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之外又多一教：清代的小說戲曲閱讀
徐雁平
【提要】本文主要探討四方面問題：其一，私家藏書目錄中的小說與未展開的小說閱讀；其二，看小說作為日常生活一部分，分別論述理學家日記中的看小說記載，清代文人喜歡看《紅樓夢》之外還喜歡《儒林外史》、《品花寶鑒》，清代耕讀之家可能有以“講說”小說為娛樂的風習；其三，《紅樓夢》進入日常生活的途徑；其四，《紅樓夢》傳播過程中，群體閱讀是一種重要的方式，這一方式對於思考清代文學、學術的展開有一定啟發意義。
引 言
金陵三山街是明代有名的書肆集中地，其名聲或只有北京的琉璃廠能與之相比。在林立的書肆中，蔡益所感覺處於人生的“體面時代”，情不自禁，指點江山：
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不但興南販北，積古堆今，而且嚴批妙選，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貿易詩書之利，又收了流傳文字之功；憑他進士舉人，見俺作揖拱手，好不體面。[1]
蔡氏所描繪的，是書業 “雜花生樹、草長鶯飛”的時代，繁雜中有勃勃生機。十三經、廿一史，腐爛時文，可推知大致流向；九流三教、諸子百家，尤其是新奇小說在“興南販北”的商業網絡中又流入誰人之手？
“新奇小說”因為不登大雅之堂，相關閱讀記錄較十三經廿一史之類，有雲泥之別，即使有記錄，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然揆之常情，絕不至於門前冷落。鄭光祖《一斑錄》卷四“銷書可慨”曾述及其暢銷之勢：
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册，云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厢》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竊歎風俗系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乃此等惡劣小說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欲，誘為不軌，所以棄禮滅義，相習成風，載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卮或可塞乎？[2]
小說戲曲銷量自明以來迅速上升，並有“咄咄逼人”之勢，“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3]錢大昕面對此現象，不禁感歎，以為儒、釋、道三教外又多一教。小說戲曲成為民眾“創造”的一教，不單是商業出版的成功，而是人心或社會風氣的變化。
小說戲曲銷量及影響的異軍突起，雖然不能稱之為“文化革命”，但確實影響了明清人的生活方式，牽涉娛樂活動、情感世界甚至文化制度，錢大昕稱“小說演義”之書在三教之外又添加一教，[4]已看出其力量滲透到整體生活方式之中。清人關於小說戲曲的種種言行，零散中似有一致性存在，而這一存在，有助於理解那些讀者的自我意識及其社會活動是如何形成的。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英國因為中產階級的迅速擴大，出版業的發展，以及鐵路系統的推助，形成了“群眾性”的讀者大眾，[5]雖然不能挪用此說，貿然推測清代也有小說戲曲的“大眾閱讀”，但可以肯定在交通較為便利、經濟較為發達的南方，受城鎮人口增長等因素的影響，小說戲曲的閱讀群體已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
一、私家藏書目錄中的小說
袁行雲《清人詩集叙錄》摘錄了詩集中的豐富史料，其中包括不少康熙至道咸間文人看小說戲曲的線索，筆者據此書統計，看《桃花扇》史料有28則，《紅樓夢》10則，《聊齋志異》7則，《長生殿》5則，《牡丹亭》5則。《叙錄》所及詩集多出自知名文人或有科名文人之手，他們欣賞小說戲曲的趣味或眼光基本上可列入高雅一類，或者說呈現的是“精英階層”視域；在這些小說戲曲中，内涵豐富、眾美融匯的《桃花扇》持續受關注，或正是這一雅正欣賞趣味的表徵。[6]
相較而言，清代筆記載閱讀通俗小說較多，呈現的是一 “修飾”較少的狀態，如劉廷璣《在園雜誌》錄38種，俞樾《小浮梅閒話》錄11種，邱煒萲《菽園贅談》錄46種，平步青《霞外捃屑》錄42種。[7]俞樾對通俗小說的關注與考證，收錄在《小浮梅閒話》《壺東漫錄》《茶香室叢抄》《茶香室續抄》《茶香室三抄》《茶香室四抄》《九九銷夏錄》《春在堂隨筆》等筆記中，涉及二十幾部通俗小說的本事、作者等問題的考證，這些小說包括《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封神演義》、《金瓶梅》、《玉嬌李》、《隔簾花影》、《平妖傳》、《禪真逸史》、《清風閘》、《女仙外史》、《遼東傳》、《英烈傳》、《後水滸傳》、《西遊補》、《儒林外史》、《今古奇聞》、《三寶太監西洋通俗演義》、《開闢演義通俗志傳》、《隋唐演義》、《說唐演義》、《楊家通俗演義》、《龍圖公案》、《說唐薛家府傳》、《今古奇觀》這些書目在數量上超過同時代其他學者的小說閱讀量，其中不僅有《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已廣為流傳的名作，也有《龍圖公案》、《清風閘》、《今古奇觀》、《今古奇聞》這些出自說書藝人之手的話本作品。[8]從諸小說在筆記中出現的次數而言，《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引發俞樾更多的興趣。
清代文人對小說戲曲的愛好，大約在乾嘉之際有一轉變。自嘉慶朝開始，讀書人開始接觸到更多的小說、戲曲；發展到道光年間，又是一新時段，管庭芬、黃金台的日記中就有江南地區基層文化蓬勃樣態的記錄。小說是較為穩定的消遣讀物，戲曲可在場上搬演，亦可供案頭翻閱。從《清人詩集叙錄》相關史料來看，道光以後文人看小說、戲曲的數量明顯多於此前時段。如阮文藻，江西安福人，道光二年進士，所撰《聽松濤館詩抄》卷五有《舟中無事翻小說二種漫題其後》。阮氏好讀小說，如《武帝内傳》、《飛燕外傳》、《太真外傳》、《武宗外紀》以及《紅樓夢》、《金瓶梅》，靡不入吟。李於陽，雲南昆明人，貢生，嘉道時人，所撰《即園詩抄》卷十五有《情史百詠（一百首錄五）》，分詠趙判院、祝英台、杜十娘、李娃、霍小玉。周世滋，浙江衢州人，咸同間人。所撰《淡永山窗詩集》，卷五有《答人詢石頭記故事》，卷七有《題各種傳奇二十二首》。[9]阮、李、周，分別來自江西安福、雲南昆明、浙江衢州，詩中所及小說、戲曲，有可能在外地遊歷時所看，也有可能是在本土所閱，而進入《清人詩集叙錄》雖有“隨機抽樣”性質，但也多少看出全國風氣，特別是李于陽的《情史百詠》以及周世滋的《題各種傳奇二十二首》，足見文人好奇心與小說戲曲的廣泛傳播。
以上乃據《清人詩集叙錄》及筆記所載的小說戲曲信息，推測嘉道之際有一傳播或閱讀風氣的新變。除此之外，似還可從官方查禁這一行為著手。清政府的查禁也在這一時段施行。嘉慶十五年，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等五部豔情小說，拉開官方開列專門書目、收繳小說的序幕，此後共有四次大規模的小說禁毀，分別在道光十七年、道光二十四年，同治七年、光緒十六年，依次留下《計毀淫書目單》、《應禁書目》、《續查應禁淫書》、《應禁淫詞小說書目》等五份禁毀書目，去其重復，凡收錄所謂“淫書”161種，包括《金瓶梅》在内的白話通俗小說有近90種。[10]
小說戲曲的被焚毀，是在公開範圍中強力推行；而在較隱私的個人閱讀世界裡，禁毀令或社會輿論力量往往不能觸及，故有相對的閱讀自由。這一相對的自由閱讀，在部分書籍目錄中大略留有線索。光緒五年，延昌選補潯州府時所帶書箱所裝書籍大約有45種，所謂的“行篋書目”：
《皇朝經世文編》十套，《佩文韻府》廿四套，《大清律例》四套，《廿一史約編》四套，《大清會典》，《綱鑒易知錄》八套，《康熙字典》，《漁陽[洋]精華錄》二套，《律例便覽》一套，《嘯庭雜錄》一套，《折獄便覽》一套，《昭明文選》二套，……《洗錄詳節》一套，《聖武記》二套，《福惠全書》一套，《宸垣識略》一套，《六部處分則例》四套，《各陵圖考》一套，《驗封司則例》一套，經卷各部，《牧令書》三套，《鴻雪因綠》一套，《秋審實緩比較》四套，《隨園詩話》二套，《駮案新編續編》五卷，《聊齋志異》二套，《軍衛道理[里]表》一套，《紅樓夢》全部，《律表》一套，《本草備要》《醫方集解》一套，《吏部新定保舉章程》一本，《驗方新編》一套，《玉匣記》一套，《滿漢祭祀禮節》一套……[11]
在這份書目頗為混雜，其中多為做官時的必用書目，法令、規則、案例、指南性的書占一大半，如《福惠全書》；還有一些文化素養之類的基本書籍，如《皇朝經世文編》、《廿一史約編》、《綱鑒易知錄》、《漁洋精華錄》、《昭明文選》；消遣性的書籍也有數種，如《嘯亭雜錄》、《鴻雪因緣圖記》、《隨園詩話》、《紅樓夢》、《聊齋志異》、《玉匣記》等，結合其他記載考察，其中《紅樓夢》、《聊齋志異》已成為外出為官者的首選消遣書目。延昌的“行篋書目”所收書籍，頗為可觀，這是因為他從京城出發，對即將赴任的潯州有一預判：“以上各書不過記其大略，所帶尚不止此，即以潯州而論，書坊既少，書且不全，且紙板過劣，勢必由京多帶”。[12]但他攜帶如此多書籍，且多有“二套”者，如《隨園詩話》、《聊齋志異》，很可能一部分是自己用，一部分作為禮物在潯州贈送。
清代官員外出做官，常帶一些必備或喜歡的書籍，[13]然其中是否帶閒書，記錄不多見，然據這些官員任上日記所載，時見讀閒書，這些書籍或是借閱，或就地購買，或隨身攜帶。這些行篋所攜帶，是這些官員或讀書人家中藏書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深入窺探其“書房一角”。
1936年4月，阿英作《浙東訪小說記》，叙說他至浙江余姚訪盧氏家藏小說，結果是：
誠然有八箱之多，可是並沒有什麼“善本”，不普通的名字很少很少。最早的本子，也只是嘉慶所刻《品花卷》、《畫圖緣》、《回文傳》、《雲中雁》、《魚水緣》、《花月因緣》幾種，算是最出色的。
全目共計有小說一百十餘種，近千册，間有鉛、石印本子，亦有復本。藏小說數逾千册，自然已是難得，並可想見藏者生前對小說之興味。惜乎版本太普通，加以近三分之一都給親戚們拿去，遂不能不令我更感到失望。[14]
盧氏所藏小說，除阿英在文中所列數種知名度較低的之外，其他今日小說史範圍内必論及的基本都在目錄之列，如《蕩寇志》、《水滸傳》、《鏡花緣》、《石頭記》、《西遊記》、《金瓶梅》、《老殘遊記》、《水滸後傳》、《龍圖公案》、《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醒世姻緣》等等。阿英是從稀見或善本的標準來看盧氏藏小說目錄，故有不足為奇之意，然倘就“對小說之興味”或小說在普通讀者（而不是講求版本的藏書家）群中的流行程度，則這一百十餘種的私藏小說頗有一些可發掘的意義：其一，其時在1936年，似可倒推盧氏在民國初年或晚清時的小說閱讀情形，這批小說有可能是部分承襲家藏然後累積而成；其二，小說“間有鉛、石印本子”，說明大多為刻本或抄本，可推測盧氏小說收藏“彙集成形”的時間較早；其三，盧氏“對小說之興味”，不是孤立現象，阿英在文中提及“寧波是馬隅卿先生的故鄉”，似以馬廉的小說收藏與研究預設對這一地方的期待。從清代小說流傳的地域特點，以及浙江私家藏書目錄、日記中所記錄的小說閱讀、小說研究者群體而言，盧氏並不是一枝獨秀。
浙江藏書家收集或閱讀小說，可能是較普遍現象。光緒十五年海甯鄒存淦編《己丑曝書雜記》，稱“傳奇歸入詞曲類中，其演義等小說另附於後”，小說存目中列17種小說，有《水滸傳》、《醒世姻緣傳》及《紅樓夢》系列等等。[15]《錢塘郭氏經緯書庫藏書目錄》立“小說類”，收書55種，其中有幾種筆記，其他皆為小說彈詞，如《西遊記》、《三國志演義》、《大字紅樓夢》、《聊齋志異》、《鏡花緣》、《施公案全傳》、《全圖列國志》、《說唐後傳》等，[16]據所著錄書目，此目當編於清末。
阿英所見盧氏藏小說目錄，很可能不是盧氏生前親手編定，而是盧氏去世後他人所編，故有“財產登記目錄”性質，因而更能反映藏書的真實狀況。類似情況，有揚州吴氏測海樓所藏小說可資比照。吴引孫（1851-1920？）祖父書齋名為“有福讀書堂”，光緒十九年吴引孫編定自己第一份藏書目錄《有福讀書堂書目》，共分十一類，其中對“說”類的界定是：“小說，本子類之一，然其中多鄙俚之作，不登大雅，未便闌入子部，故以說類別之”，對小說似有警惕之意；光緒三十年，吴引孫編《測海樓書目》，改十一部分類法而為四部分類法，小說在著錄中是被刪汰的重要物件。吴氏去世後，其藏書幾經周折，最後入富晉書社上海分社，陳乃乾編成《揚州吴氏測海樓藏書目錄》四册，在《子總部·小說類》中呈現測海樓所藏82種通俗小說，29種彈詞小說。潘建國對這批小說的判斷是：
測海樓所藏通俗小說，雖然沒有令人驚歎的善本、孤本，悉為“習見之本”，但數量繁多，且本本皆為吴引孫宦游浙粵之際費心收羅所致，每得一書，必鈐藏印于首葉，並手識曰幾函幾册幾元幾角，函以板，懸以簽，無折角，無缺葉，完好整潔，無蟲鼠之蝕，透露出對小說的喜愛之情，這在清代藏書家中是頗為罕見的。[17]
吴氏所藏小說確實為“習見之本”，其中世情、公案、演義、俠客等類型明顯，其中如《增評補圖石頭記》、《紅樓圓夢》、《紅樓夢補》、《後紅樓夢》，以及《繡像水滸傳》《水滸後傳》《繪圖蕩寇志》等等“小系列”，則可見閱讀興趣的延展。在82種通俗小說中，有55種書名中標示“繡像”“繪圖”等字樣，29種彈詞小說中則有23種有類似標示。“習見之本”與“繪圖”“繡像”的關聯，暗示這批小說不是作為傳之後代的藏品，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消遣讀物。吴引孫是光緒五年舉人，又來自書香之家，似乎不必在乎這些小說是否有“繡像”“繪圖”，而吴氏有如此喜好，想必是追求賞心悅目的讀物。或者，這些“繡像”“繪圖”本還有吴氏家裡其他讀者，如妻子、兒女等。[18]
潘建國指出清代私家書目著錄通俗小說，可分兩個時段考察，一是清初錢曾《也是園書目》與祁理孫《奕慶藏書樓書目》所代表的時段。《也是園書目》於四部之外，創設“戲曲小說”類，其中著錄《燈花婆婆》等話本小說16種，《古今演義三國志》等通俗小說3種；《奕慶藏書樓書目》子部分為十家，第九家“稗乘家”有一目名為“演義”，惜未著錄小說。私家藏書目錄很少著錄小說，原因有多種，如政府不斷查禁、社會輿論的輕視等等，如乾隆刊《遠色編》卷中“勸藏書家”云：“閥閱舊家，藏書充棟，以備考覽，以示子孫；若將淫書一概什襲，流傳後代，能保子孫不過目乎？少年心志易惑，是為祖為父教之為不肖為禽獸也。亟宜檢出，盡付祖龍，方稱為詩禮之家。”[19]然“此後，直到晚清之前，幾乎再沒有一部公私書目，對通俗小說書目有過明確像樣的著錄。”[20]此說欠穩妥，似有必要調整，現舉數種私家藏書目錄著錄通俗小說（兼及戲曲）情況如下：
納蘭揆叙為納蘭性德之弟，有《謙牧堂藏書總目》，其中“暑字壹號”著錄“小說”，有《英列傳》、《龍圖公案》、《三國志》、《禪真逸史》、《後水滸》、《平妖傳》、《拍案驚奇》、《東西漢》、《玉嬌梨》等35種；“暑字貳號”中有《警世通言》、《金瓶梅》、《西遊記》、《水滸後傳》、《醒世姻緣傳》等，其中《西遊記》即有三部。[21]
康熙時謝珊嶠輯《清閱樓書目》“史集”有“傳記類”，其中收《列國傳》、《兩漢演義》、《三國演義》、《三國志傳》、《兩晉演義》、《五代演義》、《殘唐記》、《劍俠傳》、《剪雪傳奇》《如意傳》。[22]
《蘋花閣藏書目錄》著錄《東周列國志》、第五才子書（即《水滸傳》）、《紅樓夢》。[23]
可能是乾隆初年人編輯的《靜寄軒書目》中有“四大奇書”（五才子《水滸》、《西遊真詮》、毛聲山批《三國》、金聖歎[批]《金瓶梅》），又有“續四大奇書”、《東西漢》、《隋唐傳》、《封神演義》、《女仙外史》、《醒世姻緣》、《玉嬌梨》、《平山冷燕》等。[24]
以上所列四種書目，皆在清代前中期，有一共同特點，即皆以抄本存世，這說明這四種書目不是藏書家親手編定或經認可後刊佈，其狀態與余姚盧氏所藏小說書目近似，是未經篩選、未經編排的藏書“原生態”，故《金瓶梅》在兩家書目中出現，而其“粗糙”處在《靜寄軒書目》中還有呈現，此即小說書目前為科舉用書，後為佛教書籍。
