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用《诗》讽谏后妃外戚考论
冯一鸣
冯一鸣，女，1983年生，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经学与文学、古文献学。
【摘要】西汉武帝之后，经学兴盛，学术以关注现实、注重实用的特点参与政治斗争，《诗经》学亦是如此。后妃外戚问题是西汉政治史上的关键问题，宣、元、成、哀几朝后宫争宠、外戚擅权之事愈演愈烈，朝臣在上疏奏议中屡屡称引《诗经》针对后妃外戚问题进行讽谏。如王吉、匡衡、谷永、刘向、杜钦等人皆有此类谏疏，立场各不相同，而皆以《诗》学为工具发挥主文谲谏之用。反映了西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亦说明了《诗经》在西汉已逐渐蜕变为一个带着高尚道德光环的社会政治工具。
【关键词】汉代《诗经》学；通经致用；引《诗》；外戚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儒家六经之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通经致用”[2]成为汉代经学的重要思想。清人皮锡瑞曰：“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3]此以史有明文的典型例证，说明西汉武宣时期，尊奉儒术，经学兴起，学者治经以“有用”为价值取向。其中，《诗经》犹获青睐，借助称述、援引等各种形式发挥社会功用，较其他诸经更为多见。汉代《诗经》学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学界已渐有关注，并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如林耀潾专著《西汉三家诗学研究》（1996）列“西汉三家诗学与通经致用”一章[4]，常森博士学位论文《<诗>的崇高与汩没：两汉<诗经>学研究》（1999）探讨经典化过程[5]，刘立志专著《汉代<诗经>学史论》（2007）提出以政治化为阐释原则的观点[6]。经典化和政治化都是以《诗》发挥社会政治功用的结果。
纵观有汉一代政治史，宫闱之私延及朝堂之政，后妃干政与外戚擅权成为最大特点。汉初有诸吕之乱；武帝一世，窦、田、王、卫、霍虽或以军功或以外家之亲显贵一时，然以武帝杰出的政治才能，后宫外戚之势一直都在掌控之中；西汉以成帝时期王氏外戚专权及赵氏姐妹坏乱宫闱为突出；延及东汉，外戚之权更为焰炽熏天：“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7]两汉都有大臣针对后妃外戚问题疏对谏诤并用《诗》为据者，但此类现象以西汉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整个东汉用《诗》讽谏后妃外戚者仅见三次，并不如西汉典型。因此，西汉用《诗》讽谏后妃外戚是本文拟探讨的主题。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甚为有限，仅见几篇论文有所涉及：宁登国、赵立伟《<毛诗序>“后妃说”发微》（2009）[8]、梅显懋《从<诗经·周南·关雎>诗旨说到汉儒说<诗>的迷误》（2012）[9]二文，都认为《毛诗序》“后妃之德”“夫人之德”体系的形成是基于对汉代后妃干政社会现实的反思，是汉儒用《诗》美刺后妃以讽喻帝王的产物。吴从祥《论<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及其影响》（2013）[10]，认为《毛诗序》反映了汉人用《诗》宣扬女性礼教和批判后妃无德。冯一鸣《汉三家<诗>学对夫妇伦理和妇德的思考》（2011）[11]讨论了汉人以《关雎》为中心匡正夫妇伦常和妇德的情况。诸文所论，虽对运用《诗经》讽喻后妃问题有所揭橥，然基本限于《关雎》、《毛诗序》，对当时紧密关联朝堂的疏对谏诤甚少涉及。又，郝丽艺硕士学位论文《<两汉书>引<诗经>研究》（2008）[12]“引《诗经》与两汉政治”小节有关于“抑后妃外戚之权”的讨论，后附“《两汉书》大臣诫外戚、后妃专权奏疏奏议表”，是不多见的关于汉代讽谏后妃外戚问题的研究，可惜对汉人奏疏中的具体用《诗》以及与政治事件的关系尚缺细致的分析。
本文将详尽展现西汉用《诗》讽谏后妃外戚的具体表现，以及这些谏诤发挥了怎样的政治作用；这些用《诗》现象与政局的变化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规律与态势；同时，用《诗》之人的诗学家派、用《诗》方法与取义亦是本文必须细绎的题中之义。
一、《诗》与后妃外戚问题的内在关联
《史记·太史公自序》转述了董仲舒对于六经功用的一段论述：
《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其中“《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13]说明了《诗经》自身的特点为其能够发挥的社会功用奠定了基础。风，经典有数训：《说文》曰“风，八风也”，指自然之风，当是本义，此其一。自然之风吹动万物，《说文》又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故又引申“动”义，《广雅·释诂》曰：“风，动也”，《玉篇·风部》曰：“风，风以动万物也”，皆是，此其二。由风动虫生八日而化，又引申出“风，化”之义，故而《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此其三。风又训放，《尚书·费誓》“马牛其风”孔颖达疏引贾逵曰：“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14]，此义与风动、风化之义亦相通，化者变也，风动虫生，即是自然化育万物之征，万物化育多通过雌雄相交来完成，《易·系辞下》曰“男女構精，万物化生”即是，此其四。另外，“风”又与“讽”相通借，训讽喻、讽谏，此其五。
综上可知，“风”有自然之风、动、化、雌雄相诱数义，且互相引申相通；又可借为讽刺、讽喻之讽。因此，“诗长于风”所表达的《诗》的社会功用意义，至少有三个层面：一，《诗》因其切近自然风物而更易于教化人民，也更易于感动君主；二，《诗》因其多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等自然化育的万物，并多以其牝牡雌雄之事进行比兴，同时《国风》尤其是二南中描述男女婚恋之诗较多，所以《诗》与男女夫妇之事更易产生关联和引申发挥；三，《诗》更适于借以讽谏君主，达到主文谲谏、言之无罪、闻之足戒的预期效果。《诗》在这几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古人早已有所取用：
