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徐久海，1921年11月30日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一个小山村，1991年3月21日去世，享年70岁。回首父亲一生，有悲伤，有喜悦，有屈辱，也有荣耀。他为人正直，且有担当，去世后在相亲们口中赞誉有加，在后人心中满满的怀念，父亲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困 境
解放前，连续数年的干旱使得每个家庭都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我家也是如此。奶奶孕期营养缺乏，父亲出生后奶水供应不足，奶奶就回娘家挤羊奶喂父亲，可还是不够吃。父亲因此身体虚弱，三四岁时，脖子染上疖子，长期涂药，又没有多余换洗衣服，只能脑袋向一边倾斜，防止药膏浪费粘在衣服上，久而久之，就成了“歪脖子”，后来当地人管父亲叫“徐歪脖子”就是出于此。
十岁初，父亲开始帮别人放羊换取粮食解决断粮问题，到十五六岁，尝试到乌丹四道杖房修路。可是父亲年龄小、身体太瘦弱了，没办法，找了本村的两个保人，才勉强进入试用期。为了不让人家辞退，父亲重活累活抢着干，老徐家骨子里坚强不屈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他用汗水换来的粮食保证家人的吃饭问题还略有结余。后来又用粮食换了一头毛驴，种地来维持生活。
吃穿不愁的好日子未持续太久，一场罕见的“汗病”使得爷爷、父亲、母亲三个劳动力倒在炕上，由于当时叔叔、姑姑还小，奶奶承担了家中大半部分事务：挑水、拾柴、种地、养猪、抓药、借钱......这样的苦日子持续一年多。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爷爷又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真是雪上加霜。把爷爷埋葬后，父亲托亲戚到毛山东公馆房子祖传中医老李家接来大夫，治愈了全家人的汗病。至此，生活逐渐摆脱困境。
家 传
面对千疮百孔的家庭，面对亲人逝去的悲痛，况且还欠下许多外债，父亲很是绝望。但当无奈的父亲看到挂在墙上的木工工具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何不发挥咱徐家的优势——祖传木匠手艺呢？”他就研究市场，老家盛产榆树，而榆树正是勒勒车的原材料，如果学成做“车木匠”的手艺，卖水往河里看——前（钱）途无量。
可是手艺怎么办？由于近几年未从事木匠，手艺处于半荒废状态。经四处打听，有一位姓韩的师傅手艺好，托亲戚去说，终于答应了。当亲戚把“貌不惊人”的父亲带到韩师傅面前时，师傅说什么也不要。木匠讲究用“手”和“眼”，貌似父亲都不具备，师傅坚定地说：“他这样看线肯定不直！”好说歹说总算留了下来，一个月后再决定收不收徒。
留下来就有希望，接下来的学艺生活开始了，但他心里有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当师傅渴时，父亲早已准备好一杯开水；休息时，早已准备好一袋旱烟，渐渐师傅有点乐模样。一个月后就是严格的考试，犹如插班学生的入学考试，先拉锯考核你的力气；再刨一段3米长的木料，考核一下你的眼力；再给你一块圆木，用锛子砍成方木。父亲一系列操作完成后，韩师傅看完后点点头，这时父亲明白师傅对他的考核基本过关。父亲学木工一点就通，敏而好学，赢得了师傅的厚爱。因为韩师傅已经老了，木匠这活是不养老人的，没有力气是干不动的，他又不想把这“车木匠”的有些绝活带到坟墓，他也想找一个称心的徒弟，把他的手艺传下来。看到父亲这个中意的“传承人”，师傅终于如愿以偿！把绝技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父亲，因此，父亲也就成了方圆百里唯一一个会做勒勒车的木匠。
解放前，农村牧区没有胶轮车，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勒勒车，而父亲正是这种车的制作者。他的手艺堪称一绝，他制造的车没有“掉瓦”，更不要担心“断轴”。记得我们小时候，当蒙古族朋友一个人赶着十几头牛来买车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又有香喷喷的奶豆腐吃了，虽然语言不通，但从蒙古族朋友竖起的大拇指中看出是对父亲精湛手艺的肯定。走时，蒙古朋友赶着十几辆勒勒车排成一条长龙。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场景经常在我家门前出现，那晃动的油瓶（车轴的润滑油）多年来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木制的车辆上的盖瓦钉碾压石头的声音至今回想在耳边，那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
