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第2412期
7年国际视角精选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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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到中学的梦魇
作者：詹志芳
1963年，是我们升中学的一年。我是小学五年都没有努力学习过的，我只在六年级的下半年，才开始抓紧时间学习。我在家里书架上找到一本补习算术的课本，一看程度和我们的课本相当，并且，每道习题在最后有标准答案。于是，我就除了老师留的作业，还做这本书上所有的题。对过答案以后发现基本上全都对。
我对自己的数学从来有信心，只有作文，宋老师从不给我五分。我知道她喜欢有许多形容词的作文，我就偏偏不喜欢写那些娇柔做作的文章，我的文章很素。
到了几十年后，我的一个老师徐梵澄告诉我文章分五类:
第五类是文笔不通；
第四类文是乱用形容词；
第三类文是文笔也通了，也不乱用形容词了；
第二类文是语言精炼，有自己的思想；
第一类文就要有音乐了，像韩愈的文章，那就很难得了。
大约我的文章从来没有四类文的阶段，因为我不喜欢。所以，对语文考试我是略有担心。
在报志愿的时候，我自己填写了第一志愿师大女附中；第二志愿女八中；第三志愿三十三中。结果，我们班主任宋老师不许我填写师大女附中，她认为我太冒险了。其实，她不断地给我们讲有一个平时学习中等的女生，报考了师大女附中，最后考上的事。我就是在这样的鼓舞下才填写的。
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我想尝试一下。
我不知道宋老师还有一个打算，她想让我上外国语学校。我被迫改第一志愿为女八中。即使，不想让我第一志愿考师大女附中，我也会第一志愿填写女一中的。总之，我的受到了迫害。那时我不知道有人权这个词。但是，我觉得老师越权欺负我。她可能还觉得是为我好呢。
宋老师偷偷摸摸把我和一个副局长的女儿叫到教研室，给了我们一人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几月几号到什么地方去考外国语学校。我早就生了宋老师的气，当然不可能听她的摆布。凭什么我的父母搞外语工作，我也要搞外语，我一直觉得外语应该是工具。
父亲负责对日广播，在所有对外广播里，日本听众来信是最多的，主要五六十年代日本左派势力很大。我记得常常在电视里看见日本人头戴白毛巾，手挽手，在街上跑步游行。父亲翻译毛选从一卷到五卷都是定稿。母亲也在大学教日语。我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喜欢数学，数学又简单，写出来也漂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人普遍觉得女生没有男生聪明。我就不服气，有人越说我干不了的事，我就越是要干。
结果，我根本就没有和父母提外国语学校的事情。把那张小纸条团吧团吧给扔了。宋老师可能不会猜到我没有去投考外语学校。以为，我们俩人都没有考上呢。
外语学校在我们那年还不是特别香，过了两年就是拿到女附中通知书也会不去，而选择外国语学校。外语学校已经一跃而为第一好的中学，还带点特殊性，成了香饽饽。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毕业考试的一天终于来了。没有拿到卷子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儿紧张，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看着有一米长的卷子又新奇又担心。拿到卷子，大家都在低头做题，班上静的掉一根针都可以听见。
卷子从前往后传，我是最后一个。卷子到了我手里，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没有觉得太可怕。心就安了许多。我开始做起来，觉得过半个多小时我就做完了。两个小时的考试，我有的是时间检查，我把一人两张的演算纸用完了，和监考老师要，她给了我一张。我很快又用完了。再要监考老师就不给我了，她一直在我身边。我一直演算了六遍，都是一样的答案。
这时候，我们班的老师急匆匆地进来，把一个搪瓷小水杯放讲台上，用粉笔在上面搭，当然是搭不上的，粉笔几次掉下来，声音惊得全班同学都在看她。她急忙又走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用这样得办法，提示大家不要忘记算水桶的底面积。我们班考上女一中的同学从中受益。为人师表的老师就是这样公开作弊，我对她更有看法了。
好不容易下课铃响了。我们班的监考老师出门就对我们班主任老师说，那个大个女生全对了。宋老师下课也这样告诉了我。她还说，你做得那么快，监考老师都怕你做对了再给改错了。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那年雨水特别多，一个夏天都再下雨，反正没有作业了。妈妈教我做饭。一天，我正在做中饭，院子里的一个小朋友跑到我家里，从裙子下面拿出了我的女八中的通知书，我没有半点高兴。后来，同学们要去看老师，我就不去。
过了许多年，我们都五十岁了，同学们再去看小学老师我还没有去。那时，我已经做了三次手术，走路很困难。宋老师强迫我改志愿，我还是不原谅。是宋老师对我不公 。使我一辈子注意对别人公平。不要越俎代庖替别人做决定，即使是自己的孩子，我也都要她们自己选择在哪里生活，做什么工作，不用考虑我。
当然，那年我的考分有没有到女附中的录取线就不知道了，因为不公布考分。不过，我记得当年女八中的两门成绩总最低是192分，好像女附中198分。
上了中学，一次上数学课，老师做错了一道题，我举手，指出老师的错误。这个数学老师觉得非常没有面子。把我叫起来，骂了我半堂课，说我没有说您。我们家里从来不说您。我认为您是老北京人从满语或者蒙语延续来的。外地根本没有这个字。这个老师劈头盖脸的骂我。我就不想学数学了，那年我数学不及格，还补考。
我到美国听说，那么多对学生保护的法律，都觉得有些过分了。但是，这些法律确实保护了幼小一方。
下乡插队，我还是带了我喜欢的数学书和家里看的懂的书。在下雨天不用上工时，我带领我们屋里的五个初一女生做题。有个插队同学说对她以后改行搞软件有帮助。
我自己还在利用空闲时间做题，完全出于爱好。结果，在73年推荐上学，也需要考试的时候，我又很容易地获得满分，还给我们村里的同学提供帮助。不过，我认为这个做法与宋老师的性质不同。我是出于对强迫终止学业的同学的同情，而帮助她们的。我一直不同意下乡，我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去插队的。
上大学，我又被分配在外语系学英语。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正好数学系一个男生父亲去世，他可以顶替父亲回北家工作，就放弃了计算机专业，给我留了一个名额。我们学计算机专业的，那年全国不到一百人。
在工作后，我发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没有什么人做广告。就给台长打报告，说应该做观众调查和收视率调查。台长批示，由我来做，我用两台IBM-PC，三个月，从设计调查表，到录入程序，统计程序，分析程序，由我一个人带一个录入员完成。从此，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费很快就到了百亿，现在，已经两百多亿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得到过一点儿奖励和奖金。
前排右三是作者，作者右边是董湘毅，左边是李亚敏，前排左二是杜宁生。都是当时世界顶级的手枪慢加速的运动员。
在生病后，我开始写作，已经出版一百多万字的书了。那个不肯给我作文五分的老师，她一生都没有一个字便成过铅字，而我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了。骂了我半堂课的数学老师，也一定没有我在计算机方面的成绩大。
我是在压迫下成长的。必须承认，我从小就不是听话的学生。我老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把老师当回事。也是她们不喜欢我的原因。老师粗暴的做法鞭策我变得更好，证明给老师看。
学校的梦魇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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