其一，《毛诗序》将《周南》《召南》诸篇诗义统一为“后妃之德”“夫人之德”的体系，便是利用二南诗义与婚姻男女相关，将其阐释为后妃夫人德行典范的表彰之作。
其二，《仪礼·燕礼》“有房中之乐”，郑玄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仪礼·乡饮酒礼》“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郑玄注曰：“《周南》《召南》，《国风》篇也，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关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职，《卷耳》言后妃之志，《鹊巢》言国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国君夫人不失职，《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仪礼》所载房中之乐，是和谐国君与后夫人关系的音乐，郑玄认为即是《周南》《召南》，这正是用《诗》以和谐国君夫妇伦常及后妃关系的一种表现。
其三，用《诗》讽谏后妃外戚问题，是前述“诗长于风”所表达的三个层面价值的综合体现。或者说，正因为《诗》有着“长于风”的社会功能特质，故与后妃外戚问题有着分割不开的天然关联，那么，时人用《诗》讽谏后妃外戚问题正是势在必然。
二、宣元时期用《诗》讽谏后妃外戚之肇始
（一）宣帝时王吉微讽任用外戚
西汉大臣上疏援用《诗经》讽谏后妃外戚问题，正史可考最早者出现在汉宣帝时期王吉的一次上疏中。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及《儒林传》记载王吉“兼通五经”，学《诗》宗韩，从韩婴再传弟子蔡谊受《诗》，“以《诗》、《论语》教授”，弟子后学为博士、大官；又，传载其子王骏学梁丘氏《易》，官至御史大夫，且王骏学《诗》亦从父宗韩。[15]是故，王吉乃是当时《韩诗》传授的名家，影响较大。王吉早年为昌邑中尉，曾多次劝谏昌邑王刘贺荒于逸游之事。后昭帝崩，无嗣，昌邑王刘贺被征立为昭帝嗣，临行之前，王吉苦谏刘贺“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在霍光独揽权柄的形势下，王吉为刘贺谋划了一条隐忍韬晦、蓄势图后的政治路线。可惜刘贺及昌邑诸多旧臣不能听用此计，致使刘贺即位二十七日旋即以“行淫乱”罪名被废。随后被立的汉宣帝刘询正是采取了隐忍蓄势的策略，言听计从，直至霍光死后三年内彻底清算了霍氏家族。由此可见王吉的政治智慧，也因其智慧和曾经对刘贺的数谏，在诸多昌邑旧臣被杀的情况下，王吉得以免死保命。
汉宣帝时，王吉复被征为博士谏大夫。其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许氏为宣帝许皇后家，史氏为宣帝祖母史良娣家，王氏为宣帝母王夫人家。许皇后立三年即被霍光之妻毒害而死，许氏一门三侯，皆是立许后之子为太子之后，于地节、元康年间所封；史良娣、王夫人早在武帝征和二年死于巫蛊之祸，史氏侯四人、王氏侯二人，皆在地节四年灭霍氏之后以旧恩封。此三族外戚皆非在位皇后或宠妃之家族，仅因宣帝念及旧情而予以尊宠，亦无十分擅权为祸之事。较之西汉元成之后的后妃外戚擅权，可谓不足挂齿。且当时最大权臣霍光亦实为外戚，因其受武帝托孤，辅佐三朝，独揽权柄，擅行废立，无人敢直言非议。
王吉从中觉察到外戚之权不可助长，借许、史、王氏之事上疏，先言“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强调夫妇伦常的重要性，又说民间嫁娶及皇室尚公主之弊，使得阴阳逆位，暗指朝廷不应使女党外戚居于过高之位，提醒皇帝要防萌杜渐，不使任用亲信、外戚成为常态。又曰：
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16]
王吉称述《魏风·伐檀》之诗，反对任用子弟、外戚，主张选官以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是王吉真正用意所在。《伐檀》之诗讽刺在位之人无功食禄，原诗本无针对外戚女祸之意，用在这里，讽谏外戚贵宠之意甚为委婉隐微。
王吉上疏引用《伐檀》讽谏朝廷任用外戚和官宦子弟，又论及夫妇伦常对于民间和朝政的重要性，尚是出于防微杜渐之虑。而当时霍氏集团权焰熏天，宣帝即位至霍光去世的六年时间，再到霍光去世后三年霍氏集团被彻底剪除，这数年间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史书见在，或隐或显。从中可知，皇权受到了外戚权臣势力多么巨大的威胁和摇撼，也说明王吉之虑并非杞人忧天。至元、成两朝，后妃外戚之患更是日趋严重，用《诗》针对后妃外戚问题进行谏诤的现象亦随之更为集中地显现。
（二）元帝时匡衡讽谏后宫争嗣
据《汉书》本传，匡衡出身贫寒农家，“经学精习”，从辕固生再传弟子后苍受《诗》，为《齐诗》博士，“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成为西汉中期《齐诗》传授大家，有“匡说《诗》，解人颐”的嘉誉。其时，汉元帝王皇后生太子刘骜，起初甚得宣帝及元帝宠爱，“其后幸酒，乐燕乐，元帝不以为能。而傅昭仪有宠于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艺，上甚爱之，坐则侧席，行则同辇，常有意欲废太子而立共王。”[17]王皇后失宠，元帝宠爱傅昭仪及子定陶王刘康，对刘骜多有不满，故有废立之意。当时的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匡衡上疏谏言：
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適长之位。[18]
上此疏时，匡衡作为太子少傅，政治上倾向皇后、太子一方。此疏劝谏元帝，称《诗》以多言男女室家之事的《国风》发端，《礼》以成人之冠礼和成家之婚礼为根本，以经为据，指出规范男女家室、夫妇伦理的重要性。认为作为王朝统治者的帝王，其家室伦常是否处理得当，关乎天下的治乱危亡。因此，帝王应处理好与后妃的关系，明确子嗣的嫡庶尊卑秩序。含蓄地批评汉元帝欲废刘骜立刘康是废嫡立庶、坏乱继嗣制度的做法。
这是一个典型的后宫争嗣事件。王皇后与傅昭仪之间并非简单的争宠，实质是为自己儿子争夺储君之位，并以此巩固自身地位。而元帝欲行废立之事虽属废嫡立庶，但于宗法并无真正影响。一旦废旧立新，皇后地位必将不保，新立太子之母往往母凭子贵，登上后位，新太子旋即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从宗法制度上看仍然堂而皇之。实质上，这类废立之事真正的危害在于：坏乱继嗣制度，助长了后宫争嗣之风，煽动了后妃之间、皇子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朝政的动荡不安。匡衡以《诗》学、《礼》学为依据，对当朝这一危及稳固政治局面的后宫争嗣之事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后来匡衡因数次上疏议政，“傅经以对，言多法义”，历被擢升，官至丞相。可见援用经典议政，能够很好地被统治者采纳，亦能够提升个人政治影响。至汉成帝即位之初，匡衡作为帝师，又上疏预诫成帝谨慎后妃问题、明经修德，颇多援引《诗》义，为成帝采纳。
