故宫相关的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游往来。
清帝退位后，故宫的身份定位发生了转折，由皇家私地转变为国家博物馆。1913年起，民国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到北京，以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养心殿等处为场所，成立了古物陈列所[6]。福开森与金城参与了古物陈列所的谋划，“由美国退还庚款内拨给二十万元为开办费”，才使这座博物馆得以成立[7]。古物陈列所早期的工作，主要是搬迁古物、修建库房以及文物编目，其中20余万件古物的编目是最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到周肇祥莅任所长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无畏居士、无畏，室名宝觚楼、石桧书巢、鹿嵒精舍、静远堂、香岩阁、娑罗花树馆。精鉴藏，善书画。曾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二十多年，创办并担当《艺林旬刊》《艺林月刊》主编十余年[8]。1925年8月25日，周肇祥接替吴含章任古物陈列所所长[9]。到任后，他巡查所内工作，发现了诸多问题。如“三年前杨乃庚任所长，曾拟定特许考鉴古物规则、特许之权，全属诸部。颁行以来，从未有一人来所考鉴，则规则等于虚设矣”[10]。他认为此“古物荟萃之区，数量既多，品类自繁，若任其精粗混淆，必致贻讥中外”，故必须设立鉴定委员会[11]。
此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2月14日（丁卯正月十三），设委员二十人，分书画、陶瓷、金石、杂品四组[12]。福开森即是委员之一，也是唯一的外国人，负责书画、陶瓷的鉴定。这些委员有不少后来与福开森有密切的联系，如徐鸿宝、马衡、容庚、郭葆昌等。福开森被提名做书画的鉴定，是对其十余年搜集中国书画经历的肯定。而他被选为陶瓷的鉴定委员，一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陶瓷专家不多，名单中精于此道者属陈浏与郭葆昌；二是福开森对陶瓷学非常熟悉，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福开森藏书中，陶瓷相关西文著作多种，其中霍蒲孙（RobertLockhartHobson, 1872—1941）著《中国陶瓷》（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1915年版）以及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 1844—1908）译的《陶说》（1910年版）上留下了福开森的大量阅读笔记。这是福开森第一次被公开聘任为鉴定委员，意味着其中国艺术鉴藏家的身份得到了公开认可。这之中，鉴定委员会委员长周肇祥必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段经历对福开森影响很大。他曾说：“我曾长期学习金石学并与精通此道的中国学者切磋，因为我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时亲身与这些专家一起对金石拓片工作了两年。”[13]福开森后来在金石学上成就斐然，需要感谢周肇祥当年的推荐。
周肇祥于1936年6月参加了福氏古物馆的周年纪念，随即在其主编的《艺林月刊》上刊登了合影，并赞曰“其事难能，其心可嘉”[14]。是年8月18日，福开森将所藏《清世宗御笔昌明仁义额》赠送北平柏林寺，周肇祥在会上演讲：“福开森君于开印之日，送悬清世宗御笔书匾额，亦非偶然，当兹久旱待泽，而甘霖大沛，谓之法雨可，谓之甘露亦可，惟愿远则世界，近则国内，血气之伦，以佛心为心，放下屠刀，努力向善，则挽回劫运，共济清宁，未为无望。”[15]对福氏的褒奖溢于言表。1937年8月，周肇祥亲画《松梅图》挂屏一幅赠予福开森，庆福开森与夫人金婚五十周年纪念[16]。由此可见，周肇祥与福开森的交谊是稳固而长久的。