解放后，人民公社各生产队的大胶车取代了勒勒车，父亲就开始做大马车的车棚（蓬）。那些年，父亲的干活日程被排得满满的，正月初六被人接走，腊月时节，父亲才走在归乡路上，一般都是腊月二十八才到家。那时每天只有3元的工资，但是使周围几个旗县的生产队及时用上了马车，支援了当地农业生产。
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任何行业都有兴衰，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大胶车已英雄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小胶车。父亲改变思路，学习日常生活用具的制作，什么桌椅橱柜、建筑门窗，每学一样总是技高一筹。这是对徐家“传艺养家”祖训的传承，正所谓“有艺在身，强于袖里存金”。在他的带领下，徐家及亲属从事木匠手艺的人很多，家境殷实，富甲一方，这是传承的力量！
护 众
古人云“好人护三村”，父亲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时，徐家的事都找他，亲戚朋友有事也来求他帮助，周围邻村的也来找他。这些事中繁杂的很，有断粮的、有缺钱的、有建房缺木头、缺玻璃的、有娶媳妇缺少布票和棉花票的、还有保媒的、解决纠纷的……他总是有求必应，抽时间解决，若是白天没有时间，就下班后解决。试想，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就搞定的事情，当时徒步得走多少路啊！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买东西都要“票”的年代，是多难的一件事呀！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九，一家人等着父亲回来吃猪骨头，可是等到晚上才回来，给本村老张家解决纠纷，连中午饭都没吃呢。那时他不是村干部，管得比现在的村干部还多呢。
记得父亲有一次上集，半路上发现有人点柴烤火，走到面前才看清是邻村的小伙子，冻得直打哆嗦，得知因为家里穷才穿得单薄。父亲不由分说，立即脱下一件夹袄，送给并让小伙子穿上。过了近四十年，我见到了当年的小伙子，已是半大老头的他还清晰记得这件事，一件夹袄，犹如雪中送炭，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还有一次，一个邻村的人来找父亲，说他的母亲病重，要打一口棺材，为啥没请我们村的木匠呢，不怕你笑话，别说工钱，连饭都管不起！父亲知道他们家确实穷，曾经别人给他一块西瓜，他都没有舍得吃，把西瓜拿回家给母亲吃。父亲欣然答应：“就凭你的孝道，工钱免了，早晚在家里吃！”连油漆都是父亲从自家里拿的！
同村的李焕祥、李焕章、李清瑞、徐久居四人，他们最大的十四岁，由于家庭变故都成了孤儿，冬天不是没有鞋就是没有衣服穿，更不用说吃的了，有个甚至在冬天烤火时把肚皮都烤坏。父亲就找他们的亲戚，不知找了多少次，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才把他们安顿好，解决了吃饭问题，然后帮助联系工作，最后找人给他们娶媳妇，别说钱、布，就是结婚前下大礼的米面肉都是我们家出的。他们几家现在儿孙满堂，生活富裕，应该感谢在天的父亲！
父亲的护众是出了名的，如果有谁敢欺负亲朋好友及左邻右舍，他会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而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金钱胜过亲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和父亲的做法天壤之别！
冤 案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和全国很多无辜人一样，没有逃过那场“厄运”。
1968年11月的一天，父亲被村和小队的干部及几个造反派的人五花大绑抓了回来，这一阵势着实把母亲和我吓坏了！革委会的人说，父亲被别人举报是“反革命”，马上拿行李，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父亲对母亲和我说：“别听他们胡说，没有的事，我过几天就回来的！”就这样，父亲被押走了，关进村里的土窑洞。接下来就是多次提审，父亲始终没招，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
