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季
小纪镇 花善祥
作者花善祥先生:小纪镇竹墩村人,扬州作协会员,现任小纪镇文联副主席,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剧本、新闻等作品。著有《竹墩史话》《杨树庄风情录》《中流击水》。
196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南桥生产队打谷场上两盏汽油灯放射着刺眼的光芒,我和小伙伴们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连跑带奔赶过去。哎呀,我的妈呀!平常打谷场上一个砖头都砸不到一个人,今天黑压压的挤满了男女老少。原来,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来演出。我们南桥生产队打谷场在公社南面,直线距离不过一华里多一点,庄上有南桥、东桥、北桥三个大队。那天,打谷场上不下5000人。
多少年没有文化生活了,村民们像看西洋景,手里的蒲扇不停地拍打蚊虫,兴趣盎然。我们小伙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五一群,在人堆里窜来窜去,打闹嬉笑。
“咚咚锵、咚咚锵……”开场锣鼓响过演出开始了,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女的下场,男的上场,热闹非凡,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一点儿吵闹声,每个节目演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欢笑声,时而听到一两声尖脆的口哨声,引得人们惊奇地调头转身四处探望。“是插队的在吹口哨”有人悄悄地说。插队的是什么人?我一头雾水,连续问了几个人才知道,台上演出的都是插队的,插队的是从城里来的学生,到我们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感到很纳闷:好好的城里不待跑到这死人乡下来,有病啊?我做梦都想到城里去。在十三岁时串联去过南京。南京太好了——大马路、有汽车,晚上灯火辉煌,还有美丽的玄武湖。“啊、啊、啊、啊、啊、啊,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这奇特的雄浑有力、动人心魂的歌声立刻吸引了我,我被感染得热血沸腾,呼吸急促。我从来没听过这么美妙的声音,而且是个大男人唱的。我费力地挤到台前,终于看清了演唱者的面目——身材魁梧,稳健大方,像个大干部,脸上挂着热情洋溢的笑容;头发造型独一无二,齐刷刷、平整整,不像天生长的,倒想是用笔画上去的“板刷头”。“大季、大季、大季唱得好!”欢叫声中夹着尖厉悦耳的口哨声。哦,他就是大桥插队的大季。后来,我知道他是季玉成,插队在东桥大队冯沟生产队。为什么插队的人喊他大季?难道他还有个弟弟叫小季不成?后来,我才明白,称他大季是一个调侃,带着三分敬意。久而久之,村民们也都喊他大季。后来,我进了南桥大队文艺宣传队,一心想学吹笛子,找遍三个大队竟找不到一个会吹笛子的人,后经我们大队扬州插队的何平介绍,去季玉成那儿拜他为师学吹笛子,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终于学会了吹笛子,而且懂得了七个调,也会翻调,能够配合二胡演奏。我成了南桥大队宣传队乐对的骨干,从竹墩吹到小纪、富民多个乡镇,还在江都大会堂表演过。季玉成离开东桥大队宣传队时把一支C、F调的好笛子送给我,这根笛子为我一年挣几千工分,能够养活自己。1976年,我从中学调到公社担任业余教育辅导员,季玉成在公社担任文化站站长,同在一个大院,我们交往多了,他像大哥哥一样呵护我,他像老师一样教导我,他像好朋友一样关心我。他是我步入社会、了解人生的启蒙老师,他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有两件事一直刻骨铭心,不吐不快。当时公社大院内连我有三个年青的高中生。另两个是文书蒋金祥,通讯员张建林。张建林比我和蒋金祥晚一届,同是小纪中学毕业的。到公社不久,张建林被提拔为团委副书记。我毫不在意,蒋金祥却愤愤不平。由于我俩是同班同学,关系较好,在一起无话不谈。蒋说,无论从资历、水平、能力,张建林都不该提拔,加之,张建林被提拔后的言行在蒋来看是趾高气扬很不顺眼。他认为张是蒲塘人,父亲是老干部;分管党群的钱亚贤书记和张的父亲熟悉,有交情,钱书记是钱庄人,在竹墩人眼里,蒲塘钱庄两个大队属西边,竹墩三桥属东边。蒋认为钱书记是任人唯亲。他几次蛊惑我写张大字报,斗斗(竹墩土话)钱亚贤,出出张建林的洋相。我对张没有成见,看他为人蛮客气谦虚的,如果出他洋相有点不够意思,只是顾及到同学交情,并不反对和阻止蒋的主张,他说归他说,我从未有过动手写大字报的念头。