二、看小說作為日常生活一部分
溫州趙鈞（1786-1866）日記中，[25]所記購書不多，讀小說戲曲史料更少見，然道光十九年間有一則近似筆記的記錄：
六月間，一日林生元璧以小說《綴白裘》示余。淳兒取看，曰“此野書也”，置不閱。但未知其異日通曉文義時，亦知不讀無益之書否。[26]
趙鈞所記略有不准，《綴白裘》是清代較為流行的戲曲選集。他特意記錄“淳兒”對此書的態度，而“淳兒”的頭腦中對書籍已形成或被灌輸正邪的觀念。趙鈞自言自語式的擔心，當有過來人的經驗，對“淳兒”日後“不讀無益之書”並無十足的信心；而“淳兒”所說“野書”，趙鈞所謂“無益之書”，有一深遠的文化背景，或者說有所謂的“未意識到的凝固的知識結構”。[27]
這一知識結構，與儒家通過“四勿”建立起視、聽、言、動約束規範密切相關；知識結構或規範的深化，在閱讀方面也有體現，朱熹提示魏元禮子魏應仲“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28]此語又見胡廣《性理大全》卷四十三、袁黃《訓兒俗說》等書。胡、黃二書，自明清以來，流布較廣，影響深入人心。至於妨礙正學的雜書或無益之書，明代高賁亨在《高提學洞學十戒》中專條提示。此十戒，實即白鹿洞書院學規，其中第八條對“無益之書”予以界說：“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于聖人之道者，皆是。”[29]書籍被劃分類別，進而分為有用、無用，與道德、風俗、國計民生等等牽涉。自先秦以來，相關論說及管控，愈發嚴苛，特別是宋以來，書籍刊印的便利，書籍數量的增加，以及書價的相對便宜，讀書人能得到更多的書籍，這更引起一些士人的憂慮。呂坤云：“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九，有全書，有要書，有贅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無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如《四書》、《六經集注》之類，此謂要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語不根心，言皆應世，而妨當世之務，是謂無用之書，又不如贅。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迂儒腐說，賢智偏言，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誇張，是謂敗俗之書。”[30]高賁所謂“諸家小說”，應是傳統的“小說家”所錄圖書，未及通俗小說，呂坤活躍于萬曆年間，所謂“敗俗之書”，則可能指向流行的小說戲曲。
“敗俗之書”或無用之書是書林中的稗類，大多數人能容忍，一些衛道則要指點或指摘，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云：“錢竹汀氏嘗言：‘近世有小說之學，凡市井偽造故事，傳之優伶，最足以惑耳目而壞心術’。此篤論也。”[31]周馥《負暄瑣語》卷上云：“小說閒書，不可入目。余幼時見友人說《列國演義》，事蹟多實，因瞞先生借觀之，過目不忘。後又閱《三國演義》，則覺其張惶粉飾，無足觀矣。……余幼時見鄉塾子弟案頭只有時文數册，必竊鄙之；若見有淫詞曲本，更鄙其人，遂不與往來。爾輩讀書，須知去取，勿枉費光陰。”[32]
有用無用之書的區分及閱讀的引導，也列入家訓，《中湘譚氏續修族譜》卷二“家訓·汏雜編”云：“自經史古文外，諸子百家以及醫蔔演算法種植之書，皆有可用，惟淫詞豔曲、傳奇小說，毫無根據，妄肆狂言，少年子弟見而悅之，津津於口，遂戀戀於心，其為害不淺。父兄必明示懲戒，以杜漸防微。大凡人家案上有此書兼以各色玩器，自是不好消息，甚未可以其小而忽之也。”[33]這類說法，可能是朱用純《勸言》所說的翻版：“嘗見人家幾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並誤弟子，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為不祥。”[34]朱用純（柏廬）言論影響廣泛，前所引周馥之說，也有朱氏《勸言》的影子。
讀小說可能壞人性情心術，亦有損作詩。路德《書王生雜體詩後》中指出讀詩要認體、要取法乎上，兼收博采，隨性之所近，自成一家之言，要排除村言俚語及小說中的詩作，“稗官小說如《聊齋志異》、《紅樓夢》之類，其所載諸詩膾炙人口，出自才人之手，而以風雅律之，其中多有可議，但可資笑噱，不可供披吟，儻誤以為佳而摹仿之，則貽誤終身不可救藥矣。”[35]
對小說閒書的不斷貶抑，意味小說閒書頻頻越界，“侵入”正經書的領地；與此同時，觀念或道理上的清晰或正確，並不能保證日常閱讀選擇的涇渭分明。收束與越界的並存，使得閱讀活動更具有人間氣息。
理學家日記中的看小說記載
小說等閒書，是看還是不看；若看，看多長時間，看幾種，對於清代讀書人而言，確實是一個問題。這種内心的掂量或者“鬥爭”有時在日記中被記錄下來，或者沒有明說，在字裡行間暗示。
李棠階（1798-1865），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進士，他早年的日記主要内容是修身養性、齊家育人，日記多記從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寢時有多少雜念、妄念、色念，靜坐、待客如何，看書練字、閒話幾何。李氏治學觀念是“學只在日常行間”、“學只在力行”、“養心唯在甚戒慎”、“非私欲淨盡，心安得有正時”。[36]以這種心態面對閒書，自會見波瀾起伏：
道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偶翻《紅樓夢》，無益之書，徒亂人意。切戒！[37]
道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酉正，見關先生閱《聊齋》，取閱數條，均有勸懲微意，而寧生之不為色誘，不為金動，尤足尚也。[38]
六月二十七日，仰臥方來齋中，間閱《聊齋》一二則，頗覺閒適。旋又睡著。此心未免芒蕩矣。[39]
六月二十八日，晚與母親說《聊齋》曾友于、何昭容、大成三則。母親喜聽之，即戒諸媳皆當存好心，做好事，善惡到頭終有報也。[40]
七月二日，近來傍晚屢看《聊齋》，其有關於勸懲者固不少，然言究荒誕不可也。且鄭衛之音，忘倦看之，至不忍釋手，是沉溺也。玩物喪志，莫甚於此，以後決不許看。[41]
此後，李棠階日記中無看小說記錄，看書漸趨謹慎，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日記：“翻《困學紀聞》，真是喪志。又小憩，起經事。申刻看《中州道學編》，有感發處。竊思自己並非通身振得起、立得住，零星補綴何益？”[42]李棠階道光二十六年讀過《日知錄》，尚無異常評說。《困學紀聞》一書，清人多認為與《日知錄》性質相近，從“竊思”後的述說來看李氏讀此書，意在補充學問，然迅即被否認，認為此乃餖飣之學，有喪志之害。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記：“看《千家詩》，多風月語，無關勸戒。”[43]以“勸戒”作為標準來衡量詩作，是他讀《聊齋志異》所在意“勸懲”的延續，而讀《困學紀聞》驚呼“喪志”，在讀《聊齋志異》中亦可見。李棠階不但毅然告別小說，連其他“無益之書”也是“嚴陣以待”；他喜歡用“玩物喪志”、“喪志”等語詞來評判，這也是朱熹論說中的重要語詞。朱熹批評的是記誦之學或博雜的學問，李棠階則予以擴展，評判包括小說在内的諸多書籍。
李棠階閱讀小說記錄的特別價值在於他以自省的方式呈現了内心的“鬥爭”狀況。道光十三年、十四年他在京城，有機會閱讀到豐富的圖書。其時《紅樓夢》正在讀書人中流傳，因而李氏有“偶翻”的機緣，但被他果斷地拒之門外。李氏五月二十九日“切戒”看《紅樓夢》，並非突兀之事，五月二十五日日記：“看《教女遺規》内《善行》並《溫氏母訓》，委曲周詳，堪為世法，今人家婦女能此者，百無一二，蓋女教不講久矣”。[44]六月初四，隨父親等人去看戲，“多為所牽誘，女色尤甚。”[45]五月二十八日，“隨父親暨諸人共往聽戲。戲無可聽，凝神靜坐，頗亦凝定”。[46]有可能《教女遺規》中的女教觀已在李棠階内心預設了與《紅樓夢》的對立，但在看戲過程中，還蘊藏内在衝突，故覺看戲無益，其中“女色尤甚”，然父親等長輩又喜看戲，此事涉及《論語·為政》子夏問教的“色難”問題，所謂侍奉父母保持和顏悅色很難；父親看戲，不能不陪同，而“戲無可聽”，只能以靜坐求凝定，滌除妄雜之念。在此狀態中，排斥《紅樓夢》自是必然之事。
一年之後，又是偶然的機會，李棠階看到《聊齋志異》，起初因小說中有“勸懲之意”，又有“不為色誘”之人，故間閱一二則，有閒適之感，又說與母親聽，所謂“承歡慈母前”，母親即以其中“報”的觀念教導諸媳。事情至此，似已圓滿，然李棠階不斷反省，覺察出其中荒誕不經與鄭衛之音，閱讀心態有從偶然進入順適，再到警惕，最終逆轉。幾天之内，《聊齋志異》的閱讀心態就有起伏變化。
曾國藩讀書頗多，日記中所記看小說、戲曲只寥寥幾種，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看《綠野仙蹤》，有“心甚不收”之語。[47]《綠野仙蹤》寫冷于冰廣積陰功修煉成仙，所涉及内容頗為豐富，有神怪小說色彩，又寫官場黑暗腐敗，同時夾雜不少淫穢描寫，或是某一敏感内容，讓曾國藩“心甚不收”，然曾國藩並未釋手，十三日夜“看小說數十葉”，十四日“夜看小說，至三更始睡。”其時曾國藩才過三十，血氣正盛，心性未定，或在左沖右突之際，可能受李棠階等責善會所宣導的理學的影響，[48]自省修身之際，故有此語。讀《綠野仙蹤》外，同治四年十一月間讀《水滸傳》；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讀《儒林外史》解悶，連續七天閱讀，四月廿六日日記云：“閱小說《儒林外史》十余葉，是書極詆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態百出，覽之足以解頤，亦用自儆。”[49]同治九年四月連續讀《閱微草堂筆記》，而閱讀時間較長的是同治五年五月廿五日開始的《紅樓夢》，多則三卷，少則一卷（或十餘頁），斷續延至此年七月廿六日。
曾國藩看《紅樓夢》，在日記記載中有兩個時段，其一是咸豐十年，其二是同治五年。
咸豐十年十一月湘軍正與太平軍江西、安徽一帶戰鬥，十一月卅日曾國藩日記云：
接江西總局新刻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堅三國和約條款，閱之，不覺嗚咽，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為難堪。……與（馮）樹堂鬯談最久。樹棠因時事日非，憤悶異常，閱看《紅樓夢》，以資排遣。余亦閱之。[50]
馮卓懷（樹棠）是曾紀澤的老師，其時在曾國藩幕中。這是特殊時刻的閱讀，此後未見記錄。至同治五年平定東南之後，後果看此書，至同治六年尚在曾國藩案頭，其時曾氏在南京，任兩江總督，趙烈文是其幕賓，日記中記錄曾氏言行頗多。六月十三日日記云：
食畢，至滌師内室談，見示初印本《五禮通考》……又示進呈之《御批通鑒》刊本，大幾半桌，亦向所未見。又以余昨言王大經禁淫書之可笑，指示書堆中夾有坊本《紅樓夢》，余大笑云：督署亦有私鹽邪？[51]
七月初十日趙烈文日記中記錄主賓談話，直指朝政：
師又言：本朝乾纲獨攬，亦前世所無。……即如九舍弟參官相折進御後，皇太后傳胡家玉面問，僅指折中一節與看，不令睹全文，比放譚、綿二人查辦，而軍機恭邸以下尚不知始末。一女主臨御而威斷如此，亦罕見矣。
余曰：然，顧威斷在俄頃，而蒙蔽在日後，究竟此案模糊了局，不成事体，覆疏全無分曉，未見中旨挑斥一字也。大家規矩素嚴，臧獲輩當面謹願奉法，而一出外則恣為欺，蔽毫無忌憚。一部《紅樓夢》即其樣子，又足多乎？[52]
曾國藩這兩天日記如同在此前後其他日記一樣，不錄具體談話内容，只有“至惠甫處一談”的簡略記錄。日記中的“臧獲”即奴婢，從記錄看，趙烈文也熟悉《紅樓夢》（儘管趙氏日記未記錄），故與曾閒談，能用《紅樓夢》大戶人家的規矩與婢僕在外肆意橫行之事議論朝廷。曾趙所談王大經查禁淫書一事，據學者考證，未見其他文獻記載。王大經于同治四年五月署江蘇按察使（專管刑名），次年五月署布政使（管財賦和人事），同年秋，補安徽江安糧道。清代的府、州、縣正堂以及省級的按察使、巡撫、御史等官員，不乏因職掌相關且為博得“教化”聲名而頒禁淫書之令，[53]故所論王大經查禁一事，可能在江蘇巡撫丁日昌同治六年上《蘇省設局刊書疏》發起禁毀淫詞小說之前。[54]
曾紀澤受其父曾國藩影響頗深，他是否傳接父親讀小說的愛好？似不易考定。然曾紀澤日記所記讀小說之事有不同尋常之處。
曾紀澤同治十一年在長沙，九月十二至十五日日記中有看小說的記錄，十二日日記：“[早]飯後看《史記》‘吴王濞傳’。……至上房一坐，看小說良久，寫摺扇三柄。……（飯後）偕唐侯至書局一坐。歸，看小說，夜飯後看小說甚久。”連續四天每天有三個時段看小說，惜不知何種小說。十一月二十一日，“輿中看小說五本，舟中看小說三本。”[55]二十二日，“飯後歸舟，看小說五本，午飯後看小說三本”；二十三日，看小說一本；廿六日夜飯後看小說三本，廿七日輿中看小說二本，廿八、廿九、十二月初一、初九，皆有看小說記錄。曾紀澤日記中所說多少“本”，當是册。輿中、舟中、飯後看三、五册，應是流覽，消遣而已。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起，曾紀澤開始看《聊齋志異》，至同治十三年正月初四止。光緒元年三月廿九日又看《聊齋志異》，至四月初五換看《水滸傳》，四月十二日日記：“夜飯後，教芝松看《水滸傳》，為講解一卷。至内書房看《水滸傳》二卷。”[56]《水滸傳》閱讀記錄到四月廿二日止，其中四月十九日日記可見《水滸傳》引人入勝：“歸，看小說良久。飯後至上房，與季妹一談，看小說良久。訪曹鏡初，不晤。……歸，看小說極久，夜後復看良久。”[57]
光緒二年二月至十二月曾紀澤一邊學英語、看古文，同時看小說，“看小說良久”的記錄遠超“看（或抄）英話良久”，看小說時間多在飯後，有時在輿中，所看小說不提書名，僅在十二月三十點出《快心編》。英語學習延續到光緒三年，常看書是《英語韻編》，小說閱讀與之伴隨，元月初五日記終於記錄在讀的小說是《儒林外史》。光緒四年看《自邇集》，學英語，仍舊看小說，並於七月看“英人小說”。讀小說已養成習慣，在光緒四年出使英法之際，除溫習《詩經》《莊子》，父親曾國藩文集等書外，仍以讀小說排遣。
《湘鄉曾氏藏書目錄》抄本（湖南省圖書館藏，堯育飛提供）
曾紀澤所看小說或者所看書，很可能保存在一份藏書目錄中。這份名為《湘鄉曾氏藏書目錄》抄本現存湖南圖書館，據考證，很可能就是曾紀澤的藏書目錄。這份目錄按書箱或者書架編號，現摘錄部分條目（每號之下未全錄）：
第卅壹號
《蘇黃雅譚》一本
《水滸傳》十二本
第卅七號
《爾雅》
《儀禮正義》
《列女傳》宋本，滿小姐，四本
《閱微草堂筆記》，出，滿小姐，十六本
《山海經》三本
《斯文精粹》六本
《聊齋志異》十六本
《驗方新編》八本
《小字典》，出 ，滿小姐，四十本
《太平廣記》，五套殘的，四十本
《說岳傳》二本
《三百首》六本
《幼學》二本
《花鏡》[疑為《鏡花緣》]四本
《紅樓夢》廿四本
第四十八號
《國策》十本
《穀梁》二本
《儀禮鄭注句讀》五本
《說文》五本
《綴白裘》四套四本
《儒林外史》十六本
《西厢》二部
《太平廣記》二套十本
《鏡花緣》三套
《紅樓夢》十二本
《說唐》，殘，十一本
《儒林外史》十四本
《儀禮圖》二本[58]
《湘鄉曾氏藏書目錄》應是曾氏藏書混合目錄，其中第一至三十九號著錄的主要為經史子集，第四十號至四十九號標有“樸字型大小”，第五十號至五十四號標為“藝字型大小”，全目著錄書籍1200餘種。[59]在“藝字三號·第五十二號”中，收錄“《紅樓夢》，散套，一套，四本”，“《儒林外史》十本”。曾國藩閱讀的不少書籍，可能在這份目錄看出大概，而曾紀澤所看書，如“隨身書箱”中所列，有一些可能是曾國藩編選的或提示的必讀書；曾紀澤所看閒書，如不少在日記中未標書名的小說，可能就出現在這份書目中。
書目中的“滿小姐”，是曾國藩的小女兒曾紀芬，書目中有不少她的借閱記錄，除《列女傳》外，她也看其他書籍。大家庭的藏書，女性也可部分利用和閱讀，女性也自有選擇；曾家的家教與書籍造就曾紀芬，她嫁給聶緝椝，也在長時間的持家過程中，塑造了聶家。