郭葆昌（1880—1941）[17]，字世五，号觯斋主人，河北定兴人。他出身北京西四牌楼乾元亨挂货铺[18]，曾任袁世凯政府的窑务监督[19]，到景德镇督造“洪宪御瓷”，“平生搜罗唐宋元明各代名瓷，达四百余件”[20]，是民国著名的陶瓷收藏大家。1929年初易培基（1880—1937）受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至是年8月，从院外聘任专门委员共35人[21]。其中精于陶瓷且有鉴定经验者，应属郭葆昌、福开森与陈浏。但陈浏1929年身在黑龙江，次年病殁[22]。因此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鉴定工作主要落在郭、福二人身上。二人前有在古物陈列所鉴定瓷器的合作经历，已建立起很好的私人关系。南京大学博物馆藏有一部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郭葆昌在内页题“共和己巳（1929）仲夏赠茂生先生惠存”。“茂生”是福开森自取的字，与其名“开森”亦甚契合。
当时故宫的陶瓷数量众多，但未得整理。专门委员会成立的当年，故宫博物院“添设瓷器专门陈列室。景阳宫后殿之御书房，由英人大惟（维）德捐资修理，选宋元明瓷陈列之”[23]。御书房的瓷器最终是“由专门委员郭葆昌、福开森选择”，从“九月中开始，双十节前完成”[24]。古物馆这年的瓷器整理工作并不止于挑选，还“重复审查陈列瓷器。预备更正原有目录之名称，以便刊印单行本目录出售，以资宣传”，这些工作也是“由专门委员郭葆昌、福开森担任”[25]。大维德在捐赠时还有一个要求：“当展品按时陈列后，每件展品需配上中英文标签，注明它的样式、款识、纹饰、时代和其他鉴赏者与公众感兴趣的独特信息。这项工作必须委托给受人认可的陶瓷专家与优秀译者。”[26]而翻译的工作，福开森则当仁不让地承担了。
从1929年至1930年，福开森与郭葆昌审查了故宫博物院景阳宫（前殿与后殿）、承乾宫、乾隆御赏物品陈列室的所有瓷器。福开森后来回忆这段时光：“犹忆前于故宫博物院与君（郭葆昌）逐件审查清宫磁器，每当拂去多年尘垢，露出真相时，君之兴趣愈增，由美感所发生之愉快愈生，如为从前仅之于书本，或得之于传闻，系第一次过目之珍品，君恒手舞足蹈，以表示其欣幸。”[27]他们的合作十分契合，而数年的审查工作，让福开森与郭葆昌在瓷器上多所切磋，积累了大量鉴赏经验。而他二人的友谊也集中呈现在合作编著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上。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署“定兴郭葆昌校注，美洲福开森参订”，民国二十年（1931）北平觯斋书社彩印本。扉页篆体题名是许宝蘅所书，钤“宝蘅”朱方。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公诚、觉庵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也是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32年元旦（十一月廿四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郭世五来，以所印《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见赠……其纸亦于赣闽间定制，不知者或认为外国品，而外人则以为彼所不及，此册经历二年有馀始印成，糜款十八万元有奇。”[28]这揭示了很多信息。其一是编纂时间，“二年有馀”意味着此书编纂大约自1929年初启，至1931年6月毕，正好是郭、福二人受聘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审查瓷器的时期。其二是所费钱款，“十八万元有奇”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处记载了此书确切成本的文献。郭葆昌虽很富有，但1929年福开森还借给郭葆昌三万六千墨西哥元，显示了福开森的财力并不弱于郭葆昌[29]。因而此书的成本，可能是二人共同承担。其三是在颜料与纸张上所费心思之巨。