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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赵立业、张丽华访谈
访谈者:安娜(Anna Quian)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6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北京市东城区平安发展大厦
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栋华丽的的办公楼里,我在一家开发修缮北京四合院的房地产公司里,找到了他们,我要访谈的对象之一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总。被同时访谈的是二个人,他们二个人都是北京知青,都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东北建设兵团,又都在一个连队当赤脚医生。这种奇特的经历,让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配合的默契,一个热情奔放,一个沉稳冷静,回忆起往事,我从他们的眼睛里,多少能看出他们对当年青春岁月的感慨和唏嘘……
安娜:当时你们是怎么当上赤脚医生的?
赵立业:我去了以后全是知识青年,没有医务人员,所以派我到团部卫生队去学习,参加红医班。这个是照片,红医班1969年学习班成员。大概培训了三个月,回连队里就当卫生员了。那时候就这么一点知识,仅仅上了三个月的红医班,就三个月的水平,什么都得干。按现在的规定说,从医是不允许的,可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已经不错了。
张丽华:我们连队有一百多人,连临时工和知青。
赵立业:当时卫生员都是培训的,各个连队抽出人,选送去红医班。当时我还不愿意去,因为准备跟苏联打仗,我就准备当烈士了。那时候思想教育非常激进,所以不想当卫生员,想当战士,卫生员是后勤,我就想去打仗。后来这样被迫的去学习,学习完了就当卫生员。那段时间有小医小病的就治治,不懂的看看书,书上怎么讲的,慢慢摸索地做一些医务工作。
张丽华:当时兵团一下子来了很多人,不可能配那么多医生,所以就采取各个连队抽知青,统一培训,外科,妇科,儿科,大致能掌握一下,有个有个小病小灾的,可以在连队里解决。
安娜:你们俩是一个学习班的?
赵立业:不是一个班的,但是一个连队的卫生员,我是男卫生员,她是女卫生员。
张丽华:我是晚一点的,选我的时候,团部又调我去团支部宣传部,他们就换人了。那个女的卫生员调走以后,我又接她的。
赵立业:我比她早一点。
张丽华:前面的人都成我师父了。
安娜:除了看正常病,小手术做不做?
赵立业:外伤什么的,如缝合什么的,都做。
张丽华:有时候大伤口也缝,一次小孩手指头给砍断了,得赶紧给接,送医院就晚了。还有一回,一个知青干活关节什么的掉了,当时他也不在,骨节掉了,你说这么耷拉着,怎么办,我过去一看这么耷拉着,露着骨头尖。当时咱也没具体学过,只是凭着一种责任心吧,就帮他接。你说你干这个吧,就得去勇敢地干,按着你学习理解的东西,摸索着给他正位,复位,就弄吧,还真给弄上了,挺好。
赵立业:都是在干中学,也有老师,是哑巴老师,书本就是老师。
张丽华:就是基础的东西学完以后,平时中遇到的就必须得做,一种是责任心,一种是你不行也得做。有时候也是一边学着干,也有逼着干出来的。你在国外可能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也不可能培养八年再下到连队。
赵立业:当时太年轻,都没干过,比如给孩子打针,孩子一哭,针一下埋里面了。孩子他动啊,本身会的时间也短,一打针,孩子一扭屁股,针断里面了,又拉到医院去手术,开刀拿出来了,这些都有过。
张丽华:真是这样的,跟人家医生说,赶紧的,赶紧拿刀拉开,晚了再找就找不到了,小孩老动,针尖会跑。
赵立业: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练中干,干中学,慢慢慢慢的积累一些经验。这些现在的人无法想象,但在当时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卫生员还得需要,因为缺医少药,我们离团里的医院七、八十里,很远。
张丽华:要有个急病,必须得有车,没车的情况下也不行。第二有车还得走两、三个钟头才能到团部,特急的病还不行。你说要是连队没有这些卫生员,没有人做具体的事,光靠团里的医院根本不行。我们刚去的时候,连里有家属在家里生孩子,子宫破裂,结果大出血,这家老乡抬着,肩膀扛着往医院跑,等跑到医院就抢救不过来了,血都流光了。
赵立业:当时真是缺医少药,中国农村都缺医少药。我们跟普通农村有点不一样,是为兵团的战士服务,边疆战士什么的,一些职工家属。
安娜:你们在边疆,有没有碰到枪伤之类的手术?