不知是否純屬巧合，曾國藩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去世，而曾紀澤看小說的記錄是從這一年九月開始，其時曾紀澤三十四歲，父親的去世，對他的閱讀而言可能意味内在約束的放鬆。
曾國藩對家教以及對子女的教育十分用心用力，這在曾國藩家書中就有充分體現。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記亦可見他對子女的期待：
至紀鴻房中，見桌有穀牌，而身在他處下棋，天分本低，又不能立志苦學，深為憂慮，悶坐良久，不能治事。[60]
稍作調換，倘曾國藩知曾紀澤長時間看小說“良久”，不知作何感想。規則約束的鬆懈，意味家教的鬆弛，看小說成為曾紀澤的習慣，與曾國藩溫習誦讀的讀書習慣已有大轉變，其中固有社會變遷的原因，也是家族核心人物缺席，家學衰落或發生新變的跡象。
嚴修（1876-1894）是李棠階、曾國藩同一譜系中的人物，他的日記主要内容是自省與記事，每日三省吾身，不自欺，不懈怠，針對性情急躁、多欲奢求、不良習慣、知過難改等四方面毛病不斷改進，以求成為正人君子。就讀書而言，在“晨起”、“午前”、“午後”、“燈下”欄目中時時有記載，從現存七十四册稿本日記來看，嚴修所讀之書皆屬修身與經世致用之類，就舊學而言，絕大多數為正統的書籍，然嚴修也偶發性地讀了四種小說：一是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晨起看《聊齋志異》，此書就一次閱讀記錄；二是光緒十三年正月看《金瓶梅》，有如下記錄：
正月初八，[燈下]看《金瓶梅》三卷，已三鼓。（第388頁）
正月初九，[午前]接看《金瓶梅》竟日，大略看完。[61]（第389頁）
三是光緒十四年二月初四至初八看《三國演義》。嚴修是將此書與《三國志》並觀，時間皆在午後。光緒十六年看《野叟曝言》，自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日皆是午後看，沒有記錄其他書籍，二十九日有些不同，“晨起”欄所錄：“看《野叟曝言》。讀《左》。讀《易》。”“午後”欄是外出内容。[62]二十九日的破例，可能是因為午後要外出，所以調整閱讀計畫，然小說排在《左傳》《易》之前，或可推測二十八日閱讀到精彩之處，故二十九日急切續上。
嚴修每日所做之事皆有日程，故從所記某日所做事在時間方面的調整，可從備忘錄式的文字中推測當時閱讀情況，特別是作為“異端”的小說的闖入，使原本井井有條的日程發生變化。仍從嚴修日記文本所呈現的時間“安排”方面看光緒十三年正月讀《金瓶梅》的記錄。正月初八、初九讀此無用之書，或主要是利用閒暇放鬆。然一看，竟至三鼓（淩晨一點），至次日“午前”接看，有“竟日”、“大略看完”之語，嚴修在此前後午前是溫習《詩經》，但初九日《金瓶梅》令他“愛不釋手”，《詩經》也就被暫擱置。《金瓶梅》卷册較多，如此短的時間，也只能“大略”翻看。嚴修所看四部小說，都有較大篇幅，但他都迅速看完，這既可看出他對小說的態度，閒書不必多用時日，又可看出作為人不能完全將自己置入正學軌道中，偶爾也“走神”，然嚴修有極強的自我控制能力，速戰速決，此後不再觀看。嚴修博覽群書，日記中所記僅四部小說，也是其自我控制能力的整體體現。
從李棠階、曾國藩到嚴修，他們或是理學家，或是言行中理學傾向明顯，以自律嚴著稱，而曾紀澤是在曾國藩的精心教導下成長、被曾國藩寄予厚望的接班人，日常生活中偶看幾種小說之類的閒書，或不足為奇，然若回到他們自我期許或自我塑造的人生規劃中，還是有特別的意義，如李棠階的排斥態度，嚴修急於看完、了此一事、不再沾染的利索舉動，曾國藩與幕賓以《紅樓夢》議時政的大膽言辭，以及曾紀澤在曾國藩辭世後更加沉迷小說的行為，從多個層面凸顯約束管制與旁逸斜出之間的張力，多重張力皆發于人心，更能見社會生活中的人與不是思想觀念中的人不同，社會中的人内心有獨有的豐富性與不穩定性。
《紅樓夢》之外，還有《儒林外史》、《品花寶鑒》
清代讀書人喜歡看《紅樓夢》、《儒林外史》，是正常現象；而青睞《品花寶鑒》，則有些出人意料。
張棡（1860-1942）光緒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日記：“在舟中看《品花寶鑒》，日甫銜山，已抵家門”。正月十六日，“早晨晴。看《品花寶鑒》。”[63]十九日、二十日有看《品花寶鑒》記錄。此後數日日記有如下記錄：
正月二十一日，午後，陰。看《各省課藝匯海》。燈下翻《駢體文抄》，看《品花寶鑒》。
正月二十二日，……午後陰。讀《古文辭類纂》。與毓蓀侄閒話。燈下看《品花寶鑒》，讀《駢體文抄》。
正月廿六日，早晨陰。說書。校《直省闈墨》。午後陰，校《史記句讀異同》。看《燕山外史》，燈下讀沈選古文。是夜大雨。[64]
正月二十九日始看《紅樓夢》。二月初七日記云：
館中開課。……看《紅樓夢》寶玉祭晴雯誄詞一通。又看《紅樓夢補》寶玉祭黛玉文一通。讀姚夢穀先生《古文辭類纂》。燈下復看姚復莊駢文。[65]
四月初七至十九連續看《紅樓夢》，同時看其他書。初九日，早晨校《史記句讀異同考》。下午校《史記》，看《紅樓夢》。燈下閱《申報》，讀《韞山堂時文》。[66]
《紅樓夢》於十一月二十日再讀，《品花寶鑒》於六月十四日再讀，至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張棡日記中又見閱讀記錄，十二月廿三日：“下午二點至醒同侄處，並送還《品花寶鑒》一部。”[67]由此可推測，此前所看《品花寶鑒》因為是閒書，可能已經送人或賣出；十餘年後，又想起此書，向侄子借觀。
《品花寶鑒》作為狹邪小說的先聲，在晚清官僚階層頗受關注。作者陳森（1796-1870？）曾攜其《品花寶鑒》抄本遍游江浙，在各地受到官吏文士歡迎。據《𨚗羅延室筆記》：“道光季年，《品花寶鑒》未出版時，陳森書[疑衍一字]挾抄本，持京師大老介紹書，遍游江浙諸大吏間，每至一處，作十日留。閱畢，更之他處。每至一處，至少贈以二十金，因是獲資無算。半聾少時，隨其父浙江糧道任。陳至，留閱十日，贈以二十四金，彼猶以為菲薄也”。[68]這段記錄，是《品花寶鑒》在未刊印前“限時租借”的流行狀態，讀書人看這部閒書想必是一目十行的速度。《品花寶鑒》道光二十九年刊刻，流行漸廣，更多讀書人可以一睹為快。
目前所見日記中記錄看《品花寶鑒》較早者，應是方玉潤，同治三年二月十六至十九日日記較詳盡記錄他看這部小說的讀後感，這四天日記未記載其他事情，是全力以赴地閱讀。其時他在京城。
書不著撰人姓氏，所載皆狎優宿妓事，原無足觀，然近代狎優成俗，京都尤盛，實為古來一大變風，故閱之可以知一代澆風漓俗，足補史册所不屑載。……[69]
書中人物，不盡烏有，如田春航之為畢秋帆，……侯石翁之為袁簡齋，皆確有可指。……惟寫袁簡齋未免不堪，豈嘗有不足於隨園意？然亦誣枉如是之甚也。[70]
方玉潤又稱“作者雖非善詩者，而詞賦頗有可觀”；“近體詩雖不佳，而七古中有極濃豔者”。[71]方氏如此觀看、評說，有當時人評說《紅樓夢》的風氣。而將小說中人物索隱考證為現實社會中人，《𨚗羅延室筆記》亦有類似說法，除田春航、侯石翁為畢秋帆、袁子才外，尚有蕭靜宜為江慎修、史南湘為蔣苕生、屈道翁為張船山、梅學士為鐵保等等。這些人物中，如蔣苕生、張船山在當時也被指為《紅樓夢》中人物，或當時有一批處於“八卦掌故”中心的人物。[72]
王詒壽同治十一年的日記有讀小說的記錄，主要讀《儒林外史》，也有《品花寶鑒》：
五月初五日，從朱虎臣借得《儒林外史》，夜閱至四鼓。[73]
初九日，夜閱《儒林外史》，小說甚足解頤，五更始寢。[74]
初十日，閱《儒林外史》終日。[75]
十四日，悶甚，遣人從扶雅堂借得《品花寶鑒》，閱至夜四鼓。[76]
十八日，數日鬱悶已甚，惟以野史小說解憂排解，而《儒林外史》、《品花寶鑒》尤愛玩不能釋手。[77]
六月初五日，假得《水滸傳》，讀之，胸膈為之一開。[78]
王詒壽解憂，是靠借閱小說，先借《儒林外史》，再借《品花寶鑒》，“遣人從扶雅堂借得”，似表明王氏已聞此書大名，扶雅堂是王詒壽常去的書肆，而看小說到“四鼓”、“五更”，小說已讓他沉迷，因為沉迷，所以閱讀時間都很短，大約四五天就看完一部小說。此後王詒壽看過《林蘭香》、《梅花夢》、《醒世姻緣》，而《品花寶鑒》在同治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日記中出現，可略見這部小說對他的影響：
午後偕虎臣至水香庵，禪喜至晚。庵近皋園精舍，頗幽，拄持賢林僧能插科打諢， 《品花寶鑒》唐和尚流也。[79]
唐和尚是《品花寶鑒》第四十七回中集中亮相、有淫邪氣息的次要人物，已在王詒壽腦海留下印象。而此前所看《林蘭香》，近似女同性戀小說，研究者以為該書是《金瓶梅》與《紅樓夢》之間重要的過渡物。[80]
《品花寶鑒》是晚清暢銷書，袁枚弟曾孫袁自超（崧生）嘗側面述及：“《品花寶鑒》一書，南北爭傳，予取而閱之，不禁噴飯。所叙琴言，惟是一哭，嗜痂者且謂此書系仿《紅樓夢》，琴言之哭，即林黛玉之哭也。予笑曰：此真刻畫無鹽，唐突西施矣。”[81]
孫寶瑄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日記：“陰，雨。喉間作痛，坐樓上終日，閑觀《品花寶鑒》。是書摹寫都下梨園中人物，筆墨尚清雅，惜無甚宗旨。余謂《石頭》一書，寫女子多美，皆非其佳處。又《今古奇觀》一書，第一事自成一卷，不相聯屬，其事蹟之曲折，亦頗悅目。”[82]
回頭再看張棡，自光緒十五年初次閱讀，到光緒三十二年再次閱讀，以及從侄子處借閱，這部小說藉新型出版技術的便利，已從道光末年特定階層的獵奇之物變為較多讀書人的消遣讀物。
以上所討論諸人日記中的看小說戲曲記錄，所看内容相對而言，較為集中；而江蘇婁縣（今上海松江）楊葆光（1830-1912）日記中記錄所讀小說戲曲等，則頗為豐富。現存楊氏日記，起同治六年三月，迄光緒二十九年，以表格形式逐日詳盡記錄天時、人事、自修、酬酢、著作、函牘、出納七類内容，“分日載之，存心養性，……使以激復吾初，悖德害仁，庶其免矣。”[83]楊葆光日記中所記購買閱讀小說戲曲之事，相較其他類型圖書並不突出，但有些特別之處，如對《牡丹亭》、《聊齋志異》、《紅樓夢》、俠義小說等眾多小說戲曲的喜愛；此外因其所住之地鄰近近代的書籍和文化中心上海，閱讀也多少受時代風氣影響，能較快見到其時較流行的或近期出版的書籍。或是因為手頭寬裕，書肆書源充足，楊葆光常一次買書數種，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一，“杏春交到《野叟曝言》……《風月夢》。”[84]十月初四，“至集買書，取《埋憂集》《鏡花緣》……《六書通》。”[85]
光緒十四年八月十九，“買得《西遊》、《三國》、《聊齋》……《文料大成》。”[86]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清晨赴郡，得《孔公案》、《後聊齋》、《四續今古》……《海公傳奇》、《意外緣》、《戲法圖》。”[87]
十一月初七，“上院。買得《韻海》、《八宅明鏡》、《鐵花仙史》。”[88]
十一月初八，“在孔宅早飯回，買得《七寶錄》、《廿四史衍義》、《燈市錄》、《鴛鴦夢》、《女才子》、《牙牌數》、《二申野錄》”。[89]
這些批量購買，通常是在縣城或府城。在諸多小說戲曲中，《牡丹亭》已成楊葆光的案頭之書。
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十八日，讀《牡丹亭》。[90]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出去買得《外科全生》……《牡丹亭》”。[91]
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七，“還酉山堂《牡丹亭》”。[92]
楊葆光讀《牡丹亭》情形與讀《紅樓夢》相近，同治十二年可能是借讀，一年多之後的同治十三年未購得此書。十五年之後從酉山堂借閱，則此前所購之書或已送他人。酉山堂是一書肆，楊葆光曾托其訂購圖書，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日記：“收培甫《品花》廿本，歸酉山堂算”。[93]光緒十五年正月十二日日記云：“晤酉山堂邊、傅二友，借《夢中緣》，閱一過”。[94]
同治十三年日記語意不清，聯繫光緒十五年日記，或是楊葆光從書肆借《品花寶鑒》，轉借培甫，然後索回歸還。酉山堂與楊葆光有長期往來，對他而言不但售賣，還有供借閱。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日記中記載楊葆光從書肆“郁盛”借小說兩種。為楊葆光購書的還有日記中出現的“子眉”：
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子眉寄到《畫報》九十九號。《正續水滸》、《靈檀碎金》、《校邠廬逸箋》”。[95]
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二，“子眉寄到《靈檀碎金》、《四夢》、《畫報》”。[96]
光緒十九年四月二十八，“子眉寄到《東華續錄》十六本，《花月痕》《夢中緣》各四本，《畫報》”。[97]
日記中的《畫報》就是《點石齋畫報》旬刊，第九十九號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十出版，“寄到”一語，可能表明子眉在上海，楊葆光在次年正月二十日看到一月前出版的畫報，除去過年時可能的延誤，還不算“過時閱讀”。子眉可能是楊葆光的代購人，所代購書中小說有數種。楊葆光日記中有購買石印書籍的記錄，則子眉代購之書中，或有石印本，這些書籍的信息，估計來自《申報》或《點石齋畫報》。楊氏日記還有一次買十本《點石齋畫報》的記錄。光緒二十年二月二十九，“買得《臨證指南》……《畫報》十本、《明季稗史》、《南北略》、《今古奇觀續》。”[98]幾次買《畫報》時，購書都是數種，且多買小說或戲曲，書肆可能將《畫報》與這些小說之類的書混雜一起出售。
俠義小說也是楊葆光喜愛的閒書，晚清俠義公案小說創作的興盛，與讀書人閱讀興趣的轉移或較新潮的閱讀風氣的興起相關。楊葆光的閱讀關注，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個案，用來研究一個時代的風氣。
光緒五年四月初一，“支《劍俠傳》洋一”。[99]
光緒十四年八月十七，“買得《忠義俠烈傳》”。[100]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八，“買得《三俠五義傳》、《都門紀略》共五套”。[101]
光緒十七年正月十七，“惠卿還《小五義》”。[102]
十一月十五，“閱《續小五義》。……支《續小五義》洋一元”。[103]
十一月十九日，“閱《續五義》畢”。[104]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六，“琴軒還《女俠傳》四”。[105]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初二，“嵩佺還《夢影緣》。……買《七俠五義》六本、《聖武記》八本”。[106]
如同《品花寶鑒》及俠義小說的閱讀一樣，名聲更大的《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的閱讀，有更多人參與，不是局限于楊葆光書房裡的個人閱讀。
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交揚生《石頭記》二”。[107]
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四，“取還揚生《石頭記》，借伊卿十五本，借揚生五册”。[108]
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五，“八弟借《石頭記》九本”。[109]
光緒二年正月十二日 ，“校黃校《石頭記》畢”。[110]
光緒二年正月十五，“還伊卿《石頭記》訖”。[111]
