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要在三明建市历史上列出三位最被市民们念叨的行政长官，第一位无疑是建市元老张维兹，第二位是提倡精神文明的袁启彤，第三位便是建设公仆余震岳。
1959年1月2日凌晨二时许，三钢元旦出钢结束福建省“手无寸钢”历史的最关健时刻，第一炉钢水在运作时突然出现险情，厂领导十分着急，喊道：“余震岳，赶快采取措施！”就在现场的余震岳为了排除险情，冒着高温奋力从铁梯攀到转炉炉顶……这就是余震岳在三明建设史上的闪亮登场。
江苏老家与南下服务团
余震岳先生，原名余国梁，1931年10月出生于江苏太仓县沙溪镇外婆家里。他的祖籍是江苏省无锡县，老家在北门外前洲镇浮舟村的田都里。祖上世代务农。他父亲余洪宝青年时到太仓县昆太电话公司当学徒，后来成了电话机匠。他出生时家境还可以，靠父亲的工资维持一家的生活。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他父亲随公司经理赵贡三在转移途中，被日寇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舅父周永平等16人。因此，余震岳是在国破家亡的双重苦难中度过他辛酸童年的。
在读小学六年级时，他沉默寡言，埋头读书，由于学习成绩好，级任朱老师在成绩报告单上曾批语：“该学生成绩优异，诚一佼佼者……”教历史的潘梦麟老师也十分夸奖他。他领到了奖学金，下学期被选为级长。1943年夏，他小学毕业时，学校送给他一张小卡片，上面印了“卜他日之鹏飞”。对于所有的苦难少年来说，老师和学校的赏识与关爱，都是他日鹏飞的跑道，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余震岳只是用他的人生经历又提供了一例。
随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仅差半年没能在昆山县立初级中学毕业，从此失学失业二年半。此间，他在沙溪联络并组织起一批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以他为主结成了溪星文艺月刊社，以文会友，发泄对旧社会的不满。他自己刻制了“溪星社”印章，讨论制订了简章，他取名余震岳，既当编辑又做具体工作，先后发展四十多人，由社员自己写稿，靠社员每月交的纸张费，由他和浦中一两人刻蜡纸和油印，装订成册后分发给社员。《溪星》杂志共出6期(第5、6期为合刊)，在办刊期间，他受到昆山地下党员张震(又名张学明)的影响。当《溪星》出到第4期以后，他离开沙溪去了上海，《溪星》也就停刊了。
1948年7月，他正式改名余震岳进了上海一亚电工实验室，在社会上找到了一个立锥之地。实验室实际是个微型工厂，坐落在北四川路底多伦路燕山别墅29号的住宅里。一楼是饭厅和厨房，晚上是他们几个学徒地板当床睡觉的地方，二楼是资方杨方朱先生一家人的卧室，三楼的亭子间就是工场，生产纸质电容器、半导体氧化铜整流器和小型高温电炉，连杨先生在内，一共才七个人。杨方朱早年曾参加地下党组织，由于在泉州参与领导“反饥饿抢米暴动”，遭国民党政府抓捕而逃到了上海。杨的妹夫是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的副司令。有了“保护伞”，杨一面在上海招商局当工程师，一面在家里办了小工厂。杨经常通过收听新华社广播向他们灌输一些革命道理，并曾先后掩护从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逃出来的同志安全转去苏北。杨与他们同吃同劳动，还鼓励他们业余时间去补习英文。余震岳当时月薪才银元一元，为了节省几个钱，舍不得坐电车，每晚坚持从北四川路底步行到南京路上的夜校去补习英语。年青的他，摆脱了失学失业的痛苦，心想的是学好本领，将来可以出人头地！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在解放前夕疏散到太仓县城姑父处的他兴奋极了，迫不及待地赶回上海。杨方朱先生这时十分忙碌，在解放前夕主动承担了里弄的纠察工作，上海解放才几天，他又忙于与华东局联络。6月初，杨先生找他们商量，由于上海才解放，经济尚待恢复，他们实验室生产的产品一时不会有销路，他已联系上了华东局工作的同志，决定参加华东军区南下服务团南下福建，他们可以一同南下，也可以解散回乡。年青的他们心向革命，除了倪德山想回海门县老家外，其他五人(周兆璋、凌云、张仲华、杜维森和余)都一致同意南下。他当时想：投身革命到福建去，二、三年后经济恢复了可以再回来搞生产。杨先生为他们报了名，给每人发了三元银元。他写信告诉母亲，向她告别。为了安排好杨先生家属子女的生活，他们在报到前赶制了一批氧化铜整流器，作为她们今后的生活来源。