刘骜最终保住了太子之位，“赖侍中史丹拥右太子”，“上亦以皇后素谨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废。”[19]他依靠的首先是宣帝在位时的重视、王皇后的谨慎无爽错，而最重要的还是史丹、匡衡、王商[20]等大臣的全力辅助；当时的傅昭仪及子刘康尚未拥有如此强有力的政治凭借。史丹、王商等人虽出身外戚，然因其所依托的后妃早已故去，宣帝祖母家史氏及宣帝母家王氏所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已与皇权融合，此时成为维护皇权、稳固继嗣制度的重要保障。
三、成帝时期用《诗》谏诤皇权外戚斗争之屡见
至汉成帝之朝，皇帝昏庸，前朝后宫皆陷入混乱。一方面，朝廷政事一皆掌握于王太后家族王氏外戚之手，相继由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五人接连为大司马，掌握兵权，把持朝政，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统治。另一方面，汉成帝沉湎酒色，即位初的建始、河平年间宠幸许皇后、班婕妤；鸿嘉、永始以后则废许后而专宠赵飞燕姊妹。据《汉书·外戚传》记载，许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位，常宠于上，后宫希得进见”，确属专房之宠；而班倢伃“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又有辞辇之事，得王太后“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之褒誉，足见班氏谨慎守礼。其后，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被废，班婕妤退处长信宫侍奉太后以求自保。[21]成帝立赵氏姊妹为皇后、昭仪，贵倾后宫。赵氏姊妹未曾生育，为保住自身地位，用残忍手段禁绝后宫其他嫔妃生育皇嗣，“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墯者无数”[22]。有许美人者生育皇子，赵昭仪竟当着成帝之面将婴儿致死。及至哀帝即位之后又有宫人供认，赵皇后及昭仪毒死后宫生子之宫女曹氏，其子下落不明。如此种种，导致汉成帝在位二十六年，竟最终没有子嗣，不得不选了自己的一位庶侄定陶王刘欣，自外藩入朝，立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哀帝。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定陶王刘欣，就是元帝时期几乎取代太子刘骜的定陶共王刘康之子。此于王太后和汉成帝而言，不计曾经争宠并几乎被夺嫡的前嫌，立刘欣为嗣，定是出于万般无奈的选择，亦说明成帝时期后宫前朝的纷乱局面，已严重动摇了汉家皇权的稳固。
在如此混乱的政局之下，成帝一朝，先后有诸多大臣上书谏诤，其中屡见引《诗》为据者，甚至亲身经历后宫斗争的妃嫔亦有用《诗》陈情者：
（一）匡衡
汉成帝刘骜早在为太子时即“以好色闻”[23]，成帝甫一即位，帝师匡衡便预见到后妃问题必定是此后引发朝堂不安的最大祸端，他随即上疏预警，“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有曰：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24]
汉人论及婚姻、夫妇，于《诗》往往举《关雎》以发宗明义。司马迁曰：“《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25]东汉班昭《女诫》言：“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26]汉人所谓的《关雎》之义，即是夫妇人伦的参考标准。这一标准，匡衡之言更为具体，即以德行贞淑之女匹配至尊君主，才可以供奉祖先宗庙，才能够统理天下万方。匡衡从选择淑女的角度告诫成帝要“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甄选后妃看重品德，是朝政纲纪的首要之务。
匡衡这一上疏，所虑不虚，他与下文即将论及的杜钦一样，都在成帝即位之初准确预见了可能出现的最大危机。然而，汉成帝虽“敬纳其言”，但以其好色仁懦的性格，放纵随性、无所作为，最终导致继嗣断绝、政权旁落。
匡衡一生，“以儒宗居宰相之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然而元帝时，匡衡曾阿谀曲从中书令宦官石显，至成帝即位又奏告石显之罪，以掩盖己身之不忠，因此，班固言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二）杜钦
杜钦为汉武帝时酷吏杜周之孙，“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27]史书未载其经学之师授传承情况，故不知学《诗》何家。[28]兄长与王凤之父交好，因而才学得到王凤赏识，被任为大将军军武库令，实是王凤幕僚。尽力为王凤出谋画策，同时以权谋与智慧“浮沈当世，好谋而成”[29]。本传言杜钦“征诣大将军莫府，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救解冯野王、王尊、胡常之罪过，及继功臣绝世，镇抚四夷，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又劝诫王凤以前朝权臣外戚为鉴，不可专权过重。杜钦与谷永、杜邺皆为王氏外戚党羽，然杜钦通达而善用谋，显得更为高明。
在汉成帝即位之初，与匡衡“戒妃匹”的上疏几乎同时，杜钦也曾援据《诗经》谏言择选后妃之事。其时成帝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皇太后诏采良家女”。杜钦通过王凤谏言曰：“礼壹娶九女”，目的是“广嗣重祖”，选择天子后妃当“求窈窕，不问华色”，重视贤淑的品德，不以美色、声音、技能为重，否则就会导致好色不能满足，一方面不利于养生长寿，另一方面容易诱发妃妾、庶子离间皇后、嫡子的事件。又曰：
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色声音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30]