以上幾則日記，就前面部分推斷，似是楊葆光有一套《紅樓夢》，故他可將書借給揚生、八弟；然從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及光緒二年正月十五日所記來看，是伊卿有一套《紅樓夢》，楊葆光似還在批校《紅樓夢》。至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楊葆光購得《紅樓夢》，用洋三元。從日記記載可推論：其一，同光年間，《紅樓夢》已很流行，但擁有者並不多，借閱仍是常見的傳播方式；其二，有不少《紅樓夢》讀者群體，楊葆光周邊就有一個；其三，作為流行書籍，為保證借閱的頻次，似不是整套借閱，伊卿可能還將《紅樓夢》其他部分借給其他讀書人。[112]其四，對《紅樓夢》的喜愛延續較長時間，但熱愛集中在某一時期。《紅樓夢》流行，也引帶《紅樓夢》續書等衍生圖書的流通。
光緒元年二月初八，“樂民交《紅樓圖》，當以畫扇為酬”。[113]
光緒五年九月二十四，“偕揚生至徐棅寓，見所刻七薌《紅樓夢圖詠》册四本，極佳”。[114]
九月二十八，“徐爾權賣《紅樓圖》，為石史族侄。……支《紅樓圖》洋四元”。[115]
光緒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還雨穗吴册十二頁，借與《紅樓圖》”。[116]
四月初三，“還雨老册十二，收回《紅樓圖》”。[117]
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子眉交到《曾文正大事記·家書》、《紅樓復夢》……《曾侯日記·書目》”。[118]
楊葆光日記中所記《紅樓圖》和改琦《紅樓夢圖詠》似不是一種書。改琦所繪圖，楊氏見過但似未收藏，《紅樓圖》楊氏似有兩部。此書價格不菲，也有借閱者。
關於《儒林外史》的批點與閱讀，楊葆光也在一個小群體中，日記中也有一些記錄：
光緒五年三月初十，“借嘯老批《外史》”。[119]
六月初一，“香兄借《儒林》八本”。[120]
六月初八，“香兄借《儒林》八本”。[121]
六月十七，“香兄還《外史》，借小仁侄《左》二本”。[122]
七月初一，“校《儒林外史》畢”。[123]
據上列日記，楊葆光在光緒元年底至光緒二年初有較密集的《紅樓夢》閱讀記錄。這一記錄，其實背後“隱藏”一個《紅樓夢》閱讀群體的活動。
李漢秋指出楊葆光曾向黃鉞之子黃富民借《紅樓夢》手批本，錄未競，被黃富民孫索回。黃富民去世後，光緒元年冬，楊葆光又“從夬齋兄”處借來過錄本再過錄，光緒二年錄畢並作跋。[124]日記中的借校《紅樓夢》當與李漢秋所述乃同一事，日記中的“揚生”即韓揚生，這一段時間與楊葆光往來較多；其時，楊氏多參與一群體聚會，[125]其中黃鶴舲、黃嘯園或是黃富民後人，這一群體可能是《紅樓夢》讀者群。
這一《紅樓夢》讀者群還與《儒林外史》的批點有關聯。咸同年間在南匯和上海有一個以黃富民為中心的評點和傳播《儒林外史》的“文化沙龍”。黃富民，善詩，喜歡《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咸豐三年，黃富民離開蕪湖，浮居江蘇，在此十年間，評點《儒林外史》。南匯張文虎亦好《儒林外史》，同治年間看到黃氏評點本，隨即開始評點，至光緒三年題識中有語云：“予評是書凡四脫稿矣”，此後，光緒五年、六年、七年續寫題識。張文虎的評點本先後借給雷諤卿、閔頤生、朱貢三、楊葆光、艾補園過錄，其中艾補園又將小說借給徐允臨過錄。申報館排印《儒林外史》時，所用評點或即艾補園（承禧）和徐允臨提供。徐允臨，號從好齋主人、石史，上海諸生，自稱“志學之年即喜讀《儒林外史》”，外出獨攜此書自隨，“自謂生平於是書有偏好，亦頗以為有心得”，他曾於光緒五年、光緒十年兩次過錄天目山樵（張文虎）評語於自己的從好齋輯校本中。[126]
將以上研究結果用楊葆光日記再予以具體化，“嘯老”張文虎是一重要人物，光緒五年楊氏日記有數處張文虎的記載，而光緒五年或是張文虎評點本的定型時間，故外借給楊葆光，同時也在這一年借給徐允臨過錄。光緒元年、二年與楊葆光交往的黃鶴舲、韓揚生等在光緒五年仍與楊氏有往來，或也在《儒林外史》閱讀群中。
光緒五年九月日記中徐爾權賣《紅樓夢圖》一細節值得留意，楊葆光稱其為“石史”（徐允臨）族侄，聯繫日記中“八弟”借《石頭記》、“香兄”借《儒林外史》，以及“連夜與九弟聯床，看《夜雨秋燈錄》”，[127]可以推想在同家、同族或親友之間，小說之類的閒書在較頻繁地流動；同時在書籍往還中，滋生出近似的興趣。因此也可從徐爾權藏有《紅樓圖》，逆推徐允臨對《紅樓夢》有興趣。這一推測，用當時上海、婁縣一帶的讀書風氣以及楊葆光所在的群體來衡量，也合乎情理。
家庭内的“講說”小說
家庭内的講史、講故事，應是常見的娛樂活動，魯迅所知白蛇姑娘與許仙的故事，是祖母所講，出於彈詞《義妖傳》。只是家庭内講小說戲曲故事這類事情，以常情推之，應該不勝枚舉，但見諸文獻的具體記載並不多。清人日記偶爾有一些相關記錄，可還原家庭内部的講說小說情景。
張棡光緒十七年三月初三日記中記錄“燈下說《西遊記》與内人聽”，此後十七日、十九日、廿一日及六月初五又有說此小說事。張棡光緒十七年日記有兩種版本，另一版本中記錄二月十四日記：“下午說蒲松齡《聊齋志異》數則與眉嬌内子聽”；二月廿九，“說《西遊記》與内人聽，然後是三月初三、三月廿一日，以五月初十、六月初三，皆有說《西遊記》記錄。[128]
光緒二十二年張棡所看書有《莊子》、《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抄》、《昭明文選》、《駢文類苑》，也看《盛世危言》、《海國圖志》等新書。十月初六，“付買《繪圖正續今古奇觀》拾弍册洋三角”，[129]《今古奇觀》應是石印本，購買的主要目的不是自己讀，而是在燈下說與内人聽，十四日、十五日日記記錄說書事。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在舟中為岳母說《今古奇觀》。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燈下說《今古奇觀》與諸女兒聽。”[130]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日記，“付買石印《天雨花》一部，英洋七角，《覺後傳》一部，英洋三角”。自九月十九日起，有燈下說《天雨花彈詞》與女兒聽、妻女聽記錄，斷續延至次年二月十五日。二月廿九日日記：“燈下說《天雨花》為林宅岳母聽。”三月初三日記：“燈下說《天雨花》為林宅岳母及培三、□起諸人聽，至三更始睡。”[131]次日送岳母回家。至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三十、二月初二、初三，續為岳母說此書。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五，“燈下與諸女兒閱《鴻雪因緣圖記》”，此書張棡前一年九月十四日看過。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晚說《補紅樓夢》與諸女兒聽”。此月三十日，張棡日記云：“早晨說書及閘人岑雲基聽。……讀《史記》。燈下說《史記》項羽傳及閘人趙□寬聽”。[132]按張氏日記用語慣例，“說書及閘人聽”應是講小說。
光緒二十八年張棡開始說《蒙學報》與兒女聽。他對西學或新知順勢接納，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日記有“說《泰西新史攬要》”，有可能是向學生講解，閏四月二日日記借讀林傳甲撰《中國文學史》，有很精到的評說，[133]十月閱《支那文學史》。對子女的教育，至少在閱讀方面，也延續以前的寬鬆引導。閏四月初六，“燈下說《筆生花》彈詞與兩女兒聽。是書詞文雅飭，較《天雨花》似勝，但未知其局勢如何也。”[134]閏四月十三日，“下午說《三國演義》與㝦兒聽”，[135]六月七月間又說《今古奇觀》、《岳傳》與女兒聽。不知何故，張棡此年十一月初四到支那書局，“購《夢筆生花》八册、《說岳》八册，計大洋五角。”[136]兩書似為重買，初六日：“燈下講《岳傳》首三四回為内子及女兒、㝦兒聽”，[137]到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仍斷續為兒女講《岳傳》。從日記記錄來看，張棡不是先看完整部小說然後講，是先看幾回然後講，所以有時一部小說自己要看較長時間。在光緒末年他在不斷學習各種新史，如《世界近世史》、《歐洲十九世紀史》《歐洲列國戰事本末》等書，為上課作準備。
張棡為岳母、妻子兒女講說小說彈詞，這是傳統家庭生活中十分溫馨、親切的部分，這與他的興趣識見與心胸相關，他沒排斥這些通俗讀物，而是將其融入日常生活。同時，無論是作塾師還是新式教師，他也可能從中領悟到以興趣引導的教學方法，以及如何循序漸進的道理；而小說戲曲的故事性無疑是很好的切入點，這類故事正可與訓蒙故事之類的書籍關聯，譬如《新鐫注釋故事白眉》十卷中有2366個故事，此外幼蒙故事書還有《金璧故事大全》、《訓蒙故事金丹》、《歷朝故事統宗》等等，[138]從而構成一個“故事教育”系列。
從私家藏書目錄及其他文獻來推測，明清社會一般有讀書人的家庭，多少有小說戲曲書籍，然在家庭生活中，將共同閱讀這些書籍作為生活的一部分的記錄，難得一見；張棡日記的相關記錄因而頗具生活史研究價值。
在此前，也有一些零星記錄，如嘉慶二十二年常熟宗婉隨夫蕭大勳到保定，留下幾個月的日記。宗婉平日生活單調，做針線、寫信、寄信、誦經，日記中兩次提到讀《聊齋志異》，一次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讀完的記錄，另一次是十一月二十日的記錄：“松姑央說《聊齋》，為講數段。”[139]松姑或是宗婉女兒小名。講說《聊齋志異》是異地他鄉小家庭單調生活中的一點娛樂。
李慈銘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讀《紅樓夢》，回憶數年前讀此書情狀：“戊午夏常病，看書極眩瞀，乃取稗販市書以寓倦目，因及此種。適家慈以寇警憂驚，屢形不懌，令子婦輩排日讀小說演義，若《西遊記》、《三國志》、《唐傳》、《岳傳》，以自消遣。予因暇輒講此書，多述其家事，及嬉遊笑駡，以博堂上一粲。今復因病閱此，危城一身，高堂萬里，不覺對之嗚咽。”[140]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江蘇東台吉城為兒子買《三國演義》，用錢六百文。[141]然未見講說事。吉城光緒十六年二月十九日日記：“燈下說《兒女英雄傳》一段，為外祖母大人消遣。”[142]
光緒二十一年，直隸深州武強縣賀葆真二十一歲，在此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記中有總結性記錄：“余今年為吾母說《坐花志果》及《金鐘傳》。自李家莊歸，借李鑒坡《紅樓夢》，又為吾母說之，未及半。”[143]汪道鼎《坐花志果》為因果故事集，《金鐘傳》乃勸善、醒世小說，應是傳統社會中標準的女性讀物。李鑒坡是中醫，從賀葆真日記來看，十一月中旬曾去請李氏察脈，借《紅樓夢》或在其時。
此外較為著名的是俞樾與其妻講談小說的記錄。俞樾《小浮梅閒話》 卷首小序云：“余曲園之中有曲池焉，曲池之中有小浮梅檻，僅容二人促膝。夏日與内子坐其中，因錄其閒話稍有依據者為一編云”。夫妻所談，自《開闢演義》至《紅樓夢》，文字略存問答、閒聊之情狀：
嘗論天地開闢事，云有《開闢演義》一書，書中詳言佈置日月星辰事，鄙俚可笑。余曰：此本之佛經也。……
因論世間小說，亦有所依託，不盡無稽。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稱《隋唐演義》所載隋唐間事，幾於無一事無來歷，信乎？余曰：所載隋煬帝事，皆本《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三書。……[144]
從這一卷問答記錄檔來看，俞樾妻子讀了不少小說或其他雜書，且能產生一些疑問；俞樾所記錄的，是“稍有依據者”，其時閒談，必有關於這些小說的其他内容，那一僅能容膝的小浮梅軒在那一時刻，應該就是兩人的桃花源。
孟森《履堂兄事略》也有一段記錄：“森始就傅，無所知。兄輒取《三國演義》等小說口講指畫，誘使自閱，不數日而有效。又往往寒夜篝燈，於治事之暇說稗官書，一家圍坐共聽以為樂。”[145]
明清的幼教，有很強的實用性與目的性，有研究者指出士人家庭中幼年啟智活動，最常見的内容有三，一是識字，二是作對，三是口授誦讀簡單的韻語和經書。[146]而整個幼教的大前提多在訓練子弟出人頭地，成為科舉仕宦途上的優勝者，其教育方法是讓子弟自幼擇定讀書仕進的人生目標，極力訓練子弟養成好靜而不好動的固定性格，儘量禁止兒童發展出廣泛的好奇心與多樣的興趣。[147]以幼教的實用性與目的性來衡量，給兒子講說小說，似不合常規，張棡給兒女說小說彈詞可能已偏離傳統的幼教方式；然換一角度或評價標準，在明清社會中，或還存在一種特別或另外的教育方式，只不過是被主流或較正統的述說所遮掩。
對於女性（祖母、母親、岳母、妻子、女兒）而言，因為她們置身於科名體制之外，聽家人講說小說戲曲等，無疑是為她們單一乏味的世界打開窗戶，增加一些柴米油鹽以及紡織之外的樂趣。
三、《紅樓夢》進入日常生活
上文已經從文人日記或其他文獻，揭示《紅樓夢》成為清代讀書人最喜愛的讀物，然《紅樓夢》還在進一步延伸拓展，逐漸形成豐富的《紅樓夢》“外部世界”。
做闊（京師名學大器派者曰做闊）全憑鴉片煙，何妨作鬼且神仙。閒談不說《紅樓夢》（此書膾炙人口），讀盡詩書是枉然。
兒童門外喊冰核（京師讀其音曰冰壺，從方言也，但其聲嬌細可聽），蓮子桃仁酒正沽。西韻《悲秋》書可聽（子弟書有東西二韻，西韻若昆曲《悲秋》，即《紅樓夢》中黛玉故事），浮瓜沉李且歡娛。[148]
以上二詩乃得碩亭之作，出自所撰《草珠一册》，是書又名《京都竹枝詞》，嘉慶二十二年刊印，集中詩作成于嘉慶十九年，則其中所見乃《紅樓夢》乾隆末年刊行後的膾炙人口情形。詩中的“閒談”一詞是關鍵，《紅樓夢》已從早期小眾閱讀進入大眾閱讀，並成為談資，連黛玉故事也進入子弟書；在閒談中，《紅樓夢》已有奪正經的“詩書”之勢。茶餘飯後，不說《紅樓夢》，在彼時彼地，似無說話資格。這種風氣，從不同層級讀者中擴展，同時也在從核心城市向鄉鎮散播。
道光二十九年，張穆在致叔父書中談及：“吾鄉士習，大率於坊行八股外，以熟讀《聊齋》《紅樓》互相誇詐，此最可傷憫。提倡無人，不知斷送幾許佳人矣”。[149]
李慈銘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日記：“閱小說《紅樓夢》。此書出於乾隆初，乃指康熙末一勳貴家事，善言兒女之情，甫出即名噪一時，至今百餘年，風流不絕，群屐少年，以不知此者為不韻”。[150]
蔣瑞藻（1891-1929）在輯錄《紅樓夢》“蕩魄銷魂、易性移情”之類史料時，以按語評說，並述及自己少年時讀《紅樓夢》情形：
余少喪父，遺篋中有是書，母取以遺人。蓋余爾時已略識字，恐為所誤，或看壞心術也，用心亦良苦矣。然至十七歲時，終輾轉假得閱之，一卷在手，寢饋都忘。百二十回之書，曾不二日而畢。自後稍得閒，輒背人讀是書。怡紅、瀟湘之言論，晴雯、襲人之舉止，乃至大觀園中之風景道路，亭台樓館，無不歷歷心目間。更盡夢回，悠然神往。[151]
這段回憶除突出《紅樓夢》深入人心的影響，有一些細節可以留意：其一，蔣瑞藻出生浙江諸暨山村，其父藏有《紅樓夢》，十七歲（1907）能輾轉借閱，則清末此書傳播範圍廣，尤其是浙江地區；其二，母親對《紅樓夢》有警惕之心，則當時社會讀書階層（假設蔣母能讀書）對此書有不同看法；其三，蔣瑞藻十七歲時看此書，可推測在此前後已閱讀一定數量的小說，憑此較早的積累，故蔣氏二十一歲時就寫完《小說考證》（二十五歲時出版）。
《紅樓夢》能引發好奇之心，關於本事、作者、成書時間、主旨的考證，最是清代讀書人用心之處，這也是紅學中索隱派或考據派得以產生、發展的重要原因。蔣瑞藻考證包括《紅樓夢》在内的系列小說，與這些小說包涵的掌故及自身的博物學特徵有關。楊懋建（掌生）對《紅樓夢》的熱愛，與蔣瑞藻相似：
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簽，擬汰而存之，更為補苴掇拾，葺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匯而記之。[152]
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李慈銘讀《紅樓夢》，遂回憶昔年讀此書經歷：
予家素不蓄此。十四歲時，偶于外戚家見之，僅展閱一二本，即甚喜，顧不得借閱全部，亦不敢私買。十七歲後，洊更憂疚，又多病，雖時得見此書，不暇究其首尾，而中之一二事一二語，鏤心鉥腎，錮惑已深。十年以來，風懷漸忘，人事亦變，遂有禪榻鬢絲之懺，要亦非學道所致也。[153]