6月15日，他们一行六人由上海科普协会介绍到大同大学附中去报到，被编在第二中队的一个小组里。6月17日，华东军区南下服务团成立大会在大同附中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第一批团员共三百六十多人，除了他们六人来自工厂，几乎都是各大学、中学党组织推荐参加南下的学生。由于形勢发展很快，急需大量干部南下组建政权，上海市学联召开动员大会动员青年南下干革命，报名十分踊跃，核准参加南下服务团的达二千多人，集中在复旦和沪江大学。他们在30日也从大同附中迁至沪江大学重新编队，他被编在建瓯大队二中队三分队九小组，发了八一帽徽和新军装，胸章上写的是“华东随军服务团”，他的胸章编号是1581号。
1949年10月，赴闽后的余震岳被组织分配到晋江城关区总工会，先后担任过工作队员、县店员工会主席、总工会组织部干事。1951年3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1年9月至1958年6月间，他先后在泉州市纪检委和晋江地委纪检委担任干事和办公室副主任。
在三钢的日子里
1958年，福建省委为了改变省境内“手无寸钢”的状况，在三明市创建新兴的工业基地。该年7月，余震岳奉调到三明钢铁厂，最初是担任动力车间副主任，厂部元旦出钢指挥部成员，负责1959年元旦出钢的水、电、风等动力保障。10月8日，他从上海回到三明。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省建一公司三处的第三工程队，两班倒砌筑45米高的热风炉烟囱，二个月的工期只用了108个小时，质量很好。水泵房厂房，原计划五十天建成，结果只用了八天。炼钢车间正在緊张安装转炉，为了确保生产用水，市水厂用松木箍成直径900毫米的木管，用元钢做成的钢筋箍住，代替水泥管，从铁路边一直接到三钢的水泵房蓄水池。为了安全供电，除了由热电厂用木杆架设连接线到三钢厂区边上的方形木杆塔，还从省里调来了列车发电站，外部力量都在为三钢的元旦出钢出力，他们厂内更是要千方百计知难而进，为元旦出钢，改变福建“手无寸钢”的历史而忘我工作
因时间紧，材料缺，人员少，他把主攻方向定在供水上，由本钢调来的老电工温墨林带几个人负责架设从方形木塔到炼钢车间和水泵房的供电线路。他和本钢调来的供水老工人夏宝忱、郝书策、安义堂等六人负责安装水泵和铺设从水泵房到炼钢车间的临时管路。那时，材料又供不上，没有水管弯头，他们就自己加工，缺少安装材料，他们设法找代用品。他们扛钢管、抬水泵、用板车运材料，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吃在工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连续苦干了十多天，终于在十ー月底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厂部的好评。
1958年12月30日，三钢元旦出钢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全厂沉浸在期昐和紧张的气氛中。31日，给炼钢车间供电的列车电站有故障，电送不过来，炼钢车间的化铁炉鼓风机无法启动，没有铁水也就无法炼钢，直到元旦那天，供电正常了，余震岳再次检査了水、电、风等动力保障的安全情况。这天深夜，炼钢车间里灯火通明，热浪滚滚，各个工段都在紧张有序地做着准备工作。不少来宾在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车间现场，他那时对来了哪些来宾并不在意，满脑子想的是要确保炼钢的供电、供水和供气不出问题。次日凌晨二时许，通红的铁水从化铁炉里流入铁水包，由行车吊起铁水包把铁水倒进转炉，倾时，火焰騰起，转炉吹炼的轰鸣声振荡着每个人的心。才吹炼了十几分钟。突然，转炉炉顶的防火焰喷燃屋顶的水箱，由于是非标设备，所用钢板太薄，经不起高温烧烤，钢板在不停地鼓动，情况十分危急。万一水箱爆裂，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福建省的第一炉钢水，许多来宾都在现场观看，面对险情，厂领导也十分着急，不知道是哪位领导喊道：“余震岳，赶快采取措施！”
就在现场的余震岳知道，为了排除险情，只有设法攀到炉顶，关闭水箱的进水阀门，打开放空阀门。他就迅速从别人身上抓了一件带有帽子的短雨衣穿在身上，从铁梯攀到转炉炉顶，去及时排除险情。他踩在水箱的钢梁上，冒着高温和脚下转炉喷出的钢花，一只手抓住钢梁，固定住身体，另一只手使劲关了阀门，并打开了放空阀，在处理完毕后，他从梯上下来，着实松了一口气，也有些后怕。虽然后来水箱烧毁了，但避免了一起恶性事故的发生，保证了第一炉钢水的顺利吹炼。当耀眼的钢水在午夜里浇注入钢锭模时，钢花飞溅，大家都在欢呼，他也由衷地感到欣慰。事后，厂领导和同志们都赞许他的行动。
