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吴周文先生走了，先生永远地走了。
这几天，一想到先生的音容笑貌，一想到先生讲课时的神采和风度，就黯然神伤。
我是在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年底，“瞎猫碰到死老鼠”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我们这一届三个班，我们是二班，大部分学生在社会上“混”过，据说学院配备的老师都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先生教我们班习作。
记得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他夹着几本书走进教室，这样作了自我介绍：各位同学，我叫吴周文，是你们的习作课老师。那时先生四十岁不到，操一口很耐听的普通话。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他总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侃侃而谈。逢到先生的课，常有其他班的学生偷偷来“蹭课”。先生工作很负责，认真批改每个学生的习作，有眉批，有总批，对写得好的句子还用波浪线划出来，在总批的后面还签下“吴周文”三个字。先生的字秀气而洒脱。
先生有一次讲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我印象很深。他讲到了鲁迅先生对孔乙己形象的刻画，着重讲了孔乙己的一句话“多乎哉？不多也”和一个动作“便排出九文大钱”。在对后者的分析中，先生说这个“排”字十分传神，若换一个字，如“摸”“抓”“拿”“掏”等，都不能准确地刻画出孔乙己的性格，他边讲边做动作。先生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排”字，孔乙己这个人物就“站”起来了，始终“活”在中国文学史上。先生教导我们，要把人物写得活起来，主要靠细节支撑，话不在多，抓住几个细节就行，“排”这个细节是鲁迅先生反复推敲出来的。写一个人物，得问问自己，这个人物是呆板的，还是生动的；是僵硬的，还是鲜活的。写人物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必须围绕“这一个”。先生的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在多年工作中写人物时，都力求照先生说的去做，努力做到写这个人要像这个人，做报纸编辑，也照先生说的修改稿件。习作课开了两学期，每周两节课，聆听先生教诲，一生受益匪浅。
在先生的习作课上，有两件事与我有关，几十年来都没忘记。
第一件：讲评。先生每次把写得好的习作拿到班上讲评，有一次，我的习作本没有发下来，心想这一次一定被先生看中了，不免有点小乐。先生讲评习作，不报姓名，只说文章。先生念了一篇习作，我一听，不是我的，又念下一篇，是我的，我以为先生要夸几句，不料，先生的点评是：这两篇文章语言还是干净的，作者也用心写了，但是，辞藻过于华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的文风不好，好文章是在平实中见功夫……自己的习作成了反面教材，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但先生的话，我句句记在心里，后来，多年与文字打交道，再没有“登峰造极”过。
第二件：提问。一次课上先生点我名，要我回答一个问题，我站起来，心中有些忐忑，如答不出来，那就当众出丑了。好在问题并不复杂：成语“千钧一发”的“钧”怎么讲？我一听，悬着的心落了地。我上初中时，看到毛主席的一首诗中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两句，以为“千钧”就是“千斤”，与下句中的“万里”相对应，后来查字典，才晓得“钧”是古代重量单位，一钧相当于现在三十斤。当时我在课堂上回答得很顺利，先生也很满意。这件事让我看到了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我也由这次提问养成了一个习惯：没事时翻翻成语词典，便于写文章时用得上。
几年前的一天，王慧骐约我和几个同学，还有他的弟弟、扬州名律师王慧骏，在富春与先生小聚。那天先生兴致很浓，谈笑风生，喝了不少酒，他既像可敬的长辈，又像可亲的兄长，在亦师亦友的氛围中，我们几个也无拘无束，和先生共同完成论文的扬州科技学院教授林道立，还恰到好处地跟先生开了句把玩笑。先生要了我的电话，说以后有空到江都来玩。我说，恭候老师，您来之前打个电话，我约慧骐他们一起来陪您。而先生一直未成行，那日一聚，竟成永诀！现在想想，也怪我愚钝，可能先生自爱，不想打扰别人。慧骐曾几次来江都，我何不找辆车，接先生过来一叙？此生之憾也。
先生走了，永远地走了。因为疫情，我们班的同学不能到场吊唁，大家在微信群里“云上”悼念先生，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戴伟华教授写了一副挽联，抄录于此，以寄托对先生不尽的思念：
绛帐传经，日月虹桥，幸承夫子谆教；
散文释义，形神妙笔，犹记人生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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