據此則可知李慈銘初讀《紅樓夢》時，在道光二十三年。楊掌生生於道光十一年，則至少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後已經閱讀《紅樓夢》。李與楊二人，一在浙江，一在廣東，皆是青少年時閱讀，則這部令人“蕩意佚志、意動心移”的小說經過嘉慶朝至道光前期“成年文人群”的閱讀之後，已下移到人數更多的青少年讀者群。十七八歲或前後幾年是最易受小說戲曲影響的時期。李慈銘十四歲看《紅樓夢》，蔣瑞藻十七歲看，楊懋建十六七歲看。李慈銘日記中還有一些回憶年少時看小說戲曲的記錄：如《桃花扇》，“幼時甚喜此書，謂出《長生殿》之上，今日觀之，拙劣殊甚”，[154]則《長生殿》也看過；《燕子箋》，“予舊有小本，為周素生借去，此本亦甚難得也”，“予于戊申之秋觀之甚熟，時年二十耳，今日觀之，歷歷如昨日事，而所讀之四書諸經，則往往迷其句讀。鄭聲豔曲，入人之深，固如是也。其《春燈謎》予亦於癸丑從王孟調借觀之，其事極曲折，而曲文簡略，遠不及矣”。[155]尤侗《院本四種》，“余幼時閱其，已不喜之；然頗喜觀其曲”。[156]《虞初新志》，“此書自十七歲時閱之，雖亦有嫌其蕪陋不近理者，然如李杲堂、馮山公所傳節義事，殊喜其有生氣”。[157]這類書，青少年時讀過，後來重讀，“入人之深”，時在文字中流露，而李慈銘讀書之博雜，在他十六七歲時，或格局已具備。
李、楊包括後來蔣瑞藻的閱讀，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李、蔣都強調所閱之書不是家藏，而是外借，回憶的閱讀經歷，有近似的結構：為何要說到這一點或者還著意強調？或是一般讀書人家及社會觀念對《紅樓夢》還是禁抑，或者閱讀有年齡限制，故而閃爍其詞；而“借閱”時時出現，證示《紅樓夢》影響廣泛。然還可追問：為何李氏的“外戚家”能見此書？為何蔣氏能輾轉借到？那些人家（或處所）對《紅樓夢》不予以管制？
清人讀《紅樓夢》，常愛屋及烏，連《紅樓夢》續書也趁興一起閱讀，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王韜乘船從杭州到石門縣。舟中無事，看《紅樓夢補》。此天日記述《紅樓夢補》一書大概，又有評說：“噫！《石頭記》一書，本屬子虛烏有，而曲曲寫來，自能使有情人閱之墮淚，實由於筆妙意妙也。後來續者，如畫蛇添足，均無可觀，如《後紅樓夢》、《紅樓復夢》、《綺樓重夢》、《紅樓圓夢》、《紅樓夢補》，皆浪費筆墨，適為多事而已。”[158]如此評說，可見他已閱《紅樓夢》及其他續書。
莊寶澍光緒四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記：“《紅樓》說部空前絕後，宇宙妙文。曹雪芹傳顰兒處，宜和太史公《項羽本紀》，將一腔悲憤，半世牢騷，盡情發匯，為憤王傳杖，實為自己寫照。傖楚不察，必使寶黛離而後合，作美滿姻緣後夢。後夢瓦釜齊鳴，玉石淆雜，續楚、幻夢、重夢，奇思窮想，誨盜誨淫，祖龍再世，必一滅之，斷不使毒焰再扇。”[159]肯定《紅樓夢》時，大力貶抑其續書。
光緒十五年海甯鄒存淦撰《己丑曝書雜記》，記錄其家師竹廬兵燹後所存書，其中“存目”中錄小說等多種，《紅樓夢》系列包括：《紅樓夢》十六册、《紅樓夢論贊》一册、《石頭記評贊》四册、《紅樓夢義約編》二册、《紅樓夢類聯集要》一册、《紅樓夢賦》一册、《紅樓夢竹枝詞》一册、《紅樓夢二百詠》二册。[160]
《紅樓夢》的膾炙人口，直接推進續書的生產消費及閱讀，當然也刺激了官方的“系列查禁。”丁日昌同治七年在江蘇巡撫任上先後兩次查禁“淫詞”小說，所開應禁書有269種之多；其中有《紅樓夢》及相關系列如《補紅樓夢》、《紅樓夢重夢》、《續紅樓夢》、《增補紅樓》、《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補夢》、《紅樓圓夢》。[161]
在《紅樓夢》及其系列的傳播過程中，這部小說也逐漸從書齋半隱秘狀態下的閱讀變為公開場合中的旅途讀物。王詒壽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日記：
傍晚歸船，遣人至子炳處假《紅樓夢》。子炳亦遣人送復竟山信來。夜間不能早寐，舟人縱橫四臥，齁息聲如雷，甚不耐。起，挑燈讀《紅樓》，至三更。[162]
王詒壽其時在浦江作教諭，所看《紅樓夢》是從“子炳”處借得，是在回山陰的船上讀，且挑燈讀至三更，書於是走入更廣闊的空間，想明清以來，南方河道上來往的舟船上，看此等閒書的不是少數；不完全是黃丕烈等在舟中看的那類書籍。光緒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姚永概在天津候船至上海吴淞口，“候船不至，因購《紅樓夢》閱之，消卻旅愁”。次日船仍不至，繼續看《紅樓夢》。[163]從日記所記來看，《紅樓夢》似能輕易在天津候船處附近購得，應當是新型印刷出版技術使得《紅樓夢》化身千萬。
《紅樓夢》在傳播的過程中，逐漸融入讀書人的生活，如戲曲、小說、詩詞創作中，也進入茶餘飯後的閒談。
《紅樓夢》作為一種風雅的詩料，已經有詩人有“批量製作”，如嘉應黃昌麟《紅樓二百詠》（百美新詠之類）、潘容卿《紅樓百美詩》、邱煒萲《紅樓夢絕句》等，鮑俊跋稱黃氏之作“傳有北宋波瀾，詩得西昆蘊藉”，然此類作品基本是為文造情，有呈顯才學的傾向。同時，此類詩作，也多有人關注，黃氏詩集有鮑俊等五人跋，邱煒萲詩集有三十七人題詞、作序跋。[164]在此類之外，還有規模更大的“群體性製作”：
莆田吴氏，粵之鹺商也，富而好文，大開詩社。以《紅樓夢》分得四題，名以七律詠之。卷以萬計，糊名易書，延番禺洪日崖孝廉應晃評閱，取黃星洲等百人，各酬厚儀。先番禺張蘭士女史卷已列第一，及開彌封，主人以為女子壓卷，恐遭物議，遂置第二，其實黃詩本不及張也。[165]
這次詩社集會，詩題有《黛玉葬花》、《寶釵撲蝶》、《湘雲眠茵》、《晴雯補裘》；張蘭士乃番禺張維屏（1780-1859）次女張秀端。《紅樓夢》中的人與事進入詩社，成為創作的共同主題，至少要求參與者讀過或部分讀過這部小說，以上文字中“卷以萬計”乃誇張之語；人數對半折算或取其十分之一，也相當可觀。
黃昌麟詩集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前已經成型，張秀端參與詩社活動或在此前，這些活動皆在廣東發生，則道光年間，《紅樓夢》在嶺南讀書人中已經是普遍流傳了。
《紅樓夢》也進入聯語這種喜聞樂見的文學樣式。楊恩壽同治元年二月廿四日日記：
秋舲（史寶恬）健談，工諧謔。言現任湖北學使賈小橋（瑚）太史，有輕薄子榜其門曰：“姓名可補《紅樓夢》，夫婿曾燒赤壁兵。”因“瑚”與“璉”儼兄弟行，而“小橋”與“小喬”同音也。[166]
以上所述，可列入紅學研究中的影響研究，《紅樓夢》等如何融入讀書人的生活，其豐富多樣的“伸展”方式，在古代小說中應是獨一無二。
據統計，乾嘉以來，評論考釋《紅樓夢》的筆記有二十多種，如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徐鳳儀《紅樓夢偶得》、裕瑞的《枣窗閒筆》等等，而在偶爾論及《紅樓夢》的筆記也有二十多種。[167]筆記中的《紅樓夢》雜評，多有得自閒談者，如《夢癡說夢》（光緒十三年刻本）有“夢癡學人”撰“小引”：“《說夢》始於庚午冬夜閒談，所談多系本書隱義”。一些閒談，不但是紅學的重要史料，自身也是很有意味的文學片斷，可入“新《世說》”。鄒弢《三借廬自筆談》記錄與許伯謙討論《紅樓夢》之事，鄒氏以為黛玉“天真爛漫”，寶釵則“矯揉其性”；許氏“尊薛而抑林，黛玉尖酸，寶釵端重”。所見不同，遂有爭論：
己卯春，余與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於是兩人誓不共談《紅樓》。秋試同舟，伯謙謂余曰：“君何為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為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罷。嗣後放談，終不及此。[168]
這類關於《紅樓夢》傳播的掌故自嘉慶朝開始，時常出現。此外，就像《西厢記》《牡丹亭》出現在《紅樓夢》中一樣，《紅樓夢》也出現在別的小說中，較出名的就是《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四回中，在這一回的“亮相”，是以被評說的對象出現而作為“認真的態度”討論的話題，則出現在小說《花月痕》中。[169]
關於《紅樓夢》的閒談與掌故，可視為“新紅學”的鋪墊。蔡元培的索隱式《紅樓夢》研究，就有掌故氣息。蔡元培這一研究的萌芽及展開，在其日記中亦記錄：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日記：“《郎潛筆記》述徐柳泉（時棟）說《紅樓夢》小說，十二金釵皆明太傅食客：妙玉即姜湛園，寶釵即高澹人。以是推之，黛玉當是竹垞。……寶琴是吴漢槎，漢槎嘗謫甯古塔，故寶琴有從小兒所走過地方的古跡不少，又稱見過真國女孩子。三春疑指徐氏昆弟，春者東海也。劉老老當是沈歸愚”。[170]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四日日記：“近日無聊，閱太平閒人所評《紅樓夢》一過，金聖歎所評《水滸傳》一過。聖歎自是雋才，斥《西厢》後四出為續部，甚卓。《水滸傳》古本，則聖歎杜撰也。閒人評《紅樓》，可謂一時無兩，覺王雪香、姚梅伯諸人所綴，皆囈語矣。”[171]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記：“余喜觀小說，以其多關人心風俗，足補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託遙深，讀詩逆志，尋味無窮。前曾刺康熙朝士軼事，疏證《石頭記》，十得四五。近又有所聞，雜誌左方，用資印證。固知唐喪筆劄，庶亦賢於博弈”。[172]
光緒二十二年日記所錄，蔡元培所閱小說戲曲，或有一定數量。同晚清其他《紅樓夢》愛好者一樣，對《紅樓夢》續書、《紅樓夢》諸評點都關注，只不過此則日記中蔡元培更重視評點而已。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和光緒二十四年七月日記所錄，顯示蔡元培是以“補正史之隙”讀《紅樓夢》，故以康熙朝士人軼事疏證小說。光緒二十四年日記中，他開列出林黛玉（朱彝尊）、薛寶釵（高士奇）、寶琴（冒辟疆）、妙玉（姜宸英）、史湘雲（陳維崧）、寶玉（納蘭性德）、劉老老（安三）等名單，與光緒二十二年擬配名單，已有微調。如此變化，是因“近又有所聞”，所聞或得諸書卷，然從當時讀書人討論《紅樓夢》的氛圍來看，蔡元培“所聞”，很可能得自與友朋的閒談。徐珂《清稗類抄》也有類似記載，或當時有此流行說法，或徐珂承襲蔡說。[173]蔡元培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九月前在翰林院任職，“所聞”或得自同僚或京城其他讀書人。
蔡元培在京城作《紅樓夢》索隱式的考證同時，在上海彙集的一群文人也在以近似的方式談論《紅樓夢》。查蔡元培日記及年譜，蔡元培在翰林院期間與上海這批文人沒有直接交往，所以京滬兩地的《紅樓夢》論說有相對獨立性。
孫寶瑄現存《忘山廬日記》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光緒二十七年正月日記中有數次記錄閱讀《紅樓夢》的心得，此年六月、十一月又再次論及，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日記中亦順帶評及。孫氏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日記云：
雨。枚叔過談，夜深乃去。枚叔謂……世輒推許《石頭記》一書，專言一家事，以為古今創格。余曰：是不奇。歷朝史鑒，何嘗非專言一家事？枚叔大笑。[174]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日記中所記《紅樓夢》閒談較此前所記，旨趣有變化：
十二日，晴。日中，訪叔雅。昳，與偕至金穀香，因邀彥復、枚叔及張冠霞至小談。枚叔輩戲以《石頭》人名比擬當世人物，謂那拉，賈母；在田（諧音載湉，指光緒帝），寶玉；康有為，林黛玉；梁啟超，紫鵑；榮祿、張之洞，王鳳[熙鳳]姐；錢恂，平兒；樊增祥、梁鼎芬，襲人；汪穰卿，劉老老；張百熙，史湘雲；趙舒翹，趙姨娘；劉坤一，賈政；黃公度，賈赦；文廷式，賈瑞；楊崇伊，妙玉；大阿哥，薛蟠；瞿鴻璣（禨），薛寶釵；蔣國亮，李紈；沈鵬、金梁、章炳麟、焦大。余為增數人曰：譚嗣同，晴雯；李鴻章，探春；湯壽潛、孫寶琦，薛寶釵；壽富，尤三姐；吴保初，柳湘蓮；宋恕，夏增佑、孫漸，空空道人。[175]
孫寶瑄、章太炎的《紅樓夢》評論，已從家之史轉到一國之史。光緒二十七年日記中“叔雅”是丁日昌子丁惠康，“彥復”用吴長慶之子吴保初。借小說論時局，[176]國史與小說家言雜糅，有莊有諧，戲諧中可見當時閒聊氛圍：章太炎將自己納入，孫寶瑄將吴保初、兄長孫寶琦、好友宋恕添補。如此比擬，參與閒談者必熟習《紅樓夢》。
蔡元培與章太炎、孫寶瑄雖都是比附，但前者是考證索隱，是試圖證實；後者只是借賈府中人物討論時局，小說中的人物成為一種有特定涵意的修辭符號，特別是章太炎將自己比作焦大，小說已進入當下情境中，這一表述方式，在曾國藩的私下言談中也出現過。
無論是較早的曾國藩，還是後來的蔡元培、章太炎、孫寶瑄等，皆將《紅樓夢》中人物與政局關聯；在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比附方式，即將小說中人物與伶界作比照。
道光二十一年後，楊懋建在京城生活數年，有《京城看花記》行世，書中時以梨園優伶擬《紅樓夢》人物，擬《紅樓夢》人物不下30處，如“秀蘭，范姓，字小桐，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豔綽約，如當年蕊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正，局度閒雅，金粉場中，豔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蘅蕪君”；“陳玉琴字小雲，此碧桃花也，似之《石頭記》中人，極似寶琴，眉目肌理，意態言笑，無一不媚”；“德林字琯霞，雖無晴雯之豔，而性格近之，極似怡紅院中林家小紅”；“小香……瀟湘館中紫鵑也”。[177]
這種虛實比照或對應的方式，隱約可見“詩壇點將錄”的印跡，“詩壇點將錄”借水滸一百零八將，提供一種文學批評或者以掌故娛樂大眾的方式；以《紅樓夢》中人物作比照，蔡元培態度認真，是考證，其他皆借《紅樓夢》人物群像構造一套近似娛樂的方式。
四、《紅樓夢》的群體閱讀
據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所用永忠《延芬室稿》、明義《綠煙瑣窗集》、沈赤然《五硯齋詩抄》、許兆桂《絳蘅秋序》等《紅樓夢》相關材料，在乾隆三十三年到六十年間可作為《紅樓》的初期傳播階段，[178]在滿族人中傳播是這一時段的一特色。
明義作《題紅樓夢》絕句至晚不過乾隆四十六年，詩有小序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抄本焉。”則其時書未刊板流布。郝懿行云。：“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179]郝氏此語，引用者多看重後面一句，而不注意前一句中的時間地點的限制。郝氏所見現象，恐只有在京城讀書人且主要是官僚階層中才出現；“乾隆、嘉慶間”，應該將焦點放在嘉慶年間，程偉元乾隆五十六年刻本《紅樓夢序》：“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180]所述乃乾隆年間抄本流傳之事，既然是抄本，流傳必定有限。乾隆朝《紅樓夢》的閱讀與傳播範圍的考量，要有分寸，不能受後世流傳廣泛的影響，將其盲目擴大，不能以嘉慶以後的廣受關注來逆推早期有洛陽紙貴的場景。《紅樓夢》的較廣泛流傳，應自嘉慶朝起。《紅樓夢》乾隆末年刊行，毫無疑問在紅學史上有里程碑意義，但也不是表明《紅樓夢》一刊刻上市，聲譽頓起，種種跡象表明，刊刻之後，還有幾年的上升時期。
陳鏞《樗散軒叢談》嘉慶九年刊印，其中論及《紅樓夢》在乾嘉間流傳面的不同與變化趨勢：