印书之纸由郭葆昌本其经验，在江西与福建间选匠督造。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虽在文献考据上有明显的失误，但其优点亦是极为突出的，主要集中在纸张、器形、色彩、图解和翻译上。纸张是郭葆昌督造的，有“觯斋”水印，具有精、洁、滑、润、纯、坚、莹、腻的特点。图谱的器形与色彩，郭葆昌与福开森以自存清光绪十二年（1886）李澄渊摹本以及卜士礼编《历代名磁图谱》为底本，再辅以他们在故宫所见各种瓷器实物的经验，才最终确定最接近实际的色彩。《图谱》的图解，相较于之前的摹本，做了很多校订。这部分工作，有张允亮的功劳[30]。张允亮（1889—1952），字庾楼，河北丰润人。1929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藏书甚富，精于版本校勘，著有《故宫善本书目》。由于他的协助，使《图谱》的文字更为精善。翻译部分，自然是福开森一力承担。前虽有卜士礼编译《历代名磁图谱》之范例，但福开森做了相当的修订。伯希和评价说：“译文本身不成问题，并且优于卜士礼的译文。”[31]劳费尔也以为：“福开森的成果相比卜士礼有广泛长足的进步，不仅在极重要的文本修订上，也在翻译上。”[32]因为他们的努力，这部图册的精美达到了民国时代的极致。如郑孝胥获赠此书时，赞曰“精工绝伦”[33]。
这次合作，使福开森与郭葆昌的友谊更加坚固。晚年他们常常一同鉴赏古玩：“君（郭葆昌）获得生平最为宝贵之物三件，曾邀余共同把玩，见其欣赏之热诚，不减昔年公事时。”[34]他们的情谊与合作，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4年，福开森决定将其履华四十多年搜集的文物——铜器、玉器、瓷器、陶瓷、书画等，共一千余件捐赠给金陵大学。他与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于12月12日签订了《赠与及寄托草约》。契约中规定金陵大学应“在相当期内，完成一中国营造式之坚固建筑物，以藏储并陈列赠与物……赠与物应许校外人士，按时展览。”[35]但当时金大建筑未成，不能立即接收古物，故福开森又与古物陈列所签订了寄托条款。代表古物陈列所签约的是主任钱桐[36]。钱桐（1873—1938），字孟材[37]。他在1929年也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1930年10月任古物陈列所主任，1937年4月提议并与周肇祥、张大千、于非闇等人在古物陈列所试办国画研究室，1938年逝于任上。他与福开森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今有一张魏守忠拍摄的相片，是钱桐、张庭济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马芬上将及美使詹森的合照，照片背面写着“福开森作陪”，显示了在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的外事活动中，福开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钱桐对福开森最大的影响就是帮助他举办了文华殿展览。1934年9月18日，福开森委托古物陈列所代为管理私家收藏文物[38]。契约签订后，福开森和钱桐积极筹备文华殿的展览。其时，文华殿一直被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占用，钱桐积极与内政部交涉收回场地。1935年1月，钱桐表示文物“现在经福氏派员运送本所，由所派员会同按册点交清楚”，“本所现正添置橱柜筹备陈列，预定本年三月即可展览”[39]。之所以要赶在三月，是因为福开森的生日是3月1日，且按中国人的虚岁记龄，刚好七十大寿。但事有周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一直拒绝归还。直到6月，古物陈列所才揭去文华殿的军事封条。6月23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向内政部呈请布展“福氏古物馆”[40]。这些复杂琐碎的事务，自然都是在主任钱桐的指示下进行的。因此，古物馆的成功举办，离不开钱桐的真诚协助。
