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仁
内容摘要：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初集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对“私”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
关键词：明清文化 国家认同 知识 丛书 张潮
书籍与学术、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思想、文化无疑会在不同方面塑造书籍的形态，但书籍的刊行流布也会成为思想与文化的一种构建力量。在明中期以后出版业兴盛的条件之下，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而具有迅速进行知识更新的可能，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与传播的良好载体，因此与思想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丛书的这一特质体现得更为明显。
明清学术、思想与文化的转型，是理解中国近世社会之一大关键，素来为研究者所关注。王汎森曾概括“明型文化”为洒脱侈放，“清型文化”为循谨中庸[1]，以彰显其大体的差异。这一转型在丛书编纂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宝颜堂秘笈》与晚明风气、《通志堂经解》与清初理学、《雅雨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与乾嘉考据学之间的关系堪为例证。而作为编选清初时人小品的《檀几丛书》与《昭代丛书》，则更加灵敏的表现出转型的典型特征。晚明思想文化所形塑的书籍文本特质为何？文化转型对书籍编纂策略的“毛细管作用”如何形成？又产生了何种影响？书籍如何达成清代新的思想文化的构建？虽然已经有学者借助丛书编辑者张潮所汇刊的其与友朋之间的约一千五百余封信札——《尺牍偶存》《友声》中的丰富信息，对《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的编纂过程进行了考察[2]。但以上问题仍有待我们回答。
一、怡悦性情：晚明遗风与《檀几丛书》初集的特质
《檀几丛书》是清康熙年间杭州的王晫与寓居扬州的张潮二人共同编辑的、以收录同时代人的小品为主要内容的一部丛书。据卷端题名，初集为王晫所辑，二集与馀集则为王晫与张潮两人同辑，刊刻时间各自不同。《檀几丛书》初集刊刻完成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3]，卷首有张潮作于此年的序文，交代了刊刻的缘起：
甲戌初夏，于湖上晤王君丹麓，廿载神交，不期而会，固已大乐，而丹麓复出此编相示……予复增入数种，以公同好。[4]
可知《檀几丛书》初集的刊刻缘起于康熙甲戌（1694）王晫与张潮的相会。此年张潮自扬州返回新安故里，便道过杭州拜访王晫[5]，王晫向张潮出示了自己所选辑却无力刊刻的《檀几丛书》稿本[6]。张潮因早有纂辑丛书的想法却一直未成，见王晫所辑与自己的意图颇相契合，极为高兴[7]，故许下了替王晫刊刻的诺言。张潮返回扬州不久，王晫如约将稿本三十七种寄到了扬州[8]。张潮接到稿本后，很快便将刊刻的事宜提上了日程，去信与王晫商量具体细节。
二人在通信中商酌刊刻版式时，透露了《檀几丛书》的模仿对象。张潮在比较了多种丛书的版式之后，认为“《汉魏丛书》《说郛》《百川学海》《眉公秘籍》之类，俱未合鄙意，惟《快书》五十种之式稍有可从”[9]，提出以《快书》作为范式。王晫回信说：“弟初为此举，原仿《快书》五十种而辑，今先生所定书样板式，皆最雅最妥，恰与鄙意相符，真可谓贤者所见略同也。”[10]可知张潮不仅在版式趣味上与王氏一致，而且还不经意间猜中了其模仿对象。
《快书》为明天启年间新安人闵景贤所辑，共五十种，每种为一卷，俱为明人小品，每卷前有闵景贤题辞。是书版式为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显得舒朗简净。张潮又参考王晫文集《霞举堂集》的版式，将半叶八行改为九行，行十八字改为行二十字，此外则一仍《快书》式样[11]。版式模仿固然不能忽视，但刊刻版式中的步趋，显然基于纂辑过程中的规随。王晫所谓的“原仿《快书》五十种而辑”所指的显然不仅是版式，故而其内容、体例、风格等深层次的相似更值得关注。二者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内容包括多样，但总体风格一致，以非经典性与非严肃性的内容为主。《四库全书总目》以“大抵儇薄纤佻之言”评价《快书》[12]，评《檀几丛书》也采用了相似的语言，云其“多沿明季山人才子之习，务为纤佻之词”[13]，正是其证明。其二，从所选作者的时间范围来看，基本都是“时贤”作品。其三，在编纂体例上，对文本的篇幅有严格限制。二者都对会对源文本进行删节、改易、合并，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性。