赵立业:还没有那样的。
张丽华:那样没有,我们这边常有出现山林大火,有烧伤的,烫伤的。
安娜:有用中草药吗?
张丽华:我们连队自己搞点中草药,我觉得我师傅还挺聪明的,他弄了很多设备,草药被我洗干净,弄干以后,他又切片,又研磨,又做蜜丸,又做片剂,有的还做成针剂,就是蒸馏提炼针剂,做了好多成品中药。
赵立业:那时候真的缺医少药,东北大片的中草药,都是野生的,背个兜去采,去挖药,自己给老百姓制中药,可以把药熬成汤,预防感冒,预防中暑,想很多办法。
张丽华:就像刚才说的烫伤什么的,当时也是自己弄药,有时候老乡打的獾,让提炼獾油,用来涂烫伤。我们就是就地取材,弄很多东西。
安娜:把预防用的药汤放在食堂里面?
张丽华:没有,送到地里去,大家干活去,送到地里,大家都喝。
安娜:每个人都喝?
张丽华:对,让大家都喝,预防很多病。
赵立业:夏天防暑,冬天防感冒,都是自己挖的草药。
安娜:你们还做农业的活吗?
赵立业:说是应该干农活,农忙肯定是要干,平时事多,基本是主要看病,但是我们觉悟高点,常常自觉的去干活。
张丽华:另外有大的秋收啊,麦收啊,得跟着去。
赵立业:但你得背着药包去。因为有中暑的,有外伤的,拿镰刀一下割伤了,你得救护,得保障员工的安全。
张丽华:还有修水利都去,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处理,平时没事就跟着干,一样干,一样抬土。
赵立业:都得跟着,一个卫生保障,劳动时跟着去,也干活,但是大部分没有时间干,白天晚上,尽是有病的,就两个卫生员,挺忙。
张丽华:知青啊,职工啊,还有很多家属,孩子,哪天都有病的,特别是孩子好多病,到冬天都是肺炎,发烧。有家属,就有生孩子的,怀孕生孩子的,等于各个科都有。我们两个人就得全科,什么都得掌握,什么都得包括。
赵立业:都干。兵团象部队编制,最基础的医院叫团卫生院,我们一旦处理不了的,赶紧往那儿送。
安娜:有多远?
赵立业:七十多里地。
张丽华:马上有个急病送去,根本来不及。
赵立业:急病来不及,我们必须得自己处理了。
张丽华:必须在连队先进行处理,处理到一定时候,还得有车。有时候我们半夜都去送,半夜急性阑尾炎开车去。
赵立业:对于急症病人,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好处理,以后对病人有一好的治疗机会。
安娜:特别急的病都有什么?
赵立业:什么都有,季节性的比较强。
张丽华:冬天的流感,孩子里面的急性肺炎,冬天小孩尽是那样的,我们天天等于是巡回医疗,不是坐在那儿等着,早上走一圈挨个打针。
赵立业:背着药箱到人家打针去。
张丽华:去每个病人家里面。我们卫生室在这儿,家属房在左侧,挺远的,过一片树林,家属房南侧一片,西侧又一片。所以我们每天就等于是不停地转。
赵立业:打针一圈一圈地转,上午打,下午打,有时候晚上也打针,没有电灯,全是煤油灯,那时候手电筒都没有,摸着黑走,有时候浅一脚深一脚的。
张丽华:你还要摸着黑穿过小树林,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背着包穿小树林走,狼在不远处叫,我们那儿真有狼,还有熊瞎子。
赵立业:非常苦,很惨,乡下没有路灯,都是黑的。
张丽华:我们要是都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两个人,白天走一圈,晚上吃完饭后,我们准备好东西再走一圈,穿树林走,走到这边家属房,挨个看,看完之后再穿树林走到那边家属房,每天每天都是这样,一年365天都是这样。
安娜:黑龙江在中国最北边,冬天应该很冷吧?