经过福开森、钱桐与科长李吟笙的筹划布置，“福氏古物馆”在6月29日下午六时许大致完成，前后不过一周时间，可见效率之高[41]。该展览于次日预展，7月1日正式开展。展览开始后，《大公报》的专栏“艺术周刊”连续两期刊布《福开森博士藏品赠华纪念特辑》。钱桐撰《略书福开森博士设立古物馆之意义》，对福开森的艺术收藏做了一番总结：
福博士生平爱好中国文化，又从事于搜罗古物，凡殷商甲骨、周秦彝器、汉魏碑碣、宋元书画，以及砖瓦陶瓷、经史典籍，藏之无不备，铁网珊瑚。其动机远在四十年以前，并用科学方法，延揽同志，悉心研究，始恍然于他种科学，或有毕业之期，而考古实无止境，孜孜不倦，无间寒暑。且其所收藏物品，必经过历代收藏大家鉴赏识别，正确无讹，而后编号存储。故每得一物，探原论本，虚心访问，详加注解，井井有条，为历来收藏家所未有，可谓勤矣。[42]
此段不仅叙述了福开森的收藏之富，且点出福开森以西方之科学方法对文物鉴别、分类、编目、注解，这是与中国收藏家的显著区别。这种观点绝非仅观看收藏文物就能得出，实际是福开森平日在工作时就常与他交流。而对福开森筹办古物馆的目的，钱桐做了进一步解析：
福博士愿将所收藏之古物，设馆陈列，尚系第一步工作。其第二步进行计划，再拟附设研究院，定期延请当代专家，分类讲演，并将本人理念研究所得各种结果，尽景发表，以为中外学校教授与著述家藉作参考之资料，并准各学校教授，关于此类之课程，率领生徒，来馆实地练习。其嘉惠后学，至深且巨，要之仍不失其为国际学者态度而已。若社会不察，以为博士此举，或另有希图，或自炫珍宝，则非余之所敢知也。[43]
这番论述至为重要。福开森作为西人搜罗如此海量的中国文物，又在中国举行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容易引起公众非议。而若由福开森自辩，又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由古物陈列所主任撰文揭示，更易让人接受。而钱桐所述绝非虚构。福开森曾将购藏的刘铁云原藏三十余版甲骨赠与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金大教授商承祚以此撰成《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并出版，成为甲骨文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这是福开森希冀用文物收藏助力学术研究的有力佐证[44]。
由此可见，钱桐是福开森的知己同道，他对福开森钦佩有加。在1935年3月福开森七十大寿时，钱桐亲自拟诗祝贺：
四十年前别故乡，早从华土植圜堂。而今燕市添筹日，满座曾颜合奉觞。
夏鼎商彝付肆楼，千秋髯客著同猷。蓟门高隐婆婆老，早播芳名在五洲。
不将崇恺教儿孙，卓识轩谋举世尊。自是耄臻多种福，循阶兰玉满清门。
金钟木铎沪江滨，提倡新闻备苦辛。介寿恰逢三月朔，古稀犹似少年人。[45]
这首诗描写了福开森履华四十多年中的闪光经历——创办学校、经营报社、政府顾问、搜集古物、研究艺术，每件事都足以称道，钱桐的祝词名副其实。
1936年圣诞节，福开森请四川李育灵为其造像一幅，画中的福开森身着中式长衫，团手直立，颇具古风。此外，福开森还请傅增湘手书题词：
身备玉德，胸含智珠。游神圣阃，振铎康衢。东从绝国，宾于上都。敷扬教泽，翼赞化枢。探图书之秘奥，耽翰墨以自娱。托寸心于千古，斥万镒犹一铢。登耆年而志愈壮，结古契兮貌转腴。维伊人之懿美，追利南以为徒。斯盖瀛洲之仙侣，海外之鸿儒。余叨一日之雅兮，幸亲达士之模。并吾世想望其风采兮，试披观妙笔于曹吴。[46]
造像题赞，是中国传统文人间典型的交往方式。但这次是发生在一位美籍加拿大人与一位中国学者之间，不能不让人产生兴趣。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后改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姜弇、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曾在1927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今存文献记录了不少傅增湘与福开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往。