不过，上述内容、体例、风格等方面的相似尚属于表象，致使这些表象呈现相似的原因在于，他们纂辑丛书的目的是相同的，即让读者获得情感的愉悦。何伟然在为《快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士行摄群书以自开，仍开人以自摄，明示书城之外别无安着，别无欣赏，种种披导，无非为释缚者作缘耳……效之英雄，絪缊元气，用以代鼎；未效之英雄，浇除块垒，用以代酒；将效未效之英雄，清凉热中，用以代药。秘之为同心之快友，揭之为快雪快风，人人披襟霁颜，皆快书之矣。[14]
与此类似，张潮序云：
吾知世之得是编者，迷者读之而悟，俭者读之而腴，愁者读之而喜，狂者读之而息，拘者读之而旷，躁者读之而静，病者读之而瘳，愤者读之而平，倦者读之而起，寂者读之而慰，郁者读之而爽，悲者读之而忘，孤者读之而偶，怯者读之而壮。[15]
丛书与文学选本不同，相较于能够传达情感与感发意志的文学作品，丛书所提供的是涵盖不同领域的知识。这在编选者来说，是有强烈自觉的，张潮在后面的编选过程中曾对王晫说“大抵鄙意以不似一篇古文者为佳，若竟是古文小品，则是选古文，非选丛书矣”[16]。知识的提供与获取本应是理性的，而《快书》与《檀几丛书》的编选者却为何格外看重知识的感性作用，而且尤其是其情感愉悦的作用？这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相关：
首先，是知识阶层对待知识的态度。明代中期以后，知识阶层中“好奇炫博”的考据之风开始盛行[17]。所谓“好奇炫博”，其实质是明人扩张知识范围强烈渴求的表现，知识的陌生程度越高，其吸引力也越强。但是，知识的获得只是为满足好奇的欲望，却未能转化为完善自身道德修养的资源，从而流为赏玩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一种主观的欣赏的态度来看待知识，这显然大大偏离了理学体系中“道问学”的传统。故而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中指“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为学者“时弊”之所在，欲以“诚意”“良知”之说纠偏补失，使学者从外在纷繁的知识追逐中脱离出来，将注意力转移到自身，从内心的体认出发，以实现道德的完善[18]。
然而，一方面，王学的兴起并未导致博学之风的衰落，在与王学并行不悖的同时，反而为王门中的某些学者如焦竑等人所容摄，形成了所谓的“会通派”。而“会通派”也未将对知识的考究完全纳入“道问学”的体系，依然持欣赏的态度[19]。另一方面，王学关注人的内在的理论逻辑起点，促使其不断认同与肯定人的主体性，“良知”中先验设置的社会道德规范（天理）不断受到人的本能与情感（人欲）的挤压与侵蚀[20]。虽然受到士大夫精神的制约与儒家理想的限制，社会道德规范始终在人的“良知”中占据地位，然王学左派顺此逻辑不断推演，到李贽那里对个体欲望的肯定已达到儒家社会理想所能容许范围的理论极点[21]。公安派在与李贽的交往过程中，虽受其理论倾向中看重“个人”与“欲望”的沾溉，而一转手之间却放逐了士大夫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目标，明目张胆地肯定“人欲”与享乐[22]，“道问学”的传统被彻底舍弃。公安派的价值观念随其文学影响而风行天下，经过其价值体系的加持，以知识为赏玩的对象及情感愉悦的手段之情形，遂往而不返。职是之故，受此时代风气影响的“时贤”作品显得更加新奇动人，亦符合知识群体的精神气质与阅读期待，成为丛书青睐的对象。
其次，是对丛书体制的认知。在明人的观念中，丛书是以非经典性内容的汇集作为特质而区别于“经史”的。戴澳所谓“漫置之，皆丛书；精收之，皆经史”[23]，虽然意在使丛书通于经史，以确立丛书的合法地位，而所彰显的恰是丛书与经史的差异。将丛书首次独立为类的《澹生堂藏书目》置“丛书”类于“子部”，再于其下分“国史、经史子杂、诸子、小说、杂集”，正是出于其非经典性特质的考虑。吴肃公在为《檀几丛书》初集所作序中言道：“著述之家，托简策以自鸣，或史之余绪，或子之支分，九流之副，稗史之遗，山崖屋壁之藏，穷檐陋巷之述，裒谭脞语，非有盈尺之部可以孤行也，是有赖于汇而存之者”[24]，恰是此观念的体现与延续。因此，丛书特别适宜作为陌生的、奇异的、闲适的、消遣的知识的汇集，以迎合人们对知识赏玩的需要。在此观念影响下，丛书编纂过程中对待文本的态度也显示出强烈的主观性。编纂者常常对丛书中所收的文本内容进行有意的删改，过滤掉那些道德的、严肃的信息，只保留具有赏玩性、愉悦性的内容。而对文本篇幅的限制，也正是为了减轻阅读的困难与负担。这与经过乾嘉考据学范式洗礼之后，以客观的、历史的、谨严的态度对待丛书刊刻，强调丛书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态度正相对立。故而，王晫在《檀几丛书》初集的凡例中说：
