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百事哀。中年人要面对的危机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颜值缩水、身体滑坡、事业瓶颈、感情荒漠、亲老子幼、左支右绌、睡眠不足、神经衰弱，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捞也捞不到，逃也逃不掉，往事不堪回首，前路一片茫然……于一片茫然之中，我想到一辈古人——苏东坡。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其文化地位无论是在文化史上，还是他所处的时代，都称得上顶尖拔萃，如众星捧月，风头无两的存在，但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他42岁的当口，一场飞来奇变，却逼得他想要寻死。
这一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按规矩要给皇帝写感恩折子，于是他给神宗上了《湖州谢上表》，按说你写这样的官场文章，简简单单就好了嘛，但苏轼是什么人？大才子嘛！岂肯循规蹈矩草草了事？他于是“文采飞扬”地在表中自嘲：“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些话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多少带点阴阳怪气和指桑骂槐，不是老苏你这是跟谁俩呢？这是跟皇上谢恩的语气吗？当时神宗皇帝正推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因为种种矛盾已于几年前离开了京城，现在变法由神宗亲自主持，朝堂之上主张新法的“新党”与反对新法的“旧党”势成水火，局势波谲云诡。
老苏就是因为不支持新法，所以在八年前（1071年）被贬出了朝廷去当地方官。他先后到过杭州、密州、徐州，如今来到湖州。
他这一路走过来政绩颇多而佳作亦不断。在杭州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在密州时一面豪气干云“老夫聊发少年狂……西北望，射天狼”，一面儿女情长“尘满面，鬓如霜，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出了朝廷的苏轼诗境全开，官虽没有越做越大，名气倒是越来越响。
但名气越来越响，也让苏轼的脾气变得越来越“随性”了，于是他的这封《湖州谢上表》出了大问题！
什么叫“愚不适时，难以追陪先进”？这是在讽刺变法是糊涂冒进吗？什么叫“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是暗指谁在生事？又暗指谁在害民？于是这些话果然被人利用，再加上其他憎恨苏东坡的人搜罗的各种“有问题”的文字，最后倒苏派拿出份份弹章，说苏东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一时间朝堂遍是倒苏之声。
不论其他文字，单从这封上表来看，苏轼的整体状态完全不像一个二十岁中进士，宦海沉浮多年，如今誉满文坛的成熟大臣，倒像是个欲求不满，满腹牢骚怪话的中年文学愤青。你说你不赞成新法就不赞成好了，在朝在野不赞成的人很多，干嘛搁那炫耀才华，摆弄文字，搞种种阴阳怪气，仿佛是别有用心一样，非要授人以柄呢？
如果别人乱写，也就罢了，但苏轼是什么人？他的任何一篇文字都是用震古烁金的书法写出来，受天下人追捧，每个字都要流传后世的呀，这还得了？于是宵小作祟，神宗震怒，在这年七月，也就是老苏在湖州上任三个月后，御史台抓他的人来了。
大祸临头的苏轼露出了文人胆小懦弱的一面，他躲在后衙不敢出来，最后却也不得不狼狈地出来，套上官服，让人捆绑着一路游街示众，押送到江边。书云：“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里这样写道：“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
其时这里需要说明，看守严密固然是一个原因，因为对于罗织这场罪名的那群人来说，好戏还没有开场呢，各种刑具在等待着老苏，不让你这位天子骄子尝尝死去活来加身败名裂的滋味，我们怎么够爽呢？怎么能这么便宜你呢？所以有时候解救我们的，未必尽是朋友，也有敌人。
余秋雨先生将构陷苏东坡那群人的心理归结为羡慕嫉妒恨，我觉得挺有道理。同样是文化人，凭什么你苏东坡的诗、词、书、画、文样样拔尖？大家都是凡人，就你要成仙，那怎么可以呢？想着法子也要把你拉下来，然后踩在脚下。
跳江不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东坡也的确死志不坚，毕竟名高天下，文重当时，又正当壮年，就这么两眼一闭，“扑通”一声，不明不白投江死了，任谁也不能心甘。
所以苏东坡想过跳江，可能也尝试过跳江，但并没有跳或没有跳成功，如果他成功了，那便没有了他后半生的那些佳作，没有了《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挺不过这一个至暗的时期，便没有了我们认识的那个苏东坡。
我认为，苏东坡没有选择死，其根源在于他即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更是一个不断追梦的中年文青，这是他区别于普通文臣的地方。
他的突围，不是突破官场桎梏和小人围攻的包围圈，而是束缚他思想和灵魂的那障目一叶。
苏东坡在牢狱里遭受的拷打和侮辱，使关在隔壁牢房的另一个犯官都看不下去了，写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严刑拷打对肉体上的折磨，加上诟辱通宵逼其承认”妄自尊大”、“衔怨怀怒”等罪名时精神上的折磨，如同命运的砺石，在摧残苏轼的同时，更淬炼着苏轼，在这样的环境存活了下来，大抵自杀是永远都不会的了，而一个像苏轼这样的人，在被摧残到千疮百孔后如果还能够不死，则多半是要大彻大悟的了。
谁也没想到，最后在营救苏轼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两个人竟然是“新派”的变法领袖王安石和章惇，这再次讽刺地证明，有时候关键时候帮助你的未必一定是朋友，也有可能是你曾经认为的“敌人”。最后由于太后和王安石等一批人在求情，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被贬往黄州。
1082年，苏轼寓居黄州定慧院，在此他写下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他此时带罪之身，官署没得住，只能在外借住，亲朋好友多无音讯，往日繁华归于落寞，他的苦除了生活困顿之外，还有无边的寂寞，而寂寞到底，却仍然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他这中年文青的脾气，其实还在。