赵立业:冬天零下30多度。
张丽华:我跟你说,这个手不能湿,湿的不能摸金属的东西,一摸就粘上了,冻上了。
安娜:零下三十多度,那不会冻死人吗?
赵立业:真有冻死的。
张丽华:对,你出去掉到哪块,出不来了,真有冻死的。
赵立业:那时候我们都发个大棉袄,棉帽子,裹的严严实实的。
张丽华:东北知青全是穿大棉衣,大棉裤,大棉帽子。零下三四十度,不是你们所说的华氏温度,是摄氏温度。
赵立业:有的手脚冻的都不行了,都坏死了,冻伤了。
张丽华:东北还刮一种大烟炮,风一刮,那个冷啊,还不能戴口罩,你戴着帽子,再戴口罩,哈气一出,眼睛就结冰了,真的睁不开,再冷也不能戴口罩,所以只能这么戴着帽子,脸露着,不能把鼻子戴上口罩,但这样脸就挨冻了,擦拉一下就全白了,冻成白块。
赵立业:面部,耳朵冻伤很多。
张丽华:脸冻了之后,不能烤火,也不能一下子进屋,否则会起大血泡,会烂脸。
赵立业:不能拿热水洗,必须拿雪搓,搓红了才行,好在那里雪冬天不带化的,一冬天全是雪。
张丽华:最早的9月份就下雪了,下了雪就不化,一直到来年4月份,主要是冬天长。没雪的时候就是蚊子,夏天蚊子特多。
赵立业:冬天的时候刚才讲的大烟炮,冰天雪地,夏天是蚊虫叮咬,瞎蒙、蚊子和小咬。
张丽华:瞎蒙很大,它们成群结队能把大黄牛叮死。蚊子都是大号的蚊子,一个能赶上北京三个蚊子的大小,隔着衣服就可以咬你。小咬是草里的一种飞蠓,体态很小,从衣领里袖口里往你身上钻,咬得你到处都是包,又疼又痒。所以兵团战士也有三件宝:蚊帐、水靴、破棉袄。
赵立业:所以说瞎蒙、蚊子和小咬,是东北三件宝。
张丽华:我们有时候去挖草药,都得戴着遮蚊帽,衣服口都弄好。你只要到草地里一走,蚊子、小咬,哗地一下全飞起来了。我们为了刨那点药,净喂蚊子了,那遮蚊帽根本挡不住小咬,小咬都钻进去,一咬都是大红包。
安娜:遮蚊帽就像养蜜蜂用的那个,草帽下有个帘子?
张丽华:对,就是那个,我们为了挡蚊子,挡小咬。
赵立业:东北夏天也很热,蚊子一咬就是一片,包上是包,蚊子盯的包上又有新包,都化脓了,很艰苦。
张丽华:因为那时候岁数小,十五、六岁,有时候上厕所苍蝇蚊子到处都是,浑身被咬的直哭,真是没办法了,咬的痒的啊,都无法形容,直哭。哭过去吧,你也没办法,哭过去就算发泄了,心里的委屈出来点儿,但那些包还是痒啊,真的,有时候特别特别的无奈。
安娜:没有办法处理蚊虫?
赵立业:处理不了,整个兵团那个是大草甸子啊,没法弄,夏天被蚊子叮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只能穿棉袄干活,夏天还得穿着大棉袄,蚊子叮不透。
安娜:后来你们回去过吗?
张丽华:我们后来回去了一趟,蚊子还是一样的蚊子,没草地了,都连成片弄成水稻地了。当时是各连弄的地,后来全统一改成水稻田了,大面积地种植水稻,回去看了看。
赵立业:原来的底子,破房子,还在那儿呢。我们的医务室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就是一个坑,挖一个坑,上面搭上杨树干和茅草,叫地印子。
安娜:现在那个地印子还在吗?
赵立业:那个地印子没有了,当时挖地印子特别快,因为当年有很多从前线下来的退伍军人,刚到兵团时没房子,就都是挖地印子住的。我们知青去了以后,自己盖子房子住,后来又盖了家属房,盖了好几片,好几十栋家属房。
安娜:地印子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上面搭点草。
赵立业:挖一米的坑。
张丽华:前面放一个窗户。
赵立业:窗户和我的床是平的。
安娜:怎么进去?