是书专载小品，不及大文，然必其足以裨风化而助博洽者，始为采辑。譬终日庄语，间闻讽喻一词，则莫不粲然颐解，亦文卷中息游之道也。古乐恐卧，览者毋深讥焉。[25]
《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26]王晫在序中将“古乐恐卧”作为避免出现的状态，则已是自认所选为“郑卫之音”。可知所谓“裨风化”不过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批评所说的门面套语，其真正的目的是在使读者“粲然颐解”而已。
有了对丛书目的的共同认识作为基础，《檀几丛书》初集的十三种缺额很快就被补足，在将要付刊时，虽然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最终在康熙三十四年秋冬，《檀几丛书》初集刊刻圆满完成。
由上可知，《檀几丛书》初集的内容与晚明的知识取向一脉相承，是晚明风气在清初江南文人群体中的延续，其目的是为满足文人群体对“怡悦性情”的知识的需求。而对于阅读者来说，知识作用于个人和自我的情感与心理，呈现出主观性与私人性的特质。在丛书刊刻之前，张潮曾说：“匡赞风雅，皆是我辈义所当为”[27]，表现出基于文人群体内部自我认同感的承担意识，视丛书的刊刻为文人群体相互分享、交流共同的价值与喜好的行为。但是，情况即将发生改变。
二、天子右文：政治文化氛围转变与《昭代丛书》甲集的“名”“实”分裂
依照一般逻辑，康熙三十四年《檀几丛书》初集刊刻完成后，应该继续刊刻二集。然而，实际情况是，《檀几丛书》二集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冬天方才刊刻完毕。而在《檀几丛书》初集与二集之间的康熙三十五年，张潮却进行了《昭代丛书》甲集的编纂与刊刻。其原因何在呢？
在康熙三十六年春天，张潮寄给王士禛的一封书信里简单透露了其中因由：
拙选《檀几丛书》初集，原与武林王丹老共事，后闻侍卫中有欲进呈者，因以己意更选《昭代丛书》一部，发凡起例，与前本略有异同。[28]
改刻丛书的原因是“侍卫中有欲进呈”。由于信息的缺失，我们已无法确知“侍卫”是谁，又为何要进呈，以及最后是否进呈。但是，产生影响的并不一定要是事件本身，传闻与想象同样能够牵引事物发展的轨迹。
那么，促成变化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由于学术自身“内在理路”的演变，以及明清易代的外部环境刺激，清初的士人群体从明末王学末流空疏的学风、党社之争、躁动浮华的风俗等方面进行亡国原因的反省，试图从程朱理学、考据学、礼制等不同的途径重新树立道德标准，整合社会秩序。与之同时，“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乃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与“康熙朝的核心”[29]，必然走向对晚明的批判。士人群体的理想与清初统治者的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因此“江南士人对明末许多现象的反思往往会转化为清初帝王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有力的舆论资源”[30]。清代统治者以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过程，与“思想界一步一步肃清王学并凸出朱子排他性地位的趋势平行”[31]，即其重要表现。可见，政治权力直接介入文化领域，以思想、文化作为资源进行王朝合法性建构与社会秩序整合成为主要的氛围。
张潮在为《昭代丛书》甲集所作的序中记录下了对此种氛围的感受：
昭代之兴，已历五十馀载，不特武功之盛为前代所莫大，而文教之隆，尤觉超越往古。良由圣天子加意右文，以故英才辈出，而诸先达复相与倡帅风雅于赓歌飏拜之余，声教所通，渐摩日久，虽遐陬僻壤，莫不家敦弦诵而户浃诗书，猗欤休哉！斯何道之隆也。[32]