《藏园群书题记》中有一篇题为《题福开森藏辛卯科江南乡试题目册子》，写作时间是1934年1月23日（癸酉嘉平月初九）。傅增湘自陈看到此书的原因：“前日承福开森君召饮其宅，知余有考试制度之辑，因出所藏光绪辛卯科江南乡试题纸见示。”[47]所谓“考试制度之辑”，是指傅增湘撰成《清代殿试考略》后，又计划辑成自邑试至廷试的考试制度资料。这本《辛卯科江南乡试题目》今藏南京大学博物馆，傅增湘的亲笔题跋书于内页，钤有“双鉴楼”、“增湘”、“藏园”三枚典型的傅氏印鉴。傅氏落款署“书于藏园之长春室中”，即傅增湘是在家中阅读此册并题跋，故福开森定将此册借与了他，这显示了福开森视藏书为公器，并没有秘不示人。傅氏落款署“书于藏园之长春室中”，故福开森定将此册借与傅增湘回家参考，这符合前述福开森愿以所藏助力研究的初衷。傅增湘在题跋中感慨：“呜呼！国家科举之制遵行数百年矣！占毕空疏之徒，固不足以语于治道，而捄其弊者，乃欲以考据文艺之事挽之。其无裨于实用则一也。”[48]显示了他对近代教育制度的思考与反省。跋文末言“福君久居吾国，或亦共喻此旨焉”[49]，说明他们二人有相似的教育观念。
1935年清明节，福开森拿出一册《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请傅增湘题跋，傅氏洋洋洒洒写了六百馀字，钤上“双鉴楼”、“增湘”、“藏园”三枚朱方。此本后历经辗转，最终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傅增湘在跋中先对福开森的收藏做了很高的评价：“友人美国福开森君，雅意嗜古以赏鉴名家，收藏字画金石文玩，为近代大宗。”其后赞叹了图册的精美：
洎蒇功，持一帙见贻，披卷抚玩，晖丽无伦，如珊珠之出海，宝玉之辉山。始叹君与郭君劳精疲神，历三四寒暑，糜十万金钱，竟成此鸿功，俾八十三器之书，巍然为书林之环宝，空前绝后之钜观。斯亦足以自慰矣。余尝博稽簿录，知图缋之书，流传独罕，惟周公瑾所记，有《出象彩画本草》为左藏库禁物；《粉画三辅黄图》为太庙前尹氏物；《绍兴稽古录图》，三代古器或青或黄或红，各摹其款，为高宗故物。此三书者，今皆不可得见。若取此书比挈之，其妍妙辉光，殆突过前人无疑也。
以傅氏阅览图书之博，仍感叹郭葆昌、福开森的制作工艺之精，是为《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的最佳背书。
从现存记录看，他们二人均参加了对方的重要庆典。1937年8月4日，在福开森与夫人的金婚庆典上，傅增湘亲书额联以祝贺：“春驻麟洲不老同登上寿，盟申鸳谱百年方至中程。”[50]且金婚礼上的颂词亦是傅增湘亲撰并书。1941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八）是傅增湘七十生辰，福开森赠清道光御窑五福碗一对贺寿[51]。随着未来更多文献公之于众，傅增湘与福开森之间的交游往来必将得到更多的揭示。
以上梳理了福开森与周肇祥、郭葆昌、钱桐、傅增湘等人的交游往来，他们都是福开森故宫朋友圈的重要人士。由文献档案记载可知，这些专家学者与福开森并非泛泛之交，也没有因福开森的西人身份敷衍客套，而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式的交际切磋。福开森履华五十余年，在北京生活超过三十年，他对中国文化十分熟稔，也非常喜欢中国式的文人来往。他的艺术收藏裨益后世，给中国学界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参与了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与建设，与故宫的专家学人也建立了真挚密切的友谊。
注释：
[1]宋致泉摄：《古物陈列所福开森古物馆周年纪念会来宾之一部，中着西服为福氏》，《世界画报（北京）》（北京《世界日报》附刊）1936年第551期，第2页。
[2]A Foreigner's Forty Years In China, John C. Ferguson,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Oct 29, 1927.
