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与网络
但凡一个产业的进步,无非是“需求牵引、技术推动”。多数时候,这样的进程都是技术和市场自相作用的结果,很少有政府强力推动。不过航天技术似乎是一个例外,发达国家的航天产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扶持和推动。政府不但亲自组建卫星应用企业,还充当用户,保护航天产业渡过漫长的成长期,直到航天技术找到自己与传统产业的结合点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航天技术一直在探讨和寻找可以与自己相加的对象。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把这个过程分为浅结合、深结合与融合。现在就来详细体会一下,这三个阶段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
浅结合
人类虽然在1957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有关设想早就出现了。早在上世纪40年代,著名科学家、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就设想了用三颗静止轨道卫星覆盖全球的主要人类居住区。但多数人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设想的价值,而且当时的火箭与卫星也实现不了这样的想法。
但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第一个为人类提供实际用途的卫星品种是气象卫星。1960年美国开始发射专用气象卫星,引起苏联、欧洲、中国和日本的效仿。今天,气象卫星已经是气象预报和天气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
1963年7月26日,世界上第一颗实用型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辛康2号上天,成功地进行了电视转播实验,拉开了卫星通信技术与民生相结合的序幕。1964年辛康3号发射,并且在次年成功地把东京奥运会的电视画面传回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次跨越太平洋的奥运会电视直播。1965年4月6日,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晨鸟”号,开始了持续的卫星通信服务。之后,国际通信卫星又发射了数十颗通信广播卫星,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通信广播卫星运营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卫星是全球电视转播、电话电报的主力工具,比海底电缆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航天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基本上也就限于这些业务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也因为电视直播或者越洋卫星电话而有所改变,但对多数人来说,这毕竟不是生活必须品。晚几天看到奥运会的赛况对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妨碍,越洋电话只是少数人需要的东西。至于气象卫星,普通民众只是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它带来的福利,而并没有直观感受到它的应用。
到了70年代中期,卫星应用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新成员——美国的陆地卫星。卫星对地观测技术从此不再是高级军事指挥的专属物。此后,法国发射了斯波特卫星,并且对外销售图像。一时间,卫星遥感成为土地测量、自然环境研究与保护、农作物估产等行业的新宠。但是和气象卫星一样,普通民众只是被动接受它带来的生活改变,谈不上选择,也谈不上消费。
因此,我们把这个阶段定义为“浅结合”。
深结合
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GPS导航系统和卫星电视直播服务开始向个人消费者渗透。卫星导航接收机可能是大众直接接受的第一种卫星服务设备,当人们把或大或小的接收机拿在手中,会感觉到自己和宇宙之间有着真切的联系。人们需要知道星座结构、遮挡、干扰、信号捕获等许多相关等知识。卫星直播接收机是另一种“第一”,是第一种个人拥有的卫星通信广播设备。
因为卫星直播接收机,许多人知道了轨道位置、仰角、增益、日凌中断等概念,它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头顶上的卫星一直在向我们播撒信息,正如张朝阳的导师和投资人尼葛洛庞帝所言,直播卫星会把每秒十亿比特的信息扔到你身上,躲都没处躲,只不过此前的普通人买不到合适的终端和服务而已。
如今,卫星直播已经是整个卫星通信广播产业中最大的子板块,营收占到产业总量的70%以上。由此可见,航天技术只要找到适合与自己相加的传统产业,就会产生宇宙大爆炸般的增长。在这里,想到某个国家坐拥庞大电视观众群体却一直不允许发展商业电视直播,耗资巨大的直播卫星资源在空中空转而导致浪费,观众被迫购买山寨终端,真是对卫星应用产业最大的损失与伤害,叫人哭笑不得。
卫星服务直接提供给消费者,这是产业发展到一定成熟度的标志。因此我们称其为深结合。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导航或者直播。许多人习惯在本地生活,即使外出也是和家人或朋友等寸步不离,并不需要卫星导航接收机。生活在有线网络之内的人们也不见得需要卫星电视。但航天技术与人民生活相加的趋势一旦开始,就不可阻挡。这次是卫星遥感直接面向消费者,谷歌地球的出现引发了一次产业狂潮,不但是那些爱好旅行的人,连很多路痴都习惯了坐在屏幕前不断拖动地图,或者寻找自己的家,或者寻找儿时的乐园,更有许多人俯瞰着未曾踏足的胜地惊呼:“它原来是这样的!”