张潮在此构建了一幅以“圣天子”的意志为中心，经由“诸先达”以至“遐陬僻壤”的层层推扩的王朝文教图景，以描绘其对昭代“文教”情境的心理感受。显然，文教“兴盛”的原因在于皇帝的倡导与政治权力的引导，文教阐扬实际上是秩序维护与合法性建构的同义词。在此氛围下，晚明以来所崇尚的满足个人欲望为底色的“私”领域知识显然与此氛围格格不入，而能够塑造王朝“超越往古”形象的“公”领域知识必然受到青睐。而“侍卫进呈”的现象或者传闻将“潜在读者”或“目标读者”由士人群体置换为统治者，其背后所蕴含的皇帝权威，以及获得皇帝欣赏的可能性，在氛围的笼罩中发挥了类似催化剂的作用，直接促使张潮的编纂行为发生转变。
丛书名的变化是最为显豁的迹象。据王晫所作《檀几丛书》初集凡例所云，“檀几”的命名来自一个传说：“古有七宝灵檀几，几上有文字，随意所及，文字辄现”[33]，充满了奇异的、想象的意味，而“昭代”属于颂美当朝的常用语，可以明显见出其风格的差异。重要的是，书名改换所透露的是知识需求的迁迭：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著作，而于治定功成之后，尤必有新奇瑰丽者出乎其间，于以鼓吹休隆，辉煌典籍，盖非徒为文字之观，实国家英华之气所韫泄而成者也……吾侪性之所近，往往欲萃荟其所最嗜者以自怡悦，譬之集千狐之腋以为裘，合五侯之鲭而作馔，宁不衣之适体，而餐之果腹乎哉！[34]
在张潮的理想中，“昭代”文字乃是“国家英华之气韫泄而成”，其作用应当是“鼓吹休隆，辉煌典籍”，强调的是昭代文字的政治附属性与建构国家形象的“公”领域作用，而将个人情感排除在外，明示了其态度偏向与转变。只是，落实到丛书编纂上来，张潮却说“吾侪性之所近，往往欲萃荟其所最嗜者以自怡悦”，不得不将其归结到“怡悦性情”的“私”领域。文字的“公”与“私”之间固然不是绝对对立，但其“鼓吹休隆”的作用如何通向“怡悦性情”，张潮在此并未作出解释。二者之间实际呈现出断裂的状态。
造成断裂的原因在于：《昭代丛书》甲集原本是作为《檀几丛书》“二集”进行编纂的。故而，其内容原本是以“怡悦性情”为标准，在编纂完成后，仅仅改换了书名即行刊刻。“怡悦性情”的文字难以遽然转化为“鼓吹休隆”的“辉煌典籍”，只好在序文中盘空硬转，将二者生硬的贴合在一起。所以，二者的断裂实际上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是丛书的内容没有来得及跟随编纂宗旨的转变而更改。
可以看到，至晚在康熙三十四年春，即约在《檀几丛书》初集发刻前后，张潮已经着手编辑《檀几丛书》“二集”（即后来的《昭代丛书》甲集）[35]。直至同年冬，他在给孔尚任的信中说：“二集所辑已将五十种，拟以明年授梓也。”[36]次年春，王晫来信中也说：“二集蒙许今春发刻”，可见，二集的编纂在三十四年年末已接近完成，并且已经有了在三十五年春进行刊刻的计划。
只是，刊刻的事情却被耽搁下来。在三十五年的夏天，张潮突然单方面决定改换丛书的名称。这一决定，使得其合作伙伴王晫十分不解，去信商量：
今蒙改《昭代丛书》，虽甚至善，愚谓初集即用此名为妙，改之于今，恐于坊间行书未免稍滞。夫人见丛书，必思有二集，若仍旧名，买初集者闻有二集，必买成全书，或先买二集者，亦必求初集，买为合璧。今易以异名，远近未知，则有《檀几》可不必定购《昭代》，有《昭代》可不必更访《檀几》，势或然也。[37]
王晫从书籍发行的角度认为，书名的改易不利于销售，建议改回。张潮在接到王晫此信后，曾回信解释改名的因由，并且说服了王晫，王晫在回信中说：“七月廿二日接得台翰，备述丛书改名之故，始知先生所见者大也。”[38]可见，张潮决定将《檀几丛书》“二集”改《昭代丛书》甲集是极为突然的。
而能够体现“断裂”的最直接证据是：有些原本准备刊刻入《檀几丛书》初集的文章，因为种种原因顺延入“二集”，在改换名称之后，亦未被舍弃，而是出现在了《昭代丛书》甲集之中。也就是说以“怡悦性情”为标准选择的文章，仍然留在了以“鼓吹休隆”为宗旨的丛书中。比如，康熙三十三年夏天，张潮得到王晫寄来的《檀几丛书》初集初稿三十七种不久，就给冒辟疆之子冒丹书去信：
湖上王丹麓欲选刻时人小品杂著，如《眉公秘籍》之类，名曰《檀几丛书》，属弟广为征购。忆尊公先生有《岕茶汇钞》《兰言》诸刻，最为精妙，向年曾蒙惠读，迄今日久，亦不记为何人爱而携去。年台读礼之余，仍乞检出寄下。[39]
张潮明言向冒丹书索求的文章是为完善《檀几丛书》初集，而《岕茶汇抄》《宣炉歌注》《兰言》却分别见于《昭代丛书》甲集第五帙和第六帙，此年的张潮显然不可能预知两年之后自己要编选一部《昭代丛书》而故意先留存文稿。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冒丹书因家事多故[40]，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夏初才给张潮回信，寄给他所需要的文章。此时，《檀几丛书》初集早已发刻，不可能再抽换。但张潮仍然十分高兴，回复他道：“《岕茶》大刻暨《炉注》《兰言》俱借光入丛书二集中。”[41]可知“二集”与初集之间的编纂宗旨是相同的。而在康熙三十五年夏决定改名之后，亦未被删削。