什么叫中年文青的脾气呢？其实就是三个字——不合群！什么叫不合群？拣尽寒枝不肯栖，就是不合群。那什么叫合群呢？写一些歌颂圣主和新法的文字，你不就立刻“合群”了么？或者退而求其次，保持沉默吧，也算“半合群”，但苏轼没有。他虽然没有，却也学聪明了，惹来嫌疑的文字他也是不会写的了，这就叫成熟。君子不反复横跳，可也不能主动立于危墙之下。
但此时的他，已经想得很开了，由青年人的豪情万丈，转为中年人的旷达深邃。仍然是这一年，他还有一首一唱三叹的名作《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好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好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马未都先生说这首词，既有儒家入世的见招拆招，又有道家避世的和光同尘，更有佛家出世的我行我素。我觉得评价得不能再好。风雨如何？晴又如何？我总是任平生罢了。这一首词，非到中年不能写，亦非到中年不能读，非到看透后不能写，更非到经历过不能读，这就是既有风雨也有晴的中年，这就是哀乐中年。
中年人的苦，是必须接受不再年轻的事实后，再心甘情愿担起养老育幼的责任，是在应付着职业与家庭双重琐碎的同时，仍然保有事业上的进取之心，是在逐渐走向衰老佝偻之际，挺直身体与心理上的两根脊梁。
所以说做一个中年文青，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在面对种种不堪的时候，我们还有文学，这是我们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我们聊以自娱和自强的宝藏。
中年的苏东坡，毕竟还是做到了。环境越是艰苦，他越是佳作频出，一切对天地对人生对世道的领悟，都流溢在笔端，呼之欲出。他如果做不到，便不会有大江东去的乱石穿云惊涛裂岸，更不会有前后《赤壁赋》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他挺直了脊梁，也抚平了心态，以更健全的姿态，站在人生一个新的制高点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年文青的成功。
中年之后，尝尽悲欢冷暖的苏东坡变了吗？我觉得变了又没变。要说看待天地万物的方式和维度，他肯定变了，在元丰七年（1084年），他终于离开黄州调往汝州，在路过江西时，他写下了我们可能最为熟悉的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何为不识庐山真面目？诗人不识的又何止是庐山？在乌台诗案之前，他眼中的官场和文坛是一番怎样的面目？如今又是怎样一番面目？
身在山中，自然看不清楚，身在宦海，自然搞不明白，但放逐的生涯擦亮了苏东坡的“慧眼”，让他可以看得更真、更透、更全面。他意识到前半生写诗作文，都在寻求着社会轰动，亦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热度”，他已经意识到前半生追求热度的过程，其实是在炫耀自己的无知，其实自己压根就“不识庐山真面目”！我觉得单从这一点来说，苏东坡的突围与嬗变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说苏东坡没有变，是因为他骨子里那中年文学愤青的一肚子不合时宜仍然没变。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同年，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数月后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而这时，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老苏终究是没有变，在关键的考验面前，还是露出了那副文学愤青的脾性，但这也正是一个纯粹文化人的本色与风骨，既不趋炎附势，更不随波逐流，到最后只有自认倒霉。而这，正是我们可爱的苏东坡，他的性格注定了他在官场的失败，但正是他在官场的失败成就了他达成人生赢家。什么是文人本色？就是既不偏执，也不愚忠，只认真理，只认公理，不认其他。
历史是何其的戏剧性，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新党再度执政。次年苏轼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三年后的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此时的苏东坡已由中年旷达进化为了老年通透，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苏东坡这一生如何评价？我觉得两个字——传奇！
读完了苏轼，实在是令人豁然开朗。在茫然的中年岁月，我作为一个资深又不合格的文学中年，反而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化带来的深层濡养。
在四十五岁这一年，苏东坡来到黄州，开始了他在思想上的突围，而在相同的年纪，我重新加入文学社团，开始一段新的学习与创作旅程。把苏学士与我放在一起说，这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文青也好，“文中”也罢，无论是对于古圣先贤，还是当下我们这些平凡人来说，我们突围的方式是相同的，就是文学。
文学，尤其是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个桃花源般的存在，我辈于此并非为避世，而是寻求一个思想的安居之所与灵魂的归属家园。
人到中年后不免变得营营役役，面目灰败，而对于喜欢文学的人来说，文学是我们拒绝平庸并且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再去追求那种简单的快乐，生活的重压与积年的创痛使我们很难再更正快乐起来，但文学、艺术还有其他高雅的快乐，我们却比年轻人感悟与获取得更纯粹一些。我常对年轻同事说：“我的快乐，你们想像不到。”正如金秋远不及春夏的鲜妍，却有其独特的静美一样。
苏东坡不曾跳江，但他如果在中年挫折中沉沦，或在历经磨难后“世故”，那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也等同于跳江一样。当下的“文中”们如果放弃了文学梦想，或者丧失了“文人本色”而选择“躺平”，其实也很像另一种方式的“跳江”。
我们亦要从无处不在的中年危机与身心尘网中“突围”，褪去曾经的浮躁与张狂，同时也拒绝油腻和颓丧，向着心中那片永远的桃花源间奔去，以笔为马，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乘风踏浪！