张丽华:开一个门,往下走,就像去地下室似的。
安娜:如果下大雨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赵立业:这个水从窗户还有从门进去了,那个水跟我们床一般高,衣服,裤子,鞋啊,全漂起来了,水全进去了,挡不住。雨后屋就发霉,一发霉全是霉味,什么虫子啊,耗子啊,蚯蚓,地里面满是爬的东西……我们就是在地印子里面,医务室就在那里面。
张丽华:所以,那时候当地的生活就是那种条件,还容易生个病,哪有医生给他们看病。我们是知青培训出来的卫生员,在那儿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见了就是叫大夫。我们连还有一个脑瘫的孩子,什么都干不了,整天在床上躺着。我们就给她扎针灸,天天给她针灸,慢慢的扶她起来走路,后来她能下地,扶着炕沿走路。原来她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我们老去,就认得了,简单的字说不了,一见到他就:业,业,业,就是叫赵立业,一看见我就是:华,华。
赵立业:12岁的小姑娘,脑瘫,在炕上拉,炕上吃,在炕上待着。
张丽华:你像这种病人怎么去医院?也不可能送到医院,没有钱。
赵立业:我刚才说的这孩子她妈,她妈32岁就得了类风湿,跟50岁的老太太似的。类风湿什么都动不了,骨关节都变形了,牙关节,齿关节都咬不了,就等死吧。后来我跟连长请假,我说这个病人是不是得送去团医院,结果团里的医院根本看不了,说不行就送到哈尔滨。我们有团医院,有师医院,还有兵团总医院,这是我们兵团系统的。连长说就送吧,她也没钱,我们工资一个月32块钱,我还得自掏百十块钱带着,你得坐车啊,得吃饭啊,我拿了钱以后就陪这个孩子的妈,从连队坐拖拉机送到团部,再到佳木斯上去哈尔滨的火车,一路给我折腾惨了,一女人,裤腰带自己解不了,动也动不了,吃饭也吃不了,都得我伺候着,上车我得背着她,下车得给她找坐,全是背着,上厕所得背着,裤腰带解好了,然后再系裤腰带,吃饭得喂她,到哈尔滨医院一千多公里吧,整个都是背着,坐公交车,来回到医院,你想想有多难多累?人家都以为我是她儿子呢,问她多大岁数,以为50多呢,其实才30多。
安娜:后来怎么样了?
赵立业:后来住到哈尔滨医院里了,住了好长时间,好几个月,回来后来就好多了,就能吃饭走道了。
安娜:您做了这么多事,有没有觉得付出太多?
赵立业:一点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要回报,就觉得是应该的。
张丽华:让你干这个赤脚医生是对你的一个信任,我们就觉得咱们尽力吧,都尽力。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超出所规定的了,我们挺主动的去做很多,如去挖各种草药什么的,这样可以替病人省很多钱。我们付出点时间精力,我们去采,采完回来加工,送给病人吃,又不收费。也挺累的,你想白天我们挖东西回来,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晚上又得跑出去看病人,不到十一点都回不来,基本都是十一点以后,转完一圈,把东西收拾收拾,赶紧洗洗涮涮,睡觉,第二天赶快又得起来。我觉得一年365天天天都是这样。
赵立业:当时觉得挺快乐的,没觉得艰苦,现在想想多苦啊。
安娜:没有休息日?