又如，康熙三十三年冬，张潮给余怀去信说:“近有丛书之辑，敢借光尊著《板桥杂记》梓入集中，明岁便付枣梨。”[42]此处所指的“丛书”乃是《檀几丛书》初集，因为“明岁”（康熙三十四年）付梓的就是《檀几》初集，“二集”此时尚未开始选辑。但是，《板桥杂记》并未收入《檀几丛书》初集，而是出现在了《昭代丛书》甲集第四帙。可能的原因是，此札余怀未能收到，以致错过了刊刻时间。不过，无论原因如何，《板桥杂记》原本是符合《檀几丛书》编选宗旨的文章是没有疑问的。而错过了“初集”的《板桥杂记》同样未被删削，而是被收入了《昭代丛书》甲集。所以，从《檀几丛书》“二集”到《昭代丛书》甲集仅仅只是改换了书名，“实然”与“应然”之断裂，其缘由在此。
综上可见，政治文化氛围对张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对以“怡悦性情”为标榜的“私”领域知识的取向发生迁移，偏向于能够展现“国家英华之气所韫泄而成”的“公”领域知识。丛书刊刻的目的则由文人群体内部的知识分享（“匡赞风雅”），转变为对王朝形象的塑造（“鼓吹休隆”）。丛书的改名已经明显体现出这一转型的渴望，只是因为实际情况的限制，其内容未能与理想相应，形成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断裂。但是，《昭代丛书》甲集凡例宣言：“倘天假我以年，俾得每年刻五十种行世，斯则仆之所矢愿也。”[43]《昭代丛书》的纂刻将会是一件一直持续下去的事情，其“应然”终会变成“实然”。
三、皇皇典册：公领域知识的胜利与昭代形象的构建
康熙三十五年冬《昭代丛书》甲集刊刻完成后不久，至晚在康熙三十六年春天，《昭代丛书》乙集的编纂已然发端。此年春，张潮给孔尚任的信中提到，让孔尚任帮助其纂辑《人瑞录》以便将来收入《昭代丛书》。编纂《人瑞录》的动机是“往岁圣驾南巡，颁赐天下老人粟帛”，故而要“将百岁老人，照京省次第，某省某姓名，系何郡县人”纂为一册[44]。委托给孔尚任是因为孔尚任此时正任户部主事，可以方便的利用户部的档案[45]。《人瑞录》的编纂正是对皇帝意志的追随，以增耀皇帝爱护子民的荣光。《昭代丛书》正在向张潮的理想靠拢。
但与此同时，《檀几丛书》二集的编纂也在进行。这是因为，文人群体的知识“惯习”未能与张潮的转变同步：“二集”（即未改名的《昭代丛书》甲集）纂辑完成后而尚未发行之前，仍不断有友朋向张潮投稿。而友朋无从了解张潮的想法与需求[46]，投赠的文章仍以《檀几丛书》初集为尺度，因此这些文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张潮对《昭代丛书》的期待。缘此，一方面是友朋对“私”领域知识出版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张潮迎合“天子右文”教化的“公”领域知识出版的理想，二者之间形成了矛盾和分裂。
若不想对《昭代丛书》的理想作出妥协与让步，最好的办法是“各行其是”，将二者作出区分。这促使张潮不得不在《昭代丛书》乙集刊刻之外，继续纂辑《檀几丛书》二集。康熙三十六年春，张潮给王士禛、孔尚任的书信以及王晫的回信中都已提及此事[47]。康熙三十六年夏，王晫在得知张潮将先进行《檀几丛书》二集的刊刻后说“此种高风，尤为近今所罕觏者”[48]，显然在对张潮表彰友朋著作的苦心表示理解与赞赏。
故而，在张潮心目中，《昭代丛书》乙集与《檀几丛书》二集应当分别是“鼓吹休隆”与“匡赞风雅”的载体，二者不可相混。这在其处理王士禛寄送来的文稿的方式上可以显著见出。康熙三十六年人日，张潮接到了前一年年末孔尚任寄出的信件，其中包括王士禛托孔尚任所寄的自己及其友人的杂著共十三种[49]，其原因是王士禛“近见《檀几丛书》，尤击节不置”，故而“偶检杂著数种，欲求续入”[50]。那么，张潮是如何处理这些著作的呢？他将一部分收入了《檀几丛书》二集，另一部分则留给了《昭代丛书》乙集：
大著《长白山录》《水月令》已借光梓入拙选《檀几丛书》二集……其别搜诸本，如《华山经》《鸽经》亦皆授梓。尚有《国朝谥法考》《琉球入太学纪》《纪恩录》诸种，来岁再容续梓入《昭代丛书》乙集中，以为光宠。[51]
此种分别完全是张潮有意选择的结果。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迎驾纪恩录》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天子南巡”经山东时，王士禛获得天子垂顾经历的记录；《国朝谥法考》是自清初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大臣获赐谥号的汇集；《琉球入太学始末》是琉球国中山王请求派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之事的原委记载。而《华山经》《长白山录》是地志，《鸽经》属于谱录，《水月令》是仿《月令》而记载与水有关的物侯，都属于写玩物、供游赏之用，与《国朝谥法考》《琉球入太学纪》《纪恩录》等政治性杂著截然有别。可见，能够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容都被收入《昭代丛书》，而仅与私人经验相关的则入《檀几丛书》。