杜钦引《小卞》诗在《小雅》，今本《毛诗》作《小弁》。《孟子・告子下》曰：“《小弁》之怨，亲亲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而东汉赵岐注《孟子》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31]又《汉书·冯奉世传》赞曰：“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毛《诗》学认为，此诗是周幽王惑于褒姒，立伯服而流放太子宜臼，太子或太子之傅所作之怨诗。毛《诗》说与前二说不同，可见汉代的三家《诗》学以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为后母所谮，遭父放逐所作。杜钦习《诗》何家，史无明言，但无论毛《诗》说还是三家《诗》说，都是庶妾谮害嫡子之事，故杜钦引之为谏。
王凤以杜钦之言禀告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认为杜钦所言“九女之制”及所忧虑之事史无其例。于是杜钦再次进言：
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飨国，察近属之符验，祸败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之至愿，所当勉之也。[32]
杜钦以史为鉴，言前代兴亡皆与后妃之制关系重大。又引《周南·关雎》，与《毛诗》说不同，杜钦以《关雎》为刺周康王晨起迟晏、耽误早朝而作，因康王夫人失德而致晏起，故思另求淑女以配君子。上文论及匡衡亦在同期引《关雎》谏言选择有德淑女以配天子，匡衡不以《关雎》为刺诗，与《毛诗》说略同。而杜钦以之为刺诗，当是出于不同师说。二说一正一反，在强调求女以德、不以美色技能这一宗旨上是一致的。
在汉成帝即位初期，杜钦引《诗》从礼制角度对可能出现的后妃问题提出了预警，并未引起成帝足够的重视。其后建始三年地震日食之事，杜钦亦有对议，认为灾异是“嫡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33]之兆，冀望成帝能杜绝其祸。班固论杜钦曰：“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班固给予杜钦极高的评价。杜钦在建始初年预见到：匡正后妃制度是“为汉家建无穷之基”的大事，不能定立制度，则有无穷之祸。而最后“终如其言”，汉成帝一朝继嗣断绝于女祸、政权旁落于外戚，西汉皇权从此苟延残喘而已，所以班固说杜钦称得上如《关雎》诗人一般地“见微”能知著[34]，而进行防微杜渐之规劝，这不是浮华博习之人所能具有的政治洞察力。
（三）谷永
《汉书·谷永杜邺传》载谷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浹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谷永所习《诗》学属何家数，史未明言。以其长于《京氏易》、善言灾异的学术理路来看，实与《齐诗》学的特点最为接近，故谷永习《齐诗》的可能性最大。[35]观其上疏对议所论，专门针对成帝自身及后宫许、班、赵、李（倢伃）之宠，以此讨好王氏外戚，极尽阿谀逢迎。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谷永待诏公车，对曰：
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卹政事，不慎举错，娄失中与？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
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昔舜饬正二女，以崇至德。楚庄忍绝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鲁桓胁于齐女，社稷以倾。诚修后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贵者不得嫉妒专宠，以绝骄嫚之端，抑褒、阎之乱，贱者咸得秩进，各得厥职，以广继嗣之统，息《白华》之怨。后宫亲属，饶之以财，勿与政事，以远皇父之类，损妻党之权。未有闺门治而天下乱者也。[36]
谷永认为日食地震乃“皇后贵妾专宠所致”，并于对议中指责成帝“志在闺门”，将矛头指向当时得宠的许皇后及班婕妤等。“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四句，化用《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十月之交》“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及今本《毛诗》作“艳妻煽方处”之句。《正月》二句言周幽王专宠褒姒导致西周灭亡。《十月之交》正是讽刺周幽王朝政荒溃、后妃外戚乱政之诗。“阎”、“艳”可通假，《毛传》以“艳妻”正指褒姒，“艳妻煽方处”句言褒姒受宠气焰正盛。而谷永随后曰“抑褒、阎之乱”，以“阎”为另一后妃之姓，与褒姒同为乱国之女，概因其所习师说与《毛诗》不同。总之，谷永是借用诗文，讥刺许皇后、班婕妤等与褒姒祸国同类。其后又曰“息《白华》之怨”，指《小雅》“鱼藻之什”的《白华》篇，非笙诗《白华》。《毛诗序》曰：“白华，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嬖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谷永此处用意与《毛诗序》正同。另外，《十月之交》又有“皇父卿士，番维司徒”之语，郑玄笺：“言妻党盛、女谒行之甚也。”汉人多以此诗“皇父”指妻党外戚。谷永劝谏成帝“远皇父之类，损妻党之权”，明确针对皇帝妻党许氏外戚，却对当时专权的帝舅王凤避而不提。
谷永用《诗》针对许、班专宠进行讽谏，观其对议文章，发论确乎冠冕堂皇。然而谷永如此卖力讽谏后宫之真正原因，实为讨好大将军王凤。谷永本传曰“是时，上初即位，谦让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议者多归咎焉。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讬”；又《汉书·外戚传》载“大将军凤用事，威权尤盛。其后，比三年日蚀，言事者颇归咎于凤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许氏，许氏自知为凤所不佑。”成帝在位前期，王凤专权，又连年出现灾异。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爆发，三年后又于河平三年、四年及阳朔元年接连发生日食，当时奏议之人多认为是王凤专权而上天示警。谷永为谄媚王凤，结好王氏外戚，又借“皇太后及帝诸舅忧上无继嗣”（《汉书·外戚传》）之由，于对议中屡屡将灾异归咎于后宫，尤其针对许后，为王凤推脱，替王氏外戚打压许氏势力，上引建始三年对议仅是其中一例而已。虽建始、河平年间许、班专宠确属事实，但谷永终属党同伐异之徒，非忠直之臣。