赵立业:没有钟点,也没有钟表,天亮了就干活。
张丽华:那会人都没有表,后来我干赤脚医生很久了,我家给了一块表,我爸说至少你能给病人号个脉。当时知青都没有表,就连长有个表,用来吹哨,集合,起床。干活的时候,什么时候干完了,什么时候回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再洗洗涮涮,我们又开始准备今天要用的东西,晚上开始出去巡诊,转整个一大片农场,一天转上几遍。天天这样,也没觉得什么,那会没有说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休息的,没有。
赵立业: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受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觉悟就是高,没有要求回报,也不讲任何条件,多苦都能忍受了,生存能力也强。
张丽华:就觉得既然人家信任你,你就不能让别人失去信任。我觉得我们这个就跟战争年代当兵打仗似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就想着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别的什么都不想,直到胜利,牺牲就牺牲了,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像我父亲他们,能从战争年代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点子还挺多,想着弄这个,一说我就去做吧,怎么说就怎么做,就是两个人鼓捣鼓捣,别管白天晚上,有时候半夜里就给他叫起来了,一起琢磨药。我们接生孩子经常也是半夜,人家来叫赶紧起来就去了,等你回来就是一个人穿树林往回走。那会想什么?也没有什么可想的,就觉得有病人需要了,赶紧去治,完成了,心里就觉得踏实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在那块的时候,甭管什么情况都处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赵立业:没出现过医疗事故。
张丽华: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我们作为卫生员,可以说是保一方平安,等于保的是我们连队的人健康平安。
赵立业:就是及时解决这些职工以及家属们的疾病痛苦,都这么过来了,觉得挺难忘的,回忆起来挺有趣的。
安娜:他们对你们很依赖吧?
张丽华:对。
赵立业:他们觉得就是依靠,生命的依靠。
安娜:在你们去之前连里没有卫生员?
赵立业:没有,知识青年去了以后才有卫生员。连里面一下子一百多人了,后来家属又去了,家属去了事更多了,全是老弱病残,没有人看病怎么行?
张丽华:东北那个地儿特别大,特别广阔,你想象不到有多大的地方。像我们那个连,走出去十里地根本看不见人,真是荒芜人烟,没准你还碰到熊瞎子,碰到狼了。就是在那么一种环境,有的时候,可能过去就是自生自灭的生活。
安娜:有些地方的赤脚医生还要做消毒预防的工作,如防虫防害。
赵立业:我们没有那个东西,连消毒粉都没有。
张丽华:蚊子消灭不了,多的杀不死,前仆后继。东北兵团那块你想杀东西得派飞机,飞机撒药,而且飞机不可能因为蚊子给你撒药。都是因为地里有虫子,犯虫灾了,才派飞机给你撒农药。
赵立业:很艰苦,北大荒的赤脚医生和一般农村还不一样,我们那种生活的艰苦,那种缺医少药的状态,跟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
张丽华:东北都是荒地,特别多,利用这些知青,来了之后把这儿开荒,种地,把它变成粮食地,产粮的地方,不让它荒着,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东北那儿老打仗,在整个情况来说是一线,培养我们成为半武装人员。我们老半夜紧急集合,老训练这个,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人就得拿起枪来,就得上前线。
安娜: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但最后没打?
张丽华:最后战争没打起来。
赵立业:我们卫生员下连队支援秋收,掰苞米,走到苞米地里面,走着走着,青纱帐一下就到江边了。一看到黑龙江,都是小伙子,都跑到江边喝黑龙江的水,黑龙江的水很甜,很干净,拿军用水壶灌水,忘了那边是苏联了。正好苏联那边有瞭望塔,看见了很多人到江边来了,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当时人家边防部队开始集结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喝完水高高兴兴的还玩呢,主航道上就是苏联的船,冲过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就听对面的枪响了,大伙趴在那儿谁也不敢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正趴着,一会一队我们这边的边防巡逻兵来了,问我们干吗的,把我们都带走了,说要调查登记,能查出什么?都是连队掰苞米的知青。据说这事儿立马弄到国防部了,通知到国防部了,说当时边界线出现了多少多少人……后来由连部和团保卫部把我们领回去的。
张丽华:像我们翻地耙地,都回不来,早上起来开车翻地耙地,地大着呢,中午回不来,人家食堂给送饭,在地里吃,吃完再接着干,一天12个小时,就那么干12个小时,我们那时候都十五、六岁,我当时15岁吧。
赵立业:都没长熟呢,现在说都是童工。
安娜:都是北京知青?
赵立业: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杭州的哪儿的都有。
安娜:当年你们是主动报名去的?
张丽华:怎么说呢,赶上我们初中毕业。
赵立业:不去不行,只要毕业了,全走。
安娜:哪一年?
赵立业:1969年。
安娜:有人不想去吗?