[3]聂婷（Lara Jaishree Netting）著，郑涛译：《福开森与中国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4]福开森：《教育历史之一页——三月十九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月报》1937年第1卷第4期，第807-808页。
[5]马衡：《马衡日记附诗钞》，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6]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1925—1949）》，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7]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第22页。
[8]徐翎：《周肇祥年表》，张晨主编：《中国画学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
[9]徐翎：《周肇祥年表》，张晨主编：《中国画学第2辑》，第171页。
[10]周肇祥：《古物陈列所记略》，《国学丛刊》第4册，1941年，第64页。
[11]李仁俊编：《古物陈列所二十年经过纪略》，第11-12页。载北平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二十周年纪念专刊》，民国二十三年（1934）北平古物陈列所铅印本。
[12]周肇祥：《古物陈列所记略》，《国学丛刊》第4册，1941年，第67页。二十人是初审名单，后来有变动。
[13]福开森：《编者评论：青铜器》，《中国杂志》（ChinaJournal）1929年第11卷第6期，第285页。
[14]《艺林月刊》1936年第80期，第16页。
[15]《艺林月刊》1936年第82期，第15页。
[16]福开森：《金婚纪念录》，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福开森誊录本。
[17]《瓷学宗师郭觯斋逝世》，《晨报》1941年3月15日。
[18]周肇祥：《古物陈列所记略（续）》，《国学丛刊》，1941年，第5册第63页。
[19]《政府公报》，民国四年三月一日，《财政、农商部呈拟请简派九江关监督郭葆昌兼任窑务监督以资整顿文并批令》。
[20]《历代名瓷捐赠政府》，《申报》1946年2月8日。
[21]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1925—1949）》，第49页。
[22]《[民国]黑龙江志稿》，卷五十七《人物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
[23]冯乃恩主编：《故宫博物院档案汇编·工作报告》第1册，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24]冯乃恩主编：《故宫博物院档案汇编·工作报告》第1册，第64页。
[25]冯乃恩主编：《故宫博物院档案汇编·工作报告》第1册，第64-65页。
[26]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1925—1949）》，第62-63页影印大维德信第2页。
[27]福开森：《悼觯斋先生·其二》，《中国公论（北京）》1941年第5卷第1期，第164页。
[28]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第1368页。
[29]聂婷著，郑涛译：《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第137页。
[30]郭葆昌、福开森：《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序》，民国二十年（1931）觯斋书社印本。
[31]伯希和撰，冯承钧译：《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中国学报》1944年第2卷第2期，第38-67页。此处译者将“卜士礼”译作“布瑟”，笔者改。
[32]Review of Noted Porcelainsof Successive Dynasties by Hsiang Yüan-Pien, Kuo Pao-Ch'ang and John C.Ferguson, B. Lauf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52, No. 1 (Mar.,1932), pp. 93-95.
[33]郑孝胥著，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2391页。
[34]福开森：《悼觯斋先生·其二》。
[35]《赠与及寄托草约》，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封面题“赠与及寄托契约”。故宫藏有福开森、钱桐签名的原件。
[36]1928年12月31日，古物陈列所所长改为主任。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
[37]张乃清：《上海乡绅秦荣光秦锡田》，学林出版社，2013年，第97页。钱桐的生年、籍贯及早年经历存在很多疑问。今见材料，钱桐有“江苏无锡人”与“上海人”两说。他早年任崇正学堂总教习，后赴日本学习军事。而故宫时期的钱桐是一位艺术家。二者存在违和，故存疑。
[38]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年》，第347页。
[39]许凯：《美国人福开森与古物陈列所“福氏古物馆”》，《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40]许凯：《美国人福开森与古物陈列所“福氏古物馆”》，《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41]《福开森古物明日开馆展览》，《大公报》1935年6月30日。
[42]钱桐：《略书福开森博士设立古物馆之意义》，《大公报》1935年7月6日。
[43]钱桐：《略书福开森博士设立古物馆之意义》，《大公报》1935年7月6日。
[44]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民国二十二年（1933）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铅印本。
[45]福开森：《古稀称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福开森誊录本。
[46]此造像题词今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与赛克勒美术馆（FreerGallery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47]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四集》，天津大公报出版部，1934年，第292页。
[48]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四集》，天津大公报出版部，1934年，第292页。
[49]南京大学博物馆藏《辛卯科江南乡试题目》，傅增湘跋。此句与《藏园群书题记》有差异。
[50]福开森：《金婚纪念录》。
[51]傅增湘：《藏园秋宴记》，《雅言（北京）》1941年第10期，第45页。
注：本文发表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2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时文甲、史梅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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