数年后许氏废而赵氏兴，永始年间又连年日食，“有黑龙见东莱，上使尚书问永”，谷永其时为凉州刺史，上疏痛陈汉成帝沉湎酒色，微服逸游之事，其中论及后宫曰：
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沉湎于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诗》云：“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易》曰：“在中餽，无攸遂。”言妇人不得与事也。《诗》曰：“懿厥悊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箠憯于炮格，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37]
谷永先引《小雅·正月》四句，今本《毛诗》作“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阳”“扬”假借。郑笺曰：“火田为燎，燎之方盛之时，炎炽熛怒，宁有能灭息之者？言无有也。以无有喻有之者为甚也。”[38]那么此四句诗说田猎驱兽的大火烧得正盛的时候，难道有什么能把它熄灭吗？然而兴盛如火势赫赫之宗周，一个褒姒就足以将其覆灭，以反衬极言“红颜祸水”之害。随后又引诗句出自《大雅・瞻卬》三章：“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毛诗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那么诗句中“妇人”即是褒姒，此诗亦是讽刺周幽王宠幸褒姒、祸乱周邦之诗。谷永先据《诗》《易》立论，再言女宠之盛始于许、班，然后指斥当时赵皇后、赵昭仪、李倢伃之属坏乱法度、为祸掖庭、私设刑狱之种种罪状。据《汉书·谷永杜邺传》载，其时汉成帝“久无继嗣，数为微行，多近幸小臣，赵、李从微贱专宠，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汉成帝之后宫，确已倾覆在即，种种不可思议之乱象愈演愈烈。谷永上此对议，所言不诬。然而却终是出于皇太后及王氏外戚授意。故本传言谷永“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覆，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确是公允之论。
（四）刘向
其时虽有谷永这等党同伐异之徒，然亦有忠正秉公之士。高祖刘邦少弟楚元王刘交之玄孙刘向，历事宣、元、成三朝，“宗室忠直，明经有行”[39]。关于刘向《诗》学所属家数，清人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据《汉书·楚元王传》载，楚元王刘交与鲁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而刘向为楚元王子刘富曾孙，因汉人世守家学，故认为刘向亦习鲁《诗》，所论实属有据。又，《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长于阴阳灾异，是齐《诗》学的特点，夏侯始昌、翼奉都是齐诗的代表学者。刘向虽家传鲁《诗》，但亦长于阴阳灾异，很可能同时受到齐《诗》的影响。
刘向以汉家宗室的立场，忠于皇权，认为当时屡有灾异发生的原因是“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上无续嗣，政由王氏出”的时局必将危及刘氏皇权。于是，刘向数度上书极谏，痛陈王氏外戚专权之情状，甚是切中肯綮：“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刘向精通五经，好阴阳灾异之学，为了使汉成帝深切认识王氏外戚专权的危害，他以五行阴阳比附《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其实是用古代灾异警示皇帝，影射当朝王氏外戚专权之事。然而，书奏成帝，“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40]王氏集团已然坐大，羽翼渐丰，且汉成帝本人并不具有铁腕和卓越的政治能力，对王氏外戚虽心恨之却无可奈何。
对于汉成帝后宫的混乱局面，刘向亦数度进言。建始三年地震日食同日并发之时，刘向曾进谏指责许皇后专宠，完全以刘氏宗室的立场、由维护皇权的公心而发，与谷永判然不同。至赵氏姊妹专宠、坏乱宫闱、灭绝继嗣，刘向亦试图拨乱反正，《汉书·楚元王传》言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刘向著《列女传》，运用经学为工具，采集经传中记载的后妃、女子的事迹，列“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六卷，以为典范；最后又列“孽嬖”一卷，以示警诫。《列女传》记述后妃女子故事，皆通过说《诗》本事或引《诗》为证的方式。书中虽丝毫不提现实中的混乱宫闱，以正面赞美古代有德女子为主、反面示警为辅，却是应时事而生的有为之作，起到了替代疏对、主文谲谏的作用。
因此，刘向《列女传》是用《诗》讽谏后妃问题的一部专门著作，从中可窥见汉代儒家以及西汉宗室对女子、后妃德行的要求和期待。如以息君夫人作《王风·大车》卒章的故事，赞美“终不以身更贰醮”的贞专之德；以召南申女作《行露》诗之事，赞美严守婚姻礼法的谨礼之节；以周南大夫之妻作《汝坟》卒章的故事，赞美谏正规劝丈夫的匡夫之义；以许穆夫人赋《载驰》的前因后果及对国君的进言，赞美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通明之智；以庄姜傅母作《卫风·硕人》之事，诫斥淫佚之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刘向为了达到“戒天子”的目的，对《诗》说材料进行了有意的加工甚至是误读。
比如《仁智传》记载许穆夫人赋《载驰》之事，说许穆夫人是卫懿公之女，在出嫁之前，齐国、许国国君都来求亲，卫懿公答应了许穆公。但许穆夫人认为应该与齐国联姻，因为齐是大国，联姻之后可以成为卫国的外援。后来卫国无援而被狄人所败，卫懿公奔逃至楚丘被齐桓公所救，卫懿公深悔当初未采纳许穆夫人之言。然而，笔者覆诸《左传》《史记·卫世家》所载，发现《列女传》所载呈诸多疑点：