所谓监狱，实则就是土窑洞，依靠村委会房后的土崖挖成的窑洞。原来只有两个干的窑洞，由于“犯人”多，又新打了窑洞。每个窑洞住20人左右。窑洞的地上铺着干草，门上钉着板子，只留一条小缝隙通风，十几个人呼吸的空气混合着小便的气味，可以想象环境的恶劣。犹如井底之蛙，只看到一线天空，一关就是三个多月。父亲被关后，全家人都心急如焚，但是在那个年代，能找谁说理呢？有一次母亲让我去给父亲送饭，母亲把热腾腾的饺子装进饭盒，外面再包上毛巾，放到书包里，我就跑着去了。四里山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到地方再经过严格的检查，送到父亲嘴里的饺子已经凉透了。看到父亲满脸的胡须、消瘦的脸庞，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对于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来说，大哭一场也许是爱父亲的最好表达！父亲从窑洞门板的缝隙中伸出手，抚摸着我的头，又摸摸我的手说：“回去吧，告诉你妈，我很好，几天就回去了！”这一年的春节，当别人家张灯结彩欢度春节时，我们家连灯都没点，也没有放鞭炮，更没有吃饺子……
过年后，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在村委会的监狱（土窑洞）里108天，当时一起被关的有叔叔等100余人，而被关原因竟是父亲和叔叔在毛山东乡政府所在地干活时和天主教的教信徒接触过，所以被定罪名为“圣母军”。更有甚者，把父亲称为《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当时，一个大队或小队就可以随便抓人，不用逮捕证，更不需要证据！一个村革命委员会就可以设监狱，还可以审讯所谓的“犯人”。现在想起来，都是极其荒谬、可笑的事情。
父亲由于这次沉重的打击和长期潮湿的环境，落下精神方面和气管炎的毛病，后来不能劳动，整天趴在炕上，扶着枕头，艰难得喘着气，七十岁便离开了我们。
遗 憾
人生都有遗憾。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学读书。那时由于家里穷，没有进过学堂，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习汉字，识字量相当于高中毕业生。据说他老人家白天看戏，把戏中台词一字不落地记下来，到晚上看戏本，一一对照记字。就这样一个、两个…..常用的汉字便认识了，不但能读书看报，后来连好多成语都能解释出来，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文化大革命被关押期间，每个人被强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背下《愚公移山》等老三篇，几百人中，父亲背得最快，而且还能说出在哪章哪节哪页，此乃过目成诵之才。没上学这一憾事父亲已无法弥补，他就鼓励后代多读书，儿子一代读到初中、高中，孙子孙女读到大学、硕士、博士，这也许是对父亲这一憾事的一种补偿吧！现在徐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清明或其他节日上坟祭祖时，总要把后代的学业告诉给九泉之下的亲人，“家祭无忘告乃翁”，长辈如果能听到的话，一定会高兴的！
父亲的另一憾事就是没有到祖国首都北京看一看，他想瞻仰一下毛泽东主席的遗容，因为毛主席领导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他还想了解北京的文化底蕴，看看故宫、长城……父亲年轻时把精力放在事业上，那时进京难把他拒之门外，等到老年时，农村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儿子在外求学、工作，他又推迟了行程。等孩子们要满足他时，一场意外的大病令他没能如愿，就这样阴差阳错始终没能成行，这一憾事让儿孙们至今后悔不已。
父亲的第三个憾事是这辈子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出生后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是中国共产党让他这一代人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又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所以他想加入组织，为党做点事情。前些年，他忙于挣钱（用他的话说为人民币服务），感觉自己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所以没有申请；后来自己老了，不能更好地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不能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路了，所以就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中的一员，这一憾事也未能如愿。但是，两个儿子都是党员，孙子这辈有多名党员，也许是对老人家心愿的了结吧！