元旦出钢后，厂部要求动力车间再接再厉，为1号高炉国庆出铁做准备。为了保证在国庆节出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连续三天三夜坚持奋战在锅炉旁和汽机房中，马不下鞍，身不卸甲。他还自制了测量汽机振动的振动表，并提出了改进锅炉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上海锅炉厂的赞许和采纳。
1959年9月15日，1号高炉按计划开始烘炉，按操作规程，汽轮鼓风机需空转72小时正常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因急于在国庆节出铁，省冶金厅唐晓光厅长要求缩短空转时间，马鸣琴厂长遂决定空转24小时，于是10月1日上午8时40分，1号高炉点火送风，下午6时左右，鼓风机突发事故，停止送风，那时估计在高炉炉缸里已有铁水一吨左右，如果冻结在炉缸里，那就麻烦了。厂领导决定高炉保温立即采取措施，把转炉炼钢车间的两台鼓风机并联向高炉送风，经过近17小时的抢救，终于在10月6日晚10时50分打开出铁口，流出了铁水，一直到10日才完全排出，但炉膛已严重损坏需要检修。
厂部决定2号高炉在春节出铁，1959年农历除夕，高炉准备投料，汽轮鼓风机试运转，鼓风机又出现了间题，经检査是叶轮的平衡块脱落，怀疑连接轴也有问题，这故障在三明没法解决，汽轮鼓风机急待修复，他是分管生产的动力车间副主任，经与汽轮机厂派来的瞿师傅研究，决定立即带着短轴赶去上海，时值除夕，他来不及回家取衣物，和瞿师傅二人用麻袋包裹了短轴坐厂里派的吉普车到火车站去赶北上的火车，他顺手借了熟人的一顶皮帽，把节日加餐票托人捎给家里，就跳上汽车直奔火车站。当他们踏进车站时，还没有买票，站台上的铃声已响，列车马上就要启动。他立即找了站长说明情况：“高炉出铁急等修复这个部件，我们必须搭乘这次列车去上海，否则耽误了时间谁也负不起责任。”站长当机立断马上吹哨叫停了已经启动的列车，让他们二人抬着短轴上了列车。在调试好短轴后，初三上午，他们又立即坐上南下的列车赶回三明安装。也就是短短几天，辛苦的奔波换来了设备的安全运行，风机又重新呼啸着住高炉送风了，终于在2月27日，2号高炉练出了第一炉铁。
1961年11月6日，厂党委下通知免了他的厂部技术科科长职务，调任炼铁部主任。因事先已找他谈了话，他10月5日就到炼铁部去熟悉情况进行工作了。炼铁部是三钢的主要生产部门，也是厂里最大的一个基层单位，其他如炼钢、轧钢等均为车间建制，唯独炼铁设部，下辖高炉、烧结、机修和原料场四个车间，在册人员1613人。他和三位副主任相互支持，分工合作，配合得不错，每月生产生铁2700--3000吨。他在炼铁部任职至1962年6月24日高炉停产。高炉停产后转上设备维修保管他也一直坚守岗位，直到调离三钢。
分管小市工业
1963年7月，三明市改为地区成立县级市，余震岳调任三明市计委副主任，市委工交部副部长；1964年，他又升任三明市副市长，并到厦门参加“四清”运动。“四清”结束后返回三明市分管计委、工交和基建。“文革”初期，在担任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期间，指挥修建了城关大桥和中铭、白坂两条公路，还指挥修建了荆西公路大桥，功在当时，造福后人。1971年5月，在三明市党代会上被选为市委常委，后担任生产指挥处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直到1982年调离三明市。
余震岳从三钢调到小市是张维兹在特殊时期储备人才的杰作。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省委的贯彻意见，张维兹首先考虑的还是尽可能保留技术骨干、业务人员和老工人。他到各厂与厂党委研究，制定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方案，指示告诫各厂一定要把技术骨干留下来，以备将来形势好转时派上用场。市委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通知各厂在精简机构，压缩多余劳动力中对富余的领导干部、技术干部不能外流，由市委统一调配。全市压缩劳动力任务完成后，立即从这些厂中调整出一部分干部充实到地、县两级机构。
余震岳在《我心目中的张维兹同志》中曾经写过：1958年从泉州调来三明后，张维兹同志一直是他的老领导。首次认识张维兹同志是1960年，他担任三明钢铁厂技术革新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当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正在全国的工厂企业中蓬勃展开。三明，是一个新兴的重工业城市，作为地委书记的他，亲自抓厂矿的“双革”运动，听汇报、提要求。治金部在鞍钢召开全国技术革新会议，张维兹亲自带队参加。在去鞍钢参加“双革”会议的路上，经过山东济南，余震岳从一些山东的老同志口中，知道了张维兹1949年南下时是先到了苏州任职，后来才从苏州调来福建。