第一，由于卫国几世的烝报关系，许穆夫人和卫懿公之间难以梳理清楚伦理名位，但许穆夫人绝非卫懿公之女。第二，卫败之时，卫懿公死于狄人之手，宋桓公帮助卫国败众连夜渡河，至曹邑立公子顽之子卫戴公为君，即许穆夫人之兄。齐桓公亦援助戍曹。卫戴公立未几而卒，齐桓公率诸侯伐狄，又立卫文公于楚丘。至此，经懿公、戴公、文公，卫国已历三君，绝非如《列女传》所述，卫懿公得以不死而得齐桓公援助至于楚丘。第三，许穆夫人所言“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认为通过联姻结好，诸侯宗室之女可以成为联结国家力量的工具、外交的纽带，这是《列女传》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核心观点，然而这番话根本不见于《左传》《史记》等书的记载。
以上三个疑点统而观之，透露出这段文字可能是对史料有目的改造加工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有效彰显这一段言论：“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载驰》原诗只是卫国败亡之后许穆夫人归国慰问而作之诗，《列女传》敷衍许穆夫人出嫁的前因后果，与《左传》《史记》相抵牾，亦不见有其他的史料依据。结合刘向自述编纂此书“以戒天子”的目的，《列女传》是借述写古代贤女故事以教育当时后宫，而许穆夫人故事的再创作很可能反映了对西汉朝廷和亲政策的拥护和推崇。由此一例，可窥刘向编纂《列女传》是如何以《诗》为用讽谏当朝后宫的，他对诗说和史料的加工与误读正是为了使用《诗》发挥更有效的讽喻作用。
（五）梅福
《汉书》本传载梅福“少学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41]并不知其学诗何家。尝为南昌县尉，后又去官归乡。梅福的官职地位与上述几位相比可谓微不足道。然而，他不顾人微言轻，敢于直言谏上，忠勇可嘉。
当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梅福其时已经去官，又上书谏言王凤擅权之事，他先遍举自古以来纳谏敬贤之君，尤以高祖刘邦为表率，“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极谏成帝不纳忠言，以致诛戮王章这等敢言之士。又曰：
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博览兼德，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42]
此疏言辞激烈，直陈不诲，拳拳之忠，昭然可见。“《十月》之歌”即《小雅·十月之交》，前述谷永已经引用。梅福在此并未摘引诗句，而是概称此诗篇名，以这首诗全篇的意指进行谏言。此诗诗旨四家无异说，都认为是讽刺周幽王黜申后宠褒姒之作，因此概称诗名已可很明确地揭示用意。
此疏上奏并未被成帝采纳，其后因成帝久无继嗣，梅福又上疏谏议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为殷后，前后所上奏议，都未得到采纳。本传曰：“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以微弱的政治地位与强大的王氏外戚对抗，不啻以卵击石。虽博学有见、疏对深美，但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作为基础，经义和文学作为工具仍然发挥不出任何作用。
（六）班婕妤
除了大臣们引《诗》谏言之外，后宫嫔妃之中亦有习《诗》以用者，上文提及的有“辞辇”之德、并在汉成帝初年深受宠爱的班倢伃，就是一个代表。《汉书·外戚传》记载班婕妤遭赵氏姊妹谮害，被诬陷行巫蛊之事，她的回答是：“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以坚毅和智慧得以自保。其后退处长信宫侍奉太后，曾作赋自伤悼：
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絫息兮，申杂佩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43]
其赋自言居于增成舍之时，虽蒙盛宠，仍寤寐不忘反躬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谓以女图中的古代有德女子为典范，并向女史问取《诗》中所载后妃事迹。以褒姒、阎妻自戒，“阎妻”出自《十月之交》，今本《毛诗》作“艳妻煽方处”之语；又以娥皇、女英、太任、太姒事迹为榜样，时刻不敢忘怀。又陈被怨失宠，退居长信宫，凄凉、悲哀的处境。最后曰“《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绿衣》诗在《邶风》，《毛诗序》以为是“妾上僭、夫人失位”之诗；《小雅·白华》，上文亦已论及，毛《诗》说以为刺周幽王惑于褒姒而黜申后之诗。班倢伃称述二诗，正是用《诗》抨击谴责她所亲身遭遇的后宫争宠之事。虽曰“自伤悼”之作，却似乎仍寄望于能为皇帝所识察，然而这对唤起善于移情别恋的帝王的同情来说几乎毫无作用。
班婕妤在成帝的后宫斗争中是失败的，她失子、失去荣宠地位，不过，她也以其贤德、智慧和才华得以在残酷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并以作品流传。从其言行和作品中可以看出班婕妤受儒家经典尤其是《诗经》的影响很深，她的形象和文学在后世都传之久远。
四、哀帝时期用《诗》讽谏外戚之余续
汉哀帝刘欣是定陶恭王刘康之子，继嗣成帝而立。其祖母是汉元帝之傅昭仪，母亲丁姬。哀帝即位，分别尊为恭皇太后、恭皇后，后更尊为帝太太后、帝太后，其后复又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与成帝母长信宫太皇太后呈分庭抗礼之势。《汉书·外戚传》言傅氏亲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傅氏外戚在哀帝即位之后陡然煊赫，傅太后以强势性格干预政事，“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为孔乡侯，与帝舅阳安侯丁明同日俱封”，如此急不可耐。后来傅太后为报当初争宠之怨，逼死中山冯太后即当年为元帝当熊之冯昭仪。又不敬成帝母王太后，当面称之为“妪”。如此种种，虽傅、丁权势不如原来的王氏外戚，仍以烈火烹油之势震动朝局。其有直言极谏者。
李寻治《尚书》，好《洪范》灾异，本传未言其学诗之事，以其长于阴阳灾异，与《齐诗》学者之学术理路最近，故其学《齐诗》的可能较大。哀帝即位之初，李寻待诏黄门，哀帝使侍中卫尉傅喜问之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极言勿有所讳。”李寻遂对，曰：
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故河、洛決溢，所为最大。今汝、颍畎浍皆川水漂踊，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留意诗人之言，少抑外亲大臣。[44]