这样的深结合不可遏制地把卫星产业和航天与国计民生的相加向更深层次推进,进入融合时代。
融合时代
航天与国民经济的融合,是“现在进行时”。融合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无处不在,其次是缺之不可。
首先谈无处不在,航天系统所提供的是信息服务,而个人信息终端的普及让航天系统有了良好的渠道,把信息送到每个人的感官当中。我们之所以不说“面前”,是因为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尤其是穿戴式设备的发展与普及,让听觉、触觉都可能成为感受信息的方式。如今的个人终端上,导航功能已经是标配,天气预报应用程序、地图程序几乎人人都离不开。当人们开着导航软件寻找夜宴的饭店,当人们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用双向导航功能计算最佳路线,当人们用位置共享来相约,卫星与航天服务的无处不存在是任何人也不能无视的。
当然,这种无处不在现在似乎还仅限于导航和位置服务。其他领域的个人化卫星服务正在迅猛推进,低轨道卫星宽带星座“一网”的建设已经启动,“鸽群”之类的小卫星遥感星座已经把卫星图像分发流程简化到了一个空前方便的程度,已经有人开始研究利用GNSS信号的气象服务星座。在可预见的未来,全面的个人化定制卫星服务将不再是高大上的东西,而是流量套餐一般的生活必需品。至于缺之不可,指的并不是行业用户,他们早就离不开卫星。而民众个人生活,离得开卫星吗?
我们已经知道,民众生活离不开汽车,离不开铁路,也因此离不开汽油和电力。而卫星行业,航天应用行业,需要努力去达到这样的高度。在一个信息时代,卫星作为一种信息工具,如果不为人们所必需,那一定是没有发现民众的需求、没有努力去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不可能是“没有需求”(请见配文:航天技术与数码相机)。我们的航天一定要与人民生活相“加”,才能实现价值,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航天界讨论多年的“基础设施”概念。只有真正成为民众每天都要亲自使用的基础设施,融合阶段才算真正实现。
配文:卫星技术与进口相机(原文刊登于《卫星与网络》杂志2013年第一期)
卫星技术与进口相机
相机这个话题,在不同的人群中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普通人群会倾向于轻薄的卡片机;入门人群会选择不同焦段的长焦机器;发烧友们会在尼康或者佳能的单反机中各取所需;更高端的专业人群或许会手持哈苏甚至林哈夫傲视群雄。
不过,要是在航天界提起“相机”两个字,或许会引起这样的讨论,“可见光还是多光谱”“地面分辨率是多少”“轨道高度多少”“焦距是多少米”“线阵还是面阵”“辐射校正做了没有”。
航天相机可能是光学成像技术的巅峰,它要经受住火箭发射时的剧烈振动,要从距离地面数百千米甚至上千千米的地方,在冰火交加的环境中,在没有三脚架也没有豆袋的轨道上,穿过大气拍摄到地面的清晰图像。世界上有能力制造航天相机的企业屈指可数。
2012年发生了多起烧、砸日系汽车的事件,但记录下这些事件的影像工具——也就是相机——同样是日本制造,却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很少被提及。理由很简单:日本是世界上几乎唯一的相机供应国。
日本的相机产业独霸全球,甚至德国的莱卡品牌,很多型号也要委托日本松下生产。抵制了日货,就没有相机可以买了。
但我们应该抛开这样的习惯性思考,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了。从“资源”到“遥感”系列卫星的成功来说,中国人是有能力研发高水平相机的。尤其是资源一号02C、资源三号卫星高分辨率图片的获取和发布,证明了中国航天、电子、光学机械方面的水平和能力。如果把这种能力转为民用,开发出普及应用的数码相机,并不是梦想。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挂着日系品牌的消费级数码相机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就在距离北京卫星制造厂不远处的北三环路边,是北京照相机厂的旧址,如今这座楼上高耸着奥林巴斯的霓虹灯,成了日系相机的代工厂。曾经名动一时的海鸥、凤凰、珠江等相机品牌,如今也是日系相机的零件供应商或代工厂。
中国企业为日系相机代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工业能力和技术人员,使中国的相机工业有了再次创业和发展的基础。
那么,航天相机的成就,能不能和民用相机企业相结合,再现胶片时代国产相机的辉煌呢?一方拥有国际级的关键技术,一方拥有国际级的生产能力。其间缺乏的,或许就是商业合作机制与技术转换机制,可能需要充足的国家产业扶植资金。
喜欢摄影的人,在半压快门的那一瞬,看着原本模糊的世界忽然清晰起来,都能体会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而喜欢航天的人,在清晰的卫星照片上寻找自己的目标时,也能体会到同样的乐趣。如果这样的感觉都来自“中国创造”,或许会更吸引人呢。
根据有关的业界调查报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数码相机市场,年销量超过1000万台。如果有所细分,普通消费者的单次购机开支在1000~5000元,入门级爱好者的单次购机开支在5000~10000元,而专业摄影爱好者的单次购机开支往往超过2~5万元不等,甚至更多的发烧友的设备尤其是骨灰级的发烧友的设备,往往都是几十万元到百万元不等。如此计算,这个市场的年销售额在百亿级,甚至可以达到千亿。数码相机基本每两三年更新换代一次,可想而知这个市场是多么庞大。即使抛开政治立场,这样庞大的市场长期被日本企业占领,对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也是非常不利的。作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先锋的航天业界,无论从社会责任还是产业责任上,都没有理由对这种情况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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