孝 道
父亲的孝顺是在当地出了名的！
家族中，因为我们是长支，所以父亲年纪大而辈分小，有的弟弟和妹妹比自己的孙女都小。不论对哪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他都是关怀备至，特别是当这些小孩子们打架时，他老人家总是偏向弟弟妹妹，这使得这些“小长辈们”不好意思。
在家如此，在村子中，见到左邻右舍的长辈，父亲很远的就打招呼，长时间没见面的就席地而坐，亲切交谈。父亲的话语深入浅出、浅显易懂，总能把国家政策和社会主义优越性传到村民的心里。
中国有个传统，就是人死后入土为安，死后土不能压脸。一次，父亲在家干木工活，来了一位邻村的人，见到父亲就磕头。父亲把他拉起来，问明情况后得知，他母亲去世，没有棺材。父亲二话没说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口红堂三节柜腾出来，把中间隔板去掉，让他拉回去把母亲入殓埋葬了，分文未取。
年少时的贫穷在父亲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成年后，他用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换来丰厚的回报。父亲着实赚了一把，为了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父亲不惜花重金到辽宁锦州买几吨纸，聘请七个扎匠干了几个月制作成一处阴宅，在奶奶三周年忌日时焚烧了。这在讲究文明祭祀的现在看来是一种浪费，当时则轰动几个乡镇。可鉴父亲当时的孝心！
致 富
父亲一直在致富的路上奔跑着。
最初，他找生产队队长要承包荒山栽树，队长觉得这是好事，就答应让他去北山栽树。他找人挖坑，到外地买来杏树种子，正要大展宏图时，有人把他举报了，原因是在集体的土地上栽私人的树！那时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奈全部归公。
种树不让，父亲就想着养鸡。他出去考察，在后泉子沟选址，动工建造鸡舍。这次养土鸡，那里是个孤岛，可以放鸡，早上撒出去，晚上收回来。那里草好，有好多虫子，食物有了，沟里有山泉，水解决了，于是就进来第一批雏鸡，养了只有两个月，公社书记就找上门来，在一九六几年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种菜去卖都不行，何况养鸡了！于是鸡被政府没收，鸡场拆除，发鸡财的梦破灭了。
鸡养不成，父亲还是重操旧业干起木工活。干着干着，他发现了商机，现在农村人口加速增长，需要建大量房子，何不组建一个施工队，既有土工、又有木工、又有铁匠的队伍，一条龙服务，准保挣钱。这次父亲吸取前两次的经验教训，先找乡政府汇报，乡党委李书记听完他的想法后说：“你回去听信，我们班子开会商量商量。”最终的答复是：你的想法是好的，个人不能办，以乡里的名义开个综合厂，你任木工组组长。就这样，父亲在那里服务了几年，每月拿着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人生暨命运，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真正的改革开放时，父亲已步入花甲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如果他老人家还年轻，他会创造无数的辉煌！
他没有上学读书，但他话语逻辑性强，有过目成诵之才；他继承徐家的祖传木匠手艺，且把它发挥到极致，不论是勒勒车、使用家具还是房屋建筑；他爱憎分明，对自家及亲朋倍加照顾，帮助年幼单亲的孩子娶妻、成家、立业，憎恨不务正业、偷奸取巧、游手好闲的人；他传承优良家风，教育子女先做人、后做事；他能言善辩，解决邻里纠纷无数，把很多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是孝子，孝敬父母、孝敬长辈，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花光所有积蓄买来几吨彩纸，烧周年时祭祀焚烧。他是改革的先行者，养鸡、种杏树、栽杨树、开木工厂，虽然当时政策禁止，但有超前意识，值得后人借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村在全乡农村中第一个都住上大瓦房。
他就是我的父亲——徐久海。
父亲是个平凡的人，和亿万劳动人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赡养老人，抚育后代。父亲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虽然没有留下家产，更没有金银财宝、古玩字画，但他把徐家木工手艺传承且发展了，最重要的是把徐家优良的家风传承下来！这是千金难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