李寻引诗亦出自《小雅·十月之交》，成帝时已有谷永、梅福引之以谏。此诗先言天降日食之异，随之而来的是“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灾难。此诗言天降示警，是由褒姒、阎妻擅宠，皇父卿士等外戚擅权所致，李寻所言“皇甫”与“皇父”同，引据此诗谏言，其意针对几家外戚权贵。这次代皇帝前去询问者正是傅太后从父之子傅喜，李寻毫不避讳，可谓忠直不阿。然而，“是时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贵，祖母傅太后尤骄恣，欲称尊号”，在这样的局面下，“上虽不从寻言，然采其语，每有非常，辄问寻”，哀帝虽不能实现李寻的提议，却对其所言十分认可，遇事每每征询参酌李寻的意见。
又，哀帝建平四年，“是时帝祖母傅太后骄，与政事”，当时民间发生了一些骚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45]民众的乱象和陡起的西王母崇拜，时人认为是灾异之象，杜邺对曰：
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46]
这一次的民众骚乱，杜邺认为是丁、傅外戚及傅太后干政所致的灾异。言“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皇甫即今本《毛诗》《十月之交》的“皇父卿士”，妻党外戚专擅弄权者，杜邺暗引此诗予以讽刺。后因第二年元寿元年傅太后崩，哀帝于元寿二年崩，丁、傅外戚旋即被灭，论者又认为此事应是王氏外戚王莽篡汉的预兆。《汉书·五行志》又曰：“后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临朝，王莽为大司马，诛灭丁、傅。一曰丁、傅所乱者小，此异乃王太后、莽之应云。”无论如何，杜邺用《诗》直言讥刺丁、傅外戚，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
不过，班固这样评论：“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47]杜钦、谷永、杜邺皆是王氏外戚党羽，他们在外戚集团之间的斗争中有所依附，皆是因势而为，《诗经》等儒家经典也不过是其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
哀帝崩逝之后，王莽扶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太皇太后临朝，王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48]西汉王朝全盘落入王氏外戚之手，直至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是整个王氏集团数十年对朝局的把持所累积而成的结果。班彪曰：“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西汉皇权在与外戚势力的斗争中终然倾颓。
五、结论
“诗三百”，带着来自先秦儒家的崇高道德光环，在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任何人都不敢不将《诗》尊奉甚高；但另一方面，人们实际上奉行着一种明尊崇而暗利用的态度，其立场观点无论是否合乎儒家道德规范，都可以用《诗》进行自我表达和辩护。比如同是在建始三年因灾异之事引《诗》指责后宫的刘向、谷永，二人的政治立场、孰忠孰佞，判若云泥；又如汉成帝班婕妤在后宫争斗中失败，作赋称引《诗经》委婉地为自身辩白，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班婕妤的对手、坏乱后宫断绝继嗣的赵飞燕竟也是学《诗》之人。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宫人曹宫通《诗》，授赵皇后。可见学《诗》与否与其人的品行如何并无必然联系。王莽作为外戚集团夺取皇权的关键人物，也大肆运用儒家经学以粉饰篡位的合法性，在诏制文书中有大量的引经引《诗》。儒家经典在西汉被各方政治力量争相援引，一方面说明了儒家经学已获得了公认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其不过是带着崇高道德光环的社会政治工具，先秦儒家秉持的《诗》《书》承载先王之道的信念已然坍塌。
西汉宣、元、成三朝后妃外戚问题愈演愈烈，皇权与外戚的斗争、外戚之间的斗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核心政治问题，终结西汉政权的王莽，正是成帝朝坐大的王氏外戚的代表。纵观这一时期朝堂内外用《诗》讽谏后妃外戚问题的情况，用《诗》之人的立场或是忠于皇权打压外戚势力、或是外戚对外戚的党同伐异，他们敏锐地抓住了西汉政治上这一最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运用《诗》学这一工具参与政治，反映了西汉皇权与外戚两种势力的斗争和消长，《诗经》学与王朝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得以生动体现。
注释：
[1]《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页。
[2]“通经致用”一语不见于汉代文献，为晚近学界惯用，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即以之概括汉代今文经学的特点。《汉书》“通经术”一语使用频率较高，《汉书》、《后汉书》屡以“经明行修”赞美儒者，“经明行修”又是汉章帝诏令擢拔人才“辟士四科“之一，体现了将经术与实用结合起来的观念。参见冯一鸣《从“赋<诗>断章”到“通经致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的形成探原》，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2009年1月。
[3]分别指《汉书》所载平当、夏侯胜、董仲舒、王式之事，详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91页。
[4]林耀潾《西汉三家诗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5]常森博士学位论文《<诗>的崇高与汩没：西汉<诗经>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6]刘立志《汉代<诗经>学史论》，中华书局2007年版。