并不像其他南下福建的干部那样，是从山西或河北成建制地南下的，没有什么老上下级、老同乡之嫌。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按他自己的说法，人际关系是“人和万事兴”。两人在这次会上初次接触，余震岳十分敬重张维兹的品德，张维兹也赏识余震岳的组织才能，两人都互相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1963年6月，三钢全面停产，余震岳在移交了高炉停产后的设备维护工作以后，就随着厂党委书记牟星伍同志和厂长徐祇福同志，调到新组建的地属三明市工作。张维兹同志是地委第一书记，市人委与地委的办公地点仅一墙之隔。1964年5月，余震岳担任市人委副市长后，与张维兹的接触多了，特别是关于市区的工业布局和城市规划，经常能聆听张的指示。张在三明的城市规划上，一直按照1959年3月拟定的《三明城市总体规划意见》去执行，要把三明建设成像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那样，建成一个新兴的带形工业城市。沙溪河西岸是重工业区，河东的徐碧是重机、特钢和轻工业区，富兴堡也是轻工业区，列东为行政中心和生活区，在河段之间要建几座大桥，连接工业区和生活区，两岸均有大道组成交通网络，江滨辟为公园。我们在工作中也一直按照这一蓝图建设着我们的城市。在城市绿化方面，张维兹敦促选择好的行道树树种，余震岳他们在主干道上就选择了法国梧桐。这种树夏天像伞一样，可以遮阳，冬天落叶又有阳光，像南京市通往中山陵的大道两边的梧桐一样美丽。
在城市工业布局上，张维兹是尽心尽力，而余震岳是再接再厉。1959年夏，叶飞同志陪同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同志来三明视察，张维兹同志在汇报时，抓住机会提出要求，希望上海能支授一批轻纺工业工厂来三明支援建设。当时正是上海支援全国内陆建设的时期，陈丕显同志当即表示可以从上海搬迁一些轻工业厂来三明配套。随后省委正式向华东局写了报告，华东局决定从上海搬迁三星糖果厂、奇美内衣厂、长宁印刷厂、永久制鞋厂、傅振兴五金厂、中国金属制品厂、新兴电机厂和玻璃厂等首批工厂到三明支援工业建设。从1960年到1961年，这些厂先后来到三明落户，为三明市属工业的起步和改变市区的工业布局开创了局面。但轻工业的比重仍不足，用张维兹同志的话来说，仅有牛郎，没有织女不行。张维兹竭力争取省里的支持，又先后从沿海城市陆续迁来了包括塑料、农药、制药、机床、齿轮、工模具、锻冲件等多种门类的工厂，随后又有了上海第二批的迁厂单位，国棉26厂和立丰染织厂。1966年，又从上海迁来了泰昌胶合板厂和永昌五金厂。这样的省内外支援三明和本地的加快发展，使三明市区的工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有了个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这是一个城市的脊梁，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业，才能形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张维兹同志在这方面倾注了心血，为三明人民作出了贡献。因“文化大革命”对张维兹同志的冲击是巨大的，一夜之间他成了三明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被“解放”出来后，又是离开三明去龙岩任职。余震岳则还留在小市的领导岗位上。
余震岳在担任三明市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期间，虽有十年时间处在“文革”中，但他能够兢兢业业，立党为公，千方百计抓人才，引进技术骨干，吸纳大中专毕业生，积极争取外地的工厂迁来三明落户，力争设备的更新改造，增强竞争实力，搞好内外协作配合，提升产质量，努力发展市属工业。对他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后来得到了肯定。2002年8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南下服务团・巻四・综论》一书中，对他作出较高的评价:“在“三钢”担任炼铁部主任的余震岳同志于1963年调入原县级的三明市工作，并于1964年起先后担任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和副书记，直到1982年调离。在这18年间，三明市的工业总产值从112万元增长到1.6亿元。这当然是市委领导和全市人民努力的结果。余震岳也为此克尽职守，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余震岳同志的经历也反映了许多服务团同志对福建工业的创建一一挫折－一再发展一一崛起的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和表现的不懈努力。”