《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初不知作者誰何，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曩時見者絕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釘，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漁利，今天下俱知有《紅樓夢》矣。[181]
《紅樓夢》在刊刻之前，從抄本流傳，“巨家間有之”、“見者絕少”，自嘉慶朝開始，《紅樓夢》傳播的黃金時代已經開始。
裕瑞（1771-？）《枣窗閒筆》成書約在嘉慶十九年至二十五年間，其中述及《紅樓夢》被改編成戲曲之事：“此書自抄本起至刻續成部，前後三十餘年，恒紙貴京都，雅俗共賞，遂浸淫增為諸續部六種，及傳奇、盲詞等等雜作，莫不依傍此書，創始之善也。”[182]清代改編《紅樓夢》的戲曲約有20餘部，其中現存13部，存目7部。從案頭走向舞臺，這是《紅樓夢》傳播的重要途徑，而相關戲曲的編寫與刊刻在嘉慶初年出現，如孔昭虔《葬花》作于嘉慶元年，劉熙堂《遊仙夢》嘉慶三年刊刻，仲振奎《紅樓夢傳奇》嘉慶四年刊刻。[183]
進一步界定，即使在《紅樓夢》傳播的黃金時代，也並非全國“一時風行，幾於家置一集”（《後紅樓夢》逍遙子叙），其流行地區主要在京城，江、浙，或福建、廣東；西部的情況很可能就大不相同。“秦子忱都閫”著《續紅樓夢》，嘉慶四年抱翁軒刊刻，作者是隴西人。“弁言”有語云：“《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數十年，余以孤陋寡聞，固未嘗一見也。丁巳春，余偶染瘡疾，乞假調養，……聞同寅中有此，即為借觀，以解煩悶。匝月讀竣，而疾亦賴是漸瘳矣。”[184]此外，就是在江浙等地，因為《紅樓夢》售價不低，且是閒書，一般讀書人也不會有購買的豪舉，故如同“秦子忱都閫”一樣，以借閱者居多。
在充分考慮《紅樓夢》傳播在時間、空間方面的差異的基礎上，結合較具體的區域和人群考察《紅樓夢》的閱讀史，可能是較穩妥的方法。在京城，《紅樓夢》早期抄本在曹雪芹親友圈内流傳，並進入宗室及八旗上層貴族視野。明義為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孝皇后之侄，永忠、弘旿、淳穎為宗室。早期抄本除脂硯齋的評點外，還包括畸笏叟、棠村、梅溪、松齋等人，脂齋齋、畸笏叟可能是旗人。[185]
黃一農由宋翔鳳溯探《紅樓夢》流傳的人際網絡時，推測常州文人群體中存在一個延續性的《紅樓夢》閱讀群體，如宋翔鳳、惲敬、張惠言、張曜孫等；在蘇州，也有與此群體有多重關聯的另一人群，如沈起鳳、石韞玉、吴士超等。[186]
類似的群體還有不少。吴蘭征（1776-1806）在嘉慶二年前就讀到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吴氏是安徽婺源人，姚鼐門人俞用濟妻，曾撰《絳蘅秋》傳奇二十餘出（另有二出由俞氏續作），是清代眾多《紅樓夢》戲署名作者的唯一女性，其《零香集》卷一、卷二收詩作二百餘首，其中卷一中有十二首詠《紅樓夢》詩，依次為《閱紅樓夢說部七律四首》、《詠林黛玉七律四首》、《詠薛寶釵二首》、《詠賈寶玉二首》，據所詠詩作，知吴氏所看為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卷一末有袁枚評語。袁枚卒于嘉慶二年（1798），則知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刊行不到六、七年時間，[187]吴蘭征就已經閱讀，並在稍後就將所讀轉化為戲曲創作。[188]
吴氏《絳蘅秋》有許兆桂、萬榮恩、俞用濟序，許氏湖北雲夢人，嘉慶十一年在江寧；萬榮恩（玉卿）是俞用濟妹夫，《紅樓夢傳奇》（又名《醒石緣》）署“江甯醒花生萬榮思填詞，同邑浣香子車秋舲校譜”，嘉慶八年青心屋刊刻，有“秋舲主人”嘉慶五年序，車秋舲即車持謙，江蘇上元人，是《秦淮畫舫錄》作者。《紅樓夢傳奇》有俞用濟跋，李菼、朱蘭、劉嶔、陳佩蘭、吴自新等題詞。
《紅樓夢傳奇》四卷六十出，考慮到創作周期，及萬榮恩“嘉慶庚申花朝”自序中所云“前忽於歲晚殘冬購得《紅樓夢》一部”。[189]萬榮恩至少在嘉慶三年間或更早讀到《紅樓夢》；俞、吴乾隆五十九年完婚。綜合考慮交遊、作序時間、聯姻等因素，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初年在江寧有一《紅樓夢》閱讀及戲曲創作群體，包括俞用濟、萬榮恩、許兆桂、車持謙、吴蘭征，萬榮恩或是核心人物。吴蘭征很可能也隨夫居江寧，也有可能在歙縣，總之，她能讀到《紅樓夢》，俞用濟是一傳播仲介。
大連圖書館藏抄本《文生於情》，乃清人詩選集，其中有一組《紅樓夢分詠》，作者為侯官楊維屏（1795-？），道光十五年舉人；侯官何大經，道光三年進士；侯官楊慶琛（1783-1876），嘉慶二十五年進士；閩縣曾元海（1799-？），道光二年進士。從數人生卒年、籍貫來看，詩或成于道光年間，或為在侯官的某次雅集之作。楊維屏云：“余於夏日披閱（《紅樓夢》）一過，酒惡頓消，詩魔忽起，擇其尤善者得十五人，首綴一律，和續三章”。[190]則分詠十五人，共得詩六十首，則此組詩或名為《紅樓夢戲詠》。[191]
有研究者通過考察福建侯官李彥彬所著《心太平室文存》中的十九首詠紅詩，指出在嘉道以至咸同五六十年間，在福州士人家庭中，《紅樓夢》是一種較受歡迎的讀物，其中的人物、故事是茶餘飯後的話題。[192]十九首詩由李彥彬作十五首，林天齡作四首，二人皆中進士，在京城任職，他們對《紅樓夢》的興趣，也可能受京城風氣影響，然李、林二人共同完成一組詩，則《紅樓夢》是他們的共同話題，由此可推測圍繞李、林二人有一閱讀《紅樓夢》群體。
黃一農梳理《紅樓夢》在清代中晚期流傳過程中的人際網絡，發現科舉、師生、血緣、同僚以及交友等關係錯綜其間，明義、高鶚、晉昌、淳穎、裕瑞等屬《紅樓夢》傳抄初期以旗人為主的小眾核心詮釋群體，同時也包括袁枚、程偉元、石韞玉、惲敬、張問陶、譚光祜等漢族文人；《紅樓夢》經歷了一個由旗人向漢人圈子以及由北京向江南地區過渡的傳播過程。[193]
關係的梳理，可以看清群體形成過程，這樣的《紅樓夢》閱讀群體肯定還有不少，如通過管庭芬日記，可揭示浙江海寧《紅樓夢》閱讀群體；通過黃金台日記，可揭示浙江平湖有《紅樓夢》閱讀群體。而其他小說，如《金瓶梅》及《儒林外史》的閱讀與批點也有近似的小群體。小說的群體傳播可以為小說的傳播研究提供一種路徑，這種傳播中可以看見一些規律性或脈絡性的關聯。在《紅樓夢》的閱讀群體中，嘉道兩朝福建的兩個群體很有意義，它們的存在顯示《紅樓夢》的影響範圍；這兩個群體的大多數成員有在京城考試或任職的經歷，很可能將京城的閱讀時尚帶回福建，這一現象可拓展黃一農“由北京向江南地區過渡的傳播過程”一說。
閱讀群體的考察，還可從地域之外的因素著手，譬如很有傳統的幕府。幕府對所在地的政治、文化、經濟皆有影響，清代幕府與學術文化的關係，已有較多研究成果，幕府集結一批文士，這些文士之間有多重交流，在讀書方面，正經正史方面的切磋交流，讀閒書雜書也或多或少彼此影響。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看《紅樓夢》，方玉潤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記也有閱讀此書記錄：
今日雨未止，不能出門，案有《紅樓夢》一書，乃取閱之。大旨亦黃粱夢之義，特 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別開出一情色世界……書中韻事，如葬花、問菊，又千古所未有。余尤愛其叙事，明題暗度、實鋪虛補、陡起突收諸法，極為靈活，變換不測。惟黛玉之死、寶釵之婚二事交關處，頗費經營，形跡似未全化。此等處惟《聊齋》筆墨無痕，故《紅樓夢》又次於《聊齋》也。蓋《紅樓》專描俗情，《聊齋》多紀怪異，以俶奇之筆寫怪異之事，自覺無跡可尋；而以世俗之情遇意外之事，定難自圓其說，此著書本意，又不可不先為酌定也。[194]
有學者據方氏日記及曾國藩日記所記諸人同在咸豐十年讀《紅樓夢》，後又有趙烈文與曾氏談《紅樓夢》，推測在曾氏幕府中存在一個《紅樓夢》讀者群。[195]此種推測可能成立，曾氏與馮卓懷（樹棠）讀《紅樓夢》在咸豐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方玉潤在此年十二月底閱讀。曾國藩此年三月二十五日記，有方玉潤呈著述求鑒定的記錄，[196]故從幕府整體氛圍以及人物交往來推測一個閱讀群體，有一定合理性。
方玉潤咸豐十年閱讀《紅樓夢》之後，同治三年再次閱讀。再讀或是由看《藥欄詩話》引發，因詩話中收錄蔣世治題《紅樓夢》詩，方玉潤覺詩作“鮮豔”，故轉錄於三月初一日記中，[197]三月初五、初六於是讀《紅樓夢》，並在日記中留下較大篇幅的評說。初五日記談色空主旨，以及首尾以二夢為起結的結構；初六日日記有語云：“是書雖以言情為主，而說理有極超處，可補諸子所未發”，遂摘錄小說中文字。[198]從這些評說來看，方玉潤對於《紅樓夢》已經不是純粹消遣閱讀，再結合咸豐十年日記中的《紅樓夢》《聊齋志異》比較，則可知方氏還用心閱讀過《聊齋志異》。現存方氏日記殘缺不全，中未見《聊齋志異》閱讀記錄，由此可推方氏還有閱讀這兩部小說的記錄；同時所讀小說可能還不止這些，如同治元年他就看過《情史》。因為對《紅樓夢》《聊齋志異》有心得，在同治三年七月日記末附“鴻蒙室擬著叢書目錄”三十六種書中，最後兩種是《評點聊齋志異》、《評點紅樓夢傳奇》。方氏咸豐十年在曾氏幕府中偶然接觸《紅樓夢》，此後很可能就有一套隨身攜帶，並且開始用評點的方式閱讀，如同撰作《詩經通論》或者《評點杜詩》。[199]
研究閱讀史，個人閱讀可能被列為重點；從清人日記所記錄讀書情況來看，或換一角度，清代一些小說的被閱讀情況來看，個人閱讀背後往往有豐富的人際交往和書籍流動網絡，一時讀書風氣、他人閱讀興趣以及社會交往等諸多因素，也常常滲透其中。
結 語
小說戲曲（本章重點討論小說）作為閒書、無益之書、蕩情佚志的有害之書，在清代的社會文化中以逼人的態勢生長，“侵入”正經書的領地，愈來愈成為難以控制的社會文化問題。王利器輯《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趙維國輯《<申報>所載晚清戲曲小說禁毀史料》（起同治十一年訖宣統三年）[200]，以及一些小說戲曲研究論著所顯示的時代愈是晚近禁毀小說戲曲行為愈密集，不能過多強調是因為晚近時代相關史料保存更為完備因而對這類事情有完整揭示，而應充分考慮小說戲曲自明中葉以來，尤其是清代以來對社會文化日益增長的影響。錢大昕稱此影響為三教之外的又一教，應該是一整體性的衡量。無論從稍專一的書籍史角度，還是從稍宏觀的社會文化史來看，小說戲曲所產生的作用，雖不能徑稱之為“文化革命”，但它所呈現的形式與產生的效果，確實具有某些現代性特徵，這也是撰寫現代文學史追溯其源頭或精神譜系時，往往要回顧小說戲曲曾經對社會文化的重要原因。
小說戲曲對社會文化（尤其是中下社會階層）有廣泛的影響，然相關記錄不多，若有，往往貶抑者居多。私家藏書目錄中偶爾有記錄，幸虧一些邊緣文獻中保留一些印跡。較為隱私、不以刊行為目的的日記，零星記錄清人閱讀小說戲曲的點滴，這些記錄與部分私家藏書目錄的小說戲曲著錄反映了讀書人日常生活的一個側面或片斷在追求功名或苦讀的過程中，也有鬆懈下來追求逸樂的一面。考察小說戲曲進入日常生活，似應有階層或層面的區分：首先是中下層讀書人看小說的機會或看小說更多；其次，屬於精英階層的讀書人，即使功名的追求是其生活的最高或最終目標，也有燈下、閒暇時娛樂的需求；再次，制度上的限定與觀念的是非判斷，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但這些並不能完全規定、約束日常生活，讀書人的購買、借閱、流覽以及向家人講說小說的事實，皆顯示日常生活的豐富性及世俗意味。
小說進入社會生活並產生影響，《紅樓夢》無疑是獨一無二的個案；它與社會多層面的關聯及多種作用方式，也為從周邊考察一部小說如何成為偉大的經典提供路徑。當然，在充分認識《紅樓夢》的影響時，也要對其影響作時間與空間以及接受者等方面的區分，這也為小說戲曲或其他書籍的傳播研究作有益的提示：分期研究之外，有必要重視分區域研究，而在區域研究中，群體研究可能貼近清代社會文化及讀書人生活的現實。
在考察小說戲曲融入社會生活時，除將閱讀作為一般的消遣娛樂考察外，還應留意這一現象的深處還有潛流，那就是對情與欲望等永恆或敏感話題的關注。黃衛總指出，“作為叙事文本的中國傳統小說的發展是與中國帝國晚期關於欲望的觀點的變化緊密相聯的”，[201]“偷窺他人私生活和瞭解他人隱秘欲望細節的強烈願望是愈來愈多的晚明作家（特別是小說家）所要面對的現實”，[202]本章所涉及的清代文人所讀《金瓶梅》《紅樓夢》《林蘭香》《野叟曝言》《品花寶鑒》等小說，以及《牡丹亭》戲曲，按黃衛總的界定，可列入“欲望系列”。這一欲望有兩個層次：一是作者借小說界定、解釋欲望，二是讀者用娛樂的方式“偷窺”、觀看。兩層面合觀，可見明清以來文人對於“情”與“欲望”的好奇與探尋愈來愈成為風氣，尤其是比作者群更廣泛的讀者群的出現，表明“適當的欲望”被充分擴展，“人們有權享受物質慰藉和娛樂，而最好的娛樂方式莫過於閱讀那些有關別人如何渴求他們不應該渴求之物的故事”。[203]對禁書、對情與欲望系列小說的愛不釋手，可稱之為“沉溺性的閱讀”，清代文人日記常有讀至半夜三更的記錄，雷蒙德·威廉斯以為要研究是何種條件使得這種沉迷成為一種需要，他指出不能忽略“時代的不健康，緊張，青春期成長的騷動，以及工作後的疲憊”等因素，[204]以此視角來思考清帝國的讀書人，能找到相應的解說，時代的不健康，與《品花寶鑒》的流行相關；個人内心的緊張或者疲憊，只要聯繫讀書人如何追求功名、如何為稻粱謀即可感知；青春期成長的騷動，可回顧那些讀書人在十七八歲前後讀《紅樓夢》就是說明；若年歲長時讀，小說或可觸及被壓抑的青春期騷動。
注釋：
本文撰寫，多次向苗懷明教授請教，在此表示感謝。
[1]孔尚任 《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89頁。
[2]黃霖《金瓶梅研究資料彙編》，中華書局，2005年，第572頁。
[3]錢大昕《正俗》，見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9冊《潛研堂文集》卷十七，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271頁。
[4]關於“文化革命”，參見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導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頁。
[5]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第177頁。
[6]關於《桃花扇》的題詠，可見張莉、徐雁平《〈桃花扇〉題辭的文本生成與詩學特質》，見《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7]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中華書局，2006年，第265頁。
[8]謝超凡《俞樾諸子學與文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7年，第138-139頁。
[9]袁行雲《清人詩集叙錄》，第2082頁，第2143頁，第2545頁。《題各種傳奇二十二首》分詠《琵琶記》、《明珠記》、《會真記》、《三笑姻緣》、《金錢記》、《留鞵記》、《雷峰塔》、《尋親記》、《衣珠記》、《金雀記》、《爛柯記》、《蝴蝶夢》、《還魂記》、《繡襦記》、《占花魁》、《八義記》、《翠屏山》、《一捧雪》、《虎口餘生》、《長生殿》、《石頭記》、《桃花扇》。