[7]《后汉书·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1页。
[8]宁登国、赵立伟《<毛诗序>“后妃说”发微》，《学术论坛》2009年第3期。
[9]梅显懋《从<诗经·周南·关雎>诗旨说到汉儒说<诗>的迷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1期。
[10]吴从祥《论<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及其影响》，《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1]冯一鸣《汉三家<诗>学对夫妇伦理和妇德的思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2]郝丽艺硕士学位论文《<两汉书>引<诗经>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13]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另有一段同中有异的论述，其中曰：“《诗》道志，故长于质”，“乐咏德，故长于风”，以《诗》《乐》相将，故与“诗长于风”之说互为补充且实为一体两面。
[14]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15]《汉书》载王吉之子“（王）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如淳注引《韩诗外传》佚文：“曾参丧妻不更娶，人问其故，曾子曰：‘以华、元善人也。’”可知王骏对妻死不娶的解释是《韩诗》学派相传的曾子故事，王骏当从父学《韩诗》无疑。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3067页。
[16]《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3064-3065页。
[17]《汉书·元后传》，第4016页。
[18]《汉书·匡张孔马传》，第3340页。
[19]《汉书·元后传》，第4017页。
[20]《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商为外戚重臣辅政，拥佑太子，颇有力焉。”第3369页。此王商字子威，乃宣帝舅王武之子，与元帝王皇后庶弟王商字子夏者同名。
[21]《汉书·外戚传》，第3974-3984页。
[22]《汉书·外戚传》，第3995页。
[23]《汉书·杜周传》，第2667页。
[24]此疏见《汉书・匡张孔马传》，第3342页。言“元帝崩，成帝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此疏之上当在汉成帝即位之初。本传录此疏后，又言：“顷之，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语在《郊祀志》。”据《郊祀志》载“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南北郊祀之事。匡衡于建始三年十二月免相，则奏言郊祀事在此之前；上疏“戒妃匹”事又在奏郊祀事之前。
[25]《史记・外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67页。
[26]《后汉书・列女传》，第2788页。
[27]《汉书·杜周传》，第2667页。
[28]《汉书》臣瓒注以杜钦诗说为《鲁诗》，后世学者多以为不足信。
[29]《汉书·杜周传》班固赞，第2683页。
[30]同上，第2668页。
[31]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版，第5997页。
[32]《汉书·杜周传》，第2668-2669页。
[33]同上，第2671页。
[34]刘向《列女传·仁智传》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袁宏《后汉纪》载杨赐上书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认为《关雎》之诗，起因是周康王和夫人有一次晏起耽误早朝，诗人从防微杜渐的角度作《关雎》诗以讽喻，因此曰“豫见”、“见幾而作”，幾者、微也。班固用此诗说，赞美杜钦知成帝早年即有好色之失而早早虑及后宫制度问题，非好学深思、谋虑深远之人不能提出如此规谏。见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
[35]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曰：“《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皆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渊源所自，同一师承，确然无疑。”意谓《易》孟喜、京房一系与《齐诗》学者夏侯始昌、翼奉等皆以擅长阴阳灾异著称，当有共同的师承渊源。且《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第3194-3195页。则谷永、刘向之学与齐学亦深有渊源，故谷永习《齐诗》可能性最大。而刘向家传《鲁诗》当无疑矣，而以其善“推阴阳言灾异”的学风，于《诗》亦可能受到《齐诗》学的影响。
[36]《汉书·谷永杜邺传》，第3444页。
[37]《汉书·谷永杜邺传》，第3459-3460页。《五行志》亦有相似记载。
[38]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950页。
[39]《汉书·楚元王传》，第1929页。
[40]《汉书·楚元王传》，第1950页。
[41]《汉书·杨胡朱梅云传》，第2917页。
[42]《汉书·杨胡朱梅云传》，第2922页。
[43]《汉书·外戚传》，第3985-3986页。
[44]《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89页。
[45]《汉书·哀帝纪》，第342页。
[46]《汉书·五行志》，第1476页
[47]《汉书·谷永杜邺传》，第3479页。
[48]《汉书·平帝纪》，第348页。
注：本文发表
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学刊》2020年第2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冯一鸣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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