有一天晚上,蒋金祥对我说:“大字报的底稿我已经写好,你看看修改一下,抄好贴在公社大门对面的墙上。”我接过稿子游览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你怕不怕?”蒋金祥瞪着双眼问我。本来,我就没有准备,觉得很为难也有些害怕。但经蒋这一问刺激了我,“怕什么?”我反问道。“那你今晚抄好,夜里去贴,记住把原稿烧掉。”我随即把稿子塞进裤口袋离开公社回家。走到半道上,越想心里越没底,对这件事究竟改不改做拿不定主张。我想到季玉成,立马转身走向公社广播站,我知道他每天晚上在广播站值班。见到季玉成,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把大字报底稿递给他。季玉成瞄了稿子几眼,随即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板着脸轻轻地对我说:“善祥,我跟你说,这个事你千万不能做。”我愣在那儿发呆。他好像猜出了我的心事。笑笑:“我来!你不要担心,我是知情,你不要管了,回去睡觉,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回到家上床后怎么也睡不着,胡思乱想。第二天,我提前上班,到公社门口一看,围了一大堆人在看大字报。那张大字报是用灰报纸写的,字迹不太工整,参差不齐,其中那句“提拔张建林是钱记组织路线的恶果”特别醒目,字体变异,笔画加粗,用墨特别浓。看大字报的人大都是公社机关部门和厂里的工人,人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有人点头会意的笑笑,有的人惊讶不已一脸狐疑。已有多少年看不到大字报了,这张大字报无疑是成了竹墩公社的爆炸性新闻,一个早上传遍整个公社乃至周边的小纪镇、宗村乡。我不敢在人群中多停留,连忙溜回自己的办公室,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公社书记嵆昌清知道大字报的事后大发雷霆,党群书记钱亚贤气得头直摇不说一句话(他有个毛病,一着急就摇头)公社代理秘书张义泰当天下午找我谈话。他谈话的方式很巧妙,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询问我是否知道谁写的大字报、有没有参与。其实,明眼人一看大字报就能猜出个打致范围。老干部就那么几个,识字不多,写不出那种语言,年轻的有文化的除了当事人就剩下我和蒋金祥,在他们看来,蒋金祥平时老老实实不多话,也从没有过激言论。我成了首当其中的嫌疑对象。事实上,我是参与了,但我既没有写底稿也没有抄写张贴大字报,心中有底气,向张义泰表态:“我不知道谁写的,更没有参与,如查到是我写的,听从组织上作任何处理,。”张义泰是个讲道理的人,又对年轻人较为爱护,他没有为难我,也没有对我施加任何压力。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公社来工作不容易,要珍惜,要努力,不要做不利于工作的事。”我从心里相当感激他,我想他大概是受书记指派,例行公事。我一直担心书记会找我谈话,因为嵇书记看上去很威严,从心里怵他,担心过不了他那一关。三天过去了,书记没有找我谈话,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几天我也不敢去广播室见季玉成。风平浪静后,我问季玉成:“那大字报的字怎么不像你写的?”他谈谈一笑:“我是用左手写的。”“公社有人找你谈过话吗?你怕不怕?”“不会有人找我,我不怕,我是知情,即使被他们晓得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你今后千万别做这类傻事,这年头有个固定的饭碗不容易啊。”好在一般人不会怀疑季玉成会做写大字报这样出格的事。在人们眼中,他是好好先生,从不张扬,更不与人争长短。其实,季玉成是个有个性的人,是非曲直分明,只是任何事不溢于言表。我想,不是他城府深,老于事故,而是他有较好的修养,世事洞明,不做无谓的表白,不做无谓的事情。记得那年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时候,他在广播站播音室对我说:“又胡闹啦!还批'三项指示为纲’?简直是荒唐透顶!要安定团结多好呀,整天斗你斗他。闹得鸡犬不宁、天怒人怨。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真是总纲,经济不上去,老百姓只能吃糠咽菜。我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好得很!”那天,他和我谈了3个小时。大都是他在说,我在听。他一反常态,是那么亢奋、慷慨激扬。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觉得他的语句句句在理,无可辩驳。难怪他写一张大字报不怕,连拥护邓小平的话都敢说,还有什么可怕的。我的外婆是富农成分,文革期间被游斗、扫街,被红卫兵毒打,她一声不吭,默默忍受。