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善”：文化升级OR回归

——以正理企不是为道德苛求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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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腾讯在公司成立21周年纪念日之际，发布腾讯文化3.0版，展示了“科技向善”的全新使命愿景。这固然值得称道，但是如果说这是腾讯文化当然迭代升级，那无疑是对腾讯自身而言的；对社会而言，这本来就是科技发展的应有之意，由此难以断定腾讯会额外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腾讯认真践行既定的文化理念，无疑更具有可持续性。然而能否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不是看有无道德标签，而是看是否在以正理企。

                         拨乱反正比“升级”更实在

应当承认，“科技向善”作为科技发展的应有之意，指的是一种“应然”状态，并非“实然”。正是在不正当利益的驱动下，商业实践中乱象环生才使得“科技向善”理念的提出成为必要。然而在“应然”向“实然”的努力中，与其说是文化升级不如说是拨乱反正。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当初将将万维网这个拥有无限商机的开创性技术免费送给了全人类，就满怀理想主义情结，而他最近呼吁的“拯救互联网”计划就是为了拨乱反正。

科技向善之“善”在文化上所升之级，应该是不善、次善、善、至善。在商业活动中，我们不能指望一个需要赢利才能生存的公司成为慈善组织，难以要求商业组织从善升级为至善。如果一定要说文化升级，那只能是从不善、次善“升级”为善。不善容易遭至市场唾弃自不必说，如同次贷或者次级债、次级按揭一样，以次级信用为代表的次道德、次善同样不足取。正是因为资本的扩张对次贷这种风险较大的市场不肯放过，加上证券产品的衍生化，金融玩家把“次按”原有的风险抛至脑后，使得次级按揭的比重逐渐上升，直至次贷危机酿成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可以看出，科技创新中的不善、次善其实都是“乱”，比如网络假新闻泛滥、疯狂侵犯个人隐私以营利等，“科技向善”只能是在网络拨乱反正。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各民族多元化的文明原没有高低之分，文化升级也不可能是一种文明“升级”为另一种文明，否则极可能是一种“颜色革命”。当然，科技作为生产力可以也正在不断升级，产品与服务可以高端大气上档次，有“数一数二”的拼搏；但是企业文化面临的往往是传承与弘扬的课题，一味标榜高大上可能属于刻意提高调门，如果不是“极左”，那也容易导致假大空。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告诉我们，“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响）”。其意为：善于研《诗》的人不另外解说，善于研治《易》的人不占卦，善于研治《礼》的人不虚张声势。只有那些“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盛言。”在行动上不够的人，往往言过其实。在信用方面不够的人，才去夸夸其谈。

科技向善的拨乱反正就是以正理企，坚持以诚实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简单说来，以正理企之“正”，就是取之有道的正当进取，以诚实创新打造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市场竞争的自信基础。依靠科技力量在竞争中胜出是正当的，本身就是一条正道；只不过相对于经济粗放发展中权钱交易、弯道超车、搭便车以及各种潜规则而言，是一种拨乱反正。作为对以正理国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许多成功的企业一直在这么做，足以构成中国式企业管理的主旋律。在经济转型中杜绝对自然、社会环境的污染以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应有之意，不是额外的负担，不是好像自己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更非是对消费者或者客户的施舍。实际上，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以正理企，才能保持应有的定力。

                         对管理的要求是保持本真

其实，“科技向善”不是针对科技本身，而是通过科技力量的获取与使用方向的选择表现出来的，即指向管理，只不过需要在企业内部对各种潜规则进行拨乱反正、抑恶扬善。扬善自不必说，抑恶则不能言善。正如孙子所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这不是说要对部下黑脸黑色，而是说不能因为妇人之仁而导致良莠不分，以正理企必不可少。

由此可以看出，以正理企不必为自己贴上道德的标签；诚所谓上德不德，只不过其中的善是不言而喻的，是应有的光芒。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财产的问题；管理者理应像善良的主人那样打理好其委托给自己的财产。这反映出管理中“善”的质朴性，如同荀子列举的一个例子：“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管仲是春秋初期齐桓公的“管家”，作为历史上的第一名相，有“圣人之师”的美誉；荀子说他是“野人”，指的就是仁义道德方面的质朴性。在现代企业中，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管理的善良假设不仅是针对企业的主人——股东，还应当包括合作者和员工，除了向股东负责，理应以人为本。