赵立业:不想去不行,也有不去的,就组织动员,家里的父母得上学习班。
安娜:您做了几年?赤脚医生做了几年?
赵立业:我是1969年一去就干了,后来我就上学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安娜:哪一年上的大学?
赵立业:1973年。
安娜:工农兵大学生?
赵立业:对,工农学员。
安娜:上了几年?
赵立业:三年,到1977年。
安娜:正好赶上四人帮倒台,你回北京了?
赵立业:对,四人帮倒台了,但我没能回北京,被分配到佳木斯兵团总医院了。
安娜:当时不是知青都有机会回北京吗,你没回?
赵立业:回不来,我当时提干了,回不来了。
安娜:后来您在佳木斯又干了几年?
赵立业:一直干到1980年。
安娜:最后怎么回来的?
赵立业:我净给人家知青办病退,开病假条,我同桌的大夫说人家都走了,将来你能在医院当个院长?不是还得砍柴火,还得挑水。后来说你赶紧办吧,填个表就办吧,到北京安置办就接收我了。接收我了,我就找院长说人家同意我回北京,院长特生气,说你这么年轻的大夫,怎么就走了,思想不坚定啊,把我说一通。他把我的三联单,就是调令,给撕了。我捡起来又粘好,又去找教导员,当时我们医院的院长和我们的教导员,关系不太和,院长到别处开会的时候,教导员签了字,当院长回来我已经走了。
安娜:回到北京还是医院?
赵立业:回到北京,我被分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那时候已经算不错了,回来还干本行。
安娜:后来又干了几年老本行?
赵立业:一直干到1990年。一个机会调到房地产公司了,我就改行了。
安娜:您是哪一年离开兵团的?
张丽华:我1973年就离开了,没回到北京,当时北京谁也弄不进来,后来我去湖南,属于是干校。等我走了以后,后来听说有上学的,他们都说你要不走,肯定你能上学,我说谁也没长后眼,后来就是这样。
安娜:以后再没有做过和医学相关的事?
张丽华:基本没有。
安娜:哪一年回的北京?
张丽华:回北京是1978年,因为在外面上了几年学,学工了,后来得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才能动,这才调回北京了,在一个工业企业里。
赵立业:大部分赤脚医生后来都改行了,也有一部分没改行,继续深造了。
安娜:像您这样坚持到1990年的不多。
张丽华:不多,有很多都是坚持不了的。你做的这件事挺伟大的,能把这些不出名的,平凡的赤脚医生挖掘出来,而且深入到各地去了,整个摸了个第一手的材料。
安娜:走下去还是很有感触的,特别是小地方的,那种热情真的让我很感动,有些老知青都老泪纵横,说很感谢你还关注我们。
张丽华:真的,我们觉得你这么个小姑娘,有这么一个志向,真是挺让人佩服的,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挺那个的。
安娜:还是你们做的事情更伟大,救死扶伤,还吃了那么多的苦。
张丽华:我们当时就是赶上了一个时代的大潮,我们这一拨人做事责任心比较强,真是让你干了,就觉得有这个责任心,真是拼了命的干,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得先考虑自己有什么利益,我们那会没有。
要是说起当年生活艰苦吧,真是特别苦,我们现在觉得已经过去了,都过来了。总的来讲,但是经过知青这一段历练以后,后来做工作的都能挑起大事来,甭管当时做的怎么样,后来回到城市,不论做什么工作,都特别能吃苦,都能把工作做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后来的社会,整个靠知青回来的这一帮人在干事,实际上还是知青这些人在支撑着。
赵立业:觉悟,还有一个觉悟。
张丽华:基础东西还是他们支撑的,有出类拔萃的,有出头的,但是大部分知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社会给予他们的待遇太不公平了。好在现在有时候,大家还能往一块聚聚,有知青情怀还在,还特别浓。所以你能做这些事,大家肯定对你支持,真的,肯定特别热情。
安娜:非常谢谢您的鼓励,也谢谢您二位的时间和故事,我们今天的录音和录像会用在我今后的研究报告和书籍出版中,您二位是否同意?
赵立业:同意,没有问题。
张丽华:当然同意,我们支持你的工作。
安娜(Anna Quian)
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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