在《檀几丛书》与《昭代丛书》并行的编纂过程中，张潮努力的区分“公”与“私”的领域，但是，二者在张潮观念中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公”的领域一开始就是占据上风，并将逐渐挤占了“私”的领域。《檀几丛书》的继续只是“私”领域知识需求的惯性，它的淡褪是必然的。作于康熙三十六年的《檀几丛书》二集凡例云：“此书之后，尚有《檀几丛书》馀集之辑，缘良朋投赠，辄有短篇，字不盈千，楮仅踰尺，然粒珠寸锦，皆可宝贵，自当别梓以奏余音。”[52]此时二集尚在刊刻中，却连“馀音”都已经安排好了，也意味着“馀集”之后不再进行续刊。这一方面是为“馀集”做广告，另一方面则是暗示友朋不必再投赠此类文章，以便消除私领域知识的惯性，为《檀几丛书》的结束提前做好准备。
在消除“私”领域知识惯性的同时，张潮又在想尽办法增强《昭代丛书》知识“公”领域意味。康熙三十七年（1698）冬，孔尚任寄来所著《出山异数记》[53]，请张潮收入丛书之中。此书主要记载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驾临阙里时，孔尚任在御前进讲经义以及在巡游中奉对上问的经历。张潮对此类文章当然是极为感兴趣，无疑会收入，但他却对文章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惟“出山异数”四字，其命名似尚未能统括无遗。盖驾幸阙里，自是朝廷尊师重道，超越古今盛举，初非一人一家之事，而史馆所纂修《盛典》一书，又非草野儒生所能窥见，正赖先生此篇有以知其详悉，而先生之独蒙异数，则又出于寻常一切之上，读之令人感发而兴起，窃欲僭拟易其名曰“幸鲁承恩私记”，庶于篇中所载无复遗义……又其中“予”字概欲易为台讳更妙。[54]
孔尚任的原书名为《出山异数记》，在客观上虽然是皇帝巡幸的记录，但其叙述视角是从自己出发的，叙述的主语是个人，所记录的主要的个人的经历与自身在巡幸过程中的角色。所谓“出山异数”，含有浓厚的“私人”经验意味。然而，张潮对此感到不甚满意，他想要的是“公共”的知识。他认为皇帝驾临阙里，是“朝廷尊师重道”的表现，是实行文教政策的一部分，是天下人应该同沐教化的“公事”，而“非一人一家”之私事。由衍生公孔敏圻代表官方纂修的《幸鲁盛典》这样的对皇帝与朝廷威仪的全面记录才能配得上这件“公共”的盛事。只是，一般民众难以得见《幸鲁盛典》这样的官方记录，故而他想使孔尚任的《出山异数记》成为《幸鲁盛典》的简易替代品。为使文章化“私”为“公”，张潮提出了两个转化的办法：第一，将其改名为《幸鲁承恩私记》。书名虽然仍有“私”字，但是由“出山”变为“承恩”，叙述者的主体地位已经被暗中减弱，再冠以“幸鲁”这一对皇帝行为的描述，更明显地突出了皇帝的权威。第二，将文中叙述所用一般性自称“予”改为在皇帝面前奏对时的自称己名。第一人称的改易，是试图消除作为个体的“我”，而强调其与皇帝的臣属关系。可见，这两个办法的实质都是在改变叙述者的地位。由此，“私人”经验的记录一变而为以彰显皇帝权威为中心的“公共”知识。可惜的是，孔尚任没有同意张潮的意见，回信说：“《幸鲁盛典》久付史馆，《出山私纪》乃一家言也，仍旧名为是。”[55]坚持其作为私人记录的性质，而不愿意其与作为公共知识的《幸鲁盛典》相混淆。但是，张潮钻了孔尚任言语的空子，因为孔尚任言语上只是不同意改换书名，却未对文中自称的改变表示反对，故而张潮在《昭代丛书》中还是将“予”改成了“任”。
对《昭代丛书》乙集中“公”领域知识的汇集与凸显，张潮是颇为得意的。虽然受实际情况限制，乙集中固然也有“金石遗文，词章奥旨，以及品题树石，笺注禽虫”的内容，但是他认为乙集之中“高文典册，矞矞皇皇，以前集较之，殊觉后来居上”，其原因在于“其中纪载本朝之事为多，故尤足以肃草野之观瞻，新寰区之耳目”[56]。这是将“公”领域知识的汇集视为《昭代丛书》乙集区别于甲集的最大特点与优点。当“私”领域的知识与“晚明”意象相绾合时，完成了公领域知识对私领域知识的胜利，便有了“昭代”胜过“晚明”的意味。在此，至少在张潮的观念中，其“鼓吹休隆”的理想已得到了实现。知识与政治权力是混为一体的。
因此可以看到，张潮特意在乙集中将前集间有的“明季人物”排除在外，只收“本朝著作”，并在序言中大胆表白：“昭代数十年中之著作，求之甲申以前，恐未有能及之者”[57]。以王朝的合法性来确立知识的真理性，而知识的真理性又反过来粉饰王朝的合法性。在《昭代丛书》丙集的序中，更进一步直接将“明季”与明季“玩物丧志”的“空疏”知识风气一起树立成了“昭代”与昭代“有体有用”知识风气的对立面而进行批判[58]，似乎忘却了《檀几丛书》原本是仿照明季的《快书》纂辑而成的事实。
