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涵芬楼影印宋版《说文解字》
对原本的改动及依据
王辉 周艳茹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题记：本文原刊于《山东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所据静嘉堂本《说文》，是笔者2017年8月所获、用日本丸善雄松堂发行的静嘉堂文库缩微胶片打印出来的黑白照片，四周十分模糊。文章刊发后，得见静嘉堂文库在北京大学的试用电子书图片，清晰度较高。文中疏漏之处应该不少，然无暇重校。今刊于此，以期利用《说文》的古文字学者能夠注意到本文所说的问题。另，董婧宸《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励耘语言学刊》2019年第1期，中华书局2019年5月，第83、87页）亦已指出本文所说的问题。谨识于此。王辉2019年11月18日。
一
东汉许慎著、北宋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其宋刊元修之完整本计有四种存世：两种藏国家图书馆[i]，一种藏湖南图书馆[ii]，一种藏日本静嘉堂。四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是当前进行《说文》校订的重要依据。在国图藏本之一于2004、2017年两次影印出版之前，张元济主持的涵芬楼在1920年左右影印的日本静嘉堂藏本，是最易见到且影响广泛的宋本。
静嘉堂本历经王昶、阮元、汪士钟、蔡廷桢、陆心源等名家收藏[iii]，清儒段玉裁、阮元都曾利用它校订过当时通行的汲古阁本《说文》[iv]，孙星衍还藏有该书的影钞本[v]，可见其在清代《说文》研究中已经影响甚巨。1906年，连同皕宋楼藏书中的精品一起，被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售予日本岩崎氏静嘉堂。1920年前后，张元济拟印《四部丛刊》，欲收入大小徐本《说文》，但苦无善本。同为《丛刊》倡印者的叶德辉在日本学者白岩龙平的帮助下，获得了静嘉堂本《说文》的照片[vi]。叶氏之侄叶启勋记载此事说：“先世父（引按：指叶德辉）致函友人。未逾月，友人复函，已得藏主允许，惟书不愿出门，且恐印时污损。几经函商，遂由侍郎备印资三千金，托藏主自影，以晒片寄申。”[vii]得到照片后，张元济随即以影印的方式，于1922年将其收入涵芬楼发行的《续古逸丛书》，后又经缩印收入《四部丛刊》。两书牌记所言“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影印”“上海涵芬楼借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景印”，均说明了影印所根据的底本。
在此之前，学者可以利用的《说文》如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等，虽然都是依据宋本重刻，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校改。影印技术的运用则可以使书籍忠实于宋刊原本，让学者如获“真宋本”。张元济在“影印《续古逸丛书》二十种缘起”中谈及《说文解字》就说：“今以原椠摄影付印，固自丝毫不走。”[viii]正强调了这一点。基于此，涵芬楼影印本甫一面世，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1928年出版的丁福保主编《说文解字诂林》即以此作为底本[ix]。该本也是现代学者校订《说文》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如周祖谟校对平津馆本《说文》所用之本[x]，崔枢华、何宗慧用以汇校之“宋本”[xi]，王贵元用以汇校《说文》之“青浦王昶所藏宋刻元修本”[xii]，蔡梦麟用以校订徐铉注音的“王本”[xiii]，依据者均是此本。这也体现了学者们对与原本之间“丝毫不走”的影印本的信任。至于静嘉堂《说文》原本，其使用价值似已不再重要。售归日本后，仅《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xiv]等书披露了“标目”及首页等信息，国内学者也基本无缘得见原貌。
笔者近年阅读了以静嘉堂本《说文》原件为底本制作的缩微图书，将其与张元济涵芬楼影印本比对后，发现二者在文字上竟存在不少差异，影印本对原本作过不少修改，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单描润、修版，而是文字上的改正或误修。由于这些修改在影印出版时均未作任何说明，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研究者带来误导。鉴于尚未有学者揭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将影印本中的改动一一校出，以期引起注意。以下用国图藏版的影印本为参照（后文简称“国图本”）[xv]，将说解文字与小篆字形分别略作述析。为便于行文，所引《说文》悉依原书，其中繁体字、简俗字等一律不作变动。
二
说解文字方面，涵芬楼影印本对静嘉堂原本的修改主要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改正，一种是误改[xvi]。改正包括以下四类：
1.原本中的错别字，影印本予以改正。这类情况最多，共有97例。如：标目“茻”字切语 “摸朝切”，影印本改“朝”为“
有些字原本不清晰或不易辨析为何字，但确系误字，影印本予以改正，如：标目“
2.原本中某些字存在漏笔，影印本予以增添。这类情况共有3例：标目“夫”字作“
3.原本中某些字存在冗笔，影印本予以删削。这类情况共有3例：卷一下“㪿”字下有“譚長
4.原本漏字，影印本予以补全，这类情况有1例：卷一下“茭”字下有“□白”，“白”为“曰”之错字，空白处应是“一”，即“一曰”，影印本补“一”字（并改“白”为“曰”）。
以上四类共计103处（详参文末附表1）。值得注意的是，影印本各卷的改动并不均衡，具体情况是：标目8处，卷一38处，卷二13处，卷三16处，卷四16处，卷五-卷十一12处。从分布看，改写主要集中在标目至卷四上，共达86处；尤其是卷一，占到全部改动的38%左右。卷四下以后，除卷六首页较多外，其余各卷极少或无。这可能是由于影印出版时间迫近，校改者校至卷四上之后已无余暇，故影印本卷四下以后少见校改。
三
影印本对原本说解文字的误改或不合理修改，包括以下三类：
1.因所据照片不清晰，影印本将原本中正确的字修误，这种情况最多，共43例。如：卷二上“牝”字下云 “从牛匕聲”，影印本误作“从牛巳聲”；卷二上“噴”字切语“普魂切”，影印本误作“音魂切”；卷五下“衁”字下云“士刲羊”，影印本将“刲”修作“