“科技向善”理念的提出，在腾讯内部也是有疑虑的：“要讲价值观就不能只讨论利润了，二者其实是有冲突的。”解决类似冲突的办法是将以正理企落实为正当管理，即在平衡各种矛盾中保持初心，积极进取而不是空谈道德。扎克伯格在下一个十年计划中提及“新型治理形式”的时候指出：“Facebook这样的平台必须权衡我们所有人都珍视的社会价值观，例如在言论自由和安全之间，隐私与执法之间，打造开放系统和锁定数据访问之间等。很少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答案，而以一种社区感觉公平合理的方式做出决定非常重要。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认为私人公司不应做出太多涉及基本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决定。”这不能否定科技企业的自省精神，而是说善都是具体的，避开抽象善的缠绕而盈利则是正当的。

北京大学陈春花教授告诉我们，腾讯的“文化升级”并非像别人说的那样去做“文化变革”或者“文化转型”。与其说“升级”是怎么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如说是怎样保证价值理念的落地。腾讯公司内部上下层对某些问题的认知有些差距，比如年轻人会说自己被重要领导关注得少，得到的机会也少；但从高管的角度看，公司给年轻人的机会很好啊，也没有什么流失。这反映出利益取向的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坚持自己的利益诉求并非不善，理应予以包容。然而不能把包容当做无可奈何，藏污纳垢就会使管理使命变味、变质。腾讯在内部反腐中将涉嫌违法犯罪的十余名员工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并非不讲良心，即使这样的员工过去给公司带来业绩也不是过河拆桥，不必被道德绑架。

                         保持以正理企争于市的锋芒

以正理企固然应当有道义的光芒，但更应当保持足以开拓高端市场的锋芒。这是因为以正理企之“正”还存在着一个谋正的使命，即探索和掌握某种领域的“正道”，从而对相应规则的制定和验证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对某种领域“正道”即规律的探索与掌握，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关键在于是否受制于人，自己是否掌握了核心技术；否则空喊道德甚至是弱者的表现，不能指望在空喊道德中对手会让步。

管理的价值在于效率与效益，并非只讲道德要求。以正理企同样如此，只不过其效率与效益并非一时一地的狭隘利益，同时反对企业内部人员借机营私，但决不放弃持续开拓的锋芒。腾讯内部人员提出，明明有个巨大的商业机会，不会明显害谁，但也没有明显向善的部分，选还是不选？按照“科技向善”的逻辑就是不选，然而你不选竞争对手会选。不选与其说是在承付道德成本，不如说是在为道德苛求所累，还会泯灭自己的锋芒。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中有一句台词是“大争之世仁道不适”，在纵横家看来，强力乃国家之本，德行乃为政之末。科技市场上同样如此，强者功业如战场，历来不以德行操守论人。有锋芒就有所触及，有所割舍。你不做，就没有资格在这个领域向善。

 “科技向善”涉及到把一个企业变成什么样子的追求与愿景；然而将企业变成什么样子存在着两个维度：一个是办成什么类型的公司，比如说腾讯是一家技术公司，而不是游戏公司、金融公司或社交公司等等，这与道德无关。另一个维度是品味，这才与一个公司是否受到社会尊敬有关。应当承认，在科技创新中锋芒毕露，引起人们的质疑是难免的，存在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风险。因为当科技创新带来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时，人们对其认识有一个过程，也往往存在着鱼目混珠的情况。面对争议，既不能一切向钱看又不能失去锋芒，采取反向排除的方式更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万维网之父公布的“拯救互联网”计划，其主张就是“不能让网络成为恶土”。

将“科技向善”作为一种竞争策略无疑是明智的，有助于占据道义制高点；但竞争锋芒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很难说不会被人拿去剑走偏锋。苹果在应对佛罗里达枪击案凶手使用iPhone解锁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一直认为，没有什么后门是专门为好人开的”，“那些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和客户数据安全的人也可能利用后门。”将后者归咎于苹果公司，其理由显然不够充分。在东方文化背景中，只要一个公司是在以正理企，就不应当受到类似的责难。换句话说，保持以正理企争于市的锋芒，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国内有专家告诉我们，腾讯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公司”。这种认知显然要比“科技向善”来的实在：一个公司只要确实是在以正理企，那才具有十足坚实的理想主义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