四、结语
在《檀几丛书》与《昭代丛书》的编纂刊刻过程中，由侍卫呈献图书这一非常规文化活动的传闻是其转折点。受传闻中所蕴含的政治氛围与皇帝权威的影响，编纂者张潮开始倾向于编选具有塑造王朝形象与合法性力量的“公”领域知识，原本在文人与知识群体中流行的以满足个人需求为目的的“私”领域知识退居其次。由此，在丛书中最终形成了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合流、王朝合法性与知识的真理性相互依存的状态，“昭代”“有体有用”的“公”领域知识最终压倒了“明季”“空疏”的“私”领域知识。
不难想见，丛书中所体现的新的知识倾向与蕴含的政治文化氛围，将随着书籍的流布传达给阅读者，这使得此前盛行的高扬主体情感与强调自我欲望的声音随之逐渐低沉，促使晚明以来的狂放、热烈一变而为清初的谨循与持重。可以认为，从《檀几丛书》到《昭代丛书》的转变，既是明清文化转型的产物，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本文系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B）项目（201902B060）资助成果。
[1]王汎森对“明型”“清型”文化的概括，主要是针对其《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一文而发，故而可知所谓的“明型”“清型”并非对明代和清代的整个历史时期文化的概括，而主要是指晚明以及清代前中期（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2]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对《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的编纂进行了详细描述，但对其编纂过程尤其是《昭代丛书》甲集编纂过程的考察仍有不尽准确之处（戴廷杰著，许明龙译：《雅俗共赏，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法国汉学》第13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582-594页）。
[3]张潮为《檀几丛书》初集所作序题在康熙乙亥，而王晫《檀几丛书》二集序亦云：“予曩有《檀几丛书》之辑，岁在乙亥，张子山来刻而传之。”可知，完成时间在此年。
[4]张潮、王晫编：《檀几丛书》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页。
[5]刘红裕：《张潮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70页。
[6]张潮：《尺牍偶存》卷三第28札《与迂庵》，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刊本。
[7]张潮：《尺牍偶存》卷三第10札。
[8]张潮编：《友声》己集第1王晫札，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刊本。
[9]张潮：《尺牍偶存》卷三第13札《寄王丹麓》。
[10]张潮编：《友声》己集第29王晫札。
[11]张潮：《尺牍偶存》卷三第13札《寄王丹麓》。
[1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1764页。
[1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第1767页。
[14]闵景贤编：《快书》，明天启刻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15]张潮、王晫编：《檀几丛书》初集张潮序，第1页。
[16]张潮：《尺牍偶存》卷六第12札《寄王丹麓》。
[17]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28页。
[18]徐爱、钱德洪等编：《传习录》，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19]参见刘海滨：《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20]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4页。
[21]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第77-112页。