生产队规定“地富反坏右”每年要做一定数量的义务工。例如,每月向生产队交一百托小草绳(托,是土话。一托就是双臂伸展开来之间的长度。)我外婆搓的小绳又紧又匀无毛边,规定一百托,她每次都多十托八托。我对外婆感情深。母亲每年去徐州探亲,不到十岁的我和小三岁的妹妹都由外婆照应,白天她劳动,晚上来为我洗衣、做家务,陪我们睡觉。外婆常说命苦,娘家是贫农,租人家田种,收成好能吃个饱,灾年连糠带菜都吃不饱。嫁到张家原以为糠萝跳到米萝里,张家有50多亩田呢。谁知外公游手好闲,整天赌钱,外婆实际上成了张家的伙计,生完孩子不满月就下田栽秧,落下月子病至今不好。到张家没有享到福,落了个富农分子大帽子。外公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在外乡,连尸首都未找到,只有一个空空的牛皮的腰包。外婆一个人领着两个儿子四个女儿,日子有多艰辛。我心里可怜外婆,在感情上无法跟她划清阶级路线。外婆虽目不识丁,但她是那么认时明理,在巷上遇到我就早早避开,她生怕给在公社当干部的外孙惹麻烦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公社门口遇到外婆,我都大声地喊“婆婆、婆婆”,连忙前去问长问短。外婆感到十分害怕,手足无措,喃喃地说:“祥儿,你快走,被人看到影响不好。”多么慈祥可爱的外婆啊,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酸楚。1978年开始整批为“地富反坏右”摘帽。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外婆突然来到我家,我十分惊喜,因为文革开始后外婆就从未踏过我的家门,虽然外婆家距离我家不过一华里多。我知道外婆已经吃过晚饭,但我还是拿出过年过节才吃的糯米烧饭,饭烧好后又用豆油煎了一下,家中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外婆了。这一次外婆没有客套,笑呵呵地捧着一大斗碗油煎糯米饭吃了起来。外婆吃得那么开心、吃得那么坦然,吃得那么自在,我想她是为即将摘掉那顶受够罪害死人的帽子而兴奋。老天不公!还没等到摘帽通知的外婆在公社旁边的巷口转弯处跌了一跤就走了。听到这一噩耗,我如五雷轰顶。家人们在商量为外婆办丧事,我悲痛之后想着怎样送外婆去天国,我不想让外婆像老一辈人那样悄悄地下葬。外婆一辈子受尽屈辱,我要让她风风光光地走。我想到季玉成的父亲去世,我们组织了一支民乐队,吹吹打打踩街,街两旁站满了人。一来季玉成父亲是下放干部,为人正派,受村民敬重;二来竹墩历史上从来未出现送葬的乐队,给人耳目一新,人们都觉得季老走得风光,走得热闹。我也要组织一支乐队,热热闹闹地送外婆上路,让她老人家在竹墩巷上也风光一回,借以慰藉她那在天之灵。然而,问题接踵而至:首先,季老是老干部,我外婆还是个未摘帽的富农分子,大摇大摆为她送葬,这会造成什么社会影响,在那极左氛围浓厚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就是说,组织乐队有极大的风险。其次,组织乐队就要动到人,会吹拉的人都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凭我恐怕调不到一个人,何况为我外婆送葬是个敏感的事情,我也不能连累他人。再次,这么大的事要不要请示公社党委,因我大小是个公社干部,组织纪律不可不安。面对一连串问题我一筹莫展。季玉成真是及时雨,他来了,三下五除二,扫除了我的所有疑虑。他说:“你外婆摘帽材料已上报,上面肯定批准,你外婆现在是准社员。毛主席说过,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我们不开追悼会,送葬不违法。”为了进一步消除我的顾虑,他自告奋勇负责向公社有关负责人请示一下。他说,找蒋殿龙科长肯定没问题,蒋殿龙当时是竹墩公社公安特派员,此人是有资历的老干部,在机关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他的爱人孙秀英是竹墩公社党委副书记。果不其然,蒋科长一口答应为外婆送葬的事他可以做主无无须再请示公社党委,有问题他负责。接下来就是组织乐队。季玉成说:“你太悲伤,不能吹笛子,我吹,你拉二胡,我已从东桥大队约几个人,乐队不成问题。”外婆下葬那天,天气晴和,万里无云。我们亲友几十个人加上乐队七八个人,一支声势不小的送葬队伍出现在竹墩巷上,引来数百人站在街两旁观看,不足500米的小巷,我们足足走了40多分钟。声声哀乐倾诉着亲人们的无尽哀思,我拉二胡是个“半把手”,那天发挥得特别好,尽管泪水一次次溢满脸庞,但是我的内心很坦然,拉的二胡如怨如诉,凄婉悲怆,和着亲人们哭泣声,悠悠扬扬,回荡在竹墩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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