2.影印本改用异体字，共4例：卷一下“蓈”字下云“禾粟之穗”，卷十一上“潸”字下云“从水
3.影印本补全避讳字的缺笔，共3例：卷一上首页有“漢太尉祭酒許
以上三类共计51处（详参文末附表2），具体情况是：以上三类共计51处（详参文末附表2），具体情况是：卷一3处，卷二8处，卷三3处，卷四3处，卷五3处，卷六2处，卷七4处，卷八5处，卷九1处，卷十5处，卷十一10处，卷十二2处，卷十三1处，卷十四1处。从分布看，卷二、卷十一最多。这可能与各卷照片的清晰程度不同有关。
四
小篆形体方面，影印本中亦存在改正和修误两种情况。改正者包括：
1.原篆错成他字，影印本予以改正。计2例：卷二上“走”字作“
2.原篆书写不规范，影印本予以改正。计3例：卷一下“
3.原篆有冗笔、漏笔，影印本予以删削、增补。计5例：卷四上“矘”字作
修误者包括：
1.影印本修漏笔划。计9例。如卷一下“蒩”字作
2.原照片不清晰，影印本将偏旁修误。计5例：卷一下“蔬”作
以上共计24处（详参文末附表3），具体情况是：卷一4处，卷二7处，卷三4处，卷四3处，卷五2处，卷八1处，卷九1处，卷十二1处。
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印本对说解文字和小篆的修误部分，大多是由客观原因如所据图片不清造成的，改正部分有些是属于一般的修改错别字，如将“
当时可以见到的据宋本重刻《说文》计有四种，分别是毛晋、毛扆父子校刻之汲古阁本、孙星衍刻平津馆本、额勒布刻藤花榭本、丁少山刻仿宋监本[xvii]。四本之中，仿宋监本较少见，其余三种较常见；汲古阁本为半页七行的大字本，其余三种与影印本一样均为半页十行的小字本。它们都有可能被用作校勘的参照。
用这四种重刻本《说文》与影印本改正的地方相对照[xviii]，去掉五种版本全部相同的条目，剩下27条互有异处（详参文末附表4）。其中标目“茻”字反切，重刻本均作“摸朗切”，而影印本作“摸
这种有意识有依据的善意改正，对于普通读者来讲，似是获得了一部错讹较少的本子，更有益于使用。但对于专门从事文献版本的工作者来讲，无疑会导致其研究结果产生偏颇甚至错误。比如我们把《续古逸丛书》影印版《说文》当作静嘉堂原本，来比对国图所藏的宋本《说文》，单就前四卷来看，就会得出静嘉堂本错讹更少的错误结论。而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修误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台北艺文印书馆发行的《四库善本丛书》中亦收录了静嘉堂本《说文解字》，牌记言“四库善本丛书馆借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宋本景印”。经与原本比对，该本亦存在不同程度的校改，且与涵芬楼影印本所改之处并不完全相同。这是需要尤其注意的。
注释：
[i]善本编号分别为09588、01117。后者无卷一之前的“标目”部分。
[ii]善本编号为193.3/42。
[iii]最新著录可参看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9-260页。
[iv]参看该书后阮元跋语及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咫进斋丛书本）。
[v]现藏上海图书馆，编号为线善756314-21。
[vi]叶德辉《山居文录·下》收有《与日本白岩龙平借印宋本书启》一函（叶德辉《郋园先生全书·郋园山居文录》，1935年长沙叶氏刻本），内容即委托白岩龙平向静嘉堂借宋本《说文》。
[vii]叶启勋、叶启发撰《二叶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1页。
[viii]载《续古逸丛书样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ix]参看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纂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一册，第106页。该书初版时间考证参看王世伟《〈说文解字诂林〉述略》，《辞书研究》1992年第5期，132-133页。
[x]周祖谟《说文解字之宋刻本——孙刻说文解字校勘后记》，收入《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769-800页。
[xi]崔枢华、何宗慧《标点注音说文解字》，北京师范大学2000年版。
[xii]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凡例”第1页。
[xiii]蔡梦麟《<说文解字>字音注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
[xiv] [日本]静嘉堂文库编《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日本]汲古书院1992年版。
[xv]《宋本说文解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该版本基本情况可参看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277页。
[xvi]需要说明的是，影印本中卷一下一页六行“”、二页十五行“”，卷四上一页十六行“”，原本作“通”、“食”、“傳”，均不误，这一类问题影印本中有很多，多是缺点或笔划断裂，但不至于被误认作他字，本文不视为修改。
[xvii]叶德辉认为该本系据平津馆本重刻，非据宋本。参看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7页。
[xviii]所用“汲古阁本”为国家图书馆藏王筠批校本，“平津馆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惠栋批校本，“藤花榭本”为日本草稻田大学藏钱恂所赠本，“仿宋监本”为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丁少山1881年重校刻本。
注：本文发表于《山东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此
注：本文发表于《山东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辉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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