[10]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第264頁。小說戲曲的閱讀史研究，有必要對其中的小說部分作一區分，此處重點在通俗小說，略及文言小說。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對通俗小說與文言小說的傳播予以區別對待，以顯示傳播方式及途徑的差別，其中通俗小說的流通管道就明顯不同，作者從書坊與書坊主人、書場與說書藝人，以及小說租賃、刊刻等途徑揭示。閱讀史的研究是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故可充分利用相關研究方法和成果。小說的接受史研究，已有一定的步驟或研究程式，如研究《水滸傳》的接受，重點在歷代的評點、戲劇的改編、其他小說（如俠義小說）的借用，此外，就是《水滸傳》序跋中的評說，再就是從被官方禁毀這一方面逆推的小說流行程度。個案研究，可參高日暉、洪雁著《〈水滸傳〉接受史》，齊魯書社，2006年。而被禁毀與閱讀傳播的研究，多利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及其他由此衍生的補充史料集。
[11]延昌《知府須知》，清抄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4輯第19冊，第238-239頁。在這份書目外，延昌還列有“府考應用各書”數種。
[12]延昌《知府須知》，第239頁。
[13]曾國藩道光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時，攜帶書籍百餘種，其中沒有小說等閒書。見劉金元《悠遠的書香：富厚堂藏書樓研究》，嶽麓書社，2013年，第109-113頁。
[14]阿英《浙東訪小說記》，《小說二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6頁。
[15]鄒存淦《己丑曝書雜記》稿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16]《錢塘郭氏經緯書庫藏書目錄》，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17]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第283頁。本節吳氏測海樓文字及相關史料，皆依據潘建國文改寫，特此說明。
[18]據吳引孫《自述年譜》，吳引孫妻鍾氏民國三年卒，吳氏云：“余與鍾夫人結縭四十三年，苦甘與共，形影相隨，一室倡隨，深資內助，一旦永訣，老境何堪。”轉引自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稿》，第279頁。從吳氏所述，鍾氏可能有一定文化修養。
[19]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稿》，第258-259頁。以上叙述及材料，皆據此書。
[20]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稿》，第258頁。
[21]納蘭揆叙《謙牧堂藏書總目》，東武劉燕庭抄本，《國家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3冊，第355頁。
[22]衍璜《閱清樓書目》不分卷，道光六年劉氏味屋抄本，《國家圖書館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4冊，第353頁。
[23]《蘋花閣藏書目錄》，清抄本，《國家圖書館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6冊，第364頁。
[24]閑閑主人《靜寄軒書目》，《國家圖書館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6冊，第420頁。
[25]趙鈞《趙鈞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趙鈞，字定齋，浙江里安人，道光朝貢生，以教授生徒為業。
[26]趙鈞《趙鈞日記》，第196頁。
[27]此說見羅禕楠《思想史視野中的質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構建為例》，見《社會》，2019年第1期。
[28]朱熹著，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見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67頁。
[29]陳弘謀撰《五種遺規》，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28頁。
[30]呂坤《呻吟語》卷六《外篇》“物理”條，見吳承學、李光摩校注《呻吟語·菜根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8-389頁。
[31]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年，第156頁。
[32]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99頁。
[33]譚木芳等纂修《中湘譚氏續修族譜》，民國十三年濟美堂木活字本。轉引自張廷銀《族譜所見文學批評資料整理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193頁。
[34]陳弘謀撰《五種遺規》，第274頁。
[35]路德《檉華館雜錄》，光緒七年刻本。
[36]李棠階《李文清公日記》“前言”，嶽麓書社，2010年，第3-5頁。
[37]《李文清公日記》，第30頁。
[38]《李文清公日記》，第34頁。
[39]《李文清公日記》，第37頁。
[40]《李文清公日記》第37頁。
[41]《李文清公日記》，第39頁。
[42]《李文清公日記》，第699頁。
[43]《李文清公日記》，第734頁。
[44]《李文清公日記》，第29頁。
[45]《李文清公日記》，第31頁。
[46]《李文清公日記》，第29頁。
[47]《曾國藩全集·日記》第1冊，第47頁。
[48]據李棠階日記考察， 責善會是一個主要由旅京河南同鄉組成的理學共修團體，自道光十三年持續至二十年三月，其主要會員最初有李棠階、王鉁（寶儒）、吳佩齋、靳蔗洲、齊漁汀等，後又有倭仁（艮峰）、劉惺庵、王檢心（子涵）、王滌心（子潔）、陳心一（敬亭）、楊毅齋、畏齋、訥齋等人陸續加入。會員大體上每十日一會，輪流做東，會面內容似無嚴格規定，或相與論學，或互相規勸，或焚香靜坐，偶爾也有類似會規的共同約定。道光二十年唐鑒再官京師，宣導正學，以唐鑒為中心，吳廷棟（竹如）、竇垿（蘭泉）、何桂珍（丹谿）等人形成了另一個在京理學團體，倭仁加入了這一新團體，並起到了重要作用。曾國藩與此後起理學團體關係密切。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學家日記互批研究》，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49]《曾國藩全集·日記》第4冊，第51頁。
[50]《曾國藩全集·日記》第2冊，第105頁。
[51]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1063頁。
[52]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1079頁。
[53]相關梳理考證，見黃一農《清代傳禁〈紅樓夢〉之人際網路：從趙烈文日記談起》，見《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4期，第18頁。
[54]丁日昌《蘇省設局刊書疏》中有語云：“目前人心不古，書賈趨利，將淫詞邪說薈萃成編……誠恐此種離經畔道之書，各省皆有，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加禁毀”，同治七年三月，丁氏請旨獲准，四月，頒《劄飭禁毀淫詞小說》，稱“《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閒蕩檢之說默釀其殃。”丁氏禁書一百餘種，《紅樓夢》及其續書亦在其中。參黃一農文，第19-20頁。
[55]《曾紀澤日記》，第249頁。
[56]《曾紀澤日記》，第470頁。芝松暫不能考是何人，或是曾紀澤幕僚，或是關係親密者，因四月十六日日記中有芝松代曾氏擬信函。若如此，則又是《水滸傳》在官僚階層傳播一重要細節。
[57]《曾紀澤日記》，第472頁。
[58]《湘鄉曾氏藏書目錄》，抄本，湖南圖書館藏。以上為博士生堯育飛2019年1月抄錄，特此說明。
[59]《悠遠的書香：富厚堂藏書樓研究》，第120頁。
[60]《曾國藩全集·日記》第4冊，第80頁。
[61]嚴修《嚴修日記》，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88-389頁。
[62]嚴修《嚴修日記》，第785-786頁。
[63]張棡《𢾖隱園日記》，見《溫州圖書館藏日記稿本叢刊》第13冊，第6496頁。張棡，字震軒，生員，浙江里安人。
[64]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6502-6503頁。
[65]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6504頁。
[66]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6534頁。
[67]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7978頁。
[68]蔣瑞藻《小說考證》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44頁。轉引自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78頁。陳森生卒年，據朱一玄書第680頁。
[69]方玉潤《星烈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27冊，第16頁。
[70]方玉潤《星烈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27冊，第17頁。
[71]方玉潤《星烈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27冊，第17-21頁。
[72]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677頁。徐珂《清稗類鈔》稱華公子為崇華岩或為成親王，田春航為畢秋帆，侯石翁為袁子才，史南湘為蔣苕生，諸如此類。見徐珂《清稗類鈔》“著述類”， 轉引自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679頁。
[73]王詒壽《縵雅堂日記》，見《上海圖書館藏稿抄本日記叢刊》，第6頁。
[74]王詒壽《縵雅堂日記》，第7頁。
[75]王詒壽《縵雅堂日記》，第7頁。
[76]王詒壽《縵雅堂日記》，第9頁。
[77]王詒壽《縵雅堂日記》，第10頁。
[78]王詒壽《縵雅堂日記》，第20頁。
[79]王詒壽《縵雅堂日記》，第178頁。王詒壽讀小說材料，由博士生吳欽根提示。
[80]黃衛總著，張蘊爽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叙述》第七章“《弁而釵》和《林蘭香》：情與同性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81]袁自超《戢影述錄》，轉引自陳汝衡《說苑珍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5頁。
[82]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第464頁。
[83]嚴文儒《訂頑日程》“校點說明”，第3-4頁。
[84]楊葆光《訂頑日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63頁。
[85]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504頁。
[86]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915頁。
[87]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732頁。
[88]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802頁。
[89]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803頁。
[90]楊葆光《訂頑日程》，第494頁。
[91]楊葆光《訂頑日程》，第608頁。
[92]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964頁。
[93]楊葆光《訂頑日程》，第545頁。
[94]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960頁。
[95]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730頁。
[96]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851頁。
[97]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479頁。
[98]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594頁。
[99]楊葆光《訂頑日程》，第970頁。
[100]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191頁。
[101]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941頁。
[102]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191頁。
[103]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282-2283頁。
[104]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283頁。
[105]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690頁。
[106]楊葆光《訂頑日程》，第2857頁。
[107]楊葆光《訂頑日程》，第474頁。
[108]楊葆光《訂頑日程》，第661頁。
[109]楊葆光《訂頑日程》，第662頁。
[110]楊葆光《訂頑日程》，第673頁。
[111]楊葆光《訂頑日程》，第673頁。
[112]這種借閱與金庸武俠小說最初在中國大陸傳閱情形相似。
[113]楊葆光《訂頑日程》，第616頁。
[114]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010頁。
[115]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012頁。
[116]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149頁。
[117]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152頁。
[118]楊葆光《訂頑日程》，第1703頁。
[119]楊葆光《訂頑日程》，第957頁。
[120]楊葆光《訂頑日程》，第983頁。
[121]楊葆光《訂頑日程》，第985頁。
[122]楊葆光《訂頑日程》，第987頁。
[123]楊葆光《訂頑日程》，第990頁。