[22]参见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4-274页。
[23]钟人杰、张遂辰编：《唐宋丛书》戴澳序，《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安庆市图书馆卷》第2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365页。
[24]张潮、王晫编：《檀几丛书》初集，第2页。
[25]张潮、王晫编：《檀几丛书》初集，第4页。
[26]孔颖达等：《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64页。
[27]张潮：《尺牍偶存》卷三第27札《寄王丹麓》。
[28]张潮：《尺牍偶存》卷五第3札《与王阮亭先生》。
[29]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三联书店，2016年，第4页。
[30]杨念群：《何处是“江南”？》（增订版），三联书店，2017年，第85页。
[31]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289页。康熙帝对理学之态度可参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902-912页。
[32]张潮编：《昭代丛书》甲集，《昭代丛书合刻》第1册，广陵书社，2016年，第7页。
[33]张潮、王晫编：《檀几丛书》初集，第4页。
[34]张潮编：《昭代丛书》甲集，第7页。
[35]张潮：《尺牍偶存》卷四第15札《与吴街南征君》。
[36]张潮：《尺牍偶存》卷四第29札《再与孔东塘国博》。
[37]张潮编：《友声》辛集第25王晫札。
[38]张潮编：《友声》辛集第43王晫札。向王晫“备述丛书改名之故”的那一札未被收入《友声》，大约因为语涉当朝皇帝，易触忌讳。
[39]张潮：《尺牍偶存》卷三第11札《寄冒青若》。
[40]张潮编：《友声》庚集第48冒丹书札。
[41]张潮：《尺牍偶存》卷四第24札《复冒青若》。
[42]张潮：《尺牍偶存》卷四第2札《复余曼翁》。此札的断年需要稍加说明，按照《尺牍偶存》的排列顺序，此札当在康熙三十三年年末或康熙三十四年年初，但因为无明确的时间信息，故而较难认定。此处定在三十三年年末的理由是：康熙三十三年冬，余怀有一札（即《友声》己集第55札）托查书云寄给张潮，此札云：“自秋徂冬……敝友查书云兄……来往竹西，以未见心斋先生为恨，特介绍以通侨札”云云，信息十分清楚。《尺牍偶存》卷四第2札《复余曼翁》有“查书老到邗”云云，可知是此札的复函。而作于三十四年春的《尺牍偶存》卷四第6札《寄余曼翁》云：“客冬，查书老回吴门，曾具片言奉寄”，可知查书云自扬州返回吴门既然在“客冬”，显然意味着《尺牍偶存》卷四第2札是作于康熙三十三年年末。
[43]张潮编：《昭代丛书》甲集，《昭代丛书合刻》第1册，第10页。
[44]张潮：《尺牍偶存》卷五第2札《寄复孔东塘主政》。
[45]袁世硕：《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第130页。
[46]如《友声》辛集第8王弘撰札，《友声》辛集第10毕熙旸札，《友声》集第18、19李淦札。
[47]详参《尺牍偶存》卷五第2札《寄复孔东塘主政》，《尺牍偶存》卷五第3札《与王阮亭先生》，《友声》壬集第4王晫札。
[48]张潮编：《友声》壬集第17王晫札。
[49]张潮编：《友声》辛集第46孔尚任札；张潮：《尺牍偶存》卷五第2札《寄复孔东塘主政》、第3札《与王阮亭先生》。
[50]张潮编：《友声》辛集第46孔尚任札。
[51]张潮：《尺牍偶存》卷五第26札《与王阮亭先生》。
[52]张潮、王晫编：《檀几丛书》二集，第205页。此凡例虽署张潮、王晫二人之名，实乃张潮一人所作。详见《友声》壬集第17王晫札、《尺牍偶存》卷五第34札《寄王丹麓》、《尺牍偶存》卷五第32札《寄王丹麓》及《友声》壬集第53王晫札诸信函。
[53]张潮编：《友声》新集卷一第4孔尚任札。
[54]张潮：《尺牍偶存》卷七第5札《寄孔东塘户部》。
[55]张潮编：《友声》新集卷一第34孔尚任札。
[56]张潮编：《昭代丛书》乙集，《昭代丛书合刻》第1册，第435-436页。
[57]张潮编：《昭代丛书》乙集，《昭代丛书合刻》第1册，第435页。
[58]张潮编：《昭代丛书》丙集，《昭代丛书合刻》第2册，第58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4期，此据word校正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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