也许是有缘分，余震岳生于江苏省太仓县沙溪镇，他的后半生又与“沙溪”挂上了钩，不过彼“沙溪”不是此“沙溪”，那是地处福建省的沙溪。
1970年5月17日上午，沙溪河水暴涨，城关浮桥断开，由于渡船超载，导致在河中心倾覆，干部群众22人不幸遇难，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修建城关大桥的决心，经上级批准，1970年6月成立工程指挥部，由余震岳担任总指挥。他们自行设计，全民动员，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大桥。1970年10月1日大桥正式开工，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积极参加义务劳动，社队也慷慨捐献木材和毛竹，经过不到二年的奋战，1972年6月，全长306.77米、高18米，桥面宽9米，两边人行道各2米的城关大桥胜利建成，总投资才105万元。在建桥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
1972年7月1日通车典礼那天，余震岳挥动着指挥旗指挥车辆过桥，内心十分兴奋。他感觉到，这是他在三明留下的又一个足迹。在修建大桥的同时，他又肩负起修筑中铭和白坂二条公路的任务，大桥工程指挥部改为“二(路)一(桥)工程指挥部”，仍由他担任总指挥。
行文至此，或许可以这样说，张维兹在1958年为三明这座城市所画的那张蓝图因了“文革”未及实施还大多是在纸上，那些美丽的构想落实到土地上的只是一部分，余震岳接过了接力棒，在扩大工业规模和服务迁明企业上做了很多工作，在建桥修路上补了一些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所以他会被朴实的市民们牢记着。再后面，同为南下服务团的袁启彤书记又提倡和实践了精神文明建设，一座城市所需的配套逐步完成，精神文明和麒麟山、瑞云山两座公园一起成为市民口耳相传的纪念碑。
福建省委、三明地委对于开发沙溪十分重视，于1982年将余震岳调到沙溪规划开发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以后又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经过十年努力，十年奋斗，市里并没有多少资金投入，仅给三个人员的编制，在他的努力下，争取省闽江办、省水电厅和省交通部门的支持，配合水电部华东设计院和南京大学等单位，先后实施了永安到沙溪口河段的勘察测量，完成了《沙溪永安至沙溪口河段水电开发规划》、《航运规划》和《沙溪流域国土规划》。永安以下河段西门、贡川、竹洲、台江、斑竹、沙县、高砂和官蟹等八个梯级电站于1992年9月后先后开发，沙溪流域开发的设想和规划在福建省委和三明市委的领导下，终于成为现实。
十年治河，他与华东设计院真诚合作，结下了深厚友谊。华东院不仅积极做好勘察，测量和规划设计，还主动向有关方面呼吁开发沙溪。上至院长，下至测量队员与他关系都很好，俨如一家。张发华院长称他为兄长，总经济师蒋凤俊也与他称兄道弟，退休后至今仍保持联系。副院长陈正雄退休前特地到三明故地会友，在饭后动情地对他说：“下辈子我还为你打工！”两人激动得都流泪了。他们都是为祖国建设的同一目标携手共进的人。
1992年10月，经过了40余年的革命生涯，余震岳办理了离体手续。离休以后又被聘为三元区政府竹洲水电站顾问。步入老年的余震岳先生，夕阳无限好。他热心集邮，颇有成果，曾担任福建省集邮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三明市集邮协会名誉会长、顾问。《树》和《五星红旗》邮集获省展银奖，《中国桥》等多部邮集获省展铜奖和三等奖。1992年10月和2002年8月，他先后二次被评为全国集邮先进个人。
我和余老有文字之缘。因我年轻时在三标厂呆过，他写的回忆金属厂的文章陪伴了我十几年，我做三标厂的题目时引用了很多他写的资料，出书时特地委托杨庆桢先生送本给他，以表谢意。他看了非常高兴，找杨要了我手机号码，与我有了联系。当年的老领导和“小屁孩”如今成了忘年之交。
他有一首自嘲为打油诗的诗写得很具概括性：
一生正直
两袖清风
三明创业
四海为家
五十治河
六十离休
七十邮龄
八方交友
九秩高寿
十分知足
三明是块多情的土地，市民也都人眼是秤，真假善恶，美丑功过，自会明察，也有评价；或毁或誉，或高或低，自有分晓，并不含糊；这就是市井中的历史，口中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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