[124]李漢秋《<儒林外史>的評點及其衍遞》，見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9-240頁。
[125]這一群體在楊葆光之外，還有韓揚生、朱星夫、馬軼材、雷柳夫、黃嘯園、黃鶴舲、張心庵、張半帆、席儀庭等。見《訂頑日程》，第666-667頁。
[126]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第239-240頁。以上關於《儒林外史》評點及傳播一節，據李漢秋《〈儒林外史〉的評點及其衍遞》編寫，是文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卷首。
[127]《訂頑日程》，第986頁。
[128]張棡《𢾖隱園日記》，見《溫州圖書館藏日記稿本叢刊》第16冊，第7786-7792頁。
[129]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6832頁。
[130]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7022頁。
[131]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6980-6981頁。
[132]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7075頁。
[133]張棡評曰：“然予嫌其大半摭拾陳說，無新穎精闢之見，謂之文學講義則可，謂之文學史殊覺名不副實也。”第7861頁。
[134]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7862頁。
[135]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7866頁。
[136]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7953頁。
[137]張棡《𢾖隱園日記》，第7954頁。
[138]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50頁。
[139]宗婉《丁丑寓保日記》，清稿本。
[140]《越縵堂讀書記》下冊，第925頁。
[141]《訂頑日程》，第921頁。
[142]吉城《吉城日記》，第105頁。
[143]賀葆真《賀葆真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27頁。
[144]俞樾《曲園雜纂》第三十八，見《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145]孟昭平等修，孟憲超等纂《毗陵孟氏六修宗譜》，民國十七年木活字本。見張廷銀《族譜所見文學批評資料整理研究》，第191頁。
[146]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第113頁。
[147]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第127頁。
[148]得碩亭《草珠一串》，見楊米人等著《清代北京竹枝詞》，北京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4-55頁。
[149]張繼文編《先伯石州公年譜》，民國石印本。
[150]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下），中華書局，2006年，第925頁。
[151]蔣瑞藻《小說考證》，第211頁。
[152]楊懋建《京塵雜錄》卷四，《中國華北文獻叢書》第123冊，第36頁。
[153]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下），中華書局，2006年，第925頁。
[154]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下），第919頁。所錄乃咸豐辛酉八月二十三日日記。
[155]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下），第919頁。兩節文字，分別是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正月二十八日記。
[156]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下），第921頁。所錄乃咸豐五年四月十二日日記。
[157]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下），第926頁。所錄乃咸豐十年二月初五日記。
[158]王韜《王韜日記》，中華書局，2015年，第200頁。
[159]《莊寶澍日記》見葉舟點校《晚清常州名賢日記四種》，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223-224頁。
[160]鄒存淦《己丑曝書雜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161]阿英《關於清代的查禁小說》，見《小說閒談》，第136-138頁。
[162]王詒壽《縵雅堂日記》，浙江圖書館藏稿本。此則材料，由吳欽根提供。
[163]姚永概《慎宜軒日記》，黃山書社，2010年，第392頁。光緒十九年六月，連日錄《莊子》注，同時，“連日借《紅樓夢》來閱”。從日記來看，姚永概很少看小說，此後一次是光緒三十三年乘船到長崎，在船上看《天方夜譚》、《魯濱孫記》。見《慎宜軒日記》，第540頁。
[164]一粟编《紅樓夢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0-51頁。
[165]雷瑨、雷瑊《閨秀詩話》卷九，《清代閨秀詩話叢刊》，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133頁。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卷九（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2114頁）亦載此事，文字略有不同。
[166]楊恩壽《坦園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167]《紅學史》，第149-150頁。
[168]一粟《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2冊，第390頁。
[169]眠鶴道人編次《花月痕》卷八：我們慢慢作個長夜飲罷，荷生癡珠俱道好極。當下穆升回去樓上，約有一下多鐘，三人便淺斟細酌起來。大家參詳華岩庵簽語，就說起《紅樓夢》散花寺鳳姐的簽。癡珠因向采秋道：“我聽見你有部批點《紅樓夢》，何不取出給我一瞧。”采秋道：“那是前年病中借此消遣，病好就也丟開，現在此本還擱在家裡”。癡珠道：“《紅樓夢》沒有批本，我早年也曾批過，後來在杭州舟中見部批本，系新出的書，依文解義，沒甚好處。這兩部書如今都不曉得丟在那裡去了。你且說《紅樓夢》大旨是講什麼？”采秋道：“我是將個空字立定全部主腦”。癡珠道：“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此也侭人知道。你怎樣說這空字呢？”采秋道：“人家都將寶黛兩人看作整對，所以《後紅樓》一書要替黛玉伸出許多憤恨，至《紅樓補夢》《綺樓複夢》，更說得荒謬，與原書大不相似了。我的意思，這書只說個寶玉，寶玉正對反對是個妙玉。癡珠不待說完，拍案道：“著著賈瑞的風月寶鑒，正照是鳳姐，反照是骷髏，此就粗淺處指出寶玉是正面，妙玉是反面，人人都看《紅樓夢》，難為你看得出這沒文字的書縫，好是我批的書沒刻出來，不然竟與你雷同。”荷生笑道：“你兩人真個英雄所見略同了，只是我沒見過你們批本卻要請教你們，尋出幾多憑據”。《古本小說集成》第216冊，第589-590頁。
[170]《蔡元培全集》第15冊，第81頁。
[171]《蔡元培全集》第15冊，第93頁。
[172]《蔡元培全集》第15冊，第187-188頁。
[173]徐珂云：“《紅樓夢》一書，所載皆納蘭太傅明珠家之瑣事。妙玉，姜宸英也。寶釵，為某太史。……賈探春為高士奇。”轉引自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654-655頁。
[174]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第152頁。
[175]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第360頁。
[176]李根亮指出：“以慈禧太后比喻賈母，形容其高高在上，獨斷專行的絕對權威；以光緒帝比喻賈寶玉，形容其政治上無所作為的政治傀儡地位；以康有為比喻林黛玉，形容其與光緒帝雖然關係密切、但卻命運不濟的悲劇結局；以梁啟超比喻紫鵑，因為梁是康有為的學生；以榮祿、張之洞比喻王熙鳳，表現出對二人政治才幹的欣賞，等等。章太炎最後將自己比喻為焦大，顯然是暗示他像《紅樓夢》裡的焦大一樣敢於公開對現實政治問題表示不滿和批評。孫寶瑄則以譚嗣同比喻晴雯，表現出對譚嗣同人格魅力的讚賞以及對其悲劇命運的同情；以李鴻章比喻賈探春，形容其改革家的形象；以其兄長孫寶琦比喻薛寶釵，形容其溫文爾雅的君子風度，也不無標榜之意。”《清人日記與<紅樓夢>》，見《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1輯，第226頁。此處材料使用，受李文啟發，並檢核原書。
[177]王人恩《紅學史譾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82頁，第85頁。
[178]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第738頁。這一時期，還有蒙古王府乾隆抄本《紅樓夢》，見《紅樓夢新證》，第901頁。
[179]郝懿行《曬書堂筆記》卷三《談庇》。
[180]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588頁。
[181]《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1冊，第113頁。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598頁）所錄文字，與此處所錄略有差異，如乾隆五十四年此處為“乾隆某年”。
[182]愛新覺羅裕瑞《後紅樓夢書後》，見《枣窗閒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4頁。
[183]劉衍青《〈紅樓夢〉戲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17-19頁。
[184]《紅樓夢書錄》，第13頁。
[185]黃一農《清代傳夢遊〈紅樓夢〉之人脈網路：從趙烈文日記談起》，見《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4輯，第22-23頁。
[186]詹松《族群身份與作品解讀：論清代八旗人士的〈紅樓夢〉評論》，見《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1期，第80頁。這一群體，在《紅學史》一書中也有大致界定：乾隆三十年到乾隆四十年前後有一個由永忠、敦敏、墨香、瑤華、明義組成的《紅樓夢》閱讀群體。見《紅學史》第二章“永忠的《吊雪芹》和明義的《題紅樓夢》”，第121-137頁。
[187]鄧丹《新發現的吳蘭征12首詠紅詩》，見《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1輯，第42-44頁。吳蘭征生平，參鄧丹《三位清代女劇作家生平資料新證》，見《中國戲曲學報學報》，2007年第3期。
[188]關於吳蘭征的生平，還有若干細節可以探究。吳氏是新安吳春岩次女，僑寓龍江，其夫俞用濟暫不能考出籍貫，很可能是江寧府人，或為姚鼐主鍾山學院講席時弟子，吳氏之作多托俞用濟請袁枚評點。
[189]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第1118頁。
[190]王若《新發現〈紅樓夢分詠〉初探》，見《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1輯，第151-152頁。
[191]黃可鼎《黃見三與〈紅樓夢〉廣義》，見《江夏心聲》，2012年第61期第3版。
[192]毛曉陽《新發現清代福州進士詠紅詩述錄》，見《南都學壇》，2007年第3期，第42頁。19首詩中前15首為李彥彬作，李氏福建候官人，道光三年進士；後4首為林天齡作，林氏為咸豐十年進士。李、林有姻親關係。據學者考證，林則徐也有詠林黛玉、薛寶釵等11位女性詩作，然暫不能斷其真偽，若確是林作，則更能證示嘉道以來，福建有題詠《紅樓夢》人物的風氣。鄒自振《林則徐“詠紅”詩評析》，見《閩江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193]黃一農《清代傳禁〈紅樓夢〉之人脈網路：從趙烈文日記談起》，第27頁。
[194]方玉潤《星烈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23冊，第398-399頁。據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資料選編》（第598頁）提示，特此說明。
[195]李根亮《清人日記與〈紅樓夢〉》，見《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1輯，第221頁。關於清人日記中的小說閱讀記錄，筆者一直關注。李文中提出的設想與一些材料的使用，對筆者有啟發。
[196]《曾國藩全集·日記》第2冊，第27頁。
[197]方玉潤《星烈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27冊，第39-40頁。
[198]方玉潤《星烈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27冊，第45-49頁。
[199]方玉潤《星烈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27冊，第231-236頁。
[200]趙維國《教化與懲戒：中國古代戲曲禁毀問題研究》“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8-527頁。
[201]黃衛總《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叙述》“引言”，第3頁。
[202]黃衛總《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叙述》“引言”，第52頁。
[203]黃衛總《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叙述》，第53頁。
[204]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第181頁。
注：本文发表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二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020年），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徐雁平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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